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明一生命運的關鍵轉折點（上）
2019-10-09
https://is.gd/PlmNzw
史明，2014年3月18日反服貿學運現場。 圖片來源：Wikipedia
史明103歲（1918～2019）去世之後，台灣媒體的報導很多，也有幾位曾和史明交善的朋友，寫了悼念文章。大體上，媒體相當強調他「一生傳奇」，而朋友們則多提及他的志節，說他什麼都不要，就是要做職業革命家，或是為了做職業革命家，他什麼都放棄了。至於他為何堅持做為職業革命家？或許由於無法長話短說，一般大眾恐怕不是那麼容易了解，除非親自讀他的著作。
寫這篇文章之前，我躊躇了一下，真的要從頭講起嗎？但是我記得史明常強調，不了解一個人的思想形成過程，便不可能了解這個人。因此，即使是一篇小小的悼文，我想仍必須先交代：史明成長於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全程受日本教育（從建成小學校、台北一中到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與其說他是當時台灣進步知識份子的典型，不如說他是日本進步知識份子的典型。跟他同時代多數台灣知識份子一樣，他們的「文化祖國」是日本，若不是中日戰爭爆發，日後史明會不會發展出濃厚台灣民族意識，還是個大問題。
史明自大學時代接受社會主義思想之後，就認定知識份子有兩大任務，一是打倒殖民統治，二是打倒資本主義；前者是為了消除民族矛盾，後者是為了消除階級矛盾。為了忠於自己的思想，他大學畢業後立刻投入日本中國戰區，成為中國共產黨地下工作人員，為其蒐集日軍情資。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歷史的錯位，日本殖民統治雖然結束了，台灣卻換來國民黨的外來專制政權，而史明以中共地下工作人員的身份，親歷中共整肅地主的早期行動，對其殘酷本質有莫大懷疑，迫使他不得不逃離中國，回返二二八事變後的台灣；然後又在國民黨政府的追捕下逃到日本，在日本完成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台灣人四百年史》。
除了《台灣人四百年史》的貢獻，縱然史明一生經歷豐富，且是台灣現代政壇唯一在台灣、日本、中國都實際生活過的政治人物，卻礙於獨行俠的性格，他真正的台獨運動事功，相對有限。在他有生之年，最難過的是「台灣獨立建國運動」這一頁面，始終不曾真正翻過去，並在日本退出台灣的70多年後，一切歸返原點，台灣人終須面對中國霸權對於台灣民主法治的威脅。
《台灣人四百年史》日文、中文版書封。
謝雪紅、台共：關於權力鬥爭的記憶
和史明相識，是2004年12月，當時我正在編《重現台灣史》分冊百科的90號「台灣無產階級運動：謝雪紅」，除了還原歷史的檔案及文獻整理，我決定請編輯去訪問兩個人，一是《謝雪紅評傳：落土不凋的雨夜花》作者陳芳明，二是正宗左派卻從未加入過台共或中共的史明。前者的傳記出版後，常被質疑過度強調謝雪紅的台灣意識，我認為以後者的超然立場，或可從源頭做些澄清。
史明當時住在新莊市，是一個滿豪華的大樓，屋內裝潢素樸，看得出經常接見各方來訪人士，客廳像是公共場所，沒有多餘的陳設。編輯是歷史科班出身，卻因為年輕而福佬話不順，主要是我在提問，史明也有問必答，充份顯現平易近人的一面。
談話中我比較訝異的是，不待我問起，史明主動提到：「當時台灣的，女性的地位低，甚至男性不以平等意識對待，謝雪紅不但手裡掌握經費，而且又有權力，加上是女性，以男性居多的黨員就不服她的領導。」
