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古裝劇中常常出現皇帝大喊「拖下去斬了」的台詞，而執行這項命令的，理所當然就是劊子手。不過因為職業的關係，他孤獨終老結束了他屠夫的一生，他就是清朝最後一位劊子手「鄧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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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海山是清朝最後一位劊子手，下場悽慘（圖／翻攝自微博）
隨著時代的演進，劊子手這種職業也隨之消失，不過劊子手在古代可謂收入頗高的職業，據了解晚清時期砍一個人頭可以拿到4個銀元，相當於普通老百姓半年的收入，不過相對的必須承受很大的心理壓力。
儘管劊子手的待遇相當不錯，不過卻沒辦法成為終身的職業，因為劊子手有個不成文的行規，就是砍到第99個人就要收手，不然會有報應。不過鄧海山卻沒有遵守，而且一路砍到了300個人。
也不知是不是報應真的來了，鄧海山的晚年相當悽慘，在清朝滅亡後子彈代替了斬首，鄧海山成為「最後的劊子手」，而因為收入豐厚，所以花錢沒有節制的他在失業後流落街頭。最終因為職業關係，沒有女性願意與他結為連理，孤獨終老。他是清朝「最後的劊子手」 一生砍300顆頭下場超慘 https://bit.ly/3eZWALN

為了對抗台灣日漸深入人心的本土化和台獨論述，中共忽然變臉，將劉銘傳這個「雙手沾滿太平天國和捻軍鮮血的劊子手」搬出來作為「統戰先鋒」。
替「劊子手」劉銘傳拍攝紀錄片統戰台灣，凸顯了中共破綻百出的大一統史觀 -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https://bit.ly/3ghltkG
左支右絀、破綻百出的大一統史觀
在台灣與中國漸行漸遠之際，中國央視投入巨資拍攝四集大型紀錄片《劉銘傳在台灣》，看似談歷史，實則談現實；名為紀實，實為統戰。
該紀錄片的核心觀念是「寶島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土」，由此將劉銘傳塑造成舉世無雙的民族英雄——劉銘傳有兩大歷史功績，一是在中法戰爭中擊敗法軍入侵，捍衛台灣主權；二是出任第一任清帝國的台灣巡撫，推動台灣的近代化建設。
然而，中共為了強行推廣大一統史觀，不顧該史觀與中共建政以來奉行的馬列主義階級鬥爭史觀的對立與衝突，自相矛盾，難以自圓其說。
以階級鬥爭史觀而論，中共自認為是太平天國的傳人，此前拍攝過鴻篇巨製的電視連續劇《太平天國》，在那部電視劇中，自洪秀全以下的太平天國首領個個都是義薄雲天的英雄好漢，曾國藩等鎮壓太平天國的清軍將領都是「反動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劉銘傳當然名列其中。
劉銘傳是靠鎮壓太平天國起家的軍閥，他帶領私家軍隊「銘字營」攻佔無錫、常州、蘇州，屠殺數萬太平軍將士。此後，劉銘傳奉命鎮壓捻軍起義，先是歷時三載，在楊州瓦窯鋪將東捻軍剿滅；當西捻軍直逼天津之時，劉銘傳又向李鴻章獻計，將西捻軍引到黃河、運河、徒駭河之間的狹長地帶，銘軍再與之展開決戰，致其全軍覆沒。如此，劉銘傳在中共眼中當然是維護清廷封建統治的「千古罪人」。
如今，為了對抗台灣日漸深入人心的本土化和台獨論述，中共忽然變臉，將劉銘傳這個「雙手沾滿太平天國和捻軍鮮血的劊子手」搬出來作為「統戰先鋒」。中共的歷史論述，毫無「求真意志」，而是赤裸裸的「權力意志」，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今天說你是英雄，明天說你是叛徒，媒體和教科書通通「姓黨」，黨想怎麼說就怎麼說。
在《劉銘傳在台灣》中，中共御用媒體人對史料的取捨、剪裁粗暴而隨意。影片宣揚的對抗法軍的滬尾（淡水）大捷，彷彿是一場彪炳史冊的完勝。但查詢照法國方面的史料，法軍陣亡人數僅九人，法軍並未慘敗，只是兵力不足而暫時退卻。
電視片讚揚劉銘傳擔任台灣巡撫六年間，治理台灣成就斐然。其中，特別突出劉銘傳的「撫番」政策，修築通往山地的道路，推行漢化教育，教導原住民學習農耕等。電視片卻隻字不提劉銘傳對原住民部落採用武力征討，造成部分部落被全部殲滅，或是被迫逃離祖祖輩輩生活的區域，往深山中遷徙。劉銘傳將漢人移往原住民撤離的區域居住，導致漢人和原住民武裝衝突不斷。
