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eShot Capture 206 - 高宗武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 zh.wikipedia.org2021-11-13_113537

高宗武(1905年-1994年),中華民國重要外交官,外交部亞洲司司長。為中日戰爭時蔣介石對日交涉的重要心腹和關鍵人物。早年留學日本,抗戰前期進入外交領域,29歲擔任外交部亞洲司司長的職務,專門從事對日外交工作,是當時國民政府里最年輕的高級外交官員。抗戰全面爆發後,高宗武接受特殊任務,在香港負責對日情報工作。曾隨汪精衛去上海,參與「汪日密約」的談判。後來又與陶希聖一起逃離上海,揭露汪日簽訂賣國密約內容,製造了轟動一時的高陶事件。
1937年7月31日,胡適曾向蔣介石強力推薦高宗武,1938年2、3月間,在英屬香港與日本秘密接洽,7月日本新任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約高宗武前往日本東京會談,11月20日與日本參謀本部謀略課長影佐禎昭簽訂《中日協議記錄》,後與汪精衛共同前往河內,但由於日本方面提出的條件過於苛刻,與汪精衛分道揚鑣。
高宗武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3ncVGzs
----------------------------------
高宗武(1905—1994),浙江樂清(北白象鎮雙廟村)人。早年留學日本,抗戰前期進入外交領域,29歲擔任外交部亞洲司司長的職務,專門從事對日外交工作,是當時國民政府裏最年輕的高級外交官員。
抗戰全面爆發後,高宗武接受特殊任務,在香港負責對日情報工作。他在這段時間一度背離蔣介石,為汪精衞賣國行徑秘密奔走,並隨汪精衞去上海,參與“汪日密約”的談判。後來又與陶希聖一起逃離上海,揭露汪日簽訂賣國密約內容,製造了轟動一時的“高陶事件”。
嶄露頭角
1932年初,以國民政府外交部為背景的《外交評論》創刊,該刊聘請高宗武為特約撰述人,為他嶄露頭角提供了一個契機。在《外交評論》創刊號上,高宗武以《最近日本之總觀察》一文打開了國人的視野,全文洋洋萬言,全景式地介紹了九一八事變前後日本政治、經濟、外交、社會四個方面的情況,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此後,他一連在《外交評論》上發表了十四篇文章,篇篇內容不離日本問題,一個嶄新的“日本通”的形象就此樹立在公眾面前。
東條英機與汪精衞
東條英機與汪精衞
1932年11月,蔣介石決定設立國防設計委員會,聘請素孚眾望的社會著名人士出任專員。高宗武以日本問題專家的身份被延聘為國防設計委員會專員,一舉躋身於名流之列,這對他的自信心是一種極大的鼓舞。
1934年5月,高宗武被調到外交部,出任亞洲司日本科科長;6月,加亞洲司幫辦銜;1935年5月,升任亞洲司司長,時年僅三十歲。
在戰前的中日交涉中,高宗武有過一次得意之作。9·18事變後,偽“滿洲國”發行郵票,使用偽滿年號的日戳,國民政府以事關政治立場,指令東北郵局所有員工撤退,關內外郵務為之斷絕。日本方面屢次向國民政府施壓,要求實現關內外通郵,迫使國民政府事實上承認偽“滿洲國”。為了緩解來自日本方面的壓力。1934年11月,外交部指派高宗武赴北平與日偽代表談判。高宗武憑藉個人靈巧的智慧,與日偽方面議定了關內外《通郵協定大綱》,規定在山海關及古北口各設郵件轉遞局一所,轉遞出入關郵件;進關郵件均貼用特製之郵票;郵件、包裹、匯兑單據等,均不得蓋有偽“滿洲國”字樣。這樣,關內外通郵問題繞過了政治障礙而得以解決,高宗武一時號稱對日外交的能手。
1936年9月至12月,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張羣與日本駐華大使川樾茂,舉行了一場馬拉松式的會談,預備性會談由高宗武與川樾茂對陣。這場會談最終不歡而散,但以配角身份出場的高宗武卻又一次在日本人面前展示了自己的才華。川樾茂公開揚言,以後遇事專找高宗武談,無形中抬高了高宗武的地位。
年輕的高宗武自信心暴漲,曾經對日本人口出狂言:“由於我是亞洲司司長,必然要妥善處理日本提出的取締排日的要求以及降低關税之類的事務性交涉,但實際上,我對此一點興趣也沒有。我的願望在於使中日關係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以實現東亞歷史性的變革。”
低調言和
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時,高宗武正躺在上海楊樹浦醫院養病,他感到大顯身手的機會來臨了,於是從病榻上一躍而起,伺機等候出擊的時機。
1937年7月31日,中午時分,蔣介石在南京召見高宗武,想聽聽他對中日形勢的看法。高宗武向蔣介石誇下海口,請求承擔對日最後交涉的重任,要以自己的熱誠去説服日本首相近衞文麿,使日軍從華北全面撤退。看着眼前這個集狂妄與稚氣於一身的高宗武,蔣介石一時未置可否。這天下午,剛剛從外地返回南京的汪精衞也急急地召見高宗武,與他作了一番長談,對他的想法表示了幾分讚許。當晚,高宗武找到“滿鐵”南京事務所所長西義顯,請他通過滿鐵總裁松岡洋右的協助,直接溝通與近衞文麿的聯繫,結果如泥牛入海,毫無音訊。
戰火很快從華北燒到了上海,南京開始遭受日機的空襲。位於南京西流灣八號國民政府大本營第二部副部長周佛海的公館,有一處堅固的地下室,高宗武與一羣悲觀的政客與文人,成天聚集在那裏。他們一個個憂心忡忡,認為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主張當勝敗未分之際,最好進行外交,以外交的方式來結束戰爭。一向以“日本通”出名的高宗武被這羣人奉為座上賓。他們這羣人的想法與國民黨二號人物汪精衞不謀而合,無形中便以汪精衞為精神領袖。高宗武多次拜見汪精衞,主動請命,要求赴滬與日本駐華大使川樾茂接洽停戰。汪精衞將高宗武起草的對日外交進行步驟與要點轉呈給蔣介石,蔣介石的答覆是時機未到,令高宗武十分沮喪。
11月20日,高宗武告別已成危城的南京,溯江而上,向漢口轉移。此時,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正在調停中日戰事,高宗武作出了一個大膽的舉動,派遣外交部亞洲司第一科科長董道寧赴上海,秘密會見日本駐華大使川樾茂,試圖讓日方降低條件,從內部促成陶德曼調停。結果,他的這一努力再次歸於失敗。
1938年1月16日,日本近衞內閣發表第一次對華聲明,宣佈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關閉了和平談判之門,要一直打到國民政府崩潰為止,氣焰極其囂張。兩天以後,中日雙方各自召回了大使,兩國外交關係為之斷絕。
一向活躍的高宗武眼看就要賦閒了,他實在耐不住寂寞,頻頻與周佛海商議,挖空心思地想創造奇蹟,重新打開與日本的談判之門。周佛海對抗戰的前途悲觀至極,經常哀嘆再打下去“吾輩不知死於何處”,高宗武的想法正合他的心意。於是,已經擔任侍從室第二處副主任的周佛海,乘便向蔣介石進言:高宗武是個相當有用的人才,把他留在漢口是沒有用的,不如派他去香港收集日本的情報。蔣介石沒有覺察到周佛海隱秘的內心動機,採納了他的建議,還從每月的軍事機密費中支出6000元港幣,作為高宗武的活動經費。軍事委員會辦公廳秘書處長羅君強奉命為高宗武開了一張軍用出差證明書,信筆填上了“高特派員宗武”的字樣。
輾轉香港
1938年2月22日,高宗武終於飛出了令他窒息的漢口,抵達香港,重新活躍起來。他在香港開了一家“宗記洋行”作為掩護,稍事佈置,又馬不停蹄地轉赴日軍佔領下的上海,試圖儘快溝通與日本的聯繫。
高宗武在上海剛一落腳,便與日本同盟通訊社上海分社社長松本重治取得了聯繫。松本是日本首相近衞文麿的智囊,情報界把他看作是近衞的私人駐華代表,是個重量級的人物。松本與高宗武在日本帝國大學讀書時的老師有同窗之誼,與高宗武早就相熟。高宗武急切地向松本重治打探近衞內閣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聲明的內情,能堅持到什麼時候?何時能重開談判之門?松本告訴他,佔領南京讓日本人發狂了,這是一個重要原因,目前的外交僵局是打不開的!
正當高宗武一籌莫展之際,一別數月的部下董道寧出現在他的面前。董道寧的經歷頗有些傳奇色彩,他生於中國,長於日本,平常總是以“日華人”自居。高宗武派他到上海活動,毫無進展,他竟然在剛剛卸去“滿鐵”職務、專門從事特務活動的西義顯的協助下,像回老家一樣很輕率地去了一趟日本,與日本參謀本部謀略課課長影佐禎昭搭上了線。影佐寫了兩封措辭曖昧的書信,託董道寧帶給日本士官學校的老同學何應欽與張羣。
影佐的信件使高宗武大為興奮,似乎捕捉到了一絲打開僵局的希望。
3月28日,高宗武帶着初次出擊的成果從香港飛回漢口,將影佐的信件交侍從室直接呈給了蔣介石。4月5日,蔣介石召見了高宗武。
4月14日,高宗武第二次從漢口飛赴香港,西義顯早已從上海趕來等候。高宗武告訴西義顯,蔣介石看了影佐的信後,表示瞭如下的意見:向敵將致信,等於以武士的生命交於敵將,對其誠意及勇氣深表敬意;東北、內蒙可以留待他日協商,河北、察哈爾則須絕對交還中國,日本應尊重長城以南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如果上述意思承你們諒解,便先行停戰,然後以此為基礎,進行和平細目的談判
西義顯將信將疑,覺得上述意見不像是蔣介石親口説的,更像是高宗武憑着自己的自信與膽略,以蔣介石的口氣而作的回答。但他還是迅速返回東京,向日軍參謀本部傳遞了這一信息。日本軍方執意要以武力迫使國民政府投降,對西義顯的傳話不屑一顧,沒有作出任何迴應。
5月30日,高宗武滿心失落地飛回漢口,彙報“所事渺茫”。此時,恰好傳來了日本近衞內閣改組的消息,盧溝橋事變時主張不擴大事態的宇垣一成出任外相。蔣介石嗅出了一絲“和平”的氣息,以行政院副院長張羣的名義給宇垣發了賀電,一面令高宗武立即飛港,再次向日本方面傳話,告訴他們:中央軍尚有百萬軍火,即不再輸入尚足兩年之用;即使攻下武漢,內部亦決不會起變化。蔣介石意在向日本顯示實力,促使日本主動求和,以爭取有利。
蔣介石萬萬沒有想到,高宗武雖然身為外交官,但骨子裏卻充溢着一股自由知識分子的習氣,從來就不是一個甘於奉命行事、聽差候遣的角兒,總是喜歡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高宗武兩赴香港,並不滿足於做蔣介石的傳聲筒,而是主動尋求與日本打開僵局的辦法。自開戰以來,高宗武一直認為“蔣先生冷酷,汪先生温暖”,內心裏早就服膺於汪精衞了。他向松本重治和西義顯透露,漢口有一個以汪精衞為中心的“和平派”,勢力正在成長起來。他還與日方人員相約共同參與“和平運動”,以出場秩序的先後,稱西義顯為太郎,董道寧為次郎,西義顯的助手伊藤芳男為三郎,高宗武為四郎,松本重治為五郎。高宗武兩次返回漢口,在等候蔣介石召見的日子裏,大量時間是在與汪精衞、周佛海密謀實現“和平”的辦法。就在蔣介石派高宗武三赴香港的前夕,極度悲觀的周佛海急了,勸高宗武不要再通過別人傳話了,乾脆自己直接上日本去聯繫。
6月6日,高宗武第三次從漢口飛抵香港。這一次,他完全超出了蔣介石的安排,一切按照自己的思路走了。
6月14日,在香港淺水灣飯店,高宗武與西義顯坐而論道,提出了一條打開中日僵局的危險思路:推戴汪精衞,使之成為蔣介石與日本之間媾和的媒介。
6月17日,高宗武又與抵達香港的松本重治會談,將蔣介石口授的兩點意見告訴他。松本反問高宗武,那究竟有何善策能打開目前的僵局呢?高宗武向松本重治敞開心扉,以充滿幻想的口吻道出了自己的全面設想。他認為:首要之點在於日本撤兵;日本撤兵聲明一發表,汪精衞即以下野響應,向全國發出“和平”通電;然後各地的雜牌軍,如雲南的龍雲,廣東、四川的將領以及山西的閻錫山等,就會從各方面響應,使汪精衞的“和平運動”演變成全國性的運動
聽了高宗武的高談闊論,西義顯和松本重治都不失時機地鼓動他直接上東京去,一舉實現上述規劃。6月23日,高宗武離港赴滬,準備渡日。
潛赴日本
1938年7月2日深夜,上海漢密爾頓大廈,松本重治為高宗武送行。松本摘下自己的軍帽,戴在高宗武的頭上,又把自己的從軍記者證章別在高宗武的身上。偽裝完畢,兩人一同下樓上了一輛插着同盟通訊社旗幟的汽車,在夜色中向着碼頭方向急馳而去。當汽車開到外白渡橋日軍哨兵面前時,松本從車窗中探出腦袋,高叫一聲:同盟通訊!哨兵便揮手放行了。就這樣,高宗武悄悄地登上了日本“皇后”號客輪,邁出了致命的一步。
7月5日,高宗武在橫濱上岸,影佐禎昭迅速將他接到東京。日本人掂得出高宗武的份量,知道他是可以直接向蔣介石説話的人。日本陸相板垣徵四郎、參謀本部次長多田駿、海相米內光政、國會議員犬養健、參謀本部中國班班長今井武夫等人分別與高宗武會談。高宗武很想與日本外相宇垣一成談談,可是宇垣與日本軍方勢不兩立,影佐禎昭不予安排。
高宗武仔細聽取日本人的意見,發現日本軍方絲毫也沒有撤兵的打算,而是堅持要求蔣介石下野,看來以蔣介石為中心來打破僵局是徹底無望的。於是,高宗武主動向日本人推出了汪精衞。據戰後影佐禎昭供稱,當時高宗武是這麼説的:“歸根結底,日本現在不承認蔣政權,為了造成日中之間的和平,也許必須找蔣介石以外的人。而且不管怎樣,除汪精衞之外,就不容易找到別人。汪早已痛感有迅速解決日中問題的必要,稱道和平論,而國民政府內部終究不能容納他的主張。為此,不如從政府外部掀起國民運動,開展和平運動,由此造成蔣聽從和平論的時機。”
影佐禎昭與今井武夫也向高宗武表示: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近衞聲明不能隨便取消,作為一種暫時的解決辦法,是要請國民黨元老汪精衞出馬,最初的爆破任務由汪精衞來完成。如果“和平工作”走上正軌,立刻通過汪精衞的推薦,再改換成以蔣介石為正式談判對手。
高宗武進而提出,希望以近衞文麿的名義寫一封信給汪精衞,保證日本願意以汪精衞為“和平運動”的中心。近衞認為以一國首相的地位,為時尚早,只允許由板垣徵四郎寫信説明此意。
高宗武在日本呆了兩天,目的已達,便匆匆地經上海返回了香港。這次,高宗武可不敢回漢口覆命了,他差人將自己的東渡日記、會談記錄及個人觀感送回漢口,交周佛海轉呈蔣介石,以試探蔣介石的態度。
人物事蹟
高宗武的報告明確無誤地傳遞了日本方面要求蔣介石下野、由國民黨元老汪精衞出馬的信息。周佛海看了一遍,趕忙送呈汪精衞。汪精衞為了向蔣介石施壓,又將報告交給了蔣介石。
早在7月9日,蔣介石即得報高宗武去了日本,頓時大吃一驚,脱口説道:“太荒唐了!”他一直以為高宗武幾番往返穿梭,都是在按他的部署行事,不曾逾越半步。在蔣介石看來,高宗武是有份量的外交官,此番主動赴日,即失去了姿態,等於求降。果然,幾天以後,板垣徵四郎公開發表蔣介石必須下野的聲明,近衞內閣改組時的一絲“和平”氣息頃刻間便化為烏有。7月22日,蔣介石看了高宗武的報告後,盛怒不已,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倭國對我變更態度,強硬威嚇者,其果誤認為吾內部已動搖乎?其實,與高宗武之荒謬赴倭有關。今觀其報告,其誤事果不淺也。” 高宗武的報告,其實是借日本人之口勸蔣下野。蔣介石肺都要氣炸了,明明是自己派出去的人,卻為汪精衞張目,高宗武真是個混帳透頂的書呆子。他叫來陳布雷,將高宗武大罵了一通,下令停發活動經費,宣佈斷絕一切關係。
汪精衞卻從此知道了日本人希望他出馬的信息。憑着日本人撐腰,汪精衞決定撇開蔣介石,單獨“跳火坑”了。他指派高宗武、梅思平為全權代表,在上海“重光堂”與日本人進行秘密談判,排定了從重慶出逃的日程表,最終走上了叛國投敵的道路。
高宗武將汪精衞引上了不歸路。令人驚訝的是,就在汪偽政權開場的前夕,還是這個高宗武,聯合陶希聖將“汪日密約”公諸報端,揭開了汪精衞叛國投敵的真面目。國民政府取消了對高宗武的漢奸通緝令。高宗武的前後行動充滿了矛盾,令人困惑不解。有人認為,汪精衞後來越走越遠,超過了高宗武的心理底線,他終於良心發現了。也有人認為,這是蔣介石策反的結果。更有甚者,説高宗武是一個雙面間諜,一開始就是蔣介石派他將汪精衞一步步推進火坑的。而經歷了一番巨大波折的高宗武,當初的那份狂妄勁頭已經消磨殆盡,從此告別政治,遠遁美國,對這段歷史始終三緘其口,將歷史的謎團留給後人去猜測。 高宗武去了美國,化名高其昌,掛國民黨政府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廳參事職,在美國長期定居,以炒股為生,一直到1994年去世
高宗武_百度百科 https://bit.ly/3kyDe2q
-------------------------------
雙面間諜高宗武:汪精衛被他害慘了?
雙面間諜高宗武:汪精衛被他害慘了? - 每日頭條 https://bit.ly/3HiKyJe
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報》的一則新聞震驚中外:原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與日本在上海簽訂了「汪日密約」。
「高陶事件」當事人之一的高宗武,時任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司長。網絡圖
向《大公報》提供消息的不是別人,竟是汪精衛身邊的兩名得力助手高宗武和陶希聖……
高宗武和陶希聖的揭密事件,在歷史學界,稱作「高陶事件」,也稱為「抗日史上的小西安事變」。
許多人都感奇怪的是,高宗武和陶希聖為什麼先是追隨汪精衛,後又脫離汪精衛?
特別是作為日本通的高宗武,更是讓日本人氣炸了鍋。他們原本以為找到了和中國政府「溝通」的合適人選,沒想到這個高宗武卻在關鍵時刻背叛了日本帝國。
高宗武是何許人也,這樣讓日本人惦記?