史明比謝雪紅小17歲，沒有見過她，只因為他的叔叔林西陸當過謝雪紅的機要秘書，在1949年告訴史明關於台共內鬥的關鍵因素，例如謝雪紅不懂中文，而當初將社會主義介紹給她的同伴林木順懂中文，他們到莫斯科之後，謝進入東方勞動大學就讀，林進入孫逸仙大學就讀，兩人路線已不盡相同。後來台共由日共直接指揮，與中共指揮下的翁澤生（屬上海大學派）無法協力，謝雪紅成為台共領導人之後，翁澤生拉攏與謝對立的王萬得、蘇新等人，鬥爭謝雪紅，「若說台共分裂是因為路線之爭，倒不如說是權力之爭更貼切。」史明這麼說。
除此之外，史明也提及謝雪紅直接受到第三國際最核心的培育，對於組織的嚴密及紀律的嚴格，都維持了應有的標準，「謝雪紅一切都遵照組織命令，這樣的領導風格，是其他未受正統訓練的黨員難以接受的。」
這使我想起有關古瑞雲在《跟謝雪紅在一起的日子》裡曾說，謝雪紅與楊克煌在二二八事件後台灣中部「二七部隊」的形勢看好之下，仍毅然脫離二七部隊，經左營逃出台灣，抵廈門到上海，再回到香港，是因為蔡孝乾對謝說，中共中央指示要台共保持實力，勿做無謂犧牲。由於蔡本身曾被謝從台共開除，後才因參加中共長征而地位不同，史明表示：「至於蔡孝乾是根據中共命令，或是他自己的想法，目前已成為歷史的公案。」
為什麼現在提起這謝雪紅，主要是我經由這個訪談得到確認，史明對於台灣近代史的掌握，比我從一些獨派人士那裡所聽說的，要好過許多。很多跟他有過從的人，喜歡把他形容為一個極端的馬克思崇拜者，說他與現實嚴重脫節，還活在他那個世代對於革命的浪漫幻想中。這篇訪談〈史明看謝雪紅：她不是妖魔鬼怪〉（史明口述、林惠萱整理）至今讀來，仍是一篇理解當年台共的絕佳入門文章。
1950年代的楊克煌（左）與謝雪紅。圖片來源：Wikimedia
他是道地的台灣人？
我本身是媒體人，雖然自從美麗島事件前後，和台灣的異議份子多少有些公交或私誼，卻謹守分際，不曾再主動和史明聯絡。只記得幾個月之後，整理他訪談的編輯說，史明辦公室來電，希望能夠和他聯繫，因此再訪史明，並建議他應該開始整理回憶錄了。沒有料到的是，後來快手快腳整理起回憶錄的，竟然是我自己。
我曾和好友李喬提起此事，他告訴我，其實史明整理回憶錄的事，已找過一些人，包括一位研究日本文學的台獨派大佬，以及李喬自己，但不知為何，最後都不了了之。
我個人與史明合作整理的回憶錄，已有完整的10章，約6、7萬字，正好結束於1960年代，史明逃到日本完成他的鉅著《台灣人四百年史》。當時是採取每週訪談一次，我回去整理後e-mail給他的助理，列印出給他修改，然後下週繼續做新的訪談，順便討論上一章該如何增補與定稿，也就是說，如此反覆往返，至少超過10週，這也是我與史明互動最密切的一段日子。
因為我本身工作很忙，剛開始時，只是希望帶動一下史明對於寫回憶錄的興緻，記得第一章寫完也校正完畢之後，我很直接的問他，有沒有考慮自己好好寫回憶錄？他立即回答：「會有困難。」我說困難何在，不就是「我手寫我口」嗎？他既然記憶那麼好，一定也可以寫得很翔實，如果不喜歡以北京話呈現，福佬話翻轉為白話文，如已經整理好的第一章，似乎也不是做不到的。
史明很坦白的告訴我：「福佬話是我外嬤和我交談的話，也唯有她和我講福佬話。我媽為了讓我徹底融入日本文化，從我小時候就特別費心管教，她不跟我講福佬話，甚至我讀了一年的公學校，她還要我轉到日本學生讀的小學校，重讀一次一年級。我沒有學過中文的漢字，我學的漢字是日文的漢字，因此，我的福佬話是沒有字的。」
「沒字啦！」史明說。我還記得他講這話時的表情。
頓時間，我才領悟到為何《台灣人四百年史》經過那麼多年才中譯完成，原著出版於1962年，中文版出版於1980年。日文漢字的意涵、用法及組句方式等，和中文常常出入頗大，《台灣人四百年史》中文版的不易閱讀，是公認事實，那是一種介於日文與中文之間的、有點尷尬的漢文。
