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史論叢：客家篇》：台灣族群概念的現代性與「客家認同」的特殊性 -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現代族群概念下的「泛台灣客家認同」，和先前台灣社會中就已存在的傳統客家認同，在社會性質、運作的範疇與功能上到底有沒有重要的差異？
文：王甫昌（美國亞利桑納大學社會學博士，目前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由文化、地域到族群：再論當代台灣客家族群意識的現代性】
一、前言：台灣族群概念的現代性與客家認同的特殊性
1980年代中期以後台灣社會巨大政治與社會變遷中，民主化政治轉型與族群問題的公共化，相當受到矚目。在此轉變過程中，過去被視為禁忌話題的「省籍問題」，因為代表「外省籍第二代」政治行動者指出外省人是政治及經濟上的弱勢者，引起民進黨籍立委在立法院質詢中反駁，而使得省籍問題在1987年之後成為媒體報導、學術研究及政治辯論的焦點（王甫昌 2008）。這也引發了到底誰是「弱勢群體」的討論，進而導致原先「省籍」分歧之外，「原住民／漢人」及「閩南／客家」區分與群體關係，也成為當代台灣族群問題的重要面向與課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1990年代初期浮現的「台灣四大族群」政治論述，相較於過去「本省／外省」的省籍二分法，是具有深刻現代性意涵的新型態人群分類與群體關係想像。「台灣四大族群論述」的現代性意涵，可以由下列三個面向見其一端。
首先，將「台灣四大族群」的區分置於同一層次的群體分類上，是相當晚近的現象，在198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初期才浮現。雖然「本省福佬（閩南）人、本省客家人、原住民、外省人」的台灣人群分類早在戰後初期就已經出現，例如，陳紹馨與傅瑞德早在1970年就已經根據1956年的戶口普查結果，四分之一的戶口抽樣，試圖去分析台灣人口的姓氏分布的研究中，繪製了「人口按祖籍之分佈圖」（陳紹馨、傅瑞德 1970: 5）。他們指出：「此類地圖係企圖藉符合廣泛自己認同的民族之一般特徵而繪製的人口分佈圖。共分四大類：福建、客家、外省人及山胞等」。
在該書更詳細的定義中，本省籍漢人因為祖籍福建、或廣東，以及使用語言的差異，分為「閩南人」及「客家人」；原居台灣的土著，並非漢籍；至於二次大戰後來台的中國大陸各省居民，則被稱為「外省人」（陳紹馨、傅瑞德 1970: 18）。這是根據「符合廣泛自己認同」的群體區分；但是，他們並非官方眼中最重要的區分。在該次戶口普查中，最主要的官方統計類屬區分是台灣省與大陸各省的「省籍」區分（王甫昌 2005）。事實上，戰後官方統計類屬中足以區分出台灣省籍「福佬（閩南）人」及「客家人」的「祖籍」類屬，也僅出現在1956及1966年兩次每10年一度的戶口普查中，其他每年出版的例行官方統計並沒有這項類屬；而1970年的戶口普查抽樣調查，以及1980年之後的正式戶口普查也不都再統計台灣省籍者的「祖籍」（王甫昌 2005）。
這些官方統計類屬的慣行，顯示了政府認為重要的「籍別」分類和一般民間習以為常的分類之落差。然而，更重要的是台灣省籍者的「閩客」分類意識，過去一直有很大地區間差異（見本章下面的討論）。由於客家人不僅人數較少而且相對集中在特定地區，除了鄰近福佬人地區者之外，大多數沒有機會經常接觸福佬人；同樣的，人數上居於絕對多數的「福佬（閩南）人」大多數也沒有機會接觸客家人，他們都不容易有「閩客區分」的分類意識。因此，台灣四大族群普遍成為一般人認為有意義的人群分類，以及政治論述的重要元素，是相當晚近的發展。
其次是族群類屬與族群界定標準的變化。與過去強調「省籍」區分為主的官方分類相比較，「台灣四大族群」最大的變化是類屬的合併與細分。過去官方統計一向詳細統計與區分的「大陸各省」人，現在被合併為「外省人」；而被歸類為「台灣省籍」者，則進一步細分為福佬（閩南）人、客家人及原住民。這些族群類屬變化背後，其實反映了族群界定標準的重要變化。
