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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控訴...! (法語:J'accuse...! 音標: [ʒaˈkyz],)是法國作家左拉於1898年1月13日發表在《震旦報》上的一封公開信。
在信中,左拉向總統弗朗索瓦·菲利·福爾控訴了政府的反猶太主義以及其對法國陸軍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的非法拘禁,而德雷福斯本人在此前則被認定間諜而判處終身監禁。左拉在信中直言本案的不公,並控訴對德雷福斯的判決缺乏切實證據。這一封信一經付印即引起法國國內外的極大反響,左拉本人則被控誹謗。法院在1898年2月23日判其有罪,而為逃離監禁,左拉逃到英國,直至1899年6月才返回法國。
也有其它出版物為德雷福斯伸張冤情,例如1896年11月法國猶太裔批評家貝爾納·拉扎爾的《正義的流產:德雷福斯醜聞的真相》。但緣於這封信的流行,即便在英語世界,法語的「我控訴...!」(J'accuse! )也成為了表達憤慨譴責、對抗某些權貴的共同通用語。我控訴…!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3hR7s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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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拉:我控訴
作者 : 左拉,
總統閣下:
為了感激您接見我時的仁慈、親切態度,您可否允許我對您應得的聲譽表示關切?您可否允許讓我告訴您,雖然您軍徽上的軍星數量正在攀升,卻受到最可恥和難以磨滅的污點玷污,它正處於逐漸黯淡的危險中。
惡名誹謗並沒有使您受損,您贏得了民心。您是我們崇拜的熱力中心,因為對法國來說,與俄羅斯結盟是場愛國慶典。現在,您即將負責全球事務,這是個多麼莊嚴的勝利,為我們這勤勞、真理與自由的偉大世紀加冕。不過,令人討厭的德雷福斯事件玷污了您的名字(我正要說玷污了您的政績)。軍事法庭居然奉命判埃斯特哈齊這種人無罪,真理與公義被打了一記大耳光。現在一切都太遲了,法國已顏面盡失,而歷史將會記載,這樣一起有害社會的罪行發生在您的總統任期內。
既然他們膽敢這樣做,非常好,那我也應無所畏懼,應該說出真相。因為我曾保證,如果我們的司法制度——這起事件曾通過正常管道來到它面前——沒有說出真相,全部的真相,我就會全盤道出。大聲地說出是我的責任,我不想成為幫兇;如果我成為幫兇,在遠方備受折磨的無辜者——為了他從未犯下的罪行而遭受最恐怖的折磨——的幽靈將會在夜晚時分糾纏著我。
總統閣下,我將大聲向您說出令正直人士強烈反感的真相。基於您的信譽,我深信您尚未發覺事實的真相。您是法國的最高首長,除了您,我應該向誰痛斥那些真正犯罪的人?
首先是有關德雷福斯審訊及不利於他的判決的真相。
一個邪惡的人主導了這一切,幹了這一切:帕蒂上校。當時他只是一名少校,他就是整起德雷福斯事件。一直要到一個公正的調查清楚地確立他的行動和責任之後,我們才會明白德雷福斯事件。他看起來令人難以推心置腹且心思複雜,滿腦子詭計且沉迷於運用低級小說的方法——偷取檔、匿名信,在荒廢的地方會面、在夜晚兜售害人證據的神秘女人。說備忘錄是德雷福斯所寫的,是他的主意;要在一間滿是鏡子的房間檢查該檔,也是他的主意。福爾齊內蒂少校告訴我們,帕蒂拿著尚未點亮的提燈進入犯人正在睡覺的牢房,突然把燈光射在犯人臉上,意圖使受到驚嚇的犯人在毫無心理準備的條件下招供。還有很多可以揭發的事,但這不是我的責任;讓他們去調查,讓他們尋找吧。我只能簡單地說,帕蒂以刑事警官的許可權負責調查德雷福斯案,以事發先後順序與軍銜而言,他必須在這起已誤判的案件上負最大責任。
因全身癱瘓而去世的情報局長桑德赫爾上校曾持有該備忘錄一段時間。以前曾發生過“消息洩漏”、檔失蹤,如同今日依然不見蹤影一樣。當有人漸漸懷疑備忘錄只有參謀部炮兵團軍官才有可能執筆時,當局曾設法找出此人。這是一個明顯的雙重錯誤,顯示出備忘錄的檢驗是很表面的,因為一個仔細、合理的檢驗就能證實只有步兵軍官才有可能寫下這份備忘錄。
因此,他們徹底搜索前述的範圍;他們檢驗筆跡樣本,好像這是個家庭糾紛。他們認為會在他們自己的辦公室找到叛國賊,然後再驅逐他離開。現在我們都熟悉這部分情節,我不想復述,但是就在帕蒂少校開始參與其事時,德雷福斯立即受到懷疑;從那時起,帕蒂陷害了德雷福斯,事件變成“他的”事件。他確信他能把叛國賊弄得十分狼狽,並且從他身上榨出一份完整的自 白。當然,還有陸軍部長梅西耶將軍,他似乎才智平庸;還有參謀部長布瓦代弗爾將軍,看來他似乎被強烈的教權主義左右了;還有副參謀部長貢斯將軍受良心驅使,對事件的處理比較開明。但是,事件的發展是由帕蒂單獨開始的,他牽著那些人的鼻子走,對他們施展催眠手法。對,他也玩弄招魂術和神秘主義,和幽靈交談。他施加在不幸的德雷福斯身上的實驗和所有瘋狂的拷問方法——設下供認的陷阱、愚蠢的調查、荒謬的偽造檔——令人難以置信。
啊,對熟悉前面情節的人來說,那真是個噩夢!帕蒂少校逮捕了德雷福斯,將德雷福斯關入單人牢房。他立即跑到德雷福斯家恐嚇德雷福斯夫人,如果她向外界說任何一句話,便會失去她的丈夫。同時,那個不幸的人正扯著自己的頭髮,大喊冤枉,拷問的進行有如15世紀的記錄,蒙上神秘的煙幕並伴隨著大量粗糙的手法。指控完全基於一紙愚昧的備忘錄,而那幼稚的指控不但是頗為普通的叛國罪,同時也是最卑鄙的欺詐,因為幾乎所有轉交給敵方的所謂機密都是毫無價值的。我強調這一點,因為這是煽動後來那真正罪行——令法國聲譽掃地、恐怖的司法錯誤——的閘口。我想完全清楚地指出司法錯誤是怎樣發生的,帕蒂少校如何親手打造了這個錯誤,梅西耶將軍、布瓦代弗爾將軍和貢斯將軍如何受他愚弄,以致後來必須負起這個錯誤的責任,進一步覺得有責任予以護衛,並視之為不容討論的神聖真理。起初他們所犯的錯誤是疏忽與愚昧,從最壞的方面來說,他們屈服于自己圈內人的宗教狂熱與部隊精神所帶來的偏見,並且縱容了愚昧。
現在,德雷福斯被傳喚到軍事法庭受審,一切被要求保密。叛國賊若真為敵人開啟了我們的國防邊界,讓德國皇帝直沖巴黎聖母院,軍事法庭就不能強制更嚴密的緘默,而且更強硬、更神秘。現在全國陷入震驚狀態,涉及恐怖的行為、背叛及歷史性的醜聞時,謠言自然便四起,當然,國家便向這些謠言低頭。刑罰重到無以復加,叛國賊被公開羞辱,公眾大為喝彩。國家的態度非常堅決:既然可恥的行徑將罪人放在遙遠的石山上,他便應當留在那裏遭受懊悔吞食;然而,那些難以形容、危險、可能會激怒整個歐洲的指控則需要用禁止旁聽的秘密會議小心地隱藏起來。這些控訴是否為真?不,當然不是!在帕蒂少校那過分、瘋狂的幻想背後,什麼都沒有。一切不過是一道煙幕,目的是隱瞞一本粗俗、古怪至極的小說;只要細讀軍事法庭上宣讀的正式起訴書,任何人都會相信以上所說都是真的。