我有一個老師，做過民進黨政府很高的官，本身是政治學科班出身，當我盛讚史明譯自己書的毅力卓絕時，他不大以為然的說：「在美國，台灣去的、支持台灣政治改革的人，幾乎家裡都有一本《台灣人四百年史》，但是真正曾經去讀它的人應該很少。其實史明找個日、中文俱佳的人翻譯一下就好了。自己硬這樣翻譯，是自找麻煩的千古愚行。」
「千古愚行」或許說得重了些，是不是史明對自己的著作期待太深，以致於有超過能力的嘗試？我不敢說我的老師講得毫無道理，總希望或許有一天，《台灣人四百年史》會有個新的中譯本，讓台灣可以留下一部精確的珍貴歷史詮釋。
史明那個年代的台灣知識份子，多是受日文教育長大，唯有少數人自學中文，可是中文好到可以表達成為文章，甚至寫書，還真是鳳毛麟角，例如李榮春、鍾肇政或葉石濤吧。吳濁流的重要著作多是日文寫成，張文環也是，即使生活在國民黨統治下多年，張在去世前勉力完成的大河小說《滾地郎》，也是日文寫就並在日本出版，而後才有中譯本，等等。
13年後重讀這些史明回憶錄整理，我感到史明受到完整的日本教育，也未嘗不是一種祝福，如果台灣停留在屯墾時代，史明頂多就是讀點四書五經，絕不可能培養出恢弘的世界觀。看看他羅列的台北一中（建國中學前身）老師陣容，你會覺察他的那份驕傲：
北一中教師當然全是日本人，他們的職等是高等官或判任官，等於簡任官或薦任官，如果不是大學畢業，就是等同大學畢業資格，都屬一流的學者教師。譬如羽生功（教英文，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寺西正衛（教英文，大阪外語學校畢業）、藤下理周（教數學，日本物裡學校畢業）、土屋員安（教歷史，東京帝國大學畢業）、阿部喜三雄（教日文，東京帝國大學畢業）、井島六助（教日文、漢文，東京高等師範畢業）、山崎雄造（教物理、化學，日本物理學校畢業）、塩月善吉（教繪畫，東京美術學校畢業）等等，都是學術精良的知識份子。──原稿第五章
史明從1952年從台灣流亡日本及美國，到1993年回台灣之後，每年總要回日本做全身健檢，似乎對日本的醫療水準信心較高，大概也是基於成長過程中對於日本教育為他奠定優良的知識基礎印象太好所致。
------------
https://is.gd/PlmNzw
史明幼兒時代與父親林濟川、母親施氏秀合照。圖片來源：翻攝自《史明回憶錄》，前衛出版。
史明的父親留日期間，認識了許多後來參與台灣政治改革的台籍知識份子，回台後亦經常參加他們的活動，尤其是文化協會的演講會，對於和父親一齊前往的史明而言，頗具啟蒙功能。圖為1921年文化協會第一回理事會。圖片來源：Wikimedia
職業革命家中的貴族
史明的父親林濟川生長於葫蘆墩（即豐原），由於日文、中文俱佳，雖然家貧，卻被日本政府招募、補助到北部讀師範學校，畢業後曾教書，以及在板橋林家任職，由於表現優異，1918年他才結婚後不久，板橋林家送他到日本深造，史明4歲時便曾到日本探望父親。
林濟川留學日本時，正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流行「大正民主思潮」，加上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倡民族自決，他結交了一大票留日的台灣知青，多是「台灣新民會」的創立者，以及後來「台灣議會設置運動」的推動者。這些交誼延續了他的一生，史明從小耳濡目染，對政治意識的啟蒙頗有幫助。
回憶錄原稿中寫到，史明7、8歲便進出蔣渭水開設的大安醫院，因為母親要去大稻埕大街（迪化街）買布，經常把他寄放給蔣渭水的女友阿甜照顧。史明告訴我，大人們還對他說，阿甜嬸嬸得了傷寒，蔣渭水捨不得她孤單一人，自己日夜看顧她，不料阿甜嬸嬸病好了，蔣自己卻染上傷寒死了。
據史明回憶，他不時跟著父親去參加台灣文化協會舉辦的「時局報告演講會」：
