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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組客庄：升格、創生與竹科擴張下的多重民主 | guavanthropology.tw 芭樂人類學

重組客庄
升格、創生與竹科擴張下的多重民主
2021.12.29
作者：蔡侑霖、傅偉哲、鄧家洋、莊雅仲
重組客庄：升格、創生與竹科擴張下的多重民主 | guavanthropology.tw 芭樂人類學 https://bit.ly/35DsRGt
就在四大公投快速消退的餘韻以及王力宏事件逐漸增溫的八卦熱中，府院黨近日於總統官邸聚會，確立了縣市合併升格的新政治課題，在被點名的幾個縣市中，尤以新竹縣市狀況最為急迫。其實早在幾個月前，新竹市長林智堅就拋出了新竹縣市合併議題，新竹縣長楊文科也回應提出竹竹苗合併升格主張。本文幾位作者，過去兩年多來，一直合作探討竹科開發對其周邊社區的影響，包括了園區三期與四期計畫，因此多少觸及縣市交界的情況，包括新竹縣市以及苗栗縣，在這樣的基礎上，嘗試提供一些有別於資源整併、提升財政能力等治理「效率」面相之外的另一種思考。
關於地方行政區劃的議題，首先從歷史角度來看，戰後台灣的地方治理經不單只是所謂的黨國菁英「如何統治基層台灣社會」，事實上民主化後中央與地方政府治理，均涉及中央與地方政治結盟，或權力佈署等問題。戰後台灣的行政區域劃分、層級政治的資源分配，以及法令、制度或客觀人口條件的制度性架構，似乎也多反映不同時期的社會、經濟及政治權力分配，以及發展想像的暫時性結果。1990年代晚期精省後由二都改為六都十六縣(市)的大規模制度變革，或日前全面廢除鄉鎮層級自治組織的主張，到近期竹竹（苗）縣市合併所帶起的另一波行政疆界重劃的討論，都有這樣的意涵。
以新竹縣市為例，新竹縣將新竹市從原本行政區中劃分出來是1982年，時值台灣第一座科學園區設立後，如火如荼興建和運營的前幾年，顯示當時的地方政治菁英對於縣市行政區劃是分治的想像。然而在竹科設立後的10年，分治的非預期效應慢慢出現，加上漸增的基礎建設需求，以「新竹科學城」為口號的大新竹構想，逐漸成為主流地方治理的行政框架選項。
再者，千禧年初期由國家所打造的「科技島」政策，以及三十多年來全球電子產業鏈的移動，都使得新竹縣市區域見證劇烈的產業與人口變化。此外，中央政府歷經三次政黨輪替，地方政治也不再只有選舉樁腳，更出現新興社區與公民團體等各種基層組織。這些長期耕耘的自主力量，在著眼人口危機的地方創生政策中，成為政府意欲延續的重要行動節點。政府投注大量資源，以「創生」為號召，通過這些節點，試圖挽救人口重組過程中迅速被邊陲化的地方。
在這樣的脈絡下，從公部門的運作來看，縣市升格的資源整併固然可能提升政府財政治理能力，然而若從由下而上的社區基層民主政治的可能性來看，究竟縣市資源整併會帶來助力還是阻力？以下是我們從田野中帶回來的思考。
新竹金山面: 最早的區域整併
金山面是清代以來的古地名，大約包括現今金山里、仙水里與科園里的一部分。因為地勢較高，且位於清初土牛界外，漢人移民直至18世紀末葉才進入墾殖，大約是在竹塹開墾的半世紀後，逐漸變成客庄所在。日治時代，本區一部分土地開闢為蔗田與發展製窯業；戰後，另外改為陸軍新兵訓練中心與坪埔營區，並成立陸光新村與中興新村以安置移民。1980年代以後，本區域陸續成為新竹科學園區第一至三期計畫的工業用地。
1990年代新竹科學園區擴張帶給客庄社會的衝擊，引發了諸多學術研究以及文史工作者的關注，使得金山面成為台灣社區與公共領域研究早期的重要案例。竹科發展並非如當初計畫設定般的無痛落實，經歷了在地社群的對抗、競合與轉化，李丁讚與吳介民在2005出版的〈傳遞共通感受：林合社區公共領域修辭模式的分析〉一文裡，就提到了土地徵收過程中各種社會組織的動員以及磨合過程。
經過了20多年的人群離散，本區當然已經變化不少，從客庄聚落轉換成園區生產基地與住宅商業環境，景色完全改觀，有時被戲稱為園區新手村，因為此地住宅多是出租單身套房物件，適合初來乍到的社會新鮮人。另一方面，透過文化保存，也留下歷史見證，陳板《風空主義》一書紀錄了本區僅存的客庄聚落，世居居民以鄭姓為主，此聚落因特殊的地理位置與地形得名，「每於秋冬二季，季風盛行之時，強勁的北風由東北向西南從柯壢坑口沿著山谷吹入，北風凜冽，風嘯呼號之聲時起，宛如風洞，故名「風空」」，聚落內保留了伯公廟與老樹，是本區重要文化資產。