胡適的父親、曾任台東直隸州知州的胡傳，曾對劉銘傳的「開山撫番」政策作出嚴厲批評：「臺灣自議開山以來，十有八年矣。剿則無功；撫則罔效；墾則並無尺土寸地報請升科；防則徒為富紳土豪保護茶寮、田寮、腦寮，而不能禁兇番出草。每年虛糜防餉、撫墾費為數甚鉅。明明無絲毫之益，而覆轍相蹈，至再、至三、至四，不悟、不悔；豈非咄咄怪事哉！」 此類批評意見不可能出現在電視片中，因為有損劉銘傳的偉光正形象。
劉銘傳在台灣的若干新政，並未涉及政治體制改革的部分，他只是清廷任命的巡撫，連實行「一國兩制」的職權都沒有。即便修鐵路、辦郵政的實業和經濟政策，在人治時代也無法持久，當劉銘傳被免職離開台灣之後，立即人走茶涼、人亡政息。
劉銘傳在台灣所取得的成就，若以一八九五年台灣割讓給日本之後，日本在台灣的近代化政策相比，根本就是九牛一毛、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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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軍主力在基隆外海｜Photo Credit:夏爾·吕西安·華德@Wiki Public Domain
台灣人為何自覺不自覺的淪為中共的統戰工具？
在《劉銘傳在台灣》中，諸多受訪的中國官方學者像背誦教科書一樣，他們的材料和觀點一樣陳腐。這並不讓我感到意外。讓我感到意外的是，不少台灣人受寵若驚地接受訪問，為「祖國統一」加油打氣——這些人士自我身份認同混亂，導致錯誤地以敵國為祖國，給台灣的國家安全帶來重大隱患。
近日，台灣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在進行電視台換照審查時，七名委員全數通過對旺旺中時媒體集團旗下的中天新聞台的否決案。該主管機構解釋稱，中天電視受到來自大股東的「不當干預」，存在「違規紀錄嚴重」、「內部自律機制失靈」等嚴重問題，對其作出不予續牌決議。這意味著這家有著二十六年歷史的頻道將不能再通過有線電視網絡播出。
此前，台灣國家安全局官員公開指責中國通過在台灣的「同路媒體」，以特定報導內容分化台灣，其中就包括中天。中天關門是好事，但在處理方式上有瑕疵，有關部門未能使用《反滲透法》對其進行制裁，使中天電視和國民黨用「打壓新聞自由」來自我辯護。
與中天新聞這個議題一樣，出現在央視電視片《劉銘傳在台灣》中的若干台灣受訪人，毫無國家安全意識，觸犯《反滲透法》而不自知。央視拍攝《劉銘傳在台灣》，是其統戰和滲透策略的延伸，愛台灣、愛自由的人士應當拒絕接受其訪問。
電視片中出現洪秀柱、邱毅等常常被中國官方媒體正面報道的國民黨人，不會讓我覺得奇怪；而若干大學教授侃侃而談，卻不知道他們的言論遭到任意剪裁和斷章取義，他們是主動賣身投靠還是天真且無知？
電視片中有一名中央研究院的學者受訪，談的雖然是劉銘傳推動台灣茶葉種植和貿易這樣無關緊要的議題，但以字幕呈現的其身份介紹中，中研院被打上突兀的引號——在中共眼中，中華民國早已在一九四九年灰飛煙滅，中華民國創設的中研院亦不復存在。中華民國和中央研究院都已成為歷史名詞，如今在台灣的只是名不副實、不具合法性的「偽中華民國」和「偽中研院」。
這位欣然受訪的中研院學者，看到其供職的台灣頂級研究機構被央視如此羞辱，不知情何以堪？如果稍有廉恥感和正義感，就應當去信抗議，並發表公開聲明，以後謝絕任何中國官方媒體的採訪。
電視片既然名為《劉銘傳在台灣》，大量的取景和訪問都在台灣完成。電視片中的鏡頭遍佈台灣各地，從空中航拍的大視野到細部拍攝的文物史料，如入無人之境。我似乎看到鏡頭背後那雙「老大哥」嚴峻的眼睛，它侵門踏戶，它氣勢洶洶，它如同兇狠的軍警剝開少女美麗的胴體。我不禁要追問：如此大動干戈的拍攝，有沒有得到台灣監管部門的許可？或者更有台灣的「在地協力者」，為了賺錢，不惜為敵服務、與敵共舞？
台灣如果不強化「中國乃敵國也」的國家安全意識，不可能戰勝中國蠶食鯨吞的野心。民主而富庶的台灣，不能重蹈腓尼基之覆轍。當年，腓尼基人利用壟斷航路的優勢，從地中海東部收購商品，運去伊比利亞半島換取金銀，這種遠洋貿易讓他們賺到不可思議的財富。
這個商人城邦國家，致力於建造更多船隻、蓋起更多手工作坊、探索更多商品供應地與市場，卻忘了虎狼環伺的險惡環境。面對周圍不斷崛起的軍事強國，腓尼基人企圖用錢來解決問題：通過貿易與埃及維持和平；用共享技術與以色列建立友好關係；以交「保護費」的方式向亞述買安全。
