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台灣有個群學出版社，替社會學領域出過不少精采好書。台灣社會學者也編過一本《群學爭鳴》，回顧戰後台灣社會學的主要成果。稍微念過一點台灣/ 中國社會學史的，都可能聽過「群學是中國早期對 sociology 的譯法」或「群學就是社會學」這類說法。不過最近重讀一些資料，才想到這類說法，模糊了「群學」與「社會學」在語源與知識脈絡上的對比。
「群學」一詞，據說最早出現在梁啟超、康有為、譚嗣同等改革主義者的教育藍圖裡。梁啟超在1896《說群》自序提到，其師康有為曾教授一堂以「群」為對象的科目。後來他在《康南海傳》記載，康有為1891年在廣州萬木草堂（號長興學社）開出的課程綱要中，即包含了「群學」這門課。雖然課程列出來，不代表有開成，但因時隔僅五年，似乎「群學」一詞，在1890s早期就出現在康梁等人代表的改革圈的語彙（不過也有學者指出，認為梁啟超是後來讀到「群學」一詞，將之套用在康有為當年規劃的課程）。
群，羊形君音，原指羊群，後普遍用於指涉集體事物，如「人群」。但在古文用法中，有時「群」也被借代為動詞。例如荀子在《王制》討論「為王之道」時，就以「人能群」，解釋何以「力不若牛、走不若馬」的人類，能夠反過來駕馭前兩者。荀子接著闡述，人因為講義理而能角色分工，因為分工才能「群」，並從而達到和諧、得到力量、得以強盛。這裡的「群」，大概就指「協調合作團結生活」。
康梁等人談「群學」，大致是承繼這個討論政治之道的傳統。例如康有為的課綱中，群學便與政治學原理、中西政治史，與政治學的運用課程並列，放在「經世之學」之下。而梁啟超也在《說群》中抨擊古代國君的寡人文化，他寫「以群術治群、群乃成。以獨術治群，群乃敗… 使其 [民眾]羣而不離、萃而不渙，夫是之謂羣術。」所以包括韓明膜、張琢都在書中指出，康梁談的「群學」就是團結民眾的「群術」。
這樣的群學，雖說受到西學啟發，但其內涵仍本於對傳統國學社會思想（如荀子）的疏理，再融入維新派領袖對西學「羣術」的一知半解（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又一例），以回頭追求儒家仁學中的「修齊治平」。對照歐洲從孔德以降建立起的實證社會學，彼此關連十分有限。
把「群學」跟sociology連起來的關鍵人物是嚴復。他1895年在天津《直報》發表的文章〈原強〉，整理介紹了西方學術體系。該文介紹 Spencer (帶有社會演化論觀點) 的 著作時，把 “sociology" 譯成「群學」。嚴復當時也開始翻譯Spencer 的The Study of Sociology，後來在1903年以《群學肆言》出版，更鞏固了「群學 ＝Sociology」的印象。但必須提醒的是，嚴復介紹的「群學」（Spencerian sociology），與康梁等人所言的「群學」，內涵十分不同。
相對於維新派承載國學傳統，手工拼湊打造的「群學」，「社會學」一詞代表的，則是一股以清末留日學生為中介，從日文/日譯文獻引入的西方學術洪流。
「社會」一詞為日本啟蒙家西周（Nishi Amane, 1829-1897）所創。西周十二歲起在江戶學習「蘭學」，三十三歲奉幕府之命赴荷蘭留學（萊頓大學目前保有其簽名文件）。回國後在1873年與福澤諭吉、森有禮等人創辦「明六社」、翌年發行《明六雜誌》，介紹西方哲學。由於西方哲學中許多概念並不存在日文，西周便用漢字創造出一系列今天常見的詞彙，例如哲學、藝術、科學、理性、技術等。其中，西周他挪用漢字中跟祭祀有關的「社」，以及代表眾人相聚的「會」，創出「社會」一詞來翻譯西文中的 society。透過明六雜誌的推廣，這些概念迅速成為日本知識界的標準。1880年尺振八（Shinpachi）翻譯史賓賽的Education: Intellectual, Moral and Physical，便順理成章的用「社會學」來翻譯sociology。
1895年甲午戰敗後，中國知識分子忽然驚覺日本的今非昔比，也渴望從其身上學習強國之道。加上由於距離近，語文隔閡低（當時日本學術界多用漢字），旅日學生快速增加，知識分子與改革者也絡繹不絕，透過日文文獻大量吸收西方觀念學術。
1896年譚嗣同出版《仁學》，是中國出版品中第一次用到「社會學」一詞者。譚在書中列舉，「為仁學者」應從佛學、西學、國學中各自讀哪些東西。其在西學項下列舉了「《新約》、算學、格致、社會學」四項。譚在書中沒有解釋「社會學」是什麼，但既與算學（數學）、格致（科學）並列，推估粗略涵蓋了今天整體「社會科學」範疇。
西方社會學真正有系統地傳入中國，始於1902。那年，因主張革命避走東瀛的章太炎，翻譯出版了日本學者岸本能武太的《社會學》，同年有賀長熊的《族制進化論》也被翻譯出版。1903，吳建常也以市川原三的日譯版為本，輾轉將 Giddings 的 Theory of Socialization譯出，以《社會學題綱》為名出版。同樣旅日的馬君武，則把 Spencer 的 The Introduction of Sociology 譯出，書名《社會學引論》。即便嚴復的《群學肆言》也在同年出版，也難抵擋知識分子界逐漸向「社會學」對齊用詞的趨勢。