當時我的思想還幼稚模糊，像看熱鬧似的，跟著父親與知友的演講員見面，感到很光榮。每逢演講員與聽眾意氣高昂時，我也跟著興奮起來，再看到演講員說到總督府摧殘台灣人，而臨檢的日本警察喊『停止演講』，並把演講者帶走時，毫不遲疑的就跟著我父親與成百的聽眾，一路走在日本警察後面，到了派出所，眾人齊聲高呼：『警察無理、欺人太大』。經過這樣示威抗議，警察才放人。我親眼看見這些熱血沸騰的緊張場面，囝仔心受到不小的激動與鼓勵。──原稿第五章
史明說，他就讀北一中時，已能泛讀父親從東京訂購的《改造》、《日本評論》、《中央公論》等政論雜誌，逐漸的略知什麼是「殖民統治」，什麼是「民主、人權」，也讀了矢內原忠雄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明白「日本帝國主義」是怎麼回事了，促使他萌生反日帝的思想，因此從北一中三年級起（1934），對皇民化運動即嗤之以鼻。當時，家人希望他讀醫科，他卻在讀完北一中四年級之後，決意到日本求學。
一般學子，不是想留日就可以留日的，史明的媽媽家裡是士林大地主，由於阿嬤的幹練，使家產從20幾甲地增加到80幾甲地，史明從小在阿嬤家長大，是阿嬤最疼的長外孫，把他過繼給大舅施振興當長子，這也就是「林朝暉」變成「施朝暉」的由來。據他說，他一生待人處事受到最大的教誨，便是來自阿嬤，他從小跟著阿嬤睡，一直睡到去日本留學。阿嬤支持史明做一切他想做的事，對於他後來逃出中國、流亡日本乃至提倡台獨運動，都以雄厚的資金為他做後援。大致說來，史明雖然什麼都不要，一輩子從未打卡上班，仍算得上是職業革命家中的「貴族」。
史明強調，他去中國參加抗日，並不是因為有漢族的感情，純粹是站在馬克思主義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立場，覺得這是一條正確的路：
我早稻田大學的日本同學，都有服兵役的義務，畢業後，他們很堅定的要入伍當神風隊的隊員，為國家、為天皇與敵人做生死戰，態度很悲壯。相較之下，我無須當兵，卻感覺心裡空虛。當時在國際上，反殖民主義、民族解放的運動風起雲湧，我左思右想，竟然想到中國從事反帝的抗日戰，為社會、階級的解放奮鬥。──原稿第七章
1942年9月，等不及參加早稻田大學的畢業典禮，史明便匆匆坐火車從東京抵達長崎，搭上一萬噸的「長崎丸」，第二天早上到了上海，再由地下工作人員接引到蘇州，利用他的日本語言及台灣人關係，展開情報搜集。剛開始，他不會蘇州話也不會上海話，他很認真的學注音符號講北京話，因為知道未來可能進入中共軍隊佔優勢的華北地區。
史明回憶，為工作需要，他幾乎天天必須與佔領蘇州的日本軍人喝酒、跳舞、嫖妓，花天酒地，過著日趨靡爛的生活，直到1945年12月，中共上海地下組織命令他到北京取鴉片，當時中共在蒙古、新疆一帶種鴉片，是地下工作的重要資金來源。他說，在北京的3、4個月，每週一到六就是看京劇，由於他從小在台灣便跟著媽媽看京劇，此時簡直樂不思蜀，四大名旦程硯秋的「武家坡」、尚小雲的「三娘教子」、荀慧生的「玉堂春」，老生譚富英的「捉放曹」、馬連良的「借東風」，以及大花臉金少山的「霸王別姬」等等，他都欣賞過且喜歡。
很多人以為史明不會講北京話，事實上他不但會講，還滿口京片子。京劇他也能哼兩段：「父女們打漁在河下／家貧哪怕人笑子咱／桂英兒掌穩啊掌／可憐我年邁蒼蒼氣力不佳。」（打漁殺家）
有一次史明突然問我，台北有什麼好的京劇團沒有？我說常有不錯的中國京劇團來演出，不過最近沒有，要快的話，有個崑劇團下週會來。結果史明率領兩名助理和我，到「新舞台」看了場崑劇，他坐在我旁邊，半世紀以來第一次看中國戲曲，顯然是開心的，指點我看這、看那，完全是行家的姿態。
就讀早稻田大學時期的史明。
