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公好義" 達觀情懷繫北台
大正初年，南北長老教會建立三自運動，南部在大正四年由阿猴教會創導「自治、自養、自傳」的教會
"急公好義" 達觀情懷繫北台
https://wwwacc.ntl.edu.tw/public/Attachment/32815173634.pdf
https://www.th.gov.tw/new_site/05publish/03publishquery/02journal/01download.php?COLLECNUM=401063405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傳教與三自運動
查時傑於該篇文章的討論目的，是想談論日本進入戰爭時期，對一向毫不干預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進行皇民化運動的推行政策，而一向不受日本總督府政治力干涉的基督長老教會，對於宗教皇民化政策的推行，與政府當局的衝突與調適的問題。查時傑於該文章內容的兩大重點主要為皇民化運動與台灣長老教會早期的發展以及神社參拜與教會中學問題兩大部分。
查時傑首先闡述基督長老教會在台灣的早期的歷史發展。基督教傳入台灣，並在台灣開始擴展勢力，主要是在二次中英法戰爭所簽訂的條約，奠下傳教基礎，在台灣進入日本統治時期以後，在日本總督府秉持宗教自由的政策下，基督長老教會一直與殖民統治當局保持良好的互相尊重的關係，這種和平共處的關係直至皇民化運動的時期而有所改變。
查時傑於文章中指出，基督教基本上有兩次傳入台灣，第一次是荷蘭時代，到1661年鄭成功勢力進入台灣，基督教也消聲匿跡；第二次傳入台灣是1868年英國與加拿大來台的基督長老教會藉著中英之間的天津條約與北京條約，得以沒有阻攔地在台灣傳教。日治時代基督教會在台灣的佈教，是各宗派百家爭鳴的局面，而日本總督府的宗教政策是主張宗教自由的原則，雙方維持友好，相互尊重的關係，一直延伸到昭和五年(1930年)。
這種友好關係的維持，查時傑分析出大概有四個原因：殖民地政府與基督教之間無造成雙方緊張的因素存在、日本殖民地政府對宗教採信教自由的政策、基督長老教會善待來台灣傳教的日本牧師、信徒有限。
在雙方和平共處的友好關係情形之下，在台灣的南北長老教會從日治時代到昭和五年是一段經歷自我成長、檢討的穩定發展。
查時傑指出，這段時間中，南北基督長老教會都分別先成立南部中會(1896)與北部中會(1904)；隨後則封立本地傳道師為牧師，開啟長老教會日後自主的先聲。到大正初年，南北長老教會建立三自運動，南部在大正四年由阿猴教會創導「自治、自養、自傳」的教會，1921年林燕臣與高篤行牧師發刊「高雄基督教報」來加以宣傳，1930年南部中會升格為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大會，北部則在大正二年辦理教會財產的登記註冊，奠定教會自養的穩固基礎。大正元年(1912)成立台灣大會來作為南部中會與北部中會的聯合組織，共招開歷經三十年之久的二十屆會議，台灣大會並負責回應了皇民化運動與皇民奉公運動的挑戰，直到昭和18年(1943)。
既然在日本未進入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爭狀態之前，基督長老教會享受由日本統治當局的宗教自由的原則所帶來的這種政教友好和平共處的環境。在日本進入戰時體制，推行由上到下的以及全面的皇民化運動政策，又使用什麼樣的手法來去除宗教自由的原則，迫使已經習慣宗教自由的基督長老教會向日本宗教屈服，並參拜神社？
基本上，日本總督府推行的皇民化運動是相當全面且徹底的，從台灣人的生活各層面來一一強制，企圖造成思想改造。皇民化運動推行的決心與徹底，可以從查時傑於文章中引用王詩琅的著作《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台灣》一書，說明皇民奉公運動的推行方式。
程序與方式是皇民奉公會，由總督統轄，自中央到地方基層，猶如金字塔一般的組織，將全台人民納入這種金字塔組織。依照地方行政區劃，如中央－＞五州、三廳－＞五十一郡、十一市－＞五十六街、二百零九庄－＞二百五十七區，各層級分設中央本部－＞支部－＞支會－＞分會－＞區會－＞奉公班(最底層)等組織，除此之外，尚有各種外圍組織，動員台灣人民實行皇民化運動，如產業奉公會、奉公壯丁團、核心俱樂部、台灣青年團等等，從生活中來改造台灣人。至於宗教信仰的部分，強制奉祀日本神明，參拜神社，這對長期以來與日本殖民當局政教關係良好的基督長老教會產生衝擊。
日本總督府要去除先前宗教自由的原則，首先必須為神社參拜問題提供一個法律依據。查時傑指出，日本政府在日本本土推行「國民精神總動員」的運動，其所控制的殖民地區如台灣與朝鮮因為歷史淵源與民族等問題，故先須推展皇民化運動來為「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作呼應，人民對天皇的效忠看做是認同上的重要指標之一，而落實的方法，就是把日本人參拜神社的行動，作為對國家與天皇的效忠之象徵。自1931年以後，日本當局提出這種參拜不違憲、不違教育與宗教相離之後，便開始嚴格執行神社參拜的要求。
日本殖民統治當局以強制與威脅利誘的手段，迫使南北四個基督長老教會學校對神社參拜問題，因為環境因素由不妥協走向妥協。日本殖民政府以不參拜神社就無法獲得政府立案以及禁止校內宗教教育的手段，使得原本採取不妥協立場的南部的長榮中學，遭受輿論界的激烈抨擊後，遂增聘日方教員，並改組董事會，由林茂生擔任董事長，緩和日方政府的進逼。昭和八年長榮中學原校長滿榮華牧師(英國人，Edward Band)決定與日本教會合作，同意接受日人為校長，緩和日籍教務長欲率領學生參拜神社而與本籍校長衝突的壓力。昭和十年改組董事會，改由日本教會人士出任董事長與校長，以詔書和敕語作為教育宗旨，不得於章程上標有任何宗教色彩字樣，但長榮中學主權始終沒有被日人掌控。
而南部的另一間教會學校－長榮女學校則是在皇民化運動下，毫無不妥協姿態，呈現一面倒的現象。該校自1937年以後便開始加強國民精神教育與軍歌教唱。昭和十四年，長榮中學與長榮女學校分別得到政府立案，但是自從學校接受日人擔任校長之後，對於神社參拜似乎有默認的傾向。
至於北部兩所教會學校，一所是私立淡水中學，一所是私立淡水女學院，昭和八年政府有意逼退教會人是退出學校的經營，昭和十一年，今川淵派長立義男，來接收淡水二校，並開始主持兩校事務，教士會並無發揮與日方的抗衡作用。此後北部長老教會所屬淡水男女學校變為一般私立學校，並於昭和十三年獲得立案，教會精神全失。
綜合南北部教會學校遭受的改變，教士會受到壓迫所做的妥協，查時傑推論，認為教士會的應變能力不足，以及北部長老教會內部有紛爭導致的影響，大正十二年持令的學務會作為教士會的顧問機構，學務會的影響力可能極大地左右著教士會的決定。
國立中央大學 - 台灣歷史教學資料庫 https://bit.ly/3430zl0
