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宗載（？－？），原名林鬷言，字允坤，號亨萬，福建泉州府同安縣廈門塔頭人。明朝官員。
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己酉科舉人，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丙辰科進士，初授江西浮梁縣令。天啟初年，任兵科給事中，歷官戶、刑左右給事中，升戶科都給事中、太僕寺卿理太常寺事。崇禎元年八月，陞太常寺卿。二年三月疏請終飬，許之。優遊泉石間十餘年。其子林宜灼大量購併普陀寺寺田，持內歲入不足供香燈，住持了蘊欲棄寺而去。宜灼去世後，林宗載將其子所購寺租捐歸寺，崇禎十三年立有《田祖入寺記》。年七十卒，墓在二十二都倉里燈山。著有《觀海堂平平編》。
荷蘭文獻中的「Hambuan」
在荷蘭文獻中，屢屢提及華商Hambuan，目前臺灣史學界認定Hambuan即林宗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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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佬海商逐利到臺灣與三邑幫的興起
十七世紀的福佬海商（5）----翁佳音 - 西門觀雪的部落格 - udn部落格 https://bit.ly/3uFWezz
在荷蘭人佔領臺灣之前，漳泉商人多往馬尼拉貿易，但一旦在臺灣建立據點，荷蘭人便致力於切斷澳門 — 馬尼 拉 — 墨西哥之間的航線。此外，由於墨西哥銀產量的減少，使得這個貿易線逐漸衰退。一六四○年葡萄牙與西班牙的不睦，更是造成這個以葡萄牙、西班牙為大仲介的貿易線雪上加霜。至此，十七世紀東西兩洋的貿易網絡，已產生若干的變化。在貿易網絡的變化過程中，荷蘭人的插手招徠漢商，也造成某些亞洲貿易港市的興替，例如一六一九年荷蘭在巴達維亞築城前後，吸引下港的華商到巴達維亞，下港因而走下坡。
一六二四年荷蘭人佔領臺灣後，即號召在東西兩洋行番販的漢人海商到臺灣。先是在臺的第二年，即一六二五年，巴城當局曾經問當地的蘇鳴崗、Jancongh等人有無意思往臺灣發展，但諸人皆興趣缺缺。可是不久之後，巴城有些重要商人便陸續前來臺灣貿易、投資，以臺灣為新的東亞貿易據點，大展宏圖。從而臺灣諸商雲集，因此，至少在一六六○年代之前，漢商與漢人勞動人口在臺灣，在人數上都優於巴城。
從巴達維亞等地逐利來臺的漢商中，最有名的，首推蘇鳴崗，他於二九年就已有船隻航往臺灣貿易，三六年辭僑領職往臺灣，從事農業投資，不過事業似乎不順利，三九年三月回巴城。其次是Boijco（茂哥，陳基茂？），在荷蘭資料中，他也被稱為「海盜」，名列一六三三年欠公司債的人之一，他是公司通譯， 為巴達維亞重要華商林六哥之女婿或兒子，也是Jan Con的兄弟。一六三一年已住大員經商，而且與廣南、大泥等地方有通商活動。三九年公司規定在其土地上種植甘蔗等作物，是後來漢人社會的僑長。
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巴城漢人甲必丹的寡婦、回教徒商人Ingie Watting 。從現刊的資料中，可知她似乎再改嫁過，新任的丈夫三官（Sacoa）也是重要商人，後來返回廈另結新歡。之後，她在大員造屋居住下來，其子也在臺灣為公司所雇用。她自一六三一年一月起，已有獨資的船隻航行於臺灣中北部、日本與巴城之間，在臺南大員街上甚有財力。後來，因抵觸法令，臺灣當局令她盡售所有返回巴城。這位商界女強人原來丈夫Anachod Watting，係漢人或混血出身，以前就是Jaratan、 Japara地區漢人的頭人，與葡萄牙有生意上的往來，女兒也嫁給蘇鳴崗。
