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豕形銅尊
而之所以以野豬為器物形制，是因為商周時期的象生動物具有表意的功能及象征的意味，作為人們與神靈溝通的媒介，起著娛神和避邪的功效。當然，這件青銅器也有其現實功用，那就是作為「酒器」，可以供人們儲酒用。此器重達30多公斤，容積有13公升，盛滿后，一個人都難以搬運。其背部的橢圓形孔，是酒器的出口。由于豬尊盛酒后難以倒出，所以應該配有取酒的勺。
商代豕形銅尊
這件銅尊之所以保存完好，最主要的原因便是銅尊處的填土與窖藏本身的填土不同，是細沙土。沙土本身不積水，使銅器周邊保持相對干燥。專家們在見到銅尊后，急忙趕往朱桂武家所在的地區查看，可惜卻一無所獲。但能得到這件商代豕形銅尊，也算意外之喜。如今，這件文物被收藏于湖南省博物館
湖南父子挖地基，意外挖出一頭「豬」，專家激動道：全球僅此一頭 https://bit.ly/4b8uc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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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豕形銅尊，於1981年在湘潭九華船形山出土，高40，長72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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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豕形銅尊——現藏湖南省博物館
高40，長72厘米。1981年湘潭九華船形山出土。
湘潭九華出土的豬尊作野公豬形狀。尊為酒器，豬背上開橢圓形口，設蓋，腹內盛酒。蓋上捉手殘缺，根據殘存情況復原成鳳鳥形。雙眼直視，獠牙外露，兩耳豎立，四肢粗壯，尾下垂。從動物進化的角度看，不屬於家養，而是一條孔武有力的野公豬。肘部前後各有一圓形管孔，經過尊腹，直通另一肘部。此管應是先鑄，然後安裝於豕尊范中鑄造的。從實用的角度考慮，此器重達30多公斤，容積有13公升，盛滿之後，一個人難以搬運，有此管孔，可以穿繫繩索，供人抬舉，安裝此管的作用是便於人們搬運。背部有橢圓形孔，為酒的出入口，此尊盛酒後，難以倒出，應當是配備有取酒的勺。豬身上裝飾有鱗甲、龍紋和獸面紋。以野豬作為器物形制，在現有的商代青銅器中僅此一例。有的考古學者認為商周時期的象生動物具有表意的功能及象徵的意味，藝術地表現了人們的原始宗教觀念。其具體作用是人們與神靈之間的溝通媒介，起著巫術般的祈求避邪作用。
1981年年初，湘潭縣九華公社桂花大隊船形山生產隊隊員朱桂武忙著蓋新房。在平整新房地基時，挖出一件豬形銅器。經過文物部門鑑定，確認這是一個商代豬尊。湖南省博物館派人調查，豬尊的出土地點是面對湘江的一個山坳里，附近沒有其他器物，屬於窖藏出土。有意思的是窖藏內近豕尊處的填土是細沙土，與窖藏本身的泥土不一致。沙土不積水，豬尊周邊置沙土，應當是為了保證銅器周邊相對乾燥。
商代豕形銅尊(豬尊)
豬尊的用途
尊為酒器，這一用途是確定的。商代豬尊僅此一件，引起人們注意的是以豬造型，目前有避邪，溝通人與神之間的媒介和娛神等多種說法。這些用途是否與實物相符，有必要了解豬的相關知識。
我國是世界上最早把野豬馴化為家豬的國家之一。根據考古學家和古生物學家對西安半坡與浙江餘姚河姆渡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豬骨研究表明：早在六七千年前，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就已經把野豬馴化為家豬了。稍晚一些的墓葬中出現了以豬下顎骨隨葬的現象，在甘肅、山東等地隨葬豬牙、豬顎骨乃至整頭豬的數量十分驚人。可見養豬業已有相當規模。從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材料看，殷商時期的養豬業相當發達，“陳豕於室，合家而祀”，豬是祭祀中的重要祭品，養豬業已經遍及各個家庭。在養豬業相當發達的商代，人們沒有選擇家豬作為器物的造型，而選擇了野豬，或許選擇的是與野豬的特點有關。野豬是耳尖而小，嘴尖而長，頭和腹部較小，腳高而細。雄性野豬具有尖銳發達的牙齒。野豬機靈兇猛，奔跑快速，警惕性也很強，一旦遇到危險，它會立即抬起頭，發出“哼”聲，向同伴發出警報。從出土的銅豬尊看，並不完全是野豬，又具有了某些家豬的特點。
在了解豬的特點的同時，還應注意的是豬尊的蓋上有鳳鳥，肘部有夔龍紋，無論這些動物是現實的還是人們心目中想向的動物，都屬於動物。儘管動物在豬尊上的大小和所處位置不同，但動物的作用是相同的。因此僅僅考慮豬這一種動物還是不夠的。同時還要看到豬尊是一種器物，在祭祀時盛放祭品，就得考慮祭器與祭品的關係。