高宗武,1905出生於浙江樂清。早年曾留學日本,回國後進入外交領域,29歲晉升為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專門從事對日外交工作,是當時國府里最年輕的高級外交官員。
盧溝橋事變後,正在上海治病的高宗武隨回到南京,成為處理中日危機外交的首要人選。在7月31日這天裡,高宗武連續得到蔣介石、汪精衛的分別召見。但隨著戰爭的發展,中日外交陷入停滯僵局。對此,在據高宗武回憶錄介紹:我向他報告我在外交部的工作不再有需要,我提議:鑑於目前政府對於日本人在幕後到底在想什麼、做什麼一點都不知道,我應該到香港和上海去。在那裡,我可以從戰前的日本朋友和舊識那裡取得有價值的情報。委員長同意了。
1938年1月16日,日本近衛內閣發表對華聲明:宣布關閉中日和平談判之門,要將國府打到崩潰。兩天以後,中日雙方各自召回了大使。
剛抵上海的高宗武,想方設法與日本同盟通訊社上海分社社長松本重治取得聯繫。松本的另一個身份是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的私人駐華代表,重量級人物。
高宗武從松本那裡得到的卻是「談判之門」已無法打開。
但不久之後,高宗武又通過部下董道寧與日本參謀本部謀略課課長影佐禎昭搭上了線。影佐寫了兩封措辭曖昧的書信,托董道寧帶給日本士官學校的老同學何應欽與張群。
期間,高宗武在日本人的幫助下,秘密前往日本,與影佐等人會談。
在會談中,高宗武發現日本軍不僅無撤兵計劃,還堅持要求蔣介石下野。
高宗武為打破僵局,主動向日本人推出了汪精衛。
就這樣,一直想與中國開戰的日本軍方暫時安靜下來。
汪精衛卻從此知道了日本人希望他出馬的信息。憑著日本人撐腰,汪精衛決定「建國」了。
不久,汪精衛就派遣高宗武、梅思平為全權代表,在上海「重光堂」與日本人進行秘密談判,還選定出走日程表,走上了叛國之路路。
讓汪精衛沒想到的是,高宗武不久就背叛了他
因此,有人說高宗武是一個雙面間諜。蔣介石派他將汪精衛一步步推進火坑的。
抗戰勝利後,高宗武在美國長期定居,以炒股為生,一直到1994年去世。
雙面間諜高宗武:汪精衛被他害慘了? - 每日頭條 https://bit.ly/3HiKyJe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history/yanmq2b.html
----------------------
高宗武
高宗武(1905-1994),浙江樂清人。早年留學日本,抗戰前期進入外交領域,29歲擔任外交部亞洲司司長的職務,專門從事對日外交工作,是當時國民政府里最年輕的高級外交官員。抗戰全面爆發後,高宗武接受特殊任務,在香港負責對日情報工作。他在這段時間一度背離蔣介石,為汪精衛賣國行徑秘密奔走,並隨汪精衛去上海,參與"汪日密約"的談判。後來又與陶希聖一起逃離上海,揭露汪日簽訂賣國密約內容,製造了轟動一時的"高陶事件"。
嶄露頭角的"日本通"
1932年初,以國民政府外交部為背景的《外交評論》創刊,該刊聘請高宗武為特約撰述人,為他嶄露頭角提供了一個契機。在《外交評論》創刊號上,高宗武以《最近日本之總觀察》一文打開了國人的視野,全文洋洋萬言,全景式地介紹了九一八事變前後日本政治、經濟、外交、社會四個方面的情況,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此後,他一連在《外交評論》上發表了十四篇文章,篇篇內容不離日本問題,一個嶄新的"日本通"的形象就此樹立在公眾面前。
高宗武
1932年11月,蔣介石決定設立國防設計委員會,聘請素孚眾望的社會著名人士出任專員。高宗武以日本問題專家的身份被延聘為國防設計委員會專員,一舉躋身於名流之列,這對他的自信心是一種極大的鼓舞。
1934年5月,高宗武被調到外交部,出任亞洲司日本科科長;6月,加亞洲司幫辦銜;1935年5月,升任亞洲司司長,時年僅三十歲。
在戰前的中日交涉中,高宗武有過一次得意之作。9·18事變後,偽"滿洲國"發行郵票,使用偽滿年號的日戳,國民政府以事關政治立場,指令東北郵局所有員工撤退,關內外郵務為之斷絕。日本方面屢次向國民政府施壓,要求實現關內外通郵,迫使國民政府事實上承認偽"滿洲國"。為了緩解來自日本方面的壓力,1934年11月,外交部指派高宗武赴北平與日偽代表談判。高宗武憑藉個人靈巧的智慧,與日偽方面議定了關內外《通郵協定大綱》,規定在山海關及古北口各設郵件轉遞局一所,轉遞出入關郵件;進關郵件均貼用特製之郵票;郵件、包裹、匯兌單據等,均不得蓋有偽"滿洲國"字樣。這樣,關內外通郵問題繞過了政治障礙而得以解決,高宗武一時號稱對日外交的能手。
1936年9月至12月,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張群與日本駐華大使川樾茂,舉行了一場馬拉松式的會談,預備性會談由高宗武與川樾茂對陣。這場會談最終不歡而散,但以配角身份出場的高宗武卻又一次在日本人面前展示了自己的才華。川樾茂公開揚言,以後遇事專找高宗武談,無形中抬高了高宗武的地位。
年輕的高宗武自信心暴漲,曾經對日本人口出狂言:"由於我是亞洲司司長,必然要妥善處理日本提出的取締排日的要求以及降低關稅之類的事務性交涉,但實際上,我對此一點興趣也沒有。我的願望在於使中日關係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以實現東亞歷史性的變革。"
低調言和,以汪精衛為中心
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時,高宗武正躺在上海楊樹浦醫院養病,他感到大顯身手的機會來臨了,於是從病榻上一躍而起,伺機等候出擊的時機。
1937年7月31日,中午時分,蔣介石在南京召見高宗武,想聽聽他對中日形勢的看法。高宗武向蔣介石誇下海口,請求承擔對日最後交涉的重任,要以自己的熱誠去說服日本首相近衛文麿,使日軍從華北全面撤退。看著眼前這個集狂妄與稚氣於一身的高宗武,蔣介石一時未置可否。這天下午,剛剛從外地返回南京的汪精衛也急急地召見高宗武,與他作了一番長談,對他的想法表示了幾分讚許。當晚,高宗武找到"滿鐵"南京事務所所長西義顯,請他通過滿鐵總裁松岡洋右的協助,直接溝通與近衛文麿的聯繫,結果如泥牛入海,毫無音訊。
戰火很快從華北燒到了上海,南京開始遭受日機的空襲。位於南京西流灣八號國民政府大本營第二部副部長周佛海的公館,有一處堅固的地下室,高宗武與一群悲觀的政客與文人,成天聚集在那裡。他們一個個憂心忡忡,認為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主張當勝敗未分之際,最好進行外交,以外交的方式來結束戰爭。一向以"日本通"出名的高宗武被這群人奉為座上賓。他們這群人的想法與國民黨二號人物汪精衛不謀而合,無形中便以汪精衛為精神領袖。高宗武多次拜見汪精衛,主動請命,要求赴滬與日本駐華大使川樾茂接洽停戰。汪精衛將高宗武起草的對日外交進行步驟與要點轉呈給蔣介石,蔣介石的答覆是時機未到,令高宗武十分沮喪。
11月20日,高宗武告別已成危城的南京,溯江而上,向漢口轉移。此時,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正在調停中日戰事,高宗武作出了一個大膽的舉動,派遣外交部亞洲司第一科科長董道寧赴上海,秘密會見日本駐華大使川樾茂,試圖讓日方降低條件,從內部促成陶德曼調停。結果,他的這一努力再次歸於失敗。
1938年1月16日,日本近衛內閣發表第一次對華聲明,宣布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關閉了和平談判之門,要一直打到國民政府崩潰為止,氣焰極其囂張。兩天以後,中日雙方各自召回了大使,兩國外交關係為之斷絕。
一向活躍的高宗武眼看就要賦閒了,他實在耐不住寂寞,頻頻與周佛海商議,挖空心思地想創造奇蹟,重新打開與日本的談判之門。周佛海對抗戰的前途悲觀至極,經常哀嘆再打下去"吾輩不知死於何處",高宗武的想法正合他的心意。於是,已經擔任侍從室第二處副主任的周佛海,乘便向蔣介石進言:高宗武是個相當有用的人才,把他留在漢口是沒有用的,不如派他去香港收集日本的情報。蔣介石沒有覺察到周佛海隱秘的內心動機,採納了他的建議,還從每月的軍事機密費中支出6000元港幣,作為高宗武的活動經費。軍事委員會辦公廳秘書處長羅君強奉命為高宗武開了一張軍用出差證明書,信筆填上了"高特派員宗武"的字樣。
輾轉香港,徘徊在蔣汪之間
1938年2月22日,高宗武終於飛出了令他窒息的漢口,抵達香港,重新活躍起來。他在香港開了一家"宗記洋行"作為掩護,稍事布置,又馬不停蹄地轉赴日軍占領下的上海,試圖儘快溝通與日本的聯繫。
高宗武在上海剛一落腳,便與日本同盟通訊社上海分社社長松本重治取得了聯繫。松本是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的智囊,情報界把他看作是近衛的私人駐華代表,是個重量級的人物。松本與高宗武在日本帝國大學讀書時的老師有同窗之誼,與高宗武早就相熟。高宗武急切地向松本重治打探近衛內閣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聲明的內情,能堅持到什么時候?何時能重開談判之門?松本告訴他,占領南京讓日本人發狂了,這是一個重要原因,目前的外交僵局是打不開的!
正當高宗武一籌莫展之際,一別數月的部下董道寧出現在他的面前。董道寧的經歷頗有些傳奇色彩,他生於中國,長於日本,平常總是以"日華人"自居。高宗武派他到上海活動,毫無進展,他竟然在剛剛卸去"滿鐵"職務、專門從事特務活動的西義顯的協助下,像回老家一樣很輕率地去了一趟日本,與日本參謀本部謀略課課長影佐禎昭搭上了線。影佐寫了兩封措辭曖昧的書信,托董道寧帶給日本士官學校的老同學何應欽與張群。
影佐的信件使高宗武大為興奮,似乎捕捉到了一絲打開僵局的希望。
3月28日,高宗武帶著初次出擊的成果從香港飛回漢口,將影佐的信件交侍從室直接呈給了蔣介石。4月5日,蔣介石召見了高宗武。
4月14日,高宗武第二次從漢口飛赴香港,西義顯早已從上海趕來等候。高宗武告訴西義顯,蔣介石看了影佐的信後,表示了如下的意見:向敵將致信,等於以武士的生命交於敵將,對其誠意及勇氣深表敬意;東北、內蒙可以留待他日協商,河北、察哈爾則須絕對交還中國,日本應尊重長城以南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如果上述意思承你們諒解,便先行停戰,然後以此為基礎,進行和平細目的談判。
西義顯將信將疑,覺得上述意見不像是蔣介石親口說的,更像是高宗武憑著自己的自信與膽略,以蔣介石的口氣而作的回答。但他還是迅速返回東京,向日軍參謀本部傳遞了這一信息。日本軍方執意要以武力迫使國民政府投降,對西義顯的傳話不屑一顧,沒有作出任何回應。
5月30日,高宗武滿心失落地飛回漢口,匯報"所事渺茫"。此時,恰好傳來了日本近衛內閣改組的訊息,盧溝橋事變時主張不擴大事態的宇垣一成出任外相。蔣介石嗅出了一絲"和平"的氣息,以行政院副院長張群的名義給宇垣發了賀電,一面令高宗武立即飛港,再次向日本方面傳話,告訴他們:中央軍尚有百萬軍火,即不再輸入尚足兩年之用;即使攻下武漢,內部亦決不會起變化。蔣介石意在向日本顯示實力,促使日本主動求和,以爭取有利。
蔣介石萬萬沒有想到,高宗武雖然身為外交官,但骨子裡卻充溢著一股自由知識分子的習氣,從來就不是一個甘於奉命行事、聽差候遣的角兒,總是喜歡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高宗武兩赴香港,並不滿足於做蔣介石的傳聲筒,而是主動尋求與日本打開僵局的辦法。自開戰以來,高宗武一直認為"蔣先生冷酷,汪先生溫暖",內心裡早就服膺於汪精衛了。他向松本重治和西義顯透露,漢口有一個以汪精衛為中心的"和平派",勢力正在成長起來。他還與日方人員相約共同參與"和平運動",以出場秩序的先後,稱西義顯為太郎,董道寧為次郎,西義顯的助手伊藤芳男為三郎,高宗武為四郎,松本重治為五郎。高宗武兩次返回漢口,在等候蔣介石召見的日子裡,大量時間是在與汪精衛、周佛海密謀實現"和平"的辦法。就在蔣介石派高宗武三赴香港的前夕,極度悲觀的周佛海急了,勸高宗武不要再通過別人傳話了,乾脆自己直接上日本去聯繫。
6月6日,高宗武第三次從漢口飛抵香港。這一次,他完全超出了蔣介石的安排,一切按照自己的思路走了。
6月14日,在香港淺水灣飯店,高宗武與西義顯坐而論道,提出了一條打開中日僵局的危險思路:推戴汪精衛,使之成為蔣介石與日本之間媾和的媒介。
6月17日,高宗武又與抵達香港的松本重治會談,將蔣介石口授的兩點意見告訴他。松本反問高宗武,那究竟有何善策能打開目前的僵局呢?高宗武向松本重治敞開心扉,以充滿幻想的口吻道出了自己的全面構想。他認為:首要之點在於日本撤兵;日本撤兵聲明一發表,汪精衛即以下野回響,向全國發出"和平"通電;然後各地的雜牌軍,如雲南的龍雲,廣東、四川的將領以及山西的閻錫山等,就會從各方面回響,使汪精衛的"和平運動"演變成全國性的運動。
聽了高宗武的高談闊論,西義顯和松本重治都不失時機地鼓動他直接上東京去,一舉實現上述規劃。6月23日,高宗武離港赴滬,準備渡日。
潛赴日本,推出汪精衛
1938年7月2日深夜,上海漢密爾頓大廈,松本重治為高宗武送行。松本摘下自己的軍帽,戴在高宗武的頭上,又把自己的從軍記者證章別在高宗武的身上。偽裝完畢,兩人一同下樓上了一輛插著同盟通訊社旗幟的汽車,在夜色中向著碼頭方向急馳而去。當汽車開到外白渡橋日軍哨兵面前時,松本從車窗中探出腦袋,高叫一聲:同盟通訊!哨兵便揮手放行了。就這樣,高宗武悄悄地登上了日本"皇后"號客輪,邁出了致命的一步。
高宗武
7月5日,高宗武在橫濱上岸,影佐禎昭迅速將他接到東京。日本人掂得出高宗武的份量,知道他是可以直接向蔣介石說話的人。日本陸相板垣征四郎、參謀本部次長多田駿、海相米內光政、國會議員犬養健、參謀本部中國班班長今井武夫等人分別與高宗武會談。高宗武很想與日本外相宇垣一成談談,可是宇垣與日本軍方勢不兩立,影佐禎昭不予安排。
高宗武仔細聽取日本人的意見,發現日本軍方絲毫也沒有撤兵的打算,而是堅持要求蔣介石下野,看來以蔣介石為中心來打破僵局是徹底無望的。於是,高宗武主動向日本人推出了汪精衛。據戰後影佐禎昭供稱,當時高宗武是這么說的:"歸根結底,日本現在不承認蔣政權,為了造成日中之間的和平,也許必須找蔣介石以外的人。而且不管怎樣,除汪精衛之外,就不容易找到別人。汪早已痛感有迅速解決日中問題的必要,稱道和平論,而國民政府內部終究不能容納他的主張。為此,不如從政府外部掀起國民運動,開展和平運動,由此造成蔣聽從和平論的時機。"
影佐禎昭與今井武夫也向高宗武表示: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近衛聲明不能隨便取消,作為一種暫時的解決辦法,是要請國民黨元老汪精衛出馬,最初的爆破任務由汪精衛來完成。如果"和平工作"走上正軌,立刻通過汪精衛的推薦,再改換成以蔣介石為正式談判對手。
高宗武進而提出,希望以近衛文麿的名義寫一封信給汪精衛,保證日本願意以汪精衛為"和平運動"的中心。近衛認為以一國首相的地位,為時尚早,只允許由板垣征四郎寫信說明此意。
高宗武在日本呆了兩天,目的已達,便匆匆地經上海返回了香港。這次,高宗武可不敢回漢口復命了,他差人將自己的東渡日記、會談記錄及個人觀感送回漢口,交周佛海轉呈蔣介石,以試探蔣介石的態度。
戲劇性的結局
高宗武的報告明確無誤地傳遞了日本方面要求蔣介石下野、由國民黨元老汪精衛出馬的信息。周佛海看了一遍,趕忙送呈汪精衛;汪精衛為了向蔣介石施壓,又將報告交給了蔣介石。
早在7月9日,蔣介石即得報高宗武去了日本,頓時大吃一驚,脫口說道:"太荒唐了!"他一直以為高宗武幾番往返穿梭,都是在按他的部署行事,不曾逾越半步。在蔣介石看來,高宗武是有份量的外交官,此番主動赴日,即失去了姿態,等於求降。果然,幾天以後,板垣征四郎公開發表蔣介石必須下野的聲明,近衛內閣改組時的一絲"和平"氣息頃刻間便化為烏有。7月22日,蔣介石看了高宗武的報告後,盛怒不已,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倭國對我變更態度,強硬威嚇者,其果誤認為吾內部已動搖乎?其實,與高宗武之荒謬赴倭有關。今觀其報告,其誤事果不淺也。" 高宗武的報告,其實是借日本人之口勸蔣下野。蔣介石肺都要氣炸了,明明是自己派出去的人,卻為汪精衛張目,高宗武真是個混帳透頂的書呆子。他叫來陳布雷,將高宗武大罵了一通,下令停發活動經費,宣布斷絕一切關係。
而汪精衛卻從此知道了日本人希望他出馬的信息。憑著日本人撐腰,汪精衛決定撇開蔣介石,單獨"跳火坑"了。他指派高宗武、梅思平為全權代表,在上海"重光堂"與日本人進行秘密談判,排定了從重慶出逃的日程表,最終走上了叛國投敵的道路。
高宗武將汪精衛引上了不歸路。令人驚訝的是,就在汪偽政權開場的前夕,還是這個高宗武,聯合陶希聖將"汪日密約"公諸報端,揭開了汪精衛叛國投敵的真面目。國民政府取消了對高宗武的漢奸通緝令。高宗武的前後行動充滿了矛盾,令人困惑不解。有人認為,汪精衛後來越走越遠,超過了高宗武的心理底線,他終於良心發現了。也有人認為,這是蔣介石策反的結果。更有甚者,說高宗武是一個雙面間諜,一開始就是蔣介石派他將汪精衛一步步推進火坑的。而經歷了一番巨大波折的高宗武,當初的那份狂妄勁頭已經消磨殆盡,從此告別政治,遠遁美國,對這段歷史始終三緘其口,將歷史的謎團留給後人去猜測。 高宗武去了美國,化名高其昌,掛國民黨政府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廳參事職,在美國長期定居,以炒股為生,一直到1994年去世。
1994年9月24日凌晨,高宗武病逝於華盛頓,享年89歲
高宗武:高宗武(1905-1994),浙江樂清人。早年留學日本,抗戰前期進入外交 -華人百科 https://bit.ly/30kS3Pk
----------------------
從「低調俱樂部」到「高陶事件」
1937年「七七事變」後,面對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局勢,許多人堅決主張對日作戰,胡適和他一些朋友的調子卻非常低。 1937年7月30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
到高宗武家吃午飯,在座的有蕭同茲、程滄波、裴復恆。 此皆南京之青年智囊團也!
