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國的靈魂:挪威的生存之道

小國的靈魂 - 李濠仲 - Google 圖書 http://tinyurl.com/y5e5lu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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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叡人
副研究員
電話:886-2-2652-5353
傳真:886-2-2651-7261
電郵:etranger@gate.sinica.edu.tw
學位論文
博士論文:
Wu, Rwei-ren. 2003, “The Formosan Ideology: Oriental Colonialism and the Rise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 1895-1945,” University of Chicago, Ph.D. Dissertation. (*Dissertation Committee: Professors Ron G..Suny, William Sewell Jr. and Prasenjit Duara)
碩士論文:
Wu, Rwei-ren.1989, "State-build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Capitalist Class in Taiwan, 1945-1954," University of Chicago, MA Thesis. (*Supervised by:Professors Daniel Verdier and Bruce Cummings)
主要學歷
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
研究專長
比較政治(比較民族主義、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與族群政治)、政治理論(民主理論、民族主義、後殖民主義、西洋政治思想史)、亞洲民族主義研究、台灣政治史、台灣政治思想、日本近現代政治史、日本近現代政治思想史
吳叡人 | 專任研究人員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http://tinyurl.com/y23la6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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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以後,不論何種族群、語言、宗教信仰或從何而來的臺灣人,發現自己成了東亞的一塊「帝國的碎片」,且同時是絕無僅有的政治主體,一方面持續進行民主化與公民社會的建立,但國際的現實政治卻限制與拒絕了這個政治主體的完成與民族的獨立,這就是本書作者吳叡人所指出的賤民困境:當代弱小民族的民族主義是未完成而且不可完成的,民主也是不完整而且不可完整的。
  既然賤民身分來自於世界,就必須還諸於世界。作者採取「奧林帕斯山頂的觀點」,以世界史為視野,找出臺灣的受困根源與尋求脫困。全書從臺灣經歷國家暴力、企圖以民主化與轉型正義從內部歷史脫困開始,到發現自己因位於多個帝國中心的共同邊陲位置,而受困於更大的地緣政治的歷史牢籠中,於是不得不進行第二層脫困。這裡的脫困有兩個意義,首先是作者所稱的賤民的道德悲劇,必須在困境中孕育勇氣與普世價值,並與其他更弱小民族如香港、沖繩串連。其次是以公民社會對抗新的帝國與資本,使民主再鞏固。作者認為這就是晚期民族主義的特質,經歷過後現代、解構與後殖民思潮的激烈批判,民族主義的發展已無法具備從上而下打造國家認同的正當性,必須強調多元、平等、差異,且從下而上的公民民族主義。
