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唐使-20次派遣唐使/阿倍仲麻呂-晁衡/630年日本派出第一次遣唐使+653年,才第二次派遣唐使/高表仁因與日本天皇爭禮而被拒絕,因此憤而揮袖而去,不肯宣讀朝廷的命令。其所爭之禮應該是高表仁要求其面朝北跪拜接唐皇的旨意,這再次表明日本渴望與上朝大國平起平坐的心理。遣唐使另一個任務是向唐朝學習法典、制度、文化,並將其輸入日本。與以往朝代不同的是,他們從中華文明的被動吸收與接受,開始轉向主動的、全面系統的學習和模仿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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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部乙麻呂,奈良時公卿、詩人、歌人。或曰石上乙麻呂。左大臣麻呂三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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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天平四年,拜從五位上丹波守。
十年,累遷從四位下左大辨。
十一年,坐姦友藤原宇合妻久米若女,流土佐。後召還,歷西海道巡察使、常陸守、右大辨,遷中務卿。
二十年,授從三位參議。
翌天平二十一年(天平勝寶元年),拜中納言。二年,薨。[一]
文名
其在南荒,臨淵吟澤,寫心文藻,著銜悲集二卷,傳于今世。天平中,舉遣唐使,終不行。授中納言後,自登台位,風釆日新,芳猷雖遠列,蕩然時年。[二]
系譜
父:石上麻呂
母:不詳
男子:石上宅嗣(729-781)
男子:石上息嗣[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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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上乙麻呂


石上麻呂,本姓物部連。大連物部目之後,衛部宇麻呂子也。【續日本紀。○本書宇麻呂作宇麻乃,舊事紀作馬古。今考公卿補任定之。又按舊事紀,馬古,孝德時,授大華上氏印大刀食封千煙,奉齋神宮,而日本紀及諸書不載,今無所徵。】壬申之亂,帝大友敗走,大臣以下皆散,獨麻呂從之。天武朝,授大乙上,為遣新羅大使。踰年而還,授小錦下,進直廣參,【日本紀。】改賜今姓。【姓氏錄。】持統朝,赴筑紫監新城。尋進直廣壹,假資人五十。【日本紀。】進直大壹。文武朝,為筑紫總領,尋拜中納言。大寶元年,授正三位,為大納言兼太宰帥。【按源氏河海鈔,為太宰帥始於此者,誤。】慶雲元年,拜右大臣,益封二千一百七十戶。和銅元年,累進正二位,轉左大臣。遷都平城,麻呂為難波京留守。養老元年,薨。【續日本紀。】年七十八。【公卿補任。】帝深悼,廢朝,遣式部卿長屋王、左大辨多治此三宅麻呂,就第弔膊,贈從一位。百姓追慕,無不痛惜。又賜其家絁一百匹、絲四百絇、綿一千斤、布二百端。子物部乙麻呂。【續日本紀。】石上麻呂 - 維基大典 https://bit.ly/2HYeX5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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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倍仲麻呂(日語:阿倍 仲麿/あべ の なかまろ Abe no nakamaro,698年-770年),朝臣姓,阿倍氏,原文名仲麿,又作阿部仲滿[1],在中國時取漢名朝衡[2],又作晁衡、鼂衡,字巨卿。日本奈良時代的遣唐留學生之一,唐朝政治家、詩人。開元年間參加科舉考試,高中進士,留唐任多項要職。 