除了巴城商人外，中國沿海一帶的大小商人亦紛至沓來臺灣與荷蘭人進行交易，自不待言。不過，其中有一位最有名，迄今卻仍不詳其漢名的Hambuan。他不僅是荷蘭人親密的貿易伙伴，而且也在臺灣從事農業投資。一六四○年十一月月二日，他在臺海遭遇船難溺斃，研究者甚至指出，這「是荷蘭之台灣貿易沒落的不祥前兆」。這樣著名的人物，不可能不存在於漢籍文獻中。依我個人的考訂，當時的文獻中，有一位叫「林亨萬」的人，其名「亨萬」（Heng-bä n），恰巧與Hambuan的發音幾近相符，兩人屬同一人應無疑義。
林亨萬的事蹟，據同安知縣曹履泰在〈與李任明〉、〈上朱未孩道尊〉的書翰中，曾被提到，云：
…近有惡生林獻采，勾賊劫夷，撫臺嚴令緝獲，不知其為林亨萬中表弟也（sic!）。以是開罪垢辱，已甘蒙面。風波恐在轉眼，亦聽之而已….林獻采惡跡素著，今春海上劫夷勾賊，…..職但之此惡不易擒，而竟不知其為林亨萬之表弟也。被獲之日，亨萬差幹五、六至縣門內。拿差役到家毒打。
據此，可知林亨萬是同安方面的人，而且屬於仕紳之家。雖然文獻謂他於一六三三年年末到大員街居住，不過從該年之後的其他資料，我們可以發現他與商人Jocho、Jocsum仍被記載為住在中國的貿易商人，林亨萬應該是屬於「店在此，家在彼」的兩岸貿易商。
運筆至此，我想提出一個比較被研究者所忽略的問題。這些來臺的福佬商人之中，在荷蘭人的鼓勵之下，當然有些人（特別是漢人僑長）會攜家帶眷到臺灣建屋長住下來。例如臺灣島上重要商人Hinco（興哥？），他來臺之前，曾在巴達維亞住過一段時間，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生意伙伴。後來，他的船隻在海上遭風所破，公司當局有意幫助他，他也向公司請求讓其在臺灣經營農業，定住下來直到過世。但一般而言，這些來臺的福佬商人，以不定住者佔多數，與清代「店在此，家在彼」的郊商情形相同。這些人中，甚至有因投資農業之類，而有「不在地地主」的情形產生，稍後即將提到的鄭泰就是這個例子。
進一步應該注意的是，這些來臺貿易的福佬船主、代理商中，籍貫分類的現象仍然存在著。例如：一六三四年，福建軍門發下三張船引，給Bendiock、Sidnia（一名 Jochoo）以及 Joxim等三位商人，准許他們到大員貿易。然而，就在同年，同安人林亨萬（Hambuan）卻與後者兩人Jocho、Joncksim（Joxim），一起向荷蘭人表示，對於鄭芝龍屬下Bendiock及個別商人走私來臺之事，頗為憤慨。Jocho（Sidnia），或許是鄭芝龍的敵對者 「葉郁」、「葉我珍」 ；Jocsum可能是許心素族人許心旭（sim-hiok）之流，似乎仍是漳州河流域一帶的商人。
無論如何，林亨萬等人所抗議的對象—鄭芝龍的部下Bendiock，他與另外一個常出現於荷蘭文獻中的大商人「Gamphea」，兩人皆甚得鄭芝龍的重視，不僅代理鄭芝龍與荷蘭人談判，而且也只這兩人擁有鄭芝龍的的貿易特許。從荷蘭資料來看，Bindiok應為安海方面的人；Gamphea，稍後即將考證他是「顏伯爺」，也是安海方面的人。此外，常運絲貨等至臺灣的Jasingnoir，亦是安海人；四、五○年代在越南、臺灣風騷一時的何斌父子，就是泉州南安人。由此來看，一六三○年代後半之後，隨著鄭芝龍勢力的興起，泉州三邑幫在貿易中已經崛起逐漸操控東洋貿易網路大局了！
