讀書20年讀到博士學位,為什麼我要離開學術界?在職場上還可以讀書20年讀到博士學位,為什麼我要離開學術界?在職場上還可以讀書20年讀到博士學位,為什麼我要離開學術界?在職場上還可以

作為留學歸國的博士,我認為並不需要驕傲於自己拿到了什麼樣的學位,但是我覺得可以很驕傲的說,自己比起出國前的自己還要更勇敢了。
讀書20年讀到博士學位,為什麼我要離開學術界?在職場上還可以做什麼? -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https://bit.ly/3OMPKKA
根據《科技人才與研究成果服務平台》的報告指出,我國具有博士學位的人不論年齡,大約有6萬5千人,其中4萬8千為男性,1萬7千為女性,而近幾年,博士從事「教育服務業」的人正在微幅的減小當中。在少子化以及許多大學退場的衝擊之下,教職可遇不可求,也讓更多的博士流入到產業界或學校以外的研究機構中。
而我拿到博士學位之後,也不是先從「博士後研究員」開始做起,而是跳脫學術界,到產業界去挑戰看看。
為什麼離開學術界?
我在日本快要畢業的時候,在台灣的指導教授其實有問過我未來的進路,想問我有沒有興趣回台灣找教職。當時我的想法是我想回台灣,但是關於找教職或是待在學術界,或許是身心俱疲的關係,因此並沒有非常吸引我。
當時擔憂的是,如果從博士後研究員開始做起,有點看不清楚自己的未來的感覺,由於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順利的存到錢,也不知道能不能獲得穩定的工作,所以對於直接走入學術界,帶有非常多的憂心。博士後研究員的薪水來源,可能是因著某個國科會計畫而來,以及博士後研究員並非具有保障的長期職位,勞務契約是短期的,難免令人心生畏懼。
再者,從工作的實際內容來看,鑽研博士研究的過程,是一個非常聚焦的過程,關於我博士研究所碰到的程式、數學、實驗,我都非常熟悉,而且還會針對這個非常小範圍的題材有非常全面性又嚴謹的掌握。但是這樣專注於一個狹小議題的感覺,雖然花很長的時間研究一個議題也有其意義和有趣之處,不過我還是希望能跳脫出來,想要看看寬廣一點的世界。
工作時感受到的自由感
或許這麼說有點奇怪,但是因為先前做博士研究實在是太聚焦了,所以現在進入職場,反而覺得有一種變寬廣的自由感。目前進入的職場,也跟蠻多博士的選擇一樣,屬於製造業。(雖然整體而言,待在產業界的博士還是沒有那麼多。)
即使只是閱讀生產線有關的原理資料,也有一種鬆了一口氣的感覺,之所以能念到博士,對於看資料、讀書這些事情並不排斥,若是沒有需要絞盡腦汁的內容,多讀多看其實也感覺還算蠻愉快自由。
圖片來源:科技人才研究成果服務平台
念博士班也是有訓練到很多職場上會用到的技能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念博士班相當於在學校當學生,沒有社會經驗,因此就算博士畢業了,也仍然被產業認為是沒有社會經驗的新鮮人。如果對於年紀比較大的博士而言,這樣的處境會變得非常吃虧。
但是,畢竟念博士的人少,並不知道在博士班裡面發生了什麼事,其實念個博士,完全也是會遇到很多職場上會遇到的事情,其實並不算完全一張白紙。
1. 可以在短時間內修改資料、做報表、做簡報
做研究的過程中,三天兩頭就必須要向指導教授報告研究進度,如果遇到要參加研討會的時候,又要常常趕工趕數據,受到指導教授及同儕的各種指點批評之後,還要再馬上修改分析方法,修改簡報,修改論文的文字等等。這些事情常常必須在一個星期以內,甚至一兩天內快速應對。而且到時候簡報時上台的也是博士生自己,遇到國際場合,還得切換成英語模式,而我在日本,我還可以隨時切換成日語模式,這些做報告、分析、演講的技巧,在博士班受到了相當多的訓練。
而自學能力也會變得很不錯,畢竟為了解決研究上的問題,很多事情還是得靠自己研究。
2. 非常有耐心,也很會跟後輩和長官溝通