這些文化/自然景觀持續產生意義與力量，20多年下來，轉化後的社會空間仍以不同形式維繫著社會網絡與生活。其中之一是伯公廟祭祀網絡的重組，因為徵收，將六座伯公整併，聯合在新建的集福宮「辦公」，便是此地伯公信仰的「新絕配」。集福宮的「聯合辦公」並非首例，鄰近的科園里三福宮，已經因土地徵收需要，將三座伯公合祀一處。吳慶杰里長「尋伯公」之餘，帶領我們定位集福宮六座伯公的徵收前蹤跡，六座伯公（楓樹伯公、三角伯公、龍尾伯公、水頭伯公、上庄伯公、皮鞋場伯公）分布多與科技廠相互比鄰，幾乎每一座伯公對應一家科技廠。這六座伯公的命名多與其比鄰的地理環境特色有所關聯：水頭伯公附近有個埤塘是水源地、楓樹伯公乃因附近楓樹。另外，上庄伯公附近的上庄（今聯電所在）過去是金山面一帶人口眾多的聚落，並靠近關東陸軍第一新兵訓練中心（篤行營區），根據李丁讚在1990年代中期的調查，也是金山里最大且唯一會舉辦平安戲的伯公。此外，過去金山街一帶有一座皮鞋場伯公，其名乃因1950年代上海寧波人開設的「台華製鞋廠」在此。此製鞋廠後來賣給聯電，迄今仍在營運，位於今日金山七街底。三角伯公則是靠近新訓中心的手榴彈投擲廠。
科技廠與六座伯公的相對位置 (林威廷繪製)
隨著園區三期徵收，六座伯公集於一處，以集福宮得名。廟內不單六座伯公，而是八座神尊。第七座保生大帝，因居民棄而不祀，便將其安置到上庄伯公，隨著徵收來到了集福宮；第八座則是上庄伯公廟裡配祀伯婆。集福宮1993年動工興建，隔年完工，仔細看〈集福宮樂捐芳名錄〉，可見到「聯華電子、華邦電子、茂矽科技…」等等科技公司。
集福宮竣工伊始，百事待舉，幸里長吳慶杰居間奔走，並蒙眾信士鼎力支持，委由劉振變、張榮富先生主持，於八十三年十一月一日奉請六位福神，包括金山里的「上庄伯公」、「三角伯公」、「楓樹伯公」、「龍尾伯公」、「水頭伯公」……入主成儀。
伯公廟與科技廠的互動，被期待為一種共同圓滿的過程，一則新聞提到：
聯電集團祭拜規模較大，下午3時開始，包括6A、8AB、8CD、8E、8F及聯合大樓與台南科學園區廠，都同步祭拜，隨後有專人到聯電一廠旁的土地公廟及園區三期金山面大土地公廟「集福宮」祭拜土地公，4時在聯電竹科力行路總部，由副董事長劉英達主祭，各廠及行政部門高階主管陪祭；聯電指出，每年祭拜好兄弟儀式都差不多，祭品也標準化，該有的不會缺，希望一切圓滿 (聯合報，2001-09-03)。 
集福宮的美學形制與靈力顯現，與鄰近的科技公司有著緊密的關係，這些聯結常是新聞媒體的報導熱點，比如：
今(30)日開工，東森財經直擊新竹科學園區，員工們戴上口罩如期開工，而台積電、聯電、力晶也都信心喊話，表示目前公司營運、產能一切正常！鮮花素果、乖乖零食，象徵財富的金元寶堆滿供桌，農曆初六，竹科大廠必拜的集福宮，由聯電搶得頭香。武漢疫情持續延燒，參拜人潮少了1/3，但聯電開工第一天，不僅拜拜挑時辰，一級主管還全都為武漢疫情提早上工。聯華電子總經理簡山傑：「這個一定是開會第一件事，大家先談未來怎麼趕快把這個事情順利處理好，我也希望疫情盡快平息，大家過健康的一年。」聯電拜完換力晶接棒，大陣仗招集60多位主管團拜，面對疫情信心喊話，供應鏈、出貨狀況一切都在正常軌道（東森財經，2020-01-30）。
科技公司除了每年開工會來集福宮團拜外，也在其他特定情況過來祈福：
新竹科學園區擁有高學歷、高所得與工作時數高的「三高」，但也有「三怕」─怕鬼神、怕死與怕意外，逢年過節，常見一些董事長、總經理或主管們率員工到附近的土地公廟拜拜，求保平安，也希望公司財源滾滾來。……傳說聯電（2303）有一個晶圓廠曾位於土地公廟舊址，後來，曾發生一次生產線運轉意外事件，主管到集福宮拜拜後，產線就轉順暢，竹科業界得知後，紛跟著去拜，集福宮因此香火鼎盛……（自由財經，2018-02-12）。
附近的科技大廠，多以集福宮為信仰中心。每年農曆七月是廟裡最為繁忙的時刻，仔細觀察，可以發現許多「○○○科技公司敬獻」的花籃。集福宮的成立不僅是國家透過徵收方式，使科技廠獲得土地；科技公司也藉由「奉獻」轉化自己，重新建立與地方的「聯結」。
伯公則回以庇佑，以消弭人機半導體介面的不穩定性。同樣地，誰能處理中央與地方介面的不穩定性呢? 讓我們看下去。
竹東二、三重埔：翻轉基層的「脫韁經驗」
 在縣市合併關於廢除鄉鎮層級自治組織方面，至少有兩項值得討論的議題。首先是與目前的｢地方創生｣政策似乎存在張力，在行政院將2019年訂為｢地方創生元年｣之後，地方政府，特別是鄉鎮，被認為是提案與執行的核心，主要機制是以鄉鎮為單位，由下而上地彙整地方特色與適地的創生計畫或事業提案，經由國發會通過後，進行各部會資源媒合，且由縣市層級政府協助推動。在政策上這麼強調在地與由下而上的機制，一方面卻同時倡議廢除地方自治組織，改由官派首長；同時，值得思考的是，當｢地方創生｣政策強調的是避免人口集中於都市與城鄉發展失衡等問題，將地理尺度上包含異質特性的廣大地域納入｢都｣行政區，所產生的效應到底是城鄉更為平衡，還是人口將集中｢都｣中之都？以竹東鎮為例，傳統竹東鎮中心，過去作為伐木、農產集散地與水泥產業為基礎的市鎮，人口持續減少，若依據｢地方創生｣的目標，應該是政策的重點區域；反之，過去處於邊陲地帶，靠近新竹市的所謂｢外五里｣，特別是二重埔與三重埔一帶，由於緊鄰科學園區，又具備較平坦的台地，在竹科設立後成為都市計畫以及人口移入且增長的重鎮。新竹都的設立是否真能讓竹東鎮的人口趨勢趨於平衡，或是更擴大兩極差異？
