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民證書-戴華元-義民身分證-劄付/先有義民塚-立褒忠亭-再建義民廟/乾隆御筆-褒忠/1788年福建巡撫徐嗣曾具名,發給參戰有功的「廣東嘉應州鎮平縣」籍義民戴華元的義民證書-義民劄付即義民證書/「義民」,則是清政府對於地方發生動亂時,協助平亂的平民,所賞給的一種特殊身分。但是,核發前必須詳細查明確屬「在事出力」,而且是經地方官呈報給朝廷「報冊有名」,給有劄付的人。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http://bit.ly/2mOt4Qu


功牌



清朝時期造賞功牌
清朝時期造賞功牌 - 每日頭條 http://bit.ly/2p6IDUn
中國歷史上正統十四年十月,「造賞功牌,有奇功、頭功,齊力之分,以大臣主之。凡挺身突陣斬將奪旗者,與奇功牌。生擒瓦刺或斬首一級,與頭功牌。雖無功而被傷者,與齊力牌。」`明代的功牌用銀製成,清代改作用紙,類似於現在的獎狀。清初即制有功牌,「凡移送功牌,國初定,大兵凱旋之後。詢問統兵主帥,實敘官兵勞苦情形,分作等第,、給予功牌。」「並根據所獲功牌之多寡晉級升賞,順治十四年七月,吏部議「凡出征分得拔什庫即領催,壯尼大即什長,有四次頭等功,及再有二等、三等、四等、五等功牌者,授世職。兩個三等功牌准作二等,兩個二等功牌,准作頭等,積至三個頭等者,亦咨吏部授官。」同時,分別立功原由及不同等次給予不同的賞賜銀兩。
功牌頒賞為每年一次,發至本人妥善保管,若是犯科獲罪便加以追繳。功牌是榮譽的象徵,又是統治者為籠絡人心,鼓勵官兵建功立業的有效手段,在實踐中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因此,這種制度能長期延續下來並逐步完善,與清王朝相始終。功牌不僅針對對於滿洲、蒙古、漢軍八旗中的下級官棄,按照功績,分別等第,記冊給牌。就是一般旗人、漢民,甚至奴僕,凡立有軍功者同樣發給功牌予以褒獎。康熙十三年題准,'又旗下披甲奴僕,得過三個頭等功牌,准其開戶。」乾隆以後,對功牌制度作了進一步的調整,將功牌的等級與官員的品級相聯繫,由清初的五等改為三等,即五品、六品、七品功牌,得有幾品功牌即可授幾品頂戴,這個制度一直延續到清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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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時頒給有功將士的一種獎牌。原用銀制, 清 代改用紙制。從五品以下,分為各級。有功牌就算有了出身。后來賞賜日濫,輾轉頂替,甚至有預印空白,隨時填寫的。參閱《清通典·兵七》。
百科解釋:    
封建時代賞給有功者的獎牌。清朝用以賞給八旗軍功人員。定制:八旗營總以下敘軍功者得以授予牌分五等,分別賞給一至五等軍功者,其出眾效力者,給一等功牌一,加三等功牌一。上書所立功績年月,鈐用兵部印。清朝后期,功牌也會因為捐輸錢糧、有功于朝廷的原因,象征性的頒發給漢人。功牌有紙質的,類似執照;也有銀質的,類似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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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時頒給有功將士的一種獎牌。原用銀製,清代改用紙製。從五品以下,分為各級。有功牌就算有了出身。後來賞賜日濫,輾轉頂替,甚至有預印空白,隨時填寫的。參閱《清通典.兵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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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辭典
功牌 
褒賜有功者的牌子。以銀製造,為長方形,上刻有賞字。
明.楊慎〈雲中十二韻〉:「功牌銀爍爚,賀障錦斒斕。」