  《受困的思想》是一本歷經十年,與糾纏臺灣的內部歷史以及外部現實對話的文集,作者以知識凝視臺灣近十年的命運,並在世界地圖上為之辯護,卻又已知這是普羅米修斯的折磨,是薛西弗斯的徒勞,然而世界的賤民階級所留下的「受困之思」,同時也在指向普羅米修斯自由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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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托邦(Utopia)本意是“沒有的地方”或者“好地方”。延伸為還有理想,不可能完成的好事情,其中文翻譯也可以理解為“烏”是沒有,“托”是寄託,“邦”是國家,“烏托邦”三個字合起來的意思即為“空想的國家”。原提出者是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空想社會主義的創始人托馬斯·莫爾(英國人)在他的名著《烏托邦》(全名是《關於最完全的國家製度和烏托邦新島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書》)中虛構了一個航海家——拉斐爾·希斯拉德航行到一個奇鄉異國“烏托邦”的旅行見聞。在那裡,財產是公有的,人民是平等的,實行著按需分配的原則,大家穿統一的工作服,在公共餐廳就餐,官吏是公共選舉產生。他認為,私有製是萬惡之源,必須消滅它。
烏托邦是人類思想意識中最美好的社會,如同西方早期“ 空想社會主義 ”。法國的哲學家路易博朗提出的空想社會主義社會:美好、人人平等、沒有壓迫、就像世外桃源,烏托邦式的愛情也是美好至極的。烏托邦主義是社會理論的一種,它試圖藉由將若干可欲的價值和實踐呈現於一理想的國家或社會,而促成這些價值和實踐。
小說中的烏托邦地圖
小說中的烏托邦地圖
藉由擴大描繪某一概念(正義或自由),以基於這種概念而建構之理想社群的形式,來展現該概念的若干根本性質。在某些其他的場合例如莫爾(Sir Thomas More)的《烏托邦》(Utopia,1516),其目標則主要是批判和諷刺:將烏托邦中的善良人民和作者當時社會的罪惡作巧妙的對比,而藉之譴責後者。只有極少數的烏托邦作者–– 貝拉密(Edward Bellamy)的《回顧》(Looking Backward)即是佳例––企圖根據其烏托邦中所認真規劃的藍圖來改造社會。就其本質而言,烏托邦的功能乃是啟發性的。
直到十七世紀之前,烏托邦一般均被置於地理上遙遠的國度。十六與十七世紀歐洲航海探險的發現,使人們大為熟悉這個世界,因而使此一有用的設計銷聲匿跡。自彼時起,烏托邦所處的空間或移到外太空(十七世紀開始有月球之旅)、或海底(像經常發現的傳說中沉沒於大西洋的大陸文明)、或者地殼底下的深處。然而漸漸地烏托邦就由空間的轉置變成時間的轉置,這一進展最初是由十七世紀的進步觀念所鼓舞,之後則被李爾(Lyell)的新地質學和達爾文(Darwin)的新生物學中鉅幅擴張的時間觀念所鼓舞。烏托邦不再是較好的空間,而是較好的時間。威爾斯(HGWells)乘著他的時光旅行機航向數十億年後的未來,史德普頓(Olaf Stapledon)在《人之始末》(Last & First Men,1930)中,則用二十億年的時間比例來表示人類朝向全然烏托邦境界的攀升。
烏托邦
烏托邦
從空間到時間的轉置也使烏托邦中產生了一種新的社會學的現實主義。烏托邦此時被置於歷史中,然而無論距離烏托邦的極致之境是何等遙遠,它至少可呈現出:人類或許是無可避免地正朝向它發展的光景。十七世紀科學和技術的聯結加強了這個動向,例如培根(Bacon)的《新大西洋大陸》(New Atlantis,1627)和康帕內拉(Campanella)的《太陽之都》(City of the Sun, 1637)中所表現者。
隨著十九世紀社會主義(它本身即深具烏托邦色彩)的興起。烏托邦主義便逐漸變成關於社會主義之實現可能性的辯論。貝拉密以及威爾斯的烏托邦(《現代烏托邦》〔Modern Utopia,1905〕)皆是為正統社會主義辯護的有力著作;但是摩里斯(William Morris)則在《來自烏有之鄉的消息》( News form Nowhere,1890)中提出了另一種吸引人的訟法。