三自運動的真相
──中國教會的嚴峻試煉
洪予健 ／中國福音會加拿大區會及台灣區會聯合報導
本刊「基督教與中國」單元在上期登出洪予健牧師演講〈神的奇妙大工──中國家庭教會之興起〉的信息摘要後，收到許多正面回應，包括正參與中宣事工的同道和將要投入其中的後輩。今後我們將繼續選登關乎此單元主旨的文章或演講內容，以饗讀者。這期講題「三自運動的真相」，出自洪予健牧師「信仰與文化」系列講座第七講。
由於眾多海外基督徒不明白，為什麼時至今日，中國大多數傳道人和信徒還寧願揹負「非法聚會」的罪名，冒著坐監的風險，堅持以家庭教會的名義聚會而拒絕加入「三自會」。「三自會」到底有什麼大問題？家庭教會的堅持究竟有沒有聖經教導的根據？針對這些疑問，洪牧師要為大家一一解明：為什麼三自運動是中國教會的嚴峻試煉。以下為內容摘要，多處資料來源為本會出版之《三自神學評論》及《中國與福音雙月刊》光碟版，讀者可自行檢索。
共產主義與基督信仰的根本衝突
沒有任何方式可以調和共產主義與基督信仰！首先，從信仰的本質看，共產黨相信他們自己就是救世主；基督徒則篤信只有上帝能拯救世人脫離罪惡。其次，從歷史的角度看，共產黨認為基督教是愚昧落後的迷信，會被歷史淘汰；基督徒則確信上帝是歷史的掌管者，任何人的誇口和驕傲都必要俯伏在神的真理審判之下。第三，從統治的性質看，共產黨建立的是政教合一的極權政府，只有通過思想控制將全國民眾都統一在它的組織領導下，政權才得以穩固；基督徒則奉靠耶穌基督為教會唯一的元首，遵行祂交付的大使命，而且福音的傳播和門徒的交流合一是不分國家、種族和文化的，任何政黨都無權干涉和控制人的心靈與信仰。
正因為上述不可調和的根本衝突，中共建政後才會出現「三自會」這樣的政治機關，專職控制教會，其意圖乃是消滅基督教而非扶持教會。要注意的是，「三自會」和「隸屬三自會的堂會」是兩回事，我們不能用含糊籠統的「三自教會」之名，將兩者混為一談。「三自會」是無神論政黨強加在教會頭上的政治架構，而在其轄下的堂會則好比寄居異地的以色列百姓，處在擄掠捆綁中；當中有些堂會因傳道人賣主求榮而徹底敗壞，有的堂會則是不敢照著神的吩咐來敬拜祂，只能在政府不合理的限制範圍內苟且偷安，以致羞辱主名，同樣在「三自會」的罪上有份。至於「隸屬三自會的堂會」之中，也確實有許多不願真道被捆綁的傳道人和弟兄姊妹們，我們絕不可因他們仍在其中而排斥他們；但是，我們更不可因為其中有真屬主的基督徒就接受了「三自會」，就像我們不能因為巴比倫有但以理就連帶的接受巴比倫，這是一樣的道理。
三自會的形成和發展
中共早在建政前已為接管和改造中國教會作出一系列的佈署，例如：派遣黨員打入中國基督教青年會等機構做地下工作，支持一些具基督教家庭背景的黨員出國讀神學，以及從基督教自由派當中大力扶掖原本位階不高但積極向共產黨靠攏的吳耀宗、丁光訓等人，預備他們出任未來的教會領袖。建政隔年便開始推行「三自運動」，宣稱這是基督教界自發響應政府的舉動。但真相是：「三自運動」根本是政府全面策劃、組織和領導的結果！列舉如下事實來證明其宣稱完全是假象。1950年1月底，自由派掌權的「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發起一個名為「基督教與新時代」的全國性會議，用意是向新政府輸誠。但會議臨時被迫喊停，因為政府不願戴上「教協」的白手套，而要另起爐灶親手打造出「三自會」，以便完全掌控中國的教會。同年5月，周恩來三次召見吳耀宗等人，確定了以吳耀宗為首所發表的〈三自革新運動宣言〉；9月23日，《人民日報》以巨大篇幅刊登這篇宣言的全文，還以「基督教人士的愛國運動」為題發表社論，讓全國各大報轉載。此宣言直接了當的表明：教會當前的總任務是愛國，總方針是反帝和實行「三自」（自治、自養、自傳）。中共由此成功的將自己的意圖轉嫁給基督教界以為自發性表態。
中共政府透過四大步驟造勢：第一步是通過信徒簽名認同該宣言，形成「全國教會莫不擁護三自運動」的假象。第二步是脅迫加利誘，先壓之以勢──發動兩百多場控訴大會來鬥爭批判那些不願就範的信徒領袖；再誘之以利──逼使有影響力的信徒加入「三自」。第三步是鎮壓打擊，逮捕拒絕加入者，如王明道、袁相忱、林獻羔等人，使不少教會因牧人遭打擊而羊群四散，聚會人數驟減。至此，中共便有藉口實行第四步的「鳥籠政策」──1954年合併了各宗派為全國一統的「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即一般簡稱之「三自會」，由他們來嚴加控管基督教會。
三自會的終極目標：消滅基督教
在政府全面的控制下，三自會成為中國唯一的基督教組織，然而，它的工作目的實際上是千方百計要消滅教會。昔日拉攏來壯大聲勢的一些教會領袖，如盲目的陳崇桂，違心的賈玉銘、楊紹唐等人，都因為失去利用價值而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緊接著在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政府進一步將全國三自系統的教會大幅壓縮合併，如上海兩百多所教會被縮併為十五所，北京的六十四所被縮併為四所，全國有形的教會幾乎被摧毀殆盡。在思想上更出版了三自機關報《天風》，企圖以共產理論取代基督信仰。三自會的本質，在1961年第二次全國會議議決的任務中表露得最為淋漓盡緻，即：(1)高舉反帝愛國旗幟，(2)接受共產黨的領導，(3)積極參加勞動生產，(4)加強揭發所有非法的家庭教會活動。
本應奉基督為元首的教會，此刻卻以「接受共產黨領導」為要務。一時間，肅殺之氣瀰漫全國，基督信仰進入寒冬！一些重要堂會的牧師甚至是共產黨員充任的，例如原上海國際禮拜堂的黨內高幹李儲文等，他們到處告發家庭聚會，連一些知識份子或學生出於好奇而進入禮拜堂，也立刻被這些「牧師」舉報調查。1966年文革風暴來臨前，三自會及其下屬的堂會都關閉了，文革開始後，連效忠共產黨的傳道人都因為披過基督教的外衣，而難逃被批鬥的命運。
文革後的三自會及三自神學
文革結束後，中共黨內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掌權，雖然否定了文革、大躍進、人民公社，甚至基本上否定了反右運動，卻從來沒有就「三自運動對中國教會的逼迫」作出任何檢討，反而重新展開了三自會的活動。荒謬的是，骨子裡是打擊教會的劊子手，竟在文革後搖身一變，改以極左路線受害者的面貌復出，靠的就是「也在文革中被批鬥」。有些人不察，以為三自會重新開張是表明了基督教的解凍。實情是，因為文革後改革開放了，中共知道基督教一時無法消滅，只好重新調整為「藉著三自會的控管，迫使基督教配合黨的政策方針」。其方法之一，就是對所有登記教會實行「三定」政策：惟獨持有政府傳道證的神職人員（定人），在指定的宗教場所（定點），在指定的宗教活動時間內（定時），才可以從事宗教活動。三自會屬下的教會在教牧人員按立、任命和財務支配上，莫不俯首聽命於宗教局。（因此才發生教會受命捐款蓋佛廟的怪現象！）
