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三次黃金時代中国人史纲 柏杨历史系列 柏杨诞辰100周年特别纪念版 https://bit.ly/33nCt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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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楊，一九二〇年生，河南輝縣人。一九五〇年起，以郭衣洞之名從事小說創作，為寫作生涯之始。一九六〇年代用柏楊筆名為《自立晚報》及《公論報》撰寫雜文，揭露中國文化的病態與社會黑暗面。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以挑撥人民與政府間感情罪名被捕，至一九七七年四月一日始被釋放。出獄後，續為《中國時報》及《台灣時報》撰寫專欄，並曾赴多國發表演講，引起強烈的迴響。一九八三年起，耗費十年時光譯述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打破以往只有高級知識分子能讀《通鑑》的專利，並援用現代語詞的注解，使得晦澀難懂的古代人文巨著，有了全新的現代風貌。其作品類型廣泛，含括小說、雜文、詩、報導文學、歷史著作、文學選集等，著作等身。二〇〇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因呼吸衰竭病逝新店耕莘醫院，享壽八十九歲。【柏楊版資治通鑑】25週年紀念版 https://bit.ly/3nal2M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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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楊歷史研究叢書》總序
一
在九年零二十六天艱難而漫長的歲月裏，我埋頭整理中國歷史的史料，先後完成了三部書稿，第一部《中國人史綱》、第二部《中國帝王皇后親王公主世系錄》、第三部《中國歷史年表》（另外還有《第四部中國歷代官制》，一九七五年春，官員要我們「快快樂樂過一個端陽節」，把所有的參考書都搜去保管，規定每人不准持有三本以上的書，所以只寫了一半。）一九七七年四月，我回到台北，幾經轉折，三部書稿陸續的重回到身邊。面對著汗跡斑斑，顏色枯黃了的紙冊，我有無限的感恩和熱情。
但書稿似乎太多了，從地面幾乎直堆到腰際。想到它們在成書之後，每部勢將都在一千頁以上，我茫然的憂慮到出版的困難。幸而星光出版社經理林紫耀先生，毫不猶豫的慷慨承當，並為它定名為《柏楊歷史研究叢書》，使我由衷的感動。不過三部書稿並不是按照順序發排的，而是倒轉過來順序發排的。並非故意或願意如此，種種原因之下，只有如此。這只屬於小節，當三部書陸續出齊的時候，出版時間的先後，就不重要了。
二
中國歷史最使人困擾的是年號問題。年號本是中國在文明史上一大貢獻，現代的日本，和古代的越南、朝鮮、南詔、勃海，都是效法中國，使用年號的。但中國的年號卻走火入魔，除了表示紀年的主要功能外，另外還表示祈福、歌頌，和改朝換代。一個新政權興起，或一個新帝王登極，或發生一件自以為很大的喜慶，以及什麼理由都沒有而只是興之所至，都會弄出來一個新的年號。當中國內亂時，列國林立，年號如雨後春筍，目不暇給，如三八六那一年，中國境內就先後出現了十六個年號。即令在統一時期，年號所造成的氣氛，也十分緊張。如唐王朝第三任皇帝李治，他在位只三十六年，卻改了十次年號。南周第一任皇帝武照在位的時間更短，只十六年，卻改了十四次年號。有些時候，甚至一年之中，一改再改，如五二八年，北魏王朝就一口氣改了三次。第一次改元的詔書剛出大門，就第二次改元。第二次改元的詔書剛出大門，接著就第三次改元，使當時的國人不勝其煩。同時也顯示出這種年號制度的嚴重缺點，那就是，在時間距離上，造成嚴重的混亂。我們可以試行作一次檢查：元王朝至元元年，到同是元王朝至元六年，相距幾年？一般的答案當然是相距五年。這答案是對的，但不是絕對的對，事實上它恰恰相距七十七年，因為元王朝有兩個至元年號，一個始於一二六四，一個始於一三三五。再試行作第二次檢查：天授三年，跟如意元年，以及跟長壽元年，又相距幾年？答案是它們同是六九二年，相距只不過幾月。假如考古學家在地下掘出一件古物，上面刻著「建平元年製造」，恐怕世界上最權威的史學家和最權威的自然科學家，都不能確定它的正確年代，因為它可能是紀元前六年，可能是紀元後三三○年，可能是三八六年，可能是三九八年，可能是四○○年，可能是四一五年，可能是四五四年，也可能是五○八年。所以一個現代的中國人，置身於瞬息萬變，分秒必爭的時代，實在沒有繼續埋葬在這種糾纏不清的年號迷魂陣裏的必要。我們大膽的繞過年號，採用耶穌紀元，希望能簡單迅速，而又正確無訛的立即明瞭歷史事件的時間位置。