事實上，不只是過去城鎮中心與新興區域之間的差異，其實就算同屬｢外五里｣，且同樣曾被列入｢竹科三期｣闢建預定地的區域，也具內部異質性。例如較缺乏水源灌溉，多數為旱田，且地勢較陡峭的柯湖與頭重埔，對於訪問過的多數客家長者而言，多半持有線性史觀，認為都市化與年輕世代的離農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自然趨勢。然而勢較平坦且在竹東大圳開鑿下被｢水田化｣的二重埔及三重埔，其居民對於未來都市空間規畫的想像未必相同，儘管二重埔與三重埔不乏房地產投資客，但至今存有較大規模的農業生產與稻田景致，包含至少20餘公頃的無毒農業耕作面積，也成為在地生態組織與竹科家庭尋找優質食物的來源之一與周末假日進行如親子共學等各種活動的重點區域。在此，人口增長與新的大型集合住宅帶來道路、學校等公共設施方面集體消費壓力，但同時新都市計畫所提出的願景並未受到認可與信任，認為其宣稱的好處是「畫大餅｣，往往符合「利益團體｣（意指房地產開發商）的利益而非解決在地集體消費的需求，或認為都市計畫的推動，是因為已經高價投資土地，目前套牢（「住在套房中｣）的投資客期待解套。這些透露的訊息是，在地方治理上，恐怕需要透過實質的在地參與機制，讓細緻的在地異質性進入政策的擬定與執行。
從20餘公頃無毒農業耕作的推動，也讓我們反思地方層級公共事務運作的理路。讓耕作者改變原本熟悉的慣行農法並非易事，然而如果有些耕作者基於在地親緣與地緣關係，比較能被信任，且願意分享其鑽研的農技知識，看起來就容易些。易言之，不見得是因為無毒耕作本身具備的環境友善與健康友善特質，或是相對高的產品價格期待，就足以改變耕作方式，嘗試有時只是起於情義相挺而非認同理念，再者也是因為人際間的信任，讓無毒耕作這個理念與宣稱的效益得以被相信，同時相信這是為｢公｣而行，並非只是謀求個人利益或名分。
過去對於台灣基層公共事務的運作理路的理解，往往從侍從主義（派系政治）與公民社會的二分框架切入，在此觀點下，地方自治被認為就是派系統治，其行政效率低且財政不當支出，甚至成為黑金溫床。但誠如晚近夏傳位（2021）在＜發展發展體制、侍從主義與公民實踐：一個原住民小山村的後發展啟示＞的論文中所指出，與其在二元對立中取其一，倒不如另闢蹊徑。他以｢脫韁經驗｣來掌握台灣在民主化後的地方公共事務運作，｢脫韁經驗｣意指不符合西方經驗下｢公民社會｣的典範，然而依然可能具有公共性，夏傳位認為，在民主化後的台灣社會，地方政治的品質已有所提升，即便是政治派系的運作，亦朝向民眾得以監督問責、賦權、伸張公民權利的方向發展。
在田野中，可以觀察到地方政治與派系運作與親緣及地緣關係仍然密切，世居大家族的動員與影響力仍相當可觀，掌握基層民選行政職務與社區發展協會。但如今親緣與地緣關係，乃至於地方政治運作，已難以是一個封閉的，只服務自己人與利益交換的紐帶，而必須展現一定程度的公共性。就以無毒耕作的推動來說，一開始固然是建立在親緣、地緣關係與相關網絡，然而必須是被信任因公而行，也逐步地成為更開放的網絡，不僅對竹東鎮內其他地區從事無毒耕作的農民開放，在地生態組織與周末假日進行親子共學的竹科家庭團體都已參與其中。
如果基層社區或鄰里的轉向如此，難道鄉鎮層級自治組織真的無力轉化嗎？
竹南與頭份：竹科擴張下的基層政治
竹竹整併的另一個熱門話題: 是否該併入近年也因新園區而人口大量增加的苗栗竹南與頭份鎮，這兩個地方的生活圈確實與新竹縣市緊密相連。楊友仁的碩論《從新竹到台南科學園區：新興工業與地方發展政治經濟學分析》) (1998)就提出，竹竹分家之後的三十年間，以訴求「大新竹」為尺度的空間或是產業治理藍圖未曾在官方的區域治理計畫中缺席，現在的竹科竹南基地恰好是黨國威權政體中央與地方派系競逐中央資源下的產物，因此促成竹科四期出現。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竹南園區所在地其實是行政區域邊陲，原本不被看好的國有台糖閒置土地，成為1990年代後期竹科三期計劃受阻時，浮現出的其他選項。
三十年後，竹南與頭份地區因為園區設立創造的大量就業機會與近年全球IT產業擴張，加深其被竹科為中心的生活與經濟圈吸納。原本人口低於10萬的頭份鎮已經躍升為苗栗第一大鎮，升格為頭份市；竹南與頭份繼續整併為「中港市」的區域行政重組更時有所聞。確實，行政區域調整本質上是相應於該地區的人口與社會經濟變遷而生，不過在講求效率與速度的治理原則之下，訴求各種資源的整併與都市基礎建設的擴張，我們是否忽略了其他的價值原則？
苗栗縣各鄉鎮家戶綜合所得平均變化，2000-2015
（資料來源: 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單位，新台幣千元）