那份起訴書多麼膚淺!一個人有可能因為它而被判有罪嗎?如此惡劣著實令人震驚,我要求正直人士都要閱讀它:當他們想到德雷福斯因為它而在魔鬼島付出不相稱的代價時,他們的心將因憤怒、反感而悸動。德雷福斯能說多種語言,對吧?這是一項罪行。在他家找不到任何有損他聲譽的文件,對吧?這是一項罪行。他偶爾回鄉探訪,對吧?這也是罪行。他勤奮工作、求知欲強,對吧?這是一項罪行。他不易驚惶失措,對吧?這是一項罪行。他真的驚惶失措,對吧?這是一項罪行。它的措辭多麼天真!它的主張多麼毫無根據!他們告訴我們,他被起訴十四項不同的罪狀,但最後其實只有一項真實的罪行:即有名的備忘錄。而我們甚至發現專家們並非意見一致,其中一名叫戈貝爾的專家因為敢於做出與軍方期望不同的結論,便被軍方施壓。他們亦告訴我們,有23名軍官的出庭作證不利於德雷福斯,我們仍然不知道他們被問了些什麼問題,但我們確信他們的證詞不全是負面的。而且,你們將會發現他們全都來自陸軍部,這場審訊是個家庭秘密會議,他們全都是“圈內人”。我們不能忘記這一點:是參謀部想要這場審訊,是他們審判德雷福斯,而他們剛剛又對他做出了二次判決。
這樣,剩下來的只有備忘錄,而專家們對它的看法並不一致。他們說,在會議室內法官自然傾向宣判無罪。這情形若是真的,你就可以明白,為了證明判決有理,參謀部今天不顧一切堅稱擁有一份可以確認罪狀卻不能亮相的檔,這份檔使一切合法化,我們必須向它低頭服從,好像服從一位隱匿不可知的神。我拒絕接受任何這樣的檔,我全力拒絕!可能是某張可笑的紙碎片,也許是那份提及隨便的女人或要求越來越多名叫“D”的人的文件;無疑地,是某個丈夫或某人覺得利用了他的妻子之後並未支付足額費用。可是,那張紙不是與國防有關、公開後會立即導致戰爭嗎?不 !不!那是謊言。更令人憎惡、更具諷刺性的是,他們的謊言不會使他們遭受任何傷害,沒有任何方法判他們有罪。他們把法國弄得天翻地覆,躲藏在他們造出來的合法喧囂中,借著使人心戰慄和心智扭曲堵住人們的嘴。據我所知,危害社會的罪行莫過於此。
總統閣下,這些事實解釋了誤審是如何造成的,而關於德雷福斯的性格、他的財務狀況、缺乏犯罪動機、從未停止大喊無辜——這一切都證明他是帕蒂少校過度想像力的犧牲品,也是軍方盛行的教權主義的犧牲者;而對“污穢猶太人”的狂熱追獵,則使我們的時代蒙羞。
現在,讓我談談埃斯特哈齊事件。三年過去了,許多人的良心仍然深感不安、憂慮、煩惱,因而使他們進一步查看,最後他們相信德雷福斯是無辜的。
我將不再回溯有關舍雷爾克斯特納起初的疑惑以及後來對事件肯定的故事;然而,當他進行他的調查時,參謀部內部發生了非常嚴重的事。桑德赫爾上校去世了,接替他任情報局長的是皮卡爾上校。皮卡爾履行職權時,有天拿到一封由一名外國特務寫給埃斯特哈齊上校的信,他在強烈責任心的驅使下展開調查,但若非有上司的同意,他不會採取行動。因此,他向直屬上司——貢斯將軍,然後是布瓦代弗爾將軍,然後是繼梅西耶將軍之後任陸軍部長的比約將軍——略述他的猜疑。人們經常談及的著名的皮卡爾檔案,其實就是不折不扣的比約檔案,這個檔案是由屬下為部長預備的,參謀部必定仍保有這份檔案。調查從1896年5月進行至9月,有兩件事是確定的:貢斯將軍深信埃斯特哈齊有罪,而布瓦代弗爾將軍及比約將軍並不懷疑備忘錄是出自埃斯特哈齊的手筆,這些結論是基於皮卡爾上校的調查。但是情緒一下子高漲起來,因為埃斯特哈齊若有罪,德雷福斯的判決勢必會被推翻,而這正是參謀部決定不惜任何代價避免的。
當時,與事件有關的人士必定感到無比焦慮。值得注意的是,比約將軍並沒有做出任何妥協,他剛剛上任,有能力揭發真相。但是他不敢這樣做——無疑地,他害怕公眾輿論,也害怕連累整個參謀部的職員,包括布瓦代弗爾將軍、貢斯將軍及部屬。他的良心正與他認為什麼是陸軍最重要的利益相對抗,但只持續了一分鐘。一分鐘過後,一切都太遲了,他已做出選擇:他妥協了。
從此,他所承擔的責任愈來愈重,他已承擔了別人的罪行,也和其他人一樣有罪。他的罪比其他人更重,因為他有權糾正司法的不公,卻沒有採取行動。如果可以,請您明白這一點!一年來,比約將軍、布瓦代弗爾將軍及貢斯將軍都知道德雷福斯是無辜的,但他們不吭一聲!這樣的人夜裏竟然還能安然入睡!他們有妻子、兒女,而且愛自己的妻兒。
皮卡爾上校以正直人士的身份盡其本分,以正義的名義對上司表明堅決的態度。他甚至乞求他們,告訴他們,他們的躊躇不定是如何不明智,一個多麼恐怖的風暴正在成形,而真相一旦大白,風暴會如何爆發。後來,舍雷爾克斯特納先生向比約將軍重複了這一席話;出自愛國熱忱,他懇請比約認真處理這起事件,切勿讓它愈演愈烈,最終演變成公共災難。可是,罪過已經造成了,參謀部已無法坦白招供了;而皮卡爾上校被調職,他們將他愈調愈遠,甚至調到了突尼西亞。他們甚至想要指派他從事一項必然會招來殺身之禍的任務,莫赫斯侯爵就是在同一地區被殺的。儘管如此,皮卡爾並未失寵,貢斯將軍和他保持友好的書信往來,只是揭發某些秘密並非明智之舉。
在巴黎,征服人心的真理正在向前邁進,而我們知道這場預料中的風暴將如何爆發。當舍雷爾克斯特納先生正要向司法部長要求重審德雷福斯案時,馬蒂厄·德雷福斯公開抨擊埃斯特哈齊是備忘錄的真正作者,埃斯特哈齊就在此時浮出水面。證人說,他起初驚惶失措,正處於自殺邊緣或準備逃走;然後,突然間他變得非常大膽、非常激烈,巴黎為之愕然。因為具體的支援以匿名信的方式出現,警告他敵人正在採取的行動,某夜甚至有個神秘女人交給他一份由參謀部偷來的、能救他一命的文件。我不禁懷疑帕蒂上校是幕後主使人,因為我認得出這種策劃很符合他那充滿想像力的作風。他的成就——決定德雷福斯有罪——已遭遇險境,無疑地,他要保護他的成就。修訂判決?為什麼要這樣做,這會枉費他為那虛構的低級故事所做的牽強、悲哀的努力——這個故事可惡的最後一章是在魔鬼島上,帕蒂不容許這樣的事發生。因此,他與皮卡爾之間的決鬥終將舉行 ;在決鬥中,其中一人將光明正大地讓人看到他的臉,另一人則戴上面具,不久我們會在民事法庭上見到他們。這一切的後盾便是參謀部,它仍然為自己辯護,拒絕承認所犯的罪行,這些罪狀愈來愈令人憎惡。
在迷茫中,人們亟欲瞭解誰可能是埃斯特哈齊的保護者。幕後主首是帕蒂上校,他安排一切,主導了整個局勢;他所用的方法是如此荒謬,以致馬腳四露。
其次是布瓦代弗爾將軍、貢斯將軍和比約將軍,他們覺得有責任使得埃斯特哈齊無罪開釋,因為若承認德雷福斯無罪,陸軍部便會受到公眾的嘲笑而威信掃地。這是個奇怪的現象,而其結果也令人印象深刻,因為事件中唯一的正直人士皮卡爾上校成了受害者,飽受粗暴的待遇與懲罰。啊!正義!恐怖的失望充滿了我的內心!他們甚至說皮卡爾就是那名偽造者,偽造了那封意欲打垮埃斯特哈齊的電報。但天啊,為了什麼?有什麼目的?請說出一個動機來。他是否也被猶太人收買了?整件事最滑稽的一點是皮卡爾根本是名反猶太主義者。對,我們正目睹一幕醜陋的場景:負債累累、為非做歹的人被判無罪,而一個充滿榮譽感、毫無不良記錄的人卻聲名狼藉!當社會墮落到這種地步,便開始腐化。
總統閣下,這就是埃斯特哈齊事件:一個有罪的人卻被證明無辜。兩個月來,我們注視著這起悲慘事件的每一段情節,我只能簡述,這只是整件事的摘要,但有一天,這起動盪事件的每一部分都會被詳盡地寫出來。我們目睹佩利厄將軍與哈法義少校指揮了一項惡劣的調查,調查的結果是壞蛋變好人,正直人士名譽掃地。然後,當局便召開軍事法庭。
有沒有人真的希望一個軍事法庭會推翻另一個軍事法庭所做的判決?