中國歷史上的王朝號和國號，是第二個大的困擾。十九世紀時，外國人曾嘲笑中國不過是一個地理上的名詞，引起國人的憤怒。其實在薩丁尼亞王國以義大利作為國號之前，義大利固然也是一個地理名詞。現在斯里蘭卡共和國建立，錫蘭也同樣成為地理名詞。事實上，在二十世紀中華民國建立之前，中國所有的王朝，從來沒有一個以「中國」作為法定的或正式的國名。每當一個新王朝興起，第一件事就是定一個國號，當這個王朝統一中國時，它的國號就遠壓在中國之上，如清王朝的正式國號就是大清帝國。當中國陷於分裂，像南北朝、五代……列國並存，就更誰也都不是中國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景觀，即四千多年歷史中，從黃帝到傀儡政權滿洲國，中國境內出現了像樣的或不像樣的共計八十三個王朝--也就是八十三國，和五百五十九個帝王，卻沒有一個是用「中國」顯示他們的性質的。我們最熟悉的甲午「中日戰爭」，在正式官文書上卻是甲午「清日戰爭」。這種情形，使王朝號、國號，跟年號一樣，造成史籍的混亂。因為誰也沒有標出中國的緣故，就發生了誰在中國歷史地位上是「正統」的爭執，這爭執由政治滲入學術，使從事歷史工作的史學家，頭上都好像懸著巨斧。司馬光在他的編年史《資治通鑑》中，曾為此費盡唇舌，解釋他何以把一些篡位弒君、罪惡昭彰的政權，用它們的年號作為正朔，用它們的王朝作為正統。但他這部價值連城，被後世列為「正史」之一的巨著，如果不是皇帝為它寫了一篇序的緣故，恐怕早被查禁燬版。於是集叛徒、土匪、強盜、惡棍於一身的朱全忠之類，明明只是一小塊土地的割據局面，年號卻成正朔，王朝卻成為了正統，因而使中國產生了一種可恥的「成則帝王，敗則盜寇」的史觀。歷史上的忠奸賢愚、是非黑白，遂大量的受到顛倒、破壞，甚至被惡毒的一筆抹殺。我們現在對所有的王朝號、國號，以及年號--包括凡是有記載的草莽英雄們，以及他們所定的王朝號、國號、年號，作一個徹底而廣泛的整理，排列出來，由分類而歸納，提供出一個工具性質的參考資料，可以迅速而簡便的找出所需要的答案。同時，我們更作一個從無前例的大膽嘗試。即以「世紀」為單元，以耶穌紀年為紀年，而將王朝號、國號、年號，置於次要的地位。我們的國家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我們以當一個中國人為榮，不以當一個王朝人為榮。當中國強大如漢王朝、唐王朝、清王朝時，我們固以當一個中國人為榮。當中國衰弱如南北朝、五代、宋王朝、明王朝以及清王朝末年時，我們仍以當一個中國人為榮。中國--我們的母親，是我們的唯一的立足點。所有的王朝只是中國的王朝，所有的國，都是中國的另一種稱謂。我們以「世紀」為單元敘述，是強調中國永遠存在，不受任何王朝影響，我們絕不認為後梁帝國是正統，而前蜀帝國是僭偽；更不認為清王朝是正統，而鄭成功是海盜。唐亡，不是中國亡，只是唐王朝和唐政府的覆滅。清亡，也不是中國亡，也只是清王朝和清政府的覆滅。中國固屹立如故。
中國科舉制度有它的功能和貢獻，但它的副產品之一是，培養出來一個中國所特有的「官場」社會階層，在這個社會階層中，阿諛帝王成為一項主要的課題。表現最強型的莫過於媚態可掬的加到活帝王頭上的尊號，和加到死帝王頭上的諡號（為了行文便利，我們用「尊號」包括「諡號」）。上古時候，這些尊號不過一個字兩個字，如紀元前十二世紀周王朝第一任王姬發，不過被尊為「武王」。隨著阿諛技術的精益求精，到了紀元十五世紀之後，如清王朝第三任皇帝福臨，他的尊號是「禮天隆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顯武大德宏功至仁純孝章皇帝」，竟多到二十五個字，全都是從字典上挑選出來的最美麗的詞彙。有些人從沒有當過帝王，也會在他們頭上堆砌一大堆帝王尊號，當唐王朝大祭「玄元皇帝」的時候，沒有人知道他就是以老子一書聞名於世的哲學家李耳。在史籍引敘原文的時候，這種尊號更顯示出沒有原則的一面，像談到曹操，他一直到死只不過是東漢王朝的丞相，可是就在正史上，卻一會稱他是「太祖」，一會稱他是「武皇帝」，混淆的程度，使我們不知道所說何人，又置身何地。我們當然諒解並同情古史學家的可悲處境，但我們也不掩飾我們的失望。皇后也是如此，從最簡單的「王妃」到那拉蘭兒「孝欽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仁獻崇熙顯皇后」。這個用全力摧毀自己所領導的清王朝女人，竟擁有這麼漫長肉麻當有趣的尊號，使我們忍不住失笑。但我們最大的苦難不因失望失笑而消除，所以我們所作的是對中國五百五十九位帝王，和若干雖沒有實質上當帝王，卻被加上帝王尊號的人，以及更多的皇后妃妾，和他們所生的數不清的親王、公主，作一個地毯式的搜索，將他們的頭銜、年齡、在位時間，以及他們在皇族中的關係位置，加以仔細的整理列出，使任何人都可以不必經過辛苦的尋覓，即可對他們的身世，有一個明確的了解。
