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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德也發現性別相關行為隨文化而異,堪稱千變萬化,遠出乎當時美國人的想像。米德說這些兩性特質皆非「本性」,而是都有可能出現,只不過受原生文化引導、鼓勵或遏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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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
我們用「現代」這個字眼時通常是取正面意涵,歌詠現代科學,享受現代科技的好處,誇耀現代觀念的優越,甚至有點為此沾沾自喜。然而在我們快步奔向更好的未來之際,是否忽略自己某些重要面貌?二十世紀數一數二有名的人類學家米德可以幫助我們探討這個問題。
她先後在德堡大學與巴納德學院攻讀心理學(當時絕少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之後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投身人類學這個相對較新的學門,指導教授鮑亞士是美國人類學研究的奠基大師。早先的人類學家抱持線性進步觀,認為人類一路從「蒙昧階段」進步到「野蠻階段」,再到「開化階段」,但鮑亞士認為世上有各種不同文化,各有獨特的觀點、洞見與不足,現代西方世界不是人類成就的至高頂點,只是一個特定例子。
鮑亞士建議米德到薩摩亞群島做田野調查。薩摩亞群島位於太平洋中央,屬於熱帶,由幾個火山小島組成,當時東邊由美國統治,西邊由紐西蘭統治,正慢慢改信基督教。鮑亞士希望她在那裡研究相對未受科技文明干擾的「原始」文化,指出當地文明亦屬高度發展且別具洞見。米德跟鮑亞士相當有志一同,特別對原始社會感興趣,原因是她認為這類孤立文化如同「實驗室」,展現哪種文化規範最健全有益。她也認為腳步得快,畢竟原始文化正迅速凋零,甚至即將永遠消失。
一九二五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為止,米德先是來到薩摩亞群島,又走訪南太平洋的其他島嶼。她以人類學家身分與當地土著住在一起,記錄其生活起居,其中大多以捕魚或農耕為生,目不識丁。她學著讓嬰兒摟著脖子,穿當地服裝四處兜晃。由於她只有相機,沒有其他器材可以記錄,所以大多依賴記憶與筆記—當然還有迅速學習當地語言的能力,與當地人打成一片的能力。在其中一座島上,她住在海軍診療所的門廊(比民舍更有隱私),從早到晚都有島民拜訪她,大多只是來閒聊。她學著做個讓當地人肯吐露秘密的外國人。
米德的研究指出現代社會在性生活上特有的缺點。米德自己過著離經叛道的生活,同時跟數任丈夫藕斷絲連,又有個終生廝守的同性愛侶,也就是知名人類學家潘乃德。她認為「一個人可以愛許多人,各自屬於不同關係」。也許因為米德自己既非異性戀者,又有多重伴侶,所以強調其他文化對這類關係的寬大態度,以及背後健康的愛欲關係。
一九二八年,米德出版《薩摩亞人的成年》,描述薩摩亞人對性愛的舒適與開放態度。這是她的第一本研究著作,也是最出名的,研究對象是年紀比她小一點點的女孩:正步入成年的青少女。她想探究她們跟美國青少女是否大不相同,而若是如此,是否能有效法之處。此外,她最想檢驗的想法是「能否藉改變孩童教養方式來改變社會」。結果她發現小孩很清楚自慰這回事,還靠第一手觀察學到性交與其他動作,卻覺得沒什麼好遮遮掩掩,大驚小怪,比不上生與死的議題。同性戀行為有時會出現,卻毫無羞恥之處,性向在一生中自然而然搖擺變化,不必加以定義。
米德發現的許多相異之處不只是出於好奇,更是慣常做法。離婚屢見不鮮,毫不丟臉—照當地說法,只不過是兩人的關係「死了」。愛上不只一個人根本不足為奇,司空見慣。出軌可能導致離婚,卻也不必如此。米德如此描述出軌對象如何獲得元配的原諒:
他由全家的男人陪同,到那個為他受傷的男人家中……求情的眾人坐在屋外,前頭擺放上好軟墊……低頭鞠躬,懷抱至深的沮喪與羞恥……及至晚上(戴綠帽的丈夫)終於開口:「夠了,進屋來,喝點卡瓦酒,我會送上食物,咱們把恩怨拋到海裡。」
米德說薩摩亞文化明白性的錯綜複雜與諸般難題實屬生命循環一部分,發展出管用的相應之道,所以個人性事輕鬆容易許多。比方說,她發現薩摩亞青少女遠比美國青少女在這方面自在,責任較少,壓力較小,不太需要遵守特定的性生活規則,既不必禁欲守貞,也不必非得戀愛或結婚。反觀美國青少年的壓力主要源自身為美國人的本質,不是源自身為青少年。
米德在此深深批評自己的文化。她看見當時的美國年輕人「得不到關於生命、愛情與死亡的第一手知識,不斷受社會煩擾,不得順性長大,禁錮於脆弱的核心小家庭中,無處可逃,惶然不安」。雖然美國與西方世界已經大幅改變,她的觀察仍多處適用。年輕人仍面臨壓力,往往不得不遵循某些性規範,再加上成年以後的諸多壓力,人生艱難而空洞。現代文明不許我們那麼自由的戀愛與性愛,不容男女關係複雜多變,但這不同於其他文化。
米德也發現性別相關行為隨文化而異,堪稱千變萬化,遠出乎當時美國人的想像。比方說,美國人認為男人的特質是富於效率,理性明智,爭強好鬥,女人則較為輕佻,嫻靜,慈愛友善,但米德研究巴布亞紐幾內亞的部落,在一九三五年出版《三個原始部落的性別與氣質》,所述結果卻相差十萬八千里。她寫道阿拉佩什部落的男男女女都溫柔乖順,慈愛友善;蒙杜古馬的男男女女都粗暴無情,英勇剛強;最驚人的是德昌布利地區,女人居於主宰地位,遠比男人好勇鬥狠,男人則依賴心強,需要情感支持。簡言之,米德說這些兩性特質皆非「本性」,而是都有可能出現,只不過受原生文化引導、鼓勵或遏止。
米德自然提出一個別開生面的結論:性格取決於文化的程度遠高於原本的想像。不是性別使女人盤起頭髮,傾聽他人心事。不是「種族」使某些國家時常大動干戈,侵略鄰國。反之,背後原由是數世紀以來漸漸建立的社會期望與行為規範形塑了每個人的心理。她提醒讀者「我們務必體認到,在性別與種族的表面分類之下,人人都具備相同潛質,一代傳給一代,只是不見容於社會,於是凋萎消亡」。
現代美國文化也不給這些潛質多少機會,跟原始文化半斤八兩。比方說,我們也許認為男性好戰,因此愛踢足球,但其實原因可能在於(基於武斷理由或純為方便)他們得負責上戰場。同理,我們也許認為女性慈愛,所以愛照顧小孩,但其實是她們被分配到照顧小孩的任務,所以社會教她們要慈愛。在這些假定下,我們忘掉人都有溫和或粗暴的潛質。
米德提出這項批評,躋身一長串思想家之列,他們都認為現代文明儘管科技進步,日新月異,卻忽略或誤解某些人類面向。
由此觀之,米德跟哲學家盧梭十分相似,他認為人類生性孤獨得多,跟現在這個模樣大不相同。盧梭認為,在文明發展之際,人類的本性受社會形塑,往往愈變愈糟,這種人為構築的社會秩序通常透過暴力與壓迫為之,對潛能造成框限
米德認為時至今日我們依然沒把盧梭的論點當真,錯過許多可能性,個人行為層面如此,社會風貌層面亦然。在她看來,研究其他文化(尤其是未受我們影響的原始文化)有助探索這些可能性。比方說,我們大概能選擇何時慈愛友善,何時爭強好鬥,何時自由抱持某種性愛觀,何時巧妙顧及自己的各種需求。
米德堅信檢視文化規範十分重要,原因是人需要文化提供心理層面的指引。她想像每個文化如同從巴別塔逐出的部族,各有獨特語言,各能做出獨特貢獻:「每個原始部族選了一組天賦、一組價值觀、一種藝術、一種宗教與一種社會組織,此即他們能給人類精神長河的獨特貢獻。」
這種差異的美不在於她所研究的部落處處勝過美國文化(她有時也對部落大力批判),而在於雙方各有千秋,可以截長補短:「我們能從這種對照回過頭來,以澄明的新眼光,自我覺察,自我批判,或許對孩子提供另一種教育。
米德自己確實從這些人類學研究對象獲益良多。比方說,她跟原始部落裡的父母學習育兒方法,把女兒瑪莉帶大。她請班哲明.斯波克擔任小孩的醫師,部分原因是他接受非傳統做法,例如在孩子有需求時餵母乳,這是米德從研究對象學到的一招(如今這在西方文化尋常可見,有部分要歸功斯波克醫師)。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南太平洋完全去不了,米德轉為研究更「複雜」的文化,例如她自己的文化。她也受託為戰爭目的做研究,首先研究在戰時維繫士氣的方法,接著研究食物分配的社會複雜度,甚至探討美國的民族性,寫下《一位人類學家的美國觀察》,在一九四二年出版。在第三任丈夫人類學家葛雷格里.貝特森的協助下,她創立跨文化研究中心,推動對其他文化的進一步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米德也為美國軍方工作,研究俄國人對威權的態度,設法預測蘇聯在冷戰期間的可能行為。她日益有名,走訪各地,四處演講,在大學教書。整整五十年之間,從一九二八年到她在一九七八年過世為止,她在紐約市的美國自然史博物館從助理館長當到館長,做出長足貢獻。她著有二十本書,是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獲得二十八個榮譽學位,死後獲頒總統自由勳章
米德支持許多政治運動,對抗貧窮問題,消除種族歧視,維護女性權益。她著書闡述心理學家所提出「種族」之間的許多智力差異其實無關種族,而是關乎文化知識與常規。她鼓勵讀者與聽眾也把社會問題視為源自文化,能憑新的想法與努力加以克服。她(大概)說過一段很出名的話:「永遠別懷疑一小群有志之士能改變世界。事實上,唯有這種人改變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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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年12月16日-1978年11月15日),美國人類學家,美國現代人類學成形過程中的重要的學者。1978年逝世後隨即獲授總統自由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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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米德誕生在一個費城的中產家庭,是家中長女。她的父親愛德華·舍伍德·米德(Edward Sherwood Mead)是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教授,母親艾米麗·米德(Emily Mead,娘家姓Fogg)則是一名社會學家。她雖然出生於費城,但是是在費城附近的多伊爾斯敦長大的[2][3]。1919年她進入德葩大學,一年後轉到巴納德學院。[4]
1923年自巴納德學院畢業後,1924年開始在哥倫比亞大學於魯思·本尼迪克特和法蘭茲‧鮑亞士的指導下攻讀碩士。1925年前往薩摩亞群島進行田野調查[5]。1926年到紐約美國自然史博物館做助理館長[6]。1929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7]
米德根據薩摩亞的田野研究,於1928年出版了《薩摩亞人的成年》一書,探討了正值青春期的薩摩亞少女的性和家庭風俗,針砭美國社會對待青少年的方式,轟動一時。在她的觀察中,薩摩亞社會沒有什麼不良青少年,因為薩摩亞人不要求青少年服從任何清規誡律,青少年不必以反抗成規證明自己的存在。
由於米德的女性身份,不能親身參與薩摩亞人只准男性參加討論政治、宗教、經濟的聚會,使她對整體社會的運作體系的瞭解有很大限制。1983年澳大利亞人類學家德里克·弗裡曼(Derek Freeman)出版《瑪格麗特·米德與薩摩亞——一個人類學神話的形成與破滅》(Margaret Mead and Samoa: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an Anthropological Myth),指出《薩摩亞人的成年》中「米德對於薩摩亞人生活的田園詩般的描寫是一個誤導,甚至是謊話。」[8]米德研究薩摩亞人並出版該書的時候並不懂薩摩亞語,她在研究時也不和當地人住在一起,而是住在當地的一個美國家庭中。弗里曼指出:米德的的結論主要源於一個翻譯者轉述幾個薩摩亞少女的話,而這些少女很可能是在開玩笑,並沒有描述事實。米德也沒有查驗當地高企的謀殺和強姦等犯罪率的數據,就營造了薩摩亞人世外桃源般的生活。[9]
後來米德再以《三個原始部落的性別與氣質》(1935年)一書,對西方社會中的「性別」議題投下炸彈,影響了整個世代的女權運動者。她描述的原始部落都在紐幾內亞,米德以這書奠定性別的文化決定論。
1972年的瑪格麗特·米德
在米德的筆下,阿拉佩什(Arapesh)是個「陰性」社會,理想的人恰恰符合西方社會對於理想女性的想像,「阿拉佩什男子並沒有養成對女子頤指氣使的習慣,也沒有要求女子對他們唯命是從。在他們的觀念中,男女之間不存在天賦的差異。……理想中的男子應該具有和藹可親、慈愛友善的秉性。而蒙杜古馬(Mundugumor)人卻走向另一極端……無論男女,文化強調他們都應具備一種勇猛剛強的性格特徵(宛如我們所說的男子氣),以至完全摒棄了那種溫柔的特徵(即我們通常認為女子天賦的秉性)。」
家庭
米德在學生時代已經與盧瑟·克里斯曼(Luther Cressman)結了婚,1926年認識心理學家里歐·福群(Leo Fortune)後不久,便與克里斯曼分手,1928年10月正式與里歐在紐西蘭結婚,但二人在1935年7月亦告離婚,1936年米德與第三任丈夫人類學家格雷戈里·貝特森在新加坡結婚,並於1939年12月誕下女兒凱薩琳,1950年離婚[10]
主要研究/著作年表
1928年--《薩摩亞的成年》
1931年--《紐幾內亞人的成長》
1932年--《The changing culture of an Indian tribe》(一個印地安部落的文化變遷)
1935年--《三個原始部落的性別與氣質》
1937年--《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among primitive peoples》(原始社會之間的合作與競爭)
1942年--《巴裡島人的特質》(與貝特森合著)
1942年--《And keep your powder dry : an anthropologist looks at America》(一位人類學家觀察美國:)
1949年--《Male and female : a study of the sexes in a changing world》(兩性之間:變遷世界中的性研究)
1964年--《Continuities in cultural evolution》(文化革命中的延續性)
1965年--《Family》(家)
1969年--《An inquiry into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stability in Polynesia》(波里尼西亞文化不穩定的疑義)
1970年--《Culture and commitment》(文化與承諾)
1972年--《Blackberry Winter:My Earlier Years》(自傳—黑梅果之冬:我的早年歲月)
1975年--《World enough : rethinking the future》(未來的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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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格麗特·米德:有史以來最有影響力的文化人類學家
瑪格麗特·米德 (Margaret Mead) 過去和現在都是美國人類學領域最有影響力和最傑出的人物之一。 不僅在她的時代,而且在今天。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將更多地了解她和她對人類學的貢獻。
瑪格麗特·米德 (Margaret Mead) 是誰,她以什麼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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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格麗特·米德 (Margaret Mead) 首先是一位文化人類學家,在 20 世紀成為美國重要且有影響力的人物。th 世紀。 她對人類學的貢獻和對人類的整體理解是無可挑剔的。 瑪格麗特·米德 (Margaret Mead) 還是作家、博物館館長、教授和演講者。 她經常就各種在她那個時代被認為非常規的話題向不同的聽眾發表演講和講座,例如性、性別、毒品、人口過剩和核武器等。