台灣徵收土地與強制拆遷的衝突原點──「大埔事件」──恰好位在竹科竹南基地擴張前沿，不僅刺激社會對於徵收制度的反省，也重新引發對於工業化與現代化路徑的反思。如蔡晏霖所說的各式新興「農藝復興」不再只是遙遠浪漫的鄉愁，逐漸在國家行政改革中遭吸納成為公部門的重要政策元素。但是， 民主能否為我們帶來更好生活願景呢？
前文引述的夏傳位文章所指出的當前台灣「發展議題」的困境，很值得我們省思。升格或行政區畫整併，意味著許多地方自治組織將「被消失」，雖然前面已經述及鄉鎮地方自治常被認為等於「派系統治、黑金溫床」，造成「行政效率低落及財政不當支出」，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執政黨近年在苗栗積極栽培的縣長層級候選人，即是在鄉鎮施政備受肯定的民選首長。不僅在任內翻轉地方財政赤字，同時也挑戰苗栗長久地方派系的人群疆界，顛覆我們對「地方派系」的既定認識。說明即便在黨國體制看似被推倒後的民主時代，地方自治組織仍是持續改革的重要機制。
升格的另一個備受注目的議題，即是縣市政府的財政能力，前引夏傳位的文章以屏東瑪家鄉公所為例，指出縣市升格固然看似能夠加速特定地區的發展，但從我國目前財政劃分的機制來看，與瑪家鄉公所同等的地方財政窘境，勢必將因此更加惡化。
中央統籌分配款分到瑪家鄉公所每年約八千萬元，但其中將近七千萬元是人事費用，只剩下一千萬元做地方建設（受訪者：耿爺）。這樣規模的經費無法配合地方發展所需， 只能鋪馬路、通水溝；甚且在經費拮据之下必須分段逐次完成。耿爺說，他做鄉代表二十多年來，從沒看過能夠一次把馬路鋪好；永遠縫縫補補。而山櫻村主要公共建築如村辦公處、風雨球場、國小等，都已有三十年以上歷史，年久失修。耿爺說：「如果要有大一點的建 設，就是要寫計畫申請」，「不然就得靠民代去請託幫忙，我們比較弱勢，誰跟誰的關係比較好，可能就分得到糖吃」。
台灣的民主有其獨特歷史過程，充滿了異質性，未必能直接類比於其他國家的發展經驗。更值得省思的課題是，在解構黨國體制之後，在「進步價值」成為國家制度一部分的同時，能否對在地的異質性抱持開放的態度？民主發展是否只能以選票或是民意來決定少數人的生活與未來？
結語 
隨著竹科的發展，新竹縣市（或許加上苗栗）從分立到合併的政治想像中，在地事實上早已長出異質網絡。回應因地制宜的情境，從田野觀察中，幾位作者看到金山面一帶伯公廟與科技廠的共同圓滿，二重埔與三重在民主化之後回應公共性的親緣、地緣及地方政治網絡的展現，以及在竹南/頭份基層政治中萌芽的另類價值。這些基層與多重民主的實作，在宣稱追求治理效率的行政區劃調整的中心化思維下，其深化是否可能面臨限制，仍待觀察。如果造成的是都會中心資源更集中，而邊陲更形弱勢的兩極化，是否可能消滅民主化成就的在地異質性，也因此將地方創生的政策束諸高閣？這些都是在行政區劃的討論上必須審慎以對的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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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東化妝遊行

金山集福宮、或稱金山里集福宮，簡稱集福宮，是位於臺灣新竹市東區金山里的土地祠，合祀興建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第三期而被迫拆遷的六尊福德伯公（土地神、土地公）。
金山集福宮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3KOn283
建立
新竹市東區關東橋訓練中心附近，原有一座名為「上庄伯公」的伯公廟，祭祀圈包含上庄與風空地區。從日治時期到國民政府接收臺灣之初，此廟都是由鄰長輪流當爐主收緣金和負責平安戲。農民也組成一個土地公會，在每年二月頭牙土地公生以及八月半土地公成道日，由會員輪流請客，每位會員必須出一斤豬肉。清華大學教授李丁讚調查，與仙水里的皮鞋場伯公、金山里的龍尾伯公、楓樹伯公、三角伯公、水頭伯公等同樣被竹科學園區徵收的伯公廟相較，上庄伯公最具規模，其他都只有石頭、或牌子、或相片。[1]
竹科園區三期徵收，摧毀了當地十餘個伯公廟[2]。其中金山里的伯公廟也被徵收，當地鄉民認為造成該地屬於陰廟的義勇忠祠壓過了土地公的陽廟，因此竹科的工地作業才不順[3]。為順應民情，台積電、聯電、力晶、茂德、光磊等廠商捐錢，建立一座將土地公集中祭拜的廟宇[4]。當地市議員羅文熾表示將皮鞋場伯公、龍尾伯公、楓樹伯公、三角伯公、水頭伯公、上庄伯公等福德伯公集中，廟名取為「集福宮」[a]，相當名副其實[1]。1995年4月6日落成[6]，坐落在竹科三期的配地上[6][7]。新廟設立誇張的遮雨棚以及華麗的戲台，但也被質疑傳統生活形式是否還能存在[1]。
本來風空開山伯公廟也要遷來此廟，但集福宮廟方以無法容納、不須其他經費補助為理由，婉拒以新台幣25萬元遷入[8]。
祭祀