最後，我只能用非常少的幾句話，說明我們的立場，我們立場是中國人的立場。不同於「奉旨修史」的官員立場，也不同於以王朝為主，以帝王將相為主，以統治階層自居的立場--他們把利益所從出的王朝放在第一位，而把中國放在第二位。我們反對「成則帝王，敗則盜寇」的史觀，在那種史觀上，很多醜惡被美化，很多可歌可泣、代表中國人磅礡剛強、澎湃活力的智慧和勇敢，卻被醜化。如三保太監下西洋，傳統歷史責備他勞民傷財，好大喜功，以致史料所存寥寥，我們則認為他是中國第一位最偉大的海上英雄。我們堅持的標準是國家民族和人道人權，不掩飾污點，猶如美國歷史不掩飾吊人樹一樣，同時也展示出中國對全世界全人類文明所作的尊嚴貢獻。
中國人了解中國歷史，應是天經地義的。可是，很多中國人對中國歷史只不過知道一個片段，而這片段還多半來自小說和戲劇。中國歷史書籍之多，佔世界第一位，但卻使人有一種雜蕪凌亂的感覺。即令把正史能倒背過來，對了解中國歷史發展的脈絡，仍沒有太大的幫助。何況我們沒有時間讀完正史，也沒有文言文的修養去讀正史。司馬遷創造了一種新形式的史籍，這形式在紀元前較簡單的社會，還可以應付。可是史學家卻被這種形式醬住，一直沿用到二十世紀。更糟糕的是，它被改為斷代史。幸好中國的王朝不斷變換，如果像日本那樣萬世一系，根據「國（王朝）亡才修史」的慣例，中國可能成為一個沒有正式史籍的國家。這些國（王朝）亡了才編纂出來的正史，又不過是一大堆人物傳記的合訂本，而這些傳記，又多半取材於該人物的墓誌銘、行傳、家譜之類的一面之詞。以致數千年來，墓誌銘在中國文學史上，佔重要的地位。凡是善於阿諛死人的作家，如唐王朝的韓愈，都享有相當地位和相當財富。墨索里尼的兒子在紀念他父親的文章中，說他父親：「喜歡古典音樂，看見我開始彈鋼琴時，非常高興。他為人極為和藹，對人更是溫柔。」我們不認為墓誌銘、行傳、家譜之類所提供的資料，全都比墨索里尼的兒子所提供的，更為可信。所以，我們在採用正史資料時，都一一加以判斷。
三
意不盡而言不能不盡，最後，我願述及我對叢書處理的願望。我虔敬的把第一部《中國人史綱》，獻給孫觀漢先生。第二部《中國帝王皇后親王公主世系錄》，贈給梁上元女士。第三部《中國歷史年表》，贈給陳麗真女士，用以表達我無窮的謝意。
我和孫觀漢先生--這位世界聞名的物理學家，中國原子科學之父，中國第一個原子爐的裝置人，迄今還沒有見過面；但我縱是集合全世界感恩的言語，都表達不盡我的內心。像我這樣渺小的人物和離奇的遭遇，不過是大時代中的一粒灰塵，隨風飄蕩，微不足道。但孫觀漢先生，亙古以來，卻只此一人。有人把孫觀漢先生比為左拉，但孫觀漢先生比左拉更偉大更艱苦。他像大海中的一葉孤舟，為營救一個從未見過面的朋友，付出他的眼淚、尊嚴、時間、金錢和健康，而且十年如一日。更主要的是，他的道德勇氣，不僅是為我一個人，而是對祖國一片丹心，和對人類一片愛心。西方有句諺語說：「為朋友死易，找到一個值得為他死的朋友難。」而我找到了，這是我的幸運，也是我的光榮。蒼天可鑑，為孫先生，我死而無恨。
我和梁上元女士相識時，她還是一個髮與耳齊的女學生。她第一次給我寫信，那麼流暢和那麼有深度，使我震驚。可是九年零二十六天之後，她到台北飛機場接我歸來的時候，已是大學教授了。年齡、知識、智慧和社會經驗的增長，使她更堅定對我的幫助--包括精神的和物質的，也更堅定她對國家的愛、對人道的愛，和對人權的尊敬。她的品格可以在一件事情上顯示出來，她是一位孝女。
陳麗真女士是我的讀者之一，十五年前她第一次來探望我之後，她就成為我的學生。在我的家庭破碎、妻離子散之際，她一直照顧我的生活，探望我，給我寄衣服食物，末了還為我作保。她為了幫助我，曾遭受到其他朋友所沒有遭受到的風暴打擊，幾乎使她精神失常；但經過無數次恐懼哭泣之後，她沒有放棄她的初衷，使我在孤寂中，仍享有人生的溫暖和友情的慰藉，那是使我活下去的最大支持。
四
叢書是我在火爐般的斗室之中，或蹲在牆角，或坐在地下，膝蓋上放著用紙糊成的紙版，和著汗珠，一字一字的寫成。參考書的貧乏使我自慚，但我別無他法。而且心情惶惑，不敢想像這些艱難寫出的書稿，會遭受到什麼命運。所以不可避免的會錯誤百出，唯有乞求方家指正。
