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6年瑯嶠戰爭】 - 瑯嶠地區的糧、錢、戰
如果把瑯嶠歷史尺度拉大來看，這裡的衝突來自於東西方人群向南遷徙，且最終「相會」的結果
斯卡羅人是來自卑南的征服者，佔據了東瑯嶠谷地，在征服的過程中逐漸本土化。如上一篇所述，豬朥束與射麻里能統領諸社，是因為佔盡地利，只要觀察地圖就能了解他們的重要性
他們的權力不完全是戰爭能力強大，而是佔據貿易路線，聚集了人流。有人流就能帶來資源，有資源就能擴大權力，權力者自然能調解糾紛，也就能成為諸社的中心
從卓杞篤到潘文杰，斯卡羅最大特點就是外交實力，憑藉優勢地利影響著瑯嶠諸社
另一方面，土生仔以社寮為中心打造了小王國，最強盛時期共建立大小二十一座庄，控制整個西瑯嶠。西北方最大海港聚落 - 柴城也是盟友之一
東西雙方關係相當微妙，雖然互相競爭，也互相通婚貿易。熱絡的貿易帶來錢與各項物資，維繫著彼此間的平衡關係
但這個平衡很脆弱，原因在於「糧」
雖然貿易品相當多元，糧食仍是瑯嶠最大宗的交易物資之一。再說人沒錢可以活，沒糧就活不了，掌握糧食才能使錢的力量倍增。最終引爆雙方最大衝突的關鍵，就在瑯嶠西南的龍鑾潭
龍鑾潭位於雙方勢力交界，是瑯嶠最肥沃的區域之一，除了湖中有漁產，周邊土地也容易灌溉，最終雙方因為龍鑾潭周邊土地契約糾紛，兩大勢力最終無法避免在此碰撞
二十一聯庄擁有超過20門大砲，於柴城-社寮一線構築防禦陣地。聯庄軍於1836年占領龍鑾潭週邊，攻入斯卡羅龍鑾社，迫使居民退守山谷。斯卡羅聯軍一邊後縮龍鑾一帶的防線，主力部隊則北上包圍社寮與柴城，在城郊展開對峙並互相砲擊
由於戰爭導致瑯嶠的木材等物資出口量大減，衝擊到府城與鳳山地區的貿易，清國於1837年派遣使者到瑯嶠調解。使者抵達柴城時剛好遇上圍城戰，斯卡羅軍正砲轟柴城，特使團只能南下到社寮登陸。在調停之下雙方最終議和
這次戰爭，斯卡羅能統合數個社合攻柴城與社寮，應該已經是動員的極限。戰後斯卡羅勢力被阻擋在龍鑾潭以東，統御瑯嶠諸社的能力大大被限制
到了1867年羅發號事件時，斯卡羅除了能收取部分庄社的租金（維持友好關係的方式），統馭力已大不如前，卓杞篤也只是名義上的領袖。他就曾向李仙得抱怨過「我只管得了豬朥束，其他社我無能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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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卡羅》開啟了民眾對於歷史和族群文化的興趣。若大家都願意走過否認與逃避的階段，提升自己的文化敏感度，就更可能讓台灣成為多元文化兼容並蓄的美麗家園。 圖片來源：《斯卡羅》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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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卡羅？怎麼完全沒聽過這名詞？我一邊看影集，一邊查了許多相關的影評和史料，努力回想起小時候曾上過的歷史課，那是我最喜歡的課之一。當時的老師像講故事般，讓中國史變成一段段精彩有趣的情節，但台灣史卻乏善可陳，關於台灣原住民，更是只有寥寥幾行。
「台灣原住民有9族，分別有曹族、阿美族……」，小時候，當老師在台上口沫橫飛地講到這段時，我的心跳總是不禁加速起來，因為跟自己有關。但也總是覺得混淆，我們的族名不是鄒族嗎？後來才知道，曹族是日本音譯。不過其實我出生時連曹族都不是，戶口名簿被註記的是「山地山胞」，直到某天戶政事戶所上門調查後，才改為「鄒族」。
但沒想到，接著講的是偉大的吳鳳開山撫番，犧牲自己以革除原住民出草習俗。阿里山還因此而命名為吳鳳鄉。印象好深刻，坐在教室裡頭的我，剎那間一股熱流通過臉頰，一路紅到耳根子去，呼吸也變得急促，深怕有人發現，我就是來自於「殺死吳鳳」的這個族群。
山上的老人家說，吳鳳其實是個大奸商，過度剝削交換利益、欺壓原住民。但課本都這麼說了，應該課本是對的吧？好險，後來經過原住民再三抗爭，終於讓歷史重新被呈現，並將吳鳳鄉改為阿里山鄉。
跨文化敏感度發展的6個階段
太多關於台灣的歷史不曾出現在書本上，因此觀看《斯卡羅》時，感觸萬千。這部改編自小說《傀儡花》的電視劇，細膩深刻地呈現當時的台灣社會，每個族群都是如此獨特鮮明，讓人好想進一步了解那些被遺忘的歷史，甚至更進一步認識卑南族和排灣族等不同族群，而非只是空泛的「原住民」。