門牌為金山11街11-1號。
廟方稱為「金山集福宮」或「金山里集福宮」，其廟誌寫1993年破土。
祭品包含乖乖與泰山仙草蜜[b]。
竹科廠商們拜土地神，是園區成立以來就有的習俗。一、二、三期內的廠商，各有各祭拜的土地公，一期廠商大都以位於關東橋派出所旁的槺榔福德宮為主，科管局與污水廠附近廠商則祭祀污水廠圍牆外的文瓊山土地公，三期則是集福宮。[11]
傳說聯電某晶圓廠曾位於伯公廟舊址，後來發生一次生產線運轉意外，主管到集福宮祭拜後，產線就順暢，竹科業界得知後，紛跟著去拜，因而香火鼎盛[12]。逢農曆初二、十六，附近廠商業者會準備祭品到這廟或週邊幾個伯公廟祭拜[13]。在春節開工、中元都有竹科廠商高層主管親來祭拜，在門口的小吃攤業者表示就曾經看過聯電、旺宏、華邦、茂德及光磊等高層前來[14]。像是聯電執行長孫世偉每年開工都來此手持大香祈福，連燒金紙也都自己來[4]。在鬼月期間，此廟更香火旺盛，像是中大型的科技廠商，甚至半導體廠商24小時機台無休者，會分批分單位輪流前往祭拜，但也非每家公司都會要求員工一定要前往，而是採自由參加，最常見的是由各廠或各部門主管帶隊，準備成堆的供品，一起上香祈福[15]。一位茂德員工表示，同仁們都說這廟很靈，除中元普渡會來上香外，平日也會前往拜拜，尤其是機台不順、或同仁家中發生意外事故時[16]。茂矽、德碁等廠商也曾請歌仔戲在廟前表演平安戲[6]。
1998年11月2日下午約4點半，國科會副主委蔡清彥為祈求衛星升空順利，率領團體來此廟祭拜，受廟宇主委吳慶杰[c]歡迎[13]。福爾摩沙衛星一號升空後，吳慶杰回憶起當年見到蔡清彥一行等15位人前來，感覺真讓他受寵若驚[7]。
金山集福宮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3KOn283

六位伯公的聯合辦公室─集福宮
六位伯公的聯合辦公室─集福宮 @ 金山面文史工作室 :: 隨意窩 Xuite日誌 https://bit.ly/3Cufwfg
集福宮的伯公、伯婆。
未登龕前集中置放集福宮六座土地公的伯公塑像、福德正神香位、香爐與聖筊。
楓樹伯公香爐。
楓樹伯公原位於金山里七鄰，現今華邦三廠附近，七十九年科園三期徵收為工業
區後，伯公遷至集福宮。
三角伯公香爐。
三角伯公原位於金山里五鄰，現今旺宏二廠附近，七十九年科園三期徵收為工業區。
上庄伯公戲台。
上庄伯公樂捐芳名錄。
上庄伯公福德正神香位。
上庄伯公原位於金山里，現聯華電子廠附近，七十九年科園三期徵收為工業區後，伯公遷至集福宮。
        科學園區近年發展迅速，乃不斷徵收週邊土地、民宅，興建三期廠房。金山里、仙水里與園區為鄰，因此亦在徵收範圍之內，除了七百餘戶房舍被拆除之外，另有六座土地公廟，亦同遭拆遷。科學工業園區為順應民情，並兼顧社區之整體景觀，乃將分散各庄頭之土地公廟集中一處，編列經費斥資三百一十萬元，鳩工建造一美侖美奐之廟宇於三期安遷戶社區之內，此即為集福宮之緣起。
火
扶
　　集福宮竣工伊始，百事待舉。時筆者身為里長，故勉力居間奔走，並獲園區聯華、元太、華隆微、飛利浦等四家公司各資助五萬元，委由劉振 變、張榮富先生主持，於八十三年十 一月一日 奉請六位福神，包括金山里的「上庄伯公」、「三角伯公」、「楓樹伯公」、「龍尾伯公」、「水頭伯公」及仙水里的「皮鞋廠伯公」入主成儀，並於八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農曆二月二十九日）正式登龕。
　　其後成立集福宮管理委員會，筆者忝為主任委員，另邀集江清源、范銘樣、徐曜欽先生參與，組織初具。為使集福宮規模更加完整，建築更加宏偉，設備更加充實，逐與委員們精心籌劃，增建主廟之左右廂房，搭蓋天棚，增加戲台之遮雨設施，另外美化、綠化週邊景觀，務使集福宮通體完善，功能多元化。集福宮除供作祈福祭拜之正常用途，尚可演戲、酬神，兼做慶典活動、表演助興之用，以及大眾休憩活動之場所。在科學園區各廠商及眾信士的捐輸贊助之下，於八十六年四月六日（農曆二月二十九日）正式報竣啟用。
　　科學園區蓬勃發展，不斷擴建三期廠房。大肆開發的結果，瓦解了傳統農業社會的型態，將原本散發居四處各具特色的伯公廟遷離原地。經地方熱人士的努力，六座土地公的聯合辦公室─集福宮，終於亮麗耀眼的轟立在三期安遷戶空曠的原野上，接受信徒的上香祈福，也算是舊有信仰祭祀圈的重新組合。金山面地區的信眾再度擁有自己的伯公了。
集　福　宮　廟　誌
　　科學園區近年發展迅速，不斷徵收週邊土地、民宅，興建三期廠房。徵收範圍中共有六座土地公廟，為順應民情並兼顧金山社區整體景觀，乃將分散之土地公廟集中一處，編列經費斥資千萬元鳩工建造，因名之為集福宮。
　　集福宮於八十二年 農曆二月十五日 酉時開工，立子山午向，主事者地理師呂永寈先生。肇基之時，正值園區三期開發初始，黃沙滾滾、風煙漫天，瓦礫、斷垣、殘壁分散四野，怪手、卡車、吊車呼嘯其間，景況空前、欹歟盛哉。廟宇施工於荒煙蔓草之中，戲台興築於風沙蔽日之際，經年累月，雕樑畫棟，念茲在茲，以迄於成。乃得建築之精妙，承襲文化之神髓，美侖美奐，巍峨矗立於金山地界。