博士生夾於碩士生和指導教授之間,而且博士生跟指導教授甚至常常具有緊張關係,畢竟博士生畢業之後,若繼續留在學術界,就會變成指導教授的同儕,甚至可能會演變成相互競爭的關係,所以博士生和指導教授之間,可說是相當微妙。博士生由於鑽研同一個議題多年,對於那個小領域,可能比指導教授還熟悉,要如何維持指導教授的尊嚴,維持良好的合作與指導關係,可說是相當重要
若是指導教授在大學任教已經有許多年,多少還是會有點官威,長官還是會有想要當長官的心理需求,我的感覺是並不一定要在念博士的時候就要用學術來跟指導教授一較高下,偶爾出一點錯、丟一些球讓指導教授可以「指導、出意見」,其實會讓整個研究過程順暢很多。
另外,文章投稿的過程是一個非常需要耐心的過程,每個小細節都是學問,都有深水,包含文章要有哪些作者,要投稿哪一本期刊,投稿之後要等待很長的一段時間等編輯找reviewer來審查。而reviewer基於匿名審查,通常也不知道他們是誰,但是他們可能有好幾個人,而且給了相當多的意見,有些意見可能會非常棘手,最後順著他們的意見改完文章之後,也許文章會變成出乎自己意料的樣子。
這兩點是我目前深切感受到職場上很實用,但是也許有些人不知道有phd的人在博士班就會經歷的。要把博士念畢業,就得做很多報告,跑很多分析,一直修改,一改再改,所以相對的也會養成很嚴謹、很有耐心的做事態度。
博士學位是一個底氣,但仍然潛心學習
有一個博士學位,自己心裡多多少少會有一點驕傲,這很自然,不過,進入職場之後,其實還是要收起這個心態,當作自己只是一張白紙,虛心求教,認真學習。我也很感謝目前身邊的同事只有在一開始知道我有博士學位之後,後續就像是沒這回事一樣的普通對待。很高興身旁沒有同事拿這個做文章,也沒有特別因為有個博士學位而在出錯或是提問時被嘲諷,還是蠻高興能有一個友善的職場。
另外,我還發現了一個我在國外練習出來的習慣,那就是我覺得我變得比較習慣去聽別人說話的意圖,而不是只有聽說話內容本身。畢竟人在國外的時候,往往還是會有不理解的文化潛規則,如果只有聽說話的文字內容,並不一定真的能達到良好的溝通,更不要說因為語言的隔閡,如果太拘泥於一定要聽得懂對方說的每一個字,那麼將很難達到有效的溝通。
有些人說話喜歡繞圈子,有些人比較不擅長表達說話可能沒有結構性,又或者有些人因為受到情緒影響,說話太興奮或太憤怒,如果只是執著在說話的文字內容,那麼很有可能就會被對方的語言帶著走,沒有辦法讓溝通有更進一步的推展。
因為留學,學會了勇敢
作為留學歸國的博士,我認為並不需要驕傲於自己拿到了什麼樣的學位,但是我覺得可以很驕傲的說,自己比起出國前的自己還要更勇敢了。
一個人出國,在國外處理大大小小的事情,到最後能順利畢業,這整個過程若是沒有一個勇敢的心,在某些關卡可能都會卡關而導致留學失敗。
目前雖然才工作了一個月,相信一定還可能會發生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以後遇到不順的、很困難的地方時,就回頭來想想下著大雪、白茫茫的仙台,在研究室打論文的寒冷黑夜,周遭沒有一個可以跟自己講中文的人的環境,諸如此類,那麼回到當前的困難,應該就能夠勇敢的繼續為自己找到下一步吧。
另外,我在念博士的時候很常追蹤一些phd的梗圖,例如IG的phdhelp之類的,大家去查一查,也許更能了解博士班的真實是怎麼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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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想當高薪工程師、沒人念博士做研究 國科會主委吳誠文:扭轉低潤代工,改補助小公司
吳誠文擔任國科會主委即將滿兩個月,在他眼中,台灣以代工製造為主的產業結構,需要一批龐大工程師部隊,導致許多博士生和當年剛回國的他一樣,「英雄無用武之地」。他如何扭轉這個局勢?