© 漢典
功牌網絡解釋
百度百科
功牌
封建時代賞給有功者的獎牌。清朝用以賞給八旗軍功人員。定制:八旗營總以下敘軍功者得以授予牌分五等,分別賞給一至五等軍功者,其出眾效力者,給一等功牌一,加三等功牌一。上書所立功績年月,鈐用兵部印。清朝後期,功牌也會因為捐輸錢糧、有功於朝廷的原因,象徵性的頒發給漢人。功牌有紙質的,類似執照;也有銀質的,類似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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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牌
褒賜有功者的牌子。以銀製造,為長方形,上刻有賞字。
明·楊慎〈雲中十二韻〉:「功牌銀爍爚,賀障錦斒斕。」
功牌
歐陽利見頒發給鎮海抗法保衛戰中有功人員的獎牌。
清政府浙江提督發給在抗法戰爭鎮海之役中有功者的功牌
抗法功牌
鎮海抗法保衛戰背景: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始,帝國主義列強掀起奪取殖民地的高潮。中國成為列強爭奪的主要場所。1884年6月法國侵占越南不久就發動了中法戰爭。1885年3月1日,法國遠東艦隊司令孤拔率35艘艦艇6千餘侵略軍進犯鎮海。浙江巡撫劉秉璋、寧紹台道台薜福成和浙江提督歐陽利見統籌備戰,並親臨鎮海第一線指揮戰鬥。鎮海砲台守軍在守備吳杰率領下奮起禦敵與法艦對峙103天,取得重大勝利。6月29日,法艦全部敗退閩海。此役,擊傷法艦3艘,擊沉法艦2只,法軍死傷數十人,孤拔重傷,不久死於澎湖島,而我方僅陣亡3名,傷一名。
    鎮海保衛戰是鴉片戰爭以來我國首次獲得全勝的一次重要戰役。它極大鼓舞了廣大軍民抵抗外敵侵略、保衛國土的決心和信心,在中國近代軍事史,尤其是海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兩位重要將領:
吳杰(1827—1901),安徽歙縣人,清軍鎮海守備,中法戰爭鎮海保衛戰的前線參戰者。
薛福成(1838—1894),江蘇無錫人,寧紹台道台,中法戰爭鎮海保衛戰的組織者和指揮者之一。
    位於今鎮海中學內的吳公紀功碑
              進攻鎮海的法艦之——“德利用方”號
浙江提督歐陽利見親駐金雞山指揮鎮海抗法保衛戰。圖為歐陽利見在金雞山手書的“督師禦敵處”碑文。
                設在招寶山下甬江邊上的安遠砲台遺址
         設在甬江南岸北崙區小港金雞山腳下沙灣頭的靖遠砲台遺址
1883年歐陽利見主持浙江防務後,在鎮海招寶山上建造防禦工事——月城,
是鎮海之役中清軍的主要陣地。圖為月城之門。
                   清軍在鎮海保衛戰中使用過的前膛砲
清政府浙江提督發給在抗法戰爭鎮海之役中有功者的功牌
中法戰爭/淡水之役/基隆大捷/西仔反戰役,又稱基隆戰役、淡水戰役、澎湖戰役,是指1884年8月5日至1885年6月13日中法戰爭期間,法國遠東艦隊與清軍在臺灣北部與澎湖之間發生的戰役總稱/“鎮南關大捷圖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http://bit.ly/2nHcg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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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時代賞給有功者的獎牌。清朝用以賞給八旗軍功人員。定制:八旗營總以下敘軍功者得以授予牌分五等,分別賞給一至五等軍功者,其出眾效力者,給一等功牌一,加三等功牌一。上書所立功績年月,鈐用兵部印。清朝後期,功牌也會因為捐輸錢糧、有功於朝廷的原因,象徵性的頒發給漢人。功牌有紙質的,類似執照;也有銀質的,類似徽章。