阿倍仲麻呂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3lgFl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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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上乙麻呂 - 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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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上 乙麻呂(いそのかみ の おとまろ)は、奈良時代の公卿・文人。名は弟麻呂とも記される。左大臣・石上麻呂の三男[1]。官位は従三位・中納言。
経歴
神亀元年(724年)聖武天皇の即位後まもなく、正六位下から二階昇進して従五位下に叙爵する。
天平4年(732年)従五位上・丹波守となって以降、藤原四子政権・橘諸兄政権を通じて急速に昇進し、天平8年(736年)正五位下、天平9年(737年)正五位上、天平10年(738年)従四位下・左大弁に叙任される。
天平11年(739年)当時の太政官体制は、知太政官事・鈴鹿王、右大臣・橘諸兄、中納言・多治比広成、参議に大伴道足と藤原豊成の5人体制で、参議の補充が検討されており、従四位下・左大弁の官位にあった乙麻呂は有力な候補であった。しかし、同年3月に故藤原宇合の妻で女官であった久米若売との姦通の罪を問われて土佐国への流罪に処せられてしまう(若売は下総国に配流)。この事件について、当時太政官を主導していた橘諸兄による、政権に批判的な藤原式家閥の有力者である乙麻呂(乙麻呂は藤原宇合の義兄弟にあたる)を参議に登用させないための策謀とする見方がある[2]。天平12年(740年)6月に大赦が行われ、若女は入京を許される一方で乙麻呂は赦免の対象から除かれている[3]。同年9月に発生した藤原広嗣の乱を経て、翌天平13年(741年)にも恭仁京遷都に伴う大規模な大赦があり、今回は全ての流人が赦されていることから[4]、乙麻呂も土佐から帰京したか。
天平15年(743年)従四位上に叙せられる。のち西海道巡察使・常陸守・治部卿・右大弁・中務卿などを経て、天平20年(748年)従三位・参議に叙任され公卿に列す。この間、天平18年(746年)に計画され中止となった第11次遣唐使の大使に任命されている。この遣唐使は、緊張関係にあった新羅への牽制と、黄金の輸入を目的としたものと想定されている。
天平勝宝元年(749年)孝謙天皇の即位に伴って中納言に昇進する。翌天平勝宝2年(750年)9月1日薨去。最終官位は中納言従三位兼中務卿。
人物
家柄・声望とも優れた秀でた人材である上に、容姿風采も非常に美しかった。儒教を信奉する一方、漢詩を好んだ[1]。『懐風藻』に土佐配流時に作成した漢詩4編が採り上げられている。また、配流の傷心を詠んだ漢詩集『銜悲藻』(二巻)があったとされるが散逸した[1]。また、『万葉集』に2首の短歌が採られていると共に[5]、乙麻呂の土佐配流を題材とした4首の歌群があ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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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部氏著名代表人物:石上宅嗣的簡介。
石上宅嗣(729—781),奈良時代貴族、唐詩人。 歷任大納言、文部大輔等官職,授正三位。 自幼博覽經書,精通中國典籍。 其書法造詣頗深,尤長於中國草、隸各體,在當時名氣很大。 佛學成就亦高,佛學著作《凈名經讚》《念佛五更讚》等,流傳很廣。 唐詩用典準確,音律純正,與著名的唐詩人淡海三船齊名。 詩作收入自編的《經國集》中流傳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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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任大納言、文部大輔等官職,授正三位。 自幼博覽經書,精通中國典籍。 其書法造詣頗深,尤長於中國草、隸各體,在當時名氣很大。 佛學成就亦高,佛學著作《凈名經讚》《念佛五更讚》等,流傳很廣。 唐詩用典準確,音律純正,與著名的唐詩人淡海三船齊名。 詩作收入自編的《經國集》中流傳至今。 晚年在奈良建阿閦寺,內辟"藝亭"一間,收藏其畢生保存的中國古典書籍、各種佛經,並對外開放,供好學之士研用。 此系日本歷史上第一個具有社會性的圖書館,它對於傳播漢文化和推動中日文化交流起到積極作用。