這個異種的替代說法乃因“ 反烏托邦 ”(dystopia或anti utopia)的發明而出現,此乃對所有烏托邦希望的逆轉和猛烈的批評。這個觀念由巴特勒(Samuel Butler)反達爾文主義的《烏有之鄉》(Erewhon,1872)一書所預示,而在1930和1940年代達到了頂點,尤其表現於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和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1949)這兩本書中。在這暗淡的年代裡,只有史基納(BFSkinner)的《桃源二村》(Walden Two,1948)維護著烏托邦的火炬使之不熄,然而仍有許多人在這個行為工程(behavioural engineering)的,烏托邦中察覺到比最黑暗的反烏托邦更可怕的夢魘。但是烏托邦主義卻在1960年代強而有力地複活,例如像馬孤哲(Herbert Marcuse)的《論解放》(An Essay on Liberation,1969)這樣的著作;而在未來學和生態學的運動中也可見其蓬勃的生氣。
引申義
烏托邦往往有一個更加廣泛的意義。它一般用來描寫任何想像的、理想的社會。有時它也被用來​​描寫社會試圖將某些理論變成實現的嘗試。往往烏托邦也被用來表示某些好的,但是無法實現的(或幾乎無法實現的)建議、願望、計劃等。
但是隨著社會的精神進步,現在有了更深的寓意,已經可以指代超越無法到達的地方。
實例編輯
柏拉圖的烏托邦
柏拉圖認為,烏托邦可以有三個階層,從上到下分別為護國者(受過嚴格哲學教育的統治階層),衛國者(保衛國家的武士階層),勞動人民(雖然烏托邦內存在奴隸,但是奴隸不屬於任何一個階級)。烏托邦的領導為哲學王,屬於護國者階層。其建立初還存在立法者階層,專管立法。階層是世襲的。在烏托邦社會裡,不存在個人幸福,社會無限地強調城邦整體、強調他一己以為的“正義”。在柏拉圖眼中,第三階層的人民是低下的,可以欺騙的。他賦予了統治者無上的權力,甚至統治者“為了國家利益可以用撒謊來對付敵人或者公民”。在烏托邦社會裡,沒有存在壞人的戲劇,沒有不是宣傳烏托邦的歌曲。在烏托邦裡,人成為繁殖工具,男女性的孩子將被集中送到學校進行嚴格的洗腦式教育。烏托邦內還存在嚴重的極權主義。
希波達摩斯的烏托邦
公元前494年,波斯國王大流士的軍隊破壞並摧毀了在哈里卡納斯和以弗所之間的城市米勒。因此,以前的居民要求建築師希波達摩斯(Hippodamus)一次性地把城市重建起來。在那個年代,這是史無前例的情況。直到那時候,城市都只不過是小鎮在雜亂中慢慢擴大起來。比如說,阿忒內斯是由混雜的道路組成的,就像誰也沒去整體規劃過的迷宮一樣。要負責整體建造一個中等城市。這就像要在空白紙上創造一個理想城市一樣。
希波達摩斯得到了意外的收穫。他設計了第一個有嚴謹構思的城市。
希波達摩斯不想只勾畫道路和房屋。他相信在考慮城市的形狀時,同樣也可以考慮社會生活。
他設想出一個有1萬居民的城市。這些居民分成三個等級:手工業者、農民、士兵。
希波達摩斯希望建一個人造城市,不要有自然的東西。城中心是一個衛城,切割成12部分,就像一個分成12部分的城堡一樣。新米勒城的路都是筆直的,廣場是圓的,並且所有的房屋都嚴格地獨立了開來,以使鄰里之間不會產生什麼嫉妒。
另外,所有的居民都一律平等。那兒沒有奴隸。
希波達摩斯也不想要有藝術家。他認為藝術家部很難琢磨,是產生混亂的種子。詩人、演員和音樂家都被驅逐出米勒城。那個城市同樣也不允許有窮人、單身漢和遊手好閒者在內。
希波達摩斯的設想在於使米勒城成為一個永遠不會出什麼問題的完屬於美機械體制。要避免所有的危害,就不能有改革,不能有創新,不能有什麼心血來潮。希波達摩斯創造了“有條不紊”的新概念,有條不紊的市民在城市的指揮中,有條不紊的城市在政府的指揮中,政府自己則只能有條不紊地在宇宙的指揮中了。
亞當主義烏托邦
1420年,波西米亞發生了胡斯黨人叛亂。那些新教的先驅者,要求德國教士改革和開始莊園主制度。一群更激進的人——亞當主義者從運動中分離了出來:他們不但對教會、而且對整個社會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與上帝接近的最好方式是在與亞當——原罪前的第一個人一樣的生活條件下生活。他們的名稱就來源於此。