另一方面，文革前三自會是不管神學的，只從事組織和政治上的逼迫；但文革後卻開始透過神學的方式將官方思想輸送進教會。為了配合政府這個新目標，以丁光訓為首的三自領袖發展了一種帶著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三自神學」，目的就是要顛覆正統的基督教信仰，把教會引離真道。這是以神學的包裝重新打造新的教會元首，以共產黨取代耶穌基督的手段。因此，三自旗下的傳道人不能按著正義分解真理的道，許多全備真理都被禁止傳講。「三自神學」更為「教會必須接受共產黨的領導」作了護持，他們挖空心思、手法層出不窮，他們所謂的「神學家」的進路包括：
1. 改變神學立場的出發點。神學的出發點本是認識神、以神為主體；但他們卻將「人民」當作神學的主體，強調神學的出發點必須選擇站在人民與國家利益的一邊。
2. 以處境化作為神學思考的素材。信仰的處境化表達確實是神學研究的相關部份，但他們的處境化思考只是藉口，目的是宣揚教會應隨時緊跟共產黨政府的路線、方針、政策。
3. 引入進程神學去改變神話語的永恆性。丁光訓引入德日進的進程神學思想，提出以「因愛稱義」代替「因信稱義」，藉此歪曲正統教義，淡化信與不信的對立。
4. 以本色化宏揚中華文化。他們竄改聖經普世真理，把「三自神學」表明為一種本色神學，致力於基督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相融合，要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找到自己的「根」和「家」，使基督教成為所謂「真正中國的基督教」。「本色神學」的名目一出，確實迷惑了不少深受民族主義影響的中國基督徒。
聖經的教訓
上帝建立教會的原則是永不改變，也是絕不妥協的。惟獨上帝是全人類的主，惟獨基督是教會絕對的元首，任何妄圖取代上帝地位的謀算，都是惹神憎惡、無法得逞的。《出埃及記》記載了摩西帶領以色列百姓脫離埃及以前，法老在上帝連番降災的打擊下，不得不逐步軟化原來的強悍態度，而准許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境內指定的地點敬拜神。當時摩西並未給法老任何談判的空間，只是再三再四的傳達上帝的命令：「容我的百姓去！好事奉我。」中共政府意圖以政治控制信仰的想法及作法，與昔日埃及法老極其相似。摩西深知，神的命令絕不徒然返回，也深信神的權能大過一切，因此即使孤身面對法老的威嚇脅迫，仍然句句斬釘截鐵不容法老討價還價。反觀今日的三自會，不僅踐踏了基督徒在信仰上的良心和自由，還企圖主導和逼迫全國教會信徒接受不合理的政令。當年摩西對法老寸步不讓，對照這幾十年來在三自轄下的教會對中共政策唯命是從，真是天壤之別！
聖經早已警告那些擅自扭曲竄改上帝的吩咐，以迎合政治現實需要的人，他們必難逃審判。所羅門王朝分裂為南北兩國後，北國以色列王耶羅波安因為不願民眾照常前往南國耶路撒冷獻祭，於是擅自改變了獻祭的地點、人員和內容，要百姓就近前往伯特利去敬拜金牛犢（王上 12:26-30）。他的下場是兒子一登基就被篡位，全家滅盡。耶羅波安的作法可比擬為「古代的三自運動」；昔日耶羅波安的三自拜的是金牛犢，今日中國的三自奉拜的是黨的指示。將基督信仰放在無神論共產黨的領導下，實在是對神極大的褻瀆。這是一場誰是教會真正元首的爭戰，真正的基督徒絕對不應置身事外無動於衷，還糊塗到責備家庭教會「不與三自教會合一是錯的」。
基督徒應如何看待三自會
基於以上的剖析，發出兩點呼籲。
1. 對中國政府的呼籲：共產黨建政六十年來，對以往很多錯誤的政策都已修正或廢止，唯獨三自會招牌至今未除，以致對內妨礙信徒的自由相通，對外禁止福音的自由傳揚。這在一片改革開放聲中顯得特別突兀，廣受非議。更因三自會在信仰領域中拉一派打一派，使胡錦濤主席「團結信教群眾，建立和諧社會」的理念無法實現，給世人非常不好的觀感。因此呼籲中國政府也能在這方面作出修正──解散三自會，這不是反對政府存在的合法性，而是反對不當的宗教政策，因其宗旨直接牴觸了聖經真理，基督徒不承認它，只是單純為了信仰。
聖經講得很明白，政府秉公行義的權柄乃是神賜予的，因此基督徒必用百般的忍耐，恭敬順服政府的這項權柄，耶穌說「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路20:25）的意義也在此。而真正的基督徒還是堅持耶穌講的後半句話「上帝的物，當歸給上帝」，並且篤信「一主、一信、一洗」（弗4:5）。因此，教會的合一必須是在真道上「屬靈的合一」，而不是政府指令下「組織的合一」。
2. 對三自屬下教會及信徒的呼籲：三自的掌權者和投靠者披著基督教的外衣，正如當年王明道所言，他們是「不信派」，我們不能視其為主內肢體。他們當中一些牧者和信徒，有些是軟弱的妥協者，有些是真理裝備不足者，還有些是不知情者，我們要呼籲這些人，勇敢的忠於聖經真理，脫離三自，或促使所屬堂會脫離三自，加入以基督為元首的家庭教會。倘若你只能留在三自，就要堅定的為真道爭戰，幫助不明真相的信徒擺脫三自的捆綁。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太 16:18)
基督教與中國 https://bit.ly/3nTsR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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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公布「中國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實踐」白皮書，白皮書中聲稱，堅持獨立自主自辦原則，不是要斷絕中國宗教組織與境外宗教組織的正常聯繫。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3日發表宗教自由白皮書，內容強調中國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保障各個宗教，還強調要「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接著就傳出聖經在中國各網路電商平台似已遭官方全面下架，更出傳當局可能會推出「中國版聖經」。
中國國務院發表的《中國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實踐》白皮書中宣稱基於天主教和基督教長期被「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控制、利用，「獨立自主自辦」是由中國信教公民「自主」作出的歷史性選擇。
白皮書中進一步強調，中國依法管理宗教事務，並對各個宗教一視同仁，且不會以行政力量發展或禁止某個宗教，堅持各個宗教的獨立、自主、自辦原則。