日本史籍。
《續日本記》:石上宅嗣,左大臣物部麻呂孫,中納言物部乙麻呂子也。 性朗悟,有姿儀。 好學,博涉經史。 善屬文,工草隸。 稱德朝,累官至參議,敘從三位,兼式部卿。 光仁帝之立,預定策。 寶龜初,出為太宰帥。 居無幾,遷式部卿,任中納言。 六年,請改姓物部朝臣。 尋兼皇太子傅、中務卿。 十年,敕複本姓。 明年,轉大納言。 天應元年,進正三位。 尋%。」。 年五十三,時人悼之。 遺言薄葬。 詔贈正二位。 自寶字以後,善文者,世推宅嗣與淡海三船並稱。 性愛山水,每遇所適,攬筆成篇。 其詩賦數十首傳於世。 嘗舍其宅,創阿閦寺。 寺內建一院,藏儒書。 名曰芸亭。 自作記,其略曰:「內外兩門,本為一體。 漸極似異,善誘不殊。 僕舍家為寺,歸心久矣。 為助內典,加置外書。 地是伽藍,事須禁戒。 庶,以同志入者,無滯空有,兼忘物我,異代來者,超出塵勞,歸於覺地矣。 」有欲就閱者則聽。 其院今存焉。


石上宅嗣,左大臣物部麻呂孫,中納言物部乙麻呂子也。性朗悟,有姿儀。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工草隸。稱德朝,累官至參議,敘從三位,兼式部卿。光仁帝之立,預定策。寶龜初,出為太宰帥。居無幾,遷式部卿,任中納言。六年,請改姓物部朝臣。尋兼皇太子傅、中務卿。十年,敕復本姓。明年,轉大納言。天應元年,進正三位。尋薨。年五十三,時人悼之。遺言薄葬。詔贈正二位。自寶字以後,善文者,世推宅嗣與淡海三船並稱。性愛山水,每遇所適,攬筆成篇。其詩賦數十首傳于世。嘗捨其宅,創阿閦寺。寺內建一院,藏儒書。名曰芸亭。自作記,其略曰:「內外兩門,本為一體。漸極似異,善誘不殊。僕捨家為寺,歸心久矣。為助內典,加置外書。地是伽藍,事須禁戒。庶,以同志入者,無滯空有,兼忘物我,異代來者,超出塵勞,歸於覺地矣。」有欲就閱者則聽。其院今存焉。(續日本紀。○高僧傳要文鈔云,宅嗣號芸亭居士,法名梵行。捨宅為寺。寺東南造芸亭院,築山穿沼,植竹栽花。其西南構禪門,東北建方丈室。嘗作三藏讚,附入唐使,送之于唐。唐內道場僧飛錫嘆曰:「毘羅邪有長者子,日本國有維摩詰。」)石上宅嗣 - 維基大典 https://bit.ly/3jBkL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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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不見「遣宋使」
日本先後向唐朝派遣了19批「遣唐使」,唐朝末年卻突然中止了,直到宋朝建立後仍未恢復,無論北宋的首都汴梁還是南宋的首都臨安,再也看不到那些曾經熟悉的「遣唐使」的身影,背後有何原因呢?
使者東來
中日間的交往源遠流長,最早對日本進行記載的中國史籍是《山海經》,在其《海內北經》中有一句話:「蓋國在鉅燕南,倭北。倭,屬燕。」意思是,蓋國在大燕國的南面,在倭國的北面,倭國隸屬於燕國。
根據這段記載,春秋戰國時中國人把日本稱為「倭國」,視其為燕國的屬國。秦漢以後中國建立起大一統的封建王朝,與日本的交往不斷增多,《後漢書》記載,漢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倭奴國遣使來朝稱臣,光武帝劉秀賜給金印及綬帶,金印的銘文為「漢委奴國王」5個字,「委奴」即「倭奴」,這是中國史書對日本有明確紀年的最早記載。值得一提的是,1784年這枚珍貴的金印在日本九州福岡縣的志賀島被發現,成為中日關係史的一個重要物證。
曹操的孫子魏明帝曹睿在位時,倭奴國女王卑彌呼派遣大夫難升米來洛陽朝見,《三國志》記載,曹睿賜卑彌呼為「親魏倭王」,次年卑彌呼女王「因使上表,答謝恩詔」。後來倭奴國與附近的國家發生衝突,他們分別上書曹魏「說相攻擊狀」,曹魏地方官員還對他們的糾紛進行了調解。