在現代社會族群互動多元而頻繁的狀況下，族群這個通常以群體文化特徵或共同祖源為成員身分主要界定標準的人群分類概念，還有一項通常未得到同等注意的重要特徵：處於相似不利社會地位的群體（不論是否有相同的文化），也可能以他們共同相對於其所界定的優勢（文化）群體之社會位置，而自我界定為「弱勢族群」。事實上，許多學者都指出當代的族群性，不僅是「文化位置」，更是一種「社會位置」的策略性自我宣稱（Bennett 1975）。這兩項特徵的交織，使得當代人們對於「族群」的人群觀念，往往和過去僅僅由「文化特徵」作為界定成員身分的主要標準的人群分類概念，有明顯的差異。
一項重要的差異是，成員之間對於「社會關係」或「社會位置」的不對稱或不均衡的共同認知，有時反而成為當代人們界定「族群類屬」時更重要的標準。在這種狀況下，共同祖源或文化特性雖然通常仍是界定族群不可或缺的重要標準之一，但是用於界定族群內部成員之間的文化共同性，或是族群之間文化差異的認定標準卻可能十分寬鬆、甚至武斷；而且族群類屬之間對比性文化差異的重要性，往往超過族群類屬內族群成員的文化相似性或同質性。
第三，與上一點有關的，現代族群概念除了涉及如何分類不同族群外，也隱含一種新型態的理想族群關係，亦即：處於相對弱勢位置的群體，要求與同一社會系統中其他群體，不因文化差異而受到不平等待遇的理想性社會關係主張（Royce 1982）。尤其是在民主化的社會中，在普遍性平等公民權概念下，破除制度性或社會性不對等的群體關係，通常是處於社會或政治弱勢位置群體的主張。
1992年以後在台灣開始流行的「台灣四大族群」政治論述中，對於台灣某些主要族群的界定，以及理想群體關係的要求，似乎相當符合上述說法。尤其是在如何區分及界定族群上更是如此。由於台灣原住民各族之間並無共同的傳統語言與文化，台灣的「原住民（族）」作為一個「族群」類屬，主要並非基於成員之間的「文化共同性」，而是建立在對比於「漢人」（或「漢人社會」，包括「外省人」、「福佬人」及「客家人」）的共同社會處境（孫大川 2000）。1980年代初期原住民菁英族群運動論述所建構出來的兩個族群類屬（「原住民」相對於「漢人」），雖然內部都各有重要的群體文化差異，但是，泛「原住民」族群意識或運動論述強調的是「原漢」兩個類屬之間的差異；他們主要是透過原住民「共同的社會處境」的描繪，作為其弱勢族群論述的核心。
同樣的，台灣「外省人」之共同族群身分，也不是基於大陸各省來台人士之間的共同文化特質，而是對比於「台灣省籍」的集體文化差異與共同（不利）處境而浮現。雖然戰後以來，因為接觸初期的衝突經驗、語言文化差異，及社會生活的隔離，使得台灣省籍者經常將大陸各省份人士，不區分其內部差異，而一體視為「外省人」，但是，大陸各省人士在原有「省份」認同的意識下，通常並不接受、也不認同「外省人」的共同身分。然而，1970年代以後，國民黨高層為安撫台籍政治菁英而大力提拔本省籍青年進入高層政治職位，以及開放中央民代表補選中多數當選者皆為台籍，使得「外省籍」青年開始覺得自己在台灣沒有政治前途。這種共同的危機意識，導致「外省籍第二代」政治菁英在1980年代中期以後，公開宣揚與建構超越大陸省份，以及相對於台灣省籍的「外省籍」身分（王甫昌 2016）。
台灣客家人的族群意識建構，也正是1980年代公開討論「省籍問題」的背景中，客家文化菁英有感於客家人的語言權利、社會地位、文化特性在當時主流的「本省／外省」及「山地／平地」兩元區分中被模糊化，而試圖進行「自我定位」的政治反省（蕭新煌 1988）。蕭新煌就認為當時標舉「客家意識」的目的在於：
在台灣社會族群構成圖像裡，更明顯的標示出「客家人」此一社會與語言的類屬，以打破長久以來本省、外省的二分法，或是平地人、山地人的兩元論。⋯⋯客家人類屬的獨特性大概就是在這種兩極劃分之下，被人工化的分類到「本省」和「平地」之中。但是「本省」和「平地」，這兩個粗分類屬，卻又分別代表著極不相同的社會、文化和政治意含，一是弱勢，一是強勢。在「本省」與「外省」的政治社會認同矛盾之下，閩客之間的差異，也就被刻意的淡化和模糊；在「平地」與「山地」的文化經濟極不均衡的支配權力關係之下，客家、閩南與內地的分野，也更顯得不具實質的意義和重要性。因此，長期以來，客家人便只有老是「被分類」的分，而不能有明顯的自我定位。（蕭新煌 1988）