然而，所謂的和平中立策略帶來滅頂之災：亞述帝國拿到「保護費」後，沒有善罷甘休，而是越發貪婪，悍然出兵攻打腓尼基。最終，有國無防的腓尼基投降了，向亞述俯首稱臣，成為帝國的一個行省。台灣人願意成為消失在歷史深處的腓尼基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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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銘傳（1836年9月7日－1896年1月12日），字省三，室號盤亭、大潛山房，諡號壯肅，是一位出身安徽合肥的淮軍將領和臺灣巡撫。
他是淮軍的領導者之一，並在中法戰爭中於臺灣地區率軍擊退法軍，又在隨後被任命為臺灣建省後首任巡撫，復積極於當地推行各種現代化(電報到福州、電燈、西學堂、郵局和火車)建設並為其奠定相關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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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早年經歷
1836年9月7日，劉銘傳出生於安徽肥西縣劉老圩一個世代耕織務農的農家，因排行第六、臉上有麻點（不在乎），人稱劉六麻子。劉銘傳字省三，自號大潛山人，父親是鹽梟 ，他在15歲時也投入販運私鹽的行列。
1859年，劉銘傳(24歲)募集地方壯丁組成「銘軍」對抗太平天國。1862年 ( 同治元年 ) 二月，李鴻章受曾國藩指派，前往家鄉合肥招募淮軍。劉銘傳同張樹珊、潘鼎新、吳長慶等各領本部團練投奔。曾國藩對這批新募淮勇極為重視，所有器械糧餉的供應悉仿湘軍，手訂營制，親到校場檢閱，命劉銘傳充任「銘字營」營官。劉當時無名只有外號，但軍隊發餉需一名，故劉上司李鴻章給劉新名銘傳也，他因無如湘軍對儒家傳統的朿縛，加上鹽梟的冒險、開拓性格，所以能以積極接受西方的新觀念。「銘字營」中多為劉家子弟，劉銘傳在營中職務最高，輩份也最高，其骨幹將領皆為劉家子弟和劉銘傳辦團練中結納的「同裡敢戰之士」，他們絕對服從劉銘傳的指揮，成了劉銘傳起家的重要幫手。
四月，劉銘傳率領「銘字營」和張樹聲的「樹字營」等淮軍一起，從安慶乘坐外國商船馳往上海駐防。五月二十日劉銘傳率部與太平軍初次接戰，先後佔領杭頭和新場兩地，直迫南匯城下。此時，南匯太平軍守將吳建瀛和劉玉林發生動搖，通過當地團練頭目前來乞和。
因吳建瀛還有所猶豫，劉銘傳一面派部將前往劉玉林處聯絡勸降，一面與潘鼎新率部進逼城下，劉玉林乘機挾持吳建瀛出城投降。吳建瀛是安徽人，部下士卒也多是皖北籍，劉銘傳以鄉情、高官厚祿相引誘，將吳部駐南匯太平軍1萬多人中老弱裁剪淘汰，收編為 8 營，大大擴充了自己的實力。
五月三十一日，劉又率部擊退從川沙方向來攻的太平軍，於第二天乘勝攻佔川沙。劉銘傳因此升遊擊，並獲賞頂戴花翎。
連戰連捷
淮軍在上海站穩腳跟後，隨即奉命進兵蘇南。劉銘傳與潘鼎新、張樹珊等率3000淮軍，由水路直撲福山。登岸後，驕兵輕進，在同觀山與太平軍遭遇激戰，被打潰。後來，在由外國雇傭軍組成的洋槍隊援助下奪下福山。劉銘傳升「以總兵補用」，不久擔任江蘇狼山鎮守使。隨後，劉率部同其他淮軍一起，連占太倉、崑山，攻下江陰縣城。劉銘傳又被升為記名提督。十二月，劉銘傳乘機向無錫太平軍發起進攻，經過一天巷戰，俘守將黃子隆、黃德懋父子以下 2 萬多人，被清廷「加恩賞頭品頂戴」。
1862 年 ( 同治二年 ) 十二月，劉銘傳奉命率部參加合圍常州的戰役，由於城內太平軍「頑強抵抗，寸土必爭」，劉銘傳等部淮軍數次進攻均被打退，傷亡慘重，經過 4 個多月激戰，才攻下常州這座孤城。淮軍入城後，瘋狂屠殺了護王陳坤書以下太平軍將士近萬人，劉因功被賞穿黃馬褂。攻下常州、蘇州以後，淮軍實力大為擴展，劉銘傳部已獨立成軍。轄有左、中、右 3 軍，每軍 6 營，共 18 營，另有炮營1 營，加上親兵營及幕僚人員，銘部擁有 9000 多人，洋槍 4000 多支，成為淮軍中的勁旅。