但白皮書亦指出，就境外組織和個人利用宗教從事各種違反中國憲法、法律、法規和政策的活動，控制中國宗教組織、干涉中國宗教事務，甚至企圖顛覆中國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中國政府會堅決反對、依法處置。
一直以來，主教任命問題是北京與梵蒂岡之間的爭議。天主教會以羅馬主教（即教宗）為首，主教須由教宗親自任命，教宗更是世界主教團的首領，享有對普世教會的權力。
但自中共1949年建立政權後，中國的教會便以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愛國運動」，與國外教會切斷關係。如今公布的白皮書內容也足以顯示，北京當局對境內天主教會的主導權並未鬆手。
梵蒂岡對中國「讓步」的盤算：兩代強人教宗的「東方政策」
教宗3月將承認中國主教任命權，梵蒂岡：一個壞協議比都沒有好
《梵蒂岡新聞》報導，教廷發言人柏克（Greg Burke）在回應記者詢問時指出，教廷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並無「即將」簽署的中國主教任命與天主教相關協議。
甚至，上周才有天主教媒體報道稱，福建省閩東教區的正式主教郭希錦3月26日晚間被中國公安帶走，據傳是因為郭希錦拒絕在復活節瞻禮期間與「非法」主教詹思祿共同主持祭禮。郭是獲教廷認可的主教，早前也有報道指他被要求讓位予中方「自選」的非法主教詹思祿。
3月29日起，北京地下基督教會「愛加倍教會」自辦的幼兒園也遭數十名頭戴頭盔、手持盾牌的保安逼遷，有家長認為事件明顯針對基督教會辦學。
中國網購平台的「聖經」全線下架？
近日，不少中國的基督徒在社交網站發文討論，指所有電商、網購平台均已將聖經下架。
美國牧師周牧人在推特發文指出，中國於3月30號起，全網下架所有聖經銷售，其中淘寶、京東、微店、當當網、亞馬遜上連一本聖經也買不到，相關基督教書籍也陸續封殺、店鋪被銷戶。他還附上多張網路商店截圖為證：
京東購物網站上僅顯示「抱歉，沒有找到與『聖經』相關的商品」；淘寶和天貓則顯示一些聖經故事書、漫畫和聖經書套，卻找不到原版聖經。亞馬遜中國網站也只顯示零售聖經、大廚聖經等工具書。
《立場報導》進一步翻查Google的頁庫存檔紀錄，發現京東網站在3月30日仍然找得到大量聖經，天貓網在3月27日也還有大量聖經出售。因此推測，這些聖經都是在近日突然下架。
《BBC中文網》報導，在中國，與佛教、伊斯蘭教經典不同，聖經並沒有出版刊號，無法在書店買到，所以即便網購聖經遭到全面下架，但可蘭經依然可以賣，因為可蘭經在中國有國際標準書號（ISBN），是正式出版品。
反之，聖經只能在中國國家許可的「三自」教會教堂或基督教兩會的銷售點購買。「三自」教會即中國官方認可的教會，1950年中國基督教人士發起的「三自」愛國運動，當時他們號召中國教徒切斷與帝國主義聯繫，中國教會從此開始獨立發展。
「兩會」則是「中國基督教協會」以及「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二者接受國家宗教事務局與民政部管理，他們印的是內部出版，無ISBN，也不能在書店賣。這種安排看似為對中國基督教團體的「保護」，但實際上「反映出官方對聖經在中國自由流通的防範」。
美國華人基督徒公義團契創辦人、牧師劉貽在推特上傳了截圖，通知聖經因「含違規內容」遭撤下。
劉貽進一步表示：「中共國（中國）所有的基督教類書籍都在淘寶網上都被下架，看來政腐（政府）對基督教真是如臨大敵！」
許多中國網民研判，當局全面下架聖經，可能將推出聖經中國版，內容經過審查修改，加入中國傳統以及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達到「基督教中國化」。
三位網店經營者向《BBC中文網》表示，最近自己店裏的聖經被下架。一位不願具名的店主表示，自己在淘寶的網店以前做《聖經》代購且銷售信仰相關商品，但3月初接到提示，開始刪除店內的代購鏈接，「3月30號已經是看到結果了！」該店主稱，網信辦要求各大平台直接刪除有關產品，雖然沒有明確公告，但「如果這個形式你看不懂的話，你的店鋪就不會存在了」。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高級研究員盧龍光強調，網上停售聖經對非基督徒影響很大。他指出，過去十年包括學生在內對基督教感興趣的外界人士大都通過網購獲得聖經，今後教會以外獲得聖經的人估計會「大大減少」。由此可見，中國政府一直在採取措施，以期減少基督教傳播的影響力。
聖經因「含違規內容」，在中國網購平台全面下架！ -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https://bit.ly/2IyHpuN
https://nccur.lib.nccu.edu.tw/bitstream/140.119/33734/8/26001208.pdf
三自愛國教會或稱三自教會是指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認可（在政治方面領導）的「自治、自養、自傳」的中國基督教教會。中國的新教、天主教、東正教（但邊緣化的中華東正教會未建立全國性教務組織或各級「愛國會」組織）三大教派三自愛國教會各有一套組織體系。中國境內拒絕接受中國政府領導的基督新教教會被稱為家庭教會。
三自原則
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的「三自愛國運動」中，「三自」的全名是指「自治、自養、自傳」，反對宗教組織受到外國勢力的干涉。其字面意義與以前大同小異：
自治，指教會內部事務獨立於國外宗教團體之外；
自養，指教會的經濟事務獨立於國外政府財政和國外宗教團體之外；
自傳，指完全由本國教會的傳道人傳教和由本國教會的傳道人負責解釋教義。
「三自」一詞在十九世紀末就已經被使用，以說明中國基督教運動的一個重要政策，意指脫離西方教會的管轄及領導，中國人獨立自主辦中國教會，這一政策被很多的中國教會或多或少地採用。這個原則在實踐上常常遇到從宣教士和當地中國基督徒而來的阻力。美國傳教士約翰聶維斯在1885年左右試圖在山東用三自政策植堂，但是其他宣教士反應很冷淡。後來他應邀去韓國與那裡的美國傳教士同行分享，卻廣受歡迎。基督教傳入韓國雖然較晚，發展卻遠比中國好，這是一個原因。[1]
這個詞的早期中文全名是「自立、自養、自傳」，很多的中國教會都或多或少地使用這一政策。比如1906年開始的中國耶穌教自立會，主張「有志信徒，圖謀自立、自養、自傳[...]絕對不受西教會管轄」[2]。另外，王明道建立的基督徒會堂[3]，倪柝聲建立的地方教會[4]，還有耶穌家庭等等，也是實行三自原則的。這些教會可稱為中國自立教會。到1949年為止，從中國基督教會的總體來看，能夠實施三自原則的教會還是一小部分，實施的程度也參差不齊。在貧窮動蕩的中國，中國自立教會還處在一個成長過渡階段。