他們在離布拉格不遠的莫爾河中的一個島上定居下來。他們赤裸裸地共同生活著,把所有的財產都充公,盡可能重建“罪孽”前人間天堂的生活條件。
所有的社會結構都被排除出外。他們廢除了金錢、工作、貴族、布爾喬亞、政府、軍隊。他們禁止種地,而用野菜、野果果腹。他們吃素,修行對上帝的直接常拜,不要教堂和中間的教士。
他們當然激怒了其他沒有這麼激進的胡斯信徒。當然,你們可以簡化對上帝的崇拜,但不要到這種地步。那些胡斯黨莊園主和他們的軍隊在亞當主義者的島上把他們包圍起來,把這些當時的嬉皮士屠殺了,一個也不放過。
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
1516年,英國人托馬斯·莫爾發明了“烏托邦”這個詞。希臘字母U,否定前綴;topos,地方,因此“Utopie”(烏托邦)表示“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東西”,(有些人認為這個詞的前綴“eu”,是“好”的意思,在這種情況下,“eutopie”是指“好地方”)。托馬斯·莫爾是一個外交家、人文主義者、伊拉斯謨的朋友,有大不列顛帝國首相的頭銜。
在名叫《烏托邦》的書裡,他描述了一個他確切命名為“烏托邦”的神奇島嶼,那裡發展著一個田園般的社會,不知道有稅捐、苦難扣偷盜,他認為烏托邦社會的優點就是“自由、民主、博愛”。
他這樣描寫他的理想國:烏托邦不僅自由、民主、博愛,而且無比富有,那裡的人都是長相俊美,具有超凡能力的神族。烏托邦也是一個令人驚嘆的島嶼。它被無數黃金與白銀裝飾著,每天數以百萬噸的出產一種閃閃發光的金屬———合金。它有設備完好的港口及船隻,還有能夠載人翱翔天空的物體。
據說,烏托邦生產力十分發達,科技比其他任何地方起碼領先1000年以上,所以,科技、生產力太過超前的烏托邦沒有貨幣,每個人都在市場上各取所需。所有的房子都是一樣的,門上沒有鎖,每個人都必須每100年搬一次家,目的是為了不讓人在習慣中僵化。生產者在工作時間裡游手好閒是不允許的。沒有家庭主婦、沒有貴族,沒有僕人,沒有乞丐。這就使得每一天的勞動都簡化成只有15分鐘,但仍然可以生產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財富。畝產的糧食數以萬噸計,一座工廠生產的產品每天數以億計。
所有的人都有服一個月工役或選擇一個月工役農役的義務,以便供應免費市場。假若通姦或是有逃離島嶼的企圖的話,烏托邦公民就失去了他的自由身,成為奴隸。那時,他必須整天勞累,服從老同胞的命令。
因不贊同亨利八世國王的離婚,托馬斯·莫爾於1532年失寵,1535年被殺頭。
美洲印第安人的烏托邦
北美的印第安人,包括蘇人、夏延人、阿帕奇人(Apaches)、克勞人、阿瓦若人、科曼奇人(Comanches)等等,有著同樣的社會準則。
首先,他們把自己當作是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是自然的主宰。他們的部落耗盡一個地區的獵物之前便遷徙,以使獵物能夠恢復原狀。這樣,他們的抽取就不會使地球枯竭。
在印第安的社會標準體制中,個人主義與其說是光榮的源泉,還不如說是恥辱的源泉。謀求自己的東西是猥褻的。大家都不擁有什麼,也沒有什麼權力,在我們的今天,一個買了汽車的印第安人也知道應該把汽車借給第一個向他借的印第安人。
他們的孩子並不會被迫接受教育。實際上,他們實行的是自我教育。
他們發現了植物的嫁接,並能夠利用,倒如進行麥子雜交。他們從橡膠液中發現了防水處理原理。他們懂得製造棉衣,紡織技巧在歐洲無與倫比。他們知道阿斯匹林(水楊酸)、奎寧酸……的有益功效。
在北美印第安社會中,沒有世襲的權力,也沒有永久的權力。對每一個決定,每個人都在部落會議其間提出自已的觀點。這是最早的議會制度(比歐洲的共和革命要早得多)。假若大多數人都不信任他們的首領了,那首領就自動退位。
這是個平均主義的社會。當然會有一個首領,但只有自發地跟隨你時你才是首領。對於部落會議接納的建議,只有投票通過時大家才要遵從。有點像我們社會中一樣,只有找到正確的法律才能實行!