中共土改的目是：用地主的鮮血，鞏固新生的紅色政權。
古井裡的年輕朋友
至於我替史明整理的回憶錄，終於半途而廢了。越到後來，牽涉及史明到日本與美國之後，和其他台獨團體的恩恩怨怨，我就越不想整理，因為這裡面的是非曲直，常常很難分辨，而就算可以分辨，記載下來恐怕也沒什麼太大意義。中年以後的史明，雖然誠實、正直、自在可能一如當年，卻已不是夢幻型的社會主義者了，而是個必須強出頭的台獨政治人物。如本文前面他自己講到台共內鬥，許多政治鬥爭不是路線之爭，只是權力之爭。而人在海外，到底還有什麼權力可爭？我搞不懂也不想懂。
另外就是，史明獨台會在某一階段主張暴力革命，姑不論是否必要，由於是違法的，很多這方面的事情，可能是為了保護當事人，史明語焉不詳，哪裡有個暗殺佈局沒成功，哪裡有個爆炸案被破獲，哪裡有安插線民等等，根本無從查證，只剩下細碎的資訊，使我越發讓覺得不想花時間在上面。
這些年來，除了史明自己的回憶錄，好像也有其他人出版過史明回憶錄，我都還不及閱讀。就我自己整理過的部分，我覺得最精采的，莫過於回憶錄原稿第7章「追逐紅色浪潮」，內容涉及他對中共革命運動的幻滅，也是他逃離中國的最重要原因，我抄錄其中一小段落如下：
到1946年4月，我和平賀（註，史明的女友及同志）被帶到聯合大學（校長成仿吾），進入補習班學習。那個時候，有很多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教書的文化人，被派來聯合大學教文學等，如丁玲（著名女作家）、蕭軍（魯迅的高足）、蕭三（留蘇著名詩人，共黨高級幹部）、艾青（著名詩人）等人。因為當時我是唯一從台灣自願來的人，其他有3個台灣人都是做日軍被俘虜的，所以他們都很珍惜我，常找我談談話。
聯合大學有很多從國民黨地區或淪陷區來的青年學生，學生大多10來個為一班，合宿共寢，天天吃小米飯，每一週吃一次麵，配豆腐白菜湯。我因水土不服吃不習慣，身體一天比一天差，亦有久年的出血性痔瘡，由於便所都沒有門，也沒有隔牆，蹲茅廁時被同學見到，丁玲、蕭軍等聽到了就常來看我，並領我去教員餐廳吃好飯。大家都對我很不錯，這些人都有些人道主義的色彩，可是共黨把人道主義是當做一種資產階級思想，甚至是反革命的，這點是我到解放區後頭一個碰到的難關。1941年在延安時，丁玲、蕭軍於被毛澤東進行公開批判，透過文藝談話或整風運動，肅清他們的知識份子、小資產階級思想，後來被流放於東北地方。
聯合大學時代，以班為單位，天天看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1940）與《論聯合政府》（1945），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以及《解放日報》。白天開會討論，晚上做自我檢討或寫自傳，搞得忙無寧日，有時全校學生1,000多人集合聽講『唯物史觀』，但是我覺得講師的理論基礎比日本大學差得太多。譬如說，馬克思本身是以恢復在資本主義體制喪失的人性為出發點，是解放的思想，然而我們自從到解放區以來，時時刻刻受到監視，有機會出校外時，也必須班長或扛槍的小鬼帶著走。這給我不少的疑惑。
抗日時期，長江以南的國民黨地區，有很多年輕學生受到蔣介石「百萬青年百萬軍」的號召，起而抗戰；然而跟日軍打仗的，都是長江以北的中共游擊隊，國民黨軍幾乎和日軍沒打過仗。日本敗戰後，蔣介石政府即時從重慶返都南京，軍人、官僚等紛紛奔走淪陷區，去接收或掠奪日本軍民留下的龐大設施或財物，納為己有。這時，一大群青年學生軍被棄如敝屣，其中許多人被迫退伍，又無法歸鄉，他們聽到共黨號召：『解放區是有飯大家吃，有活兒一起做，就職上學，都很自由』，便信以為真，從西安或北京天津等地奔赴解放區者，比比皆是。我在聯合大學碰到不少這種人。