我們深談國事,決定了兩事:
1.外交路線不能斷絕,應由宗武積極負責去打通此路線。
2.時機甚迫切,須有肯負責任的政治家擔負此大任。 (《胡適日記全集》第七冊,第427頁)
也就是在這次會面中,「低調俱樂部」成為一個歷史名詞。 對此,高宗武也有回憶,依據高宗武的口述,邦克(Gerald E.Bunker)曾在《和平陰謀——汪精衛和中國抗戰,1937—1941》一書中寫道:
胡氏向高寒暄:「高先生有何高見? "高答曰:"我的姓雖然'高',但我的意見卻很'低'。 "從此,幾個主張以外交解決中日問題之人的依據,得了個"低調俱樂部"之名。 (見夏侯敘五《高宗武隱居華盛頓遺事》,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32頁)
當時,高宗武是國民政府內部的知日派官員,是亞洲司司長。 這些希望通過外交手段來解決中日問題的人,經常聚在一起吃飯,交流國際形勢,被人稱為"低調俱樂部"。
《高宗武隱居華盛頓遺事》書影
第二天,也就是7月31日,蔣介石邀請胡適等人吃午飯,在座的還有張伯苓、陶希聖等人。 席間,蔣介石就抗戰問題徵求大家的意見。 說起來之後,蔣介石決心抗戰,張伯苓附和之,老淚縱橫,堅決主戰。 畢竟,此時此刻,傾注了自己畢生心血的南開大學已經被日本帝國主義炸成一片廢墟。 在這樣的場景中,感到難於說反對意見的胡適向蔣介石推薦了高宗武,希望蔣介石聽聽高宗武的意見。 胡適的意圖,還是希望通過外交手段來解決中日糾紛。
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胡適積極活動之際,他生病了,連續拉肚子。 高宗武趕緊給他找了一個叫夏禹鼎的醫生來看病,結果診斷為腸炎。 面臨特殊使命的高宗武,對當時的局勢非常悲觀,胡適勸他不要太性急。 在這一年的9月,胡適依然認為:在對日大戰之前,做最大的和平努力是正確的。
這一年9月,應蔣介石邀請,胡適前往美國,爭取美援。 高宗武則積極開展對日外交。 面對節節不利的抗戰局勢,1938年夏,高宗武再次向蔣介石提出了言和的言論,與以往的情形不同,這次蔣介石沒有說話。
對此,高宗武意會蔣介石默許了。 在沒有請示的情況下,高宗武直接前往東京,跟日本人展開了接觸。 與此同時,汪精衛認同高宗武的言和主張。 很快,高宗武、陶希聖、周佛海、梅思平等人追隨汪精衛,展開了與日本人的求和談判。
會錯了蔣介石意的高宗武與汪精衛,最終走向了與日本媾和的道路。 真正看到日本的條約時,屈膝求和的汪精衛,才明白這是一杯致命的"毒酒",一旦簽了,將會身敗名裂。 最終,以「犧牲自我」的名義,汪精衛走上了漢奸之路。
與此同時,同樣看清日本人底牌的高宗武與陶希聖,在喝了半杯"毒酒"之後,幡然悔悟,在杜月笙、萬墨林等人的説明下,毅然決然地從上海逃到了香港,並將攜帶出來的《日汪密約》公佈天下,釀成了抗戰歷史上有名的"高陶事件"
大家對此事議論紛紛,1939年8月9日,據胡適日記:
蕭吉珊來談。 他說,精衛的錯誤在於不認識蔣先生的"假親善"政策。 他認為真誠,故深信他的親日「班子」遲早總有用處。
蕭說,政府在漢口時,高宗武從東京回來,蔣先生不肯見他。 汪先生為他請見,蔣先生說,「我沒有叫他去東京! 他有話,告訴你就行了。 我不必見他了。 "(《胡適日記全集》第七冊,第686頁)
由此可以看出,對高宗武擅自前往日本東京媾和的行動,蔣介石是很不滿意的。 其實,正如蕭吉珊說汪精衛的,高宗武的問題,也在於沒認清蔣介石"假親善、真戰爭"的策略。
戰時在美國的交往
高陶事件之後,如何處理高宗武成為國民政府很頭疼的一件事。 從道理來講,他差一點就成了漢奸,但另一方面,他又有將功贖罪的一面。 最終,國民政府要求高宗武前往美國。 此時的胡適,正是駐美大使。 為掩人耳目,高宗武轉道歐洲,又化名為"高其昌"。 這一時期,高宗武給胡適寫了幾封信,希望胡適派人迎接。
1940年5月23日,胡適日記:「見著高宗武夫婦。 他們前天從歐洲來。 "(《胡適日記全集》第八冊,第51頁)
高宗武剛到美國,國民政府發給胡適的電報也到了,電報中要求胡適對高宗武的行動嚴格監督。 然而,信奉"對人要在有疑處不疑"的胡適,並沒有按電報的要求做。 這一時期,他跟高宗武夫婦來往密切。
消息傳到國內,很引起一些人的非議。 1940年8月14日,傅斯年寫信給胡適,其中寫道:
近日高賊宗武夫婦常往大使館,此則此間友人大有言論。 先生本有教無類之心,以為此人有改過之跡,或因是耶? 然此賊實為窮兇極惡,...... 而汪逆之至於此,皆高醜拉攏也。 (《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中華書局1979年5月,第478頁)
此信最可以看出傅斯年當時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 作為五四學生運動的領袖,"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信念滲透在他的骨子裡,在他看來,高宗武恰恰就是這樣一個國賊。
傅斯年與胡適
對傅斯年的勸諫,胡適不以為然。 對朋友,胡適是劃不清界限的。 這一時期,胡適跟高宗武的來往依然非常密切。 為了更好地宣傳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罪惡,胡適還讓高宗武幫忙起草了一份關於對日宣傳的提綱材料,以備參考。 要知道,當時在美活動的高宗武,在國內還是通緝犯呢。 1942年2月18日,國民政府才專門致電胡適,撤銷了高宗武通緝犯的罪名。
在這一時期,在許多人的建議下,高宗武還撰寫了《日本真相》的回憶錄。 胡適仔細閱讀了高宗武的這一回憶錄,並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胡適建議他寫"一部好書,自己滿意的書"。
1942年,胡適卸任駐美大使。 對胡適駐美大使期間的工作,高宗武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1942年9月28日,高宗武在日記中寫道:
胡離開華盛頓至紐約。 作為外交家,他幹不了外交家所幹的事,但他幹了外交家不能幹的所有事。 (見夏侯敘五《高宗武隱居華盛頓遺事》,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181頁)
高宗武(左二)抵美后與中國駐美大使館人員合影
胡適不僅跟高宗武劃不清界限,對汪精衛,他似乎也別有一種情懷。 1944年11月10日,汪精衛在日本醫院逝世。 得知這一消息后,胡適給高宗武寫了一封信。 信中寫道:
精衛以「烈士」出大名,終身不免受此「烈士心理」之累。 "烈士心理"者,就是自認只要有犧牲精神,一切事情都可做,都不會錯。 "我生命尚且不惜,你們還不相信我嗎?" 他好像常常這樣想。 (見夏侯敘五《高宗武隱居華盛頓遺事》,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99頁)
胡適的這一評價,恰恰切中了汪精衛的要害。 汪精衛心目中的這種「聖徒情結」與「殉道意識」,最終使他走向萬丈深淵。 或許,在汪精衛的自我幻想中,他恰恰就是以這種"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心態來"拯救"萬民於水火吧。 汪精衛的這場政治賭博,輸得血本無歸。 他原本可能有的"千秋萬歲名",最終只能變成"寂寞身後事"。 對汪精衛的這種結局,胡適抱著理解之同情,同樣在這封信中,他寫道:
社會上能諒解他的人也許不少,但未必肯公然為他辯護。 在二三十年中,他的「惡名」恐難洗刷。 一個很可愛的人,一生最有血性,而不能不負"惡名"而死,真可惋惜! (見夏侯敘五《高宗武隱居華盛頓遺事》,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99頁)
這段話很可以看出胡適做人處事的個性。 在「世人皆欲殺」的輿論環境下,胡適展現出的,則是哀矜勿喜式的「吾意獨憐才」。
在「高家酒館」
抗戰勝利之後,應國民政府任命,胡適成為北大校長。 此時的高宗武,也熱切期盼可以回到國內,大展身手。 但是,回到國內的胡適,卻專門寫信給他,讓他暫時不要回國。 信中,胡適還附了當時報紙上的報導。
原來,抗戰勝利之後,在對周佛海、梅思平、陳公博這些漢奸進行審判時,審判記錄中屢屢出現高宗武的名字,他若這時回國,將恰好撞在火山口上。 高宗武急切盼望回國的願望,隨著國民黨在國共內戰期間的節節敗退,迅速破滅。
高宗武、沈惟瑜夫婦
1949年,胡適應蔣介石的邀請,再次前往美國,尋求美援。 到美之後,胡適與高宗武來往更加密切。 這一時期的胡適日記中,多次記載了高宗武、沈惟瑜夫婦去拜訪胡適的片段。 1950年12月17日,是胡適59歲的生日,之前的一天也是江冬秀60歲的陰曆生日。 高宗武、沈惟瑜都有壽禮送上。
這一時期,也是胡適最消沉最悲涼的一段時期。 因經常去高宗武家吃飯喝酒,胡適戲稱他們家是「高家酒館」。。 1952年9月28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晚上與宗武、惟瑜吃小館子。 "(《胡適日記全集》第八冊,第801頁)
當時,吃完晚飯之後,喝得微醺的胡適還寫了一首打油詩:
大姑娘,二十一,
配個姑爺一十一。
昨兒井邊去抬水,
一頭高來一頭低。
要不是爹媽待我好,
一腳踢你到井兒去!
(見夏侯敘五《高宗武隱居華盛頓遺事》,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186頁)
這首打油詩,是一首北方民謠。 1941年4月20日,胡適在跟錢思亮吃飯時也說起過。 這首民謠主要寫北方人養「童養媳」之後的「老妻少夫」現象。 錢思亮父親的婚姻、李大釗的婚姻,都是典型的"老妻少夫"現象。
胡適生日,寄贈高宗武夫婦的照片
這一時期,高宗武與胡適的交往中,理財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 當時,高宗武已經涉及美國股市,身手不凡,多數時候都是賺多賠少。 與高宗武的長袖善舞相比,1950年代的胡適,生活相對潦倒,再加上生了幾場大病,經濟壓力陡增。 這時期,胡適的全部財產共有七八千美金,他這些錢都由高宗武代為經營保管。 當時,程滄波、陳立夫等人也都把錢交由高宗武經營,他不負眾望,為這些老朋友增加了不少收入。
1960年,胡適擔任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之後,因院裡配的車子老舊,時常熄火,需要更換新車。 按規定,這些都是由公家出錢來置辦。 用公家的外匯來給自己配車,胡適心中不安。 於是,他動用了自己在高宗武那裡的儲蓄,從那裡取了將近2500美金,為自己配了車。
訴腸曲
1960年8月18日,在美國參加學術會議的胡適給高宗武寫了一封信,在這封信中,胡適通過白居易的《桂華曲》,含蓄地表示了自己當時的心境。 信中寫道:
宗武兄:
你提到唐人登高詩,使我想起白香山晚年有《桂華曲》,其詞甚悲哀:
遙知天上桂花孤,
為問嫦娥更要無;
月中幸有閒天地,
何不中央種兩株?
我猜想白公必是眼見當年李、牛兩黨鬥爭之慘酷,而作此"中央種兩株"的夢想。 但當時無人肯聽此勸告,故香山晚年又有《醉後聽唱桂華曲》的詩:
桂花辭意苦叮嚀,
唱得嫦娥酒便醒,
此是人間腸斷曲,
莫教不得意人聽!
此首作曲記憶,可能有記錯的字句?
看此後一首,可知《桂華曲》含有絕大的哀呼。
偶記著此二詩,寫出來給你們倆玩玩。
適之
1960年8月18日夜
(夏侯敘五《高宗武隱居華盛頓遺事》,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193—194頁)
胡適引用的白居易的第一首詩,寄託了他對國民黨的希望。 他希望國民黨"何不中央種兩株"。 一言以蔽之,也就是希望國民黨自行分裂成執政黨與在野黨兩個政黨,通過政黨輪替的方式來推動"中華民國"的民主憲政之路。 可惜,蔣介石並不聽胡適的苦口婆心。
《自由中國》編委合影,前排左一為雷震, 後排左一為聶華苓,左三為殷海光
為了打破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治格局,當時,《自由中國》的主編雷震意圖組建中國民主黨,胡適成為他依靠的主要物件。 與此同時,胡適又跟許多國民黨高層官員有很深的私人交往與個人情誼。 夾雜在雷震與國民黨之間的胡適,頗有進退兩難之感。
這兩首詩中,胡適以白居易自比,而唐朝"李、牛兩黨鬥爭之慘酷"則契合了雷震等與國民黨的矛盾衝突。 當時的白居易,既跟牛黨的首領牛僧孺、李宗閔等人有過交往,又跟李黨的首領李德裕等人有交情,白居易深陷於這兩黨的政治鬥爭的漩渦之中,處境尷尬,跟胡適的處境非常類似。 在給老朋友高宗武的這封信中,胡適通過這首詩恰切地表達了自己的內心世界。
1962年,受雷震案的刺激,再加上各種思想圍剿,在"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上,胡適心臟病猝發而逝世,兩人之間的交往戛然而止。
縱觀兩人的交往歷程,作為國民政府少壯派的官員,30歲就成為國民政府智囊團的高宗武可謂春風得意。 但是,在政治風暴的波譎詭雲中,猜不透最高當局心思的高宗武很快出局,成為政治的犧牲品。 幸運的是,遭遇滑鐵盧的高宗武,在其人生歷程中與胡適相遇,兩人的相知相助,成就了一段朋友之誼。 畢竟,政治上的翻雲覆雨遠遠遜色於朋友之間的風輕雲淡。
胡適與高宗武的交往,也反映了胡適人際交往的一個特點:"與人劃不清界限。 "傅斯年將高宗武稱為賊,在他的辭典里,漢賊不兩立。 與傅斯年不同,胡適的辭典里似乎沒有「劃清界限」這一說。 陳獨秀入獄了,胡適去看他,他們依然是朋友。 周作人落水了,胡適也去看他,為他減輕罪責,晚年還專門收集知堂的書,他們依然是朋友。 汪精衛死後,萬人唾駡,恨不能"啖其血,食其肉,寢其皮",胡適卻是無比的惋惜與哀歎。 當別人看到汪精衛「賊」的一面時,胡適卻總惦記著那個引刀一快、風流倜儻的汪精衛 即使曾經的朋友已被萬人唾駡,但在胡適眼中,朋友依舊是朋友。
1949年之後的大陸知識份子,在各種運動中,很多人動輒就跟人劃清界限。 夫妻反目有之,父子相殘有之,朋友相賣有之。 很多人,以此來昭示自己的"大"與別人的"小",以此來昭示自己的"紅"與別人的"黑"。 與這些知識份子相比,終生沒有跟一個朋友絕交的胡適之,總讓人想起江上的清風與閒庭中的月色。 誠所謂:「雲水蒼蒼,山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文史|胡適跟高宗武"劃不清界限"_蔣介石 https://bit.ly/30nReoE
----------------------------
陳璧君
陳璧君(1891年11月5日-1959年6月17日),字冰如,民國政客,原籍廣東省新會。1891年11月5日出生于馬來西亞檳榔嶼喬治市,為南洋巨富陳耕基之女,汪精衛之妻。抗戰期間,隨汪精衛叛國投敵,淪為漢奸。抗戰勝利後,被國民政府以漢奸罪逮捕。1959年6月17日,病死于獄中。
陳璧君(1891年11月5日-1959年6月17日),字冰如,民國政客,原籍廣東省新會。1891年11月5日出生于馬來西亞檳榔嶼喬治市,為南洋巨富陳耕基之女,汪精衛之妻。抗戰期間,隨汪精衛叛國投敵,淪為漢奸。抗戰勝利後,被國民政府以漢奸罪逮捕。1959年6月17日,病死于獄中。
中文名
陳璧君
別名
陳冰如
國籍
中國
出生地
馬來亞檳榔嶼喬治市
出生日期
1891年
逝世日期
1959年6月17日
畢業院校
馬來亞華僑國小→璧如女校
籍貫
廣東新會
配偶
汪精衛

人物簡介
陳璧君(1891-1959),字冰如,女,祖籍廣東新會,1891年生于馬來亞檳榔嶼的喬治市(今為檳城)。1907年,結識去檳榔嶼進行反清活動的汪精衛,大膽表示要跟隨他參加革命的願望。當汪精衛在新加坡創辦的《中興日報》社招股集資時,她買了10股百元股,後又隨汪精衛等去日本,加入同盟會,將母親給的錢物全部交給組織。這一行動,博得了大家贊賞。
陳璧君
1908年河口起義失敗後,隨汪精衛等赴廣州謀炸兩廣總督張鳴岐等未成。後回馬來亞籌款,將家中積蓄作活動經費。1909年11月,同汪精衛化裝後相偕入北京,與黃復生、喻培倫謀炸攝政王載灃,次年3月事泄失敗,汪精衛被捕。陳先已離京赴日本,接著同曾醒潛赴北京謀營救之策。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汪精衛等獲釋。 1912年初,與汪精衛結婚。同年9月,兩人一起赴法國留學。
1913年曾與汪精衛回國參加二次革命,失敗後再去法國。1917年9月回國,跟隨汪精衛投入了國內反對北洋軍閥的鬥爭。1923年赴美洲華僑中募集革命經費。次年1月,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11月,陪同孫中山北上。
1937年抗戰開始後,極力散布民族失敗主義,是汪精衛“低調俱樂部”重要成員。1938年12月,隨汪精衛叛國投敵,是汪精衛賣國集團的核心人物之一,歷任汪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務委員等職。助汪為虐,且憑借汪的條諭,以“陳委員”身份,胡作非為,賣國求榮。三任偽廣東省省長均由她選派其弟陳耀祖、堂侄陳春圃和妹夫褚民誼充任。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9月被國民黨軍統特務誘捕,次年被判處無期徒刑,在蘇州監獄服刑。1949年5月,解放軍解放上海,陳被遷住上海提籃橋監獄繼續拘押。1959年3月因心髒病移入獄中醫院治療,6月17日死亡。時年68歲。
生平經歷
同盟會最年輕的會員
陳璧君15歲時在當地華僑國小畢業,隨後進入當地的璧如女校讀書。陳璧君聰明好學,學習成績一直都很好,而且從小對政治十分關心,還在華僑國小讀書時,就喜歡閱讀進步書刊,受到了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
陳璧君進入璧如女校的這一年,孫中山由日本來到馬來西亞檳城,在檳城建立了同盟會分會。陳璧君積極參加同盟會的活動,表現出很高的愛國熱情。
陳璧君
同盟會分會在馬來西亞剛剛成立,非常需要吸收新的成員,幾個老會員見陳璧君熱情高,活動能力也很強,便將她發展為會員。于是,陳璧君成為同盟會中最年輕的會員。
同盟會所有活動都是秘密的,陳璧君不敢將她加入同盟會的事告訴父母。後來,她母親見她成天與一些成年人在一起忙忙碌碌,學習成績也下降了,便產生了疑心。經再三詢問,陳璧君便將她參加同盟會的事情告訴了母親。
陳璧君的母親衛月朗是廣東番禺人,她早年與陳璧君的父親一起到南洋謀生,是一個性格開朗,知書達理,深明大義的女性。衛月朗沒有過多地責備女兒,她認為女兒參加一些社會活動,對她的成長是有好處的。女兒願意加入同盟會,就放心讓她去做吧。
陳璧君的父親陳耕基是當地有名的富商,他對幾個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視,除送他們進當地最好的學校讀書外,還從國內請了一位國文老師教授中文。當他知道陳璧君加入同盟會的事後,十分生氣,堅決反對。他說:“一個女孩子,不好好讀書,成天和一些男人們在外邊東奔西跑,像什麽話?”