我所說的甚至不涉及軍事法庭的法官,選擇他們的方式可以有所不同。由於這些軍人的血液中含有紀律的因數,難道這不足以取消他們擔任公平審判的資格嗎?紀律意味著服從,陸軍部長是陸軍的最高司令,一旦他宣佈原判的威信,您怎能期待另一個軍事法庭會推翻原判?以階級關係來看,這是不可能的。比約將軍在他的聲明中已為法官鋪了路,他們在審理案件時服從他的意見,有如在戰場上服從司令的指揮,不假思索地服從。影響他們判決的意見是:“德雷福斯已被軍事法庭裁定叛國,所以他是有罪的,我們這個軍事法庭不能宣佈他是無辜的。現在,我們知道如果我們承認埃斯特哈齊有罪,就等於說德雷福斯無罪。”沒有任何東西能使他們脫離這條思路。
他們的判決如此不公平,以至於嚴重影響了未來的軍事法庭,並且使他們所做的決定永遠被人懷疑。我們也許可以懷疑第一次軍事法庭的判決是否明智,但毋庸置疑的是,第二次軍事法庭有罪。他們的藉口——我一再重複——是最高首長已宣佈第一個判決是不容改變的,是神聖與超越一切的,他的屬下怎麼敢反對?他們向我們宣揚陸軍的聲譽,要我們愛戴陸軍、尊重陸軍。哦,是的,的確,如果你是指國家一旦遇到危險,陸軍便立即回應,保衛法國領土,這樣的陸軍就是法國人民,而我們能為它做的,除了愛戴和敬重別無其他。可是,介入這起事件的陸軍並無尊嚴可言,它不會為我們所需的公義而戰。我們在這裏面對的是持著刀劍、明天可能逼迫我們屈服的軍人,我們應該誠懇地親吻他們那把有如神助的刀柄嗎?不,當然不應該!
如同我剛剛向您陳述的,德雷福斯事件就是陸軍事件:參謀部的一名軍官被同僚告發,在主管的壓力下被判刑。我一再地說,他若沉冤得雪,參謀部全體官員便必須認罪。因此,陸軍運用了任何想像得到的方法——在新聞上運作、聲明與暗示及各種有用的方法——袒護埃斯特哈齊,以便再判德雷福斯有罪。共和政府應當帶把掃帚到耶穌會的巢穴(比約將軍自己這樣稱呼他們)掃個乾淨!什麼地方可找到剛強、明智又愛國且具有足夠膽量徹底改革整個制度、從頭再開始的內閣?我知道不少人只要想到戰爭便不寒而慄,因為他們知道國防是由怎樣的一批人操縱的!一座神聖的教堂現在已變成了卑鄙陰險、散佈謠言、背後中傷者的狡窟,而這就是決定我們國家命運的地方!人們從德雷福斯事件中那個人的犧牲看到了那恐怖的情景。對,一個不幸、“卑鄙的猶太人”犧牲了。對,幾名軍官運用了一連串瘋狂、愚蠢、放縱的想像力、鄙劣的員警手段、審判官式與暴君式的手腕,卻沒有受到處分!他們用靴子踐踏國家,以國家利益為藉口,將國家要求真理及正義的呼聲塞入它的喉嚨。
他們也犯了其他罪行。他們的行動是以下流報章為根據,並且讓巴黎的流氓為他們辯護——這班流氓現在耀武揚威、目中無人,同時,法律與誠實則因戰敗而受挫。當多數人要求的是一個作為自由、正義國家之首的慷慨祖國時,卻指責某些使法國陷於混亂中的人,這根本就是一起罪行——儘管真正犯了這起罪行的人正策劃誤導全世界相信他們虛構的事件是真的。誤導、操弄公眾意見並使之走上狂熱,是一項罪行;毒害謙虛、普通平民的心靈,鼓吹反動、褊狹的狂熱,自己卻躲在反猶太主義那可憎的堡壘背後,也是一項罪行。法國是人權自由的偉大搖籃,若不消除反猶太主義,便會因此而死亡。以愛國為藉口增進仇恨,是一項罪行;正當人類的科學為真理及正義而努力時,把刀劍當成現代的神祇來崇拜,也是一項罪行。
真理與正義——我們曾多麼熱切地為它們奮鬥!現在看到它們被人拒絕、忽視、被迫撤退,是多麼令人沮喪!我可以輕易地想像舍雷爾克斯特納的靈魂如何充滿沮喪的痛苦,無疑地,將來有一天,他會巴不得當他在議院被質疑時,曾採取革命性的行動,透露他所知道的一切,扯下所有的虛假面具。他是您忠誠的可靠人士,一位能回顧自己誠實一生的君子。他認為真理本身便已足夠——沒有什麼實際用處卻已足夠——對他來說,這是非常清楚的。他自問為何要破壞平靜的局面,反正旭日就要上升。他安詳、自信,可是現在即將因此受到懲罰,多麼殘忍呀!皮卡爾上校的情形也是一樣:基於高尚的尊嚴,他沒有公開貢斯將軍的信。他的顧慮為他帶來聲譽,然而當他尊重紀律時,他的上司卻忙於中傷他;在他的審訊前,他們用蠻橫、令人難以置信的方法進行調查。有兩名受害人,兩名正直、心胸寬闊的人,他們退後一步,讓神做它的工作,但同時,魔鬼也在進行它的工作。說到皮卡爾,我們目睹了一種極不名譽的情況:一個法國法庭允許檢察官公開指責一名證人,法律上能有的控訴都加在這名證人身上,但是當這名證人被傳喚回法庭解釋並為自己辯護時,這個法庭便宣佈要秘密審訊。我認為這仍是一項罪行,而我估計這種做法將會激起所有人類的良心,我們的軍事法庭的確有很古怪的正義觀。
總統閣下,這是很明白的真理,它令人震驚,它將在您的總統任期內留下無法清除的污點。啊,我知道您無權過問,您是憲法的囚犯,也是最接近您的人的囚犯。但是,身為一個人,您的責任很清楚,您一定不會忽略它,您一定會擔起您的責任。我沒有一刻感到絕望,我知道真理會取得勝利。我深信——我重複——我較以前更深信真理正在向前邁進,沒有什麼事物能阻擋它。這起事件剛剛開始,因為現在的情況如水晶般澄清:一方面犯罪者不想透露真理,而另一方面捍衛正義者將用他們的生命見證正義。我在其他地方說過,現在我在此重複:真理若被埋藏在地下,將會發芽生長;一旦有一天爆發,一切都會被炸開。時間會證明一切,而我們便會知道我們究竟有沒有為未來的大禍做好準備。
總統閣下,這封信太長了,我就此做出結語。
我控訴帕蒂上校,因為他是司法誤審中的兇暴主角(不知不覺地,我願意相信),他更運用極荒謬與應受譴責的詭計,掩蓋他過去三年的惡行。
我控訴梅西耶將軍,因為他是本世紀最不公平行動之一的同謀,但其所為至少出自其脆弱的心志。
我控訴比約將軍,他手上握有表明德雷福斯清白的不可否認的證據,卻將它隱藏。為了政治目的,他犯下這起違反公義、違反人道的罪行。他這樣做是為了挽回已受連累的參謀部的面子。
控訴布瓦代弗爾及貢斯將軍,他們是同一起罪行的同謀,其中一位無疑是出自強烈的神職信念,另一位可能是出於使陸軍部成為不可攻擊的至聖之所的團隊精神。
我控訴佩利厄將軍和哈法義少校,他們指揮了一項低劣的調查。我指的是該項調查是絕對一面倒的,而哈法義所寫的報告是天真、無恥的不朽之作。
我控訴三名筆跡專家,即貝洛姆(MessrsBelhomme)、瓦裏那(Varinard)與庫阿爾(Couard),他們呈交了虛假的報告——除非醫療報告顯示他們的視力和判斷力有問題。
我控訴陸軍部在新聞界主導了一項可憎的運動(尤其在《閃電報》與《巴黎迴響》[LEchodeParis]),以隱瞞自己的錯誤,誤導公眾意見。
最後,我控訴第一次軍事法庭,它違反法律,只依據一份目前仍為秘密的檔,即宣判被告有罪。我控訴第二次軍事法庭,它奉命掩飾第一次軍事法庭的不法行為,後來自己卻明知故犯,判一個有罪的人無罪。
在提出這些控訴時,我完全明白我的行動必須受1881年7月29日頒佈的有關新聞傳佈條例第三十及三十一條的監督。依據這些條例,誹謗是一項違法行為,我故意使我自己置身在這些法律下。
至於我控訴的人,我並不認識他們,我從未見過他們,和他們沒有恩怨或仇恨。對我來說,他們只是一種實體,只是社會胡作非為的化身。我在此採取的行動只不過是一種革命性的方法,用以催促真理和正義的顯露。
我只有一個目的:以人類的名義讓陽光普照在飽受折磨的人身上,人們有權享有幸福。我的激烈抗議只是從我靈魂中發出的呐喊,若膽敢傳喚我上法庭,讓他們這樣做吧,讓審訊在光天化日下舉行!