1863年 ( 同治三年 )七月十九日天京陷（今江蘇南京），清軍統帥曾國荃縱兵屠城、姦淫擄掠，三日夜火光不息，殺十餘萬[1][2]；忠王李秀成率眾突圍不成，自殿後被俘遇害，尊王劉慶漢死戰護幼主洪天貴福至安徽廣德投奔干王洪仁玕，後又被堵王黃文金迎往浙江湖州，不久復回廣德。劉銘傳奉令跟蹤追擊，連陷湖州、廣德，堵王黃文金重傷而死。洪仁玕、黃文英與洪天貴福輾轉逃至江西石城被捕，先後被巡撫沈葆楨當眾凌遲逾千刀殉難。14歳的幼天王成為人類史上凌遲死刑紀錄中最年幼者，劉銘傳亦因此戰功被清廷補授直隸提督[3]。年僅 28 歲的劉銘傳，一步步登上清朝軍隊的最高軍階，成為當時淮軍將領中任軍職最高的人。
鎮壓捻亂
1864年 ( 同治四年 ) ，曾國藩督師剿捻軍，劉銘傳奉令率軍由廣德北上。時清將僧格林沁正率精銳騎兵尾隨捻軍左奔右突，疲於奔命。銘軍秉承曾國藩、李鴻章旨意，保存實力，駐六安、霍山一帶按兵不動。僧格林沁部 1.1 萬多人馬被捻軍全殲，僧格林沁斃命。清廷聞訊震怒，嚴旨申飭曾國藩，給劉銘傳以革職留任的處分。十一月，劉銘傳尾追捻軍，沖過周家口，強渡沙河，在宏濟橋與捻軍賴文光、任化邦、牛洛紅等遭遇，銘軍憑藉洋炮隊火力，殺傷捻軍甚眾，於次年三月攻下黃陂縣城，劉銘傳因此官復原職。九月，捻軍賴文光部與張宗禹部衝破曾國藩的沙河防線，進軍河南中牟，分為東、西捻軍。曾國藩河防戰略失敗，引咎辭職，清廷令李鴻章接任。李鴻章趁機擴充淮軍，由 4 萬人擴展到 7 萬人，銘軍馬營增加尤為迅速，在淮軍 28 個馬營 7000 多匹戰馬中，約有 13 營 3500 多匹隸屬銘軍。銘軍負責追剿東捻軍，歷時三載，最後在楊州瓦窯鋪將東捻軍戰敗。清廷授予劉銘傳三等輕車都尉世職，賞給白玉柄小刀等物品。劉銘傳以封賞太少，告積勞成疾不能坐騎為由，請假回鄉養病。在東捻軍垂危之際，西捻軍聞訊馳援，直逼天津。清廷驚恐，嚴旨不停催促劉銘傳率軍護衛。劉銘傳向李鴻章獻計，將西捻軍引到黃河、運河、徒駭河之間的狹長地帶，銘軍在西捻軍被圍後與之決戰，致西捻軍全軍覆沒。劉銘傳以收平西捻軍的全功而晉爵一等男。
失意閒居
隨後赴陝甘，配合左宗棠鎮壓回民叛亂。至陝甘後，劉銘傳頭傷後遺症復發，加之李鴻章保薦出任陝西巡撫未成，以「腦痛欲裂」為由，奏准獲假 3 個月回原籍 ( 安徽合肥 ) 休養。此時銘軍已有 2 萬人馬，劉銘傳推薦甘肅提督曹克忠統領。劉回家不久，銘軍武毅右營士兵因不服曹克忠管理而發生嘩變。因此，劉銘傳以薦舉非人而受革職處分。劉銘傳心灰意冷，退志更堅，即在家鄉大興土木，修建莊園，修成合肥西鄉的劉老圩和六安麻埠的劉新圩。
重啟重任恪守台灣
參見：西仔反
1884年（光緒10年）中法戰爭爆發，清廷重新啟用劉銘傳，光緒十年九月十一日派其以福建巡撫身分督辦臺灣軍務，劉銘傳1884年7月16日抵臺後積極整備岸防，主張亂世用重典，並表示「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漸使當地軍民心悅誠服，萬眾一心，並得仕紳林維源、秀才丘逢甲協助。
法軍進軍雞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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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24日）
1884年8月4日，法軍遠東艦隊司令孤拔逼近雞籠(今基隆市），並派一副官登岸談判，要求守軍於翌日上午八時以前將所有炮臺交出，但守軍置之不理。翌日，法軍船艦在副司令利比士指揮下齊向當地砲台猛烈開火，並摧毀守軍數處炮壘及營房，基隆沒有腹地可以防守，將防守重點轉移到北部山區與滬尾，法軍遂登陸佔領雞籠港，將港內各種設施和砲台進行破壞。6 日下午，法軍陸戰隊向基隆市街搜索前進，並攻擊獅球嶺（今中山高速公路起點大業隧道與中興隧道之上）。守軍在劉銘傳親自統率下奮勇從各個方向進行反擊，逐漸縮小包圍圈。經過幾小時的激戰，法軍傷亡 100 餘人，狼狽逃回軍艦。
法軍侵犯基隆首戰失敗，於是又向清政府提出新的和議條件，清廷再次拒絕。此時，法艦已有預謀地集中於福州馬江，乘清軍將吏相信「和談大有進步」、絲毫不作準備之際，於 23 日下午發動突然襲擊，把福建水師所有戰艦全部擊沉，然後砲轟馬尾造船廠和馬江沿岸各砲台。從此，法軍就牢牢地掌握了臺灣海峽的制海權，得以隨心所欲地全力侵臺。
於是，孤拔艦隊得以再犯基隆，守軍奮勇抵抗約兩小時，傷亡百餘人，最後被迫後撤。法軍乘勢登陸進攻，基隆港灣及周圍陣地盡失，基隆市區終於淪陷。但法軍佔領了基隆後，因不習於陸戰，進攻獅球嶺時，一進叢林，便失去了統一指揮，只得各自為戰，花了四個月的時間，卻始終無法攻越獅球嶺，一名法軍軍官在他的日記中說：「獅球嶺拖住了我們四千兵力，目前除了基隆，所有的資源都在清國一方，如果遇到任何一名台灣原住民，也必定是清軍的游擊隊。」