為此,衛月朗與丈夫發生了爭執。她說:“我們對同盟會的情況一點也不了解,怎麽能隨便責怪女兒呢。孫中山先生就在檳城,我們可以當面問問孫先生,聽聽他的意見再作決斷也不遲呀。”
于是,衛月朗帶著陳璧君來見孫中山。
孫中山熱情接待了陳璧君母女倆。他向衛月朗介紹了同盟會在日本和東南亞一帶開展活動的情況,向她講了一些革命的道理。他說:“夫人,為什麽我們泱泱中國,屢屢遭受外國列強欺負;為什麽我們中華民族如此災難深重,那麽多人背井離鄉來南洋謀生﹖就是因為滿清政府黑暗、腐敗、愚昧,貪官污吏上下勾結,欺壓百姓,魚肉人民。如果再不起來造反,我們的國家就會滅亡,我們的民族就會遭滅頂之災。眼下,我們要發動大眾,團結起來,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實現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隻有這樣,老百姓才能過上好日子,我們的國家才會強大。祖國強大了,民族興旺了,我們這些在海外的華僑,才能挺直腰板,揚眉吐氣呀?”
一番話說得衛月朗連連點頭。
沒過多久,衛月朗不顧丈夫的反對,也加入了同盟會。母女二人一同加入同盟會,這在當時極為少見,一時被傳為佳話。
與汪精衛一見鍾情
1910年元旦,北京琉璃廠馬神廟胡同內,“守真照相館”在一陣“噼噼啪啪”的爆竹聲中開張了。幾個穿著時髦的年輕人,跑前跑後,張羅著照相館的生意。
陳璧君
照相在當時來說,是件非常新鮮的事兒,北京城內總共也沒有幾家照相館。可是守真照相館開業後,生意並不是很好,來照相的人不多。可這幾個年輕人似乎並不在乎,一副姜子牙釣魚願者上鉤的神態。原來,守真照相館是革命黨人設在北京的一個秘密機構。這幾個年輕人,就是同盟會成員汪精衛、黃復生、羅世勛、陳璧君等人。
還在檳城璧如女校讀書時,陳璧君就經常在同盟會的機關報上看到筆名叫“精衛”的人寫的文章,如《民族的國民》、《駁革命可以瓜分說》等,這些文章寫得非常好,說理透徹,文筆犀利。陳璧君非常佩服作者的洞察力,這個筆名叫“精衛”的人是誰呢﹖陳璧君萌生了想見一見他的念頭。她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同盟分會會長吳世榮。
一天,吳先生急匆匆地找到陳璧君,對她說:“汪精衛先生到了檳城,就住在我家,你不是想見見他嗎﹖”
“是不是那個寫文章的‘精衛’﹖”陳璧君問。
“正是? ‘精衛’是他的筆名。”于是,陳璧君隨吳先生趕往他家。
在吳世榮家裏,陳璧君見到了汪精衛。汪精衛個子不高,濃黑的眉毛下,一雙大眼炯炯有神,那身得體的白色西服,鮮紅的領帶,更映襯出不凡的氣質。陳璧君一見鍾情,愛上了這位慕名已久的才子。沒過多久,她鼓起勇氣,向汪精衛寫了一封求愛信。沒想到卻遭到汪精衛的婉拒。
原來,汪精衛在家裏已與一位劉姓女子訂過婚。雖然他極力反對,並宣布與家庭斷絕關系,但這門親事弄得他心力交瘁。考慮到參加革命,四處漂泊,居無定所,短期內他不想再議婚事。可陳璧君並不死心。她是一個看準了事情就一定要幹到底的女子。當聽說汪精衛受孫中山之命去了日本,陳璧君也以留學為名,一路追到日本。
來到日本後,得知同盟會正為活動經費發愁,陳璧君慷慨解囊,把家裏給她的錢,全部拿出來捐給了同盟會。當時,汪精衛正在組織暗殺團,準備行刺清政要員。陳璧君聽說後,堅決要求參加。開始,汪精衛不同意,看到陳璧君態度堅決,才勉強答應吸收她。
聽到汪精衛同意她參加暗殺團的訊息後,陳璧君非常高興。她想,這樣她就可以有很多時間與汪精衛在一起了。陳璧君是個辦事非常認真的人,她想,既然參加了暗殺團,就要幹出一個樣子來。于是,她四處拜師,請人教她柔道、劍術和槍法,還學習如何製作炸葯。
1909年冬,汪精衛帶著陳璧君,還有黃復生、羅世勛等暗殺團的其他成員,秘密潛回北京。他們以開照相館為掩護,尋找行刺機會。可是,因為保密工作沒做好,汪精衛、陳璧君等人這次在北京的活動以失敗告終。他們的行蹤被清政府發現。黃復生在照相館被捕,汪精衛則在他的住地東北園被清兵抓走。
汪精衛被捕後,關在北京北郊的監獄裏。陳璧君憂心如焚,四處奔波,設法營救。
一次,陳璧君買通獄卒,送給汪精衛10多枚雞蛋。其中一枚雞蛋藏著一封信。陳璧君在信中表達了對汪精衛的關心和無比思戀之情。
正在監獄備受煎熬的汪精衛看見這封信,精神為之一振,陳璧君在如此境遇下仍對自己一往情深,使得他非常感動。看完來信,汪精衛激動的心情難以平靜,他咬破手指,在信紙背面寫道:“信到平安”。接著又填了一闋《金縷曲》贈陳璧君。這首詞充滿了對陳璧君的一片愛心和思念。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清政府被迫宣布開放黨禁,汪精衛被釋放出獄。聽說心上人已釋放出獄,陳璧君欣喜萬分。當得知汪精衛出獄後已從北京經由武漢到了上海,她即趕往上海與汪精衛相會。經過這一番生死之戀,兩人的感情有了進一步發展。1912年初,汪陳二人在上海舉行了婚禮。
為奪夫逼死情敵
陳璧君與汪精衛結婚後,暴露出了她任性、跋扈的性格,有時完全不顧及汪精衛的面子。汪精衛被人稱為美男子,又很會討女人歡心,陳璧君對他看得很緊。早年汪精衛在日本留學時,認識了同盟會的女會員方君瑛。方君瑛文靜溫柔,才貌出眾,一派大家閨秀的風範,汪精衛對她情有獨鍾。後來,陳璧君技高一籌,把汪精衛弄到了手。
辛亥革命後,方君瑛曾和汪、陳一起去法國留學。那時陳璧君已和汪精衛結婚,並有了孩子。方君瑛見陳璧君一人又要學習,又要帶孩子,忙不過來,便來幫助她照看孩子。這期間,方君瑛與汪精衛的關系有了發展。
一次,陳璧君有事提前回家,看到汪精衛與方君瑛兩人在家,十分親密的樣子,陳璧君當即就吵了起來,她大罵方君瑛是個婊子,在許多朋友中羞辱她。方君瑛從來沒受過這種侮辱,氣憤之餘,便吞服大量嗎啡自殺了。方君瑛的死,使得汪精衛痛惜萬分,他親筆寫了挽聯,掛在方的靈堂上。
汪精衛當漢奸後,認識了一位名叫施旦的女士。施旦年輕貌美,熱情大方,長得與方君瑛非常相像。施旦也被汪精衛的風度所吸引,兩人很快墜入情網。為了能夠多與施小姐接觸,汪精衛便聘她為秘書。當陳璧君獲知他們倆的秘密後,跑到汪精衛的辦公室,又哭又罵地大鬧了一場。
這次,汪精衛一反常態,對陳璧君大發脾氣:“當年你逼死了方君瑛,現在又想逼死施小姐,你如果再這樣同我鬧,我就與你離婚!”聽說汪精衛要同自己離婚,陳璧君有些害怕,不敢再鬧下去了。
施旦也不是個簡單人物,聽說陳璧君在汪精衛的辦公室裏大鬧,便主動來見陳璧君,對她說:“陳大姐,您不必發怒。其實我知道,汪先生並不是真正愛我,而是因為我長得像方君瑛,他把我當成方小姐來愛。這對你們夫妻並沒有造成什麽妨礙。汪先生曾對我說過:他1935年被刺時,醫生說隻能再活10年,現在隻剩下5年了。我與汪先生,為肉欲談不到,為財物也非我所欲。我仰慕汪先生,愛惜汪先生。我這樣做,對我並無利益可圖,但對你卻有好處。起碼我和汪先生相處時,能夠使他浮躁的心情得到安定,使他自覺生氣勃勃。你如果因此和他翻臉吵架,結果對你未必有利。
施小姐不緊不慢的一番話,竟使自恃精明能幹,從不饒人的陳璧君無言可答。陳璧君自覺紅顏已老,必須正視現實,她最後隻好答應施旦留下來。
另有一次,大漢奸褚民誼在上海主辦電影活動,在來向汪精衛匯報時,汪與其中一個女電影明星合影留念,神態頗為親昵。當時,陳璧君正在廣東,看到照片後,醋意大發,當天就從廣州乘飛機趕往南京,責問汪精衛,一氣之下,揮手將汪精衛桌上的公文擺飾全部掃于地上,弄得汪狼狽不堪。陳璧君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又把隨從人員及副官侍衛等召集在一起,破口大罵,責問這些人為什麽看到汪與女人混在一起不加阻止,有失體統。罵完了工作人員,接著又來找褚民誼,嚇得褚民誼躲了起來。這以後,陳璧君提議在汪精衛辦公室設機要秘書數人,由她的侄子和五弟負責,監視汪精衛的私生活。
積極為汪精衛出謀劃策
嫁給汪精衛後,陳璧君潑辣作風不減,積極為汪精衛出謀劃策,始終把自己的命運與汪精衛緊緊聯系在一起。
陳璧君
1935年11月1日,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在南京丁家橋中央黨部召開。大會由汪精衛主持,開幕式結束後,全體中央委員來到會議廳門口合影,汪精衛與閻錫山、張學良、林森等人站在前排。攝影完後,大家正準備返回會場繼續開會,突然攝影記者中躍出一人,隻聽“啪—啪—啪—”三聲槍響,汪精衛倒在了血泊裏。
陳璧君見狀,撥開人群,趕忙向前施救。她見汪精衛渾身是血,雙眼緊閉,便把他抱在懷裏。此時的汪精衛神智尚清醒,他忍著傷痛,斷斷續續地說:“我為革命……結果如此。我……我……毫無遺憾。”
陳璧君神情鎮定,強忍悲痛地說:“四哥,人必有一死,即使你遇不幸,我們仍要繼續努力,將革命進行到底。”救護車很快趕到,把汪精衛送進醫院進行搶救。
由于汪精衛與蔣介石有著很深的矛盾,“九·一八”事變後,雖然蔣、汪重新攜手合作,共同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但兩人仍是貌合神離。再加上這次合影蔣介石借故沒有參加,于是引來許多猜疑,認為是老蔣指使人幹的。
第二天,陳璧君闖進蔣介石的辦公室,怒氣沖沖地質問道:“蔣先生,你不要汪先生幹,汪先生不幹就是,何必下此毒手!”蔣介石當時確實也不知道刺汪究竟是什麽人幹的,面對陳璧君的質問,他臉上紅一陣,白一陣,不好發作,隻得安慰道:“夫人息怒,夫人息怒,我一定要查清此事,嚴懲幕後指使者。”送走陳璧君後,蔣介石把特務頭子戴笠找來,大發了一通火,命令他限期破案。
汪精衛與陳璧君的性格正好相反,他雖然老奸巨猾,深藏不露,但辦事瞻前顧後,柔弱有餘,剛猛不足。因此,巾幗紅顏的陳璧君反而成了汪精衛的保護人,汪精衛在政治上遇到什麽難題,喜歡回家後與夫人探討,陳璧君也樂此不疲,積極為汪出主意。久而久之,陳璧君大事小事均要插手過問,汪精衛在政治上的不少行動與想法,就是出自陳璧君的主意。以致汪的同黨陳公博曾經議論說:“汪先生離開陳璧君幹不了大事,但沒有陳璧君,也壞不了大事。”
抗日戰爭爆發後,汪精衛與蔣介石再次發生矛盾沖突。汪精衛力主與日本議和,避免中國軍隊與日軍發生正面沖突。汪精衛的漢奸理論,受到了絕大多數人的反對。國民黨內反汪呼聲高漲。汪精衛心灰意冷,一度想退出國民黨。
這天,陳璧君見汪精衛回家時,滿臉通紅,神情頗為激動,問及原因,原來蔣介石請汪精衛吃飯時,兩人發生了爭吵。陳璧君聽說後,氣憤地說:“蔣中正其實也並不想抗日,但他會耍兩面派。他與共產黨合作抗日,其實根本沒有誠心,國共合作遲早是要破裂的。與日本人議和有什麽不好,早日消滅共產黨,減少無謂的傷亡,這不是兩全其美嗎?你不能甘拜下風,要與老蔣鬥下去,大不了也就一死唄?”
在此之前,汪精衛一直想派人與日本人先行接觸,探探日本人的口風,求其支持,必要時與蔣介石決裂。這次,他把這個想法告訴了陳璧君。陳聽說後,非常支持,並催促趕快行動。沒過多久,汪精衛便派出梅思平、高宗武秘密到上海與日本人接觸。
梅、高二人沒有辜負汪精衛的希望,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之後,與日本人簽訂了議和“密約”。1938年11月底,梅思平由上海經香港輾轉回到重慶帶回了與日本人簽訂的“密約”。在是否離開重慶,公開投日這件事上,汪精衛一直瞻前顧後、猶豫不決。可是陳璧君卻態度堅決,極力要汪精衛早日脫離蔣介石,與日本人合作,經過一番思想鬥爭,汪精衛終于邁出他投降日本帝國主義的第一步
求助蔣介石羊城遭誘捕
1940年3月,汪精衛偽政府在南京成立。汪精衛任偽國民政府主席,陳璧君終于如願以償,當上了“第一夫人”。在汪偽政府中,陳璧君任中央監察委員,後又兼任“廣東政治指導員”。
1944年11月10日,汪精衛在日本病死。汪精衛的屍體被抬回南京,很快舉行了葬禮。辦完喪事,陳璧君帶著一群親信,回到了廣東。偽廣東省省長此時已換了她的妹夫褚民誼,陳還想憑借這層關系繼續維持在廣東的統治。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下詔,宣布無條件投降的訊息傳來,陳璧君惶惶不可終日。
這天,陳璧君找到褚民誼商議應對之策。褚民誼也似熱鍋上的螞蟻,哪還有什麽高明的主意。見褚民誼比自己還要驚慌,陳璧君安慰他說:“不要怕,當年我們追隨汪先生的目的是求和平,又不是賣國當漢奸。現在這個目的已經達到,任務已經完成,有什麽可怕的?”