本文在前言曾設問：荷蘭人從東南亞北上駐紮臺灣之後，有無造成東西洋網路及漢商籍貫的改變？由前述史實，已經可看出端倪。一般而言，中國的學者大都強調「荷蘭殖民者在中國沿海一帶的騷擾、屠殺，使得明代的海外貿易急遽走向衰落」。可是，從荷蘭資料來看，情況沒那麼糟，海外貿易仍然熱絡進行著。研究者甚至指出：荷蘭人到臺灣之後，至撤離臺灣為止的一段時間，荷蘭人的貿易可謂是被鄭芝龍父子「操弄於掌中」，安海幫的鄭氏父子甚至還左右著日本近世初期的幕府外交政策。然而亦如研究者所指出的：東西洋網路的商業活動雖然相當熱絡，但基礎不穩，常受到中國政策的影響，因此，海商個人能否取得霸權，個人的才能與交涉手腕是相當重要之因素。鄭芝龍顯然就在這種傳統中國海洋政策與西方勢力的到來之間，以個人的才能，因緣際會在鬥爭中取得勝利，帶動了泉州三邑幫的興起。
鄭芝龍崛起前後，先敗漳州河系統的許心素，其後清理同幫的惠安人李魁奇。一六三五年再敗漳州海澄人、原為顏思齊集團的劉香「（Jan clauw / Janglauw；即「香老」）」。清除劉香一黨之後，加上一六四○年荷蘭人所依賴的廈門大商人林亨萬的溺斃，除了是預告荷蘭人的不幸外，也正是顯露了漳州河流域主導勢力的衰退，晉江流域三邑幫代之而興起。荷蘭資料的《臺灣日記》之記載，正可看出這樣的趨勢。自一六三五年之後，從船隻的起港處來看，據曹永和教授統計一六三六年至—三九年中，臺灣與中國之間的往還船隻，可看出商船從廈門出港者佔絕對多數，其次則為安海。若考慮到鄭芝龍勢力已達廈門，有些安海的船隻需先到廈門再來臺灣，則可知自一六三○年代中期以後，來台船隻除福州外大抵以廈門、安海居多。一六五五年十月三十日的《臺灣日記》報告，對岸來船六十艘，大部份來自安海 。(作者係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十七世紀的福佬海商（5）----翁佳音 - 西門觀雪的部落格 - udn部落格 https://bit.ly/3uFWezz
「孟孟走漳州」塔頭社與明代大海商林亨萬（Hamb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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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林氏宗親聯誼會副秘書長林進才接著說，他們這支雁塔科第林氏源屬九牧二房，開基祖勵公是從晉江馬平徙居到塔頭的，至今九百八十多年了，祖內有一位"海上絲路"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亨萬公，他是雁塔科第林氏大樹上的一顆碩果。
(廈門林氏宗親聯誼會副秘書長林進才)
據廈門志載：林宗載，字允坤，號亨萬，官至太常寺卿（正三品），年七十卒，入祀鄉賢祠。初次當官被派往江西浮梁縣當縣令，浮梁當地有一無賴勾結宦官，以獻給皇帝使用為名，企圖霸占民間田產，全縣惶恐不安。
他查清那無賴作奸使壞的事實，將其繩之以法，百姓無不稱道。還認真核查、清除田糧征繳過程中的弊端，天啟初年(1621年)，轉任兵科給事中，歷戶、刑左右給事中，進戶科都給事中。
明末軍費無度，當時邊防軍費毫無計劃，每月巡山防海的費用達白銀29萬兩，他請旨查核，省去7萬兩，建議"因餉檄兵，因兵檄官"，切中時弊，受到天啟皇帝（明熹宗）的賞識，晉升為太僕寺卿代理主持太常寺庶務。
崇禎即位時，凡是祭告祖廟、皇陵的大典，均由他安排，晉升為太常寺卿。1629年於官場中急流勇退，疏乞終養，退歸廈門塔頭。
1630至1640年間，亨萬帶領雁塔林氏家族開啟並創造了廈門對外貿易的輝煌時代。
他以塔頭和錢嶼為基地，通過海運和荷蘭、葡萄牙、東南亞各地的外國商人做起了貿易，中國的土特產、手工業、鑄造工藝、華夏文化源源不斷地推向世界。同時也引進西方文化及先進技術和產品，其遠見卓識值得後人學習借鑑。
