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過去一年逾11萬人離港 移出人數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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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官方統計,今年中香港有超過11萬人離港,較2020年中到2021年中的離港人數增加2萬多人。(彭博)
2022/08/11 19:31
〔中央社〕官方統計數字顯示,今年中香港人口為729萬1600人,較去年中減少12萬1500人,降幅為1.6%;期間有超過11萬人離港,較2020年中到2021年中的離港人數增加2萬多人。
統計處今天發布的數字顯示,本地人口下跌由自然減少(死亡多於出生)及香港居民淨移出(移入少於移出)構成。
與去年中比較,今年中本地死亡人口多於出生人數,兩相加減,自然減少2萬6500人;淨移出的香港居民則有11萬3200人,淨移入為1萬8300人。
政府發言人說,本地人口自然減少率有所擴大,過去5年,出生人數由2017年中的5萬9500人下降至今年中的3萬5100人。
出生人數下降,是受到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病,COVID-19)影響。與此同時,疫情也影響人口的移入。
發言人又說,居民淨移出的目的有移民、工作和讀書,當中沒有細分數字,原因是香港居民在離境時不需要向政府申報外遊目的。
因此,政府沒有港人移居外地的直接統計數字。
發言人說,香港作為國際城市,人口的流動性一直很高。
而根據去年8月官方發布的統計數字顯示,香港從2020年中到2021年間,香港居民淨移出8萬9200人。香港過去一年逾11萬人離港 移出人數再增加 - 國際 - 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s://bit.ly/3pa0tl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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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天抗命》:香港作為各大權貴的避稅天堂,如何左右中國領導人的決策?
作者 韋安仕( Stephen Vines)《逆天抗命》:香港作為各大權貴的避稅天堂,如何左右中國領導人的決策? | 韋安仕( Stephen Vines) / 獨評讀好書 | 獨立評論 https://bit.ly/37HOM07
2022-05-13
香港是中國主要的資金流出轉接站,這種舉足輕重的國際金融地位角色,如何左右中國領導人關乎香港的決策?
香港是中國主要的資金流出轉接站,這種舉足輕重的國際金融地位角色,如何左右中國領導人關乎香港的決策?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逆天抗命》:香港作為各大權貴的避稅天堂,如何左右中國領導人的決策? | 韋安仕( Stephen Vines) / 獨評讀好書 | 獨立評論 https://bit.ly/37HOM07
何以北京未有把戰車開進香港,鎮壓這場1989年天安門以來中國屬土上最大規模的起義?
簡單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所以節制地避免使用更極端的暴力,是因為黨國要人都已在香港特區購置大批資產。倘若中國真要派兵鎮壓香港的抗爭,使整套體系崩潰,這些數之不盡的財富會一夕之間化為烏有。或許可以這樣說:難道有人真的以為中國的領導人會把累積家產的銀庫付諸一炬?
奇怪的是,過去的討論卻沒有考慮到香港是中國主要的資金流出轉接站,以及究竟這種舉足輕重的角色如何左右中國領導人關乎香港的決策。香港作為中國資金的出口,絕非無關痛癢的小事,因為中國的精英心裡都害怕會遭到清算,而設法把至少一部分的財富匯出國外。他們深知在威權政體下,即使再有權勢的人,其財富都可能瞬間蒸發。他們希望如果遇到最惡劣的狀況,家人仍然可以維持財務穩定──這樣一來,他們必須把金錢轉移到黨國之力所不及的地方。