然而,她的成名歸功於她在南海、太平洋島嶼和東南亞的實地考察,在那裡她與原始社會一起工作並觀察了原始社會。 她的工作包括尋找一個人的個性與其文化之間的相關性、文化對社會分配的性別角色的影響以及其他文化中不同的育兒實踐。
米德也以 普及人類學 想法並說服美國人理解其他文化將有助於他們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文化。 她還主張放鬆與性別角色、性行為、節育和反墮胎法有關的僵化社會規範。 努力拓寬人們對性和文化影響的看法。
她不僅是人類學領域最受歡迎的女性之一,而且在 1900 年代早期至中期在整個美國都是最受歡迎的女性之一。
瑪格麗特·米德出生於 16th 1901 年 XNUMX 月,在費城,父親是金融學教授,母親是社會學家。 她是五個孩子中最大的一個。 她在一個重視教育並受到高度鼓勵的家庭中長大。 由於小時候家裡經常搬家,她早年由祖母在家上學。
瑪格麗特從小就是一個非常善於觀察的孩子,這是她家人鼓勵的特質。 例如,她會觀察她的弟弟妹妹和他們不同的發展階段。 每當她的家人搬遷時,她也會發現自己記下了有關周圍環境的不同信息。 諸如姓名、地址、病史等信息。這無疑在她生命的早期階段就磨練了她的觀察能力。
米德的教育和實地考察
1920 年,米德從 DePauw 大學轉到巴納德學院完成心理學學業,並於 1923 年獲得學士學位。在巴納德學院的最後一年,她參加了弗朗茨·博阿斯 (Franz Boas) 的人類學課程,這是激勵她的因素之一她在研究生階段攻讀人類學。 1924 年,米德在弗朗茨·博阿斯教授和他的助手露絲·本尼迪克特的指導下,繼續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和人類學博士學位。
弗朗茨·博阿斯的肖像
人類學家弗朗茨·博阿斯。 圖片來源: 名人
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是德裔美國人類學家,是美國人類學的先驅之一。 他確保文化人類學成為該國的一門學科。 博厄斯甚至被稱為“美國人類學之父”。 露絲·本尼迪克特是另一位人類學家,後來成為米德的終生朋友。 它們會對她以後的研究產生影響。 米德於 1929 年獲得博士學位。
瑪格麗特·米德 (Margaret Mead) 對世界上更偏遠地區的原始社區感興趣。 因此,在 1925 年,瑪格麗特·米德 (Margaret Mead) 第一次實地考察了南太平洋的美屬薩摩亞。 她在那裡的工作激發了她的第一本書的出版,題為 在薩摩亞成年 1928年。這也是她成名的書。
瑪格麗特·米德 (Margaret Mead) 的第一本書:薩摩亞的成年 (1928)
米德去了 薩摩亞 仍然作為研究生進行實地考察。 她在那裡度過的時間可以讓她收集材料和證據,以便她出版許多書籍中的第一本書,”在薩摩亞成年' 1928 年。這本書包含了她在位於薩摩亞西部的塔烏島度過 6 到 9 個月的觀察和發現。
她的研究集中在薩摩亞的青少年生活。 特別關注女孩和青少年時期的性生活。 她想了解青春期是否是由於生理因素或文化教養對少女造成精神和情感創傷的時期。
在她的研究中,她通過觀察 68 至 9 歲的 20 名女孩的日常生活、了解她們的社會結構、進行採訪甚至進行心理測試來研究她們。 她也會穿得像當地人一樣,甚至會學習當地的語言。
身著薩摩亞服裝的瑪格麗特·米德
薩摩亞的米德與當地薩摩亞婦女合影。 圖片來源: 寶拉菲利克斯
她發現,當時的薩摩亞文化並不認為死亡、出生和性等話題是禁忌。 因此,人們對他們生活中的不同階段並不太反應或保密。 青少年是 性活躍 並且在那個年齡自由地探索他們的性取向而不會被羞恥感燒毀。 因此婚前性行為被認為是正常的。
米德在她的書中詳細說明,社會對性的看法使少女更容易過渡到成年,因為她們沒有像現代社會那樣有壓力去遵從社會對性的看法。 青春期女孩在婚前不希望也不會受到壓力,或者尋找男朋友,或者在一定年齡前結婚。 因此,他們的年齡組並沒有面臨同樣的青春期壓力。 米德強調了這種對人類行為的社會規範的影響。
在美國語境中的應用
她將她的發現應用於美國的情況,發現薩摩亞的兒童比美國的兒童更容易過渡到成年。 當時美國的兒童仍然受維多利亞時代的性規則和西方世界對什麼的看法的約束。 女人 是——謙虛、優雅、純潔、彬彬有禮。 這樣 期望使他們向成年的過渡更具挑戰性。
將她的發現作為一本書出版後,它迅速成為暢銷書,並為瑪格麗特·米德贏得了聲譽。
在巴布亞實地考察 新幾內亞
在薩摩亞的實地考察期間,她對社會和文化對個人發展的作用越來越感興趣。
了解這些角色會鼓勵對性別表達、性別規範和性別角色的討論。 因此,米德想探索其他原始文化來探索這種相關性。 她前往巴布亞新幾內亞並廣泛研究了三個不同的部落,以了解文化和社會標準對性別表達的影響。 然後,她在其他已發表的作品中展示了她的發現。
她看到性別角色是 更僵硬 現代社會多於原始社會。 男性被視為養家糊口的人,被認為富有成效、積極進取、聰明,而女性則被視為順從、平和、有教養。
三個原始社會的性與氣質封面
三個原始社會的性與氣質。 圖片來源: Amazon
她在巴布亞新幾內亞期間所做的觀察顯示出截然不同的結果。 在她的書中 三個原始社會的性與氣質 她於 1935 年出版,研究並展示了三種不同文化中男性和女性的不同特徵——阿拉佩什、蒙杜古莫和查姆布利。 看到他們行為的這種差異,她從理論上推斷,支配行為的確實是社會規範,而不是生物學。 她指出,性別角色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人性中的,相反,它們是被某種文化教導、鼓勵或排斥的。 她發現在 Arapesh 部落中,女性和男性都是和平和順從的,因為這些特徵是非常受歡迎和欣賞的。 不鼓勵男性和女性發展攻擊性特徵。
在 Mundumur 部落,男性和女性都充滿暴力和侵略性。 總體而言,社會成員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 兩者都具有西方世界所稱的主要是男性特徵。
查姆布利部落是一種母系文化,社會中的男性更加情緒化並依賴女性。 發現雌性更暴力,更具攻擊性和生產力。
米德得出的結論是,無論性別和種族,所有人都具有完成任務或維持某種生活方式的相同潛力。 人類行為是通過幾個世紀以來發展和遵循社會規範而形成的。 這些規範充當社會的非官方規則,也直接影響一個人的心理。 她還發現了男性和女性行為的模式。 他們的角色在他們的社會和美國的性別角色中有所不同。
與馬努斯部落的孩子們一起工作  
這項實地考察是在 1928 年至 1939 年之間進行的,當時米德多次前往南海和東南亞。 也是在此期間,她研究了育兒,實際上是第一位詳細研究育兒的人類學家。 在位於巴布亞新幾內亞金鍾群島馬努斯的佩雷村進行實地考察時,她仔細研究了馬努斯文化。 她特別想研究孩子們的想法。 他們自然而然就會想到的那種念頭。
馬努斯部落的孩子們繪製的圖畫
馬努斯兒童的藝術品。 圖片來源: 美國國會圖書館
為了這項研究,她收集了近 35,000 來自不同年齡兒童的藝術品。 在這些作品中,他們大多描繪了他們真實所見的世界,而不是在他們的繪畫中加入超自然元素。 摩奴文化以其對超自然的信仰而聞名。 米德還對兒童進行了某些心理測試,例如墨跡測試,讓他們識別大人所相信的超自然生物。 大多數人不知道如何稱呼圖像,但他們知道它是什麼,因為大人會用故事威脅他們這樣的生物。 有了這些信息,米德推論說,兒童天生就沒有與他們的文化相同的個性或信仰。 相反,他們通過觀察、掌握並最終採納他們的行為來了解成年人的行為。 這就是所謂的 烙印.
她對馬努部落的研究結果在米德的另一本名為 在新幾內亞長大:A 原始教育比較研究, 發表於 1930.
瑪麗·米德的成功
這些只是米德工作的一些例子。 在她的一生中,她將出版大約 40 本書和數千篇文章。 每部作品都以多種語言和版本出版。
除了是一位知名的人類學家之外,她還是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館長之一,從 1926 年到她去世。 她將勤奮地履行她收集、記錄、保存和展示文物的職責。 她甚至投入 大量的努力 開設太平洋人民大會堂,現在稱為太平洋人民瑪格麗特米德大會堂。 這是一個致力於教育公眾了解不同的空間 太平洋島嶼的文化.
太平洋人民瑪格麗特米德大廳
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太平洋民族瑪格麗特米德大廳。 圖片來源: WSI雜誌
米德也 教 在許多大學,包括她的母校——哥倫比亞大學。
此外,她還當選或當選為多個科學協會的主席,包括美國科學促進會。 而且,她甚至收到了 28 榮譽學位。
然而,這一成功並非沒有爭議和批評。
爭議與批評
瑪格麗特米德的工作和觀點被認為是有爭議的。 尤其是保守派並不總是同意她的理論和想法。 她對性和婦女權利的看法經常被貼上激進和荒謬的標籤,因為她的許多批評者仍然具有傳統的心態。
她的工作, 在薩摩亞成年, 也許是米德最受歡迎的作品,也是她最受批評的作品。 例如,這本書因過度理想化薩摩亞人的生活而受到批評。 其他人指責米德在證據不足和不真實的情況下制定理論。 批評她選擇留在薩摩亞的美國家庭而不是住在薩摩亞土著家庭。 許多 甚至發現將她來自其他地方文化的發現應用於美國環境是不公平的。
她最出名的 評論家 也許是新西蘭人類學家德里克弗里曼。 因批評米德在薩摩亞的田野調查而聲名鵲起的人。 弗里曼在 1960 年代後期前往薩摩亞進行實地考察,發現他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與米德的結果相矛盾。 他爭辯說,米德的想法實際上是從很少的證據中得出的,而且她誤解了薩摩亞文化。 他指出,薩摩亞文化 做過的事 實際上很珍惜女性的童貞,在能夠聯繫到米德工作的兩個原始線人後,他發現他們故意誤導了米德。 然而,後來 發現 米德的領域指出,米德並沒有就她們對性的看法採訪這兩位女性。
1980 年代首次提出這些批評時,瑪格麗特·米德 (Margaret Mead) 已經去世,她的作品影響巨大。 她在人類學界有許多支持者,他們嚴厲批評弗里曼。 他們爭辯說,弗里曼採訪了年長的薩摩亞人,這意味著他們對青少年性行為自然有不同的立場。 然而,他對米德的研究受到了非人類學家和科學家的歡迎,因為他們對她在永無止境的先天與後天辯論的立場存在分歧。 她認為,與其說是天性,不如說是後天培養 決心 一個人的性格和行為。
瑪格麗特·米德 (Margaret Mead) 的作品並非沒有。 儘管如此,她的影響是巨大的,她的想法改變了美國人看待文化和國際話題的方式。 她還使人類學成為一個更平易近人的學科。
死亡與遺產
32 美分瑪格麗特米德郵票
瑪格麗特米德郵票。 圖片來源: 史密森尼國家郵政博物館
瑪格麗特米德死於胰腺癌 1978. 在她去世一年後,她被吉米卡特總統授予自由勳章,這是美國最高的平民榮譽。 此外,1998 年還發行了面值為 32 美分的郵票以紀念她。
多年來,伊利諾伊州、華盛頓州和紐約州的許多學校都以米德的名字命名。
瑪格麗特·米德 (Margaret Mead) 過去和現在都被視為偶像、領導者 女權主義,以及引發社會變革的領導者,有助於減少或消除社會偏見和誤解。 她 敦促 美國人創建一個教育體系,可以讓年輕一代為生活在一個有很多選擇的社會中做好準備。Yoair 博客 - 世界人類學博客出版物。 https://bit.ly/3tEEL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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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格麗特.米德──拓展社會認知的人類學家
她是《薩摩亞人的成年》和《三個原始部落的性別與氣質》這些人類學書籍的作者,讓人類學進入社會大眾的眼界,也改變的性別的刻板印象,被視為女性主義的先驅。她是備受歡迎的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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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摩亞人的成年》:人類學史上的著名公案
Phillips 评论 萨摩亚人的成年   2014-04-06 07:33:28
  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出茅廬的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因為《薩摩亞人的成年——為西方文明所做的原始人類的青年心理研究》(以下簡稱《成年》)而一炮走紅。《成年》被譯為數十種語言,在各國的暢銷勢頭經久不衰,從而成為人類學的經典讀本。這不僅與該書細膩生動的文風有關,更重要的是,它為當時歐美學術界正在激烈爭論的兩種觀點提供了有力佐証。人性的塑造,更多來自后天還是先天?米德以書中所述的資料給予了明確答復:正是后天文化一手打造了復雜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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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德的田野調查對象為南太平洋群島上的薩摩亞人。作為一名二十剛出頭的女性人類學者,她的訪談對象更多是處於青春期的薩摩亞女孩,何況這也與她的研究使命有關。她的導師博厄斯給她的題目為,鑒於在西方文明國家普遍存在青少年的心理危機現象,那麼,在原始文明中這一現象是否同樣存在?米德在《成年》一書中無可置疑地表明,薩摩亞的青少年中不存在任何心理危機或壓抑現象。相反,青春期對他們來說,正是一段無憂無慮的大好時光。女孩們普遍享受婚前的性生活自由,每當夜幕降臨,她們就與心儀的男孩來到棕櫚樹下約會,談談情說說愛,抓住婚前這段自由時光,盡情瀟洒。說到處女童貞崇拜,僅有“陶泊”,亦即處女代表,才需在婚前接受處女檢查,當然她們嫁的對象往往是等級地位頗高的首領們。但若萬一檢查表明新娘已不是處女,隻要說清情況,再經某種變通手段,也能順利過關。
  此外,薩摩亞人的日常生活以“戶”為單位,戶由若干個互有關系的家庭所組成。因此一個小孩在成長的過程中,常常受到多人照料,他對生身母親就不會形成格外強烈的依戀關系,這就形成了薩摩亞人性格中淡泊隨和的一面,對感情問題往往是聽之任之,從不執著追求,這倒是正應了當代一句流行歌詞所唱:無須天長地久,隻要曾經擁有。孩子若是與家長不合,很容易就能離家出走,到另外一戶願意收留他的家裡就行。正是得益於這樣一種無拘無束的環境,薩摩亞人的生活中少有沖突、少有競爭,父母對孩子也少有強制性的管教。“在薩摩亞這塊土地上,沒有人孤注一擲,沒有人願作大犧牲,沒有人蒙受信仰的磨難,也沒有人為了某種特別目的而殊死拼搏。”“除了死亡以外,最為催人淚下的悲戚,莫過於一位親戚遠足於他島”(《成年》,p.135),因此,薩摩亞人中沒有精神病。
  這就是米德筆下的薩摩亞人生活,好一幅久違的伊甸園生活圖景。不得不指出,當時的人類學家大多有美化原始人的傾向,不少人類學家告訴我們,原始文明中不存在如文明社會中殘酷的戰爭現象,比如愛斯基摩人就以“對歌”的形式來解決沖突問題﹔更讓文明社會自愧不如的是,原始人常常有著強烈的環境保護意識,當他們把河流或森林奉為神明時,也就抑制了對其過分貪婪的佔有欲望。不過,近年來已有越來越多的人類學調查資料表明,這些美化大多不能成立。原始人中的激烈爭斗程度決不弱於文明人,弱的只是他們手中的武器﹔原始人更談不上自覺的環保意識,戴蒙德的《崩潰》一書就以大量史料証實,不少曾經輝煌的原始文明最終滅絕,就因為他們肆無忌憚地毀壞了生存環境。其實當時的人類學家與其說是在贊美原始文明,還不如說他們是把原始文明當成一面鏡子,用以反襯所謂文明社會的各種丑陋冷酷現象。當然米德的研究更有其特定的背景,這是因為文化決定論與生物決定論之爭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已達到白熱化程度。
  這就得說到人類學的誕生,它有一個重要前提,亦即僅當兩個極為不同的種族相遇之時,人們才會設想這樣的問題,為什麼世上還有另一種與我們不同的文化?是什麼決定了不同文化的形成和演變?這種不同種族的大規模相遇,出現於近代航海事業興起之后。在經過一段漫長的積累時期之后,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人類學得以悄然崛起。這就意味著,人類學首先面對的是人類文化的多樣性,且這種多樣性有等級之別,因而人類學的田野調查對象總是那些所謂的未開化文明﹔隨之要解釋的一個問題就是,這種多樣性從何而來?