即軍功議敘賞給八旗有功人員的獎牌。功牌分五等,一等長三尺六寸五分,二等長三尺三寸五分,三等長三尺五分,四等長二尺八寸五分,五等長二尺六寸五分,均戶一尺一寸五分,花梨木軸,均用紫綾面、紙裡、螭紋邊,書其功績年月,鈐兵部印。清製,軍功議敘八旗營總(正三品)以下各官,各按敘功等次分別賞給功牌。其出眾效力者,給一等功牌、三等功牌各一;一等軍功給一等功牌一,二等軍功給二等功牌一,三等軍功給三等功牌一,四等軍功給四等功牌一,五等軍功給五等功牌一;若是奉旨從優議敘者,則出眾效力者給一等功牌二,一等軍功給一等、三等功牌各一,二等軍功給二等、四等功牌各一,三等軍功給三等、五等功牌各一。此外,破陣、攻城、奪舟、招降四項專條議敘而給予八旗官兵功牌者,一律於牌上註明某功字樣,並將積兩功牌或若干功牌即準授職之處皆註明定制,不與其他五等軍功功牌一律計算。 [1] 
文物介紹編輯
清代以前為銀製,至清代改為紙製,清初功牌視軍功大小分為五等,據《世祖實錄》載:兩個三等功牌可作二等,兩個二等功牌可作頭等,積累三個頭等功牌吏部可以授官。“功牌”獲得方法,作戰時,獲盜五名士兵準賞功牌,平時訓練時,成績優異者也可獲賞“功牌”。現收藏於徐州聖旨博物館


在清代,高級官員為獎勵有特殊貢獻的所屬下級官員而賞賜功勳獎牌。八品功牌是獲功牌之人身為八品官員。據相關資料顯示,我國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創建了官員級別“九品中正制”(又稱“九品官人法”),九品又分為上品、中品和下品三類。二品至三品為上品(一品一般虛設);四品至五品為中品;六品至九品為下品。[九品中正制分正品和從(副)品兩種。]這種“九品中正制”一直沿用到清代。
  這枚八品功牌為銅質,圓形,光邊,直徑39毫米,厚度2毫米,重26克。正面圖案中間鑄有楷書“八品功牌”四字,周圍是“二龍戲珠”;背面有“兩廣總督岑”字樣,其外圍為“萬”字紋飾。
  關於“兩廣總督岑”,經查閱有關資料得知,兩廣總督之“岑”是指岑春煊。他從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開始任正四品官,後因功績卓著,被光緒皇帝破格提升為正二品,任廣東布政使;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岑調任兩廣總督等職。
  有資料記載,清代從咸豐至宣統年間,每個王朝都對五品以下貢獻卓越的官員頒發過品級功牌。功牌材質先期為銀質,後改鑄銅質,再後來改成如同現代的紙質獎狀形狀的品級功牌。
  此枚“八品功牌”,鑄工精美,其文字、圖案清晰可見。在清代,並不是所有五品以下的官員都能獲得功牌,所以說在那時功牌的數量並不多。再經過100多年滄桑歲月流逝,加之海外藏家的收購,故而流傳至今的數量少之又少,真可謂鳳毛麟角


廣西巡撫部“功牌”光緒年,一張。赤城泉鈔按:封建時代賞給有功者的獎牌,清朝用以賞給八旗軍功人員 https://is.gd/F1rHp3


一件清代六品軍功“功牌”。該功牌為泛黃棉紙質地,長90 厘米,寬54 厘米,四周裝飾有二龍出海、騰雲戲珠圖案,極富皇家氣派。其正面上部印有“功牌”二字,字形為清秀挺拔的仿宋字,給人以莊重威嚴之感。整件“功牌”佈局合理,印製精良,是一件非常難得的集藝術與文物價值為一體的收藏珍品。  功牌是清代总督、巡抚以及总兵等官员颁发给属下的一种奖牌。它是最高统治者为笼络人心、鼓励官兵建功立业而特授给有功将士的一种荣誉。清初其只授予征战官兵。自鸦片战争后,清廷对内镇压起义军,对外割地赔款,在经济上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于是,公开推行卖官鬻爵政策,鼓励绅民捐资助饷,以应急之用。所以在晚清,有钱人可以通过捐纳的方式,获得军功,并得到品阶较高的顶戴蓝翎。最近从乡下征集到的这件功牌,即为清廷勉励民众踊跃捐输的一实物证据。功牌题头表明了颁赐者为:钦差工部尚书署理山西巡抚兼管提督盐政印务节制太原城守尉郑敦瑾。在正文说明了获颁功牌的缘由以及获颁者的姓名、籍贯、祖宗三代等个人信息。其全文为:“为颁发功牌事,照得绅民同仇佥切,勉励输将,实与効命疆场无异。是以历届捐输凡属好义急公者,均经随时给奖,共沫恩荣。此次中下各户有愿捐纳征资者,自应一体给奖,用昭激劝。兹查有捐资助饷之周文明,合亟赏给六品顶戴。为此牌仰该军功即便遵照毋违,须至功牌者。”获颁者周文明,其“现年六十六岁,系崞县长乐都四甲民籍住水沟村”。此功牌一式两份,左份巡抚部院存档备查,右份“仰六品军功周文明收执”。