隨著以日本為中介的西方新學加速流入，連帶引入大量日本學者借漢字創造的新穎詞彙，也取代許多本於傳統概念，成為中國知識分子溝通的流行語。於是「社會學」流入，淹沒了「群學」，也淹沒了康梁最初的想像。當「社會學」淹沒了「群學」 | Patterns of Mind http://bit.ly/3agVC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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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討論台灣社會學從1945年至今的發展，藉由幾個重要領域的回顧，勾繪出台灣社會學整體發展的面貌、成就、限制與未來發展的契機。主要的內容包含了戰後至今的台灣社會學所處理的課題及其成果，以及不同課題的研究成果間之關係。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究：相較於西方社會學的相關領域，台灣社會學發展之特徵。本書也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考察台灣社會學的知識發展、學術制度與社會脈絡。最後，本書呈現了這些研究成果所隱含的「台灣社會」。簡言之，本書各章作者從具體的課題（如家庭、企業、公民社會與移民章）、概念化的方式（如性別、國家、族群章）以及與西方理論的關係（如階層、勞動章）等面向，檢視台灣社會學發展史，共同勾勒出台灣的「社會學」圖像與「社會」圖像。
　　台灣的社會學研究自始即與西方社會學緊密關連，過去60年的社會學發展中，不同研究者從初始援引西方社會學的論點，進而運用、驗證與修正這些論點，近年來則引入新的面向與觀點，甚或提出挑戰。面對國際化的潮流，本書主張真正的國際化乃是透過台灣社會的研究，證明從西方社會發展出來的理論只是眾多可能中的一種。未來更應積極努力，藉由台灣社會的研究成果，提出足以與西方理論相提並論、甚至可以將其含括的論點，邁向更開闊的學術高原！
作者簡介
　　謝國雄 （主編）
　　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社會學博士。
　　曾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研究員及副研究員、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兼任副教授及社會學研究所兼任教授。
　　現任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目前借調至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擔任教授兼所長。
　　透過田野工作探究資本主義與台灣社會，勞動、社區與社會學發展史為其關注焦點。
　　著有 "Boss" Island: The Subcontracting Network and Micro-Entrepreneurship in Taiwan's Development (1992) 、《純勞動：台灣勞動體制諸論》（1997）、《茶鄉社會誌：工資、政府與整體社會範疇》 (2003)，並編有《以身為度、如是我做：田野工作的教與學》（2007）等專書。
005年開春，一群社會學家齊聚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試圖一起勾繪戰後的台灣社會學發展史。
　　為什麼要瞭解台灣社會學發展史？以我自己為例，進入社會學雖已二十多年，但對於這門學科在台灣的歷史，卻所知不多。取得社會學博士學位回台灣時，只知美國社會學的發展，設定的對話對象與參考架構，全部來自美國社會學家對台灣社會的研究。然而，心底始終有一股渴望，想要瞭解：我從何處來、現在處於何地、未來將往何處走？重新認識台灣社會與台灣社會學發展史，正是一個回應。
　　掌握台灣社會學發展史也是學術原創不可或缺的要件。原創是學術研究的動力與目標，而研究成果是否原創，端看所對照的知識傳統。「新」必然對照於「舊」，「舊」的構成與格局，決定了我們認為什麼是「新」；「舊」的格局越大，要有新意越是困難。然而，一旦在大格局的「舊」之下，仍然有經得起比較與考驗的「新」，那就是真正的原創了。全面而深入地掌握台灣社會學發展史，是擴大格局的一條途徑。
　　勾繪台灣社會學發展史的另一個意義是傳承，一方面掌握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將我們對這些成果的理解傳遞給下一代的台灣社會學家。這樣做有什麼效應呢？東海大學的黃崇憲老師在研究所的研討課上，採用了本書的初稿當作教材，他將同學分成「拷問」組與「辯護」組，針對本書進行攻錯。在黃老師的安排與帶領下，修課同學利用整整五週的時間進行討論，留下了長達九十七頁的備忘錄。還有什麼比這個更能彰顯對一本書的看重呢？