下一步該怎麽走,倆人商量來商量去,最後,隻好決定向老蔣獻殷勤,請蔣看在昔日一致反共的情分上網開一面。于是,陳璧君要褚民誼向蔣介石發份電報,試探一下老蔣的態度:
敵宣布投降後,共軍乘機蠢蠢欲動,正三三兩兩潛入省防,不良居心昭然。願謹率所部嚴加防範,力保廣東治安,靜候中央接收。
隔天,陳璧君讓褚民誼又發一電:
汪夫人願為中央效犬馬之勞,誓將廣東完璧中央,盼蔣委員長訓示。
電報發出後,如石沉大海,遲遲不見蔣的回音。
廣州城內,到處在捉拿漢奸。陳璧君躲在家裏,憂心忡忡,度日如年。
就在陳璧君陷入絕望之時,一位不速之客敲響了褚公館的大門。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國民黨軍統局廣州站主任鄭介民。
鄭介民對褚民誼說:“你給委員長的兩封電報都收到了。此次,我是奉戴局長之命,前來迎接汪夫人與你前往重慶。蔣先生有一封電報要我轉交給你。”說著,取出一份附有密碼的電報交給了褚民誼。
褚民誼展開電報,認真讀了起來。
重行兄:
兄于舉國抗戰之際,附逆通敵,罪有應得。惟念兄奔走革命多年,自當從輕以處。現已取得最後勝利,關于善後事宜,切望能與汪夫人各帶秘書一人,來渝商談。此間已備有專機,不日飛穗相接。弟 蔣中正
重行是褚民誼的字。讀完電報,褚深信不疑,非常高興。他問鄭介民:“我們什麽時候可以去重慶﹖”
鄭介民回答說:“重慶的飛機後天就可抵穗,請你馬上轉告汪夫人,做好準備。”
褚民誼把這個訊息告訴了陳璧君。陳聞訊後,喜出望外,特地讓人上街買了一筐剛上市的鮮桃,準備帶到重慶,送給蔣夫人。
第三天上午,鄭介民通知褚民誼:“專機已到,請與汪夫人下午三點等候在原省政府門口,有車來接。”
3點整,鄭介民帶著十餘輛汽車和一伙軍統人員準時到達。他下車後,即宣布:“為了安全起見,每輛車隻能坐兩人,其餘座位,由軍統陪送人員乘坐。”陳璧君與褚民誼安頓坐好後,汽車便出發了。車隊剛出省政府,陳璧君就發現汽車不是朝白雲機場方向駛行,她驚問:“這是去哪裏﹖”
鄭介民笑著解釋說:“重慶來的是水上飛機,我們這是去珠江邊,先上船過渡,再上飛機。”陳璧君便不再懷疑。
汽車很快來到珠江邊,早有汽艇在此迎候。鄭將汪、褚送上船後,稱有公務不能陪同前往,便將兩人交給一姓何的中校專員,隨後乘車走了。
汽艇剛一離岸,那位姓何的專員就從口袋裏取出一紙,念道:“重慶來電,委員長已去西安,旬日內不能回渝,陳、褚此時來渝,諸多不便,應先在穗送安全處所,以待後命。”
此時兩人方知中了戴笠的圈套。陳璧君又哭又鬧。汽艇來到江對岸停了下來。陳、褚二人被押下船在一棟兩層樓房裏住了下來。大約過了半個月,軍統人員把陳璧君隨身攜帶的貴重物品,全部收繳,用一架軍用飛機將陳、褚押往南京,關進了寧海路25號看守所。陳璧君開始了她的囚徒生活。
入獄三年不思悔過
1945年12月6日,國民政府頒布了《懲治漢奸條例》,明令由各省區高等法院或其分院審理漢奸案件。條例規定,凡犯了通謀敵國十二項罪行中的一項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陳璧君自認必死,聽候死期。1946年2月16日,徐文祺對陳璧君說:“汪夫人,請您預作準備,明天上午9時離開南京去蘇州。”
果然第二天上午,陳璧君及褚民誼、陳公博乘囚車去火車站轉乘火車到蘇州,被押人江蘇高等法院看守所。
江蘇高等法院檢察官經多次偵查,以漢奸罪對陳璧君提出檢控,列舉她五大罪狀。
1946年4月16日,江蘇高等法院公審陳璧君,由于她是汪偽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蘇州市民傾城而出。正如《申報》報道:高等法院滿坑滿谷,爭看頭號女漢奸。
審判長孫鴻霖、檢察官韋維清、推事石美瑜與陸家瑞、書記官秦道立等入庭開座。陳璧君在法警挾護下,由候審室進入法庭,她身穿藍布旗袍,鼻架金絲眼鏡,神態驕蹇,臉帶微笑。讀完起訴書,審判長問:“被告有無答辯﹖”
陳璧君拒不認罪,與檢察官展開針鋒相對的舌戰,矛頭不時指向蔣介石。
檢察官問:“汪逆與日媾和,你贊成嗎﹖”陳璧君答:“汪先生的主張,我絕對贊成。”
檢察官問:“中央在南京決定抗戰大計,汪逆也參與決策,為什麽會變了呢﹖”陳璧君答:“蔣介石明裏言戰,暗裏也在乞和,同意德國大使陶德曼調停一事,足可佐證。”
檢察官問:“汪逆欲與日媾和,為何不向中央建議,而私自逃離重慶呢﹖”陳璧君答:“蔣介石屈從英美壓力,又害怕打不過日本,出爾反爾,時而言戰,時而謀和,汪先生認為不足與謀。”
在高級的國民政府法庭,竟然出現被告公開宣說最高的領導賣國,這還了得﹖審判長又驚又怕,急急搖鈴製止。陳璧君呵呵冷笑,說:“你們美其名曰被告答辯,我才說得幾句,就害怕了嗎﹖”
審判長赧顏說:“答辯是被告的權利,但與本案無關的便不許說。”
陳璧君不慌不忙,一手托著事先寫好的辯詞,一手執鉛筆指指點點,儼然演說一般,有時間、地點、人物、經過事實,把蔣介石的老牌底一一翻起,旁聽席上不時爆出陣陣笑聲和掌聲。人們絕不是同情漢奸賣國,而是一向不滿蔣介石政權的腐敗,不過敢怒而不敢言而已,現在由陳璧君的嘴巴代為發泄,何樂如之。審判長明白,如再任她繼續大放厥詞,必然烏紗難保,于是猛搖法鈴製止。陳璧君這時正是說得興起,索性大罵法官是瘟官,法庭秩序大亂,審判長隻好匆忙宣布辯論結束。
4月22日下午,審判長在法庭上宣讀對陳璧君的判決書,當讀至“處無期徒刑”一句時,陳璧君臉上表現出一絲冷笑,鼻子輕輕哼了一聲,她竟然說:“我有槍斃的勇氣,無坐牢的耐心!”最後,審判長說:“被告對本判決如是不服,可以向最高法院抗訴。”
陳璧君高聲說:“我當然不服,但我絕對不會提出抗訴。判我無期徒刑,是最高當局早就決定了的,不過借你的嘴巴宣布而已。即使抗訴,絕無可能變更。這一點,我比你們更清楚。”
審判長面紅耳赤,對陳璧君斥責道:“不許污蔑神聖法庭?”
陳璧君哈哈大笑:“什麽神聖法庭﹖你們其實是被蔣介石一手操縱的牽線木偶?”
陳璧君又捱過三年鐵窗生活,健康狀況大不如前,為了消愁遣悶,擺脫孤獨,要求為監獄印刷廠做些文字校對工作,又練起毛筆字。一度血壓偏高不降,心髒病復發,臥床不起,要求獄方準其保釋出外就醫。按國民黨法律明定:“凡羈押犯人,如在獄中患病非保外顯難痊愈的,必須予以交保。”當獄方上報法務部,法務部請示最高當局審批,蔣介石不但不準,還破口大罵。
延至1949年春天,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結束,人民解放軍飲馬長江北岸,國民黨軍隊棄甲拋戈,精銳喪盡,南京政府一片混亂,內外交困,蔣介石隻好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行總統權力。2月4日,行政院決定遷都廣州,並對關押在獄中的漢奸作出一項特殊規定:“凡判處有期徒刑的,一律釋放;判處無期徒刑的,適時轉移台灣。但當時達官貴人都忙著搶奪運輸工具,逃跑保命,哪顧得漢奸撤離。當百萬雄師過江後,其中一路兵馬直撲蘇州,獅子口監獄便被解放軍接管。
1949年4月,蘇州解放。中國人民解放軍全面接管蘇州後,陳璧君從獅子口監獄移解到公安局看守所。 7月1日,上海解放以後,陳又從蘇州解押到上海提籃橋監獄。剛開始,陳璧君對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有很深的抵觸情緒,拒不承認自己是漢奸。
上海的初夏連日西南風,氣壓偏低,陳璧君渾身不適,早先騎馬時摔壞的老傷又隱隱作痛,躺在床上呻吟不止。管教幹部聞訊後,忙請來醫生為她診治,並給她做了全面檢查,發現她患有多種疾病。
考慮到陳璧君畢竟是個特殊的犯人,又年老體弱有病,本著人道主義精神,獄方給予寬大待遇。所住囚室通風透光,冬暖夏涼;允許親屬舊友探監,送日用品;征得她同意後,安排兩個女犯與她同居一室,照顧她的生活起居。陳璧君要求每天用5熱水瓶開水,也予以滿足。
蘇州解放前夕,國民黨監獄中的條件日差一日,陳璧君連飯都吃不飽,生了病也無人過問,而今在共產黨的監獄裏受到人道待遇,這是陳璧君做夢也沒有想到的。她忍不住偷偷對同室的女犯說:“這裏條件比蘇州時好多了,吃的住的都好,還給我做了全面體格檢查,而在那邊整整三年從未檢查過。我反共大半輩子,卻受到共產黨如此優待,實是始料未及。”她講這番話,並非出于對共產黨的好感,且聽她後面一句:“我的身份就是與眾不同嘛!”隨之洋洋得意,大講自己如何追隨孫中山先生投身革命,如何與蔣介石唱對頭戲一鬥再鬥......
拒絕善意抵抗管教
拒絕宋慶齡何香凝的善意,聲言“我隻有一部革命史”
新中國成立後不久的一天,管教幹部交給陳璧君一封信。信來自北京,是國家副主席宋慶齡與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何香凝聯名發給她的。
宋慶齡與何香凝,早年曾和陳璧君共事多年,同在孫中山先生領導下從事革命工作,既有同志情誼,又有私人友情。當得悉陳璧君在上海提籃橋監獄後,有心拉她一把,于是一起去見毛主席和周總理,提出陳璧君的問題與汪精衛不同,是叛國投敵的主持者、參與者,而非決策人,建議在適當時候視其態度給予特赦。毛澤東與周恩來了解陳璧君從革命者淪為漢奸的經歷,表示尊重宋慶齡、何香凝的意見,當即作了如下表態:隻要陳璧君發個簡短的認罪聲明,中央人民政府可以下令釋放她。宋慶齡與何香凝于是聯名寫信給陳璧君。
陳璧君先生大鑒:
我們曾經在孫中山先生身邊相處共事多年,彼此都很了解。我們十分尊重你,對你在抗戰勝利後的痛苦處境,一直持同情態度。過去,因為我們與蔣介石領導的政權勢不兩立,不可能為你進言。現在,時代不同了,今天上午,我們晉見共產黨的兩位領袖,他們明確表示,隻要陳先生發個簡短的悔過聲明,可馬上恢復你的自由。
陳璧君不認為自己有罪,又倔強好勝拉不下悔過的面子,所以拒絕了宋慶齡、何香凝的善意挽救:“我固守受審時公開宣布的立場,對日本的和與戰都為救國,屬殊途同歸,無罪可言,無罪可悔,但願在牢房中送走最後的歲月。”
她拒不認罪,甚至認為共產黨不該關押自己,于是情緒對立。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陳璧君發現共產黨的看守和氣可親,遠不如想像的那麽凶狠,漸漸地變得大膽起來。
建國初期,國民經濟困難,監獄宣傳增產節約,她嗤之以鼻:“犯人的生活水準是最低的,怎麽個節約?除非不給我們吃穿。”
1950年中共中央號召開展整風運動,她在犯人中挑唆:“外面整好了整裏面,大家要有準備,我是不怕,大不了上斷頭台。”
朝鮮戰爭爆發,志願軍入朝參戰,她幸災樂禍地說:“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戰了,美國人有核子彈,共產黨能贏?”
為鼓勵犯人接受改造重新做人,獄方召開獎懲大會,給幾個改造好的罪犯減刑。她不以為然地說:“最多減二三年,無期徒刑減為20年,等不到出獄就老死了,等于不減,還不是騙人的把戲?”
陳璧君這番話被匯報了上去,管教幹部找她談話,批評說:“你這是煽動犯人對抗政府的改造政策。”她則振振有詞:“你們不是要求我暴露思想嗎?我是暴露思想,不是煽動,不該給我扣帽子。”
管教幹部例行公事,叫陳璧君寫書面交代,也總是推說頭暈或胸悶或手臂酸麻不寫。1951年6月中旬,管教幹部再次約見陳璧君,鄭重其事地說:“請你系統地寫一份檢討。這是領導上統一布置的,每個在押犯人一定要寫,一個不漏。”
“啊呀,我一直身體有病,又事隔那麽多年,哪裏記得起來?就免了吧。”
“這次一定不許推托。”管教幹部的話斬釘截鐵,“還有,必須把所有罪行如實交代清楚,不得隱瞞。”
陳璧君眼睛一翻:“我有什麽罪行?不過勝者為王,敗者為寇。我隻有一部革命史!”
在管教幹部的再三勸說催促下,陳璧君終于動筆了。
至8月間,陳璧君寫完了洋洋2萬餘言的《自白書》,從題目到小標題到內容,隻有表功,沒有一點罪行。其中以一萬五千字的篇幅,大談自己的革命史,如加入同盟會,為革命捐助家財,謀刺清廷軍政大員、參加反袁護國鬥爭,協助孫中山重組政府及改組國民黨等。
管教幹部看過她的《自白書》後,指出:“你前期對革命有功,我們並不否認,但簡略帶過就可以了,把重點放在檢討罪行上。”
“我寫的已簡無可簡,要簡略,幹脆全部略去。”陳璧君氣勢洶洶,“我早已告訴你們,我隻有一部革命史,並無罪行可寫!”
“你這是什麽態度?”管教幹部忍不住厲顏斥責,“你背叛國家民族,為日本侵略者效勞,還不認罪服罪?”
陳璧君自羊城被捕後,從廣州到南京到蘇州,幾年中一直以“第一夫人”自居,連國民黨的看守所長也尊稱她為“汪夫人”,想不到今天被共產黨的看守訓斥,自尊心大挫,立時發作起來:“好啊,你這個共產黨罵人,我要向你的上級控告!”
她果然向獄方遞交了控告書,從此以後,叫那個管教幹部為“罵人看守”。有事叮囑,她也不予理睬,還向新進來的犯人“介紹”:“這是罵人看守,凶得不得了,你們要當心。”​
“考驗”管教接受改造
精誠所至開始轉變,但還要“考驗”管教幹部
一天早上穿衣起床時,陳璧君感到胸悶氣急,目眩頭昏,不能動彈,同室的女犯忙去報告。
她被送進了監獄醫院。經檢查發現心律不齊,血壓偏高,忙針葯並施搶救。脫離險境後,留院做進一步觀察治療,兩個星期過後,方才出院回監。
時不過月餘,陳璧君又因血壓高加內痔出血住進醫院,先平穩血壓,後做切除手術。這一住,住了近7個月。
陳璧君的兩次住院,都是那個“罵人看守”抬她去的,為她忙前忙後辦理了住院手續,直至把她安排到病床上;又是那個“罵人看守”,每天將她訂閱的《解放日報》,準時轉病房交到她的手裏;還是那個“罵人看守”,常俯身病榻前,詢問病情,關心備至。陳璧君的“鐵石心腸”有所感動了,對“罵人看守”的態度變了,見面時尊稱“先生”,說聲“您好”。當然,這一改變,除了發自內心的感激外,還另有所圖。陳璧君出院後約半月,管教幹部探望她時,她恭恭敬敬遞上一張紙:“先生,這是我今天上午趕寫的思想匯報,請查收。我還有個申請,先口頭提出,行嗎?”
“說吧,隻要提得合情合理,是可以考慮的。”管教幹部的話可進可退。
“蔣介石事事皆壞,失盡民心,所以挫敗倒台龜縮去了台灣。你說我的觀點對不對?”
說是提申請,卻講了蔣介石。管教幹部一時不明陳璧君的悶葫蘆裏賣的是什麽葯,隻能虛與應付道:“蔣介石禍國殃民,做盡壞事,當然逃脫不了失敗的命運。”
“先生您說得對透了,蔣賊壞事做絕,我是恨透了他!”陳璧君按自己的設計轉了一個彎,終于話入正題,“我是反蔣的,自孫總理逝世後,我就發現他是個野心家,事事反對他。他視我如眼中釘、肉中刺,利用手中權力,判我無期徒刑,意在使我受盡漫長折磨,活得難過,又不得好死,這是對我最慘最差最難熬的刑罰,蔣賊的用心是再惡毒不過的了。所以我鄭重要求,人民政府的法院對我復審,去除蔣賊強加于我的罪名。”
管教幹部恍然大悟,出言謹慎:“你的要求可以提,至于能不能復審改判,得由司法機關審定。”
“不管怎麽說,我要求實現我的要求。”陳璧君理直氣壯,“我是反蔣的,你們共產黨也是反蔣的,算是同志,就不能像蔣賊一樣對待我。”
她稱自己反對蔣介石並非謊言,稱蔣介石公報私仇有她的道理,實質在于以反蔣為托詞,為自己開脫罪責。其復審改判的企圖自然難以得逞,于是滿腹牢騷:“我是蔣介石的死敵,是蔣介石的犯人,共產黨是為蔣介石代押我的。”
盡管陳璧君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依然抱有敵意,獄方還是堅持對她耐心教育,熱誠改造,時時事事感化她。
1954年1月,陳璧君高血壓、心髒病復發,第三次入院治療。次年11月,第四次進醫院做頸淋巴腺炎切除手術。雖然醫院相當緊張,獄方還是盡力醫治,不計價錢,該用的葯一定給用,還給她增加營養,包括供應牛奶、魚肝油等。手術後一段時間裏,陳璧君難以自理生活起居各事,護理人員不但給她換洗衣服,還服侍她大小便,無一點厭煩之色。為使她早日康復,指導她做健身操,陪她一起鍛煉......
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管教幹部治了陳璧君的身病,更治了她的心病,請看獄方對她的鑒定:自入獄以來,該犯一貫表現頑固惡劣,把政府對其寬大當作應有的享受,1954年後有些轉變。
雖說陳璧君對共產黨的敵意開始改變,但她的秉性與特殊身份決定了她復雜矛盾的心理。
冬日將至,陳璧君翻出一件棉衣補了起來,連放風半小時也未出去散步。新來的女管教以為她病了,趕來囚室探看。
“哎喲!”陳璧君一聲驚叫,“手指刺破了,出血了!”
女管教忙掏出手帕為她揩血止血:“怎麽樣,我去拿紅葯水。”
“不用了。”陳璧君自怨自艾起來,“唉,從小嬌生慣養,不會做針線活。”
“我來給你補。”女管教飛針走線,一會兒就補好了。
“真不好意思,非常之感謝。”陳璧君似猛然想起了什麽,“同志,我這算不算剝削呀?”
“這叫相互幫助,不算剝削。”女管教誠懇地說,“下次我教你,學幾次就會了。”
此事並非偶然,而是陳璧君對管教幹部的“考驗”,看他們不管是男的還是女的,先來的還是後到的,是否真心誠意對待自己。她還要“考驗”平時很少接觸的管教幹部。
輪到女監洗澡了,陳璧君跨進浴室才走幾步,一個趔趄滑坐在地上。
“跌痛了沒有?”女管教快步過來,彎腰攙扶。
陳璧君哼哼不止,身體隻是往下沉,另兩個女管教見狀過來幫忙,費了好大的力,才將她抱坐在長椅上。事後,她在一份思想匯報中暴露內心:“我被扶起來後,心裏很高興,原來她們確是用盡了力氣拉我的,當時我幾乎忘記了自己是犯人,因為她們是幾乎把我抱起來的。”
態度轉變檢討感謝
心服口服檢討感謝,還要求去勞改農場接受改造
獄方思想教育與人道待遇相結合的改造政策,開始讓陳璧君從心底裏佩服了。她不隻服從管教,對過去一向拒絕承認的漢奸罪行,也開始有所認識,當然並不徹底。她曾多次在“思想匯報”中表示了檢討、感謝及對共產黨的贊揚,現摘錄幾段于後:
——我在醫院生活後,他們給了我耐心照料。通過他們的教育,了解了隻有共產黨,才能開設有史以來真正人道主義的監獄醫院;也使我了解到人民政府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擁護,是因為工作人員品質優良的緣故。
——我的錯誤的主導思想和罪惡的根源是:自私、急躁,不認識自己身份,不反省自己是一個犯了重罪、危害人民的犯人。我以後在三個月內一定逐步改正清除自己的上述萬惡主導思想的根源。
——共產黨領導下人民政府監獄的人道主義改造犯人,我是受恩很重的一個。我很對不起人民政府,以後我把時間放在反省過去,了解現在,瞻望將來,改造自己,使自己能早日重新做人,爭取能參加第二、第三個五年計畫的建設。
陳璧君自己訂了一份《解放日報》,說是為“學習理論和了解人民政府的措施”,她還學習毛澤東著作,且非常之刻苦。請看其1955年7月在談自己歷史和思想變化的交待材料裏寫的:
我借得《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我讀了八遍,不夠,要還給人家,我便將它抄錄下來,日日看,看了一遍又一遍,明白了共產黨為什麽勝利,國民黨為什麽滅亡,是一個歷史鐵一般的規律。
另有一件事,倒是管教幹部始料未及的,也可說明陳璧君“努力改造自己”的願望。
那是一天中午開飯時,陳璧君剛端起飯碗,見管教幹部經過,便喊住說:“我已寫了報告,申請去農場參加勞動,為什麽不見批下來?”