香港獨特的國際金融地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體系常常因權力鬥爭而出現大地震。鬥爭中的落敗者,面臨相若的命運。他們首先會被當權派控以貪污的罪名──在中國結構性腐敗的政治體系中,幾乎無官不貪,所以當權派向落敗者安插貪污罪名,不但直接了當、亦能使人信服。權貴若在中國共產黨的內部鬥爭落敗,他們迅即會淪為階下囚,財產也會全數充公。不過中國共產黨的制度通常無法對付他們安置在海外的資產。沒收海外資產向來是艱鉅的任務,中國政府也沒有認真嘗試針對那些資產。
中國沒收海外資產的工作之所以充滿障礙,原因甚多,首先就是難以爭取外國政府的合作,因為中國的司法程序於國際社會毫無公信力。中國官員不願意到外國法庭作證,因為他們追討資產的理據很可能無法通過獨立司法機關的審視,反倒顯得尷尬。然而,不去取回這些資產的更重要原因,在於訂立規則的人自己也意識到,隨著政治形勢的演變,今日的清算者他朝也許會淪為失敗者。既然「今日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那麼退一步自然就是海闊天空。任何黨國體制的核心成員,都希望這最後的安全網完整無缺
黨國精英安置在海外的資產既能躲避政治鬥爭的風險,那麼下一步就要考慮怎麼把資產轉移出去。中國在大陸實施嚴格的外匯管制,可是中國資金卻可以輕易轉移到香港,再經過這個國際金融中心匯往世界各地。香港如此獨特的角色,使北京決定香港政策時不免存在著某種利益衝突。
香港特區的金融角色對黨國精英之所以不可或缺,正是因為香港向來異乎中國,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這種港中差異更是日益明顯。與中國相比,香港至少(曾)有相對的自由、有比較自主的司法體系、金融制度與世界大部分的地方相容。這一切都使香港特區成為不可或缺的中間人,讓權貴的財富能擺脫黨國的陰影,並同時「漂白」他們從「灰色地帶」賺取的財富。
中國權貴當然可以通過其他地方轉移資金,可是唯獨香港處於中國咫尺之旁。世上再沒有別的地方,既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統治、同時又擁有國際認可的法律保障。海外其他擅長財富管理的國家與中國權貴打交道的經驗不夠豐富,經營業務也不如香港那麼便利。雖然澳門與香港相若,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可是其經濟卻以博弈業為主,而這種產業與洗錢的勾當則密不可分。澳門雖然也可擔當資金轉介中介人的角色,可是其金融體系規模不足,難以應付來自中國權貴的大批資金外流。
這樣一來,倘若要把資金在中國的眼皮底下撤出,香港這條渠道顯然是權貴的不二之選。總部設於英國的稅收正義聯盟一直堅持,稅務政策與金融全球化理應有更大的透明度。根據這個機構的調查,香港的金融秘密指數於2020年位列全球第四。排位比香港還要高的,只有排頭位的開曼群島、緊隨其後的美國、以及看重客戶機密的瑞士。這份報告如此描述香港作為離岸金融中心的歷史:「此地政府承諾堅持『對市場運作低度干預』的原則,在金融管制上對任何不義都坐視不理。他們志在吸引各種或明或暗的離岸事業,從不過問這些事業的來龍去脈……香港向來想為中國的領導人和權貴發展成一個熟悉、可信、並通曉中文的離岸交易中心──企業在這裡仍然受到大陸的部分控制,但已免除相當多的監管。」
「巴拿馬文件」中透露,有為數不少安置於香港的財產都是由這類BVI離岸公司持有。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巴拿馬文件」:有多少中國資金經香港流出海外?
因為以上種種理由,香港成為中國權貴外流資金的主要目的地;經過多位記者鍥而不捨的追查,最終揭開權貴資金流向的神秘面紗,發現其背後複雜的固定模式。即或如此,我們還是無法得知確實的數字,藉此說明中國權貴在香港究竟擁有多少金融、房地產或其他的資產、或是總共有多少資金經香港流出海外。不過現有的證據都顯示,總額會是一大筆鉅款。
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ICIJ)於2016年取得巴拿馬莫薩克.馮賽卡律師行(Mossack Fonseca)的內部文件;這家律師行專門替世界各地的權貴於英屬維京群島(British Virgin Islands, BVI)這類「避稅天堂」設立離岸公司。此後這些文件也被稱為「巴拿馬文件」。而有為數不少安置於香港的財產都是由這類BVI離岸公司持有;目前已知約有16,300間空殼公司是香港或中國的事務所申辦,並為莫薩克.馮賽卡律師行帶來29%的業務。這家巴拿馬律師行於世界各地都設有分行,當中以香港分行的生意最為興隆。