颁发时间为同治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由署巡抚部院朱笔签“行”,并加盖抚院关防钤印,这件功牌便即刻生效。  由此可知,功牌雖然也授予捐資者一定的品階和相應的頂戴,但沒有授具體官職,它只是一種象徵性的榮譽而已。這件保存完整的六品軍功“功牌”,經過了上百年的歲月消磨,能夠流傳至今已非常不易。它的發現,在原平乃至整個忻州地區尚屬首次。它為研究清代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領域的社會狀況,提供了寶貴的文獻資料,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和收藏價值。



南汝城縣發現清代功牌
2014年10月19日
獲此功牌者,為邑人楊青雲
湖南汝城縣發現清代功牌(組圖)
該功牌形成於清咸豐5年(1855年)7月13日
9月16日,在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中,汝城縣再次驚現珍貴文物——清代功牌。
該功牌形成於清咸豐5年(1855年)7月13日。獲此功牌者,為邑人楊青雲,系該縣九龍江村人,等級為「七品」頂戴。題頭表明頒發者的銜位品級「欽賜花翎統領兵勇湖南即補道隨帶軍功加二級紀錄十次王」,正文說明獲頒功牌緣由「本道奉撫部院駱(湖南巡撫駱秉章)奏委統領南楚名勇,馳赴郴、桂、宜、臨一帶防剿粵匪,已將連陽(今廣東連州、連南、連山、陽山)各城,次第收復;茲又督兵進剿樂昌(今廣東樂昌)一帶匪徒,所有在事出力人等,自應分別獎勵,以示鼓勵」,獲得緣由為「剿賊出力」。該功牌紙本藍印,整幅仿造碑刻形制,周邊紋飾。縱71cm,橫40cm。「功牌」二字居中置頂,下一橫槓,橫槓往上為梯形,中間有騎縫章左斜蓋在「□字第□號」上。書寫從右至左,豎排,左下有一大紅「獎」字,頒發日期(咸豐5年7月13日)上蓋有朱文篆書方印一枚。在「七品頂戴軍功楊青雲」處,受頒者摁有紅色手印兩枚,以此為「防偽」措施。
功牌,是封建時代發給有功將士的獎牌。清代以前,朝廷嘉獎將士,有的採用「丹書鐵券」,俗稱「免死金牌」,又稱「免死牌」。滿清入主中原後,廢除「丹書鐵券」,用「功牌」取而代之。清功牌先為銀製,後以紫綾裱紙替代,反映了自鴉片戰爭後,清廷腐敗,喪權辱國,經濟上捉襟見肘,入不敷出的境況。清代,有功牌即為有出身,有幾品功牌,即可用幾品頂戴,該功牌為研究清代職官,戰事及清代軍隊獎懲制度提供了實物依據。[圖文]湖南汝城縣發現清代功牌 | 時光網 http://bit.ly/2olAyLp


清代光緒《功牌》-封建時代賞給有功者的獎牌-古玩古董老紙張牌證_孔夫子舊書網

清代光緒《功牌》-封建時代賞給有功者的獎牌-古玩古董老紙張牌證_孔夫子舊書網 http://bit.ly/2olQoWm


卑南王曾獲清朝頒賞功牌 台東史前館將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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驍勇善戰的卑南族「卑南王」,曾經幫助中國清朝乾隆時期捉捕逃犯有功,獲當時的「爵閣部堂將軍」頒贈「賞功牌」。(圖:史前館提供)//中央社 九十六年七月十八日
【大紀元7月18日報導】(中央社記者盧太城台東縣十八日電)驍勇善戰的卑南族「卑南王」,曾經幫助中國清朝乾隆時期捉捕逃犯有功,獲當時的「爵閣部堂將軍」頒贈「賞功牌」,這塊「賞功牌」即將在台東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展出,這也是「卑南王」後裔首次讓這塊「賞功牌」曝光。
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從七月二十一日至十月二十一日在史前館第一特展室展出「百年觀點–史料中的臺灣˙原住民及臺東」特展。
當中展出台東卑南族「卑南王」後裔保留的兩塊「賞功牌」,一塊是「總督部院」所賞,一塊是「爵閣部將軍」所賞,當時中國的清朝官員感謝「卑南王」平亂有功。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卑南族委員陳冠年表示,當時中國清朝在康熙和乾隆時期,分別發生「朱一貴」和「林爽文」事件,許多要犯逃亡到台灣東部,當時的卑南族頭目「卑那來」 (pinaray)協助捕捉要犯送回中國,因此屢受清朝官員封賞。