　　這群研究生是本書最早的讀者，從他們的評論中，我受到莫大的鼓舞。因為這本書，這群讀者對各分支乃至於台灣社會學的發展有了一個鳥瞰的圖像；因為這本書，他們擴大了對台灣社會學的想像，從而發展出未來的研究議題；最後，因為這本書，他們察覺到「現在我們正站在全然不同的制高點之上」。本書通過了一般的同儕審，在出版前更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讀者審」，更準確地說，這是讀者與作者共創意義而形成了一個有機的學術社群。這群在本書出版前就提出評論的讀者，讓《群學爭鳴》十二位作者的努力有了「社會學的」以及「社會的」意義。
　　傳承並非單向，我也從這群讀者的評論中學習到，下一代的台灣社會學家將展現與我們這一代不同的面貌。簡要言之，我看到了「由結構到能動、由事實到想像、由實然到應然」的轉變；這樣的轉變，必定會重新形塑社會學的基本議題與社會學研究的實踐意涵。在這些評論中、在我自己的學生身上，我都感受到了這個巨變的蛛絲馬跡，從而讓我對台灣社會學與台灣社會的發展，十分盼望與樂觀。
　　本書的由來，始於2005年3月，數十位不同分支領域的社會學者開始了「閉門」會議，集體討論要回顧的課題、如何回顧等問題。閉門會議持續到當年6月，接著各人開始撰寫論文。隔年（2006年）4月，論文初稿完成時，在龍潭渴望園區召開「移地會議」，每篇論文邀請兩位學者評論。在兩夜三天的討論中，最常被討論的問題是：為什麼挑選了這些領域，而不是其他的領域？而在特定的分支領域中，為什麼只選擇這些研究成果，而不是其他？本書的原初計畫，十分務實，也就是先針對戰後台灣社會學較有成果的課題，邀集相關的同仁來回顧。但在計畫執行過程中，有些同仁因為不同的原因退出撰寫計畫，因而未能有更全面的回顧。此外，任何回顧，一定是採取特定觀點，從而在素材的選擇與評論上，必然挂一漏萬。本書只能說是「拋磚引玉」，作者們追求的並不是窮盡的涵蓋，而是在我們所選擇的領域與素材中，做出實質的、深刻的與批判的回顧，藉此促成其他領域、從其他觀點做出來的回顧。
　　我要感謝本書各章作者，在長達三年的共事過程中，包容我的緊迫盯人。我也要感謝參與過這個計畫與擔任評論的學者：王宏仁、成令方、何明修、吳泉源、吳嘉苓、李廣均、汪宏倫、柯志明、范雲、張茂桂、陳介玄、陳東升、楊文山、裴元領、蔡明璋、蕭阿勤、與謝雨生。本書書稿完成後，曾送請《台灣社會學刊》編輯委員會進行審查，我要向黃金麟主編及全體編委致上由衷的謝意。兩位審查人深入和建設性的建議，減少了本書可能的疏失，本書全體作者銘記在心，當然最後的責任仍在我們。謝麗玲小姐見證了這個集體計畫從醞釀到成書的全部過程，她的行政能力與編輯專長，讓整個計畫的進行順利而愉快。最後，感謝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在計畫過程中的經費與行政支持。

本書以嚴復翻譯自斯賓塞The Study of Sociology的《群學肄言》為中心，藉由文本比對的方式，檢視詞彙及概念在翻譯過程中，中國傳統思想因素與西方思想資源交織下所產生之變化。我試圖探討「嚴復思想」和「漸進進化思想與調適改革」此二範疇的論題，並更進一步，檢討過往對「進化論在近代中國」這個題目 的基本論調。我認為，過去的研究太過於強調進化思想和清末激進改革、革命之間的關聯性。但其實嚴復並非只有《天演論》所表現的進化思想，斯賓塞也不是一個那麼殘酷、冷血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本書嘗試要指，當時還有另一種進化思想，就是《群學肄言》裡漸進調適傾向的進化觀念。它不會強調「新=優」、「舊=劣」，也不偏向於激進或保守任何一方。它進步的最終目標是指向一個「執中」的社會狀態。

嚴復（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乳名體乾，初名傳初，改名宗光，字又陵，後名復，字幾道，晚號瘉壄老人，福建福州府侯官縣（民國初年與閩縣合併為閩侯縣，今福州市）人，祖籍河南固始。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翻譯家。曾為復旦大學校長，京師大學堂校長，籌安會六君子之一。
嚴復系統地將西方的社會學、政治學、政治經濟學、哲學和自然科學介紹到中國，他翻譯了《天演論》、《原富》、《群學肄言》、《群己權界論》、《社會通詮》、《法意》、《名學淺說》、《穆勒名學》等著作。他的譯著在當時影響巨大，是中國20世紀最重要啟蒙譯著。嚴復的翻譯考究、嚴謹，每個譯稱都經深思熟慮，他提出的「信、達、雅」的翻譯標準對後世的翻譯工作產生深遠影響

梁啟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