現在，總算陸續的付梓，當叢書出齊之日，我覺得我對我的國家，和對我的朋友，已盡了我最大的責任，和獻出我最大的感恩。
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日於台北
導讀
柏楊的《中國人史綱》是他十年牢獄生活的血淚之作，在極端惡劣的環境下，從卷帙浩繁的中國史冊中寫成「史綱」，除了大脈絡，更重要的是大關節的操持，這要有史識。柏楊顯然有他紮實的史料工夫，整體的掌握應不成問題，他以一百年為「一世紀」作為敘述單元，先把中國史分成非信史與信史，前者從神話，傳說到半信史時代，後者從紀元前九世紀開始說起，一章一世紀以迄於晚清。
這個大脈絡很清楚，而既稱「史之綱要」，就得用心於大關節之處理，章下各節，即是重點在國之興亡，政之隆污，乃至於學術發展之特色與發展等，柏楊驅遣文字，面對千絲萬縷的史冊，舉重若輕。
但「史綱」既以「中國人」為名，可知柏楊之用心，乃在於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在轉折處產生影響的究竟都是些什麼人？被放大特寫的，不是聖君賢相，英雄美人，不然就是大奸巨惡之徒，而其中有人性的善惡、人情的冷暖、人權的浮沉，皆發人深省。
本書首章〈歷史舞台〉，概述中國史地及人種，是一篇很精彩的導言；而信史時代各章，皆於最後一節寫「東西方世界」，連同各個世代都非常重視國際關係之探討，我們可以看出其中有一種寬闊的視野，做為一位史家，柏楊有走向世界，與國際接軌的意念。
從前吳楚材與人合編，《綱鑑易知錄》，序中有言：「若簡篇之汙漫，為之摘要而刪繁，慮大義之不明，為之提綱而絜領」，柏楊之「史綱」亦如是也。博客來-中國人史綱(上) (二版) https://bit.ly/33lRfYU
歷史朝代表
01、中國歷史朝代表：
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西周周武王；至東周周平王，分為「春秋」及「戰國」兩部分。）----秦（秦始皇）----漢（西漢劉邦----王莽立新朝----東漢光武帝劉秀）---三國（魏、蜀、吳）----晉（西晉司馬炎、東晉司馬睿）----南朝（宋、齊、梁、陳）北朝（北齊、北魏、北周）----隋（楊堅篡北周建立隋朝）----唐（李淵、李世民）----五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宋（北宋趙匡胤；靖康之難後高宗稱帝為南宋）----元（成吉思汗、忽必烈）----明（朱元璋）----清（努爾哈赤）----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
唐堯虞舜夏商周，春秋戰國亂悠悠。
秦漢三國晉統一，南朝北朝是對頭。
隋唐五代又十國，宋元明清帝王休
唐、虞、夏、商、周、春秋、戰國、秦、漢、三國、晉、南朝、
朝、隋、唐、五代、十國、宋、元、明、清、中國、
滿清：中國最後一個君主專制政府清朝，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被推翻。 中華民國：共和政體的中華民國，正式成立於1912年1月1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10月1日共產黨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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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時期 (中國歷史上的十大黃金時期) 。 黄金时期（中国历史上的十大黄金时期）_百度百科 https://bit.ly/36sVDaO
古希臘人將人類歷史分為金、銀、銅、鐵四個時期,其中最初最盛的時代。
全盛時期,黃金時代。 勢力最盛的時代。
介紹。
一、周朝時期。
1。
“周公吐脯，天下归心”，问后世君王，有哪个能做到周公这样？也只有刘玄德三顾茅庐和曹阿瞒倒履相迎许诸能勉强与之相提并论了。正是在周朝，中华民族的基本礼仪规范才得以确立，并一直沿用至今，并经孔夫子整理，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
二、春秋時期。
1。