而徐正光更是明白指出當時台灣客家人與客家社會所面臨的重大問題，以及未來的任務與使命：
第一，客家話大量流失及文化將滅絕的困境。⋯⋯第二，重新建立歷史的詮釋權，讓被扭曲的客家人的形象，還其歷史的面貌。⋯⋯第三，建立民主公平的政經體制，爭取客家人的合理權益。⋯⋯第四，重建合理的族群關係，以作為新的社會秩序的基礎。（徐正光 1991: 8-9）
這些客家文化運動工作者提出了一個以全台灣各地客家人整體的文化、社會與政治經濟權益為標的之主張，並期望建立合理的族群關係。台灣客家人共同身分的界定，雖然有其相同語言與文化的基礎，但是過去國家獨尊國語的語言政策，以及民進黨成立後，為了反對國民黨而在抗爭策略上顯露的福佬沙文主義，讓客家人感受到處於共同的不利社會位置，更是凝聚各地客家人的重要短期因素。
至於台灣的「福佬（閩南）人」成為一個「族群」類屬，主要也不是因為成員的共同語言文化（過去清代及日治時期有「漳泉」的區分，目前內部也仍有相當大的地域性差別），而是在1990年代以後，為了回應其他群體，特別是客家人集體而公開化抗議，而不得不採行、自我限縮性的社會身分或人群範疇。
上述台灣族群概念或不同族群意識發展的經驗顯示，經由不同時期浮現的族群相關運動的建構，四個主要的族群類屬都發展出其特有的弱勢族群論述。這也為台灣民主化轉型過程中，重建理想的政治與社會關係之政治現代化工程，帶入了追求族群平等與公義的主張。台灣四大族群之間應維持差異但平等的理想族群關係，也成為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期，許多政治行動者提出的理想政治藍圖中重要的部分。
有關「台灣四大族群」論述內容與建構過程，也成為199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代初期，許多台灣社會科學研究者，包括筆者在內，進行「族群研究」的主要課題之一。當時有不少研究者認為1980年代中期以後，在台灣逐漸普遍化的「族群」概念，雖然所具體界定的台灣族群群體，都有其歷史或文化特殊性淵源，但是這些新的人群分類概念似乎是為了因應當代新的社會情勢與政治制度的變革，而被建構出來的新型態群體認同。具體的說，1980年代正是台灣社會民主化與本土化政治轉型啟動的關鍵時期，在「國會全面改選」訴求甚囂塵上之際，族群（平等）成為建構新的、合理的政治權力結構必須考慮的重要向度。而台灣族群的分類與界定，特別是「原住民」與「外省人」作為「族群」，似乎也反映了這種政治考量，而以強調「共同的弱勢位置」，而不光指是「共同的語言或文化」作為族群的界定標準。
這些關於台灣現代族群概念新內涵的說法，也被延伸到福佬人，或是客家人的族群分類意識上。作者在2000年代初期，現代台灣客家學術研究方興未艾之際，曾經提出在當代族群概念影響，以及客家文化運動建構下，台灣客家的族群認同在社會意義與性質的內涵上，出現了迥異於傳統的客家身分意識的斷裂性轉變之說法：
1980年代客家文化運動出現以後，所產生的客家認同與想像，和過去的「客家認同」，在社會意義及實際對比的類屬上，有極大的差異。作者將前者稱為「泛台灣客家認同」。雖然當代泛台灣客家認同，在實質文化與歷史內容上，和過去的「客家認同」有相當程度的相似性及延續性，但是，他們的社會意義與性質已有重大的轉變，不應該將二者混為一談。（王甫昌 2003: 121）
而作者認為主要的差異在於：1980年代後出現的「泛台灣客家認同」，是超越地域性（主要是南、北的客家地區）及次方言（主要是客語的四縣與海陸腔調）的區隔，而形成以整個台灣為範圍的台灣客家人認同（王甫昌 2003: 124），而1988年底象徵著「客家文化運動」崛起的「還我母語大遊行」，則是作者認為建構此種新認同的起點。