法軍進軍滬尾
這時，法軍在利士比(Sébastien-Nicolas-Joachim Lespès，1828年3月13日－1897年8月24日）的指揮下，也正在進攻滬尾 ( 今新北市淡水區 ) 。劉銘傳在得到大批法軍猛攻滬尾，滬尾不斷告急要求增援的消息後，考慮到臺北府城是統帥部所在地，軍資餉械集中於此，不可稍有疏虞。為保臺北，地理形勢上滬尾門戶防禦性非常低，法軍幾乎可從淡水河河口直驅大稻埕 ( 當時臺北最繁華的物資集散地，今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帶 )，而基隆有獅球嶺天然屏障，法軍難以越過，劉銘傳認為滬尾重於基隆，於是決定撤軍棄守基隆，移師滬尾。因戰況緊急，等不及告知朝廷軍機處裁決，先斬後奏棄守基隆，在班師之前，劉銘傳惟恐基隆煤礦落入法軍之手，下令破壞全部採掘煤礦機具，同時炸毀礦井 ( 今八斗子清國井 )，並燒掉所有開採出來儲存的燃煤，作為必要防範措施。
利士比以戰艦七艘轟擊滬尾市街和各處據點，然後登陸，分幾路前進。湘軍孫開華等部的用兵之下，預先埋伏在各處的清軍從北、東、南三個方向奮起截殺，銳不可當。在短兵相戰中，守軍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展開近戰，而法軍卻潰不成軍，傷亡累累。到最後，法軍彈藥已罄，全線崩潰，只得奔向海灘，逃回艦上。在這場戰鬥中，法方自認死27名，傷49名；劉銘傳在給朝廷的奏摺中說：「我軍陣亡哨官三員，死傷兵勇百餘人，法軍被斬首二十五級，槍殺三百餘人。此外又俘獲法兵十四名，梟首示眾。」通過這次戰役，法國人不得不承認：「淡水的敗戰突然發生，它一方面使我們看出中國兵力的強大，一方面使我們明白局勢的危險。這次敗戰是難以補救的。」自此以後，法國艦隊撤往澎湖，加之基隆疫病流行，終使法軍放棄台灣，只能輪流在淡水河口對這個海港實施封鎖，法軍侵臺的計畫就此宣告破滅。
劉銘傳成為臺灣建省首任巡撫(1885年－1891年)
中法戰爭落幕後，清廷於 1885 年決定在臺灣建省，劉銘傳便成為其首任巡撫；擔任巡撫的劉銘傳表示建設臺灣的重要性：
“    「中國自與外洋通商以來，門戶洞開，藩籬盡撤，自古敵國外患，未有如此之多且強也。…俄人所以挾我、日本所以輕我者，皆以中國守一隅之見，畏難苟安，不能奮興。若一旦下造鐵路之詔，顯露自強之機，則聲勢立振，彼族聞之，必先震讋，不獨俄約易成，日本窺伺之心亦可從此潛消矣。」[4]    ”
然而在改制的過渡期間，巡撫劉銘傳與原任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臺灣道），即臺灣的實際統治者劉璈（湘軍出身）之間權責歸屬不明，加之保臺戰功之爭深化兩人間的派系矛盾，終於演變成二劉間的政爭。撫道之爭雖以劉璈獲罪被流放告終，但過程中涉及冒功、誣告。
劉銘傳任內推動之建設有：
擴大撫番：討伐土蕃部落政權，於台北設番學堂，贈與衣食、教算術、漢文、官話、臺語及儒家起居禮儀，行土蕃漢化教育。
增設郡縣：除臺北府外（府城於1884年由劉璈主導建成）又將臺灣府改為臺南府，另於中部（臺中彰化橋孜圖）置臺灣府，並擬定省會，全省增至三府、三廳、十一縣、一直隸州（臺北府、淡水縣、新竹縣、宜蘭縣、基隆廳、臺灣府、臺灣縣、彰化縣、雲林縣、苗栗縣、埔裏社廳、臺南府、安平縣、嘉義縣、鳳山縣、恆春縣、澎湖廳、臺東直隸州）。
清理賦稅：設官銀局，造銀幣每年數十萬兩（這是臺灣自造銀元之始）。
發展交通：1891年基隆、臺北鐵路通車（全中國第一條運客鐵路）先後添購輪船八艘，遠達南洋，連接南北電線，及於福建，擴充基隆煤礦。
推廣農業：鼓勵種茶、棉、桑等經濟作物、養蠶並拓展水利灌溉設施。
設新式學堂： 1885年在臺北大稻埕六館街創「西學堂」，是臺灣第一個新式學堂， 1886年在大稻埕建昌街設「電報學堂」。
電燈電報：完成建省工作（1887年），為臺灣近代化奠定相當基礎，臺北府首先有電燈。
但在「撫番」期間，劉銘傳也同時對敵對的番人部落採用武力征討，造成部分土番部落被殲滅，或是被迫逃離原本的活動領域，往深山遷徙。劉銘傳並將漢人移往番人撤離的區域居住，導致漢番關係的緊張不斷。知名文學家胡適之父，曾任臺東直隸州知州的胡傳，曾對劉銘傳的「開山撫番」留下如此嚴厲的評語：