1946年延安共黨中央發出所謂『五四指示』，命令各鄉村進行土地改革。這原本是一項進步的政策，可使中國由封建社會轉型為資本主義社會，然而共黨不僅取走地主的田產，還消滅他們的生命，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被凌遲至死，連其家屬也不能倖免。這段整風，遂暴露出中共醜惡的本質。此時，共黨把農民大眾分為地主、重農、中農、貧農四個階級，即以地主和重農為鬥爭對象，從黨中央派遣管監團在各村鄉做督促和監視。他們用極慘忍的手段，消滅地主重農的生命，流放其家屬；這些家屬被強制掛上某地主眷屬的牌子，趕出家鄉，其他村莊不敢予以收容，任令他們倒地餓死。
然而，從國民黨剛進入中共解放區來的學生，因大多是地主、資本家或中小工商業者家庭出身，先前在聯合大學的時候，就受到要不斷檢討的強制壓迫，差不多都已垂頭喪氣，再看到在人民裁判時地主遭極嚴格的流血鬥爭，在恐懼、苦惱之餘，不少人都受不了衝擊，開始逃跑。但是中共的組織與行政是密集的、嚴厲的，無論任何工作人員，移動時都要攜帶各單位所發給的路條，沒帶路條的逃亡者，一定遭鄰村黨支部的民兵抓回來。他們晚上逃跑後，翌日早上就被送回原地的鄉村，被共黨幹部打得死去活來，於是有人第二次、第三次逃跑……，熬不過的就跳古井了。
我親眼目睹這樣的慘事情，尤其一位我2、3天前才講過話的中國青年朋友，有天一早大家在古井漱口洗臉時，舀水的勺子放不下去取水，撈上來的就是這個青年人，一個撈完，又冒上來一個，死屍都是身體前彎的。我見到這樣的慘狀，對中共大失所望，所受的衝擊很大，可以說是驚慌失措，連飯也吃不下。
我只有胡思亂想，想來想去，想到在聯大所聽到的講課，或許我已吃多了『剝削飯』，這樣吃苦是一種報應，這樣熬過了，才猛然驚醒：我不是中國人，還有一條生路，死也要回台灣死才是。
此時，我歸台的心念開始萌芽。──原稿第七章
史明1993年返台後，獨台會仍長期以宣傳車的方式，每週六、週日繞行大街小巷，宣揚台獨理念。我曾聽到一些朋友對此嘲諷，認為多此一舉。我因為親身與史明有過接觸，比較知道他的苦心孤詣。
在整理史明回憶錄期間，有一次他邀我到他書房裡，展開一個大大的紙簿子，上面畫著一格一格的，有三欄，是個大事記年表，第一欄填寫哪年史明發生了什麼事情，第二欄填寫台灣發生了什麼事情，第三欄填寫世界發生了什麼事。我看了很感慨，這豈不是典型的「國家有難、匹夫有責」的記錄嗎？他多麼的期望及期許自己能夠多少促成世局的改變。
史明從大學畢業後，已把台灣人的命運和自己的命運綁在一起，而年齡一年比一年大了，到了70、80歲，不能再以矯健的身軀、靈敏的心神，去與敵人搏生死了，他花錢請宣傳車繞行街道，只是一個垂老的革命家在為故鄉聊表心意罷了，你們居然還這樣嘲諷他嗎？
除了回憶錄原稿，我這兩天還從檔案夾裡找出兩篇文章，是當年史明想嘗試寫寫對時局的看法，以「我手」來寫「他口」，用他的名字發表的，一篇叫做〈台灣要走的道路〉（2005年5月3日，中國時報），另一篇叫做〈不要怕台灣民族主義〉（2005年5月13日，自由時報）。雖然我對任何民族主義都採保留的態度，第一篇文章倒還是有幾句話讓人感觸良多：
所謂『大中華經濟圈』的共榮互惠，很容易引起幻想。但是千萬不要忘了，即使中國這塊大陸上族群融和、相攜共進的歷史上，也充滿了血流成河、饑民載道的悲涼場景。且中土人士在中國共產黨一黨獨裁之下，至今未真正品嘗到『人民當家作主』的滋味，而台灣人既然早一步登上民主現代化，如今豈能草草放棄，獨統任人擺佈呢？
史明的話，與大家共勉之。
2009年5月17日，史明參加「嗆馬保臺大遊行」。圖片來源：Wikimedia
https://is.gd/PlmNzw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