「三自」或者「三自愛國」這兩個詞還隱含了服從中國政府領導的含義。在「三自愛國運動」引發的矛盾中，這個附加的含義是爭論的焦點，很多原本真實實行三自原則的教會的領袖，包括王明道，都因為反對這種政府控制的三自教會而入獄。由於各種的宗教信仰、政治的動機，歷史上「三自」這個詞的使用中往往帶著很多的弦外之音，遠超過其字面意思。
1942年北平被日本占領期間，一些教會成立「華北基督教聯合促進會」，致信王明道，稱「為促進教會自立、自養、自傳之實際精神起見，組立華北基督教聯合促進會，[...]貴教會既在分會區域內，有參加之必要。」王明道一直以來主張政教分離，絕口不談政治，他認為此促進會是日本人的一種政治工具，用來操縱教會，他回信道：「來函敬悉，承囑參加基督教聯合促進會一事，恕難照辦。查貴會之設立原係以促進從前有西差會之教會使之自立、自養、自傳為宗旨，鄙會堂自創迄今，向係自立、自養、自傳，自無參加貴會之必要」[5] 雙方都宣稱「自立、自養、自傳」的立場，內中的意圖、目的卻大相徑庭。
由於三自政策對於基督教信仰本身有或多或少的牴觸（三自教會不需服從外國梵蒂岡教宗，天主教則要服從教宗等），加上不接受三自教會，如同天主教會要接受教宗一樣（中國天主教徒要接受天主教愛國會領導），這也導致中國地下教會的興起。
三自教會
三自教會或稱三自愛國教會是指被中國政府承認，不受境外教會的管理和干預的「自治、自養、自傳」的中國基督教新教、中國天主教教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像中國耶穌教自立會、基督徒會堂這樣的使用「自立、自養、自傳」原則的教會可以稱為「中國自立教會」，以資區別。）
中國的三自教會由以下「三自愛國教會組織」管理：
基督新教有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以及中國基督教協會（通常合稱「基督教全國兩會」）。
天主教有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即「中國天主教一會一團」），原另有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
這些「三自愛國教會組織」接受國家宗教事務局的監管。
中國還存在不屬於三自教會的民間獨立教會，這些教會的建立在理論上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宗教管理政策[6]，被統稱為家庭教會或者地下教會，有觀點認為家庭教會的參加人數大大超過三自教會[7]。家庭教會因改革開放後迅速發展而受到政府打壓。
與佛教、伊斯蘭教經典不同，《聖經》沒有出版刊號，在中國書店內無法買到，只能在國家許可的「三自」教會教堂或基督教兩會的銷售點購買，但從三自教會批量購買需要登記個人信息及用途。[8]
歷史
自鴉片戰爭後，大量西方傳教士入華，其中有亦有不少冒充教士之名，從事走私、情報（參見郭士立）等不法工作，為清末和民國帶來不少混亂。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50年5月，一些中國基督教新教教會的領袖在北京與周恩來總理會談，7月28日，發表《三自宣言》[9]，徵求信徒簽名。宣言稱「中國基督教教會及團體徹底擁護共同綱領，在政府的領導下，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官僚資本主義」，「中國基督教過去所倡導的自治、自養、自傳的運動，已有相當成就，今後應在最短期內，完成此項任務」。到1951年，政府稱在全國70萬基督徒中已有18萬簽名支持「三自宣言」。
1951年4月16日至21日，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宗教事務處在北京召開「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會議」，在這次會議中成立了「三自革新運動籌委會」（全稱「中國基督教會抗美援朝、三自革新運動委員會籌備委員會」）。由吳耀宗出任主席。政府稱這時已有40萬基督徒簽名支持「三自宣言」。
在這次大會中也開始了對一些外國傳教士和中國傳道人的控訴運動，大會以後控訴運動逐漸擴展到全國，一些被控有罪的被移交政府，處以刑罰。這之後，三自革新運動得以控制全國大部分教會。
1954年7月22日至8月6日，三自革新運動在北京召開第一屆中國基督教全國代表大會，共有232位代表參加，正式成立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吳耀宗為第一任主席。
這時，仍然有一些重要的基督教領袖和團體反對三自教會。比如在1954年9月30日，北京市宗教事務處邀請北京市還沒有參加三自教會的團體開會，當時在北京有60多個基督教團體，這次會議共有11個團體100多人參加。其中一些已經實行三自原則，但反對三自教會的自由派神學觀點，反對教會受政府控制，不同意加入「三自教會」。會議上，以王明道為主要代表向政府直陳其詞，說明不能參加三自會的理由。[10] 1955年，反對三自教會的宗教領袖陸續被捕入獄，剩下的基督徒有些加入三自教會，有些轉入地下。
「三自愛國運動」在天主教方面的發展略晚一點。1950年11月30日，四川廣元縣以王良佐神父為首的500餘名天主教徒聯名發表「廣元天主教自立革新運動宣言」，提出「與帝國主義者隔斷各方面的關係」，「建立自治、自養、自傳的新教會」。1952年1月18日，教宗庇護十二世發表使徒書信「我們切願聲明」（cupimus Imprimis）給中國的天主教徒，安慰「遭受攻擊」的中國天主教會，鼓勵他們「傳播福音的真理」，「引人從善以登天路」，申辯外國的天主教傳教士除了傳教以外」並無他求」，重申非常願意「你們國內的教區可以交給你們本國主教治理」，但是堅決反對教會「替一個國家、替一個政權服務奔走」，反對「與羅馬宗座脫離關係」[11]。1955年，許多中國天主教徒被捕。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成立於1957年7月，皮漱石當選為主席。
1958年「大躍進」開始以後，各地基督教活動大大減少，例如，上海的教堂由208所減少到23所[12]，北京的64所教會合併為4所。[13]
三自教會在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全面停頓，各地教會關閉，直到「文革」結束。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國會議分別於1961年1月和1980年10月召開，中間間隔近20年。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至2008年已舉行8次全國代表會議。1991年，中國基督教協會加入普世教會協會。
爭議