1954年以後,為使犯人通過勞動改造思想,獄方組織他們參加力所能及的體力勞動,有的還送去了蘇北的勞改農場。第二年秋天,陳璧君遞交了書面報告,要求到蘇北去,內中的幾句話可謂慷慨激昂:我不能通過勞動便不能改造,便于機會再為人民服務和回歸革命營壘。
獄方因陳璧君患有多種疾病,又年事已高,未考慮她的要求。管教幹部當下轉達獄領導的意見,說:“你年紀大了,身體又不太好,按照醫囑,不能參加體力勞動。”
“知難而上,古有明訓。別人能幹的,我為什麽不能?你們不讓我去我就絕食,餓死算了!”她言出行隨,果真擱下飯碗。
“我們要對你的健康負責,希望你理解這一點,配合我們的工作。”管教幹部一點也不動氣,悉心開導。
說了一陣,飯菜已涼了,管教幹部端去伙房,熱好後重新端到她手上:“快吃吧,把身體養得健康了,壯實了,會考慮你的要求的。”
陳璧君被感動了,破顏為笑:“我就怕你們和顏溫良地講道理,看來你們的確是為了愛護我的身體。”
盡管陳璧君頑固不化,監獄裏的管教幹部,仍對她進行了熱情的挽救和教育,找她談話,給她報紙和一些政治書籍閱讀,讓她了解時事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在管教幹部的幫助下,傲慢的陳璧君情緒慢慢緩和下來,她逐漸認識到了自己的罪行。在獄中,陳璧君曾用半通不通的白話文句子這樣寫道:
我初到此處監禁之時,自己一點都不認識自己的錯誤,非常不平,以為是政治上的成敗。及後,我看了些書後,漸漸認識到馬列主義及毛澤東思想,便心中氣和,後來竟大徹大悟,知道一切的道理。及得讀《解放日報》,加以深深的學習,不但氣平,而且羞愧。其後另一朋友,送許多進步的書籍、小說、雜志、文選,更學習了《列寧主義問題》後,便如盲目者忽得光明。不但對于以錯誤見解所做成之點,明若掌上現文。他日幸而改造成功時,重復工作之道路、途徑,亦得深刻認識,及努力的去了解,往往思想鬥爭,至深夜不能睡。加之接受監中之教育之後,更加了然。
1955年7月,陳璧君在一份自白書中又寫道:
我少子來見我,給了數本書,女監也每早九時送報紙給我,後來便求得自己訂一份《解放日報》,我很用心的從它學習理論和了解人民政府的措施。我便漸漸信服共產黨、毛主席領導下的人民政府的正確理論和用心了。尤其是我借得《論人民民主專政》的一文,我讀了八遍,不夠,要還給人家,我便將它抄下來。日日的看,看了一遍又一遍,我完全了解了。有個姓龍的朋友送了現在這一大批書給我,我便明白了共產黨為什麽勝利,國民黨為什麽滅亡,是一個歷史鐵一般的規律。
病重離世
陳璧君的身體每況愈下,她除患有心髒病、高血壓外,還因痔瘡、頸部淋巴炎、肺炎等住過醫院,每次住院,短則半個月,長則近一年,她幾乎有一半的時間是在醫院度過的。1959年5月2日,陳璧君突然咳嗽、氣喘,心跳加快,她被再次送進醫院。
在醫院裏,陳璧君得到了醫護人員的精心治療與護理。醫院請來享有盛譽的中西醫學專家前來會診,先後為陳進行了15次血液檢查,3次X光透視,兩次心電圖檢查,最後診斷為高血壓性心髒病、風濕性關節炎、並發性肺炎。當時,正是國家遭受自然災害,食品極度匱乏,但為了搶救陳璧君,醫院每天給她準備了高蛋白營養菜,特別供應兩瓶牛奶,保證她的營養。
1959年5月2日,陳璧君再次入院,醫生診斷是心髒病、支氣管炎、高血壓並發,雖全力治療,不但不見好轉,反而又並發了大葉性肺炎。
一個多月中,院方先後為她做了15次血液檢查,3次X光透視,2次心電圖,4次輸氧,7次重病情報告。
百葯罔效,群醫束手,醫院發出了病危通知書。
陳璧君自知回天無力,對管教幹部說:“告訴醫生,不要再為我浪費針葯了,你們已盡到責任了,感謝你們。”
5月19日,陳璧君自知將不久于人世,便給其子女寫了一封信:
諸兒同閱:
我于本月2日因病蒙人民政府在革命人道主義待遇下送入醫院,現由中西醫會診處方,年近七旬加上病魔糾纏,病況較為嚴重,萬一不幸與諸兒永別,則盼諸兒早日回歸祖國懷抱,以加倍努力工作以報答人民政府挽救我之深厚恩情,吾死別無所念,因你等均已達而立之年,遺憾者未能目睹祖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
你等于5月4日、9日先後匯共兩百港幣已收到,勿念,以後兌款仍寄原址,祝健康?
母 字
1959年5月19日
陳璧君的身體日漸衰竭,最後因大葉性肺炎引起心力衰竭。1959年6月17日,陳璧君死于上海提籃橋監獄醫院,時年68歲。
陳璧君的子女解放前都去了國外,她在上海沒有直系親屬,屍體由其在上海的兒媳之弟收殮火化,骨灰送到廣州。第二年,由陳在香港的子女派人到廣州認領。
次年秋,陳璧君的骨灰由其子女撒入香港附近的大海裏。   
家庭成員
父:陳耕基
母:衛月朗
弟:陳耀祖,汪精衛政權廣東省政府主席兼廣州市市長。
弟:陳昌祖,汪精衛政權空軍中將。歷任航空署署長、中央大學校長、中政會軍事専門委員會委員
丈夫:汪精衛。夫妻二人共育有六位子女(其中之一夭折)。
長子:汪文嬰(1913年-)曾留學德國學習政治經濟,後來任汪精衛政權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第三廳軍需處處長。晚年定居美國加利福尼亞州。
長女:汪文惺(1914年-)早年在江蘇省立教育學院學習,後來在香港任教于多所國小。退休後定居美國新澤西州。
次女:汪文彬(1920年-)曾任印度尼西亞政府醫葯部門高級主管,後來在印度尼西亞當修女。
三女:汪文恂(1922年-2002年)早年為父親汪精衛整理文稿,後來任香港大學教育系教授。
次子:汪文悌(1928年-)自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後來在香港從事橋梁建築工作。
陳璧君:陳璧君(1891年11月5日-1959年6月17日),字冰如,民國政客, -華人百科 https://bit.ly/3qykp3h
--------------------------
陳公博
陳公博(1892年10月19日-1946年6月3日),廣東省南海縣人,中華民國時期政治人物。曾為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大會中央執委。抗戰開始後隨汪精衛任南京政府立法院長,是汪政府內第二號人物,亦被視為“漢奸”。汪精衛死後代理南京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抗戰勝利後逃往日本,最後被捕解回中國,審訊後被槍決。1945年10月1日,陳公博被押解離日返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盟國無條件投降,次日陳公博宣布解散南京國民政府。原本陳還望能得到重慶接受,但最終逃亡日本,嘗試在當地隱姓埋名。國民政府發出對陳公博的通緝令,並在南京受降後即向日本提出引渡要求。作為戰敗國的日本無法保護陳公博,隻能將其交出。陳被國軍傘兵押回中國,交由軍統看管。1946年4月在蘇州獅子口的江蘇高等法院受審,以通謀敵國罪成立,處以死刑。
國籍
中國
民族
漢族
出生地
福建上杭
出生日期
1892年10月19日
逝世日期
1946年6月3日
職業
政客
畢業院校
北京大學
中文名
陳公博
黨派
共產黨、國民黨
其他作品
《苦笑錄》《寒風集》
人物經歷
早年教育
自9歲開始至15歲,陳公博正式入學堂接受傳統的漢學教育,教書先生是自命為"康梁傳人"的梁雪濤。他在講解經義和歷史的時候,也不時說些康有為、梁啓超變法維新的故事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思想,使陳公博在接受正統的封建傳統教育的同時,也接觸到一些新思想、新學說。對于四書五經的學習,似乎沒有在陳公博的心靈上留下好的印象,他對傳統的教學方法持尖銳的批評態度:
陳公博對于舊小說依然情有獨鍾,日間背讀四書五經,晚間閱盡廣州能夠得到的小說。為了證實小說裏的事實,他又迷上了歷史書籍。先是讀《通鑒輯覽》和《易知錄》,隨後嫌綱鑒紀事過于簡單,便去翻讀二十四史。在閱讀順序上,也是跟著閱讀小說的需要走。為了印證《三國演義》,首先去讀《三國志》;為了印證《前後漢演義》、《隋唐演義》、《說岳全傳》等,接著讀《漢書》、《後漢書》、《唐書》、《宋史》等,至于南北朝史、元明清史則放至最後才讀。由于歷史與地理有密切關系,陳公博又去翻地圖,讀《郡國利病論》等著作。由于歷史書籍中每多引證經書,促使陳公博重新翻閱經書,為的是進一步求真索本。他說:"對于四書,我最喜歡《大學》和《孟子》,對于趙普所謂以半部《論語》治天下,我慚愧沒有領悟到。至于五經,我最喜歡《春秋》,這或者有關歷史的緣故,其餘《詩》、《書》、《易》、《禮》,我不敢說有什麽見解,或者他識我的程度,比我識他的程度高得多。"
陳公博
陳公博
中共代表
1892年10月19日,陳公博生于廣州北門的一個官宦之家。1917年,他從廣州法政專門學校畢業後,又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當時的北京大學正是蔡元培任校長時期,各方名師匯集,各種思想廣泛傳播。陳公博與同時代的人一樣承受著新思潮的沖擊和洗禮,吮吸著蜂擁傳入中國的各種西方思想。
陳公博
陳公博
1920年夏,陳公博結束了在北大的求學生活,帶著極不定型的新思想和急于施展才華的抱負,返回廣東,開始踏上政治舞台。在陳公博返回家鄉前後,廣東已成為中國革命的中心:一方面,孫中山在第一次護法運動失敗後,再次舉起"護法"旗幟,1920年10月從上海重返廣州主政,革命蓬勃發展。另一方面,五四運動後的廣州,各種新思潮廣泛傳播,各種新刊物如雨後春筍般涌現,掀起了一股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熱潮。在這種情況下,回到廣州的陳公博在時代潮流的沖擊下,開始接受和宣傳社會主義學說。1920年10月20日,他聯絡同學和一些進步知識分子創辦了以宣傳新文化、新思想為宗旨的《廣東群報》,陳公博任總編輯。《群報》一經正式發刊,便以嶄新的面貌大張旗鼓地宣傳社會主義新思想、新文化,在廣東思想界引起巨大震動,受到進步人士的普遍歡迎。
陳公博主編的《群報》,在廣東宣傳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為中共廣州支部的建立做了思想理論上的準備。1920年12月,陳獨秀受聘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之職來到廣州,幫助廣州方面建立共產黨組織。在此之前,兩名蘇俄代表聯絡廣州的無政府主義者建立了"無政府主義的共產黨"。1921年3月,陳獨秀與陳公博、譚平山、譚植棠等經過幾次醞釀,組建了新的共產黨廣州支部,譚平山任書記,譚植棠管組織,陳公博負責宣傳。共產黨廣州支部成立後,陳公博繼續任《群報》主編,在陳獨秀的指導下,開闢了許多專欄,宣傳馬克思主義。《群報》成了廣東地區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陣地。
此外,陳公博主持宣傳員養成所,招收進步青年入所學習馬克思主義,培養了一批具有共產主義理論知識的革命骨幹。陳公博還參與了黨的外圍組織,如廣州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組織工作。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陳公博作為共產黨廣州支部的代表出席了會議。會議在討論黨在現階段的目標和策略時,特別是黨員能否當議員或到政府裏去做官等問題上,出現了分歧。這本來是十分正常的事,但陳公博卻視這種爭論為兩面派互相摩擦,互相傾軋而"心內冷然",從而導致"不由得起了待機而退的心事"。
1921年7月30日,會議受到法租界巡捕的騷擾,隻好改在浙江嘉興南湖遊船上繼續舉行。陳公博沒能出席在嘉興南湖遊船上舉行的中共一大的最後一次會議。
以參加中共一大為轉捩點,陳公博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熱情急驟下降,以至于在幾個月的時間內,對共產主義學說的正確性產生懷疑和困惑,準備出國留學。正在陳公博"困惑"之際,1922年6月,陳炯明發動叛亂,炮轟孫中山的總統府,廣東局勢出現大變動。為此,中共中央召開杭州西湖會議,決定聯孫反陳。會後,中共中央要求廣州黨組織斷絕與陳炯明的關系,但陳公博破壞黨紀,寫文章支持陳炯明,這理所當然遭到中央的批評,中央要求陳公博去上海,回答黨內的質疑。陳公博採取了與中國共產黨分手的態度。他寫信給陳獨秀,指責黨幹涉他出國留學,並且聲明,絕不受黨的羈束,接著他召集廣東共產黨組織會議,聲明他與中共中央決裂,不再履行黨的任務。從此,他脫離了中國共產黨,到國外留學。
國民黨大員
1925年4月,陳公博結束了在美國的留學生涯,回到廣州,立即受到國民黨當局的重視。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約他面談,極力勸說他從政。最終,經廖仲愷介紹,陳公博在脫離中共三年後,又加入了中國國民黨,再次登上政治舞台。
由于汪精衛和廖仲愷的信任和支持,陳公博加入國民黨不久,便擔任了國民黨中央黨部書記。1925年7月,廣州國民政府成立,陳公博任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主任和廣東省農工廳長,接著又出任中央農民部長兼廣東大學校長。1926年1月,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陳公博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地位顯著提高。短短幾個月,陳公博從一個剛剛入黨的新黨員,躍進國民黨核心領導層,這些都與汪精衛提攜密切相關。
1926年6月,北伐戰爭開始,陳公博成為蔣介石的重要隨員隨軍北上。攻克武昌後,蔣介石委任陳公博為湖北新政府的財政委員會主任兼政務委員會委員。稍後,陳又兼任外交部湖北省交涉員和江漢關監督。隨著北伐軍順利進軍,蔣介石的總司令部遷駐南昌,蔣將陳公博調至江西任江西政務委員會主任之職,主掌江西新政府大權。
隨著北伐戰爭情勢的勝利發展,1926年10月,國民黨中央決定國民政府遷都武漢,但蔣介石卻出于維護個人獨裁地位的考慮,提出要遷都南昌,于是國民黨內部左、右兩派圍繞遷都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鬥。陳公博受蔣之托,奔走各方,出謀劃策。基于當時蔣介石在政治上還處于劣勢,他勸蔣介石遷都武漢,並勸蔣,等過了危機,然後再想辦法。蔣考慮再三,接受了陳公博的"韜晦"之計。蔣一方面通電國民黨中央,同意遷都武漢,一方面改組國民黨中央黨部,由陳公博任代理組織部長。不久,陳公博由南昌來到武漢,很快成為國民政府中的顯赫要人。1927年4月,汪精衛到達漢口,成為武漢國民政府的首腦,陳公博再次靠向汪精衛,成為汪在政治上堅定的支持者。
1927年4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後,同年7月汪精衛在武漢"分共",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武漢國民政府反共後,陳公博隨汪精衛到南京,企圖"寧漢合流"。他們聯合南京國民政府中的桂系和西山會議派,逼蔣下野,但在成立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的問題上與桂系、西山會議派鬧翻,汪精衛被迫返回武漢,在武漢與唐生智結合,成立武漢政治分會,與南京"特別委員會"相對抗。陳公博則作為汪的代表南下廣州與張發奎結合,打出"擁汪護黨"的旗號,與"特別委員會"相抗衡。1927年10月,唐生智的軍隊被桂系擊敗,汪精衛不得不逃到廣州與陳公博會合。為了對付桂系和南京的"特別委員會",蔣、汪又重新勾結,驅逐了在廣東的李濟深。"驅李"之後,粵、桂方軍隊在梧州一帶相持,中國共產黨人張太雷等乘廣州防衛空虛,舉行了著名的廣州起義。雖然起義被鎮壓,但"驅李"和廣州起義這兩件事情成為國民黨內攻擊汪、陳的口實,指責汪、陳為"準共產黨"。蔣介石乘機東山再起,將汪精衛和陳公博趕下台,1927年12月,陳公博被迫逃往香港。
不久,在政治上不甘寂寞的陳公博來到上海,利用社會上對國民黨當局的不滿,提出"重新改組國民黨"的口號,準備在政治上東山再起。
1928年初,陳公博發表文章,出版書籍,全面闡述他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思想,在國民黨內和社會青年知識分子中產生強烈反響。在一些粵方委員的組織之下,出版了幾十種刊物,大做宣傳。陳公博還創辦了《革命評論》雜志。在這個刊物上,陳公博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一整套"改組國民黨"的主張,希望恢復孫中山"十三條改組精神"。一時間,陳公博大出風頭,吸引了相當一批在大革命中迷失了政治方向的青年。陳公博在上海還發動創辦了大陸大學,為"改組派"宣傳主張,培養幹部。
陳公博所鼓吹的主張及其改組國民黨的政治活動,引起蔣介石的不滿。《革命評論》和大陸大學先後被封,但它們為國民黨"改組派"的形成,做了思想和組織上的準備。1928年冬,陳公博等宣告成立"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總部"。"改組派"組織成立後,陳公博多方活動,與蔣介石形成尖銳對抗,掀起了"護黨救國運動"。汪精衛、陳公博聯絡各種勢力反蔣,造成軍閥大混戰和各種政治勢力相互傾軋。但經過幾個回合的鬥爭,陳公博領導的"改組派"敗下陣來,被迫解散。
陳公博
陳公博
"九一八"事變後,各政治派別又暫時團結起來,蔣、汪開始了合作。陳公博就任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部長、行政院實業部長。蔣、汪雖實現了合作,但兩人的關系卻極其微妙。汪雖任行政院長,但陳公博認為,行政院是"花落空庭,草長深院",軍事、財政、外交等項大權,行政院無權過問。特別令陳公博氣憤的是,賣國條約《塘沽協定》、《何梅協定》的簽訂,蔣是主謀,而汪由于主持簽訂條約成為全國眾矢之的。陳公博本人就任實業部長幾個月,卻無法履行職務,隻能"酒杯澆盡牢愁在"。
1936年2月,汪精衛辭去行政院長職務,出國就醫療養,陳公博亦辭去了所有的職務,但仍留在南京,靜觀國內情勢的變化。同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蔣被囚禁,陳公博又活躍起來,主張對西安進行軍事討伐,置蔣于死地,並且要迎汪回國。他從香港迎回上海。但是令汪、陳感到意外的是,西安事變已經和平解決,中國即將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抗日戰爭時期,但汪派對國民黨停止內戰、團結抗敵的方針十分不滿。在國民黨內部團結抗日外表下,潛伏著抗日與降日兩大分歧,新的矛盾必將在抗日戰爭中爆發。
二號漢奸
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部部長、軍委會第五部部長、11省黨部主任委員等職。1938年隨汪精衛叛國投敵。1939年,在香港寫成《苦笑錄》一書。在汪偽政府歷任立法院院長、軍委會常委、政治訓練部部長、上海市長兼上海市保全司令、清鄉委員會委員長。1944年汪精衛死後,任偽國民政府主席、軍委會委員長、行政院長。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蔣介石南京政府最終下定決心,抗擊日本侵略者,但同時他也想尋求通過外交途徑結束戰爭。1937年12月,陳公博以專使身份訪問歐洲各國,爭取義大利對中日戰爭採取中立態度。正當陳公博在歐洲開展外交活動之時,日本向蔣提出了"議和條件"。1938年1月,日本近衛首相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蔣介石對日本的條件心存顧慮,沒有接受。但汪精衛、周佛海等"低調俱樂部"卻秘密與日本政府進行談判,簽訂賣國條約。這一時期,陳公博雖對中日戰爭也抱極度悲觀情緒,但還沒有參與汪、周等人的投降活動。1938年11月,汪告訴陳公博:準備離重慶,直接與日議和,陳公博大吃一驚,與汪爭論很久。不到一月,汪再次告訴陳公博:"中國國力已不能再戰","假使敵人再攻重慶,我們便要亡國。"此時,汪的代表已與日方代表在上海簽署了一系列協定,汪降日已成定局。