只想當高薪工程師、沒人念博士做研究 國科會主委吳誠文:扭轉低潤代工,改補助小公司|天下雜誌 https://bit.ly/46roid1
1985年底,即將獲得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電機碩士學位的吳誠文,協助一位擅長編寫程式的資工系教授設計晶片,教授對成果大為驚豔,力勸這位台灣學生留校直攻博士,並加入他的研究團隊補強IC設計能力。
得知吳誠文的教育部公費即將屆期,教授還主動為他申請獎學金,只為了留下難得的人才。當年27歲的吳誠文,為拿博士在加州多留兩年,「回到台灣卻發現,沒有一家公司(雇用工程師)要用博士,最後只能到清大,」有張慈祥圓臉的他,露出少見的笑容。
擔任國科會主委即將滿兩個月,吳誠文憶及過往,心中滿是感慨。
工程師不需要博士,無用武之地
當初投入學術研究雖是無心插柳,對吳誠文卻是如魚得水。他的專長是超大型積體電路設計,多次獲得教育部、國科會遴選的傑出教學和研究獎項;在國際上,他的論文影響力也屢屢受到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肯定,在2004年獲選為IEEE會士。
因為在美國那段意外機緣,讓吳誠文特別重視發掘、栽培有志從事學術研究的學生,「總是有些年輕人,可能做出一些開創性、對人類社會有貢獻的研究,我們的責任就是幫他們把機會開創出來,」他說。
「指導學生,就是要變成他的家人、關心他的職涯,這樣才是培養人才,」吳誠文的眼神炯炯發光。(謝佩穎攝)
因此,無論任職清大、工研院、成大,他總呼籲政府應該投入更多教育資源聘用優秀師資,為國家培育更多研發人才;近年他對台灣學生攻讀博士意願益趨低落深感憂心,即使教育部與國科會加碼博士生獎學金,也難以扭轉頹勢,「學生不讀博士去工作的薪水,比獎學金高得多,顯然錢不是重點,」他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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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眼中,台灣以代工製造為主的產業結構,需要一批龐大的工程師部隊,「部隊裡每個人有自己的專長,只要把專長做到又好又便宜,全世界就沒有人可以取代你,」導致許多博士生和當年剛回國的他一樣,「英雄無用武之地」。
另一方面,他也看見部份大學教授指導博士生的態度,不是鼓勵他們追求開創性知識,而是藉著學生衝論文數量。在在使優秀人才不願投入學術研究,長期以往將使台灣的研發人才更顯匱乏。
台灣須擺脫「接單製造」宿命
身為學者,吳誠文能做的就是持續不斷地指導論文,期待激發學生的研究興趣;即使過去幾年已身兼行政職,他對有心求教的研究生,依舊來者不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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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他接掌國科會,成了有權分配科技研究預算的政策規劃者。吳誠文在接受《天下》專訪時透露,他打算從個人求學經驗出發,鼓勵學界跨領域合作,「讓IC設計也懂定義系統規格、了解市場需求,」帶領台灣產業跳脫「接單製造」的宿命,也讓有創造、整合力的研發人才,有機會將知識轉為產品或商業模式。
博士,將不再只有進大學任教這條路可走。
訪談結束前,被問起在清大退休前指導的最後一篇博士論文,原本趕著前往下個行程的吳誠文,不禁停下了腳步。「學生本來只想設計IC,我建議他把電路板和軟體一起做出來,成為可以應用的系統,雖然花了很長時間才完成論文,但論文有化為產品的潛力。而且這位學生因為有系統整合能力,還沒畢業就被Google『抓』走了,」他的語氣充滿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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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學生,就是要變成他的家人、關心他的職涯,這樣才是培養人才,」吳誠文的眼神炯炯發光。
以下是專訪摘要:
問:台灣博士生人數逐年減少,你認為問題的癥結是什麼?為什麼台灣需要更多科學研究人才?