甚至在他們的顯赫時代,美洲印第安人也從來沒有過職業軍隊,但是戰士首先是作為獵人、耕作者、一家之主而被社會認同的。
在印第安的體制中,所育的生命,不管他外表如何,都值得尊重。所以他們愛惜敵人的生命,以使他們也這樣做。永遠是這種互利的想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戰爭被當作是人們應該在那兒展示勇氣的遊戲。人們不希望給對手造成物質上的破壞。戰士間戰鬥的目標之一是用圓形的棍棒末稍去觸及敵人。這是一種比殺掉他還要強烈的光榮。他們計算著“觸及”的次數,一旦流血,戰鬥就停止了。很少有人死亡。
印第安人之間戰爭的主要目標在於偷敵人的馬匹。從文化上講,他們很難理解歐洲人所用的群眾戰爭。當看到白人把所有人都殺掉,包括老人、婦女和小孩時,他們會驚訝萬分。對他們來說,這不僅可怕,簡直就是變態,不合邏輯,不可思議。但是,北美印第安人抵抗的時間相對較長。
南美社會比較容易攻擊。只要把首領斬首,整個社會就崩潰了。這是等級和集權管理制度的大弱點。用他們的君主就能夠制服他們。在北美,社會有一個更光彩奪目的結構,那些牛仔們跟幾百個移居部落打交道。沒有一個不變的大國王,但卻有幾百個可變的首領。假若白人征服或破壞了一個有150人的部落,那他們必須再一次攻擊第二個150人的部落。
不管怎樣,這都是一種大規模的屠殺。1492年,美洲印第安人有1000萬。1890年,他們是15萬,大部分都因西方人帶來的疾病而死去。
1876年6月25日,小大浩戰爭時,人們組成最大的印第安人聯盟:1萬到1.2萬個人當中有三四千是士兵。北美印第安人的軍隊把居斯特將軍的軍隊打得落花流水。但是在這樣一片小土地上很難供養這麼多人。因此,勝利以後,印第安人就解散了。他們認為受到這樣的侮辱以後,那些白人再也不敢不尊敬他們了。
實際上,那些部落一個個地減少了。直到1900年,美國政府還企圖消滅他們。1900年以後,政府認為美洲印第安人會像黑人、奇卡諾人、伊朗人、意大利人一樣融合進多種族國家。但這只是一個短見而己。美國印第安人完全不明白他們能夠從西方的政治社會制度中學到什麼,他們認為這些制度明顯沒有他們的製度先進。 [1] 
拉伯雷的烏托邦
1532年,弗朗梭瓦· 拉伯雷《巨人傳》中描寫了泰萊姆修道院,提出了他對理想的烏托邦城的個人看法。
不要政府。因為,拉伯雷想:“一個人連他自己都管不了,又怎麼能去管其他人呢?”沒有政府,那些泰萊姆修道者以他們的意願行事,以“為所欲為”為箴言。泰萊姆修道院的主人都是經過精挑細選的,只有具有良好出身、不受精神約束、受過教育、有德行、好看自然的男女才能被接納,女人10歲進入,男人12歲進入。
白天,每個人都乾他想幹的事情。如果他高興的話就工作,要不然就休息,吃喝玩樂,談情說愛。時鐘被取消了,避免了時光流逝的概念。人們隨便什麼時候起床都行,餓了就吃飯。騷亂、暴力、打架都被肅清,安置在修道院之外的佣人和手工藝者擔負著繁重的工作。
拉伯雷描繪著他的烏托邦。修道院必須在聲瓦爾邊上的波·於奧爾森林裡建起來,它包括9332個房間,沒有圍牆,因為“圍牆供養陰謀”。6個直徑60步的圓形塔樓。每一個建築物都有10層高,一個直通河流的排污下水道,很多個藏書室。一個林蔭交錯的公園,中間是一道泉水。
拉伯雷不是受騙者。他知道,他理想的修道院將不可避免地被蠱惑人心的宣傳、荒謬的意見和爭執或僅僅是被一些雞毛蒜皮的東西所摧毀,但他堅信這仍然是值得一試的。 [2] 
夏巴泰·澤維的烏托邦
那些波蘭猶太教神秘哲學家在對《聖經》和猶太教法典進行了反复地研究和深奧地闡釋之後,預言彌賽亞①會在1666年出現。當時東歐的猶太民族正處在低谷時期。幾年前哥薩克公選首領博格當·克默爾尼斯基領導發動了一場旨在推翻波蘭封建大地主階級統治的農民起義。由於無法攻破統治者堅固的堡壘,殺性答起的暴民們就把被認為忠於封建君主的猶太村鎮作為報復對像。幾週之後,波蘭貴族也發動了血腥的報復性襲擊。猶太村鎮又一次遭到洗劫,死傷者不計其數。