抗戰勝利後陳公博在江蘇高等法院受審
抗戰勝利後陳公博在江蘇高等法院受審
陳公博懷著極其矛盾和苦悶的心情在"走"與"不走"之間選擇。考慮再三,汪派小集團的私利在他頭腦中佔了上風。他不能忍受與汪關系中斷帶來的痛苦和自己在蔣政府中處于受人歧視的難堪境地。他決定隨汪離開重慶。
1940年3月,陳公博到達南京,擔任偽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偽立法院長及偽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部長等職。3月30日,汪偽政權"還都"南京,他以偽立法院長身份發表廣播講話說,他們"是要救回四分五裂的國家的,是要救回水深火熱的人民的",跟著他們,"不但可以建設新的近代的中華民國,中日也可以永久和平"。
同年5月,陳公博訪問日本,希望日本對"國-民政-府"大力協助,調整汪日邦交。經過多次會談,日本表示:對于汪政府的承認,大致放在日汪基本關系條約簽字之時。同年11月,日汪基本關系條約正式簽訂,這個條約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賣國條約。
陳公博參與和策劃了汪偽政府的每一項重大決策,並擔任了重要職務,成為汪偽政府的二號人物。1940年10月,偽上海特別市市長被刺殺,陳公博兼任偽上海特別市市長,同時還兼任各種高級職務,如"清鄉"委員會副委員長等。
1944年3月,汪精衛因病赴日治療。根據汪的提議,決定在汪治病期間,由陳公博代行偽國民政府主席之職,偽最高國防會議、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會議、偽軍事委員會常務會議等,也都由陳公博主持。同年11月,汪精衛在日本一命嗚呼。陳公博繼承汪精衛身前之職,任偽國民政府代主席。1945年1月,陳公博開始"重整黨務"。因為汪偽國民黨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部已形同虛設,很少有人專人負責。8月,正當陳公博要召開會議之時,日本侵略者投降了。
監獄絕筆
抗戰勝利後,陳公博作為汪偽政權的第二號巨頭,被判處死刑。他死前的絕筆,是應典獄長之請所寫的一副對聯:"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滿為心。"據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記:"當他這副對聯寫得隻留最後三個字時,他發現身後有幾個法警立在那裏,這情形是不尋常的,因為獄室中平時絕沒有法警會進入。陳公博是夠機警的,他已明白這是什麽一回事了。他回頭笑笑問法警:'是不是來提我執行了?'法警們竟然不好意思直認,還是呆呆地立在那裏。不回答就是證實,于是公博又說:'那麽請勞駕再等幾分鍾,讓我先把這對聯寫完了吧。'他又繼續寫了'滿為心'三個字,又加寫了上下款。 "
對于此聯,同情汪政權的金雄白有所解釋:"上聯還寄望于當局能放寬氣度,對不是真正什麽'民族罪人',或者政府曾經加以運用或利用的"漢奸"分子,加以寬容,要如大海能容百川之所匯註。但是我相信公博自己決不再存一絲徼幸之心。因為他既要求派機回國受審,為服法之範則,在審訊中,又沒有延聘律師為他辯護,判處死刑以後,更聲明不再抗訴。 下聯卻不能不說是充滿了諷諫之意,希望當局不要因勝利而驕盈;但願能如明月有心,一輪豈能常圓?應知朔望盈晦之道。 "隻是他的理解,似有些求之過深。
許金城輯《民國野史》亦雲:" 當命令抵達之時,公博方為典獄長書楹聯,聯語雲:'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滿為心。'猶未覺,而獄卒已持令來,公博本極機警,視狀已覺,因曰:'請稍待,當畢此一聯。'仍為懸腕書之,字型無殊于平昔。"按:許氏所記的內容,似乎隻是參照金雄白的回憶而作了綜括。
王元化八十年代在致黎澍、李銳函中也曾提到這副對聯:"我生性愚直,言既出口,義無反悔。陳公博于臨刑前(應蘇州典獄長之請)書一聯尚稱:'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常不滿為心。'我們難道還不如他(哪怕隻是意願),虛懷若谷,有容人容物之量麽?" 這一聯語,辭工而意遠,並非陳公博所能為。
往前,林則徐也留有楹聯手跡:"大海有實能容之度,明月以常不滿為心。"此聯署"竢邨退叟林則徐",與上述陳公博所寫的版本又有小異。
陳公博作品
陳公博作品
往後,郭沫若于1963年曾有寫給秦皇島海員俱樂部一聯:"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滿為懷。"這與陳公博、書小有差別,或許別有出處。
不過,林則徐恐怕也未必是這副對聯的原創者,待考。上述對聯主要指為人要謙虛大度,做事要思量謹慎,大量容人小心處事,不自滿,知自身之不足,積極進取。
抗戰勝利,普天同慶,但陳公博之流的大小漢奸深感末日來臨,慌作一團。1945年8月16日,陳公博主持召開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最後一次緊急會議,在慌亂中通過了偽國民政府解散宣言。汪偽政權解散後,陳公博亡命日本,但不久在全國人民嚴懲漢奸的呼聲中,陳被押解回國。1946年3月,陳公博等被押至江蘇高等法院受審,盡管陳公博百般狡辯,但終究逃脫不了被送上斷頭台的命運。4月12日下午4時,江蘇高等法院再次開庭,宣判:"陳公博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處死刑。剝奪公權終身。全部財產,除酌留家屬必需之生活費外,沒收。" 1946年6月3日,汪精衛的繼承人、大漢奸、偽南京政府主席陳公博被處決。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盟國無條件投降。陳公博宣布解散南京國民政府。最初陳還望能得到重慶接受,但最終逃亡日本,嘗試在當地隱姓埋名。中國政府發出對陳公博的通緝令,並在南京受降後即向日本提出引渡要求。作為戰敗國的日本連自己本國的戰犯都無法保護,更別提保護陳公博了。隻能將其交出。陳被押回中國,交由軍統看管。1946年4月在蘇州獅子口的江蘇高等法院受審。4月12日,以通謀敵國罪成立,處以死刑。被移往蘇州獅子口江蘇第三監獄,等待執行死刑。6月3日行刑槍決,臨刑前將一小茶壺贈予汪精衛夫人陳璧君說:"夫人,我先走一步,隨汪先生去了。牢中別無長物,這把茶壺送您,權作留下紀念吧。"陳璧君痛哭失聲。到法庭時,陳公博給家屬寫封遺書,又給蔣中正寫了一封信,寫到一半即綴筆。隨後,陳公博被五花大綁,遊街示眾。下午時被執行死刑,終年55歲,屍體葬于上海市公墓。
人物軼事
系出名門
1892年(清光緒十八年)10月19日,坐落于廣州北門的一幢高大的官宅中,披紅掛彩,鞭炮鳴爆,洋溢著一片喜慶氣氛,一顆新生命在這天呱呱降臨人間。年屆60歲的廣西提督陳志美因晚年得子而興奮不已,為子起名"公博"。
陳家原籍福建上杭,後移至廣東北部山區乳源。從陳公博的祖父開始舉家遷居廣州。陳志美早年從軍,是清朝軍隊的一名武官,據陳公博自述,其父因參加鎮壓太平天國農民革命而官至廣西提督。1897年解職後,閒居廣州,繼續享受清朝俸祿,並保留官職稱謂。這是一個榮華富貴的官宦之家,陳公博在這樣的家庭中度過了他的童年。
興趣培養
陳公博由于是晚生和獨子的關系,自幼受到父親的鍾愛和放縱。因此,他幼年的學習生活也與一般的官宦子弟有所不同。陳公博自6歲起便醉心于各種舊小說,如《薛仁貴征東征西》、《楊文廣平南平北》、《水滸傳》、《封神榜》、《三國演義》、《西遊記》、《紅樓夢》等等。他的這種興趣來自于去露天書場聽"講古"。那時,在廣州禹山關帝廟前的空地上設有好幾個書場,由說書先生講說《三國演義》、《說岳全傳》等舊小說。這種地方是社會上三教九流匯聚之處,也是一般平民享受文化生活的場所,有些身分的富家子弟是不會被允許去的。但是,陳公博卻每天下午都能征得父母的同意,在一位老家人的陪同下前去聽說書。這種書場採用燒香的辦法計時收費,每燒完一枝香,每人需交納5個銅錢,或1個銅板。說書先生為著增加收入,不免拿腔拿調,添油加醋,把故事拉得長而又長,以吊眾人的胃口。陳公博年幼心急,忍耐不得,便央求父親買來小說自己讀。很多字認不得,太繁難的便請教人,可以以意為之的便自己亂讀。陳志美迷信開卷有益,認為小孩子不妨讓他多知點東西,使在成熟之前多得借鏡和反省的機會。他不僅同意讓陳公博隨意閱讀各種舊小說,而且還提些問題進行考問,諸如"《三國演義》內用兩個字作人名的有多少人?""諸葛孔明在演義內騎過多少次馬?"鼓勵陳公博在閱讀小說上用功;他甚至不理會陳公博閱讀被列為壞小說的《金瓶梅》、《品花寶鑒》等禁書。陳公博成年後回憶說:"有時他瞥見我看小說,本來想問我看什麽書,倘若他疑似我看壞書的話,就借故揚長地走開,裝作不見。""不過這是不是一個教子的良好方法,我隻有讓別人去批評,可是對于我的本身,的確是曾實受其益的。"大量舊小說的閱讀對于陳公博思想性格的形成起了不小的影響。
人物評價
在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13位代表中,有些人的一生是革命的、光輝的、偉大的一生。像毛澤東、董必武,後來成為中共領袖、歷史巨人;何叔衡血灑疆場,壯烈犧牲;鄧恩銘、陳潭秋慘遭殺害,英勇就義;王盡美積勞成疾,英年早逝。有的人因與陳獨秀、張國燾矛盾較深,加之個性獨特而宣布退黨。如李漢俊、李達。但他們 脫黨而不放棄信仰。李漢俊雖不在黨組織中活動,卻利用自己的"合法"職位,掩護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最後以"共黨首要分子"之罪名被桂系軍閥殺害。李達自省脫黨是一生"最大的錯誤",在1949年12月由毛澤東作為歷史見證人、劉少奇作介紹人又重新入黨。然而,也有幾個如同魯迅先生所說,"因為終極目的的不同,在行進時,也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包惠僧、劉仁靜便是如此。其中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背棄信仰,叛變投敵;包惠僧、劉仁靜歷經曲折,迷途知返。這裏,筆者對他們落伍後的言行作一勾勒,以饗讀者。​
陳公博:陳公博(1892年10月19日-1946年6月3日),廣東省南海縣人,中 -華人百科 https://bit.ly/3CoauQ9
--------------------
周佛海
周佛海(1897-1948),湖南省沅陵縣涼水井鎮窩溪村人,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早年留學日本,是旅日代表。他曾是中共一大代表、黨的創始人之一和中共一大的代理書記。"一大"後,他脫黨而去,成為蔣介石的親信和國民黨內的"狀元中委"。抗戰期間,他又叛蔣投日,成為汪偽政權的"股肱之臣"。在抗戰勝利之時,他搖身一變,由臭名昭著的大漢奸,變成了國民黨的接收大員。朝秦暮楚,的確值得後人玩味和深思。
周佛海于1946年11月被國民黨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罪判處死刑,1947年經蔣介石簽署特赦,改判無期徒刑,1948年2月因心髒病死于獄中。
----------------------------------
周佛海
國籍
中國
民族

出生地
湖南省沅陵縣
出生日期
1897年5月29日
逝世日期
1948年2月28日
職業
反動政客
逝世地點
南京老虎橋監獄
人物簡介
湖南沅陵人,本名周福簋。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為建黨的一大代表之一,後成為中國國民黨政府要員。抗戰期間加入汪偽政權,被視為“漢奸”。2011年10月8日,台灣公布的三卷本《戴笠與抗戰》,證實了周佛海在抗戰中與國民黨政府的合作關系。被蓋棺定論的漢奸周佛海早在1943年就已被戴笠吸收進入軍統,成為國民黨政府在汪偽政權中的臥底。
生平經歷
思想轉變
周佛海1924年春,國共合作形成,中國革命情勢飛速發展。時任廣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的戴季陶以每月200大洋(銀元)的高薪,邀請周佛海出任廣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廣東大學校長鄒魯,又以每月240大洋的高薪聘他兼任廣東大學教授。戴季陶,鄒魯都是國民黨右派,是反對國共合作的人。是後來西山會議派反對共產黨的首要分子。周佛海受了他們的影響,革命思想不堅定,與共產黨在思想理論上的分歧越來越大,與黨離心日益加重,周佛海不繳納黨費,不參加共產黨的組織活動。還四處散布對黨的不滿情緒。
周佛海
周佛海
這年9月的一個深夜,中共廣州區執行委員會負責人周恩來親自上門做周佛海的工作,勸他三思而後行。但周佛海一意孤行,第二天給中共廣州執委寫了一封長信,聲明退出共產黨。1924年秋,在對其無法挽救的情況下,中共中央為純潔黨組織,準其脫黨。
受寵蔣介石
脫黨後,周佛海逐漸蛻化為國民黨右派分子,成為國民黨右派營壘中的幹將和蔣介石的心腹。周佛海以右派分子戴季陶為“榜樣”,積極開展反共宣傳。標榜自己要做一個國民黨的忠實黨員,叫嚷“攻擊共產黨,是我的責任,是我的義務”。周佛海連同廣東大學(中山大學)的幾名教授,創辦了以反共為主旨的《社會評論》。發表:《反共產與反革命》,《再論反共產與反革命並答中國青年》……等一系列文章,為國民黨右派的反共活動,搖旗吶喊。 周佛海就是通過反共去投靠蔣介石的。周佛海以反共理論家自居,他以他的反共理論和對蔣介石的忠誠,深得蔣介石的賞識與重用,負責為蔣介石起草講話與命令等。周佛海終于擠進了蔣介石智囊團,為蔣介石內戰、獨裁出謀劃策,成為蔣介石身邊的“文膽”之一,頗得蔣的寵信,而周佛海的地位也節節高升。
一九二六年北伐軍攻佔武漢後,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七年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總教官、軍事委員會訓練總監部政治訓練處處長、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等職。一九二九年後,歷任國民黨政府訓練總監部政治訓練處處長、江蘇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一九三一年當選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
此外, 蔣介石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先後建立兩大特務組織。在國民黨建立“中統特務,其核心組織為“清白團”,成員有陳果夫、陳立夫、周佛海等九人。建立第二個大特務組織,就是以黃埔軍人為核心的“復興社”,後改為軍統組織。周佛海被指名為該組織最高級幹部之一。周佛海身兼兩個大特務組織負責人,成為蔣介石最親信的大紅人。
一九三五年任國民黨中央黨部民眾訓練部長、抗日戰爭爆發後出任蔣介石侍從室副主任兼第五組組長,國民黨中央宣傳副部長、代理部長等職。組織“低調俱樂部”,與抗日唱反調,鼓吹“戰必敗,和未必大亂”的投降主義言論。
淪為漢奸
周佛海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汪精衛趁著蔣介石發表抗日講話時候,逃離重慶,飛抵昆明,周佛海受戴笠秘密指派,隨汪精衛及汪的老婆、親信等人乘坐歐亞航空公司的一架專機,逃到越南河內。20日,時任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的陳公博也尾隨而至。
一九四零年三月三十日,汪精衛在南京成立偽國民中央政府。周佛海奪得了偽財政部長、偽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央政治委員秘書長等要職,後又任偽行政院副院長,偽中央儲備銀行總裁、偽警政部長、偽清鄉委員會副委員長、偽物資統製審議委員會委員長、偽上海特別市市長等職務。
汪精衛的偽中央政權成立時,偽政府中的各院,部,會的漢奸要員,都是在周佛海筆下提名產生的,偽政府實際上是周佛海炮製而成,周佛海對此十分得意。他在日記中說:“國民政府還都,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重飄揚于石頭城畔,完全系餘一人所發起,以後運動亦以餘為中心。”他甚至狂稱:“人生有此一段,亦不枉生一世也!”在形式上,周佛海地位僅次于汪精衛和陳公博,但是由于周佛海直接掌握汪偽政權的外交、金融、財政、軍事、物資和特務大權,並且直接掌握一支裝備精良、訓練嚴格的偽稅警團,因而其在汪偽政權中是一個握有實權的人物。
再投老蔣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投降後,解散南京偽政府,周佛海在得到日本投降的訊息後,立即向蔣介石拍急電,表示他控製的一萬多人的武裝能以“完整的上海奉給中央”,並向蔣介石表忠心:“職與其死在共產黨之後,寧願死在主席之前”。蔣介石接電報後,極為高興,立即以個人名義嘉獎周佛海。
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奉蔣介石之命,任命周佛海為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隊總指揮,令其指揮所屬稅警總團、上海市保全隊及警察,以及杭州地區偽十二軍等,負責維護上海、杭州一帶治安,阻止新四軍武裝收復滬杭地區。後應周佛海的請求,任命他為行動總隊司令,全權指揮駐滬杭偽軍。就這樣,周佛海搖身一變成為抗戰的有功之臣。上海的老百姓不明底細,都被搞得稀裏糊塗,不知蔣介石葫蘆裏賣的什麽葯。
最後結局
一九四六年四月,國民黨當局先後開始了對漢奸的公開審判。首先受到審判並被處以死刑的是偽立法院副院長繆斌。接著,陳公博、梅思平、褚民誼、林柏生、陳璧君等漢奸,一一受審判,分別被判以死刑、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受到應有的懲處。但周佛海逍遙法外,引起社會各界的強烈不滿。質問當局為何在大小漢奸受到審判時,“獨頭等漢奸周佛海不知其何以久無訊息?迫于壓力國民黨當局不得不審判周佛海。由判死刑,後減為無期徒刑。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周佛海病死在監房中。
大事年表
1897年5月,周佛海出身于湖南省沅陵縣涼水井鄉。周佛海出世不久,其父病故,家境敗落。 周佛海在鄉塾接受啓蒙教育,後考入沅陵縣高等國小堂。
1917年,他在好友和學校的幫助下,東渡日本留學。