陳冠年表示,當時中國官員封賞給「卑南王」的除了「賞功牌」外,還有一樣代表權力的「令旗」,以及一些碗盤、陶瓷器皿等,不過昭和四年,舊部落發生瘟疫,整個部落遷徙到現在的「南王部落」,「令旗」和一些陶瓷器皿也因此遺失,現在後裔所保留的剩下這兩塊「賞功牌」。
驍勇善戰的卑南族「卑南王」,曾經幫助中國清朝乾隆時期捉捕逃犯有功,獲當時的「總督部院」頒贈「賞功牌」。(圖:史前館提供)//中央社 九十六年七月十八日
驍勇善戰的卑南族「卑南王」,曾經幫助中國清朝乾隆時期捉捕逃犯有功,獲當時的「總督部院」頒贈「賞功牌」。(圖:史前館提供)//中央社 九十六年七月十八日
驍勇善戰的卑南族「卑南王」,曾經幫助中國清朝乾隆時期捉捕逃犯有功,獲當時的「總督部院」頒贈「賞功牌」。(圖:史前館提供)//中央社 九十六年七月十八日
史前館表示,在卑南族部落,老一輩都知道「卑南王」的後裔、現在的南王部落陳家,擁有祖先傳承下來的「賞功牌」,經溝通後陳欽寶老先生召集家族會議後,同意讓家族珍藏寶貝公開展覽。
史前館表示,「總督部院」賞功牌應該是中國清朝時「閩浙總督衙府」所頒。「爵閣部堂將軍」賞功牌,頒贈者的身分應該比較特殊,中國清朝內閣各部尚書稱為「堂」,各省總督慣例兼署冰部尚書銜者,稱部堂或督部堂,因此頒給這面銀牌的官員應具「欽命大將軍」銜,且也有兵部尚書、總督等職務,階級品級必定比地方首長更高。
卑南族南王部落,過去舊址是在卑南地區,因為瘟疫遷徙至現址,這支卑南族群驍勇善戰,力抗魯凱族、阿美族、布農族,於中國清朝時期盛極一時,號令東部各原住民族群,因此頭目的後裔被稱為「卑南王」。https://is.gd/ML7c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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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功牌制度
功牌之製,自古有之,它是封建專制時代統治者為籠絡人心,鼓勵官兵建功立業而授予有功將士的一種無尚榮譽。在清代以前,朝廷嘉獎官員、將士,一般採用“ 丹書鐵券” (俗稱“ 免死金牌” ),此堪稱中國古代最早的勳章,在明代尤為盛行,史料中有明確的典章記載。當滿清入主中原改朝換代後,廢除了丹書鐵券制度,用功牌取而代之,目的為了表彰獲頒者在政治、軍事和其它社會活動中所作的突出貢獻,類似於當今的勳章、獎章、獎狀、嘉獎令或獲獎證書,另是給中、下級官員定品級,相當於加官進爵的“ 任命書” 、“ 委任狀” 。
清初即有功牌頒發記錄,據《八旗通志》載:“凡移送功牌,國初定,大兵凱旋之後,詢問統兵主帥,實敘官兵勞苦情形,分作等第,給予功牌。 ”順治十七年(1657 )七月,吏部議:“凡出征分得拔什庫(漢譯為“領催”),壯尼大(漢譯為“甚長”),有四次頭等功,及再有二等、三等、四等、五等功者,授世職。兩個三等功牌準作二等,兩個二等功牌準作頭等,積至三個頭等者,亦諮吏部授官。”同時,區別立功原因及不同等次給予數額不等的銀兩賞賜。乾隆以後,對功牌制度作了進一步的調整,將功牌的等級與官員的品級相聯繫,由清初的五等改為三等,即五品、六品、七品功牌,得幾品功牌即可授幾品頂戴,這個制度一直延續到清末,伴隨清王朝始終。
清代對功牌的質地和尺寸有著統一規定,多數是用紙製作,也見有金、銀製作的,近年就發現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 )前後,兩廣總督岑春煊頒發的銀質、圓形八品功牌。紙質功牌形狀一般為豎長方形,規格大小一般為數十厘米不等,也有的超過100 公分,功等越高,尺寸就越大。具體格式為上部印有“功牌”二字,除時間、人名、幾品功牌等頒發時填寫外,其它均為事先印刷而成,有固定格式;題頭表明頒賜者的銜位品級,正文說明獲頒功牌的緣由、獲頒者的姓名等,末尾加蓋頒發機關(或長官)印章,註明頒發日期,並有各種“ 防偽” 措施。功牌為一式兩份,以中間之騎縫章分為左牌、右牌,左牌存檔備查,右牌頒給本人。