  與此同時,十九世紀后期還出現了一個重要理論:達爾文進化論。達爾文以自然選擇原理來解釋物種多樣性的起源,同時他還大膽推測,這一原理也為解釋人類的起源提供了若干線索。說到人類與動物的本質區別,莫過於人類有羞恥之心,或者說人類有道德,而道德就是一種文化現象。若說自然選擇原理同樣適合於人類,這似乎就意味著,文化現象的起源在某種程度上與先天有關,因為自然選擇的對象隻能是先天存在的遺傳差異。當然,達爾文盡管指出了其間存在某種相關性,但他並沒有如此簡單地把文化現象等同於先天因素。正是達爾文的表弟高爾頓在十九世紀末創造了“優生學”這一學科,優生學的宗旨就是要把自然選擇原理應用於人類自身。眾所周知,人類其實已在不知不覺中通過自然選擇原理培育了眾多動植物品種,現在的問題在於,人類能否通過同樣的方法來改良自身呢?但這樣做的前提卻是,承認人類的諸多行為特征與先天的遺傳有關,這才談得上對其進行有意選擇。為此,高爾頓做了某些數據統計,表明如暴力犯罪、酗酒、智力低下等不良品性都是與生俱來的,結論就是,應該讓人類中品性優良的人群多多生育,同時杜絕不良人群的生育機會,以此改良整個人種。不幸的是,優生學最終打開的卻是潘多拉盒子:二戰時期希特勒的反猶政策打的就是純潔人種的旗幟。其實同樣的悲劇還發生在美國,盡管程度遠比納粹犯下的罪行要輕。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美國,在優生學的名義下,強行對某些所謂低素質的人群進行絕育措施,如今聽來這樣的行徑似乎是荒謬不堪。痛定思痛,這才有如今西方學術界對於優生學一詞的高度警覺。
  正是在優生學大行其道的背景之下,人類學家出場了。米德的導師博厄斯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使命就是要從優生學家手中搶救人性的可塑性,進而告訴公眾,人性的表達更多在於后天文化環境的塑造而非先天遺傳因素的規定。於是重要的不在於,如何強行推廣生育措施,而是為低素質人群提供更好的受教育機會,以期通過后天的影響來提升人群素質。就當時的語境來看,不得不承認,博厄斯的主張更具可行性,也更為人道。為此,他交給米德的研究任務就是,調查在原始文明中是否存在青少年心理危機現象,若答案是否定的,由此就可証實這種心理危機現象與后天的文化傳統有關,人性當然就是可塑的。正是帶著這樣的先入之見,米德給出了一個漂亮的結論,這正中博厄斯之意,難怪博厄斯對其研究報告大加贊賞,於是有了米德著作的一夜走紅。
  然而,上世紀八十年代,另外一名人類學家弗裡曼出版《瑪格麗特·米德與薩摩亞——一個人類學神話的形成與破滅》一書,頓時震驚整個人類學界。這是因為弗裡曼以嚴謹翔實的材料証明,米德對於薩摩亞人生活的田園詩般的描寫,徹頭徹尾就是一個誤導,甚至是謊話。說起來,弗裡曼剛出道時曾是米德的粉絲,上世紀四十年代,他步米德后塵,也在薩摩亞人中做田野調查,但奇怪的是,所得情況卻與米德的描述大相徑庭,於是,他把這一課題持之以恆地做了下去,真相終於浮出水面。原來,當時的米德在當地調查時間僅為五個多月,她沒有做到與當地土著人同吃同住,更談不上參加他們的重要活動,嚴格說來,她的訪談資料只是道聽途說而已,她找來若干個薩摩亞女孩,由她們的口中得知未婚女孩的浪漫情事。后來,弗裡曼找到了當年米德採訪過的那個薩摩亞女孩法阿姆,她於1987年11月當眾宣誓作証,當時她和其他女孩對於米德的訪談只是開了一個玩笑而已,謊稱她們夜晚與男孩們出去約會,她們當時以為只是無傷大雅的謊話而已,想不到米德根據這些謊話寫成了書,由此造成如此深遠的影響。
  弗裡曼的調查資料顯然更為可信,這是因為他長期深入薩摩亞地區,不僅與土著人同吃同住,能夠熟練使用當地方言,而且在獲得當地人的充分信任之后,他還得以參加重要的酋長會議,從而大量掌握一手資料。在《一個神話的形成與破滅》一書中,針對米德的結論,他逐條進行反駁。首先,在薩摩亞人中,決不存在婚前亂交現象,與所有其他文明一樣,薩摩亞人同樣推崇處女童貞現象,不僅被選為“陶泊”的女孩如此,其他女孩同樣牢牢守護自己的處女童貞,婚前失貞會遭來恥笑。其次,薩摩亞人同樣存在強烈豐富的感情,小孩通常由自己的母親一手帶大,他們對母親的依戀之情與其他文明的表現並無二致。與此同時,父母對於小孩的管教也是格外嚴厲,決不存在可以隨意離家出去的現象。正因如此,孩子與父母的沖突比比皆是,心理危機和壓抑現象決不少見,甚至青少年的犯罪(亦即不合群現象)率也決不低於文明社會。最后,薩摩亞人的社會中同樣存在嚴格的等級制度以及由此引起的激烈的競爭沖突現象,人們為此而背負沉重的心理壓力,甚至還要付出血淋淋的代價。
  在弗裡曼所提供的事實面前,由博厄斯、米德所一氣吹大的神話猶如被戳破的氣球,黯然失色。確實,在科學史上不乏失誤、更不乏故意造假的例子。如子虛烏有的N射線和辟爾唐人化石等,都是著名的造假事例。但就米德的薩摩亞人研究而言,至少當事人決不是故意造假,她只是被先入己見的理論所套牢,再加上調查方法有失嚴謹客觀,這才鑄成了彌天大錯。若從同情的角度來看,博厄斯的理論放在當時的語境下來解讀,不失為是對優生學的一副清醒的解毒劑。但科學的客觀性恰恰表現為,它隻尊重事實﹔科學的生命力也恰恰表現為,在事實面前,它有著一套強有力的糾錯機制。
  值得一說的是,上世紀七十年代興起的社會生物學,對於米德的神話及其破滅意義別有一番解讀。這是因為,由威爾遜等進化論者極力倡導的社會生物學,使得先天后天之爭的鐘擺又偏向了先天這邊。於是在社會生物學家看來,米德神話的破滅就是一個最佳例子,表明人性的形成決非由后天的文化所塑造。那麼,這是否意味著優生學的陰魂借著社會生物學的名言又卷土重來?當然決不!
  必須指出,社會生物學與優生學的本質區別在於,社會生物學不強調人性的差異,相反,它倒是強調人性的共同之處﹔甚至它還強調人性與獸性的共通之處,畢竟人類是從野獸進化而來。正是在此意義上,社會生物學強調先天的重要,它與我們體內的遺傳基因有關,不要忘記這一事實,我們體內絕大部分的基因與動物、尤其是靈長類共享。因而各地的人們,盡管習俗上有著重大差異,但骨子裡都有相同的行為模式。比如,表現在兩性關系上,男性更為主動放蕩,女性則更為保守羞怯﹔等級及其競爭現象觸目所及﹔當然基於血緣或互惠利他的合作關系也普遍存在﹔愛恨怒仇等情感比比皆是。說到底,它們隻服務於一個功能:使自己的后代數達到最大化。這就是自然選擇對於人性或獸性的長期塑造。至於昔日優生學所鼓吹的種族論在社會生物學這裡則徹底瓦解,明擺著的情況是,甚至連人與獸的界限都不再涇渭分明,更何況不同的種族之間?反對者詬病的也正是,若是人獸不分,人的高貴性何以體現?
  不過現在至少能夠達成的共識卻是,人生來決非一塊白板,或者說猶如一台通用電腦﹔相反,人生來就已自帶諸多特定程序。至於選擇性地啟動哪些特定程序,則有賴於后天文化環境的觸發。但萬變不離其宗,人性終究不能違背一個基本天性:飲食男女不可棄,以便維系個體的生存和種族的繁衍。至於當代社會不少人自願選擇丁克家庭,則需再辟一個話題來另作討論。當然,說到先天后天之爭,一個關鍵問題還在於,如何厘定兩者的界限並給出針對性的解釋,好在這方面的工作已有不少實質性進展。■【转载】《薩摩亞人的成年》:人類學史上的著名公案(萨摩亚人的成年)书评 https://bit.ly/3gdCB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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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摩亞人的成年》導讀
文:林俊瑩(高雄市右昌國小教師)
著 者: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e Mead)
譯 者:周曉虹˙李姚軍
出版者:遠流出版公司
出版年:民國八十八年
壹、引言
  人類學家的研究對象,是在最為廣泛之社會環境中所生活的人類。關於人類的成長與發展,一直是各種研究的重心,然而在其他研究方法上有所爭議時,人類學的研究往往成為最後的判準。人類學家根據原始人類習慣,研究其發展體質,認識到每一個人所出生、成長的社會環境在其個人生命歷程中發揮很大的作用。
  著者米德在本書的導論中寫下這麼一段話,正足以在人類相關的行為研究上做為導引。這一段話這樣寫著:
  我們習慣上認為屬於我們人性中固定成分之行為的諸多層面,現在一個接著一個被發現只是人類文明中的一種可能結果。一國居民所有的行為,另一國居民可能並不具有,而這是和種族差異無關的。人類學家了解到,即使像愛慕、恐懼和憤怒等這類人類的基本情緒,也不能歸咎於種族遺傳或所謂的共同人性,它們在不同社會條件下會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
  這一段話顯現出兩種意涵。其一是重視每種文化的存在價值,縱使這種文化在你的價值判準中是格格不入的;另一則是在看待不同的文化表現時,回頭去思考自己的文化價值是什麼。薩摩亞人的教育方法和教養態度和現代文明大相逕庭,但其獨特的教育方法卻也使得我們有著一次最為深刻的啟迪。走向文明社會與開發國家之林的臺灣地區,教育發展雖然不斷地在改革進步當中,但不可否認地也一直在複製別人的經驗和陷入政策搖擺,這可能會有迷失方向的危險。
貳、薩摩亞人的生命史-本書的概述
  本書著者米德以田野調查的方式,深入薩摩亞人的社會與生活,並以其細膩的文筆,描述薩摩亞人從呱呱墜地的嬰兒,長成看照嬰兒的孩童,逐漸學會生火做飯、工作,與伙伴之間的相處,成為戶中得力的成員,戀愛與婚姻,以及生子後的教育,一代復一代的生命傳承。看似荒誕的生活習性,實則充滿了生活的大智慧與哲理,而這些經由米德的文筆舖陳全都躍然紙上。
  薩摩亞的社會和一些文明社會有很大的不同,即使和其他原始社會比較,仍顯現出其特殊性。薩摩亞人對其幼年子女的教育開始,就以一種特有的教育方式來養育子女;對薩摩亞人而言,孩子對於父母的意義僅是生命的傳承,並不具有很重大的意義,而孩子也就不附屬於自己的父母,而是附屬於團體。因此,教育子女的準則是以團體的規範及認可為主,薩摩亞的社會也就充滿著普遍的隨和性。沒有人需要蒙受信仰的磨難,因為薩摩亞人的社會沒有宗教的種類差異,只有信仰程度的不同;在薩摩亞人社會中,表現出生與死的習以為常、避免專門化的感情與人際關係、性的自由而不加以感情與道德倫理的規範、不加以外在人為羈絆的純樸風氣。這樣子一個簡樸社會中或許並不足以產生培育出偉大的領袖及其他傑出人才,但似乎這樣子的社會也減少了人為壓力,避免製造出文明社會為數頗多的精神病患、自我放棄者,也減少了很多的衝突。
參、對現代文明社會價值的啟發
  在米德的帶領下,讓人可以不用深入蠻荒,近距離了解到這群世人所謂的「化外之民」的生活。然而必須深切去體會的是,著者的動機是什麼?她究竟是要傳達給我們什麼樣的信息?她目的是否有可能達成呢?而這樣子跨文化研究是否有其價值呢?在面對這樣子的問題時,著者想給我們的顯然不是文化優劣的比較,重要的是這樣子的原始且不同的文化脈絡裡,可以給我們什麼樣的啟發與反省,並檢核我們所抱持的價值之合適性。
  大部分的人都會質疑薩摩亞社會的價值體系是否適宜,然在做這樣的評估時,這些人可能也已經抱持著一種先入為主的觀點,那就是薩摩亞原始社會的結構是無法在文明社會施行的。必須反思的一點是:我們今天自以為優秀的社會文明究竟帶給我們多少好處呢?而在得到這些好處同時,我們又付出了多少的代價呢?若細細考量這些問題,則不得不承認這個原始的薩摩亞社會的確有許多值得文明社會去學習與思考的地方。
  薩摩亞社會對於生、死、性、感情、宗教與教育的價值傳遞對現代文明的教育思潮是有一定的衝擊。薩摩亞人在成長的歷程中,對於生命程序中生與死視為平常,不帶有任何感情。一個接一個的新印象就能不斷地改正以前不正確的印象,直到他們能夠像成人一樣正確地對待生與死,正確地對待感情問題。薩摩亞姑娘雖從未體驗過我們所感受的浪漫愛情,但也不會飽嚐從未愛過人、或從未被人愛過的老姑娘的痛楚,同時她們也不會因為婚姻沒有如願以償而心灰意懶、失望沮喪。他們也不會因為個別化的標竿而使生活陷入混亂,所考量者惟隨和自由而已。薩摩亞人使用了許多教育方法顯然和現代文明社會所推崇的教育理念是相契合的,諸如性教育的實施、生死教育、因材施教的教導方式、尊重個體發展.…等。然而不同的是薩摩亞社會沒有用一些文明社會所用名詞來代替,一切依著傳統而行,而這樣子傳統又展現出某些程度的領先。或許我們在薩摩亞社會中沒有見到特立雞群的佼佼者,然而我們也看不見文明社會所充斥的失敗者、精神病患和自我放逐的人,這些也是現今文明社會所為人詬病的。
  在文明社會的框架中,我們已經發展了一種使感情生活癱瘓、並使許多人的生活能力發展常常受到歪曲、受到混淆的家庭組織,顯然這造成了許多人的生活適應的困窘。我們著重於專門化的感情,卻使得許多人落入對感情失望而無法自拔的泥淖中;過多的價值規範,使得人們必須承受過大的壓力,面臨精神的崩潰。
  文明社會的教育機制也把學子矮化成為工廠產品之流,品質不佳即行淘汰處處可見,還是以某些強勢價值觀繼續成就某部分的人,卻必然地犧牲掉某些人。如果這些是文明社會的表徵,是我們邁向文明社會所必須付出的代價,那或許這樣子的文明社會正表現出某種程度的野蠻、退步和不文明,是我們所不樂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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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美國人類學家,美國現代人類學成形過程中的重要的學者。1978年逝世後隨即獲授總統自由勳章。 米德誕生在中產家庭,父親是大學教授,母親則為爭取婦女權益、黑人或移民待遇而四處奔走。米德在學生時代已經與盧瑟·克里斯曼(Luther Cressman)結了婚,1926年認識心理學家里歐·福群(Leo Fortune)後不久,便與克里斯曼分手,1928年10月正式與里歐在紐西蘭結婚,但二人在1935年7月亦告離婚,1936年米德與第三任丈夫人類學家格雷戈里·貝特森(Gregory Bateson)在新加坡結婚,並於1939年12月誕下女兒凱薩琳。 米德23歲取得心理學的碩士學位,在研讀人類學博士學位五年後,決定走出教室去從事田野工作,原意選擇南太平洋群島玻里尼西亞文化作研究對象,希望在他們的古老習俗及傳統生活方式被文明侵蝕消失前作出觀察紀錄,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系主任法蘭茲‧鮑亞士(Franz Boas)教授卻因其地偏遠危險而反對,二人終協商前往南太平洋上的薩摩亞群島研究,因當地有一所美國海軍基地,米德可以隨時求助。 米德根據薩摩亞的田野研究資料,於1928年出版了《薩摩亞人的成年》一書,探討了正值青春期的薩摩亞少女的性和家庭風俗,針砭美國社會對待青少年的方式,轟動一時。在她的觀察中,薩摩亞社會沒有什麼不良青少年,因為薩摩亞人不要求青少年服從任何清規誡律,青少年不必以反抗成規證明自己的存在。 由於米德的女性身份,不能親身參與薩摩亞人只准男性參加討論政治、宗教、經濟的聚會,使她對整體社會的運作體系的瞭解有很大限制。1983年澳大利亚人類學家德里克·弗裡曼(Derek Freeman)出版《瑪格麗特·米德與薩摩亞——一個人類學神話的形成與破滅》(Margaret Mead and Samoa: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an Anthropological Myth),指出《薩摩亞人的成年》中“米德對於薩摩亞人生活的田園詩般的描寫是一個誤導,甚至是謊話。”米德研究萨摩亚人并出版该书的时候并不懂萨摩亚语,她在研究时也不和当地人住在一起,而是住在当地的一个美国家庭中。弗里曼指出:米德的的结论主要源于一个翻译者转述几个萨摩亚少女的话,而这些少女很可能是在开玩笑,并没有描述事实。米德也没有查验当地高企的谋杀和强奸等犯罪率的数据,就营造了萨摩亚人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後來米德再以《三個原始部落的性別與氣質》(1935年)一書,對西方社會中的「性别」議題投下炸彈,影響了整個世代的女權運動者。她描述的原始部落都在新幾內亞,米德以這書奠定性別的文化決定論。 在米德的筆下,阿拉佩什(Arapesh)是個「陰性」社會,理想的人恰恰符合西方社會對於理想女性的想像,「阿拉佩什男子並沒有養成對女子頤指氣使的習慣,也沒有要求女子對他們唯命是從。在他們的觀念中,男女之間不存在天賦的差異。……理想中的男子應該具有和藹可親、慈愛友善的秉性。而蒙杜古馬(Mundugumor)人卻走向另一極端……無論男女,文化強調他們都應具備一種勇猛剛強的性格特徵(宛如我們所說的男子氣),以至完全摒棄了那種溫柔的特徵(即我們通常認為女子天賦的秉性)。.民族優越感 - 联盟百科,语义网络 https://bit.ly/3EBia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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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與《全員在逃》爭議最相似的,莫過於美國知名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於1928年出版的《薩摩亞人的成年》之後所掀起的爭辯。兩本民族誌都是系出名門的年輕學者的初試啼聲之作、其資料都來自二十出頭的年紀時所開啟的田野工作。兩本書都奠定了作者在學科內的地位,也都有為大眾書寫的企圖,而之後面臨的批評也都牽涉到報導人敘事的真實性與對異民族文化描寫的公正性的問題。