從目前發現的動物形器物以及祭器、祭品之間的關係看，其作用為娛神比較容易理解。
對於豬尊用途的理解，還與湖南地區出土的其他動物形器物有關。
商周時期的豬形銅器
除湘潭發現的豬尊外，上海博物館還收藏有一件商代的豬卣，山西晉侯地出土有一件西周時期的豬尊。對於兩件豬尊的造型，有文章進行了探討，認為其作用是祭祀時充當人與神之間的媒介，以祈求神靈降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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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豕形銅尊為商代青銅器，1981年初出土於湖南湘潭船形山的一個小山坳，現藏於湖南省博物館。
商豕形銅尊全長72厘米，通高40厘米，重19.75公斤，實測容積13公升。尊身的大部，黑綠發亮。頭部陰刻獸面紋，腹背為鱗甲紋。尊口呈橢圓形，位於豬的背上，尊口上有蓋，蓋上裝飾有華冠立鳥。該尊的前、後肘部各有直徑約14公分的圓管孔，橫穿器身。
商豕形銅尊以野豬作為器物形制，在商代青銅器中僅此一例，是富於地方色彩的一項創新；就古代禮俗來考察，它又生動地反映了中國古代勞動人民是多麼善於馴化飼養，又多麼善於從農牧生活中進行藝術創作。
商豕形銅尊全長72厘米，通高40厘米，重19.75公斤，實測容積13公升。豕尊造型逼真。出土時除背部和蓋紐稍有破損外，基本完整。頭部陰刻獸面紋，腹背為鱗甲紋。四肢和臀部為倒懸的夔紋，並以雲雷紋襯地。夔首反顧，夔尾盤曲。豬隻兩眼圓睜，平視，兩耳招風，長嘴上翹，微張，犬齒尖長，背上鬃毛豎起，四肢剛健，臀、腹部滾圓。蓋孔橢圓形，蓋面飾鱗甲紋。鳥形蓋紐出土時頭、尾被碰碎。尊身的大部，黑綠發亮。[1]
奇特的是：商豕形銅尊的前後手肘橫穿一對直徑約14公分的圓管，分別長21和21.5公分。圓管與尊身為二次鑄成，然後嵌接，但不露破綻。[1]
以野豬作為器物形製，在商代青銅器中僅此一例。有的考古學者認為商周時期的像生動物具有表意的功能及象徵的意味，藝術地表現了人們的原始宗教觀念。其具體作用是人們與神靈之間的溝通媒介，扮演巫術般的祈求避邪作用。此外，還有避邪、娛神等說法。[3]
這件湖南湘潭出土的豕形銅尊，就中國古代青銅器的鑄作來看，似乎是一個特例，是富於地方色彩的一項創新；但就古代禮俗來考察，它又說明中國自古以來養豬就很普遍，養豬食肉，又以豬獻祭，不僅春秋時期如此，商代也是如此；不只黃河流域如此，長江流域也是如此。不管製作和使用它的古代居民是遷自中原地區，還是土著居民接受了來自北方的影響道理都是一樣的，都是最常見、最普通的社會生活現象的一種很自然的反映。它生動地反映了中國古代勞動人民是多麼善於馴化飼養，又多麼善於從農牧生活中進行藝術創作。[2]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原所長何介鈞：「過去我省出土過商周時代的象尊、四羊尊、兩羊尊、虎食人卣、牛尊、鷂卣等以立體動物形象為器形的青銅器，它們都以造型的別緻，紋飾的秀美和鑄造技術的精湛而聞名於世。但用豬的形像作為器形，不僅在我省，即使在我國現今出土的商周青銅器中，也是絕無僅有的。因此，更是彌足珍貴。 」[1]
湖南省博物館何介鈞認為這件豕尊所體現的是一隻雄性的野豬。根據是：豬兩眼圓睜，平視，兩耳招風，長嘴上翹，微張，犬齒尖長。背上鬃毛豎起。四肢剛健，臀腹部滾圓；活靈活現地塑造出一個膘肥肉壯、孔武有力的野公豬形象。而考古學家劉敦願認為這件豕尊所體現的是一隻家豬。根據是：家豬是從野豬馴化而來的，彼此之間，既具有許多相似之點，同時也存在著一些顯著的差別，劉敦願認為何介鈞列舉的種種特徵來看把它定為野豬，證據是不很充足的；特別發達的犬齒，並非野豬所獨具的性狀。未經閹割的雄性家豬，年滿3歲以上時，它的犬齒便逐漸地長露在嘴外，只是平日難得見到這類老年的雄性家豬不容易察覺得到。[2]
商豕形銅尊在古代使用過程中曾多次修復。大體有六處：第一處為頸背交接處。修復部分的顏色與原廠相近，推測距離鑄造時間不遠。第二處為臀部，面積較大。第三處為蓋紐。第四處為左邊犬齒。第五處為猪鬃左側。這四處銅色碧綠，除猪鬃側邊一處外，其餘花紋線條精細準確、圓勻。顏色和花紋風格極似寧鄉黃材出土商末雲紋銅鐃。第六處為器蓋。鑄造粗糙，多氣孔，顏色和鑄造技術頗類望城縣新康高砂脊出土的西周早期銅甌和桃江縣馬跡塘出土西周早期銅鼎。臀部和頸腹交接處的修復部分和原物接合處，不露拼接痕跡，推測其修復方法是面將原物加熱，一面用銅液翻鑄出修復部分，兩者均保持高溫時趁熱進行結合，然後將表面接縫處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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