1950年的《三自宣言》在其「總的任務」部分中說「中國基督教教會及團體徹底擁護共同綱領，在政府的領導下，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官僚資本主義，為建設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而奮鬥」。在一些教會領袖看來，「在政府領導下」完全違背了教會以基督為元首[14] 的基本原則。比如，1954年12月1日，王明道在「順從人呢？順從神呢？」一文中說「第一，我們應當順服神，第二，我們在不違背神的命令的范圍內，也應當順服人的一切制度和權柄。但如果人的制度和權柄與神的命令相抵觸，那樣，我們便只有不順從人，只順從神了。」他又明確說明在哪些事情上是不能順從人的：「基督徒應當順從人的一切制度、和一切在上有權柄的人。但基督徒在遵行神的旨意、與聖徒交通、在教會中與眾聖徒一同事奉神、保守教會的聖潔、為主耶穌作見證、傳揚救恩的福音、這些事上，卻絕不能受任何人的干涉。我們為這些事不怕任何攔阻，不惜任何代價，也不惜做任何犧牲。我們必須效法使徒的勇敢剛強[15]。」
在發起《三自宣言》的40名新教基督徒中，只有一名大致是基要派。三自教會的倡導者吳耀宗是現代派的代表，他在1951年7月發表「共產黨教育了我」一文[16]，說「在過去三十年中，我的思想經過兩次巨大轉變，第一次接受基督教－－從懷疑宗教到信仰宗教；第二次，接受了反宗教的社會科學理論，把唯物論思想同宗教信仰打成一片」。贊同和反對三自教會的矛盾被認為在根本上體現了現代派（或稱自由派神學）和基要派的矛盾。現代派的觀點不認為聖經具有絕對的真理性，所以，當他們看見共產黨統治的開始，他們就放棄聖經中與此相矛盾的思想，接受政府控制教會。這種理論是基要派完全不能接受的，基要派稱現代派為「不信派」。
不可否認，在中國以外的反對三自教會的基督徒中有很多人帶有強烈的政治立場，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權，但在新政權以後還留在中國的重要的基督教領袖，比如王明道、倪柝聲、汪佩真，都對共產黨的政權在原則上持相當中立的立場。[17]
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和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教會均自稱中國沒有類似於外國的眾多教派：「中國只有一個中國基督新教，也只有一個中國天主教。」
而實際上，中國存在著試圖擺脫官方直接控制的民間獨立教會，被統稱為「家庭教會」或者「地下教會」，天主教方面因為部分天主教徒只接受羅馬教廷的領導而非天主教愛國會。
三自愛國教會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2H7P9n9
三自宣言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3dyD3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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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會不是基督教會
2012年2月22日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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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
2010年底以來，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簡稱「三自會」）開始頻繁訪問台灣教會、牧者，不少台灣牧者也響應其號召到中國三自會訪問。馬太福音7章15節說：「你們要防備假先知。他們到你們這裡來，外面披著羊皮，裡面卻是殘暴的狼。」
三自會是中共授意、扶植和暴力維護下起家的，共產黨發現基督教可用來代表共產黨「革新」和控制教會，因此欺騙撒謊、脅迫利誘基督徒加入，同時壓之以勢，鬥爭批判不願就範的傳道人，並暴力逮捕堅決不參加三自會的神的忠僕如王明道、倪柝聲、袁相忱、林獻羔等中國家庭教會領袖。
中共以統戰部、宗教局及設立「愛國宗教團體」控制宗教，三自會就是協助中共控制基督教的「愛國宗教團體」，是政府統戰部門的「延伸」，是隱蔽的官方組織機構。中共中央19號文件說明了愛國宗教團體的基本任務：「協助黨和政府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幫助廣大信教群體和宗教界人士不斷提高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覺悟。」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副院長王艾明牧師也承認：「三自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是完成執政黨的任務和保證執政黨的威信和事業。」三自會與「中國基督教協會」合稱「兩會」，基本是在中國國家行政結構中執行基督教事務的社會團體，而不是教會組織。
三自會在神學上也是用基督教名詞來闡述共產主義理念，三自會主教丁光訓的「因愛稱義」、共產黨員也可以得救的「神學思想建設」，早成為國際笑話。三自會牧者是由宗教局提名&rarr上級黨委和宗教局認可&rarr宗教局安排選舉&rarr三自會進行形式選舉&rarr三自會將結果報宗教局備案。因此，三自會崗位不是牧職，而是落實宗教局人事安排。
三自會還是中共進行海外統戰的工具，拉攏收買海內外教會及重點人物、擴大統治基礎、以共同對付頑固敵人。在這次台灣選戰中，三自會及其主席傅先偉的表演，的確讓善良的台灣人無比震驚。
台灣不少牧者以三自會發生變化為由與其交往，也有牧者以中國宣教為由而交往，但魔鬼就是以眼前的「好處」拉人下水甚至賣主求榮。中國家庭教會領袖王明道也曾受三自會欺騙，但是後來與三自會一刀兩斷，因此坐了20多年牢也不後悔。他在1955年發表〈我們是為了信仰〉一文，痛斥三自會的非教會本質，「我們不但不和這班『不信派』有任何聯合，或參加他們的任何組織&hellip&hellip為向我們的神盡忠，我們不惜付任何代價，作任何犧牲；歪曲和誣陷是嚇不倒我們的。」敬拜唯一真神的中國家庭教會，才應該是台灣教會交往的主內肢體！
（作者為中國家庭教會傳道人，現居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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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與家庭教會關係的演變與影響 https://bit.ly/3lOcl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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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與家庭教會的關係