這當然並不只是某間律師行的特殊情況,ICIJ也通過其他調查整合出全球離岸空殼公司的資料庫,根據這個資料庫,香港的法人控制了約26,000間這樣的公司,佔全球空殼公司總數的10%,而中國大陸的法人另外控制了約33,300間空殼公司。
根據巴拿馬文件,在2004至2013年之間,大約有1.4兆美金(約38.9兆新台幣)資產從中國向離岸空殼公司流出。這些資產有著各種各樣的來源,包括賄賂、洗錢和逃漏稅等。這份文件也記錄不少自中國流出的「乾淨」資金;對於中國共產黨而言,這反倒是最為敏感的資訊,代表即使是以合法方式賺取利潤的中國企業,也想要把資產匯出海外。他們都知道把財富都放在威權國家之內絕非明智的做法。
工商人士要在香港成立公司乃是極其方便,因為他們無需上報主要股東的身分。香港公司若再透過離岸公司持有資產,則能為主要股東提供多一層保護。如此一來,中國大陸的權貴可以把他們的資金交由離岸公司持有,繼而從中國匯出。他們可以選擇把資產繼續留在海外,也可以把存放在「避稅天堂」的財產運回香港特區。在2013至2015年之間,香港「海外投資」的最主要來源就是這些離岸公司。所謂的投資,投入的其實都是來自個人或企業的本地資金,這些資金不會長期留在香港,反倒以「海外投資」的方式在香港和各「避稅天堂」之間循環往返。透過這樣的方式,權貴能逃避繳交稅項、隱瞞其資金的真正來源,藉此賺取龐大的利潤。
香港銀行業管制寬鬆,其運作亦缺乏透明度,故此存放了不少來自中國大陸的資金,除此以外也吸引到世界各地的可疑資金。香港的銀行曾於2017 年爆發醜聞,被揭發曾協助俄羅斯的黑幫洗錢。這類醜聞使香港特區政府尷尬不堪,迫使他們以臨時措施重振香港銀行業的聲譽。
他們於同年修改法例,強制所有公司於註冊時登記業務受益人。不過特區政府向來就缺乏透明度,因此也沒有開放登記資料讓公眾查證。除此以外,業務受益人若能把匯入香港的資金迅速轉移到海外的離岸公司,就能避開相關的申報規定。雖然中國大陸的熱錢經香港外流的現象已對香港的國際聲譽帶來損害,可是各地的金融機構大體上仍把香港視為可靠的司法管轄區。
中國當局從周永康的家人和親信那邊總共搜獲逾145億美金的贓款,最終約300人於這次打貪行動中被捕。圖片來源:Wikipedia
杜絕貪污腐敗:關於周永康這隻「大老虎」
可以肯定的是,貪污腐敗的陋習在中國已屬司空見慣。習近平主席經常強調,貪污腐敗的問題乃是對中國共產黨最嚴重的威脅。他在2004年尚未執政之時,就已經向黨內同志強調;「管好你的配偶、子女、親屬、朋友和工作人員,發誓不要使用權力謀取私利。」2013至2016年之間,差不多有一百萬名官員因貪污被定罪。不過這些被捕的人有不少其實是習近平的政敵,被羅織「貪污」的罪名予以翦除。這場蔓延全國的反腐敗運動波及不少地方官員、低級幹部以及國家機器內各種小人物,使得他們身陷囹圄。不過習近平的主要目標是那些被稱為「大老虎」的對手,這些高官都貪污了數之不盡的財產。
消息指出,這些「大老虎」從國家與民眾那邊盜取數以十億計的財富。根據2008年一份從中國人民銀行洩露出來的文件,1990年代中葉以來,這些貪官污吏已經把總值1,230億美金(約3.42兆新台幣)的贓款匯出中國。根據另一些人的估計,中國因貪污腐敗而流失的財富數目遠比上述來得驚人。根據一份從中國共產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洩露的文件,截至2012年已有總值1兆美金(約27.79兆新台幣)的贓款流出海外。
周永康案是中國共產黨典型的貪腐大案;他曾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是涉入貪污案件的最高層黨國官員。周永康受審時一臉冷靜,最終於2015年被判處終身監禁。中國當局從周永康的家人和親信那邊總共搜獲逾145億美金的贓款,最終約300人於這次打貪行動中被捕。
當局充公約300間樓房和別墅,找到大批古畫和當代藝術品,總值10億人民幣(約美金1.62億元)、發現超過60架汽車、數之不盡的高級名酒、黃金、白銀、以及大批人民幣和外幣現鈔。周永康之所以淪為階下之囚,是因為他在政治上和習近平作對;他人生最大的錯誤,就是對自己的權力太有信心,把大部分的家當都留在大陸,於是在反腐敗運動抄家時才會搜出這筆富可敵國的財產。
不過,大部分有財有勢的貪腐官員都不會像周永康那樣,錯估其資產的安全程度;他們知道必須要把財產匯出國外,並設法用各種方式掩藏這些財富的真正主人。
有些流出大陸的熱錢,很大一部分來自高幹家屬販售其影響力的活動。但根據目前能夠查知的紀錄,也無法說明習近平或彭麗媛能直接控制家族持有的資產。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習近平家族的財富有多少?