田野工作所掀起的學術爭辯:瑪格麗特米德《薩摩亞人的成年》與愛麗絲高夫曼《全員在逃》 -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https://bit.ly/3Xa1DwI
文:林浩立
今年五月剛由衛城出版的《全員在逃:一部關於美國黑人城市逃亡生活的民族誌》在台灣宣傳的策略非常明確:儘管有著非常高的評價,這本書同時也極具爭議性。甚至隨著此書的出版,在網路上唯一相關的中文文章是一篇由一群學生寫給作者社會學家愛麗絲・高夫曼的公開抗議信的翻譯。至於爭議為何,中文版的導讀已經談得很清楚,我在本文稍後也會補充。而身為一位人類學家,看到隔壁棚社會學界的紛擾,不禁想起自己學科過去幾次類似的內戰,例如80年代「民族誌再現了什麼樣的事實」的書寫文化反省浪潮、90年代中「人類學家是客觀科學家還是有道德責任的社會工作者」的辯論、90年代末「西方白人學者真的懂邊緣族群在想什麼嗎」的三百回合大戰等等。
其中,我覺得與《全員在逃》爭議最相似的,莫過於美國知名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於1928年出版的《薩摩亞人的成年》之後所掀起的爭辯。兩本民族誌都是系出名門的年輕學者的初試啼聲之作、其資料都來自二十出頭的年紀時所開啟的田野工作。兩本書都奠定了作者在學科內的地位,也都有為大眾書寫的企圖,而之後面臨的批評也都牽涉到報導人敘事的真實性與對異民族文化描寫的公正性的問題。最後,兩本書的附錄其實才是作者真正研究精神的所在,而對於附錄的重新探索與比較,可以讓我們在一片爭議聲中為兩者辯護。
米德與薩摩亞姑娘們
1925年8月,才剛進入由美國人類學之父鮑亞士主導的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博士班兩年、且新婚不久的米德,隻身抵達了美屬薩摩亞,即將展開她為期八個月以島上青少年生活為主題的首次田野工作。返國後,她完成了《薩摩亞人的成年》一書,其論點為有別於美國青少年,特別是女性,在青春期面臨各種心理與身理變化的騷動不安,對薩摩亞青少女而言青春期反而不是一段艱困的轉折時期。她們不但剛從照顧弟弟妹妹的家務責任中解脫出來,而捕魚、搜尋食物和編織等新的任務也給予她們充分的機會與男孩子互動、談情說愛,甚至體驗性行為。青春期因此是她們最終嫁為人婦前最自由愉快的時光。也就是說,青春期並非普世皆然的生物成長階段,而在不同的社會文化中會有不同的樣貌。
《薩摩亞人的成年》鮮明的社會評論色彩在出版之後很快地得到美國評論家的青睞,但其挑動保守社會敏感神經的性行為描述,則引起一些負面回饋。在學界內一開始的高評價(包括田野工作祖師爺馬林諾斯基),也逐漸轉向為對書中過多普遍性的陳述的批評。儘管如此,這本書還是獲得商業上高度的成功,也讓原本被視為禁忌的女性私密經驗得以被公開討論,更樹立了一個公共人類學的典範。然而在米德逝世的四年多後,紐西蘭人類學家德瑞克・費里曼(Derek Freeman)根據自己於1940年代在薩摩亞生活經驗以及隨後多年的檔案與田野研究,於1983年出版了《米德與薩摩亞》(Margaret Mead and Samoa: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an Anthropological Myth)一書對《薩摩亞人的成年》進行嚴厲的挑戰。
他的批評不似之前學界內外關於道德立場與資料陳述的評點,而是近乎人身攻擊地推翻米德在薩摩亞的研究。他的論點主要是青春期依然是一個普同的生物階段,充滿生理心理上的轉變與衝突,在薩摩亞的階序社會中更是如此,因此米德所描寫的自由體驗性行為的狀況是不可能存在的。而她之所以會寫下這樣的結論,不僅是因為粗糙的田野工作與鮑亞士「文化決定論」的成見,更是因為她天真地聽信薩摩亞姑娘對她撒的漫天謊言。費里曼也讓原本對《薩摩亞人的成年》的書寫方式就有些不滿的當地聲音充分表露。許多薩摩亞人認為書中對薩摩亞人性生活幾乎獵奇式的描寫,不但與事實天差地遠,也否定了他們身為人的價值。
米德與費里曼的辯論是人類學史上的著名公案,其相關討論多不勝數,礙於篇幅在此只能扼要論之。簡單來說,費里曼的研究來自男性觀點、時代不同、位於獨立薩摩亞的田野地與美屬薩摩亞也有歷史發展上的差異,因此其挑戰有如張飛打岳飛。他對米德書中與檔案中的資料也多選擇對自己有利的部分分析。最後,被他指認出來誤導米德並曾在一部紀錄片上公開自陳的薩摩亞姑娘(此時已是八十幾歲的老嫗),也可以從米德田野筆記中發現非但不是主要報導人,在書中甚至只出現在一段中(也就是中文版頁40的帕娜)。事實上,米德非常清楚謊言玩笑存在的可能性,其材料來源也相當廣泛,不是只依賴一兩位報導人的片面之詞。最後,她並非極端的文化決定論者,在書中也認可青春期作為一種生物發展階段的存在,只是會在不同的環境中受不同的元素影響。
《薩摩亞人的成年》的定位其實一開始就是寫給大眾的「輕學術」作品,而米德想要傳達給美國讀者關於青少年發展、教育、女性意識的訊息也確實使她在薩摩亞資料上進行過度的詮釋。但她還是有基於薩摩亞田野的嚴謹學術著作,也就是《瑪努亞島上的社會組織》(Social Organization of Manu'a),還有博士論文《玻里尼西亞文化穩定性問題之探索》( An Inquiry into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Stability in Polynesia)。這些能反映她紮實的理論和方法論訓練的面向,則是展露在《薩摩亞人的成年》的附錄中(很可惜地中文版沒有翻譯出來)。裡面她提供了完整的研究設計、25位青春期少女的量性資料、對薩摩亞文化受到傳教士與殖民的影響也有清楚的掌握。這個附錄與日後被收入檔案中的田野筆記,成為在她過世後能為她持續辯白的最佳武器。然而,對於將這些資料毫不加修飾地呈現而對薩摩亞人造成的傷害,米德生前是相當懊悔的。
高夫曼與六街男孩
2003年1月,就讀賓州大學的高夫曼首次與日後她將寫進《全員在逃》中的南費城六街男孩相識。這些男孩可不是一般的鄰家少年:他們多半參與幫派犯罪活動、蹲過感化院或監獄、有案底在身、甚至處於假釋或被通緝的狀態。在拘留所、法庭之間來回遊走、在警方的監控與騷擾下設法逃脫是生命的常態。隨著她與這些男孩及其親友的關係越來越緊密,這個一開始是想瞭解都市邊緣黑人社區生活的大學課堂報告,逐步發展成大學畢業論文,以及她在普林斯頓社會學系的博士論文,最後則改寫成2014出版的《全員在逃》。
用高夫曼自己的話來說,「本書將說明(年輕黑人)監禁人數的快速成長,以及更隱匿的警方監控行為,描述生活在費城相對貧窮的黑人社區的年輕人的經歷且瞭解他們。」(頁34)另一方面,「即便在警方攔檢與緩刑報到之間遊走不定,當地居民仍在為自己開創有意義的生活。懲罰與監控的範圍無法阻止他們建立一個能得到尊嚴與榮譽的道德世界;年輕男女在警方的天羅地網中,掙扎著工作、家庭、愛情與友情。」(頁44)
與《薩摩亞人的成年》相似地,《全員在逃》在出版之初立即獲得學界內外近乎一致的好評,甚至得到傑出黑人學者康乃爾・韋斯特(Cornell West)和以利亞・安德森(Elijah Anderson)的背書。類似的主題在都市社會學的研究中不是沒有被探討過,但高夫曼的材料是如此地綿密透徹、且能夠深入各種大小或私密或公眾的空間中,論者認為若非紮實的田野工作是蒐集不到這樣的資料的。書中關於這些在警方監控下的黑人青少年的女性親友如何應對這種狀況的觀點,更是在之前的研究中少見的。
若要說在《全員在逃》的評論中有一個像費里曼之於《薩摩亞人的成年》的角色,那這個人就是西北大學的法學教授史蒂文・盧貝(Steven Lubet)。有別於一開始一些基於資料呈現手法與高夫曼白人菁英身份的批評,盧貝在一篇2015年的書評中認為《全員在逃》裡多處出現依他過去擔任青少年與刑事辯護律師的經驗是不可能發生的法律事件,並質疑高夫曼的田野工作並非多數論者認為的那般優秀,而是根基在許多未經查證的街坊謠言上。他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剛滿十一歲的提姆因為坐在哥哥開的贓車上被逮捕判三年緩刑的判決(頁50),另一個是警方進入醫院中翻閱訪客名單追捕通緝犯的手法(頁80-81)。他與相關人士求證的結果是,這兩個案例都是極度不可能出現的狀況,就算有也不是常態,但在高夫曼的筆調下卻像鐵一般的事實。
這個書評觸發盧貝在今年出版了《審問民族誌》(Interrogating Ethnography)一書,裡面分析了五十幾本他能夠針對細節求證的美國都市民族誌,並發現大部分的民族誌作者都缺乏「事實審查」(fact check)的動作或聲明(戴斯蒙的《下一個家在何方》是少數例外),並經常輕信報導人的敘事然後順理成章地書寫出來。更麻煩的是,他們可以更改細節來保護當事人與田野地。雖然這些大大小小的故事多半不影響整本書的論證,而有些作者也能依靠修辭如「據某某人說」來潤飾,但他認為這並非一個理想的社會科學的研究方式。
在盧貝開了這槍後,高夫曼突然從社會學界的耀眼新星成為眾矢之的,學界內外從不同角度重新檢視《全員在逃》的負評紛紛出現。有人發現更多前後矛盾不合常理之處、有人指控她造假或誇大社區的陰暗面、有人覺得她的研究從來沒有真正得到六街社區的知情同意、有人指出全書多次出現的量性統計資料有嚴重的瑕疵、有更多少數族裔學者和學生則認為這又是另一本白人研究者踩在邊緣社群身體上進入學術殿堂的作品,而處於尊貴的賓州大學旁的南費城黑人社區更時常是任其學生進出的後花園或實驗室。最後,甚至還出現了一封匿名投訴信,嚴重到高夫曼任教的威斯康辛社會學系得對她進行是否違反研究倫理的調查(最後結果公布為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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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全員在逃》辯護
若與《薩摩亞人的成年》做對比,可以發現對兩者的批評在本質上十分相似,大體而言可以分成(一)資料真實性的問題(無論來自被欺騙、輕信、誇大還是造假)以及(二)書寫他者的公正性(薩摩亞少女的性生活、六街男孩的犯罪人生)。上面已經提過,米德的附錄資料以及田野筆記檔案得以幫助她洗刷關於第一點的冤屈。例如附錄表格中25位薩摩亞少女異性性行為經驗與她們距離初經的時間長短是相關的,也就是說若她們是在隨機撒謊,那麼這個數據應該會呈現較混亂的分布。然而高夫曼沒有辦法這麼做,因為她為了保護當事人,已經將所有的田野筆記銷毀,甚至封鎖了其博士論文的線上資訊。而書中許多人物日期上的矛盾,她則表示是基於同樣的理由更動的結果。
然而高夫曼的長篇附錄〈方法論的筆記〉反而能幫助她回應米德最無能為力面對的第二點質疑。在這個附錄中,她從自己如何進入第六街社區開始談起,並且如何一步步與六街男孩們建立在外人眼中十分不尋常的關係,同時摸索自己在其中的位置。中間她提到了自己與那邊天差地遠的優渥出生和資源,最後則以好友查克遭槍擊身亡的故事收尾,以及這個事件如何撼動她身為研究者的角色。如此赤裸裸的自我剖析,在許多批評者眼中反而更坐實了那「她只在乎自己」的指控,而她提到自己載著手持手槍的邁克一同驅車尋找殺害查克的仇人的情節,也被盧貝指出有觸犯賓州串謀謀殺罪之嫌。
我反而認為在這個人類學界泛稱為「反身性」(reflexive)陳述的文體中,高夫曼毫不避諱地展現了在這個研究中早已沒有中立的客觀性,但也表明在這樣的狀況下研究還是可以進行下去。她與六街男孩及其親友的情誼、她的深陷其中,讓她看到了這個社區最黑暗的一面。也是基於這樣的情誼和瞭解,她可以在邁克五年內至少出庭受審的51次中,出席其中的47次(頁58)。這已經不只是田野技藝而已了,而是一種對朋友的忠誠。我認為許多針對《全員在逃》的批評固然有其道理、我能理解那些少數族裔學者和學生的不滿,但這其中也隱含著一種妳這白人女性憑什麼能瞭解這群黑人少年、憑什麼能與他們結為好友的有罪推定和雙重標準。
在台灣早先翻譯出版的《我當黑幫老大的一天》中,作者印度裔社會學家蘇西耶・凡卡德希違反的研究倫理恐怕更多也更明顯,但也沒有面臨到像高夫曼現在幾乎人人喊打的狀況,在台灣的宣傳也沒有針對其爭議性在做文章。為什麼?只因為凡卡德希是棕色皮膚嗎?有意思的是,最後反倒是一位記者基於「事實審查」精神的報導,能夠為高夫曼平反。這名記者拼湊出第六街的所在地,拿著高夫曼的相片到處向人打聽,最後竟找出查克的母親並坐下來與她進行訪談。期待她會揭露高夫曼的真面目、或像薩摩亞人那般表達對《薩摩亞人的成年》的不屑的人恐怕要失望了。查克媽媽如是說:
她是所有人的好朋友。她與我的孩子們和其他男孩建立了深厚的關係,成為非常緊密的朋友。我甚至還見過她的爸媽(註:高夫曼知名的社會學家父親厄文・高夫曼在她出生那年已過世,這裡指的是她的繼父)。她會陪我一起出庭,非常地支持我。
問到對於《全員在逃》有何感想,她表示她還沒有看完,但完全相信高夫曼忠實地呈現了第六街的故事:
她說她看到的事情,那些在這裡四周的暴力事件,她說的是真的。查克死的時候她在他身邊、另外位男孩死的時候她也在、我的另一個孩子瑞吉被關的時候她在一旁、我小兒子堤姆被關的時候她給予充分的支持。她在這些所有事情中一路支持我。一路支持!所以,我真的愛她。
毫無疑問地,對一個民族誌工作者來說,這一番話的價值遠勝於任何正面的書評或學術引用,也遠超過任何關於何謂「民族誌事實」的爭辯。
對翻譯的建議
最後,我想稱讚一下《全員在逃》的翻譯。那麼多黑話俚語,真是難為譯者了。儘管如此,如果沒有在聽饒舌歌,有些地方還是免不了會翻得不到位,例如頁232「他有小大人(Biggie Smalls)的沈重鼻音」,正確翻法應該是「饒舌歌手聲名狼藉先生」。頁209『他們只會要求「婊子」(hood rats)偷偷拿毒品到會客室』基本上沒有問題,但hood rats特指為了利益什麼都願意做、水性楊花的女性社區成員,因此「地方上的破麻」似乎是比較符合的翻譯。類似的狀況出現在高夫曼特別處理的rider這種身份上,在書中直翻成「騎士」,但只要有聽過諸多關於rider的饒舌歌就會知道,這是一種共患難、豁出去的精神,與騎上去的動作無關。若要我翻,應該會是「相挺之人」,也會與頁114的翻法相符。
還有,頁369『像是他們坐牢時讀的「俠盜」(hood)小說』應該是「街頭」或「貧民窟小說」。可能是因為書中太多俚語讓譯者開始草木皆兵,頁193「那些混蛋(Ant)」的Ant不是什麼黑話,而是書中一位角色Anthony的暱稱,翻成「小安」即可。最後,我對書中「黑鬼」的直譯感到有些不安,雖然出現的情境都是六街男孩彼此的稱呼,但這畢竟還是一個尖銳敏感的字眼。當然不用像《平凡的邪惡》的譯者將「猶太」翻成政治正確的「尤太」,但有些地方翻成「老兄」、「兄弟」,意思會比較貼切、也不會造成無謂的爭議。田野工作所掀起的學術爭辯:瑪格麗特米德《薩摩亞人的成年》與愛麗絲高夫曼《全員在逃》 -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https://bit.ly/3Xa1D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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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摩亞人的成年》(一)對青春期危機,在薩摩亞社會有什麼發現?