我在等待。
總統閣下,我謹向您致上最深的敬意。
讓審訊在光天化日下舉行!
左拉,1898年1月13日


法國不僅擁有優雅的形象與浪漫的思想,它還有一個不太對稱的身體──“大嘴巴與小屁股”...
七十三歲的法國老朋友傑哈常對我說:「接觸不同的民族,是件令人興奮的事,但有一個前題,千萬不要瞥見這個民族的嘴臉。」不過待在法國時日已久,要想不看到這個民族的嘴臉都很難!法國不僅擁有優雅的形象與浪漫的思想,它還有一個不太對稱的身體──“大嘴巴與小屁股”,這使得法國民族被冠上了“光說不練”的稱號,因為法國人總是擅於“說”得天花亂墜,卻鮮少有落實這些漂亮話語的勇氣與決心,還好法國境內少數的菁英份子,為喚起法國人的道德良知與人道主義精神,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一生的名譽與終身的成就為賭注,他們的努力終於興起振衰起蔽的作用,使得整個法國共和國自建國以來、一直所標榜的“自由、平等與博愛”精神,不致於流於可笑的空談。
在這些為了理想與自由的信念而奮戰的法國人中,最著名的,莫過於左拉,晚年的他德高望重,衣食無慮,卻仍然願意放下布爾喬亞的生活,為他從未蒙面的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上尉的清白而奮不顧身。這段往事被邱榭‧費雷(José Ferrer)拍成電影【我控訴】(1958),雖然拍攝本片時,已相隔半世紀之久,卻因法國政府為阿爾及利亞的獨立運動焦頭爛額,而遭到禁拍與禁演的命運,至到今日,此片仍未有機會在法國上映。
(本段圖說:年輕的德雷福斯上尉,原本前程似錦,卻因反閃族的仇恨而蒙不白之冤。)
普法戰敗後的反閃族主義
德雷福斯出生於阿爾薩斯洛林區穆爾郝斯小城(Mulhouse),乃猶太裔的法國人,一八七○年的“普法戰爭”使法國失去了阿爾薩斯洛林區,也使他失去故鄉,為了重返家鄉,他投身軍隊。三十歲升為上尉,三十四歲那年因成績極度優異而擠身總參謀的實習生,然而,籠罩於普法戰敗陰影之中的法國,卻產生了信心危機。
早在普法戰爭之前,法國境內已經瀰漫著極端保守主義的思潮,約瑟夫亞塞‧郭比諾(Joseph Arthur de Gobineau)伯爵所著的《論人類種族的不平等》(Essai sur L’Inégalité des Races Humaines,1853~1855),即彌漫了反閃族的仇恨意識,他於文中主張:「種族優劣是社會興衰﹑文化高低的決定因素。黑種和黃種是低級種族。白種,特別是亞利安種族,是高級種族﹐其中日耳曼人最高貴﹐而日耳曼貴族又保留了更多的純潔性﹐是一切高度文明的創造者。」
約瑟夫亞塞‧郭比諾的言論成為極端保守主義者引用的觀點,並且激發更多法國保守派群起效尤,最激進的首推艾德華‧杜蒙(Édouard Drumont)這位狂熱的信奉天主教的愛國主義份子。自一八八六年的《猶太人的法國》(La France Juif)開始,他不斷地著書宣揚反閃族思想,在法國媒體與出版界的推波助瀾之下,終將整個法國推向瘋狂的邊緣。
法國社會迷失於“害怕外國人”以及“仇視閃族”的憤慨中,法國軍方則歸咎戰敗原因為軍方遭間諜滲透,年輕有為的猶太人德雷福斯成了最理想的代罪羔羊。一八九四年十月十五日,沒有公開審判,僅單憑一封匿名信,德雷福斯成了階下囚,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底,德雷福斯被送達「惡魔島」服刑,直到那時,左拉仍舊選擇緘默,卻在沒有多久以後,將他全部的餘生用來拯救這位陌生人的名譽,並至死念念不忘正義得以伸張,在他最後一本小說《真相》(Vérité)裡,德雷福斯化身為劇中人物西蒙,並終得平反;而左拉遲來的正義行動,不能不視為知識份子道德良知的甦醒。
(本段圖說:路易‧米提伯格( Louis Mitelberg dit TIM)於1985年完成的“德雷福斯”塑像,在席哈克政府的大力支持之下,塑像可能移往法國《萬神殿》(Pantheon)裡永久典藏。)
左拉的三封信
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四日,左拉於〈致法國青年的一封信〉(Lettre à la jeunesse)中痛心疾首地斥責法國年輕一代的腦子被“反閃族”的仇恨所毒害,任由反包容與宗教狂熱教義左右他們的思想與行為,他說及:“多麼令人悲傷呀!多麼令人擔憂呀!對即將來臨的二十世紀,在〈人權宣言〉誕生百年之後,我們竟然重返宗教戰爭。……這意謂著,他們將以屠殺所有的猶太人做本世紀的開端。”
稍後不久,左拉於一八九八年一月七日〈致法國的一封信〉(Lettre à la France)中,將巴拿馬與法國當時的現況相比,評論媒體出版以及輿論如何讓一個國家一敗塗地!