圖一為筆者收藏的同治十一年(1872 年),雲南騰永龍順等處地方總鎮提督軍門頒發,給打仗尤為出力的練目袁文勳六品頂戴功牌,高60 公分,寬50 公分,頂部“功牌”兩字中間豎寫有“鎮字第4 號”的編號,並蓋有云南騰越鎮總
也說清代功牌制度(圖一)
兵關防;上書:“命雲南騰永龍順等處地方總鎮提督軍門控制土司苗彝達春巴圖魯李,為獎勵事,照得滇省迤西各族賊氛未靖,各路防剿均關緊要,所有在事出力人員俱應賞給頂戴,以昭獎勵。茲查有練目袁文勳,打仗尤為出力,實屬可嘉,應給予六品頂戴功牌,以示鼓勵。為此牌仰袁文勳,途照即便嗣复,務須蓋加奮勇,力圖上進,不得借牌妄生事端,切切毋違,須至功牌者。右獎給陸品頂戴袁文勳,準此。 ”落款為同治十一年二十七日,並蓋有與頂部相同的雲南騰越鎮總兵關防;最後是提督軍門硃批“行”。這裡要解釋的是功牌內容提到的“達春巴圖魯”, “巴圖魯”是清王朝給武將的賜號,乃滿語譯音,為“勇將、能幹”之意,“達春巴圖魯”則是比賜號“巴圖魯”高一層級的晉號,這位功牌頒發者、李姓將軍的地位由此可見一斑。
此外,清末同治之前,功牌一般由朝庭統一頒發,之後下放權力,各省總督、巡撫、總兵等地方和軍營高級官員亦可頒賜有功部屬功牌。
不過,筆者在研究清代功牌制度過程中發現,清代功牌製作與頒發規定雖然比較明確,但地方在執行過程中特別是清末期間會有所變化。變化之一,存在五、六、七品以外的八品、九品功牌。筆者就收藏到一張經鑑定為真品的同治十年(1871 )雲貴總督部堂頒發的八品軍功頂戴功牌(圖二),與其它
也說清代功牌制度(圖二)
功牌相比,格式和內容完全相同,但卻是八品軍功頂戴功牌。筆者經過查看有關資料,有人甚至還收藏到九品功牌的。究其原因,主要是清代官員品級沿用明製,共分九品,每品又有正、從之別,所以又稱“ 九品十八級” ,不在十八級之列的,如驛丞、縣典史、鹽茶大使等叫做“ 未入流” 。四品以上高級官員的任命由皇帝御批,下聖旨方能生效。而五品以下的中、下級官員,可以由地方高級官員委任。為與官員的品級相對應,於是就出現了八、九品功牌,我覺得這樣解釋應該有一定的合理性。變化之二,總兵可以和府台聯合頒發功牌。圖三為同治元年(1862 )雲南昭通總兵官提督軍門和昭通府聯合頒給張葆德的六品頂戴功牌。功牌內容提及當地因匪滋事,於是總兵和府台聯合調派各路團練兵丁前來練剿,此人奮勇出力,堪以賞給軍功。總兵與府台聯合頒發功牌,這可能與軍隊和地方聯合訓練團練、剿匪和籌措經費有關。
也說清代功牌制度
                           (圖三)
清代功牌頒發對像不僅對於滿、蒙、漢八旗中的下級官兵,按照功績都可以記冊給牌,就是一般的旗人、漢民、奴僕,凡立有軍功者同樣發給功牌予以褒獎。康熙十三年(1674 )題準:“八旗下披甲奴僕,得過三個頭等功牌,准其開戶”。到了晚清時期,甚至洋人亦有獲得功牌者,例如配合李鴻章的淮軍與太平軍作戰的英軍“常勝軍”管帶戈登,因攻克蘇州有功,於同治二年(1863 )得到了清廷頭等功牌之賞。圖四為清末代皇帝溥儀宣統三年
也說清代功牌制度(圖四)
(1911 ),雲貴總督兼管雲南巡撫頒發給楊有德的五品功牌,獲頒的原因是同拿獲匪犯,這應該是清王朝最後的功牌了。
功牌一般發至本人妥善保管,如遇犯科獲罪,便即行追繳。頒賞功牌為每年一次,在數量上有嚴格控制和記載,因此每張功牌上都有編號。但到了清朝末年,特別自鴉片戰爭兵敗後,因朝廷腐敗、賠款而導致國庫空虛,加上與太平軍的連年戰爭,經濟上日益捉襟見肘、入不敷出,造成一些官員或為撈取錢財,或為籌措軍費,功牌賞賜日濫,有的輾轉頂替,甚至有預印空白,隨時填寫買賣。據《左宗棠全傳》記載,同治元年(1862 )2 月,左宗棠率軍進入浙江,允准開辦捐輸,於冬間制定《浙江補救條例》12 條,令府、縣各設同善局,籌措軍費,辦理戰後善後事宜。其中第8 條規定,凡“捐錢八十千以上者,量給六品以上功牌”。另有資料顯示,同治二年(1863 年)12 月,山東巡撫部院發給山東省武定府利津人韓蔭橋六品功牌,他為山東省軍務捐谷十四石四斗(舊時一石為10 鬥,一斗為15 市斤,折合銀兩六十一兩六錢),因此獲頒六品頂戴。按清代官制,知縣為正七品,用千餘斤穀物就換取比知縣還高一品的官。從這兩則事例可以看出晚清王朝賣官鬻爵、政壇腐敗之程度。