2019-12-02 由 穿插游擊隊 發表于資訊
關於作者
瑪格麗特·米德:美國人類學家,曾擔任美國人類學會主席、美國自然史博物館館長,1901年出生在美國費城,1928年完成並出版《薩摩亞人的成年》,這本書奠定了她在學術界的地位,被譽為人類學之母,1978年在紐約去世,隨即獲得美國最高榮譽——總統自由勳章,印有她頭像的紀念郵票也於1998年在美國發行。
關於本書
為了弄清楚青春期危機出現的原因,米德奔赴南太平洋的薩摩亞群島展開了9個月的考察,她發現薩摩亞青少年的成長非常平穩,沒有出現青春期危機,這說明了青春期危機不是生理現象,而是文化的產物。這次重大考察使人們對青春期危機的根源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為青春期危機的解決帶來了全新的解決方案。
核心內容
青春期危機不是生理現象,而是文化的產物,之所以美國青春期危機非常嚴重,是因為美國的社會過於複雜多元,青少年面臨的選擇太多,讓他們無所適從。米德認為應該從教育抓起,倡導「為選擇而教育」,教會青少年如何做出正確的選擇,這種解決思路逐漸被美國社會接受,並成為民眾的共識。
前言
你好,下面為你解讀的書是《薩摩亞人的成年》。這是一本人類學經典書,但是它不僅沒有像很多學術書那樣被束之高閣,甚至一度成為20世紀二三十年代風行美國的暢銷書。這本書的影響力大到什麼程度呢?它的作者瑪格麗特·米德因為這本書,成為了有史以來公眾知名度最高的人類學家;也因此,美國《時代周刊》將米德稱為「世界祖母」;更值得一提的是,米德的頭像也被印在了美國郵票上,與她的師姐一起,成為僅有的、頭像被印在美國郵票上的人類學家。
為什麼這本書會引起這麼大的轟動呢?這是因為這本書討論的問題精準地契合了當時美國大眾普遍關心的一個問題——青春期危機。它的核心觀點是:青春期的躁動、迷茫或者焦慮,不是生理原因,而是文化塑造的。
青春期一般是說從兒童到成年人之間的過渡時期,差不多是十三四歲到二十歲出頭的年齡。提到青春期,已經度過青春期的朋友可能會快速閃回一些青春期的記憶,可能是和父母之間的激烈爭吵,也可能是在某個晚上和朋友暢想未來,或者是曾經讓你念念不忘的初戀。總之,叛逆、躁動、迷茫和焦慮,這些情緒上的危機好像就是我們印象中青春期的主旋律。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青春期危機是必然會發生嗎?
在100年前的美國,孩子的青春期危機讓很多家長感到困惑,甚至成了一個社會問題。當時主流的觀點是,青春期是人的生理過程,跟它相伴的心理危機是必然的,所以青春期危機無法避免,也無法控制。這種解釋讓家長們感到非常無力,孩子在經歷青春期的痛苦和焦慮,而自己除了等待它過去,竟然什麼也做不了。就在美國家長紛紛束手無策的時候,《薩摩亞人的成年》這本書出版了,關於「青春期危機」的絕望忽然變成了希望。
薩摩亞是太平洋上的一個群島,島上生活的人被稱為薩摩亞人。1925年,年僅24歲的米德跨越重洋,從繁華的美國來到了太平洋上的這座孤島。雖然已經進入20世紀,但由於與世隔絕,島上的人們仍然保持著非常原始的生活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和美國社會完全是兩個世界。更重要的是,她發現,同樣處於少年時代,薩摩亞的青少年和美國青少年卻完全不同,美國青少年身上是顯而易見的焦慮、躁動和叛逆,而薩摩亞青少年那裡卻是簡單、幸福和快樂。
這個現象啟發了米德,她產生了一個判斷,青春期危機可能不是生理原因造成的,而是特定社會文化的產物。為了驗證自己略顯模糊的判斷,她開始了對薩摩亞社會長達9個月的田野調查。那麼,
關於青春期危機,米德在薩摩亞社會有什麼具體的發現?
米德認為普遍困擾美國家長的青春期危機到底是由什麼造成的?
米德的發現對解決青春期危機又有什麼樣的啟示呢?
接下來,我會圍繞這三個問題為你解讀這本書。
第一部分
先來看看第一個問題:關於青春期危機,米德在薩摩亞社會有什麼具體的發現?
在當時的美國,青春期危機已經從個別問題蔓延成了全美的社會問題。美國家長普遍發現,他們的孩子叛逆、難管,經常做出一些出格的行動,甚至加入黑幫。媒體也發現了這種現象,青春期問題時常登上各大媒體的頭條。
你可能會問,難道青春期問題不是一直存在嗎?為什麼那個時候突然變成一個社會問題呢?有一個很重要原因就是,關注青春期問題的人比以前更多,也更有話語權了。這些人就是美國社會的中產階級。19世紀到20世紀,美國經濟長期繁榮孕育了一個新階層——中產階級。全世界的中產階級關注的東西都差不多,作為教育的受益者,他們尤其注重對下一代的教育。由於他們特別關注孩子的教育,青春期問題就開始浮出水面。作為美國社會的中流砥柱,中產階級關注的事情自然也會成為全社會的焦點,所以前面講的青春期問題頻頻登上頭條,也就不足為奇了。
既然青春期問題已經成為全美國社會的一塊心病,全國上下自然會努力尋找解決青春期問題的方案。第一步就是弄清為什麼會出現青春期危機。剛才我提到了,當時社會大眾普遍認為,青春期危機是生理現象。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不這樣想,比如,有一個叫博厄斯的人,他是「美國人類學之父」。他就認為後天或者文化對人的塑造作用更大,在青春期問題上也一樣。但是,這還只是一種假設,博厄斯就把證明這個假設的這個任務交給了他的學生,也就是這本書的作者米德。
怎麼證明老師博厄斯的觀念呢?米德認為,最直接的辦法就是尋找一個文化差異很大的社會跟美國進行比較。如果青春期危機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那麼這種現象就應該在所有的人類社會中存在。所以米德需要尋找一個和西方文化完全不同的社會。最後她選定了南太平洋的薩摩亞群島。這裡受西方文化影響很小,還保持著非常原始的社會形態。
準備好行程後,米德一個人來到了薩摩亞群島。
前面提到了,米德在薩摩亞人的社會裡,完全沒有發現讓美國家長無比焦慮的青春期危機。相反,她發現薩摩亞人,無論是青少年還是成年人,都過著一種無憂無慮的田園生活,心態平和。她在書里是這麼描寫的:新的一天開始了,年輕人一邊催促著手中的勞作,一邊互相間大聲呼喚;尚未睡醒的孩子踉蹌著跑到海邊用海水洗臉,趕去捕魚的孩子開始收拾漁具;裹著被單骯髒的村民開始四處走動,揉著眼睛跌跌撞撞向海灘走去;婦女們捧著需要洗滌的東西往海邊或遠在村子盡頭的泉邊走去……這就是作者筆下薩摩亞人的日常生活,青春期在這裡和危機沒有絲毫關係,它只代表年輕。
為什麼讓美國家長無比頭疼的青春期危機,在薩摩亞人這裡就能夠不存在呢?實地調查9個月之後,米德發現有三個原因:
一是封閉的社會環境
二是寬鬆的文化環境
三是開放的家庭結構。
先來說封閉的社會環境,薩摩亞是太平洋上的一個群島,周圍沒有大陸依靠,可以說是與世隔絕的,再加上這裡氣候適宜,物產豐富,生活在這裡的薩摩亞人也不用和外界有太多的聯繫。這種狀態下,整個社會發展得非常緩慢。米德到這裡的時候,薩摩亞仍是原始社會。薩摩亞人的人生一眼就能望到頭,女孩會像家裡的女性長輩一樣,長大後承擔家務和部分種植工作;而男孩則會像家裡的男性長輩學習,立志成為優秀的漁夫。薩摩亞人一出生就處在這樣簡單的社會裡,他們周圍也都是價值觀一致的薩摩亞人,一輩子遇到最不同的人也許就是從隔壁小島來的薩摩亞人。在他們看來,世界就這麼大,人生的道路從呱呱落地就已經確定,不用做什麼選擇,自然也就不會有面對選擇的迷茫和壓力。
另外,薩摩亞人也不像現代社會文明有這麼多的規範和禁忌,文化環境比較寬鬆。比如,死亡和性在現代社會都是比較敏感的主題,小孩子會問父母:我從哪裡來?這個時候現代社會的父母可能會用「你是我從垃圾堆撿的」這樣的話來搪塞他,或者把話題引開,或者不允許他再問。小孩子可能會慢慢得到一種暗示,性是敏感和羞恥的話題。薩摩亞人對待性愛和生死的態度就跟現代人完全不同。薩摩亞的小孩子可能很小就目睹過出生和死亡,見過流產與屍體。這些在現代社會不會讓小孩子的接觸的事情,薩摩亞的父母從來不會去干涉。薩摩亞的青年在性方面也非常自由,對婚前性行為也沒有太多顧慮。
那麼,青少年跟父母發生矛盾怎麼辦?要知道,青春期危機很多時候都是因為孩子和父母的矛盾。實際上,這種事情在薩摩亞青少年身上很少發生,原因就在他們的家庭結構。現代社會一般是以父母雙親和子女構成的小家庭為基本單位,而薩摩亞社會的基本單位是一個以一二十人因血緣關係或者收養關係結成的「戶」。你可以把「戶」理解成一個開放的大家庭。一個普通的薩摩亞村莊通常由三四十個這樣的大家庭組成。每個大家庭會選出自己的大家長,大家長帶領全戶的人進行生產勞動,勞動的成果也由大家長組織分配。
在這樣的大家庭里,教育孩子是一群人而不是兩個人的事。如果大家庭里的哪家人生下孩子,那麼這個孩子會被視為全戶的孩子。薩摩亞嬰兒出生後不久就被母親交給更年輕的姑娘去照顧。這樣一來,孩子們不會過度依賴父母,也不對任何人寄予過高期待。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他們比較淡定,能夠迴避衝突,控制好情緒。所以他們不會陷入焦慮等等負面情緒里,走不出來。
所有的長輩都可以對新生兒進行教導。孩子可以接受不同人的價值觀,而不只是堅持父母的準則立場,這更有利於青少年形成健全的人格。親屬對孩子們一視同仁,孩子很少因為被指責而抬不起頭,也沒有過度嬌寵,這會讓他們的心裡比較平和。如果青少年的意見和父母不一致,他完全可以選擇聽其他長輩的話,甚至搬到同戶的其他家庭里去住,這樣就避免了絕大多數的衝突。
不過,即使有這樣的環境,薩摩亞青少年也可能會面臨壓力和衝突,但是他們的社會給了很好的出口避免這些情緒被壓抑下來。他們最重要的出口是跳舞,這是薩摩亞唯一不論男女老幼都可以參加的活動。薩摩亞的青少年在很小的時候就會從各種小型、非正式舞會中學會跳舞。跳舞可以調節孩子們的心理矛盾和衝突,緩解了孩子們因為壓力而產生的消極情緒。每一個孩子都盡情地跳,以自己為中心,通過努力取得自己的成就。他們的舞蹈不要求整齊劃一,孩子們可以在舞蹈中充分發展和展現自己的個性。
薩摩亞青少年沒有青春期危機,不是因為他們在生理上跟現代人有什麼不同,而是因為他們的社會環境、文化環境和家庭結構。在封閉的社會環境裡,薩摩亞人不用面臨太多選擇和壓力,寬鬆的文化環境讓他們不用面對那麼多禁忌;而且,薩摩亞人大家庭的結構緩解了青少年可能會遇到的壓力和衝突。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news/56jk3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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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摩亞人的成年: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類的青年心理研究》(《Coming of Age in Samoa: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Primitive Youth for Western Civilisation》)是美國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創作的文化人類學著作,首次出版於1928年。在該書中,米德應用跨文化比較方法,對當時社會心理學界關於青春期的流行看法提出批評,並在此基礎上討論了為選擇目的而實行的教育。 [1] 
該書是美國20世紀20年代人類學中“文化與人格”研究的代表作之一,也是瑪格麗特·米德的成名之作。該書的出版立刻在文化人類學界引起了轟動,並且很快成為人類學的經典著作
米德研究了50位生活於薩摩亞的少女的生活和心理狀態,通過與美國的青春期少女的比較之後發現,薩摩亞少女並沒有出現美國少女所存在的心理上的動盪和不安,而是輕鬆愉快地度過了青春期,她認為導致兩地青春期少女不同適應效果的原因是這兩個社會的文化差異。米德進一步發現,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在於薩摩亞社會的隨和性,與美國社會相比,薩摩亞社會是一個非常簡單的社會,不會提供太多的選擇,因此也就不會面臨太多的心理和社會壓力。