對立關係的形成
中國教會分裂為兩大陣營，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就已經開始。執政黨所秉持的的意織形態是馬列主義、無神論。他們認為基督教是愚昧落後的迷信，必將被歷史淘汰。又因為基督教傳入中國，是隨著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武力而來。因此被定性為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工具。中共鼓動一些自由派的基督徒，成立“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這樣的機構，專門管轄、控制教會，其根本意圖是消滅基督教。雖然對外宣稱，三自運動是民間爲了支持政府宗教政策自發的運動，實際上這個組織完全聼命與共產黨的領導。如果沒有黨在背後撐腰，任何民間組織不可能有這麽大的行政權力。
解放初期，周恩來曾三次接見吳耀宗，讓他聯合基督教界領袖，支持政府的宗教政策。隨後發表《三自革新運動宣言》，表明教會主要的任務是“愛國”，總方針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實行“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原則。在這種嚴密的控制下，只有加入三自運動的教會才能生存，其他不願加入的教會，就難逃被解散的命運。當這運動進行到1959年“大躍進”時，各大城市的基督教會，被以聯合聚會的名義裁併。最後到了文革時期，教會幾乎到了全數被摧毀的地步。
在這種艱困的環境下，有些不贊成三自觀點的教會領袖，拒絕加入三自，冒著被取締的危險，開始在家庭舉行教會的活動，家庭教會堅守基要信仰，不與三自的自由派妥協。他們認定教會的元首是基督，而三自教會卻是唯執政黨之命是從，兩者的頭不一樣。他們認為，唯有基督是教會的頭，基督徒當順服主的心意，而不是順服任何政治勢力的意志。家庭教會保有了基督信仰的兩個本質，就是 敬虔主義和犧牲精神。就如基督順服父神，捨已背起他的十字架。基督徒也當效法主，走十字架犧牲的道路。在敬虔與犧牲的精神支撐下，家庭教會撐過了最難難的逼迫，將信仰的火種保存了下來，並且在文革之後，重新發芽興旺。
對立根源的是政治介入信仰
漋回顧這段血跡斑斑的歷史，可以看到家庭教會在苦難中受盡了壓迫與屈辱。他們對三自背後的本質認識的很清楚，就是三自的領袖對執政黨的順從高過對神的順從。即使在今天的逼迫已經不像過去嚴重，他們仍然不與三自有任何的妥協。這種不願和解的強硬態度有時會給人固執不化的印象，以為他們放不下歷史的包袱。事實上這樣的想法是對他們的誤解。
查究其背後原因，三自與家庭教會之間對立的問題，不是教派之間的矛盾、不是教義之爭。世界各國的教會界都有教義的爭議，但也不見得有如此嚴重的分裂。而是執政當局以政治力量扶植基督教自由派的勢力，推動官方的信仰理念、打擊堅守保守教義的教會。這不是教會内部的矛盾，而是政治力介入了教會所產生的矛盾。這個因素不解決，對立的情形永遠無法化解。
王明道在最初被要脅加入三自時，就明白認清了三自的面目。他在一篇聲明“我們是爲了信仰”中明白宣示，他們信聖經是神所默示的、信聖經中所記載的神跡奇事、基督為童女所生、基督為世人的罪流血捨身，死後三日身體復活、他將來還要再來、接門徒進入他的國度、並施行審判。這都是與無神論的信仰體系相衝突的，三自教會從開頭就知道自己的任務是，要教會支持政府的信仰體系，所以他們一再於教會中推動，少提：“神跡、基督復活、因信稱義、基督再來、最後審判”這些教義。因為這些教義把不信的人當成罪人，分化群衆的團結，破壞人民的感情，讓們感到不自在。他們認爲共產主義的理想就是建立人間天國，不要基督的教贖，更不要基督再來審判世界。王明道所指出的，就是三自與家庭衝突的根本原因。
這個爭執本質上是一個信仰立場之爭。只不過這種對立後來為政治力量所介入，所利用，以至於變得與政治有關。家庭教會從來不想干涉政治，只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教會的信仰。家庭教會江登興弟兄說：除了是教義的爭戰，也是教會論的爭戰，就是教會是否有獨立於政治的自由，政教是否分離。
三自宗教政策近年來的演變
政策與態度的演變
從三自運動開始到今天已經將近六十年，從五零年代嚴厲的逼迫，至改革開放以來採取較寬鬆的政策。一九八二年的《十九號文件》，明確標示了中國宗教政策的轉向。承認解決宗教問題，高壓手段不能奏效，轉而採取其他控制的手段。
八九民運及東歐、蘇聯劇變之後，中共高層官員對此起了警惕之心，認爲基督教的發展對社會主義建設具有威脅性，因此對基督教及民主運動展開“反滲透、反和平演變”的策略。九十年代，經江澤民指示三句話，“全面正確的執行黨的宗教政策、依法加強對宗教事務的管理、積極引導宗教和社會主義相適應”。九四年國務院簽署了一四五號令“宗教活動場所管理條例”行政法規，説明一切宗教活動必須向政府有關部門宗教事務部門登記，并且加入愛國組織如三自會。不肯登記的聚會點及教會活動皆為“非法宗教活動”，成為取締對象。
雖然經過五十幾年的演變，政府對家庭教會的政策雖然看起來比以前放鬆。但是基本上仍是堅持管制的路線。隨著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及北京奧運的舉辦，中共政府積極改善國際形象。三自教會積極進行公關，一方面派代表到國外參訪，進行宗教交流，以圖化解素為國際批評的壞名聲，另外一方面又邀請國際知名的外國宗教領袖來華訪問，開放他們進入三自教會講道，企圖塑造宗教自由的形象。
但是他對家庭教會的定位還是沒有改變，政府仍然承認其合法地位，取締家庭教會的情形仍然時有所聞，只不過手法比以前細緻，不再像以往用高壓手段衝擊、而是改用法律來鉗制。中共統戰部把家庭教會當作，不服黨的領導，與海外敵對勢力互通聲氣，是反華集團滲透中國的工具。甚至為了要平衡快速發展的基督教，政府甚至支持較不具威脅性的佛教的發展，大力支持在杭州舉辦首屆世果佛教論壇，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接見與會代表，這些做法已經偏離的政教分離的原則了。
三自領導與教會基層的差別