隋唐以後中日交往更加密切,唐人張守節在《史記正義》中稱「武后改倭國為日本國」,認為「日本」的國名為武則天所賜,這個說法尚有爭論,但自唐朝開始才有「日本」的稱號卻是事實。在唐朝,日本多次派出官方使團來到中國,他們被稱為「遣唐使」,從唐太宗貞觀元年(630年)到唐昭宗乾寧元年(894年)264年間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共有19批。
「遣唐使」最初主要承擔外交使命,後來則以學習、考察和文化交流為主,每批「遣唐使」少則100多人,多則500多人,最多的一次有651人,是一個龐大的使團,其中既有大使、副使、判官、錄事等外交官員,還有文書、醫生、翻譯、畫師、樂師、水手等隨員以及一定數量的留學生和學問僧,他們至少在中國逗留一年,留學生和學問僧在中國的時間更長,有的長達幾十年。
「遣唐使」在長安等地如饑似渴地考察學習,尤其專注唐朝的政治制度、科學技術和文化典籍,回國後把它們運用到本國實踐。日本對「遣唐使」十分重視,「遣唐使」要經過層層選拔才有資格來到中國,費用都由政府承擔,回國後往往被認為是特殊人才而加以重用,這一時期日本的官制、曆法、城建、服飾、習俗等都充分借鑑唐朝,使日本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唐朝印記。
戛然而止
唐昭宗乾寧元年(894年)「遣唐使」大使菅原道真向日本朝廷呈上一份報告,其中說:「大唐之凋弊具載矣,更告不朝之問,終停入唐之人。」這個報告得到了批准,「其日,停遣唐使」。
此時唐朝已進入垂暮之年,內有宦官專權、外有藩鎮割據,唐昭宗李曄雖勵精圖治,期望恢復盛唐氣象,但受制於現實也只得看著政權日薄西山而無可奈何。面對唐朝皇室衰微、戰亂頻仍的狀況,再派「遣唐使」來中國不僅達不到目的,還會徒增風險,將其終止也在情理之中。
隨後,日本又頒布了一系列禁令,包括禁止國民出海的「渡海制」、限制購買中國貨物的「禁購令」和限制中國商人商船來日次數的「定年紀」,不僅派往中國的官方使團被叫停,民間人員和商業往來也受到嚴格限制,這些制度貫穿了中國五代十國時期,宋朝建立後仍繼續執行。
「渡海制」規定官民不經特別批准不得乘船前往中國等地,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年)日本僧人誠尋想前往中國五台山尋求佛法,希望得到批准,但日本政府依據「渡海制」加以拒絕,誠尋求法心切,最後乘坐宋朝商人孫忠的商船偷渡來到中國,之後不敢回去,一直留在了宋朝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年)日本僧人戒覺也請求到中國尋求佛法,同樣遭到拒絕,最後他們也是靠偷渡才來到了中國。
當年「遣唐使」中的學問僧最澄﹑空海、常曉、圓行等受日本政府官方選派來到中國,歸國後分別創立了日本的天台宗、真言宗等佛教宗派,著述豐碩,成為一代宗師,誠尋、戒覺等人的遭遇與他們形同天壤。但誠尋等人還不是最慘的,畢竟他們歷盡千難萬險最後來到了中國,宋仁宗慶曆六年(1046年)日本人清原守武等5人在偷渡中國時被查獲,結果被判有罪而遭流放。
「禁購令」規定官員和百姓購買中國貨物前必須接受嚴格檢查,日本政府為此設置了大宰府等部門對海外貿易進行管理,這些部門對中國貨物擁有優先定價權,中國貨物未經批准不得私下交易,違反的視同盜竊罪,判3年以上徒刑。日本政府還鼓勵對私下交易行為進行舉報,一經發現,貨物一半充公,另一半獎勵給舉報人。
「定年紀」則規定中國商船來日本不能過於頻繁,具體來說,同一商船或商人來日本經商必須相隔2年以上。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7月,中國商人上官用銛赴日經商,日本市場管理部門對他進行了嚴格審查,發現他上一年剛來過日本,違反了「定年紀」的規定,下令將其遣返,上官用銛面臨嚴重的經濟損失,於是辯稱自己之所以今年又來是想加入日本國籍,但這一理由被駁回。
兩宋300多年裡,在官方層面上中日兩國的交流基本處於停頓狀態,這種「無邦交」的情況與唐朝形成鮮明對比,無論在北宋的首都汴梁還是南宋的首都臨安,都再也看不到日本使者們的身影。
「政冷經熱」
日本為什麼不再派「遣宋使」了呢?