“    臺灣自議開山以來，十有八年矣。剿則無功；撫則罔效；墾則並無尺土寸地報請升科；防則徒為富紳土豪保護茶寮、田寮、腦寮，而不能禁兇番出草。每年虛糜防餉、撫墾費為數甚鉅。明明無絲毫之益，而覆轍相蹈，至再、至三、至四，不悟、不悔；豈非咄咄怪事哉！    ”
劉銘傳對臺灣建設的規劃，原以軍事為先[4]，除希望在島上建立戰時可以自給的軍工產業外，同時對清廷亟陳在臺灣建立海軍力量的迫切性；但受限於財政條件，只能先從興利的近代化實業及增加稅收兩處著手。除建設多處砲台、兵工廠等現代化軍備外，[5]他同時推行多項基礎建設，包括鋪設最初的臺灣鐵路、福州和滬尾（今新北市淡水區）間的海底電纜，辦理電報、煤務、郵務……等，唯鐵路初期僅竣工大稻埕 ( 今台北市立中興醫院處 ) 到錫口 ( 今台北市松山區 ) 段通車，隨即告老還鄉，由邵友濂接任；此外，動用大量軍力「開山撫番」、清丈全省田賦等，以期就地為防務及新政開拓財源。然而在推行上述新政的過程中，臺省財政負擔大增，規劃或經營不善、官員貪污等問題一一浮現，甚而引發了民間的反抗，其中以1888年彰化縣就因清賦問題而爆發以有力鄉紳施九緞的叛亂最具代表性，結果只有少數新政項目得以持續推展。[6]劉探勘全台後，預定設在橋仔頭（雅作橋孜圖，今臺中市中心）的省城，負責管理臺灣的中路，亦是行政區劃調整後新臺灣府的府治所在。但在邵友濂接任巡撫後因經費不足令省城停工。
告老還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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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24日）
1891年劉銘傳告老還鄉，臺撫一職先由布政使沈應奎署理，再由原湖南巡撫邵友濂接任。總結劉銘傳駐臺六年，始終未能建立游弋臺海的海軍艦隊，而他為開拓財源而興辦的近代化實業，其深度、廣度也有限，未竟全功；但仍開啟了臺灣官辦近代化建設的先聲，是清治二百十餘年間治理最為積極的一段時期。
1896年底，劉銘傳在家病逝，身前著述有《劉壯肅公奏議》及《大潛山房詩稿》刊行問世。
劉銘傳的骨灰由於種種原因一直沒有安葬，而是被放置在其後人的家中。2008年10月23日，劉銘傳墓園的建設項目在安徽省肥西縣正式動土。2011年4月12日，劉銘傳遺骨於大潛山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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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臺灣巡撫，光緒帝1885年敕設臺灣為行省，1887年正式建省，巡撫為福建臺灣省的臺灣西部地區與臺東直隸州的最高地方統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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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參見：臺灣清治時期 § 晚清治臺官員
晚清治臺官員有沈葆楨、王凱泰、丁日昌、吳贊誠、裕寬、李明墀、勒方錡、岑毓英、張兆棟、劉銘傳、邵友濂、唐景崧。[1]
根據《清史稿》，光緒元年（1875年），福建巡撫移駐臺北。十一年（1885年），臺灣建行省，臺灣巡撫兼學政事。劉銘傳原為福建巡撫，因臺灣成為行省，改任臺灣巡撫[2]。二十一年（1895年），臺灣割讓[3]。
1885年，廢福建巡撫改設閩浙總督，並由總督統領閩浙臺三省，時命設「臺灣巡撫」。
1887年，臺灣宣告正式建為行省，正名改稱為福建臺灣省，巡撫亦更名為福建臺灣巡撫，簡稱臺灣巡撫。