經過十年的努力經營，亨萬家族成為明末廈門最大的對外貿易集團，是一個集對外貿易、貨運、客運的多功能巨型集團，最輝煌時，曾經於廈金海域擁有五桅大貨輪99艘。
亨萬同時利用自己曾有的官方背景取得經營許可，是早期可以合法經營海上貿易的鉅子。亨萬家族的歷史，為研究"海上絲路"的發展，提供寶貴的依據。
明朝末年，普照寺（今南普陀寺前身）原寺產多入豪右，以致錢糧不足以供僧眾，歲入不足以供香燈，十分窘迫拮据。
亨萬一家崇信佛教，其次子林宜杓，之前從僧家手中併購得普照寺寺田，因膝下無子，在普照寺佛前祈願，"佛若有靈，使我舉一男嗣，我願以所得寺田租入寺"，後果靈應得子，遂將寺田租交給了蘊和尚。
亨萬對當時"投獻田地人口"弊政，是有所覺察的，在他退隱之後，將其子所購寺田租地契捐歸寺。
崇禎十三年（1640年）三月立有《田租入寺志》石碑（現鑲嵌在南普陀寺大雄寶殿右側的廊壁上）。勒石告誡後人：不要砍伐樹木，亂采岩石，破壞山林，對保護名勝古蹟，生態和人文環境相當重視。
碑記還記載了亨萬關心並支持佛教事業的發展，以身作則，鼓勵達官貴人觀者同有是心，肯日用羨餘充入寺中而無貪諸緣以為福利。
這方碑記是一篇重要的地方文獻，提供了明朝末年的廈門社會經濟史料，碑誌對地名、地租的研究頗具參考價值。
由於上述淵源，南普陀寺現任方丈則悟大師，親自為亨萬的祠堂題寫"鄉賢名宦"、"亨萬公祠"，並贈匾。
(明代亨萬公像)
《熱蘭遮城日誌》與《巴達維亞城日記》等荷蘭文獻中，均載有中國商人Hambuan（譯名韓布安）致荷蘭台灣長官的信函。兩岸海洋史學界曾對於亨萬有過研究。
曾有學者指出，史料中的Hambuan，給後人提供了明末海商的另一種形象，他不是海寇，也非走私商人，而是個持有船引的合法商人，他當年奔波於海上，經營東西洋貿易，晚期穿梭於台海兩岸，直到生命結束，也未離開海洋。
《巴達維亞城日記》中記載著：1640年11月1日，Hambuan與三四艘帆船同時出港，在澎湖島與台窩灣之間，遭遇強烈北風，覺需折回，於是返港，泊碇於北方岩礁下。
隔日，風更強烈，該船錨斷而觸及岩礁，終於粉碎，海員305人，除23人得救外，其他均死亡，Hambuan的屍體在數日後于海岸發現。
台灣的學者翁佳音研究認為，Hambuan 即廈門仕紳林亨萬。亨萬崛起於兩岸商業舞台，起因於萬曆末年至崇禎初年複雜的政經局勢。
他原位居廟堂要津，因宮廷政爭而失意官場，返廈門老家後，雖不再居官，卻運用官場網絡與地方人脈，投入海洋貿易，利用鄭芝龍等安海勢力尚未能壟斷東亞海運的機會，介入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貿易。
兩岸學者對於亨萬原籍何處問題，曾有過論戰，不過，林進才說，他們祖輩代代口傳的說法，基本與翁佳音教授的說法一致。
參觀"雁塔敬賢堂"與"亨萬公祠"之後，有關該林氏支派下一位在明朝大航海時代傳奇人物亨萬的傳奇故事，在腦海中於焉成形。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culture/b2z3en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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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在海中》-第3章 17世纪海峡两岸贸易的大商人：商人Hambuan文书试探-杨国桢-出版作品-素锦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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