首先,不是因為中國的政局。「遣唐使」的停派固然是由於當時中國正陷入戰亂之中,隨後沒有恢復也是因為中國在五代十國時期又陷入了50多年的分裂與動盪。但是宋朝建立後中國重新恢復了統一,不僅消除了戰亂,而且社會經濟都有了新的較快發展,又成為一個繁榮發達的中原王朝。
其次,也不是因為日本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已經超越了中國。有人認為,日本密集選派「遣唐使」來中國,經過200多年的深入學習和借鑑,已經達到了飽和,失去了學習的動力,這是不再派「遣宋使」的根本原因。這種觀點其實站不住腳,中華文明一般認為有5000年的歷史,到唐朝已經有了4000年的積累,200多年顯然無法「學完」並超越,而且宋朝本身又創造出了許多新的物質和文化成果,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中有3項誕生在宋朝,「唐宋八大家」中有6位是宋朝人,如果只是站在學習和借鑑的角度,這些當然仍有很強的吸引力。
再次,也是不因為宋朝不肯接受「遣宋使」。相反,宋朝在對日關係上一直持積極態度日本僧人通過各種渠道來到中國後,宋朝皇帝往往都親自接見並賞賜豐厚禮物,對他們在中國的禮佛活動給予多方關照。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日僧仲回搭乘宋朝商人孫忠的商船回國,宋神宗得到報告後專門讓孫忠攜帶「國牒」及賞賜的禮物遞交日本朝廷,因公文中有「回賜」的字樣,日本朝廷反應冷淡。2年後,沒有得到任何反饋的宋神宗再次讓宋朝商人黃逢借經商之機帶「國牒」赴日,日本朝廷連續5次召開公卿會議商議對策,最後決定依舊「冷處理」。又過了一年,宋朝第三位「商人使者」黃政又帶著「國牒」來了,日本朝廷才勉強出具了一份回牒。
在日本《大宰府天滿宮史料》等史籍中,「大宋牒狀到來」等字樣多次出現,據梳理,北宋時除宋太祖、宋英宗和宋欽宗外,其他皇帝均以各種形式向日本朝廷及有關方面發送過文牒,但日方的態度一直相當冷談,雙方的正式外交關係始終沒有建立起來,以至於這一時期的中國史籍在涉及日本時內容都較為簡略,《宋史》雖然有《日本傳》,但2/3的篇幅記述的是日本僧人的資料,其餘是兩國商人活動的記載。
宋朝的經濟很發達,商業更為繁榮,日本政府不願與宋朝發生官方往來,在經濟上自身也會受到一定損失,但由於包括走私在內的民間貿易很活躍,雙方實際上的經濟往來依然表現得很突出,中國商人對日貿易的積極性很踴躍,他們分別從吳越、建州、泉州等地出發,頻繁地往來於中日之間,據日本學者梳理,僅978年至1116年的38年間,出現在日本史籍里的宋朝商人和商船就有90多次,湧現出孫忠、鄭仁德、朱仁聰等一批知名的對日貿易商人。
弱者無友
兩宋時期大體是日本的平安時代(794—1185)和鎌倉幕府時代(1185—1333),是日本武家政權興起和發展的階段,採取「脫宋」的對外策略有其國內政治以及地緣戰略的考慮,但從根本上說,中日官方交往在這一時期突然陷於停頓,最主要的原因還在宋朝自身。
有一句名言叫「弱國無外交」,有人探究其出處,發現「難以具體考證」,但它不脛而走,說明這句話雖然簡單卻包含了顛撲不破的真理。一個國家綜合實力越強,其外交活動越容易開展,在國際舞台上的朋友也越多,而弱國剛好相反,宋朝對日關係上的尷尬恰好印證了這一點。
有人或許不解:宋朝的GDP世界第一,朝廷財政收入創造了歷代峰值,人口達到創紀錄的8000萬,有空前繁榮的商業和豐富的科技文化成果,又擁有一支龐大的常備軍,借用《東坡詩話》里的詞,簡直可以說「一代君王,恭己無為,寬仁明聖,四海雍熙,八荒平靜,士農樂業,文武忠良」,這樣的國家難道也是弱國?