米德在巴納德學院讀書時,就開始與人類學家弗朗茨·博厄斯一起做研究。博厄斯極力反對種族決定論,米德對此很感興趣,認為對其他社會的全面研究可以有助於人們了解自己的文化。在博厄斯的指導下,米德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了碩士學位。1924年,米德在參加完一個國際人類學會後,決定一寫完博士論文就去東波利尼西亞的土木土群島調查那裡的文化變遷。但是出於安全考慮,博厄斯希望她去美國印第安部落中研究青春期問題。師徒倆商議的結果是雙方都作了妥協,博厄斯同意米德去波利尼西亞,但必須選擇一個至少每月有船往返的島;而米德也放棄了研究文化變遷的初衷,同意去研究青春期問題。這就促成了米德的薩摩亞之旅。 [4] 
1925年,24歲的瑪格麗特·米德帶著照相機、打字機,隻身遠赴南太平洋上的美屬薩摩亞小島,展開田野調查。在那裡她染上了瘧疾,而且還要面對沒有醫生、遭遇危險也不能被救助的可能。為了觀察薩摩亞青春期的孩子,米德開始學習多種當地的語言。在與薩摩亞村民共同生活數月後,她有了一個重大發現:薩摩亞的年輕人能夠毫無困難地從孩童階段過渡到成人階段,並未經歷過美國青少年的青春逆反期。由此她出版了《薩摩亞人的成年: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類的青年心理研究》一書。 [5] 
作品思想編輯 播報
米德發現,薩摩亞人對任何事都採取一種隨意的態度,而且對任何事物都不帶有很高的期望,因此也就沒有太大的心理壓力。米德認為,薩摩亞社會和美國社會相比是一個非常簡單的社會,這個社會並不會提供太多的選擇,而美國社會的選擇包括宗教、道德、群體、婚姻、職業等方面內容,每一種選擇又面臨著多種答案,而且這些答案可能還是互相矛盾的,因此,美國的青少年在不同的選擇面前就會面臨太多的心理和社會壓力。例如,美國兒童上學期間就可能會想自己以後從事何種職業,而進入青春期的姑娘可能還要考慮選擇對象。所以,進入青春期的少女在心理上出現焦慮之情是很正常的。但薩摩亞少女在進入青春期的時候通常不用考慮這麼多的問題,所以不會出現太大的心理波動。米德指出,美國少女青春期的心理問題是美國社會所特有的,是文化的產物,而不是生理性問題,因此不具有普遍性。米德沒有直接地去研究變幻不定的文化和生物學因素之間的相互關係,而是著意於將薩摩亞社會當做一個反面例子向世人展示。 [6] 
米德認為,在薩摩亞的土著居民中,基督教的作用不大。社會對宗教信仰很不重視,基督教只是作為複雜而受喜愛的薩摩亞傳統文化中“一種愉快的令人滿意的社會禮儀”而被接受的。她還在報告中說,“兩性間的愛戀是一種輕鬆愉快的舞蹈。”米德認為薩摩亞女孩由於“沒有宗教信仰的憂慮”,“沒有與父母的衝突”,“沒有因性困惑”而產生的鬱鬱不樂,她們的心靈的發展是“順利的,毫無麻煩的,毫無困難的”,她們“毫無痛苦地……幾乎不知不覺地”便慢慢長大了。青春期的危機和困難不是由先天因素而是由後天因素決定的。 [7] 
米德指出,教育是為選擇的目的而進行的,必須把所有的教育努力用於培養孩子以適應他們所面臨的選擇。家庭裡的教育比學校中的甚至更加重要。教育不是為某一社會制度做特殊辯護,不是為形成一種抵擋所有外來影響的特殊心靈習性而作的孤注一擲的努力,必須是為應付那些真正的影響而做的準備。這樣的教育必須比以前更多地關心心理和體質上的衛生。能夠睿智地選擇的孩子們必須在心理和身體方面都是健康的。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孩子將來需要一個開放的頭腦,家庭必須停止以倫理或宗教信仰為理由表示愛憎。必須教孩子們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麼。由於舊的錯誤消失很慢,所以應該培養他們學會容忍。在未被偏見所牽制,未太早為某倫理準則所困擾時,他們必須在面臨的選擇之前目光敏銳。現在正處於變遷的時代,擁有許多準則,而且人們認為只有一種準則才是正確的。每個群體都深信其事業的正義,並用這種正義武裝自己,而同時又對下一代造成損害。然而,當人們認識到無論過去還是現在人類都採用許許多多方式來解決生活問題時,終有一天對單一的準則就會發生懷疑。當沒有一個團體為它的習俗尋找倫理上的認可,每一個團體僅歡迎那些在氣質上適合其成員的習俗時,人們才會實現個人選擇和一個多元文化普遍寬容的最高目的。米德認為,薩摩亞人僅知道一種生活方式,並將其教付於子孫,而擁有多種生活方式知識的美國人,更應該讓子孫在眾多的方式中自由選擇。 [1] 
作品影響編輯 播報
《薩摩亞人的成年: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類的青年心理研究》一書的出版在文化人類學界引起了轟動,被人類學界認為是人類學著作中的一顆明珠。該書的貢獻有兩個,第一個是繼續了文化人類學領域中的“文化與人格”的研究,並把這種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峰。第二個是開創了人類學的另一種研究方式,即以問題為導向的人類學研究模式。這種研究方法在當代人類學界中被廣泛地應用
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美國女文化人類學家。心理分析人類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早年學習心理學,後轉為人類學。曾師從博厄斯。1929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博士學位。曾任美國人類學會會長、應用人類學協會會長、紐約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副館長、哥倫比亞大學現代文化研究會主任等。長期從事以野蠻社會為對象的野外調查,主要研究區域為南太平洋地區。米德把心理學觀點引入人類學,側重研究了幼儿期育兒方式、青春期、社會文化與個性、性別與氣質等問題。她在研究中習慣於把心理因素與文化因素相聯繫,對“文化與人格理論”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曾積極參與“國民性研究”計劃。主要著作《薩摩亞人的成年: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類的青年心理研究》(1928)、《在新幾內亞成長》(1930)、《三個野蠻社會的性與氣質》(1935)、《男性與女性》(1949)、《老年人的新生活》(1956)、《代溝》(1970)等
薩摩亞人的成年: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類的青年心理研究_百度百科 https://bit.ly/3Ocz5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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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格麗特.米德──拓展社會認知的人類學家
瑪格麗特.米德──拓展社會認知的人類學家 - PanSci 泛科學 https://bit.ly/3UD18d0
1928 年,史上第一本由人類學家撰寫,針對社會大眾的人類學書籍《薩摩亞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出版,不但語句優美,也沒有艱澀難懂的學術用語,獲得廣大成功;書中描述的薩摩亞社會,性別觀比歐美國家自由、對待身體的態度也更健康。這本書歷久不衰,被翻譯成多國語言,並成為人類學最暢銷的書籍之一。甚至五十幾年後,《薩摩亞人的成年》又再度引起學術界軒然大波。
不僅如此,同一位作者於 1935 年出版的《三個原始部落的性別與氣質》(Sex and Temperament in Three Primitive Societies),更成為性別研究領域的經典。藉由不斷詢問一個問題:「不同文化如何賦予男人和女人不同的角色?」她發現,男性和女性展演的性別角色往往奠基於文化和社會習俗,而非根據天性或生物學上的理由。她明言:
「男人和女人都是擁有著不同天賦的人類,而這些天賦並無法被任一性別所獨占。」
她寫了許多書、發表數不清的文章,講過無數場演講;她反對過度干預原住民生活,或將原住民當作珍禽異獸;她不希望人類學家只會跑統計數字,而忽略原住民是我們的夥伴。她結過三次婚,也離過三次婚,不冠夫姓;對於感情,她抱持開放的態度:「我從不希望屬於另一個人,也不曾希望某人只屬於我。」
她讓人類學進入社會大眾的眼界,也改變了性別的刻板想像,被視為女性主義的先驅。她是女人,做著非傳統的事情、宣揚非傳統的概念,在傳統被男性把持的領域獲得認可和名聲──這些都讓她成為媒體寵兒。她擁抱自己的女性身份,在學術界開疆拓土,同時也是母親。
這就是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備受歡迎的人類學家。
瑪格麗特.米德在研究現場。圖/hilobrow
瑪格麗特.米德在研究現場。圖/hilobrow
童年時期和女性楷模
1901 年 12 月 16 日,瑪格麗特.米德出生於美國費城,父親愛德華是經濟學教授,母親愛蜜莉則是研究義大利裔移民的社會學家。瑪格麗特的雙親身為高知識分子,對教養子女很有自己的想法。即使瑪格麗特還只是個孩子,大人們仍然很尊重她的意見,甚至,妹妹凱瑟琳(Katherine)也是由四歲的瑪格麗特取名[1]。
受到家庭環境的耳濡目染,瑪格麗特很早就知道學術生涯大概是怎麼一回事。因為父母工作之故,常需要搬家,她便負責紀錄重要資料,例如全家病史、鄰居好友的聯絡方式等,以免在搬遷過程遺失;甚至,在祖母鼓勵下,她還做了兩個年幼妹妹的觀察紀錄。瑪格麗特未滿十歲,便跟著母親一起觀摩義大利移民的婚禮;母親教導她如何做研究、尋找觀察重點。可以說,她從小就在學習如何做個稱職的觀察者。
因為父親常出差,而且也不擅長照料小孩,米德一家養育子女的工作通常落在瑪格麗特的母親和祖母瑪莎(Martha)身上。瑪莎的經歷也相當不凡──十九世紀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可謂鳳毛麟角,瑪莎卻完成了大學學業並擔任基礎教育學校的校長。
瑪格麗特的童年,大多時候都是在家接受瑪莎教養,沒怎麼上學。祖母每天安排的課程通常不超過一小時,讓瑪格麗特有許多時間閱讀、遊玩、惡作劇和探索大自然。瑪莎不強求瑪格麗特死背知識,而是要她「學習觀察周遭世界並將所見所聞記錄下來。」
因為母親和祖母都是職業婦女,使得瑪格麗特從不懷疑女性在專業上的潛能:「祖母讓我對身為女性一事感到放鬆。她無疑很女性化……當很少有女孩上大學時,她就唸了大學……她結婚、有小孩,也有自己的工作……」
小時候,瑪格麗特的父親曾對她說:「可惜妳不是男孩,不然可以更有發展。」就像是要證明給父親看似的,瑪格麗特日後成了全世界最知名的人類學家,舉手投足都受到媒體注意。
基督教信仰與情竇初開
瑪格麗特的父母並沒有什麼信仰;祖母雖然曾經很熱衷宗教,但也不再去做禮拜了。相對地,瑪格麗特偶爾會隨著鄰居到教堂參加主日崇拜和主日學,發展自己的信仰。十一歲生日前夕,她受洗成為聖公會的信徒。相較於其他同年齡層的小孩,「我享受禱告、我享受教會,」她自陳。宗教信仰一直是瑪格麗特生命中的重要部份,六〇年代,她甚至參與公禱書[2]的修訂工作。
青春期到來之後,家人囑咐瑪格麗特別再從事棒球等劇烈運動,但精力旺盛的她照玩不誤;在學校裡,她也是活躍的女學生,主辦活動、寫小說,並出版校內刊物,甚至針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發表演說。此時的她,已開始發展文字上的長才。1917 年,瑪格麗特還未滿 16 歲,遇見了年長 4 歲的克芮斯曼[3],兩人在晚宴中共舞。克芮斯曼是學校老師的弟弟,既瀟灑又多才多藝,瑪格麗特對克芮斯曼完美的舞技、幽默感和廣博的視野印象深刻。然而,因為瑪格麗特得了盲腸炎,兩人之後只在秋天見過一次面。同年耶誕節長假,他們再度聚首,克里斯曼很快就向瑪格麗特告白,兩人互許終生。這件事,雙方家庭沒有人知道。
差點丟失的大學生涯與同學的排擠
高中畢業後,瑪格麗特原本希望就讀母親曾經念過的衛斯理學院[4]。不過,當時家裡經濟狀況不佳,使得瑪格麗特的父親不願意送她上大學。反正,瑪格麗特遲早會嫁人,大學文憑一點也不重要──但這完全說服不了瑪格麗特,畢竟母親愛蜜莉可是在攻讀博士學位時生下她的!