穴
火
扶
　　集福宮竣工伊始，百事待舉，幸里長吳慶杰居間奔走，並獲園區聯華、元太、華隆微電子、飛利浦電子等公司各資助伍萬元，委由劉振 變、張榮富先生主持，於八十三年十一月一日奉請六位福神，包括金山里的「上庄伯公」、「三角伯公」、「楓樹伯公」、「龍尾伯公」、「水頭伯公」及仙水里的「皮鞋廠伯公」入主成儀，並於八十四年農曆二月二十九日正式登龕。
　　其後成立集福宮管理委員會，邀集江清源、范銘樣、徐曜欽先生參與，組織俱備、眾志成城，遂集資募款、搭蓋天蓬、購置香爐、增建左右廂房、綠化美化週邊及增添戲台遮雨設施，所有建築，渾然一體，長年供奉，風雨不輟，四時興焉。為感念神明庇佑，各方鼎助，建廟遷廟，一氣呵成，並期永續傳承，以垂久遠，因為之記。
集福宮管理委員會　謹識
中華民國　八十七　年　歲次戊寅　年　八　月　吉　日
附錄：
       金山面地區早期的伯公因為科學園區的徵收大多已經拆除，這些伯公其中有六座包括上庄伯公、三角伯公、楓樹伯公、龍尾伯公、水頭伯公、以及皮鞋廠伯公，現已共同入主成儀，聯合於三期安遷戶社區內的集福宮辦公，可以說是附近居民與科學園區廠商的最佳守護者。
除此之外，科學園區週邊尚存有幾座伯公，包括位於介壽路旁關東橋派出所後方的「槺榔伯公」，其旁有著兩棵分別為兩百年之齡的老樟樹及相思樹，加上石板雕砌的伯公祠，構成一幅漂亮的景緻。其他的伯公則有被喻為竹科一期廠守護神的「文瓊山伯公」與盤根錯節的老榕樹、交通大學校門前的伯公廟、科園社區的三福宮，以及台積電2廠與5廠外圍的伯公廟，都各具特色
六位伯公的聯合辦公室─集福宮 @ 金山面文史工作室 :: 隨意窩 Xuite日誌 https://bit.ly/3Cufwfg

芭樂人類學》發展主義、戰爭、道德資本－也談新竹縣市合併
地方社會真的並非現代論述所言沒有轉變，它的活力與創意反而常常超過國家規劃的設定。如此一來，它會是某種另類戰爭機器的蘊育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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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3/07 15:25
容邵武
新竹縣市合併議題在去年12月18號四大公投結束之後突然增溫，身處熱灶的新竹市長林智堅說：站在國家戰略產業發展、大新竹民眾的期待，以及縣市民的福祉上，提出大新竹合併倡議。外界卻傳出「不可因人設事、倉促進行」聲音，對此，林智堅回答說：「這不是倉促，其實已經拖延了。大新竹創稅1920億占全國第五，超越2個直轄市，城市治理規劃早該超前部署。竹科會成功也是因為40年前政府關注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預期半導體產業是影響全世界重要產業，先行超前部署，國家規劃上也該如此。」（2022/01/05 自由時報）。
新竹市長林智堅。（新竹市政府提供）
縣市升格、新竹縣市合併升格，將所謂「國家規劃」的問題連上了「國家戰略產業發展」，讓人一下子感覺到事態緊急，彷彿準備戰爭般地開始了2022年。可是台灣不是才剛剛通過「全國國土計畫」嗎？依照國家發展委員會的說明：「全國國土計畫」已於107年4月30日公告實施，係以追求國家永續發展願景前提下，就全國尺度研訂具有目標性、政策性及整體性之空間發展及土地使用指導原則。18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全國國土計畫之指導，完成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提送內政部審議，內政部於109年均已審竣，並於法定期限（110年4月30日）前公告實施。是的，「全國國土計畫」和地方縣市升格不是同一種型態的規劃，但是才剛剛109年完成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顯然沒有預見「新竹作為國際級城市，民眾走出園區，不論是竹縣或竹市，皆呈現都會與鄉村混合城市，只要天冷、下雨就是塞車，這都是因為新竹縣市分治，導致建設、交通等無法串連」（林智堅語，2022/01/05 自由時報）。同樣是國家規劃，顯然「全國國土計畫」研擬了許多年並沒能先行超前部署，或是時勢快速變遷，又促成新的規劃。雖然以一般理解來定義「計畫」，也就是人們規劃出目標、找出並確定實現這些目標的方法和步驟。計畫必須提供一個對現在狀況的描述，通常是不完美的，因此需要計畫去改善以達到一個（較好的）未來。基本上，計畫的要素便包括了理性、知識、控制、進步等等，大致上和人們對於國家的期待和想像非常接近。我在2020年發表的一篇文章「計畫作為許諾」試圖指出：「計畫不僅將烏托邦、未來變成可以規劃的領域，而且計畫所揭櫫的未來讓人們有一個和整體發生連接的方式，國家擁有對未來的規劃能力對其作為整體意義（totality of meanings）系統是極其關鍵的」。在這樣的視角下，此次的規劃還有甚麼可說的呢？