但強與弱不在表象而在精神,不在於一連串華麗的數字,而在於內在是否真正的強大,是否在取得那些看得見成果的同時對周邊擁有毋庸置疑、不可挑戰的影響力,如果用這個標準去看北宋和南宋,就會窺見其繁華背後的破綻。北宋雖富有,但從上至下缺乏進取精神,在挑戰面前一味退讓,以致長期受困於北方幾個少數民族政權,陷入「不敢樹敵、處處是敵」的惡性循環,南宋更被少數民族政權逼往江南,在東亞的勢力格局裡中原王朝失去了應有的分量。
孟子說「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再說得嚴重些就是「人不自強,斯招辱矣」。只有強者才被人看得起,不自強的人沒有朋友,放低姿態、主動示好甚至遷就縱容都換不來別人的尊重,做人如此,國家交往也是這個道理。唐代中日關係熱絡,但雙方其實曾爆發過激烈衝突,這就是唐高宗龍朔三年(663年)的白江口之戰,此戰日軍大敗,舉國陷入恐懼,幾乎動搖國本,但這反而激發起日本選派「遣唐使」的熱情,在全部19批「遣唐使」中,白江口之戰後占了14批。
中國人歷來有「盛世情結」,把漢武帝時期、唐代開元時期、清代康乾時期並稱為中國歷史上的「三大盛世」,如果把標準放低一些,把「治世」也算進來,又有西周的「成康之治」、西漢的「文景之治」、東漢的「光武中興」、南北朝的「永明之治」、唐代的「貞觀之治」、明代的「永樂之治」等,其中獨不見國祚長達300多年的宋朝有一席之位,後人往往說宋朝「盛世不再」,想來這也是一句公正的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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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貧積弱」的無奈:日本歷史上為什麼沒有「遣宋使」?
作為與中國「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自古以來便與中國進行官方往來,而日本古代派往中國的官方使臣一般都被稱為「遣某(朝代名)使」。除了知名度最高的遣唐使之外,日本史上還出現過遣隋使、遣明使。
奇怪的是,日本歷史上卻沒有遣宋使、遣元使和遣清使。元朝征伐日本,清朝與日本閉關鎖關,沒有遣元使和遣清使並不奇怪。但宋朝與日本之間有密切的商貿和民間往來,那麼日本為什麼沒有遣宋使呢?
唐昭宗(唐朝的亡國皇帝)時期,日本最後一位遣唐使正使菅原道真在給天皇的報告中說:「大唐之凋弊具載矣,更告不朝之問,終停入唐之人。」意思是凋敝的唐朝即將滅亡,日本遣唐使已經沒有意義了。
於是天皇下令停止派遣使者來華,中日之間持續幾百年的官方往來中斷。除此之外,日本還先後出台禁止出海的「渡海制」、限制中國貨物的「禁購令」和限制通商的「定年紀」,中日的民間商貿往來也基本停滯。
日本的這些對華禁令一直持續到了宋朝,以至於日本僧人不得不通過偷渡的方式來華求法。在與中國往來幾乎停止的時期內,日本的文化意識和生活習慣都逐漸脫離「唐化」,對於遣使來華的需求也逐漸減弱。
日本向唐朝學習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白江口之戰的勝利,被打服的日本甚至一度讓天皇向中國稱臣。而「積貧積弱」的宋朝連中國統一都做不到,先後被遼朝、金朝壓制,更不要說讓日本恢復官方往來了。
孟子曰:「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日本基本看穿了宋朝「積貧積弱」的本質,自然也就沒有什麼遣宋使了。宋朝官方後來甚至主動想與日本恢復官方往來,但都遭到日本方面的拒絕,熱臉貼了冷屁股。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history/2ng3jo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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