“巴拿馬與德雷福斯事件,皆是反閃族主義的作品。我們應記得巴拿馬如何因卑鄙的新聞界以告密、令人可憎的說長道短、出版虛假的或輕率的消息的手段,使得整個國家患上了可怕的潰瘍,並任由這個潰瘍腐蝕與消耗國體多年。新聞界使輿論恐慌、招致國家墮落、深受毒害,整個社會氣得發狂,要求交待……”
而〈我控訴〉(J’accuse!)此封公開信則為左拉於一八九八年一月十三日於《曙光》(L'Aurore)上致法國總統費立克斯‧費雷(Félix Faure )的公開信,文中左拉要求法國政府本著“真理”、“正義”、“人道主義”原則,還給遭不白之冤的猶太裔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上尉一個公道,沒想到法國軍方與政府卻執意顢頇,寧願繼續一手遮天,也沒有勇氣揭穿自導自演的謊言。
左拉因此公開控訴信而遭到法國司法一年的監獄以及三千法郎罰金的判決,良心的代價如此沉重!左拉最後在友人的建議下選擇自我放逐。一九○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左拉因煙囪堵塞而窒死於倫敦寓所,左拉死後四年,德雷福斯終於平反,但是左拉於所提出的宗教包容、司法前不分種族人人平等與博愛團結的精神,於他死後的一個世紀,仍然未獲得真正的落實,左拉的擔憂終成事實。
(本段圖說:邱榭‧費雷(José Ferrer)的代表作【我控訴】(1958),雖然拍攝本片時,距離事發之日已相隔半世紀之久,卻因法國政府為「阿爾及利亞」的獨立運動而焦頭爛額,遭到禁拍與禁演的命運,至今仍未有機會在法國本土上映。)
移民第二代
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屠殺法國猶太人,不少法國人成了幫凶,卻在戰後擺脫一切罪責,成了最忠誠的反納粹份子;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期間與之後,法國軍警多次屠殺阿拉伯裔,媒體與社會卻偏愛沉默與遺忘;而近年來的郊區青少年暴動,顯現法國社會內部的種族衝突,並未隨著殖民時代的結束而落幕。
面對此,法國政府與媒體卻一再以“同化”(Intégration)這個字眼,不斷地要求在法國境內的不同種族,忘記過往的歷史,潛移默化地認同法國文化、與其融為一體,致力達成文化“一體化”的終極目標;在 “同化” 這面旗幟下,法國文化成為唯一且最優秀的文化代表,土著文化被歸類為落伍、愚昧與野蠻的象徵。
只是,對移民第二代青年而言,“同化”問題根本不存在,因為絕大部份的移民第二代都不會說父母的語言,對自己祖先的文化與歷史也一無所知,他們自認是法國人,並如他們的父母一般,相信法國提倡的“自由、平等、博愛”思想,卻因為膚色與種族、這些根深柢固的歧見,被法國社會所拒絕,成了沒有祖國的失根一代,他們茫然,不少人還學業無成,只能選擇走上街頭,以扔汽油彈、搶商店、砸爛櫥窗與燒汽車的方式表達憤怒,媒體與政客稱他們為“暴民”,社會視他們為恐怖份子,但是,誰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出口,以不同的方式表達他們的不安與痛苦?
(本段圖說:此為左拉於1898年1月13日於《曙光》(L'Aurore)上致法國總統費立克斯‧費雷(Félix Faure )的公開信〈我控訴〉,要求法國政府本著“真理”、“正義”、“人道主義”原則,還德雷福斯一個公道。)
【土著】的神奇魔力
還好移民第二代裡出現了一如左拉般,秉持道德勇氣,為追求真相而奮戰不懈的文化工作者,這使得法國免於沉倫,仍有機會自省,從歷史的桎梏中掙脫,保持了共和國最優美的精神與尊嚴。
首先是路易‧米提伯格( Louis Mitelberg dit TIM)於一九八五年完成的“德雷福斯”塑像,在飄泊多年以後,席哈克政府的大力支持之下,塑像可能移往法國《萬神殿》(Pantheon)裡永久典藏。
而半個世紀多以來,曾參與過二次世界大戰的外籍老兵,原本他們的月津貼與法國士兵的津貼差距極為懸殊,如亞洲士兵享有最低的配額,僅二十歐元,是法國士兵的二十三分之一不到!這些老兵們成了無家可歸的孤魂野鬼,下榻在不到三坪的居所裡,渡過餘生,一心期盼有一天,他們也能享有法國同伴的榮耀;如今,老兵凋零,十三萬的外籍士兵只剩下四萬不到,他們卑微的一生終因為一部電影【土著】(2006)而有了光彩。
“土著”這個詞彙始於一八八一年的阿爾及利亞,意謂著生於當地的居民、卻不得享有法國一般公民的權利。不平等的對待使得這些土著淪為“次等公民”,終其一生為地主國“法國”效勞,卻不可能擁有更好的未來。
二○○六年的坎城影展上,席哈克與夫人一同觀賞了阿爾及利亞裔的拉契‧布夏雷(Rachid Bouchareb)執導的這部電影作品,席哈克為劇中這些離鄉背井、來自北非及黑非洲士兵所獲得的不公平對待而動容──外籍士兵的晚餐配菜裡,連享有一顆“番茄”的權利都沒有;他們得不到半點升遷的機會;至於他們以性命換來的戰勳,也在媒體移花接木的報導之下,成了法國士兵的戰功;這一切僅因他們沒有純正的法國血統,只因他們來自法國殖民地,被稱為“土著兵”。
結語──文化藝術的力量
一九六○年代,隨著法國在海外殖民時代的結束,這些“土著兵”的存在也隨之消聲匿跡,若非拉契‧布夏雷(Rachid Bouchareb)這部得來不易的電影,這些土著兵的夢想終將隨著他們肉體的死去而消失,而就算到時法國再有心,也不可能落實他們的願望。
二○○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土著】在法國公開首映的當天,席哈克率領的法國政府發佈:“自二○○七年一月一日起,法國政府將發放相同金額的老兵津貼,給所有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使法國擺脫納粹控制而投身沙場的外籍士兵。”對於文化與藝術力量日益勢微的台灣而言,一部電影竟然可以產生近乎奇蹟的力量,是多麼令我們不可思議呀!
(本段圖說:拉契‧布夏雷(Rachid Bouchareb)的【土著】,產生近乎奇蹟的力量。)


法國19世紀末期的德雷福斯事件,在1899年達到了風暴頂點:那一年,軍事法庭重審這起著名的間諜案。 而整個社會嚴重分裂,深刻地重塑了法國二十世紀的政治圖景。 剛剛去世的法國前總統希拉克此前曾描述稱:「整整一個世紀以前,法國經歷了一場嚴重而深刻的危機。 德雷福斯事件彷彿犁的刀口一樣,割裂了法國社會,分割了家庭,將國家分成兩個敵對陣營,彼此以極大的暴力互相攻擊。 "
120年後,這一歷史事件再度被搬上大銀幕,並以其中著名作家左拉(Emilie Zola)的檄文《我控訴》(J'accuse)作為標題。 但導演羅曼·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多年前的性侵醜聞,卻讓這部電影"失焦"。 女權主義者的抗議,導致該片公映一度受阻,並衍生出一場關於"審查"的爭論。 然而,在這場事關政治正確的爭論之外,在一個貌似全新的語境中回看德雷福斯事件,或許會發現,相比120年前,我們身處的歷史情境恐怕並沒有想像得那樣全新,


波蘭斯基新片《我控訴》回望德雷福斯事件
2019-09-07 由 新京報 發表于娛樂
撰文丨葛格
在#MeToo運動餘波未散的當下,本屆威尼斯參展影片《我控訴》
(J'accuse)
的處境有些微妙。該片改編自法國近代史上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講述了在反猶主義浪潮下被栽贓入獄的猶太軍官德雷福斯