有些流出大陸的熱錢,很大一部分來自高幹家屬販售其影響力的活動:他們運用親屬關係,暗示甚至明示自己有辦法居中牽線,讓對方接觸到黨的決策者。做為交換,對方則必須提供合法的商機,令其有機會接觸績優可靠的金融機構。
此種手法最好的案例,正正就是習近平主席自己的家人。彭博新聞曾刊登一篇破天荒的偵查報導,揭露習近平家族於海外的公司投入總值3.76億美金(約103億新台幣)的資產;他們動用17.3億美金(約478億新台幣)間接持有一間稀土公司18%的股權,又於一間上市科技公司投入2,200萬美金(約6億新台幣)的資金。
習近平的大姊齊橋橋是家族財產的主要代理人。在彭博新聞刊登那篇報導時,她在香港擁有總值5,000萬美金(約13.8億新台幣)的房產,包括位於海濱豪宅區價值3,150萬美金(約8.7億新台幣)的一間住宅。她的女兒張燕南購入一間科技公司的部分股權,其股價於隨後三年急漲40倍。此外習近平家族的其他成員則擁有遠為集團這家涉足地產開發和電信業的企業。
其他媒體後來跟進彭博新聞2012年那篇報導,發現齊橋橋、丈夫鄧家貴、和女兒張燕南三人,開始變賣資產或把業務清盤,當中涉及上以億計的資產。不過他們仍然繼續透過遠為集團操縱旗下龐大的事業王國,這家企業的總部位於香港旁邊的深圳。
就如彭博新聞社那篇報導所言:「根據我們找到的文件,這些資產無法追溯到習近平本人……他的夫人彭麗媛……或是他們的女兒。沒有證據顯示習近平曾經出手干預,好讓家屬的商業交易得以獲利;也沒有證據顯示習近平及其家族涉及任何不法行為。」根據目前能夠查知的紀錄,也無法說明習近平或彭麗媛能直接控制家族持有的資產。
不過,中國權貴家族的主要財政收入來源通常不是來自高官本身,縱使就是他的權力使家族財源滾滾。習近平主席的年薪只有美金22,000元(約新台幣609,125元),遠低於其他大國的國家元首。中國的高層官員的薪金也是同樣低廉,可是他們的生活水準卻遠超過其正式收入所能負荷。黨國精英的家屬憑藉家庭背景獲得豐厚利益,在中國已是司空見慣,習近平家族的盈利能力並非特別出色。中國近年崛起的新貴,當中有不少都是高官的親屬。彭博新聞社有另一篇報導追蹤103位權貴子弟的財富,他們都是創黨元老或主要國家領導人的親信(這篇報導刊登後,彭博新聞社再也不敢做類似的新聞)。
中國以為剝奪香港固有的自由,達成絕對的政治操控後,這個特區仍然可能延續全球金融中心的角色。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當「中國特色」在香港氾濫,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仍穩固嗎?
香港可以是大陸匯出資金的中繼站、也可以讓資金成為生財工具,比較普遍的做法是購置房產。不少大陸權貴的家人在香港購置房地產後定居,並通過這個根據地不斷往返大陸及海外國家。香港作為大陸資金轉移的中繼站,不只有躲避風險的作用。香港固然能讓落難權貴保留實力、以謀東山再起,這個金融中心也有能力讓存放於此地的財富日益增長。
2019至2020年起義期間中國領導人為求達成全面掌控「港人治港」,不斷侵蝕「一國兩制」的理念,可是這種做法很可能會破壞這個保護他們個人財產的制度。北京似乎意識到貿然出兵鎮壓會立刻損害黨國精英的個人利益,可是他們好像並不認為出兵鎮壓也會立刻衝擊到香港開放的營商環境、與國際社會的緊密商貿往來;而香港之所以能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一直是因為此地擁有法治和自由。這個封閉而怪異的威權國家,容許領導人執迷於妄想世界中;他們以為剝奪香港固有的自由,達成絕對的政治操控後,這個特區仍然可能延續全球金融中心的角色。
這種妄想能否成真,還有待後續事實來驗證;另一項尚有待揭露的事實是,二十多年來建構的「一國兩制」是否真的會急速崩解。可是上海在共產革命後,國際商貿都會的地位迅即消逝,這個歷史悲劇預示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也是同樣弱不禁風。還有黎巴嫩過去曾是阿拉伯世界的商貿中心,其榮景卻於1975年爆發內戰後化為烏有。貝魯特這個欣欣向榮的國際都會崩塌為頹垣敗瓦,雖然此後整個中東再也沒有一個商貿金融中心能獲得貝魯特過去的光輝。
也許有不少想把資金撤走的中國領導人,正在煩惱如何在香港以外找到另一些資金中轉站,並為此絞盡腦汁。問題是,這樣的中轉站實際上並不存在,而且,執筆之時,全球大勢已經改變,國際社會對企業的要求愈來愈高,著重透明度、重視問責、又要求對企業有更多獨立監察。要找到一個能代替香港的地方,將會日益困難。避稅天堂豈是說有就有?