台灣是個文化豐富多元而美麗的國家，不僅有各種原住民族群，還有客家人，來自東南亞的新移民等，但，我們真的具有文化敏感度，接受甚至欣賞不同的文化嗎？
根據Bennett提出的跨文化敏感度發展模式（the Developmental Model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DMIS）共分為6個階段，依序為否認（Denial）、防禦（Defense）、差異最小化（Minimization）、接納（Acceptance）、調適（Adaptation）及融合（Integration）。
在否認階段，人們無法意識文化差異或認為這無關緊要，拒絕承認文化差異的存在、意義或後果，或以簡單化、無差別且往往自私的方式看待來自不同文化的人，並將其他文化歸入模糊的同質化類別，例如「外勞」。另一方面，也可能假設這些人的性格、智力、體能、職業道德或其他特徵有先天性的缺陷，並進而有刻板印象、貶低或非人化不同文化的人。否認階段可能表現出對其他文化不感興趣、迴避，或是天真的陳述，例如「他們在非洲有廁所嗎？」等。
在防禦階段，不同文化處於競爭的關係，例如「移民搶走了我們的工作」，「我們的傳統價值觀受到衝擊」，並認為自己的文化比其他文化優越（例如白人民族主義）。當人們討論到關於偏見、偏執或種族主義時，可能會感到受害或受到攻擊（例如退縮、離開房間、流淚、變得防禦或敵對等）。人們也可能拒絕讓來自其他文化的人擁有平等的機會，或者反對平權政策、多元化招聘等倡議。
差異最小化的階段指的是，當人們認為自己的文化價值觀是適用於每個人的普世價值，或者當人們模糊、忽視文化差異的重要性時，人們會開始認為「人類相似性」比「文化差異」更重要（從而暗示文化差異不重要或可以忽略），或者「內心深處的人類都是相似的」。最小化使人們無法認知自我文化偏見，避免努力了解其他文化，或不承認當個人適應困難時，需要更多對於不同文化的尊重和溝通。
在接納階段，人們意識到不同的信仰和價值觀是由文化塑造的，不同文化之間存在不同的行為模式，應該尊重不同文化有各自合法且有價值的觀點。在接受階段，人們可能表現出對其他文化更大的好奇心，開始尋找過去避免的跨文化關係和社交互動。重要的是，接受並不表示一定要喜歡、同意或認可其他文化的行為或價值觀。
到了調適階段，人們能接受另一種文化的觀點，並能夠在智力和情感上與他人的經歷產生共鳴，當他們能夠以輕鬆、真實和適當的方式與來自不同文化的人互動時，就會發生對文化差異的適應。適應不是同化，是在保有主要文化認同下，擴展不同的信念和行為。
最後則是融合階段，當自我認同或自我意識演變為以適當和真實的方式融合其他文化的價值觀、信仰、觀點和行為時，就會發生文化差異的整合。Bennett 解釋，「文化差異的整合是一種狀態，在這種狀態下，被擴展到能讓不同的世界觀自由進出，人們能體驗到自己是多元文化的，並為他們的行為選擇最合適的文化背景。」
走過否認與逃避，一起往更成熟的下個階段邁進
直到現在，仍經常聽到關於原住民的各種刻板印象，比如說「原住民都很會唱歌跳舞和運動，但壞習慣也不少」，那是屬於初期的否認階段。也有許多人覺得「都這世代了，我們都是台灣人，沒有那麼不一樣」，是屬於差異最小化的階段。當然，也有遇過些朋友戲稱自己是「熟漢」（之於生番／熟番），以達到能夠融合不同文化價值觀的狀態。
事實上，當代台灣許多人面對族群議題，仍處於否認、防禦或差異最小化的階段。《斯卡羅》的藝術造詣及娛樂性有目共睹，然而另一層意涵是，這部戲開啟了民眾對於歷史和族群文化的興趣。興趣，是提升文化敏感度的重要環節。當許多人在爭論《斯卡羅》所建構出來的文化史觀是否有所偏頗時，都是好的開始。除了那些政治立場猜想和標籤，實在無助於歷史探究澄清，和文化敏感度的提升。
從郭婞淳到阿爆，從奧運場上到金曲獎台上，都能看到大放異彩的原住民。原住民的歷史和文化補足的台灣史的完整，豐富了這塊土地上的故事。不管處於文化敏感度的哪個階段，都沒有對錯，那就是每個人不同的狀態。但倘若大家都願意往下個階段邁進，就更可能讓台灣成為多元文化兼容並蓄的美麗家園。
（作者為嘉義基督教醫院部落健康中心主任、嘉義基督教醫院家庭醫學科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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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卡羅酋邦】瑯嶠十八番社總頭目–潘文杰(2) 南島觀史-福爾摩沙 Formosa - 貼文 | Facebook https://bit.ly/3obhpHh