經過一百甚至幾百年的歲月流逝,清代流傳至今的功牌已經極其稀少珍罕,多數藏身於國家博物館或檔案館內,近年來世間也時有發現,常常是其宗族的傳家之寶。這些功牌為研究清代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等領域的社會狀況,提供了難得的文獻資料,特別是對於研究清代獎賞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實物參考依據,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和收藏價值。


清宣統三年(1911年)欽差大臣東三省奉天巡撫發五品功牌一張,此類格式少見


清代“六品軍功”功牌。張鵬翔攝
  據介紹,功牌長62厘米、寬42厘米,共172字,質地為泛黃棉紙,保存比較完整,文字、圖案清晰。整幅仿造碑刻形制,“功牌”兩個大字居中置頂,周邊印有“二龍戲珠”紋飾。題頭表明頒發者的銜位品級:“欽命總統第一軍軍諮府軍諮使署鑲白旗漢軍副都統馮”,其中,馮即指馮國璋;正文說明獲頒功牌緣由:“進攻漢口一帶所向有功,殺敵打仗奮勇,輸送勤捷,偵探明確之員”,然後寫明獎賞的人員:“陸軍第六鎮步兵二十一標第三營右四副兵閻祿禎應即頒給六品功牌以資鼓勵”。在“功牌”左側標註的年月日為“宣統三年十一月初一日”,上蓋有朱文篆書方印一枚。“功牌”、“收執”、“為”等字樣上有朱筆在上面圈、點、勾畫的痕跡。
  今年76歲的閻繼友老人稱,該功牌是頒發給自己的父親閻如功的。年幼時閻繼友經常聽父親講起這件事:1903年,15歲的閻如功因為年齡尚幼,便以哥哥閻如禎的名字應召入宮,成為清宮侍衛。1908年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相繼去世,包括閻如功在內的清宮侍衛被解散,閻如功編入北洋陸軍第六鎮步兵二十一標第三營。後因作戰奮勇,父親獲頒這張“六品軍功牌”,但由於口音問題,登記時“閆如禎”寫成了“閻祿禎”。
  李靖表示,經過一百多年的歲月流逝,清代流傳至今的功牌已經極其稀少珍罕,多數藏身於國家博物館或檔案館內。這些功牌為研究清代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等領域的社會狀況,提供了難得的文獻資料,特別是對於研究清代獎賞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實物參考依據,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
  據了解,功牌是封建時代發給有功將士的獎牌。清代以前,朝廷嘉獎將士,有的採用“丹書鐵券”,俗稱“免死金牌”,又稱“免死牌”。滿清入主中原後,廢除“丹書鐵券”,用“功牌”取而代之。清功牌先為銀製,後以紫綾裱紙替代。(完)



一般常見功牌都是紙質,數量也不多,這件木質 功牌約25年自北京某藏家購得,
正面上方有硃筆[旨]字,並寫有某人為何原因薦舉某人某種職位等。左下有編號。
背面有大字[存],右側有編號的一半,另一半交另一單位保管以便合併對照,有如虎符,可見本件為官府存檔件。正反兩面都有官印貼附。木牌四周都用朱漆塗滿,因年代已久,木質部分出現蟲蛀痕。
這件年代應該是清末。高16.4公分,寬7.7公分,厚0.8公分。


一塊清代咸豐年間的軍功執照。通過對該軍功執照(也稱功牌,以下簡稱功牌)的版面文字和歷史文化信息進行解讀,並進行相關研究後,研究人員發現,這幅功牌不僅彰顯了清代文書的風格與特點,也反映出清代獎賞制度的格局,是一件存世不多的珍貴文物。日前,記者採訪到參與此次調查的地方文史研究者劉勝平,聽他分享該軍功執照的發現故事和歷史價值。
    清咸豐六年的“六品軍功”功牌
    劉勝平告訴記者,今年5月6日,江口縣政協文史民宗委在進行歷史文化與文物保護工作調研時,在江口縣怒溪鎮駱象村一方姓村民家中,發現了這幅清咸豐六年,由貴州巡撫部院頒發的“六品軍功”執照。該方姓人家稱,功牌由自己的祖上代代相傳,如今已160多年。
    “功牌版面仿照碑刻樣式,佈局得當,印製精良。”劉勝平介紹,該功牌縱60厘米,橫44厘米,宣紙木版藍彩印刷;邊框起雙線,雙線內飾火焰紋。邊框內以橫線為界,分為上、下兩個部分:標題“執照”二字橫排於上部梯形天頭內,下部方框內分別表明授牌官員的銜稱、功牌命文、頒發日期、落款等。豎排右讀13列201個小字,然後硃批“照”“行”,並鈐蓋一方關防大印。