说春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更多的是从文化和思想的角度来说的，毕竟“诸子百家，坐而论道”“百家争辩”的景观自从春秋后，是再也看不到了，更有孔子这个万世圣师，让我们民族有了精神核心和道德规范。那个时代真的是中国帝国思想最为活跃的时代，那是中华民族思想上的黄金时代。
三、漢武帝時代。
1。
汉武帝时代也是中国帝国的强盛时代，虽然比起开元盛世是逊色了一些，可同样值得我们怀念，击败匈奴交通西域夜郎，天下混于一统，再加上名臣良将辈出，法纪肃然，能不是黄金时代乎？
四、三國時代。
1。
三国时代同样是一个精彩的时代，三国鼎立是这个时代的基调，一切故事都是围绕着这个基调而展开的，曹阿瞒的雄才，刘备的坚忍，诸葛亮的智慧，关羽的忠义，孙权的老谋，周瑜的小气，陆逊的沉稳……，都是这个时代的最好写照。
五、兩晉南北朝。
1。
南北朝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也是一个胡汉融合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主调是铁与血。在这个时代里，人性一展无余，各式各样的人都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而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活命！也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六州胡者敢言兵杖斩”的冉闵，有“关中良相唯王猛，天下苍生望谢安”的一段传奇，同样也有苻坚、刘裕、跋拔跬这样的一代天骄，当然同样不能忘了高欢、宇文泰这对天生冤家，至于良将名士自然更不必说了，甚至还有那样的美男子也是那样的独一无二，卫阶居然被人看死……
六、貞觀之治。
1。
“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候”成为初唐时期人们的普遍追求，能登上凌烟阁，成为后人铭记的名臣，无疑是一种普遍的理想，而凌烟阁二十四相也果然为后世所传诵，这一切当然不能忘了唐太宗这个雄才大略之主，正是他一手奠定了大唐将近三百年基业，更一手成就了大唐天可汗的威名。
七、開元盛世。
1。
毫无疑问，唐玄宗时代的开元盛世无疑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顶峰期，文治武功都很完美，民族尊严也是这个时候最高，中国的天可汗地位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达到顶峰的，整个亚州被中国和大食这两大帝王国所占据，中华帝国的声势也是空前绝后的，前人没有做到，后人也没有做到，只有唐朝做到了。那个时代的人们是鲜活的，是尚武崇文的，身上都有着战士的血液。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这个时代，这是一个光辉时代，一个民族的光辉时代。
八、宋真宗至仁宗時期。
1。
之所以说这段历史是黄金时代，和春秋一样，同样是基于文化基础上说的，这个时代主要是天才太多，群英辈出，灿若星空，成为中国文化的柱石，欧阳修、王安石、三苏、司马光、曾巩等后来都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朽的传奇。
九、戰國時期。
1。
如果说春秋时期是思想家的黄金时代，那战国就是武将与谋士的黄金时代，求贤若渴恐怕是后世永远也无法做到的，注定只能存在于士子们的梦想中了。
十、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
1。
过去教科书告诉我们：中国在1949年以前是一个黑暗社会。可事实并不是这样，至少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黄金时期，至少在1937年以前是这样，大师比比皆是，各方面的人才相继涌现，形成人才群体，光是
黄金时期（中国历史上的十大黄金时期）_百度百科 https://bit.ly/36sVDaO
來有「盛世情結」，把漢武帝時期、唐代開元時期、清代康乾時期並稱為中國歷史上的「三大盛世」，如果把標準放低一些，把「治世」也算進來，又有西周的「成康之治」、西漢的「文景之治」、東漢的「光武中興」、南北朝的「永明之治」、唐代的「貞觀之治」、明代的「永樂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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