即使摧毁香港的自由開放或會招致各式各樣的危機,中國政權的權貴依舊認為值得冒險。他們當中有些人早已經把大部分財富轉移海外,而香港對這些「先鋒黨」來說不過是用完即棄的寄居之地。稅收正義網路(Tax Justice Network)2020年的報告指出:「為求變得更為隱密……香港的企業架構,往往會與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架構結合,這些司法管轄區都處於中國無法觸及的地方。自1990年代中以來,中國和香港的精英,都對英國維京群島這個注重隱私的司法管轄區情有獨鍾;他們都恐懼中國會控制他們的資產。」可是中國的統治階層對自由社會如何運作近乎無知,他們並不理解社會自由其實與商貿運作環環相扣。
這些黨國領袖也許將要面對殘酷的現實:即使他們沒有派戰車輾平香港而是採取其他鎮壓手段,只要「中國特色」在香港開始氾濫,這個國際商貿中心只會無以為繼。
書名:逆天抗命:香港如何對世界上最大的獨裁者說不
作者:韋安仕( Stephen Vines)
譯者:徐承恩
出版: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22/04
《逆天抗命》:香港作為各大權貴的避稅天堂,如何左右中國領導人的決策? | 韋安仕( Stephen Vines) / 獨評讀好書 | 獨立評論 https://bit.ly/37HOM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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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橋橋(1949年3月1日-)[1],原名習橋橋,籍貫中國陝西省富平縣,擁有香港身分證[2],擁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權[2],中共元老習仲勛之女,即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的姊姊。童年時,父親讓她隨母姓姓齊,而齊橋橋的名字便一直沿用至今。[3]
齊橋橋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3LfwDEq
生平
1949年3月1日,出生在延安橋兒溝中央醫院,是習仲勛與妻子齊心的第一個孩子。[1]
初中以前,就讀的是北京的幹部子弟學校——八一學校,但升初中後改去「河北北京中學」。[1]
現任北京中民信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董事長,北京秦川大地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負責人[4],銀川大學客座教授[5]。
家族
前夫張楚(張鄂生),曾任內蒙古卓資縣縣長,二人育有一女張燕南隨母,上世紀70年代末結合,80年代中離異。
現任夫婿鄧家貴,湖北人,上世紀80年代已因菸草及捲菸設備業致富,90年代在北京、深圳、香港創辦多家公司。齊與鄧家貴1990年相識,1991年鄧曾以三百萬港幣購置香港寶馬山花園一單位,然後作為定情信物相贈,二人於1996年結婚。
父親習仲勛,陝西富平人,中共八大元老之一,曾任國務院副總理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母親齊心,是習仲勛的第二任妻子。
妹妹齊安安(原名習安安),與其丈夫吳龍長居澳大利亞墨爾本,為澳洲永久居民;亦是北京新郵通信和深圳大唐移動通信的實際擁有者。
大弟習近平,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二弟習遠平,現任國際節能環保協會會長。
另有二同父異母的姐姐習和平(1938-1968)、習乾平(1939-),一同父異母的哥哥習正寧(1941-1998.11.27),是習仲勛與前妻所生。
資產
新郵通信設備
江西稀土稀有金屬鎢業集團18%股份
大連萬達商業地產0.8%股份(已出售)[6]
深圳市遠為實業有限公司74.5%股份[7]
2018年10月10日,香港蘋果日報在頭版大幅報導位居中共總書記的習近平,其家族在香港擁有價值6.4億港元的物業,其中包括屬於習的親姊齊橋橋及外甥女張燕南位於淺水灣的獨立屋[2]。齊橋橋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3LfwDEq


星期專論》中共的制度劣勢:集中力量辦壞事和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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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分析家也錯誤地認為習近平與他之前的中共政治領袖相比,是出奇的專制獨裁和走火入魔,因此沒有了習近平中國就沒事了,世界也就太平了。其實這是非常不對的看法。(路透)
2022/05/15 05:30
◎余茂春(Miles Yu)