再討論三自問題的時候，先要分清楚三自的領導階層、與基層三自教會是存在很大差距的。三自教會的直接上級管理部門是“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和“中國基督教協會”，俗稱“兩會”。這兩個部門又聽命於“國家宗教事務局”，是國家行政架構下的基督教社會組織，並不是教會，其上層的主流神學思想是自由神學，主要在領導階層、與神學院教授中較多。但是這種神學與基督信仰有根本的衝突，在基層教會是不受歡迎的。基層的信徒、甚至大多數的牧師，仍然堅守傳統的福音派神學思想。隨著資訊的開放，三自教會與管理他們的“兩會”也存在著緊張的關係，對於兩會強制的條條框框的規定，大多數基層教會都不以為然，先尤其是沿海一帶浙江、福建、和廣東的教會。這些地方的教會歷史悠久，信徒的信仰根基較扎實，能夠分別離經叛道的自由神學，並且勇於抵制政治勢力對教會的干涉，他們也是基督的真門徒，雖然待在三自中，但仍然維持純正的信仰，不受自由派歪理的影響。家庭教會對三自的批評，應該不能把他們包括在內。
所以說三自教會、與家庭教會在基層。並不存在太多的教義上的衝突。信仰的衝突是在領導層面才凸顯出來。由於三自教會本身並沒有自主權，他們在表面上還是要受領導的控制。所以在三自教會中常出現，表面上服從官方的立場，實際上仍保持教會自主的現象。這也是為什麽在這些開放一點的地方，家庭教會與三自教會的關係良好，在私下的場合仍然有交流的情形。
和解的呼聲與反對
海外信徒服事國内教會遇到的難題
三自與家庭教會的對立是國內教會存在多年的現實景況。凡是所有參與中國教會服事的基督徒，都難免牽涉在這個對立的情況中。常面對的情形就是，只要想與國内教會交流，就要在這兩個教會之間選邊站。一旦與三自教會合作，就不太可能再與家庭教會合作。這樣的緊張關係，在基層的信徒中可能不明顯。有人嘗試兩面兼顧、游走於兩方之間。但是一到教會的領袖的階層，就會發現雙方壁壘分明、互不來往。這個問題是中國教會現實存在，卻又一時之間尚無法解決的問題。身為服事中國教會的海外基督徒，不能不理解國内當前存在的大環境，在面對這種緊張關係時，首先要知道自己的地位，是來自服事眾教會，不是介入教會的紛爭，應尊重教會的權柄，不要自發議論，以免加深雙方的對立，更讓服事的教會受到虧損。
過去當三自堅持排外的政策時，海外團體主要是與家庭教會合作。當三自向外開放後，逐漸有許多團體通過三自進入國內服事。如聖經公會捐助官方許可的“愛德基金會”印製聖經，葛培理接受邀請訪問中國，進入三自教會講道。香港的建道與中神的教授也進入中國，與三自的神學院進行學術交流。海外許多有名望的牧者，也進入三自教會帶領培靈會、布道會。他們不再偷偷摸摸，擔心被政府取締。而是光明正大的直接與國内的基督徒交流。當然他們在不違反官方的政策之下，對講的内容也有相當大的自由度。帶出來的消息，讓海外的教會看到，這似乎是一條更容易在國内發揮更大影響力的機會。
當然也有保守的人士對他們發出嚴厲的批評，稱他們是走妥協的路線，與不信派合作，無異與虎謀皮。至於將來如何發展，仍然不容易判斷。是否能因此促進政府走向更開放的路線，還是完全被政府利用，來穩固三自在基督徒心中正統的地位，尚不得而知。
與三自合作的呼聲
一些關心中國教會的基督徒，對將來三自與家庭教會走向和解抱著期望，國務院民族發展研究所主辦了一個“基督教與社會和諧研討會”。邀請了基督徒學者、三自歡會、家庭教會代表、討論中國家庭教會問題。他們希望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能聽到家庭教會的意見。在這次的研討會中，一些基督徒學者向國家宗教政策的制定有影響力的人士發出建議。江登興弟兄提出：現有對家庭教會管理的宗教政策，很多都已經過時了，無法發揮正面的效果。把家庭教會定為非法，不但不能增進社會和諧的發展，反而增加了基督徒對抗政府的心態，助長了邪教的滋長，要解決這問題只有讓家庭教會公共化。
小光弟兄在一本書中，似乎是想調和三自與家庭教會的緊張關係。他提到家庭教會存在嚴重的權威體制的問題。很多教會領袖發展自己的勢力範圍，在這種家長制的體制下，權力集中在少數人身上，激不起新生代領袖投入服事的熱情，教會中沒有防止弊端的制度，讓過大的權力集中在少數人，容易生出腐敗。同時在真道方面出現相當多的混亂，毫無體系。容易成為異端滋長的溫床。他期待藉著家庭教會公開化，讓完善的體制，約束家庭教會走向健康的成長。他也肯定雙方的價值，三自教會是向不信的社會公開的見證，“如同山上的城、台上的燈。而家庭教會，則如同黑暗中的明星，照亮大大小小隱秘的角落；又如燃燒的真理烈火，在中國的大地上自由蔓延”。他期待三自與家庭教會在屬靈上面聯合，幫助對方改革內部的問題，共同將中國教會推向更光明的未來。
家庭教會堅守十架道路
期待雙方和解的想法雖然出於善意，但似乎沒有考慮到中國政治情勢的現實。家庭教會的何當弟兄明白的指出，和解的提議過於樂觀。他問出三個問題：“（1）三自/家庭的分野何來？他們之間的所謂前嫌或者積怨到底是什麼？（2）導致三自和家庭之分的各種內在與外在因素真的消失了麼？（3）教會的合一到底該如何理解，以至於我們該如何行動才算合一？” 。這確實是要求雙方教會和解的人，所遇到最根本的問題。家庭教會與三自之間不能合一的根本原因沒有解決，就是“信與不信不能同負一軛”。三自的背後是自由派的神學，家庭教會則持守保守的福音派神學。這兩者是水火不相容的。不止在華人教會界，在西方教會也是如此。合一的基礎是聖經的真理，如果合一的對象是同信基要真理的的基層信徒，那合一不成問題，但是三自教會不是由基層主導的。領頭的教會領袖是必須聽從三自當局，也就是背後的無神論政府。當政府對三自教會的控制一天不消失，和解無異緣木求魚。
家庭教會的特質是堅守主耶解所教導的十字架無道路，也就是敬虔與犧牲兩大特質。所有追隨主耶穌的門徒，也應該是效法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這不是為了方便宣教，可以暫時放下的權宜之計，而是基本信仰大是大非的問題。海外的教會已經服事家庭教會將近二十多年，看見他們走過火煉的試驗，陪他們一起在逼迫中禱告。在感情上我們仍然要與他們同站在一條陣綫。只要當局不承認他們合法地位，繼續逼迫他們，我們就應該與他們站在一起。這也是服事家庭教會的前輩們留下的榜樣。也是我們今天的繼起者所該持守住的原則。
結論
本篇報告主要是藉著對三自與家庭教會關係的演變，探討海外基督徒服事國内教會的態度。經過歷史的回顧，看到兩個教會的關係從勢同水火、到今天稍微緩和的情況，我們知道了雙方對立形成的原因。我們當然願意看到，教會合一最終能在中國教會中水到渠成，但是基本的信仰原則是不能被犧牲，就是不能在主耶穌所教導的基要信仰上妥協。不信的人不能當教會的頭。在這樣的體制下，就沒有合作的餘地。身為海外教會服事國内教會的同工，我們不能放棄對主忠心，堅守真理的教會，期待主的手在中國作主，化解三自家庭無法合作的基本因素，就是當局對家庭教會態度的改變，尊重政教分離的原 則，不再控制教會。這一天就是三自與家庭教會合一的一天。
三自與家庭教會關係的演變與影響 https://bit.ly/3lOclFM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傳教與三自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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