(A. Dreyfus)
,在關鍵人物皮卡爾上校
(G. Picquart)
的努力下,歷經兩次不公正的審判,終於在入獄12年後被無罪釋放的故事。
《我控訴》電影劇照。
羅曼·波蘭斯基對於德雷福斯事件一直有著濃厚的興趣,希望將這起法國近代史上的著名案件改編為電影。此前,英國作家羅伯特·哈里斯
(Robert Harris)
曾與波蘭斯基合作過電影《影子寫手》
(The Ghost Writer)
。在得知波蘭斯基希望拍攝德雷福斯事件後,二人再次攜手合作。《我控訴》脫胎於哈里斯於2013年出版的小說《軍官和間諜》
(An Officer and A Spy)
。在歷經種種波折後,該片終於在去年開拍,並在今年威尼斯電影節上亮相。
性侵醜聞是波蘭斯基身上無法抹去的陰影,因為那起發生在1977年的性侵案,波蘭斯基仍然是美國法律體系中的逃犯。#MeToo運動的興起,也再度引發了人們對他的抵制。
波蘭斯基並沒有正面回答是否試圖用這部影片,在#MeToo運動的討伐聲中為自己辯解,但他認為,自己的處境和德雷福斯有著相似之處。作為反猶主義思潮中的著名案例,德雷福斯事件在今日仍然值得人們反思。
《我控訴》與德雷福斯事件
1894年12月,法國猶太軍官德雷福斯因一張出現在德國駐法大使館的告密字條,而被真兇誣告為向德國傳遞軍事情報的間諜。時值法國第三共和國時期,反猶主義早已日漸抬頭。1886年,愛德華·德呂蒙
(Édouard Drumont)
出版的《猶太法國》
(La France juive)
暢銷法國。在他主導的《言論自由報》上還曾發表文章,將為報國而從軍的猶太軍官歪曲成藉機「成為法國的主人」、「聰明地搶奪大餅」的投機分子,大肆煽動恐慌。
德雷福斯出身於阿爾薩斯地區的猶太家庭,自幼受到普法戰爭的影響,立志從軍。18歲時德雷福斯進入巴黎的精英軍校——巴黎綜合理工學院
(École Polytechnique)
,表現優異,畢業後一路晉升。然而,隨著猶太人逐漸成為眾矢之的,在德雷福斯進入參謀部工作之前,就有上級因為他的猶太身份,對他做出了負面評價。雖然德雷福斯最終還是進入了參謀部,並成為當時唯一的猶太軍官,但隨著反猶主義思潮的深化,同僚對他愈發偏見,他在參謀部得到的人事評價也越來越差。
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
儘管德雷福斯在這起間諜案中完全無辜,但他的身份在當時的情況下,顯然非常適合被拿來做替罪羊。參與調查的軍官一致認定,字條上的筆跡和德雷福斯的字跡相同,雖然僅僅只是類似,甚至有幾處差異,而且字條上的信息與德雷福斯當時的實際狀況也對不上,這張字條作為指控德雷福斯的唯一證據,還存在許多漏洞。但軍隊上下先入為主的判斷和精心的構陷,依舊指控德雷福斯為向德國傳遞情報的間諜,把這個不受歡迎的猶太軍官推到了軍事法庭上。法官們秘密審理此案,並在三天後做出有罪判決。德雷福斯被當眾剝奪軍銜,斬斷佩劍,作為重犯被流放到法屬蓋亞那外海上的惡魔島上服刑。
事件的轉折,發生在1896年。法國軍情處的新主管皮卡爾上校在秘密偵查中,發現當年德雷福斯事件的真兇應是另一名軍官埃斯特哈齊
(Esterhazy)
。但是,軍方為了維護聲譽,立即將皮卡爾遠調至突尼西亞,以此隱瞞真相。此事被媒體公開後,立即掀起軒然大波,社會上出現了兩個相對立的陣營。
在支持德雷福斯的一方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小說家左拉
(Émile Zola)
。1898年1月13日,他在巴黎《震旦報》上公開發表致總統弗朗索瓦·菲利·福爾
(Francois Félix Faure)
的公開信,這封信被該報主編克雷孟梭
(G. Clemenceau)
冠以標題「我控訴!」,自此成為名篇。不料,左拉隨後便遭到攻擊,被軍方判處誹謗罪,不得不流亡英國,並繼續為德雷福斯發聲。
《我控訴》原文。
真兇埃斯特哈齊於1898年秘密受審,但被判無罪,他隨後逃出法國。1899年,新上任的總統埃米勒·弗朗索瓦·盧貝
(Émile François Loubet)
要求重新審理德雷福斯的案件,但法庭仍然判處德雷福斯有罪,但總統對他發出特赦並釋放。直到1906年,德雷福斯才被免罪並恢復軍階,整個事件在12年後才終於結束,從政府、軍隊到師生、平民,法國社會從上至下全都捲入這起事件。時至今日,德雷福斯事件仍然不斷提醒人們警惕極端的民族主義對正義的歪曲。
知識界的激辯與反思
德雷福斯事件將19世紀末的法國社會撕裂成兩個陣營。反對的一方主要由保守的右翼分子、反猶人士、天主教人士組成,支持的一方則由共和派的資產階級、知識界人士以及新教徒構成。雙方都以愛國為前提,反對的一方堅持認為德雷福斯作為叛國者,應該遭到嚴厲的處罰,為了軍隊和國家的名聲和榮譽,也不應該重新審理案件。而支持德雷福斯的陣營則呼籲法庭重新公正地判決,維護德雷福斯的平等權利和社會的公正。在這場席捲全社會的辯論中,雙方人馬都在代表己方利益的報上發表了大量文章,互打筆仗,通過輿論來爭取實現自己的訴求。
喬治·克雷孟梭
在左拉發表大量文章及後來的公開信之後,支持德雷福斯的一方迅速壯大起來,例如普魯斯特、塗爾乾和莫奈都加入了聲援德雷福斯的隊伍。克雷孟梭首次在法國使用「知識分子」一詞來統稱這些參與社會公共討論的學者、作家、藝術家等。但不同的立場使知識分子這個群體在法國社會中發生分化,是一場法國人的精神內戰。
德雷福斯事件也成了當時法國文學、藝術創作的靈感,例如普魯斯特便在《追憶似水年華》中穿插了這起事件。而反對將國家利益凌駕於真相之上、為德雷福斯積極奔走的塗爾干更是從這起事件中獲得啟發。在他看來,德雷福斯事件的爆發不僅是反猶主義發展的結果,也反映了當時法國社會面臨的危機——德雷福斯事件同樣是一個徵兆。
1942年,漢娜·阿倫特發表文章,專門論述德雷福斯事件在法國社會的影響。之後,在其重要著作《極權主義的起源》中,阿倫特再次談到這起事件,認為德雷福斯事件不過是後來發生種種的預演,是法國政治的試金石。在她看來,法國社會在事件後走向衰落,正是因為不再有真正支持德雷福斯的人,幾乎沒有人還在為共和、民主、正義奔走,就像左拉當年那樣。
《極權主義的起源》,漢娜·阿倫特著,林驤華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
而在當今的法國社會乃至整個歐洲,對於移民潮的恐懼和隨之而來的極端右翼勢力抬頭,作為前車之鑑的德雷福斯事件再次對人們敲響警鐘。
波蘭斯基並非無辜,
也不是德雷福斯
波蘭斯基現在住在法國。1978年,他被指控於1977年3月在洛杉磯郊外的好萊塢誘姦了13的歲少女薩曼塔·蓋默,在終審判決前夜,波蘭斯基逃離了美國,再也沒有回去過。
在《我控訴》首映當日,波蘭斯基沒有出席任何現場活動,而是接受了法國哲學家帕斯卡爾·布魯克納
(Pascal Bruckner)
的採訪。布魯克納是法國知名學者、小說家。此前,波蘭斯基曾將布魯克納的小說《苦月亮》
(Lunes de fiel)
搬上銀幕。
《苦月亮》,1992。
在對話中,較之在反猶主義浪潮下蒙冤的德雷福斯,布魯克納將波蘭斯基的處境形容為「來自新麥卡錫式女權主義
(neo-feminist McCarthyism)
的指控」。但當被問到,是否想要還擊那些在他看來無端的指控時,波蘭斯基認為這麼做毫無意義。
當然,波蘭斯基無法抹去自己犯下的性侵罪責。