    他告訴記者,功牌是封建王朝賞賜立功人員的一種獎牌。明代及以前,朝廷嘉獎官員、將士,一般實行“丹書鐵券”制度,堪稱中國古代最早的勳章制度,史籍中有明確的記載。滿清入主中原後,廢除了丹書鐵券,代之以功牌,目的同樣是為了表彰獲頒者在政治、軍事和其他領域作出的突出貢獻,類似於今天的勳章、獎狀、嘉獎令等,作為一般官員加官晉爵的依據。
    “功牌通常為一式兩份,以中間之騎縫印分為左牌、右牌,左牌暫留官方備查核對,右牌作為通知書頒發給受賜人留存,如遇作姦犯科,即行追繳。”劉勝平說,頒賞功牌為每年一次,在數量上有嚴格控制,因此每張功牌上都有編號。但是到了清朝末年,特別是自鴉片戰爭兵敗後,因朝廷腐敗、戰敗賠款而導致國庫空虛,加上與太平軍的連年戰爭,經濟上捉襟見肘、入不敷出,造成一些官員或為撈取錢財,或為籌措軍費,功牌賞賜日漸氾濫。
    功牌後的貴州農民運動
    通過研究,劉勝平發現這幅功牌是朝廷嘉獎方天用在征剿紅號軍起義中作出突出貢獻的文書,其所反映的文化、歷史等信息非常豐富。“作為一種'公文',功牌的格式,就反映了當時的歷史信息。”他告訴記者,功牌上部橫排“執照”兩字,下部縱排功牌內容,分別註明頒賜者的銜位品級、頒發功牌的緣由、獲頒者的姓名,末尾加蓋頒發機關大印,並註明頒發日期。特別是,“欽”字使用“皇抬頭”。在歷朝歷代的典章、奏疏、論著、書札中,凡有“皇、上、欽、旨、奏”等字都超前一格書寫,此格式俗稱“皇抬頭”。這無疑是昭明身份和分辨等級的符號,表示皇帝的權利至高無上。
    “需要說明的是,硃批並非當朝皇帝所特有。”劉勝平進一步解釋道,清代官制:四品以上高級官員的任命由皇帝親筆御批,下聖旨方可生效;五品以下的中、下級官員則由地方高級官員委任。方天用不過六品官銜,所獲《功牌》照例由當時的地方大員——欽命兵部侍郎兼貴州巡撫蔣蔚遠頒授,同時也進一步證明《功牌》上的硃批“照”“行”出自蔣蔚遠之手,從而徹底否定了“皇帝行硃批,大臣行藍批”的世俗說法。
    所發現的功牌,居於怎樣的意義呢?劉勝平發現,背後其實是一場持續幾十年的、轟轟烈烈的貴州農民運動史。他說,頒發者蔣蔚遠本是清漢軍鑲藍旗人,於咸豐元年(1851)升任貴州巡撫。當時,貴州各族人民因受太平天國運動的影響,於是紛紛揭竿而起,於咸豐四年(1854)攻下銅仁城,並緊接著進攻松桃、石阡、玉屏、思南、印江、岑鞏、三穗、鎮遠及湖南晃縣、麻陽、花垣、四川秀山等州縣,清廷震動。面對此起彼伏的農民運動,清政府採取了大規模鎮壓措施,並對“剿匪”有功者進行嘉獎,此次發現的功牌,就是見證之一。
    劉勝平說,所發現的功牌的獲得者方天用,生卒年月不詳,清銅仁縣扣答鄉(今江口縣怒溪鎮駱象村)姚家坪人,是江口訊兵丁。根據該功牌記載,咸豐六年(1856年),其因剿殺“逆匪”有功,由貴州巡撫蔣蔚遠頒給六品軍功銜並賞戴藍翎。“清王朝重文輕武,武官正六品大約相當於今天的副廳級。”他說。
    在當時,儘管清政府血腥鎮壓農民起義,但仍未能遏制轟轟烈烈的運動。過程中,咸豐帝奕寧認為蔣蔚遠督兵鎮壓不力,下詔將其革職留任,並迅速增調湘軍入黔,協助剿滅“苗亂”。此後,起義軍和清軍又進行了多次戰鬥,並多次打敗清軍,咸豐九年,都勻苗民起義軍攻陷丹江廳,蔣蔚遠憂懼成疾,不久病死。
    “隨著歲月的流逝,功牌已極為稀少而愈顯珍貴。”劉勝平說,這些功牌為研究清代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等領域的社會狀況,提供了難得的文獻資料。特別是為研究清代獎賞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實物依據,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收藏價值。需要注意的是,紙質文物是文化遺產的一個重要類別,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價值、科學價值和藝術價值,但由於紙張十分脆弱,長期的由蟲蛀、黴菌、溫濕度變化、光照、有害氣體造成的破壞,又讓紙質文物雪上加霜。為此,江口縣政協文史民宗委發現該功牌後,已經建議縣文產中心作為可移動文物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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