中共歷屆領袖,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到江澤民到胡錦濤,再到習近平,毫無例外地堅信兩個東西:共產黨的偉大光榮正確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由於這兩個論題有巨大的邏輯矛盾和缺乏實證,中共幾十年來熱衷於發動各種各樣的大規模運動,把原本是經濟的問題、公共衛生的問題、救災救難的問題、文化娛樂的問題、讀書學習的問題、運動比賽的問題、病毒疫情的問題,等等等等,一律變成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利用對全中國資源的壟斷,集中力量辦大事,一切的一切,都是為了論證共產黨的了不起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其結果反而是禍國殃民,集中力量辦壞事和蠢事。從土改、鎮反、大躍進,到文革、清污、天安門大屠殺,再到全民特務監控專政、高科技境內境外封殺異己、種族滅絕、集中營制度、全球大撒幣、全民大清零,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讓中共的政治制度的劣勢暴露無遺。
沒有習近平就沒事 這是錯誤看法
目前,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內外交困、民怨沸騰,不少人認為這是因為習近平這位領導人剛愎自用、志大才疏,事無巨細都要親自瞎指揮。不少分析家也錯誤地認為習近平與他之前的中共政治領袖相比,是出奇的專制獨裁和走火入魔,因此沒有了習近平中國就沒事了,世界也就太平了。其實這是非常不對的看法,因為習近平固然治國無方,但他不是問題的癥結。當代中國的主要問題,都是因為製造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這種政治領袖的共產主義獨裁專制制度。
在這種獨裁專制的共產主義制度下,所有的中共領袖都具有政治理念和政策方針的高度的連貫性和一致性。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這些前領袖比起習近平來,同樣是走火入魔的馬列信徒和殺人不眨眼的大獨裁者。毛澤東當然是殺人如麻的超級歷史罪人,搞了幾十年的共產主義烏托邦工程,幾千萬中國人死於一個理想、一個領袖、一個思想。世界歷史上沒有一個屠夫超過了毛澤東的邪惡程度,連希特勒和史達林也望塵莫及。鄧小平和毛澤東一樣是馬列信徒,但鄧小平不是一位有浪漫詩人氣質的共產主義信徒,而是一位幹部型的共產主義領袖,能夠更加有理性地貫徹共產主義的藍圖,理清了共產主義統治手段的輕重緩急,把四個堅持做為治國綱領,不但拯救了中國的經濟,還使得共產黨的專政更加有效。但鄧小平這位改革大師也同樣是一位殺人魔王。毛澤東主要是以搞政治運動挑起群眾鬥群眾來坑害中國人,而鄧小平是直接用共產黨的坦克、機槍、大砲對準中國人民直接掃射和屠殺,而且理直氣壯,口口聲聲宣布要靠鎮壓和嚴打來維持共產黨政權的安定團結。這樣的無產階級專政和獨裁統治當然為世人不齒,但是鄧小平還有點自知之明,搞韜光養晦,對自由民主世界搞臥薪嘗膽,等待未來時機來實現中國共產黨主宰的英特納雄耐爾(法文L’Internationale音譯,意指共產主義的國際主義理想)。
權力絕對壟斷 造成傲慢腐敗愚蠢
習近平不如他的前任聰明,不怎麼識時務,誤以為韜光養晦和悶聲幹壞事的時代已經結束,東升西降了,民主制度已經過時了,中國式的一黨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要領導全世界了。所以習近平當政的十年,基本上沒有了中國這種共產主義獨裁政治體制的遮羞布,在他身上反映出來的中國的內政外交,基本上更加清晰地展現了中國政治制度的弊端和特徵。這種政治制度的清晰度和透明度的增加,教育了全世界,震醒了長期以來被中共灌輸了迷魂湯和蒙汗藥的美國政治菁英,是扭轉美國對華政策的一個基本因素。
那麼在習近平身上展現出來的這種中國政治制度的弊端和特徵是什麼呢?當然最重要的特徵就是共產黨對權力的絕對壟斷。這種權力的絕對壟斷所造成的制度劣勢,主要反映在三個方面,也就是權力的傲慢、權力的腐敗,和權力的愚蠢。
權力的傲慢是中共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徵。由於共產黨壟斷的權力不能受到任何力量的制衡,中共的國內國際政策非常的霸道,為所欲為。以這次疫情為例,原本是一個公共衛生的大危機,必須用科學和醫學手段來對付。但是自二○一九年年底武漢爆發疫情的第一天開始,中共政權從來就沒有以科學的態度手段來對付疫情,而是以政治手段不顧人民生命死活對疫情全面封鎖和掩蓋,對知情人士進行鎮壓和封嘴。中共對疫情處理的每一個措施,都是為了維護共產黨的形象,證明共產黨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所謂制度優勢。正是因為共產黨的權力是傲慢和無敵的,所以全國各地一定不能有疫情的蔓延,不管病毒的傳播力量多麼的無情和恐怖,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一定不能有病,否則就是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抹黑和褻瀆。為了顯示共產黨無所不能,為了證明社會主義集權制度的絕對有效性,習近平一聲令下,全體清零,兩千六百萬的上海人民就一夜之間墮入水深火熱之中,把中國最現代化的城市頃刻間變成一座由流氓打手管控的巨大集中營,手段之殘酷,苦難之慘烈,充分體現了中共集中力量辦壞事蠢事的制度缺陷。這是中共大躍進式政治狂熱病的再發作。