幾週前的芭樂文「重組客庄升格、創生與竹科擴張下的多重民主」，蔡侑霖、傅偉哲、鄧家洋、莊雅仲就這個議題提出了一個很特別的觀點（以下簡稱重組客庄升格），以下我以二個面向來對這篇文章予以後設閱讀，以及衍生當然作者群不必然同意我的閱讀和衍生。
首先，我們已經在與疫苗戰爭中度過了2021年。2022年才一開始，我們就要為了「國家戰略產業」的超前部署而必須打起精神。既然是國家的戰略策劃，自然連動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面向的問題，這似乎證成了Foucault晚年所說，我們的現在是甚麼呢？（what our present is），是戰爭成為所有社會關係的一般模式。Foucault說，若老天再給他時間，他會在研究瘋狂、疾病、犯罪、性史等傳諸於世對現代性的考察之後，全力研究戰爭和權力的關係。事實上，在這樣所有社會關係似乎都必須為（想像中）的各種戰爭做準備的當代，或說戰爭已經不再只是發生於外頭而是佈滿於生活關係的當代，似乎人們不僅每天都在為生死存亡奮鬥，而且似乎只要是任何一個規劃被論述成生死存亡的奮鬥，我們便找不到理由去質疑作為戰爭的最佳行動體—國家—以戰爭為名所進行的戰略部署。所以Foucault在論述國家治理性（governmentality）時，以19世紀軍事戰略家 Carl von Clausewitz觀點來談當代權力和戰爭策略的關係決不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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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接觸到這個觀點卻是非常偶然，是我在New School博士班第一個學期必修Talal Asad的「當代人類學」的課。我原本以為會閱讀在1990年代當紅的人類學流派writing culture等等，沒想到syllabus一發下來，竟是要閱讀Carl von Clausewitz「戰爭論」（On War）的一章。雖然我知道他那早已被引用到熟爛的名言，「戰爭只是政策以另一個方法的延續」 （war is nothing but the continuation of policy by other means），昭示新的戰爭觀與社會觀，但是Clausewitz和當代人類學有甚麼關係？! Talal Asad這位在1970年代反省人類學與殖民主義關係的先驅者要告訴我們甚麼樣的故事呢？可以這麼說，人們都認為現代社會相對於古代社會越來越少戰爭，戰爭也沒有那麼殘酷，至少沒有在攻城掠地之後大加屠殺人民。Clausewitz卻認為，當代國家之所以不大量殺人以及摧毀城市，不是出於文明及人道，而是出自於效率和經濟。經濟的考量高過於暴力的使用，進而促進理性的計算。在這裡，我們似乎看到了Foucault的原型。也就是說，當代權力的一個面向在於好好管理、維持、增進理性主體的生命，而這個權力的原型和戰爭同源地來自如何有效率地達到宰制。Clausewitz的現代戰爭觀驚人之處在於，相對於古代戰爭旨在攫取一個城市或領土，這些目標在現在已屬次要，摧毀敵人的意志力和反抗力才是首要目標。心理層面比起肉體層面的效果更為重要，因而使得戰爭中所有的事物都變得不確定，必須時時計畫、計算，這世界時時、處處佈滿危險，充滿競爭。在這個戰爭話語深深滲透當代社會的趨勢下，我們似乎找不到理由去反對為什麼一個地方的規劃會成為國家戰略，或是質疑為什麼國際（經濟）戰爭必須要以地方升格來因應？畢竟在國際各種戰爭進行之下，沒有一個單位（個人、團體，甚至地方） 具有內在不同的性質得以免於成為戰略的佈局。
但是真的只有如此嗎？至少從Foucault的觀點來看是似乎如此的，或許這也是他的作品為什麼很難給人有所出路和希望的感覺。