福建臺灣巡撫總管臺灣軍政兼海關學政，依例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銜，在官職上屬巡撫官銜，品等為從二品，依例若加兵部侍郎銜後升為正二品。在官餉方面，福建臺灣巡撫年薪約為白銀155兩，養廉銀則達一萬兩，而當時工人、差役一年薪餉則約為20至30兩銀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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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薪的盛世/官員薪資/養廉銀制度改革/中國俸祿制度史/火耗歸公/「轎破簾幃馬破鞍，熬來白髮亦誠難。糞車當道從旁過，便是當朝一品官。」清襲明制，官員俸祿水準很低。清代一品官員正俸全年不過180兩，二品155兩，三品130兩，四品105兩，五品80兩，六品60兩，七品45兩，八品40兩，正九品33兩，從九品及未入流只有31兩。除此之外，每正俸1兩，還有1石祿米。/晚清的1兩白銀能夠買今天多少大米來進行換算，結果是1兩白銀約相當於今天的900元台幣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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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任巡撫劉銘傳》，是中國中央電視台根據劉銘傳的生平事跡改編的歷史人物傳記電視劇，描繪了劉銘傳從1884年中法戰爭到台灣督辦軍務到1896年病逝的人生歷程。由黃力加導演、張笑天等編劇，台灣演員劉德凱主演劉銘傳。此劇於2004年7月7日在中央電視台首播。

道卡斯族，丈單
清領時期 大甲西社
光緒14年劉銘傳進行土地清查 ，清丈台灣的土地後發给業主的單據，做為課稅的依據， 只要登記有案便發給土地丈單。

這就是中學歷史教過的清丈。
光緒拾伍年貳月，即西元1889年3月2日週六到西元1889年3月30日週六。
《大清帝國福建臺灣布政使司丈單（土地所有權狀）》、《福建臺灣布政使司關防》，西元1889年3月2日週六到西元1889年3月30日週六。
《清朝光緒15年2月，即西元1889年3月2日週六到西元1889年3月30日週六。》
土地清丈與清賦
劉銘傳的近代改革必然需要大量的金錢，所以將兩百年來的積弊如「隱田」下手而實施「清丈土地」和「清理賦課」。
劉銘傳一到台灣後就把「奏請丈量台灣田畝清查賦課摺」上書北京，說明滿清據台時期在台灣的土地制度和苛重的課征。於一八八七年五月八日滿清北京政府諭准移諸實行。劉銘傳接旨後在同年六月，告示民眾，闡明清丈趣旨，並附示「清丈章程」
這種良好的土地制度是為全民著想的，但是首先受害者就是靠不良制度下的特權份子，這些特權份子不甘利益受損，就聯合台灣的土豪劣紳拚命的反擊。反擊之強導至劉銘傳無法在台續任其巡撫之職。況且歷來的貪官污吏和土豪劣紳之類來擔任清賦工作，做賊的要來捉賊，因而發生許多意想不到的弊端，反而害慘了台灣本地人。其不良的作業如下：
１． 查定田地的等則及賦課時，過於苛酷又不公平。
２． 認定土地所有者時，不切實際，並且賄賂白畫公然橫行。
３． 發給土地權利書時，缺乏公正，引起被騙取土地的計不勝數。
４． 測量土地時，所使用的尺度不統一，由此貪官藉題自飽私囊。
其惡劣的程度引起民眾的反彈到不惜自己的生命，來爭取公平，如施九緞起義等。如此引起劉銘傳的窘困，所以他在職六年有餘，一八九○年(光緒十六年)七月，被迫辭去台灣巡撫職務。接任的邵友濂，把劉銘傳時代的各種近代改革事業幾乎都撤消。
總言之，劉銘傳的新政，雖然在各方面均有相當成績，但這基礎是建立在很不穩定的政治．經濟上。他並不把滿清政府在二百年間所種下的殖民地與封建的社會結構從根底拔掉，而僅是在社會表面加添一些近代建設而已。因此，其所謂的「近代改革」所具有的脆弱性和無根底性，沒有經過多久就見到停滯或崩壞。台灣的土地仍然掌握在大租戶、小租戶手裡，而佔絕大多數的台灣本地農民，生活依舊一貧如洗。貪官污吏仍不改其本質，以台灣為搖錢樹，況且新的事業所託非人經營不善，所以米．糖．樟腦．茶葉．煤炭．製鹽等百業皆不見得有獲其利。在財政方面，稅收是增加到達年收二百餘萬兩，但實際上仍由大多數的台灣本地人所承擔。這又加強了滿清北京政府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及鞏固稅源而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
劉銘傳在台推動新政有高度的困難與阻力，又他的身體在對太平天國作戰時，頭部受到嚴重的槍傷，加上眼病，西醫診治幾近目盲的眼疾。曾二次上書朝近請求他開去福建巡撫本缺，專辦台灣防務。