1920年暑假,離別故土三年的周佛海決定回沅陵省親。周佛海1920年又與陳獨秀組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
1921年11月初離滬,返回日本讀書。
1921年7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後仍赴日本留學。
1922年3月,周佛海從第七高等學校畢業後,升入京都帝國大學經濟科。
1924年回國後,任國民黨宣傳部秘書,同年9月脫離中國共產黨。
1926年任國民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
1927年任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總教官。
1929年出席國民黨三大,任國民黨政府訓練總監部政治訓練處處長兼總司令部訓練主任。
1931年當選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
1935年任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部部長。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歷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副主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等職。
1938年9月與汪精衛投靠日本。
1939年8月起任汪偽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兼特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1940年3月後又任汪偽政府財政部長兼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中央儲備銀行總裁 、行政院副院長、上海市長等職。
1939年12月和1940年11月,曾兩次與日本簽訂秘密和正式的賣國條約。
1943年,被戴笠秘密吸收入軍統。
1945年日本投降後,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隊司令。後在輿論壓力下被捕。
1945年9月30日,周佛海等被押送重慶。次年9月押到南京。
1946年10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第一法庭對周佛海進行公審。 11月7日,國民黨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罪行,判處周佛海死刑。
1947年3月26日,蔣介石發布特令,以“回響反正”、“戴罪圖功”,“以觀後效”為由,將周佛海“減為無期徒刑”。
1948年2月28日因心髒病死于南京老虎橋獄中。
個人作品
著有《三民主義的理論體系》、《往矣集》、《物價問題》、《周佛海日記》等。譯有《互助論》、《社會問題概論》等。
歷史評價
周佛海為民國時期最活躍的政治投機分子。其個人政治色彩隨著政治投機活動而變化多端,早年參加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是“一大”代表之一,一度是政壇大紅人物,之後投入蔣介石幕府,抗戰爆發後又以臥底身份與汪偽政權合作,為國民黨的抗戰做出了幕後貢獻,但同時也做了一些有愧于歷史和人民的勾當。
人物故事
​周佛海生于1897年湖南沅陵人。在上中學的時候,他便是一個“不安分的青年”,曾在龍興講寺牆壁上,題上這樣一首詩:登門把酒飲神龍,拔劍狂歌氣似虹。甘為中流攔巨浪,恥居窮壑伴群峰。怒濤滾滾山河杳,落木蕭蕭宇宙空。不盡沅江東逝水,古今淘盡幾英雄。那時,他已頗為“留心政治”,所以詩中透露出那雄心勃勃的氣概。早年留學日本,曾參與組織旅日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回國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局書記陳獨秀在廣州未回上海前,一度代理書記職務。後仍回日本求學,畢業于京都帝國大學。返回日本後,他實際上與黨組織脫離了關系,不再從事黨的任何工作。1923年畢業回國。不久,他應邀來到廣州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同時兼任廣東大學教授。隨著地位的變化,他與黨的離心傾向日益加重,並散布對黨的不滿情緒。中共廣州支部負責人對他進行了耐心批評和教育,幫助他認識錯誤。但他毫無悔改之意,後來竟公開聲明與共產黨脫離關系。中共中央為純潔黨的組織,準其1924年脫黨。從此,周佛海走向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成為國民黨右派營壘中的幹將和蔣介石的心腹,宣稱自己要做一個“國民黨忠實黨員”,叫嚷“攻擊共產黨,是我的責任,是我的義務”。
周佛海蔣介石對周佛海也委以重任。從1927年到1937年,周佛海跟隨蔣介石青雲直上,可謂紅極一時,先後擔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民眾訓練部部長,蔣介石侍從室副主任兼第五組組長、國民黨宣傳部副部長、代理部長等職,為蔣介石打內戰、搞獨裁出謀劃策。他還曾參與籌建國民黨特務組織復興社(即藍衣社)。
抗日戰爭爆發後,隨著全國抗戰的呼聲不斷高漲,身為臥底的周佛海隨同汪精衛組織“低調俱樂部”,與抗日唱反調,鼓吹“戰必敗,和未必大亂”的投降主義言論。還與日本侵略者暗中勾結,進行謀求“和平”的勾當。
1938年,周佛海隨汪精衛投敵,歷任汪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汪偽政府警政部部長、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部長、中央儲備銀行總裁、上海市市長等,淪為時人眼中大賣國求榮的大漢奸。在汪偽營壘中,周佛海通過金錢收買和封官許願等手段,發展和培植親信,還搞起特務組織並親自擔任頭目。
早在1921年,周佛海就由于看上了年輕貌美的楊淑慧,而拋棄了為他已生育一子一女的結發妻子鄭妹。其時,周佛海在上海停留了一段時間,常常去李達家做客,李達比周佛海大7歲,同周佛海是湖南老鄉,李達1913年赴日留學,1917年考取東京帝國大學採礦冶金系,也是官費留學生,在日本留學時,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1920年夏回到上海,李達是當時中國為數不多的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有較深研究的人物,陳獨秀一見李達就抓住李達的手說:“你搬到我家住吧,幫助我編《新青年》雜志。”,就這樣李達住進了法租界老漁陽裏2號陳獨秀的家裏,不久李達就認識了在上海啓明中學讀書的女生王會悟,後來李達與王會悟在陳獨秀家裏由陳獨秀的夫人主持結了婚,王會悟在啓明中學讀書時最要好的同學叫楊淑慧,楊淑慧是湖南湘潭人,與李達又是同鄉,楊淑慧的家住在卡德路富裏106號,與李達住的老漁陽裏相隔很近,所以楊淑慧常去李達家裏串門,就這樣與周佛海相識了。
年輕時的楊淑慧並非尋常人家的女子,她的父親楊卓茂是上海總商會的主任秘書,是當時大上海的聞人,楊淑慧也算是有錢人家的富貴小姐,從小又受過良好的教育,絕非一般的女子可比的。但她十厘清楚站在她眼前的這位窮酸的留學生,雖然身穿一身髒兮兮的白西裝,瘦瘦的、高高的,但關心政治,她讀過周佛海發表在《解放與改造》上的不少文章,她知道這個年輕人的政治前途是一片光明的。
王會悟是一位熱心的女人,她見楊淑慧與周佛海頗有幾分意思,她決定給二人做媒人,她先找楊淑慧。楊淑慧畢竟長在開放性的大城市裏,接受過五四的洗禮,她曾經多次對父母講,將來自己的婚姻要自己做主,自己選中意中人後,再帶回家讓父母過目。王會悟先向楊淑慧稱贊周佛海有才華而且將來大有前途,楊淑慧當即就同意了。接著王會悟又找到周佛海,這時周佛海才向王會悟說明自己在湖南鄉下有老婆,而且已經有一男一女兩個孩子,想到為了自己留學妻子鄭妹在家辛辛苦苦照顧母親及兩個孩子,周佛海竟然不知道如何處理眼前的這件事,周佛海深悔自己不該那麽早就結了婚。聰明的王會悟立即為迷茫中的周佛海想到了一個好主意,她對周佛海說“楊淑慧可以在你未來的事業上給你提供幫助,而鄭妹僅僅是一個不識字的女人,你可以寫封休書給她,一切不就完事了。”周佛海經王會悟這番鼓動後,當即欣然同意,于是他也不顧在家吃苦受累、照顧老小的妻子是何感受,一紙休書寄了回去,從此便與楊淑慧墜入了愛河。
周佛海很快向楊淑慧求婚,楊淑慧當時才20歲,就在周佛海與楊淑慧訂婚的前幾天,一位訊息靈通的《上海時事新報》的記者,在報上不指名地刊登一條新聞,大意是“有一位湖南青年,自稱是最進步的社會主義信徒,已早在鄉間結過婚,聽說還有了孩子,現在又在上海與其同鄉商界某聞人的女公子大談戀愛,看來又要再度作新郎了。”當楊淑慧父母看到這則訊息後,他們呆若木雞,父親楊卓茂頓時感到名譽受到傷害,于是,他拿著報紙找周佛海算賬,恰巧周佛海外出,劉仁靜就把楊卓茂帶到張國燾的住處,劉仁靜剛剛向張國燾介紹完,楊卓茂就跳起來大罵周佛海,說周佛海犯了誘騙良家婦女罪,並聲言要到法庭上控告周佛海,隻有24歲的張國燾與19歲的劉仁靜,二人還都是北大的學生,他們從沒有見過這場面,連忙緊張的走過去,苦口相勸,讓他不要告到法庭上去,他們了解情況後再說。
為了阻斷女兒與周佛海往來,楊卓茂夫婦把女兒關在自家的閣樓上,被關的第三天,楊淑慧就跳窗逃了出去,她找到周佛海後,二人就悄悄離開了上海,前往日本的鹿兒島。楊淑慧對周佛海溫柔體貼有加,並與其生有一子一女。
然而周佛海好色成性,積習難除。1939年10月,周佛海第二次秘密赴日時,遇東京帝國大醫院護士金田幸子。金田幸子年方十九,能歌善舞,後成為周佛海在日本的秘密妻子。
在紙醉金迷的大上海十裏洋場,金融界巨頭、偽中央儲備銀行上海分行行長潘三省經常幫助周佛海尋訪名媛供其淫樂,潘三省亦因此而被提升為上海市儲備銀行總裁。不久,此事即被楊淑慧得知。當她發現牽線的竟是潘三省,更是氣上加氣,把潘三省叫來一陣打罵,嚇得潘三省抱頭鼠竄,以後一見楊淑慧就直哆嗦。
事過不久,周佛海又遇名伶筱玲紅,一見就傾心,很快就與其姘居。這自然難以瞞過深知丈夫好色之心的楊淑慧,藏嬌地點很快被楊淑慧查出。楊淑慧一定要周佛海與筱玲紅斷絕來往,而周佛海不願意。兩人每天總為此爭吵,甚至大動幹戈。楊淑慧一怒離京,到上海打算聘請律師辦理離婚手續。誰知周佛海已事先指派專人找到密友金雄白。那時金雄白開辦了律師業務,周佛海希望金雄白赴車站去接楊淑慧,爭取包攬這一案子。楊淑慧見到金雄白,果然把離婚一事托付于他,寫了委托書,要求他與周佛海談判,談判不成即向法院起訴。金雄白當夜趕到南京。周佛海坦白地告訴金雄白:“我要你還得為我想一個兩全之道才好。”
兩人商量對策。第二天,金雄白匆匆趕回上海告訴楊淑慧,他已把周佛海說服,周願意放棄筱玲紅。金雄白說:“不過周先生為了減輕良心上的負擔,要多給她一些費用。”楊淑慧興奮地說:“錢無所謂,不論多寡,你隨便代我做主。”當天,楊淑慧把準備好的撫養費全數交給金雄白。第二天下午,筱玲紅在她名字下按了手印。後來,周佛海悄悄把筱玲紅藏到法租界中汪偽政府經濟顧問岡田酉次的家裏,直到抗戰勝利之後。周佛海才騙過楊淑慧,仍與該女伶長期悄悄保持姘居關系,經常在此暗渡陳倉,直到抗戰結束。周佛海的家醜在當時成為京滬一帶傳聞的笑柄。
周佛海荒淫之餘,仍時時不忘發財。雖然他的財產無資料披露,但他在日記中也不打自招道出了部分事實。周佛海先後以耐勞、慎獨、寧遠、百忍等二十多個化名在上海數家銀行存款近3000萬元(約合當時黃金7500市兩),據周佛海自謙估算存款“為數雖不多,今日之蓄積,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亦應自足矣”。
1942年10月,周佛海背著汪精衛,派人潛往重慶,為重慶方面輸送了不少重要情報,還安排重慶的特工人員設計殺死了汪偽政權的特務頭子李士群。後又利用自己上海市長的身份,在上海及杭州一帶部署軍事力量,阻止共產黨等革命勢力進入上海。日本投降在即,南京偽政權被迫解散,完成臥底使命的周佛海向蔣介石表態:“職與其死在共產黨之手,寧願死在主席之前。”周佛海的“功績”及忠心使其贏得了蔣介石的嘉獎,並被任命為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指揮。這樣,周佛海搖身一變,又成了國民黨的接收大員。
一個月後,在全國人民強烈要求“快速嚴懲漢奸”的壓力下,周佛海被軟禁在重慶,後來又被移交南京監獄。1946年11月7日,國民黨南京高等法院判處周佛海死刑。在楊淑慧的奔走以及顧祝同、陳立夫、陳果夫等人的說項下,1947年3月26日,念其為重慶方面做過“貢獻”的蔣介石以國民政府主席的身份,發表《準將周佛海之死刑減為無期徒刑令》,下令對他特赦。其公館作為偽產被接收,改為國民黨高級將領招待所。
周佛海逃脫一死,喜出望外,但慶幸之餘,惦量一下“終身監禁”的份量,想起將要在監獄裏打發未了的歲月,看看四周的破壁,陰森森的鐵柵欄,還有苦于下咽的飯菜,再憶起位于上海西流灣8號的自己公館裏的風景和養尊處優的生活,一種說不盡的凄涼、哀怨、憂傷、絕望頓時涌上心頭。窗外秋風蕭瑟,黃葉遍地,周佛海揮筆寫就《憶西流灣故居四首》:“暮藹蒼茫夕照斜,飲煙縷縷萬人家。四圍山色紅如血,獨立高樓看晚霞。”“青草池塘綠柳堤,淡煙漠漠草萋萋。庭花也改人非舊,故向東風怨別離。”“柳映池塘竹映窗,月華依舊白如霜。深宵步月人何在?空負殘花院角香。”“月明人靜柳絲垂,徹耳蛙聲仍舊時。底事連宵鳴不住,傷心欲喚主人歸。”
從這些詩作看,周佛海還是頗有才華的。1948年初,周佛海心髒病復發,2月28日,在一陣哀號之後,周佛海口鼻流血,斃命于老虎橋監獄。屍體草草葬于湯山的永安公墓。荒煙蔓草,將一代巨奸徹底埋葬,“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
最新解密
隨著台灣方面解密抗戰時期國民黨方面情報作戰內容和戴笠部分檔案,以及2011年10月8日三卷本《戴笠與抗戰》的出版,國民黨軍統局長戴笠的不為人知的秘密大白于天下:周佛海早在1943年就已加入軍統為國民黨政府服務。
在這次出版的《戴笠與抗戰》中,一項驚人的發現是證實了周佛海在抗戰中與國民黨政府的合作關系。之前,被蓋棺定論的漢奸周佛海早在1943年就已被戴笠吸收進入軍統,成為國民黨政府在汪偽政權中重要臥底。周佛海于1938年9月與汪精衛投靠日本。
解密檔案顯示,周佛海經軍統敵後組織策動其反正,以偽職掩護敵後工作,軍統局地下電台曾架設在周本人和其妻弟楊惺華的私宅,照常工作;周佛海提供有關汪偽政權的軍事、經濟以及日本與東北的政治情報。此外,軍統局特選派熟悉軍事參謀業務的諜報人員,經周佛海推薦擔任汪政權軍委會作戰科長,聯絡控製已接受策反的偽軍部隊。當時周佛海在汪偽政權中任偽軍委會副委員長,負責指揮稅警部隊、保全部隊,及偽軍第十二軍等。而在抗戰結束前夕,中國共產黨方面也曾策反過周佛海,以和周組成“聯合陣線”對抗國民黨政府,但未成功。
抗戰勝利後,周佛海因漢奸罪被判死刑,後特赦為無期徒刑,1948年死于獄中。這一結局可能與戴笠過早去世有關,因為很多策反人士隻與戴笠單線聯系。所以在戴笠飛機失事後,許多被軍統吸收的漢奸最後均被槍斃。
代理總書記
1921年7月23日晚,黨的一大在李漢俊家中開幕,各地黨的早期組織13名代表及2名共產國際代表,總計15人,出席了會議,這次開幕式又被稱為一大的第一次會議。隨後,從7月24日至29日,在李漢俊家召開了4次會議。據周佛海回憶,到了7月30日晚,會議開了好幾天之後,“究竟是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有經驗,他說,‘明晚一定換個地方。我們在此地一連開了幾晚會,一定使巡捕註意。’我們說反正明天隻有一晚,一時又不易另找地方,大概不要緊。于是決定仍在原地。”當第六次會議也就是會議的閉幕式即將召開時,突然有一個陌生的中年男子闖進會場。代表們問他找誰,他用可疑的目光打量了一下會場,然後說:“對不起,我找錯了地方。”說完後就急忙走了。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見此情景,機警地說:“這一定是偵探,馬上散會,會議改期改地點後再開。”按照馬林的布置,出席會議的人員除李漢俊和陳公博以外,立即離開了會場。十幾分鍾以後,法國巡捕包圍了會場,並進入室內搜查盤問,結果撲了一個空。這次會議周佛海並沒有參加,因為當天下午,周佛海忽然鬧肚子,肚子很痛而且不停地上洗手間,根本不能出門,所以就一個人在租住的地方躺在地板上迷迷糊糊地睡著了。據周佛海回憶說,大約晚上12點,他忽然醒來,看見毛澤東走進房間,經毛澤東說明,才知道是出了大事。
被法國巡捕搜捕後,在上海租界內繼續開會顯然是不行了,周佛海忽然想起李達的夫人王會悟是浙江嘉興人,嘉興離上海很近,何不去嘉興開會。經過商量後,代表們決定,李達的夫人第二天乘早班車赴嘉興,先僱一艘大船等著,其他代表乘第二班車去,然後乘船遊嘉興南湖,周佛海也抱病前往嘉興。當地的人以為他們是遊南湖的,也就沒有註意他們。他們把船開到湖中,忽然大雨滂沱,他們就在船上開起會來。會上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據周佛海回憶,在最後一天的會議上,除通過黨綱和黨的組織外,還選舉了陳仲甫(獨秀)為委員長,周佛海為副委員長,張國燾為組織部長,李達為宣傳部長,陳獨秀未到上海的時期內,由周佛海代理。但據一大代表包惠僧回憶:“李大釗、周佛海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一大代表陳潭秋也回憶說:“周佛海、李漢俊、劉仁靜為候補中央委員。”看來周佛海有可能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不是“為副委員長”。至于“陳獨秀未到上海的時期內,由周佛海代理”中央局書記一職,一大代表張國燾回憶說:“在陳先生沒有返滬以前,書記一職暫由周佛海代理。”包惠僧也回憶說:“陳獨秀沒回上海以前,書記由周佛海暫代。”由此可見,陳獨秀未到上海的時期內,周佛海確實代理過中央局書記一職。
周佛海回國出席黨的一大的行蹤早被日本警察知道了,回到日本後的周佛海即被日本警方嚴密監視,警方還通過學校對周佛海施加壓力,老師多次警告周佛海,學校方面也以開除學籍威脅周佛海,這些讓周佛海驚恐萬分。而且,周佛海還帶著第二任妻子楊淑慧一起生活,當時楊淑慧與她的父母失去了聯系,他們二人的生活十厘清貧,靠領取周佛海一人的官費生活。1924年5月底,周佛海回到廣州,就任國民黨宣傳部秘書,月薪200塊大洋。同年9月份,時任廣東大學校長的鄒魯又聘請他兼任廣東大學的教授,別的教授月薪是220塊大洋,鄒魯給周佛海月薪240塊大洋。照當時中國共產黨的規定,周佛海應按累進額每月交納、黨費70多元,楊淑慧認為丈夫辛辛苦苦賺錢不容易,每月交這麽多錢太可惜,就鼓動周佛海脫黨。于是周佛海就給中共廣州區執行委員會寫信,要求脫離共產黨。當時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廣州區委執行委員的周恩來曾經多次找周佛海做思想工作,都被周佛海拒絕
周佛海:周佛海(1897-1948),湖南省沅陵縣涼水井鎮窩溪村人,中國共產黨早 -華人百科 https://bit.ly/3CbGcjk

    全站熱搜

    nicecasio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