Gilles Deleuze在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一書中有一個章節論到戰爭機器（war machine）時，就直接批評Foucault上述關於戰爭和現代國家治理的觀點。Deleuze雖然同意Foucault論述的國家權力與戰爭的策略高度合謀（他也同樣引用了Clausewitz），甚至連反抗的形成與想像也和脫不了戰爭用語；但是Deleuze認為，國家只是挪用了（appropriate）戰爭形式來完成了政治主權的基礎，正是因為挪用而開啟了鬥爭的可能，因為那正是戰爭的本質，戰爭不可能化約成為國家獨佔的元素。人們可以在國家機器之外，在其法則之外，找到另一種戰爭型式，在那裡是喧鬧對抗主權（a furor against sovereignty）、活力對抗收縮力（ a celerity against gravity）、機器對抗機制（a machine against the apparatus）。也就是說，當社會的資源都像是被吸納收縮成為戰爭的一環時，沉重而生死攸關，Deleuze則強調不被戰爭吸力收縮的活力，靈活創發的機器、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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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重組客庄升格」一文提到的基層與多重民主的實作──「隨著竹科的發展，在地事實上早已長出異質網絡。回應因地制宜的情境，從二重埔與三重在民主化之後回應公共性的親緣、地緣及地方政治網絡的展現，以及在竹南/頭份基層政治中萌芽的另類價值。」──拉長時間來看，我們可以將之視為在不同階段持續宣稱治理效率的戰爭思維下，國家所欲吸納的各種元素的逃脫（或是剩餘）以及轉化。我不是說「重組客庄升格」所描述的這些異質元素具有Deleuze所說對抗機制的機器或行動，這些異質元素和國家之間的張力仍必須持續推敲。我意在說明，當國家規劃大量運用後勤網路、戰略佈局、超前（或跟上）部署、軍事策略、生存政治等用語時，我們應該更加探討、記錄、擴展已知或未知的活力與創意。這不是寄望鄉愁於地方，也不是從邊緣或偏鄉反思、反抗中心或都市，而是它原本就內生於國家機器之中，是由此中的論述塑造而成。我們總是能夠在機制之內找到另類抗爭可能。
第二，「重組客庄升格」一文對我而言最有趣的觀察是：「20多年下來，轉化後的社會空間仍以不同形式維繫著社會網絡與生活。其中之一，是伯公廟祭祀網絡的重組，….附近的科技大廠，多以集福宮為信仰中心。每年農曆七月是廟裡最為繁忙的時刻，仔細觀察，可以發現許多「○○○科技公司敬獻」的花籃。集福宮的成立不僅是國家透過徵收方式，使科技廠獲得土地；科技公司也藉由「奉獻」轉化自己，重新建立與地方的「聯結」。」這一段累積了長期的田野觀察資料，可說是一個對社會科學長久以來非常經典議題的記錄與描寫，那就是發生在許多時代許多地區的新興資本和原有的道德秩序的遭遇和競爭，它們的碰撞產生非常多的面貌。就以我接觸過的非洲發展主義的研究文獻而言，大致都出現將一個社會區分出二種秩序與資本的論述，一個是老舊、部落小團體式、甚至帶有令人畏懼的巫術力量；另一個是自由流通、與國際接軌、帶來光明進步的新興發展資本。原來的地方團體秩序、道德經濟因為只能流通於具有邊界的該團體，而且通常只掌握在當地有力的頭人手上，當然不利於現代資本講求的快速流通，有點像是「重組客庄升格」一文所描述「鄉鎮地方自治常被認為等於「派系統治、黑金溫床」，造成「行政效率低落及財政不當支出」。對於講究資本無國界的當代經濟，那些阻礙資本流通的障礙，無論它們是國界、道德邊界、甚至是人與非人的邊界都是必須被打通的關卡。而在後進國家的發展清除障礙的路徑中，還有甚麼比的上「西裝革履、客觀理性的資本家與國家官僚進入地方掃平貪腐、侍從、巫術、落後的小團體」更為讓眾人信服接受的進步論述呢？
當人們相信資本累積與分配的力量從地方頭人轉移到國家與資本家手上是現代進步不可逆轉時，也就是人們相信我們已從頭人與神明的庇護者變成國家與社會的持份者。「但是， 民主能否為我們帶來更好生活願景呢？」（「重組客庄升格」語）。新竹科技公司採取與地方既存的宮廟和諧相處的方式，一方面督促我們應該要更進一步地了解台灣地方社會政治、宗教的性質。另一方面，「如今親緣與地緣關係，乃至於地方政治運作，已難以是一個封閉的，只服務自己人與利益交換的紐帶，而必須展現一定程度的公共性。」（「重組客庄升格」語）地方社會真的並非現代論述所言沒有轉變，它的活力與創意反而常常超過國家規劃的設定。如此一來，它會是某種另類戰爭機器的蘊育地嗎？我期待著。
芭樂人類學》發展主義、戰爭、道德資本－也談新竹縣市合併 - 自由評論網 https://bit.ly/3vSnT30

竹北伍福宮/文化福德宮/十三伯公福佑宮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https://www.ios.sinica.edu.tw/journal/ts-41/41-04abs.pdf

https://www.ios.sinica.edu.tw/journal/ts-41/41-04abs.pdf

李丁讚與吳介民在2005出版的〈傳遞共通感受：林合社區公共領域修辭模式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