當年,他沒有與法官達成辯訴交易,逃往歐洲,至今仍被美國追捕。但在當年的受審過程中,美國媒體大肆渲染他的猶太身份和發生在前妻身上的謀殺血案,這些過往經歷或許讓波蘭斯基對發生在德雷福斯身上的事情產生了共鳴。他曾經形容自己在那起案件的審判過程中,像是一隻老鼠,被貓當作玩物盤弄,而主審法官則是那個濫用正義的人。
在昆汀新片《好萊塢往事》中扮演波蘭斯基前妻莎郎·泰特的瑪格特·羅比。該片對那起血案進行了改編。
在2012年的報導中,波蘭斯基曾談到,今天發生在針對少數人群當中的「獵巫」行動、秘密的軍事審判、失控的情報組織、政府的掩蓋和偏激的媒體報導,正是對當年德雷福斯事件的重演。他也曾將#MeToo運動形容為一場「不時發生在社會中的集體癔症」,就像曾經發生在美國的麥卡錫主義運動一樣。而對這場運動表示支持的人,不過是出於恐懼而表達出的一種「偽善」。
哈里斯在當年小說出版後接受採訪時也曾表示,將德雷福斯事件和波蘭斯基的案件相提並論,對於性侵案的受害者們來說的確是一種冒犯,畢竟波蘭斯基確實並非完全無辜。
然而,這兩起事件有一些共同的地方,比如輿論在不完全了解實情時,便以各自的立場群起攻之,拒絕審視案件中具體的法律問題。
儘管四十餘年前那起案件中的受害者薩曼塔·蓋默,已經公開原諒了波蘭斯基。並且,在身為導演的波蘭斯基看來,他已認罪並為此付出了代價。然而,在#MeToo運動的呼聲中,波蘭斯基仍然是被口誅筆伐的對象,他被美國電影學會除名,時常遭到女性團體的抗議,依舊是個逃犯。
波蘭斯基和無辜的德雷福斯並不相同,更不能對比。當然,這並不妨礙我們對德雷福斯事件在當今社會再次重演保持警惕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entertainment/x6g5emq.html


藝術美學:【知識分子的良心——左拉(中):我控訴!】
Posted on 2017-10-21
十九世紀末,法國發生了一件大冤案——「德雷菲斯事件」,不但影響法國政治長達百餘年,甚至還對二十世紀以色列建國產生推波助瀾的作用。左拉對於此案投入極深,不但頻遭死亡威脅,最後也可能因此案死亡。今天不聊藝術,請跟著我一起看,知識份子良心改變國家未來的故事。
已是國際文學大師的左拉,對這個牽動層面既廣且深的議題,義憤填膺。左拉應允協助後,在《費加洛報》(Le Figaro)[1]闢一個專欄,先是讚揚副議長謝禾-蓋斯特納的仗義直言,然後駁斥泛濫成災的反猶情緒。陸續刊出幾篇文章後,就招來各方的猛烈抨擊,包括威脅取消訂報,甚至恐嚇報社停刊,《費加洛報》只得宣布不再刊登左拉的專欄[2]。但這並沒有讓左拉裹足不前,他接連自費印發《告青年書》、《告法蘭西書》的小冊子,呼籲年輕人和全體人民要勇敢地站出來,對抗不公不義的邪惡力量。
1898年1月11日,軍事法庭審理結束,宣判伊斯特哈奇無罪開釋,而皮卡爾中校則因洩露軍事機密最,判禁閉兩個月,同時迫使國會摘除謝禾-蓋斯特納的副議長職務[3]。左拉對此感到無比的憤怒,隔天晚上奮筆疾書,寫下《致共和國總統的一封信》,交給《震旦報》( L’Aurore)[4]的總編克萊蒙梭。在這長達四千五百字的文章裡,左拉幾乎以自訴狀的形式,具體陳述這個案件的來龍去脈,要求總統[5]別再托辭無權過問法律案件的實質不作為,他寫道:
「總統先生,事實就是這麼簡單,而且令人驚駭,那會是您總統任內的汙點。請別再說您無權過問,只是因為您被憲法和親信囚禁起來。但是,身為一個人,您的責任很清楚,您有能力處理,您一定得擔起您的責任。我沒有一刻感到絕望,我知道真理會取得勝利。我再一次強調,我深信真理正在向前邁進,沒有任何事能阻擋它。這起事件才剛開始,現在的情況再清楚不過:一方面犯罪者不想讓事實曝光,而另一方面捍衛正義者將用他們的生命來見證光明。我在其他地方說過,現在我在此重複:真理若被埋藏在地下,它會累積莫大的能量;一旦有天爆發,一切都會被炸開。時間會證明一切,我們將會知道究竟有沒有為這毀滅性災難做好準備。」[6]
接著,他連續用六行簡短有力的句段,全以「我控訴!」作為開頭,分別指名道姓控訴參謀本部檢察官帕蒂少校、前後任戰爭部長、軍事參謀本部部長副部長、三名作偽證的筆跡專家、前後兩次的軍事法庭以及惡意散發不實指控和掀起仇恨的媒體。文末,他寫道:
「在提出這些控訴時,我完全明白我的行為觸犯了1881年7月29日人際頒布的有關新聞法律第30及31條的誹謗罪,我故意以身觸法。
至於我控訴的人,我並不認識他們,我從未見過他們,我和他們沒有恩怨或仇恨。對我來說,他們只是傷害社會的邪惡力量。我在此採取的行動只不過是用革命性的方法,點燃真理和正義的炸彈。
我只有一個目的:以人道的名義讓光照到黑暗的角落,讓飽受折磨的人得到應有幸福。我的激烈抗議只是從我靈魂中發出的呐喊。他們若膽敢傳喚我出庭,讓他們這樣做吧,讓審訊在光天化日下舉行!
我等著。
總統閣下,我謹向您致上最深的敬意。」[7]
《震旦報》的總編輯——也是將來兩度擔任法國總理的克萊蒙梭[8]——讀過這篇文章後,深受震撼。為了強化這篇文章的力道,他建議把主標題改為《我控訴…!》,副標題為《埃米爾・左拉致共和國總統的一封信》。1月13日,《震旦報》的頭版全頁刊出此文,標題字體《我控訴…!》印得和報刊名稱一樣大,當天的發行量從例行的三萬份,史無前例地增印為三十萬份 。原本官方以為事件風波隨著伊斯特哈奇的無罪開釋而平息,左拉的這封信,無疑掀起滔天巨浪。
左拉《致共和國總統的一封信:我控訴!》的報刊照片。
左拉不再以道德勸說的方式呼籲,也不用嚴詞批評來形成壓力,因為這絲毫無法改變鐵了心的軍政集團,影響不了右翼的愛國主義者,也喚不醒希望維持現狀安定的順民。他以自身當人肉砲彈,用「毀謗罪」點燃引信,逼迫政府必須還擊,否則緘默就代表被指控的對象認了罪。左拉的目的就是希望進行一場公開的審判,讓所有的真相能夠攤在陽光下,還原現形。藝術美學:【知識分子的良心——左拉(中):我控訴!】 – 乎乾啦 敬存在! https://bit.ly/3o6YQmd


[提要] 在德雷福斯事件戰鬥的關鍵時刻,偉大的作家、法國自由知識分子的代表左拉,以《我控訴》一文,揭示了這場鬥爭的實質。
問:皮卡爾雖然有證據,但他沒有辦法推動國家採取行動,複查此案呀?
答:是這樣的。但這時,出來了一位重要的政界人物,參院副議長舍雷爾-科斯特納,他是律師勒布魯瓦的朋友。勒布魯瓦把案子的真情告訴了他,舍雷爾-科斯特納是一位品格高尚、深孚眾望的人,他向共和國總統和陸軍部長提出他對德雷福斯案件的疑問。但為了保密,他沒有說出叛國者的名字,只是用偵探跟蹤埃斯特哈奇。而軍方驚慌了,因為德雷福斯一案中充滿了陰謀、偽證和瀆職。一旦曝光,軍方臉面全無。於是亨利便要那個最早認定備忘錄是德雷福斯筆跡的帕蒂,以匿名信的方式,通知埃斯特哈奇有危險。這時,軍方實際上已為保護叛國者而行動了。帕蒂與埃斯特哈奇化了妝,在蒙索公園秘密接頭,告訴他軍方要保護他,要他小心,不要胡亂行動。事有湊巧,這個埃斯特哈奇是個品行墮落的無賴,到處花天酒地、賭博、玩女人,為此大量借債,卻又借債不還。《晨報》上登了他的手跡之後,有一位銀行家在等公交車的時候,一眼看見了報紙上的複印件,立即認出這就是他那位欠債不還的壞客戶埃斯特哈奇的筆跡。他馬上回到辦公室,把他和埃斯特哈奇來往的信件,整理成一個檔案,並且與馬提厄聯繫,馬提厄便去找舍雷爾-科斯特納,告訴他備忘錄是這個埃斯特哈奇所寫。於是,舍雷爾-科斯特納才告訴他,皮卡爾早就發現,卻一?保密的真正叛國者的名字。他當時說,“對,就是他”。馬提厄的眼淚就下來了,他知道弟弟有救了。11月15日,德雷福斯的律師德芒熱就給陸軍部長寫信,告發真正的叛國者埃斯特哈奇。第二天,費加羅報就刊登了這份信,一顆炸彈爆炸了。
問:這樣明顯的證據,案子很快就翻過來了吧?