答:撇開無法逆轉的少子化問題不談,台灣的產業特性以製造業一枝獨秀,對開創性知識的發展需求沒那麼高。
台灣在高科技領域的製造代工,在全世界幾乎是獨一無二,代工產業就是希望建立一支很大的部隊,部隊裡每個人有自己的專長,只要把你的專長做到又好又便宜,就沒有人可以取代你。接國外大單不需要博士來做,只要有技術精良的工程師就夠了,反而是具開創性研究的人才,需要跑到國外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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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問題是,台灣對教授的獎勵跟評量方式,一直採用量化的數字管理,而比較少考慮對知識或社會的貢獻。所以有教授為了衝論文數量,領獎金、拚升等,把一個研究拆成好幾段來發表。只為了追求發表數量,可能與學生追求的研究目標不一致,也不符合產業的需求,所以讀博士的人數愈來愈少,是大學和教授應該檢討。
代工模式雖然為台灣創造很高的經濟價值,但利潤不高,要賺更多錢就必須不斷衝量,但台灣的土地、水、電、人才等有限,資源不夠了,就往中國大陸、東南亞等地移動。
但把別人教會後,我們如果還要靠同樣的方法競爭,會愈來愈辛苦,沒有辦法一直擴張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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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台灣終究需要有人去做開創性的技術發展,例如AI就是一種新的運算理論方法。但現今問題在於,台灣有沒有適合開創性知識的產業,能建立學生的信心,讓他們認為讀完博士能夠為自己和社會創造價值。
在鼓勵跨領域整合的前提下,行政院提出的晶創台灣方案,吳誠文上任後會有不同的做法。(謝佩穎攝)
鼓勵跨領域整合,不再補貼大公司
問:關於讓科學研究人才得到更多發展可能性,國科會可以怎麼做?
答:首先要改變只接國外大單的產業結構,國科會能做的就是鼓勵跨領域整合。
舉例來說,台灣的IC設計水準很高,但通常都是國外客戶開好規格,例如需要無人機的晶片,我們負責設計出來。所謂跨領域整合,就是IC設計公司主動去理解無人機的各種應用功能,例如飛行控制、通訊、運算、攝影等等,了解後就可以主動定義系統規格,不是等著人家給你規格,IC設計去了解終端產品的行業,就是跨領域。 
在鼓勵跨領域整合的前提下,行政院提出的晶創台灣方案,我上任後會有不同的做法。
這項方案的目標是支撐台灣IC設計產業,但一開始補助的對象都是非常前端的製程,也就是頂尖的大公司。可是我發現這些大公司的前端製程產品全都賣給國外客戶,等於是政府在補貼國外企業,讓他們賺更多錢。
未來要改成補助小公司,支持國內的創新系統,而且強調IC設計要了解需求端與使用者,做好跨領域合作。
國科會跟經濟部已經達成共識,經行政院同意後,建立一個媒合供需兩端的平台。
有開創系統能力的研究人才,可以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或獨創想法,交給國科會的平台媒合,由IC設計、硬體製造公司,把點子化成實際的產品或商業模式。
年輕的博士生能選擇的路,就不會只有工程師或學者,還可以做系統或是創業,不必跑到國外圓夢。
舉例來說,台灣的餐飲、旅宿業都面臨缺工問題,IC設計和軟體新創公司可針對服務型機器人的功能需求,開發出一套系統規格,再交給國內代工業者製成產品,不但解決台灣市場需求,應用成熟還可以拓展海外市場。
所以提高博士生獎學金不是重點,因為學生不讀博士去工作的薪水,通常都比獎學金高,而是要提高意願,要讓學生相信讀博士對他們的職涯發展是有幫助的。
企業利潤高、用得起高階設備,才不變吃電怪獸
問:國科會鼓勵發展代工製造以外的開創性產業,除了促成科研人才多元發展,還有什麼好處?
答:制定規格與系統的產業,利潤比代工製造高很多。
台灣製造業有能力生產最高階的設備,但這些產品往往是賣到國外,例如台灣能做出效率最高、品質最好的馬達,但台灣公司自己用的是中低階的產品。我估算,台灣的電力有相當高比例,是在效率不高的使用端浪費掉了。
如果利潤夠高,台灣企業用得起更高階的設備,更有效運用有限的電力等資源,再進一步提升經濟效益,這是環環相扣的。
問:關於博士研究內容與產業需求的落差,國科會有什麼可以著力之處?
答:台灣的經濟實力在全球排進前20名,學術水準、做研究能力也都不是小國,我們卻還沒有辦法培養出本土的諾貝爾獎得主,這讓我覺得非常遺憾。
國科會沒有辦法強制各大學改變評量方式,但可以調整各種獎項的評量標準,降低量化指標比率,透過同儕互評,放大對知識、產業、社會的具體貢獻。另外在學者申請國科會研究計劃的審查文件上,也可以做適度調整,我希望藉由國科會的一點點改變,促成學術界的自省。
(責任編輯:吳廷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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