在母親的勸說和祖母支持下,縱然手頭很緊,父親愛德華最終還是遵循自身的教育理念,讓瑪格麗特就讀學費較為低廉的德堡大學[5]。然而,和同學的關係卻深深困擾著瑪格麗特,從特殊的成長經驗、獨特的美國東岸口音、穿的衣服,到宿舍房間的裝飾,以及不嚼口香糖都成為同儕排擠她的理由。甚至,僅因為教派的不同,基督教女青年會拒絕她入會。
被排擠的經驗成了瑪格麗特痛苦的回憶,多年之後她仍耿耿於懷。即使如此,日後她也講明了,那些歧視她的行為比加諸在許多少數群體的不公不義要輕微得多。
瑪格麗特在德堡大學只待了一年。
巴納德學院和垃圾桶的貓
因為德堡大學的不愉快經歷,瑪格麗特說服父親,讓她轉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巴納德學院(Barnard College)就讀。這個決定,徹底改變了瑪格麗特的命運。
瑪格麗特無疑是個都市人,紐約的環境她適應極了。事實上,在未來的日子裡,只要她沒有出國做研究,大部分時候都在紐約渡過。她馬上就和一票聰明的女學生熟稔起來,共用公寓、關係緊密。時值「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這群有智識的年輕女性,固定在公寓舉辦討論會,從社會重大議題到趣味話題,都讓她們聊到三更半夜。她們互相分享詩、發傳單宣揚理念,視彼此為家人。戲劇老師甚至開玩笑地數落她們半夜不睡覺通宵讀詩,白天才像垃圾桶的貓(Ash Can Cats)一樣邋遢來上課。從此,「垃圾桶的貓」成了她們的名號,其中有許多人都和瑪格麗特維持了一輩子的友誼。
命運的相逢
從母親和祖母的經驗,瑪格麗特深知要同時兼顧職業婦女、妻子和母親三者並不容易,但她堅定想要發展自己的專業,即使結婚也不冠夫姓。二十出頭時,她便跟父親表示:
「總有一天我會成名,而且是以自己的名字為人所知!」
1922 年秋天,瑪格麗特選修了博厄斯教授(Franz Boas)的課程。博厄斯是著名人類學家,不僅嚴格且要求甚高,但他完全不介意跟女性一同工作,對瑪格麗特來說是不可多得的良師。
當時,許多人相信某些種族先天就是高人一等,博厄斯反對這樣的看法,他認為沒有種族是天生比較優秀的。再者,同年代的多數人類學家並不和研究對象長期相處,而是根據旅人多采多姿的描述來了解原始部落文化。博厄斯堅持,人類學家應該要多認識不同族群、理解他們的習俗、學習他們的語言,並且詳實紀錄觀察到的一切細節──唯有如此,人類學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科學。
人類學家法蘭茲.博厄斯教授,是瑪格麗特.米德的老師。圖/alchetron
人類學家法蘭茲.博厄斯教授,是瑪格麗特.米德的老師。圖/alchetron
當時,博厄斯的助教是露絲.潘乃德[6]。潘乃德身為聽障者,不論田野調查還是授課都有相當難度,生命的困頓也讓她年輕時一度缺乏自信,但她終究以自身的能力和洞見獲得廣泛認可。瑪格麗特和潘乃德逐漸培養起終生的深厚情誼;在瑪格麗特死後六年,她同樣成為人類學家的女兒瑪麗更出書揭露兩人不僅是同事和朋友,還是情侶。瑪麗將潘乃德形容為瑪格麗特「愛得最徹底、最持續的兩個人之一。[7]」然而,因為時代的恐同氣氛,瑪格麗特終其一生都小心呵護與潘乃德的愛情,不讓其曝光。
露絲.潘乃德,為瑪格麗特.米德的同事與朋友。在瑪格麗特.米德過世後,她的女兒瑪麗出書爆料兩人其實是情侶。圖/Vassar Encyclopedia
露絲.潘乃德,為瑪格麗特.米德的同事與朋友。在瑪格麗特.米德過世後,她的女兒瑪麗出書爆料兩人其實是情侶。圖/Vassar Encyclopedia
重要的機會
1923 年春天,潘乃德在午餐時向瑪格麗特提起之後的研究計畫。原本,瑪格麗特還沒確定要走人類學這條路,況且經濟來源也是未知數。潘乃德只跟她表示:「博厄斯教授和我能提供給妳的,就只有從事重要工作的機會,沒其他的了。」意外引起瑪格麗特高度興趣,以至於,瑪格麗特在未來將從事人類學研究一事歸功於潘乃德。
起初,博厄斯希望瑪格麗特研究美國原住民,但是她對玻里尼西亞(Polynesia)地區情有獨衷。儘管博厄斯再三警告,隻身前往偏遠地區進行調查相當危險,瑪格麗特仍執意前往南太平洋;折衷之下,由美軍管轄的薩摩亞成了瑪格麗特的田野地點。
1925 年,瑪格麗特初次前往南太平洋。她如此形容這次旅行:
「我擁有的膽量出於幾乎全然的無知。我讀了所有關於太平洋群島民族的文獻……但我自己從未出國或搭過船,也從未講過外國語言或是單獨待在旅館裡。事實上,我一生從不曾獨自過上一天。」
當時她已經和克芮斯曼結婚一年多,克芮斯曼在男性裡算是相當開明,不僅願意分攤家務、不強求米德冠夫姓,也支持她的工作。雖然瑪格麗特從事人類學研究意味著夫妻倆只會聚少離多,但雙方還是接受了現實。
薩摩亞人的成年
瑪格麗特研究發現,跟西方世界的少女相比,薩摩亞少女擁有相當不同的青春期經驗,也未受到很大的成長壓力。她們有慣常的工作、只被賦予有限度的責任,也比較用平常心看待性事。薩摩亞的生活相對單純、自成一套,不像在美國有很多大小事需要煩心。瑪格麗特因此主張,伴隨青春期而來的種種張力和衝突並非生理使然,而是社會文化因素形塑。
瑪格麗特在薩摩亞的研究,於 1928 年出版成書《薩摩亞人的成年》。她用優美的詞藻成功吸引讀者目光,讓薩摩亞的生活、風光躍然紙上。在編輯建議下,她額外增添了教養小孩的章節。出於實用性,加上瑪格麗特對薩摩亞栩栩如生的描述,讓此書大為成功。在教育面向,瑪格麗特認為,「應該教導兒童如何思考,而非教導其該思考什麼」,也建議父母不要將自身宗教信仰強加在子女身上;兒童必須要發展健康的身體和心理,不應受到偏見和狹隘思想影響;未成年人該要知道許多開放的可能性,而且他們擁有權力去選擇自己的道路。
《薩摩亞人的成年》對我們看待人類行為和社會文化的關係,帶來深遠影響,也推翻了種族主義者的「遺傳決定文化」說法。卻沒有人預料得到,這本書只是瑪格麗特在人類學大鳴大放的開端。
反駁與挑戰
1983 年和 1999 年,瑪格麗特去世之後,人類學家弗里曼(Derek Freeman)出書反駁《薩摩亞人的成年》。弗里曼認為,瑪格麗特對薩摩亞的語言知識不足,住在當地美國家庭裡,又過度強調文化面、忽略了生物學面向,以致結論可疑;他更找到當時與瑪格麗特互動過的薩摩亞少女,對方坦承:曾跟瑪格麗特撒了性生活的小謊。依弗里曼所知,薩摩亞一點都不如瑪格麗特書中所說那般美好。
弗里曼不但在薩摩亞居住許久,研究也相當紮實,令人無法輕易忽略他的論點。然而,瑪格麗特並不是笨蛋,不可能僅根據一位薩摩亞少女的片面之詞就下結論;事實上,她訪問了五十到七十位少女,而這位撒了謊的少女,並不在研究資料中。同時,雖然瑪格麗特對薩摩亞語說不上專精,跟人溝通倒是沒問題。她選擇居住在美國家庭裡,有一些研究上的考量,而且除了睡眠時間之外,她都跟薩摩亞人朝夕相處。她確實強調文化對人類行為的重要性,但並沒有全盤否認生物面的影響力。更何況,事隔多年,弗里曼研究的薩摩亞,和瑪格麗特研究的薩摩亞究竟是否有所差異,恐怕沒人說得準。
無論如何,弗里曼的宣稱轟動了人類學界,至今未有定論;而瑪格麗特的田野筆記,至今仍完整保存在圖書館裡,供人檢視、接受公評;這也是瑪格麗特的一大貢獻。
第二段婚姻
1926 年夏天,在南太平洋待了接近一年的瑪格麗特,坐船前往歐洲和丈夫克芮斯曼相聚,航行途中她認識了高䠷、熱情又聰明,正打算到英國唸書的福全[8],兩人旋即墜入情網。
同年,瑪格麗特回到美國,被美國自然史博物館(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聘為藏品研究人員,負責整合太平洋島嶼收藏。她和自然史博物館的關係持續了一輩子。
1928 年,瑪格麗特離婚,並在幾個月後和福全結婚;克芮斯曼雖然心痛,但隨即前往英國和女友開始新生活。
三個原始部落的性別與氣質
瑪格麗特和福全婚後,曾一同前往巴布亞紐幾內亞進行田野調查,並出版《紐幾內亞人的成長》(Growing Up in New Guinea)。1931 年,瑪格麗特和福全再次來到紐幾內亞。這次,她觀察了三個非常不同的族群──阿拉佩什(Arapesh)、蒙杜古馬(Mundugumor)和德昌布利(Tchambuli[9])。
在瑪格麗特眼中,阿拉佩什人相當溫和友善;她於信件寫著:「誰會預料到碰上一個經赤條條的野人,自豪的戴著貝殼項鍊,拿著乘滿一整片香蕉葉的蕃茄走進門來?[10]」他們不論男女都會照顧小孩,更驚人的是,其語言裡包含十一種性別。可以說,阿拉佩什人的文化,是偏向陰柔氣質的。
瑪格麗特的第二站來到蒙杜古馬。整體而言,蒙杜古馬人的暴力和侵略性相當強,不重視小孩,還有食人的傳統。對於蒙杜古馬人,她是這麼描述的:「表面上看起來還蠻討人喜歡,但……他們熱衷於吃人、獵人頭、殺嬰、亂倫……用牙齒將蝨子咬成兩半等等。」蒙杜古馬社會不分男女,基本上是非常陽剛的。
夫妻倆最後來到德昌布利。在那兒,女性果斷、居主導地位;男性則較為依賴,學習舞蹈、吹笛取悅女性。德昌布利的性別文化,跟西方國家習慣的男強女弱可說恰好相反。
1935 年,瑪格麗特將研究成果寫成《三個原始部落的性別與氣質》,成了她另一部重要著作。雖然,在紐幾內亞的三個部落以及美國,男性和女性的生理結構都一樣,但是被賦予的性別角色,和展現出的性別氣質卻是非常不同。作為結論,瑪格麗特認為,男人和女人於文化中代表的意義並不是普世皆然的──這對女性主義者來說,是強有力的支持證據:如果其他文化裡,兩性是相對平等的,那麼美國的男女當然也可以更加平等;男性在職場或家庭中位居主導地位一點都不必然,也沒有生物學上的根據。瑪格麗特對性別氣質的論點,成為性別學界的共識。
最後的婚姻
1932 年 12 月,瑪格麗特和福全疲憊地離開蒙杜古馬,認識了人類學家貝特森(Gregory Bateson)。貝特森長得瘦高,相當有人緣,他初次碰見瑪格麗特的時候,直接說了一句:「妳很疲倦,」並拉了張椅子給她。回憶起當時情況,瑪格麗特表示:「我覺得打從蒙杜古馬的日子以來,這是我聽到旁人所說第一句呵護我的話。」貝特森接著又拿出《紐幾內亞人的成長》,詢問瑪格麗特問題,這讓瑪格麗特更對貝特森產生好感。他們三人很快成為好友;另一方面,福全的暴怒性格和偏執則讓他跟瑪格麗特的婚姻難以繼續維持。在紐幾內亞,瑪格麗特甚至曾被福全打倒在地而流產。
1935 年,瑪格麗特和福全離婚,隔年轉與貝特森結婚。就像她跟福全一塊兒旅行、做田野,瑪格麗特和貝特森婚後去了峇里島進行研究。他們也在 1939 年有了孩子。只不過,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及兩人工作的緣故,夫妻倆常分隔兩地。1950 年,貝特森主動向瑪格麗特提議離婚。
合作夥伴和晚年
1948 年,潘乃德在瑪格麗特陪伴下,走完人生最後五天,兩人的祕密戀情也劃下句點;在那之後,與瑪格麗特處於長期夥伴關係的,首推人類學家若達.麥陶斯(Rhoda Metraux)。
1955 年,因為和瑪格麗特分租房子的室友要搬離,曾經擔任過她研究助理的麥陶斯就搬了進來。她們從此同住長達 23 年,直到瑪格麗特過世。兩人相處的時光,比瑪格麗特和三位丈夫同居的時間加起來還久。她們在女性月刊《紅書》(Redbook)合作了 16 年的專欄,也一起寫書。然而,世人並不清楚兩人的關係是否有任何愛情成份。
若達.麥陶斯(左)和瑪格麗特.米德(右)。圖/Livejournal
若達.麥陶斯(左)和瑪格麗特.米德(右)。圖/Livejournal
對於母親的情愛關係,瑪格麗特的女兒是這麼形容的:「她終生不斷確認著愛的諸多形式及其可能──包括和男人及女人,不排斥任一者。」瑪格麗特在《紅書》專欄裡,更曾提及:「我們必須把雙性戀看作是人類正常行為模式之一,這樣的時機已經到來。」
在瑪格麗特生命晚期,她致力於改善世界,發表演說、撰寫文章、在大學兼課等等。在眾人眼中,她是學識廣博的智者,針對許多議題提供超越時代的見解。她是堅強獨立女性的代表人物;在女教授仍算稀有的年代,她憑借自身能力成為世界最知名的社會科學家,紐約客雜誌曾稱她是「人類學領域中最受廣泛讚譽的學者。」她將人類學從冷僻的研究領域,帶進社會大眾的認知裡。她徹底改變了我們看待人類行為、看待性別的方式。
1978 年 11 月 15 日,瑪格麗特.米德與世長辭,而她也正如自己所說的:
「別懷疑,少數有心的志士便能改變世界。」
瑪格麗特.米德──拓展社會認知的人類學家 - PanSci 泛科學 https://bit.ly/3UD18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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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garet Mead(1901-1978)Margaret Mead(瑪格麗特.米德) –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https://bit.ly/3Gg0AWe
  瑪格麗特.米德是二十世紀最有名的人類學家之一,她的出道作《薩摩亞人的成年》不只在人類學界,也影響了二十世紀的整個美國,更將人類學推向大眾視野。米德代表的是一個時代、一種風氣、一個最自由的靈魂。
生平介紹
家庭與童年
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 年 12 月 16 日出生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費城的西園醫院[1],是家中最大的孩子。她的父親愛德華.雪伍德.米德(Edward Sherwood Mead)任職於賓州大學華頓學院,是一名經濟學教授,母親艾蜜莉(Emily Mead)則是一名博士畢業的社會學家。艾蜜莉是一名激進女性主義者,並且極力譴責對弱勢少數群體如猶太人、黑人、移民的不公義偏見,艾蜜莉對各種運動的狂熱曾讓幼小的米德反感,但在她的祖母瑪莎.瑞姆西.米德(Martha Ramsay Mead)的影響下,她對女性能力不輸男性這點深信不疑。瑪莎是影響米德最深遠的人物,儘管雙親作為社會科學家,都對社會議題有所關注並對深信教育的力量,但這位在三十五歲時就當上校長、受過大學教育的祖母卻是米德的教育啟蒙,由於父親的工作需要奔波各地教學,米德的初級教育是在祖母的指導下開始的,祖母對所有階級一視同仁的態度深深影響了她,在廣泛而大量的閱讀和寫作之中,亦激發她充滿原創性的思想和對書寫的熱愛,儘管這並非正統的學術訓練,卻賦予了她對「美國文化」的意識——二十世紀初的美國正蛻變為世界強權,充滿對未來的嚮往與展望,追求自由、平等與進步。
大學生涯與人類學
  米德在十一歲時才正式進入教育體系,也在此時期受洗成為一名聖公會的信徒,她在學校表現良好,在十八歲那年,她和母親與祖母一樣,深信自己將成為一名大學生,儘管家中的經濟不佳使她的父親動搖了女性應該接受高等教育的觀點,但在母親的堅持、祖母的鼓勵和米德自己的決心之中,她在 1919 年正式進入印第安那州的德堡大學就讀。
  在德堡大學,米德卻面臨不快樂的生活,由於口音、穿著、成長經歷和行為都和印第安那州格格不入,因而遭受了許多嘲笑與騷擾,甚至因為教派不同,遭受到基督教女青年會的羞辱並拒絕其入會。儘管她在日後意識到,這些歧視她的行為比加諸在少數群體的不公義來得輕微許多,但仍然使她耿耿於懷[2],並且在一年以後,便毫不猶豫地轉學到紐約,隸屬於哥倫比亞大學的女子學院巴德納學院就讀了。
  來到紐約的米德可謂適得其所,她熱愛這個充滿機會和自由的大都市,在未來的日子裡,只要沒有海外行程或研究,她多半待在紐約市,這裡是她一生中最鍾愛、最有歸屬感的地方。在巴德納學院,米德渴望尋找知識上的夥伴,迅速地結識了一群聰明又時髦的朋友,她們是年輕的未婚女孩,在一戰後閃耀而奔放的 1920 黃金年代從過去對未婚女性的束縛中掙脫出來,穿短裙、剪短髮,參加各種各樣的集會遊行,分發她們支持的理念的傳單,在合租公寓裡大開討論會,爭論重大的社會議題、分享輕鬆有趣的話題,或者一起寫詩讀詩,通宵到天明,然後像一群「垃圾桶貓咪」——這是戲劇老師數落這群女孩的玩笑話——睡意濃濃、邋遢地去上課。米德與「垃圾桶貓咪」的一些成員們成為畢生的摯友,也在這種無拘無束的生活中,強化了她自由平等的樂觀態度。