答:哪兒的話,後面的戰鬥激烈極了。舍雷爾-科斯特納是左拉的朋友,聽友們一定知道左拉這位19世紀法國現實主義小說的代表人物。他的小說《娜娜》《婦女樂園》《萌芽》《盧貢·馬卡爾家族》在中國也是廣享盛名。但他一生最輝煌的時刻,是在德雷福斯事件中。舍雷爾-科斯特納請左拉吃飯,給他講了德雷福斯冤案,左拉一開始並沒有在意德雷福斯案的複雜性,他先寫了一篇文章讚揚舍雷爾-科斯塔納的人品,只是提到“軍事法庭判了一名上尉叛國罪,但他可能是無辜的”。而“生活有如水晶般澄澈的”舍雷爾-科斯特納會出來主持公道,他相信正義會取得勝利。文章的結尾說:“真理正在向前邁進,沒有人能阻止它”。在真正的叛國者被揭出的材料越來越多時,軍方迫不得已對埃斯特哈奇搞了一次假審判,他們以國家安全為理由,秘密審判,僅用三分鐘就宣判埃斯特哈奇這個真正的叛國者無罪,而指出真正罪犯的皮卡爾卻被立即拘留。埃斯特哈奇這個叛國者得意洋洋的離開法庭時,高呼“陸軍萬歲”“猶太人該死”。左拉被這個公開的保護叛國者、迫害愛國、正義人士的行為激怒了,他給共和國總統寫了一封萬言書,詳細揭露了這件冤案製造的全過程,一口氣控告了8名陸軍軍官,從陸軍部長到筆跡鑒定者,一個不漏,一條條指出他們的罪行,一個人一個人地指出他們所應承擔的責任。《震旦報》主編克列孟梭把這封信改名為《我控訴》,一下子印了30萬份,全國發行。左拉的如椽大筆以飽滿的激情謳歌正義,痛斥冤案製造者。這篇文章可以說,如晴天巨雷,震醒了全法國,如狂風橫掃掩蓋在這個冤案上的層層陰霾。可以說,這篇控告書,在人類歷史上,作為聲張正義的檄文,立下了豐碑。左拉寫道:“大聲地說出是我的責任,我不想成為幫兇,如果我成為幫兇,在遠方備受折磨的無辜者的幽靈會在深夜糾纏我”。在左拉看來,一個知識人,如果面對邪惡而不挺身反抗,那你就是幫兇。這個推斷一百年來,不知喚起多少人,挺身反抗暴政和不義,因為他們不要當幫兇。左拉在控告書中,直指軍方高層,他說:“一年來,比約將軍、布瓦·戴弗爾將軍及貢斯將軍都知道德雷福斯是無辜的,但他們不吭聲。這樣的人夜裡竟然還能安然入睡?他們也有妻子兒女,而且愛自己的妻兒”。就這一問,已經剝下了那些表面道貌岸人的高官的偽裝,指出他們其實是最虛偽的人、沒有愛心的人。他駁斥平反冤案會損害陸軍的榮譽,指出:“介入這起事件的陸軍,並無尊嚴可言。它不會為我們所需的公義而戰,我們在這裡面對的是持着刀劍,明天可能逼迫我們屈服的軍人。我們應該親吻他們那神聖的刀柄嗎?不,當然不應該”。他駁斥推翻冤案就是不愛國,宣布“以愛國為借口,增進仇恨,是一項罪行”。他充滿信心地宣告:“真理若被埋藏在地下,將會發芽生長。一朝爆發,將會蕩滌一切”。在信的結尾處,他大聲疾呼:“我只有一個目的,以人類的名義,讓陽光普照在飽受折磨的人身上。人們有權享有幸福”。左拉深知這份控告書會給他帶來官司,但他大無畏地說:“我的激烈抗議,只是從我靈魂中發出的吶喊。若膽敢傳喚我上法庭,讓他們這樣做吧,讓審判在光天化日下進行”。
問:後來左拉果然被軍方告上了法庭,罪名是誹謗吧?
答:對,陸軍以誹謗罪訴左拉。審判很快就進行,那完全是一場鬧劇。在法庭竟然不許提德雷福斯案件,這案子本來就應德雷福斯而起,卻不許提,你說這案子怎麼審?最搞笑的是,軍方證人佩里厄將軍,呈堂的證據是亨利偽造的、那份用膠紙拼貼的文件。他當庭宣讀,卻全然不知這是一份假文件。法庭迅速判決左拉一年監禁和3000法郎罰款。這場審判被普魯斯特詳細記載下來,寫入了他的小說《似水流年》。這時,陸軍部長換人,新上任的卡瓦尼亞克不禁止討論德雷福斯案件,他甚至相信埃斯特哈奇也不是好東西。他宣布開放檔案,並在議會公開宣讀了亨利偽造的那份文件,引起議會一片歡呼,並發布命令,把那篇偽造的書信,印刷張貼於全法國36000個市政之內。這簡直鬧了大笑話。這時,已被革職的皮卡爾上校對新任陸軍部長說,這份文件怎麼看都像是假造的,陸軍卻立刻逮捕了皮卡爾,又囚禁了起來。不過部長也以瀆職為由,革了埃斯特哈奇的職。到了8月份,有細心的人用放大鏡檢查亨利偽造的那份文件,發現有明顯的拼貼的痕跡,於是陸軍委派曲涅上尉檢查原件。他立即就發現,這是一份拼接而成的假文件。陸軍部長卡瓦尼亞克找來亨利親自審問,他抵賴了一個多小時,最後承認是他自己偽造了證據。那位在法庭上宣讀文件的佩里厄將軍引咎辭職,說自己是“受無恥者愚弄的大傻瓜”。軍方不得不拘捕亨利,關入監獄後不久他就自殺了。臨死前給妻子寫信說:“我覺得除了你之外,所有人都將拋棄我。你知道我是為了誰的利益做這件事兒”。這話成了個迷,他到底指誰呢?
問:看起來亨利也是個犧牲品,也許他以為他捍衛了軍方的榮譽。
答:這一點我們後面再談。先說審判完左拉之後,為左拉作證的皮卡爾上校挑戰亨利要求決鬥,在戰神廣場以佩劍刺傷亨利。克列孟梭與攻擊他報紙的德呂蒙以手槍決鬥,互射6次都未射中。無恥的叛國者埃斯特哈奇,要求與皮卡爾上校決鬥,皮卡爾高傲地拒絕他。他回答挑戰者說:“我極端鄙視你,你是個真正的叛國賊。出於榮譽,我拒絕以平等身份和你決鬥”。聽友們,我們知道在歐洲男子漢之間的決鬥有一個傳統,就是我要接受與你決鬥,說明我看得起你,我們得是同類,我才和你決鬥。一個紳士不會接收一個下三濫的決鬥要求,不是不敢,而是不屑。我看不起你,你不配。這種拒絕往往給挑戰者極大的羞辱。所以皮卡爾上校根本不接受埃斯特哈奇的挑戰。左拉被審並定罪後,他接受朋友們的要求,前往英國避難,而軍方有人給埃斯特哈奇寫匿名信,告訴他快跑,他也跑到了英國。法國的知識界,已因為德雷福斯事件而分裂成勢不兩立的兩大陣營。一派以巴雷斯為代表,以捍衛祖國名譽、軍隊名譽、反猶太人為基本訴求。他們堅持德雷福斯有罪,這一派最核心的力量是以莫里斯為首的法蘭西行動派。另一派則圍繞在克列孟梭的《震旦》報周圍,這些人中有法國最著名的藝術家、哲學家、文學家,比如普魯斯特,印象派繪畫大師莫奈,前司法部長特拉里厄,以這些知識分子為核心,成立了“人權聯盟”。有關這些問題,我們下次再談。
知識分子價值的捍衛者朱利安·班達第二節 左拉——《我控訴》 - 法國思想長廊 https://bit.ly/38Qvp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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