文 / 楊南郡 （臺灣原住民歷史語言文化大辭典網路版）
潘文杰（1854-1905，清咸豐4年至明治38年）。清末和日治初期臺灣南部瑯嶠十八番社總頭目。1854年4月出生於屏東縣車城鄉統埔村一個林姓漢人之家，母親是滿州鄉斯卡羅族豬朥束社大頭目的妹妹。出生後被大頭目的弟弟卓杞篤收養，長住豬朥束社，名叫Jagarushi Guri Bunkiet。
清同治6年（1867年），美國民船Rover號在恆春半島南灣外海七星巖觸礁沉沒。龜仔甪社人殺害船長夫婦與船員，引起駐廈門美國領事李善得（Charles W. Le Gendre）到臺灣向臺灣鎮台進行強硬交涉，美國派遣軍艦砲轟，士兵登陸與龜仔甪社人交戰。之後李善得多次與對龜仔甪社有管轄權的豬朥束社大頭目交涉，當時由大頭目的弟弟卓杞篤（Toketok）接受訪問，年輕的潘文杰也在身邊觀摩義父談判。卓杞篤以優越的外交手腕與李善得簽約，圓滿解決了這件引起國際矚目但清廷束手無策的爭端。卓杞篤從此繼承了大頭目的地位。
同治13年（1874年）牡丹社事件爆發，3,658名日軍登陸，展開攻擊牡丹社與高士佛社的行動。潘文杰在整個事件中奔走於各社與日軍之間，促使雙方早日停戰，最後日軍於12月撤軍，結束了7個月的占領。
光緒元年（1875年），清廷在恆春猴洞築城，當時已繼承豬朥束社大頭目兼瑯嶠十八番社總頭目的潘文杰，率眾參加築造恆春城有功，被清廷賜姓「潘」，漢名「文杰」。光緒16年（1890年）2月與18年（1892年）6月，「恆春下番社」（即瑯嶠十八番社）與「恆春上番社」相繼發生動亂時，潘文杰為清廷出力招撫各社，因而被清廷敘勳，賜五品官位。
潘文杰所統領的瑯嶠十八番社，分布於楓港溪以南的恆春半島，叫做斯卡羅族。其祖籍是東海岸知本社的卑南族，在舊年代中舉族南遷時，語言與習俗排灣化，最後定居於牡丹鄉、滿州鄉和部分的車城鄉與恆春鎮，形成頭目與貴族，亦即所謂統治階級。潘文杰是豬朥束社群屬下各部落的大頭目，也是統領其他射麻里社群和龍鑾社群的大頭目及各小頭目的總頭目，威震南臺灣。
明治28年（1895年）臺灣割讓。日軍於同年11月在恆春設立臺南民政支部恆春出張所，潘文杰被委任「事務囑託」，他以十八番社總頭目和囑託身分，排解日治初期各社之間的糾紛，也解決南部各部落歸附日本政府問題。
次年（1896年），殘留於臺東地方的清兵，在劉德杓率領下抗拒日軍接收東部。臺灣總督府派兵掃蕩，潘文杰隨同恆春撫墾署長相良長綱前往臺東，就地組織以卑南王的兵為主的「土番義勇軍」參戰，肅清了清軍殘餘部隊。同年（1896年）9月，全島第一個「國語傳習所」開設於恆春豬朥束社（今遺有紀念碑），潘文杰協助各社勸導子弟入學，接受新式教育，他對於地方安寧，教育與殖產事業的推廣，不遺餘力。
曾於1874年牡丹社事件中，在日軍中以通譯官身分，透過潘文杰的關係招撫恆春平埔族與斯卡羅族各社獲致成功的水野遵，21年後升任臺灣總督府首任民政長官，水野於就任後次年（1896年）前往恆春半島巡視之際，特別訪問老友潘文杰。當時潘文杰43歲，但是已顯得老邁而且雙目失明。在悲喜交集中，目盲的潘文杰伸出雙手撫摸水野遵，兩人談起往事，不勝唏噓。
明治30年（1897年）12月，潘文杰已44歲。日本政府為報答他終身為地方和平與繁榮鞠躬盡瘁的功績，由賞勳局頒送他一枚勳六等瑞寶章以及天皇御賜的禮品，並於明治34年（1901年）委任他「恆春廳參事」公職。
潘文杰有斯卡羅貴族與漢族的血統。他身為瑯嶠十八番社的總頭目，而且活過清、日兩個紛擾的時代，成為中外人士一至敬仰的顯赫英雄人士。潘文杰身體魁偉，思慮細密，處事穩健，為謀求地方安寧，不惜屈身周旋於侵臺的外國強權之間，南部各部落因此受惠而能在戰火頻仍的年代，維持安身立業的局面。
大頭目不幸於明治38年（1905年）12月12日病逝於豬朥束社自宅，得年52歲。
瑯嶠十八番社總頭目潘文杰的後代，早年在長子潘阿別（曾擔任巡查捕獲勳八等瑞寶章）舉家遷居於牡丹鄉旭海以後，業已開枝散葉而幾乎被世人遺忘，但是這位臺灣史上顯赫人物的遺跡與功績，仍然留存於南臺灣熱帶風土中，讓人永遠懷念。
參考資料來源【臺灣原住民歷史語言文化大辭典網路版】(2) 南島觀史-福爾摩沙 Formosa - 貼文 | Facebook https://bit.ly/3obhp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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