  在高年級時,米德選擇了一門人類學課程,由當時哥倫比亞大學中唯一的人類學專任教師法蘭茲.鮑亞士(Franz Boas)所開設,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擔任助教。鮑亞士是一名嚴格的教授,但他並不排斥和女性一起工作,並且他堅信沒有一種文化比另一種文化更加優越,這與當時以西方、白人為中心,認為文化是由野蠻進化到文明的觀點大相逕庭,於是這門新興的、充滿可能性的學科深深吸引了米德。而作為助教的潘乃德,更是米德邁向人類學道路的重要推手,她們在鮑亞士的課堂中漸漸熟捻,成為會一起吃飯、看展覽的朋友,而後更發展成一生的摯友,乃至於戀人。這是一段被小心保護、至死也未公開的情感,與米德開放的三段婚姻相比,是一個真正的秘密,直到她的女兒瑪麗(Mary Catherine Bateson)在整理其書信,並出版成書時才曝光。
  當米德向潘乃德提起未來的研究方向時,潘乃德告訴她,她和鮑亞士能提供給她的「除了做一件重要工作的機會以外別無其他」,這番話反而激起米德的鬥志,由衷的希望能成為一名人類學家,並真切的渴望能夠接觸到那些正在邊緣化的文化的元素。
前進薩摩亞
  米德的首次田野地點和主題,是由她的指導教授鮑亞士親自做出最終核定的。米德相信自己對田野調查具有選擇權,而鮑亞士一方面不希望少數具備田野工作能力的學生隨意選擇研究課題,一方面也不希望將女性置於風險之中,因此極力說服米德前往美國西南方做田野調查。儘管米德知道這對她的安全是很完善的考量,但她不願成為眾多人類學家中的一員,當她提出要到玻里尼西亞進行田野調查時,鮑亞士對這個充滿野心的聰明學生表示,只要她選擇美屬薩摩亞這個由美國海軍管轄的島嶼上進行研究,他便不會反對,並將予以對其他學生同等的支持[3]。
  在鮑亞士的建議下,米德將研究主題鎖定在青少年群體,當時流行的說法將青春期視為人類在十多歲時生物因素造成的躁動時期,鮑亞士卻認為當中可能有文化的因素。米德帶著這個課題,懷抱對大洋洲的好奇以及開創屬於自己的田野地的渴望進入美屬薩摩亞,但她未曾料想,薩摩亞將成為她一生中最重要的印記之一。
  在她頭也不回地離開新婚一年多的丈夫路德.克瑞斯曼[4](Luther Cressman)前往薩摩亞,在 1925 年 8 月抵達美屬薩摩亞的龐果.龐果(Pugo Pugo),這個美屬薩摩亞的首府位在土土伊拉島(Tutuila),米德在這裡才開始學習薩摩亞語,學習這個玻里尼西亞語系中最古老複雜的語言每天花費米德至少八小時的時間,她接受一名精通英語的當地護士的指導,並把多數時間都用來背單字,在兩個多月後,她已經能和不通英語的報導人打交道了,這段時間內她也拜訪了土土伊拉島上的許多村落,理解薩摩亞人的文化和生活。她在維托吉村(Vaitogi)的酋長家住了十天,真正開始體驗薩摩亞人的生活,還用薩摩亞語發表了演講。離開土土伊拉後,她去了塔烏島(Tau),並將此地做為她的研究地點。
  在塔烏島上,米德訪問了三個村落的數十名少女,年齡介於八到二十歲之間,這些女孩在六到七歲時就被賦予了照顧嬰幼兒和更小的孩子的責任,直到十四歲之前,她們已經能夠承擔許多工作如烹飪、點燈,進入十五歲也就是定義上的青春期後,他們開始學習耕作、捕魚、編織布料和器具等更複雜的技巧。在這些工作之外,這些女孩是快樂的且自由的,她們尚有空閒時間和朋友一起玩耍,甚至能體驗性事。米德認為青春期的年紀是這些女孩最快樂的時光,也沒有「青春期」的躁動與不安。在美屬薩摩亞待了八至九個月後,米德便啟程返回美國,這也成為她這段田野經歷中為人詬病的其中一點,時間太短了。事實上,她在田野中住在西式家庭,以及她的語言能力都備受質疑。
《薩摩亞人的成年》
  回到美國之後,米德著手書寫她在薩摩亞的發現,也在各處演講分享她的經歷,從她寫得滿滿的田野筆記中提煉而出的,正是《薩摩亞人的成年》一書,甫發表便引起美國社會的關注。1920 年代的美國青少年面臨從保守過渡到開放的時代風氣,多重的道德標準與多變的社會現狀使他們面臨各式各樣的選擇,這當中造成的焦慮足以引起對成年人的反抗,也就是所謂的青春期,而相對單純、沒有多少選擇的薩摩亞社會雖然閒散,卻不會面臨相同的狀況。米德也提到,每個民族、文化都並非天生,而是由歷史所造成,美國的情況固然複雜,她也不會期待模仿薩摩亞的、簡化的美國社會,但參考其他文化或許是一種方式,並非模仿薩摩亞人只有單一選擇的社會,而是從減少面對選擇的焦慮做起,讓青少年知道自己該怎麼面對選擇。
田野的生活:巴布亞新幾內亞
  1928 年,米德展開第二次田野之旅,同第二任丈夫瑞歐.弗群[5](Reo Fortune)前往巴布亞新幾內亞,他們在紐西蘭快速的成婚,隨即前往瑪瑙斯島展開研究工作,在這裡學習瑪瑙斯語和托比辛語[6],並在各村落做了一些調查,進行不同族群的比較,並在一年後回到紐約。在這時她才知道《薩摩亞人的成年》取得了超乎想像的巨大的成功,米德優美俏皮的文筆塑造出美好的薩摩亞,讓讀者心生嚮往的同時開始思考美國的現狀,並深深地影響了美國對青少年教育的態度,更使人類學從社會科學學門中的冷僻角落被推向大眾視野,也使米德成為家喻戶曉的人類學家。
  1931 年,米德和弗群遠離了大蕭條中的美國,到新幾內亞的三個村落,與高山阿拉佩什人(Mountain Arapesh)、孟都古莫人(Mundugumor)和潛布里人(Tchambuli)共同生活。高山阿拉佩什人被米德形容為溫和善良的,雖有男女分工,但照顧小孩是共同的責任,他們單純,喜歡講誇大的謠言,而生命的增長就是他們生活的中心,無論是莊稼、牲畜,尤其是孩子,他們會盡己所能、毫不排斥的去養育、使其茁壯。孟都古莫人在米德的筆下是好戰的,他們有食人、獵人頭、殺嬰、亂倫等行為,並且不重視孩子的生命,儘管米德只在這裡待了很短的時間,但她觀察到這裡的對成年人的文化期待並沒有男女之別。在潛布里族,米德觀察到女性主導的地位,她們發號施令,主導整個社群的運作。這三個部落的經驗集結成書,便是《三個原始部落的性別與氣質》,米德認為兩性的性格特徵乃是文化建構的,而非完全生物性的與生俱來。
從大洋洲到東南亞
  在新幾內亞進行田野的期間,米德遇到了她的第三任丈夫格雷戈里.貝特森[7](Gregory Bateson),並在離婚一年後的 1936 年與貝特森再婚,前往峇里島進行研究。在這裡,米德原本將研究重點放在峇里島上的精神分裂症,但最終卻深深被當地融合了西方與當地的文化所吸引,並且她觀察到,峇里島人對於外來文化具有選擇權,千年的文化積累使他們能擁抱他們所需要的,忽略他們不需要的。米德和貝特森也花費大量的心力在書寫文字和拍攝影像,25,000 張照片和 22,000 呎十六釐米的底片加上大量的筆記書寫,織構了相當完整且具體的社會樣貌,卻並未在當時造成田野方法上的轟動,反而被批判可能是刻意拍攝某些動作和行為,但這卻是影像人類學開端,米德想必未曾料想,在數十年後,民族誌電影將成為一種重要的紀錄方式。
婚姻生活與感情
  在前述段落中,都沒有詳細提及米德的婚姻狀況,僅簡述她有丈夫與情人,但這並不代表她的情感生活平平無奇,相反地,就算以自由奔放的黃金年代的標準,米德的情感經歷也稱得上精彩豐富,她有三段婚姻,但在每一段婚姻中她都未曾隨丈夫更改姓氏,反而堅持保留米德這個姓氏,彷彿在宣示她是永遠的瑪格麗特.米德女士,而不是任何其他人。
  她的第一任丈夫是在中學時期結識的路德.克瑞斯曼,兩人在米德大學畢業後就步入婚姻,米德還為此拒絕了父親贊助的環球旅行。兩人的婚後生活並不寬裕,但苦中作樂是年輕愛侶的天賦,克瑞斯曼是溫柔寬厚的伴侶,他在當時的社會風氣下答應米德不改姓氏的要求,也十分支持米德前往薩摩亞進行研究,儘管這意味著兩人必須分隔兩地。米德在薩摩亞進行研究時,為了避免麻煩而隱藏了自己已婚的事實,這也使她與克瑞斯曼漸漸疏遠,分別終究帶來了變數,她在前往歐洲與克瑞斯曼會面的船上遇見瑞歐.弗群,並和他墜入愛河,儘管她和克瑞斯曼的婚姻關係尚未結束。
  克瑞斯曼意識到妻子已經與弗群墜入愛河,但他充滿風度地與弗群會面,他要米德自己做出抉擇。而米德最終的抉擇是離婚並嫁給小自己兩歲的弗群。克瑞斯曼雖然痛苦,但也在數月後與另一位女子再婚。
  米德和弗群新婚後一起在新幾內亞島做田野,但回到美國後米德逐漸感受到弗群的暴躁脾氣,當重返新幾內亞島時,米德飽受病痛折磨,弗群卻漸漸顯露出不耐煩與暴力行為,於是當兩人在田野中遇到格雷戈里.貝特森,他對米德充滿關懷的問候便給米德留下了格外好的印象。弗群的暴力相向最終導致米德流產,加上兩人在民族誌書寫分工上的不合、貝特森的出現,最終兩人走向婚姻的終點。米德和弗群是田野工作上互補的夥伴,攜手完成許多精彩的書寫及分析,兩人離婚後,米德似乎不受影響,但弗群卻意志消沉、開始病痛纏身,在與另一位女子再婚後,他不再公開談論米德,卻在私人書信和米德的書上留下了對她大量的批判。
  貝特森和米德完成在峇里島的田野後,又到了新幾內亞,最後在二戰的戰火中回到紐約,米德也在此時懷孕,並誕下一女,兩人的婚姻維持了十四年,但性格上,貝特森冷靜、沉穩、注重細節,而米德則心直口快,時不時把全球視野掛在嘴邊,加上自 1947 年起,兩人就分隔兩地,種種原因讓貝特森主動提出離婚。
  在 1950 年與貝特森離婚後,米德的情感生活也沒有結束,就算在婚姻中她的感情生活也十分活躍。她與潘乃德的秘密戀情在 1948 年潘乃德去世之後才真正畫下句點;同為鮑亞士門徒的愛德華.薩皮爾(Edward Sapir)曾經是她的追求者,即便當時米德已婚而薩皮爾已經有三個孩子;她與助理若妲.麥特勞克斯(Rhoda Metraux)自 1955 年起就同住一塊,直到米德逝世的 1978 年為止,而兩人的關係是否為戀人一直都不被確定。
  米德的情感生活映照出的是她所處的時代,以及她的個性與追求,她追求本心、不負心之所向、跳脫道德束縛的感情觀,除了因為作為一名女性主義者,也脫不開她成長的時代背景:自由、奔放、無拘無束。
世界的瑪格麗特米德
  1953 年米德再次踏上瑪瑙斯島,這是她最後一次的田野之旅,離開時她似乎已經離開田野工作,但正如她常說的:「世界就是我的田野。」在她眼中,不論是遙遠的波里尼西亞小島,或是她鍾愛的紐約市,抑或是她四處旅行奔走的所有城市,都是一片新奇的、充滿價值的田野地。
  在人類學家眼中,對這樣一個入世的同行往往又愛又恨,米德的文字和演講簡單易懂且實用,也意味著叫好且叫座。這種「媚俗」使她被學界批評,她的作品也經常被視為一種消遣,而非正經的學術研究,但米德的影響力卻是讓人類學得以擴展的原因之一,同時她也低調地設立基金,用來資助年輕的人類學生、較小的研究計畫以及提供必要的器材與設備,她演講的收入大多投注於此,這也使某些批判她以演講斂財的同行不攻自破。
  米德從小養成的書寫習慣讓她能夠快速的書寫並發表文章,一生創作出逾千份文章與書籍,而她辯才無礙的口條也讓她成為炙手可熱的演講者,一年的場次可達上百場,在每一場演講中,米德也樂於和聽眾互動、問答,彷彿他們是某種形式上的報導人。自一九五四年起,米德回到母校哥倫比亞大學擔任人類學系的兼任教授,她的課廣受學生歡迎,尤其是通識性質的課程總是座無虛席,而修習高階課程的學生則會得到她不遺餘力地親自指導,並給予幫助和建議。
  對於家庭、婚姻、女權、選擇自由甚至是娛樂用藥,米德都有自己的一套見解,並且她的意見具有很高的影響力,尤其是家庭問題,人們往往對她馬首是瞻。
  米德的最後幾年生涯常常手持牧羊人拐杖、身著斗篷示人,這時這位滿頭銀髮的老太太雖然仍耿直且急躁,卻多少有點力不從心了。1978 年,米德被確診患有癌症,她依舊倔強地盡其所能出席活動及研討會。同年的十月,她病逝於她鍾愛的紐約市,並獲頒總統自由勳章。
跌落神壇?爭議的瑪格麗特米德
  名氣往往伴隨著批判和爭議,而米德最知名的爭議,莫過於她過世不久後,人類學家弗里曼對她的成名作《薩摩亞人的成年》發難,出版《瑪格麗特.米德與薩摩亞:一個人類學迷思的建構與解構》批判這份使米德名揚四海的研究成果。儘管也有許多人批評佛里曼的發難時機太不厚道,畢竟米德已經不可能作出任何回應,但他的觀點也非毫無根據,相反地,佛里曼在薩摩亞從事研究多年,不只精通薩摩亞語,其研究成果也十分扎實豐富,他的批判是不容忽視的,幾乎是投下一顆震撼彈。
  佛里曼批評米德在當地的時間太短,對薩摩亞語也不夠精通,無法準確理解某些狀況,甚至沒辦法辨別當地少女對她撒的謊;她住在白人家庭,對當地的視角太過西方,在她的筆下,薩摩亞彷彿純淨脫俗的世外桃源,但現實中薩摩亞那些黑暗、暴力的部分,都完全被米德忽視、隱蔽,彷彿回應了某種對「原始社會」的美好想像。米德只能通過她的田野筆記作出回應:她是一個擁有強大資料收集能力的人,從她的書信中,可以得知雖然她的薩摩亞語稱不上優美流利,但日常溝通是綽綽有餘的,那位少女撒的小謊也並未出現在她的筆記中;住在白人家庭則有安全和便利性的考量,米德也深恐與薩摩亞少女們相處的時間不足,幾乎除了睡覺以外都和薩摩亞人在一起,至於薩摩亞社會的黑暗面,由於米德多和少女相伴,確實較缺少這方面的觀察。
  總結來說,米德的逝世為這個爭議留下了永遠的逗號,多數人認同弗里曼提出薩摩亞存在暴力與黑暗面確實是正確的,但其他批判並不能否定米德在薩摩亞的研究成果。
  事實上,在此批判之前,米德就不是一名「清白」的人類學家,她以「無關政治、道德中立、理論準確、經驗充足」(Bowman-Kruhm  2003)自居,但仍有許多檢證的空間。生前,米德曾經銷毀牽涉重大倫理問題的調查報告,內容是關於人類學家的研究是否幫助美國政府在鎮暴行動中傷害平民,米德在人類學年會前銷毀這份報告,不論出於何種原因,都使她備受質疑。在道德上,米德雖然是一名堅定的反種族主義者,但她曾經說過不願為過去的歷史負責;她的田野地報導人與群眾對她也有所不滿,部分巴布亞新幾內亞人就認為她沒有對他們的國家帶來改變,卻靠著他們成名。米德也不是一個非常「精確」的學者,她自己也承認在統計數字方面應該會遭受到批評,不過這其實是二十世紀初人類學家的通病:他們不僅經常忘記受訪者的數量,甚至連過程也經常略過不談。
  這些爭議大抵無損米德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她仍舊是將人類學帶進大眾視野的關鍵人物,她對青少年教育和性別氣質的觀點至今仍深深影響著整個世代乃至全世界,然而在弗里曼的批判的前後,人類學界對米德這一代的學者已開始有了浪潮般的反思,這群在一戰後黃金年代成長的學者,是生來對自由與和平充滿希冀與信賴的自由主義者,亦在二戰過後的勝利喜悅中擴張了這種樂觀、積極的想望,但再後來,對自由主義的反思同樣也波及到了這批學者,再加上前述過的,部分學者的經驗書寫經常不夠嚴謹、過於仰賴推論,就更容易招致批判。
  與其說佛里曼對米德的狙擊是一種針對個人的偏見,其實更像是對於一整個時代風氣的反思和批判,而米德一生追求自由、相信國際主義、推崇女性賦權,無疑是擁抱時代風氣的自由女神,在弗里曼登高一呼後,米德的地位雖然未被動搖,其主張與遺產卻也漸漸趨於沉寂。
結語
  沒有人能否認瑪格麗特米德是一位偉大的人類學家,除了她在青少年教育、家庭、性別氣質方面帶來的影響,對人類學們最重要的是,她打開了人類學的大門,讓大眾認識到這門剛剛興起,不久前還被遺忘在社會科學學門角落裡的學科,也讓更多年輕學子能夠走進這扇大門再帶著收穫離開,甚至留下來為人類學添磚加瓦。儘管她的作品並非滴水不漏,她喜歡橫掃一切地以小見大,總要提出全面性結論的習慣也使她招致不少批評,但她帶來的正面影響顯然更多,也廣泛地影響全美國,乃至全世界的人。Margaret Mead(瑪格麗特.米德) –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https://bit.ly/3Gg0A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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