中共體制下的權力的傲慢還反映在其外交政策上。中共在自己覺得國力不夠的時候,往往在國際上宣揚所謂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每當自我感覺良好一些,覺得自己翅膀硬了,中共在國際上就奉行所謂的「大國外交」,在國內政策上的那種自大狂,就自然而然地反映在其外交政策上。世界上沒有比中國的外交部發言人更加令人瞠目地狂妄自大和傲慢無禮。難怪中國在世界上基本上沒有一個真心的朋友,所有跟中國接壤的國家,不是飽受中共的欺辱和挑釁,就是心懷戒心,即使是北韓和巴基斯坦這樣唇齒相依和全天候的朋友,也若即若離,不能完全靠得住
權力的腐敗是中共體質的另一個顯著特徵。得不到制衡的權力,必然是腐敗的權力。這種體制的腐敗是制度性的、坍方性的,是侵蝕到靈魂的腐敗。《紐約時報》曾經經過多年的調查,發現中共的總書記和國務院總理家家都是億萬富翁,在香港等處秘密擁有鉅額財產。全中國有兩千多名省部級高級幹部,中共十八大以來,就有兩百三十多名以貪污罪和其他罪行被逮捕。這個犯罪率是全中國老百姓犯罪率的十幾倍以上。中國基層幹部的貪污腐敗更是令人髮指。在上海的法西斯式的封城期間,被囚禁的居民們憤怒地發現,不少居委會的芝麻官也囤積居奇,截獲救援物資為己有,置待斃的饑民於不顧。有人說整個中國共產黨的幹部隊伍就是一個巨大的犯罪集團,這個說法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可以想見,如果中共領袖再向上海市民宣揚中國處理疫情的所謂「制度優越」,會顯得是如何地荒唐和不合時宜,兩千六百多萬上海人民真正能夠相信這種謊言的肯定不在多數。
中共高官愚昧無知 國際政壇笑話
中國的制度之所以展現不出優越性,還在於壟斷權力的愚昧之處。一個傲慢和腐敗的政權,不可能真正奉行科學治國,也不可能獲取正確和精明的政策建議和諮詢,因為在這種制度下,最高領袖往往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是天才,是戰略家,其最高指示絕對不能妄議,稍有異議,一定是重刑或人間蒸發。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到習近平,中共這種制度性地製造和延續愚昧和無知的機制毫無改變,最近幾年甚至還有變本加厲的趨勢。因此,明明是十分荒唐愚昧的政策措施,往往被吹捧為精明之作、國之瑰寶。中共高級官員的愚昧和無知,在國際政壇上常常是茶餘飯後的取樂談資,令人唏噓哀嘆。
中共宣傳機器常常提到,中國的制度性的優越造就了目前中國的盛世。毫無疑問,中國在最近十幾年內國力大增,經濟軍事都有快速發展。但是這種所謂的盛世,和中國傲慢腐敗和愚昧的共產主義制度沒有必然的聯繫。首先,中國經濟的發展是中國人民擺脫共產黨的公有經濟,以及國際自由經濟體系提供了機遇而造就的巨大的財富的增長。這個中國勞動人民創造的巨大的財富,被壟斷的國家權力武斷地佔有和盤剝,充實了共產黨的腰包,發展了中共的軍力。
而最主要的是這種暴發戶似的經濟成功,根本沒有制度性的邏輯保障,主要是靠非正常的臨時性的國際環境。而這種國際環境正在飛速改變,對中共這種掠奪式的經濟成功構成致命的威脅。
中共宣傳機器津津樂道的所謂盛世,是一個國富民窮的虛假的盛世,是一個精心編製的神話,是過去三百年來第三個虛假的盛世。
第一個是所謂的乾隆盛世,其傲慢腐敗和無知的制度性缺陷,很快就被十九世紀的工業文明暴露無遺。第二個虛假的盛世是十九世紀中後期的同治中興,雖然也鎮壓了叛亂和造反,也有了虛張聲勢、外強中乾的洋務運動,但同治中興的傲慢腐敗和無知,也很快暴露這個虛假的盛世的制度性的缺陷和弱點,同治盛世也很快灰飛煙滅了。
習虛假盛世 處於被顛覆驚恐狀態
目前習近平治下的第三個虛假的盛世,根本經不起民主自由制度的挑戰。和乾隆盛世和同治中興一樣,目前中國的所謂盛世也是弱不禁風的,它時刻處於一種隨時被自己人民顛覆的驚恐狀態之下。因為共產主義制度下的中國政權最恐懼的是中國的人民,在國際事務上中共最害怕被告知中國共產黨不能代表中國人民,以及中國和中共是兩個不同概念這個最明顯的事實。
這個盛世的制度性的虛弱,還反映在其對國際輿論的極度敏感,一直處於被國際民主勢力和平演變的絕對恐懼之中,只能不斷給自己打「勿忘初心」、「四個自信」和戰狼外交之類的強心劑。一個遠在重洋的美國人在推特上發帖聲援香港示威,就會造成盛世大國的政治痙攣;一個漫畫動物會造成盛世大國動用全國的資訊力量全面絞殺審查。有人說中共是一個巨嬰,有一個貌似強大的軀體,但還是一個沒有發達的理智和擺脫本能衝動的嬰兒。其實黑格爾在二○○多年以前也說,以中國文化為代表的東方專制社會,實際上還長期停留在文明的幼稚時期,還沒有成熟。但是黑格爾沒有想到的是,一個處在文明幼稚時期的巨嬰,卻擁有改變甚至統治世界的雄心。這樣的英特納雄耐爾,一定不能讓它實現。
(余茂春曾在川普政府擔任美國國務卿龐皮歐政策規劃辦公室中國政策首席顧問,現為哈德遜研究所及2049計畫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以及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
星期專論》中共的制度劣勢:集中力量辦壞事和蠢事 - 政治 - 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s://bit.ly/39nvuNL


2022-05-13_213916

【投書】當信仰宗教變成犯罪:中國在西藏展開的文化清整 | 丹增潘多(Tenzin Phenthok) / 多元發聲.讀者投書 | 獨立評論 https://bit.ly/3LdxZzs