一八九○年由於醇親王奕匡病重，幾度不省人事，在朝勢力迅速消退，其他派系對劉銘傳展開攻擊，此時李鴻章以沉默與迴避，陷劉氏於不顧。 在十月五日，軍機官員決定以台灣煤礦招商承辦章程中種種的缺失，交由吏部，對他提出革職處分，但做出革職留任的裁決。醇親王奕匡在一八九一年一月二日去世，於是劉銘傳在一月七日第三次呈上開缺摺，求朝廷准許他辭職。一八九一年五月三十日劉銘傳正式收到諭令，交接。六月四日歸去，結束六年在台歲月。
在清日甲午戰爭時，劉銘傳一度有意應李鴻章之邀，重披戰袍，然而當時掌權的軍機大臣翁同龢，素忌淮軍，刻意打壓劉銘傳，所以也就退隱山林。」
https://www.taiwanus.net/history/3/68.htm
(4) 中華民國是個大陸國家概念；臺灣是個島嶼省份概念。 - 貼文 | Facebook https://bit.ly/3NSUi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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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清丈與清賦
劉銘傳的近代改革必然需要大量的金錢，所以將兩百年來的積弊如「隱田」下手而實施「清丈土地」和「清理賦課」。
劉銘傳一到台灣後就把「奏請丈量台灣田畝清查賦課摺」上書北京，說明滿清據台時期在台灣的土地制度和苛重的課征。於一八八七年五月八日滿清北京政府諭准移諸實行。劉銘傳接旨後在同年六月，告示民眾，闡明清丈趣旨，並附示「清丈章程」
這種良好的土地制度是為全民著想的，但是首先受害者就是靠不良制度下的特權份子，這些特權份子不甘利益受損，就聯合台灣的土豪劣紳拚命的反擊。反擊之強導至劉銘傳無法在台續任其巡撫之職。況且歷來的貪官污吏和土豪劣紳之類來擔任清賦工作，做賊的要來捉賊，因而發生許多意想不到的弊端，反而害慘了台灣本地人。其不良的作業如下：
１． 查定田地的等則及賦課時，過於苛酷又不公平。
２． 認定土地所有者時，不切實際，並且賄賂白畫公然橫行。
３． 發給土地權利書時，缺乏公正，引起被騙取土地的計不勝數。
４． 測量土地時，所使用的尺度不統一，由此貪官藉題自飽私囊。
其惡劣的程度引起民眾的反彈到不惜自己的生命，來爭取公平，如施九緞起義等。如此引起劉銘傳的窘困，所以他在職六年有餘，一八九○年(光緒十六年)七月，被迫辭去台灣巡撫職務。接任的邵友濂，把劉銘傳時代的各種近代改革事業幾乎都撤消。
總言之，劉銘傳的新政，雖然在各方面均有相當成績，但這基礎是建立在很不穩定的政治．經濟上。他並不把滿清政府在二百年間所種下的殖民地與封建的社會結構從根底拔掉，而僅是在社會表面加添一些近代建設而已。因此，其所謂的「近代改革」所具有的脆弱性和無根底性，沒有經過多久就見到停滯或崩壞。台灣的土地仍然掌握在大租戶、小租戶手裡，而佔絕大多數的台灣本地農民，生活依舊一貧如洗。貪官污吏仍不改其本質，以台灣為搖錢樹，況且新的事業所託非人經營不善，所以米．糖．樟腦．茶葉．煤炭．製鹽等百業皆不見得有獲其利。在財政方面，稅收是增加到達年收二百餘萬兩，但實際上仍由大多數的台灣本地人所承擔。這又加強了滿清北京政府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及鞏固稅源而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
劉銘傳在台推動新政有高度的困難與阻力，又他的身體在對太平天國作戰時，頭部受到嚴重的槍傷，加上眼病，西醫診治幾近目盲的眼疾。曾二次上書朝近請求他開去福建巡撫本缺，專辦台灣防務。
一八九○年由於醇親王奕匡病重，幾度不省人事，在朝勢力迅速消退，其他派系對劉銘傳展開攻擊，此時李鴻章以沉默與迴避，陷劉氏於不顧。 在十月五日，軍機官員決定以台灣煤礦招商承辦章程中種種的缺失，交由吏部，對他提出革職處分，但做出革職留任的裁決。醇親王奕匡在一八九一年一月二日去世，於是劉銘傳在一月七日第三次呈上開缺摺，求朝廷准許他辭職。一八九一年五月三十日劉銘傳正式收到諭令，交接。六月四日歸去，結束六年在台歲月。
在清日甲午戰爭時，劉銘傳一度有意應李鴻章之邀，重披戰袍，然而當時掌權的軍機大臣翁同龢，素忌淮軍，刻意打壓劉銘傳，所以也就退隱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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