這個客家運動建構現代客家認同的說法，隨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客家研究機構及客家學院陸續成立，大量客家相關研究出現後，引發不少討論與回應。許多2005年以後的客家研究都指出，以整個台灣的客家人為範疇「客家」身分意識，並不是到1980年代末期客家運動建構才出現；早在清代就已經有類似的「客人」，或「粵東」、「粵人」身分意識。
這些「以全島為範圍的客家人觀念歷史上早已存在」的新發現，乍看下似乎對於先前研究宣稱「泛台灣客家認同」是1980年代客家運動所建構的說法形成一些挑戰。其中最明顯而重要的挑戰在於「客家人」相對於台灣其他「族群類屬」在族群歷史淵源上的特殊性：「外省人」、「原住民」或「福佬人」的族群類屬或人群範疇，似乎都是當代行動者透過「共同社會位置」的運動論述建構與界定才出現的新人群類屬或範疇；唯有「客家人」這個整體性人群類屬，似乎有長遠的歷史淵源，而且有明顯可見的特殊語言或文化作為群體界定的基礎。
不過「以台灣為整體的客家身分認同」在不同時期的社會脈絡下，可能各有其不同性質與社會意義或功能。因此，這些新研究發現讓研究者有機會重新去討論下面這個重要的研究課題：現代族群概念下的「泛台灣客家認同」，和先前台灣社會中就已存在的傳統客家認同，在社會性質、運作的範疇與功能上到底有沒有重要的差異？
本章主要目的，在於根據過去10年來新的研究成果，以及客家研究大量浮現後，開始被研究者注意到或是新出土的各種文獻與史料，特別是1987年客家文化運動出現前的20年內，台灣不同地區的客家相關文獻，重新檢視運動出現前後，客家認同內容及性質的轉變，是否構成人群分類概念重要斷裂的問題。除了審視關於清代「客家形成」的新研究成果外，本章也將特別引述與討論有關清末及日治時期台灣社會基本型態或社會組織原則變化的研究，以及論證戰後以來傳統客家社會中的客家群體概念，在面臨現代化轉變新情勢下出現客家人被「族群化」的群體概念之轉變。
本章將分析代表大陸來台的外省客家人1960年代在苗栗地區所發行的《苗友》與《中原》雜誌，1980年代中期在苗栗地區由當地客家人所創辦的《三台》雜誌，以及1970年代初期在南部高屏的六堆地區所出版的《六堆客家鄉土誌》以及《六堆》集刊，以便和1987年以後出版的《客家風雲》與《客家雜誌》進行內容分析與比較，以探討「客家群體」概念內涵在客家「族群化」前後的變化。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成為台灣客家人【台灣史論叢 客家篇】》，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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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文良、陳志豪、羅烈師、陳麗華、劉堉珊、張維安、洪馨蘭、莊英章、王甫昌
「客家」早期的英譯之一是guest people，其主要的形象為人在歷史過程中的流動與遷徙，他們到新墾地時相對於在地先住民的「客」。本書作為一部聚焦於「台灣客家人」的學術專著，探討客家人在台灣歷史中如何在新地移墾定居、安身立命、繁榮發展，「成為台灣客家人」的過程。
客家人在流動與定居的過程中，面臨到國家政策、土地開發，以及持續與先住民協商的族群關係，還有自我／族群認同等重大課題。故本書選錄的8篇論文，以清領至現代的歷史時序為經，南、北客家族群的地域平衡為緯，同時結合歷史學、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研究主題、方法與視野，引領讀者剖析台灣客家文化的嬗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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