【投書】當信仰宗教變成犯罪:中國在西藏展開的文化清整
作者 丹增潘多(Tenzin Phenthok)
2022-05-13
對於西藏人,藏傳佛教就是文化與生活方式,以及民族認同的本質。所以中共強制藏人放棄宗教,其背後就是達到殖民同質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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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西藏自治區國有資產經營公司原黨委書記唐澤平、原副書記李春明均被開除黨籍。當局在列舉二人違紀事項時,均寫有「信仰宗教」一條。
中共紀檢委於4月26日通告,「唐澤平身為黨員領導幹部,背棄初心使命,喪失理想信念,不信馬列信宗教,慣於出入寺廟拜佛」。西藏自治區檔案局副館長索南加之前被開除黨籍和公職,當時也出現過「信仰宗教」這一罪項。
近年來,在習近平各項「運動」下,西藏各地高官落馬事件頻頻發生,幾乎每週均有消息,已司空見慣。這批官員落馬的原因大多為貪污腐敗,但中共公然告知因「信仰宗教」 而給予處分,這是比較新鮮的事情。目前兩人都已被中共檢察機關逮捕。
中共對藏傳佛教的敵視與打壓,從未停止
2021年4月22日,中共頒發《西藏自治區共產黨員不信仰宗教行為規範(試行)》,全面詳述了禁止西藏自治區黨員信仰宗教的規定。該《規範》含括7項內容,其中嚴申中共黨員不能信仰宗教,要做到「堅決杜絕明裡不信暗裡信、在外不信在家信、在職不信退休信」。凡是信仰宗教的一律不能入黨,對信仰宗教的黨員,視情節輕重,依規依紀嚴肅處理等等。
去年11月份,中共當局亦在西藏東部安多措洛(今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下達命令,嚴令所有藏人黨員不得在家中從事宗教活動。不僅自己不能信仰宗教,更要積極引導家人、親屬淡化宗教意識。簡言之,黨員與家屬一併被禁止信仰宗教,同時要他們拆除家中佛龕、經堂等有關佛教的陳設。
中共黨員被禁止信仰宗教,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不足為奇。1982年中共發佈《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表示共產黨員不得信仰宗教,但是少數民族地區需要按照實際情況,再去做出要求。
多年來中共當局禁止西藏高僧前去中國漢人區域講法,對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以及白玉亞青禪修院的強拆,很大一部分原因亦是打壓漢人藏傳佛教徒的增長。當局對喇榮佛學院的控制,包括要「堅決整治向內地非法傳法、收徒和戒殺生等行為」。此次,西藏兩名漢人官員因信仰藏傳佛教受罰,是否預示著中共加緊打壓中國內部的華人藏傳佛教徒?北京對藏傳佛教的政策是否走向更加高壓化?
圖為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當局對喇榮佛學院的強拆和控制,包括要「堅決整治向內地非法傳法、收徒和戒殺生等行為」。圖片來源:Wikipedia
習近平上台至今,各項強硬措施一度被視為文革復辟,當局禁止西藏黨員與其家屬信仰宗教,從另一角度也表明了中國政府正以更加強硬、嚴酷的手段遏止藏傳佛教,以及它的載體──西藏語文與民族的滅絕政策。
中共西藏政策與殖民同化
中共官媒公佈資料,西藏自治區共有黨員41萬餘名,幹部隊伍20萬餘人,相當於不到每10人中即有一位中共黨員,是中國其他省份的幾倍。2011年10月起中共在西藏大力發展黨員,至今已新增黨員20餘萬名。
2021年起,中共在西藏不僅落實黨員幹部禁止信仰宗教這一政策,甚者連帶強迫黨員家屬放棄宗教,此舉是變相的強迫更多藏人放棄信仰。
在陳全國時代,中國政府以「公務員及其家庭不能信仰宗教」這一政策,主張每戶人家招募一人為公務員,從而杜絕藏人的宗教信仰。而現在當局使用同樣的手法,換湯不換藥,又以「中共黨員不能信仰宗教」為名,試圖窒息西藏民間的宗教信仰。
記得中共選出的班禪喇嘛堅贊諾布,其父母均是中共黨員。一方面,中共禁止黨員信仰宗教,卻又從黨員家庭中選擇了他們信任的班禪;另一方面,中共在禁止黨員信仰宗教的同時,連帶強迫黨員家屬放棄宗教。那麼作為中共黨員的兒子──堅贊諾布,他的存在及處境是否非常尷尬?這種特權,是否其他藏人也可享有?
中共選出的班禪喇嘛堅贊諾布,其父母均是中共黨員。他的存在及處境是否非常尷尬?這種特權,是否其他藏人也可享有?圖片來源:Wikipedia
事實上中共黨員「信仰馬列」,並不是相信哪一種價值,黨員身份僅是他們獲得進入中共名利場的入場券,從而獲得瓜分權力的機會。但對於西藏人,藏傳佛教就是文化與生活方式,以及民族認同的本質。所以中共強制藏人放棄宗教,其背後就是達到殖民同質化的目的。
(作者為西藏政策研究中心Tibet Policy Institute研究員。)【投書】當信仰宗教變成犯罪:中國在西藏展開的文化清整 | 丹增潘多(Tenzin Phenthok) / 多元發聲.讀者投書 | 獨立評論 https://bit.ly/3LdxZz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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