“這預示著哈米吉多頓決戰②的來臨。”猶太神秘哲學家如是說。“這是彌賽亞降臨的前兆。”
【① 彌賽亞:救世主。】
【② 哈米吉多頓,基督教《聖經》中所說的世界末的善惡大決戰。】
正是在這時夏巴泰·澤維出現了,這位目光炯炯有神、溫文爾雅的青年自稱就是彌賽亞。他能說會道,安撫答眾,讓他們心中依然擁有希望。人們斷言他能夠創造奇蹟。在東歐各猶太團體中立刻興起一股強烈的宗教熱忱。然而許多猶太教教士指責他為“篡權者”和“偽國王”。在夏巴泰·澤維的擁護者和反對者之間產生了嚴重的宗教分歧,許多完整的家庭由此分崩離析。但是,仍然還有數百人決定拋棄一切,離開家人去追隨這位新的彌賽亞到聖地建立一個新的烏托邦社會。
這一切並沒有持續多久。一無晚上,土耳其素丹派出的奸細綁架了夏巴泰·澤維。他最後免於一死,但卻歸依了伊斯蘭教。他信徒中最最忠實的幾個一直跟隨著他,而其他人更願意把他給忘記。 [3] 
傅立葉的烏托邦
夏爾·傅立葉是個呢絨商的兒子,1772年出生於貝臧松。從1789革命起,他就表現出對人道的驚人誌向,他想要改變社會。1793他向督政府成員解釋他的設想,但遭到他們的譏諷。
從此他便決定過平淡的家庭生活,成為出納員。當有空閒時,夏爾·傅立葉仍追求著他固執的念頭,尋找一個理想的世界。他在幾本書中描寫了最微小的細節,包括在《社會化工業化新世界》裡。
這個空想者認為:人應該在1600到1800個成員的小共同體中生活。用這個被他稱作法朗吉的共同體來代替家庭。沒有家庭,便有更多的親屬關係,更多的權力關係。政府被縮小到最低的限度。每天大家都一起在中心廣場上作重大決定。每個法朗吉都住在一個被傅立葉叫作“法倫斯泰爾”的城居中。他非常確切地描寫了他理想的城居:一個三至五層的城堡。底下的道路夏天通過灑水而涼爽,冬天通過大壁爐而暖和,在中央有一個治安塔,那裡有瞭望台,排鐘,查普電報,夜崗。
他想把獅子和狗進行雜交,創造出一種新的馴良品種。這些狗獅同時用來當坐騎和“法倫斯泰爾”的看守者。
夏爾·傅立葉用信把他的想法寄往世界各地。他堅信,假若人們都照它實行的話,法倫斯泰爾的居民就會自然進化,而且可以在他們的器官上看出來。這種進化尤其是表現為:胸腦上長出第三隻胳膊。
一個美國人按傅立葉的設想建立了一個忠實的法倫斯泰爾。由於建築上的問題而徹底失敗了。用大理石牆造的豬圈是照管得最好的地方。但問題是人們卻忘掉了要準備門,最後只好用起重機把豬吊進去。
傅立葉的信奉音所造的類似的法倫斯泰爾或是同一思想的共同體到處都有,尤其在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美國。
傅立葉死時否認了他所有的信徒。
曙光城(黎明新村)
曙光城位於印度蓬笛謝里(譯者註:印度中央直轄區,1962年由蓬笛謝里,加里加爾、亞南、和馬埃4個前法國殖民地組成)附近,它是歷史上幾次最有意義的烏托邦公社實踐地之一。
1968年,孟加拉哲學家斯里· 奧羅賓多 ·高斯和法國女哲學家米拉·阿爾法薩(主母)著手在曙光城創建一座理想村。按他們的設計,其外形應酷似一個星系,光從中央的球狀部分射出,照亮村內各處。兩位哲學家等待著各國人士前來。後來,在這裡生活的主要是一些尋求絕對烏托邦的歐洲人。
公社里的男男女女們造起風車,蓋起手工工場,開挖水渠,還建了一座磚廠和一個信息中心,並且在這個氣候乾燥的地方種植了農作物。“主母”在此期間著了好幾本書,詳細敘述了她的思想及體驗。
一切都在向烏托邦的理想不斷靠近,直到有一天,有些社員要求在“主母”的有生之年尊奉她為女神。“主母”婉言拒絕了這項殊榮。可那時,斯里·奧羅賓多已經去世,再也沒有人在她身邊支持她了。“主母”無力違抗這些崇拜者們的意志。
他們把她禁閉在房中,認定“主母”既然不願做活的女神,那就讓她做死的女神。也許她不曾意識到自己體內神的特質,但在別人眼裡,她自始至終都是個女神。
“主母”在生命的最後一段日子裡顯得十分沮喪消沉,像是經受了重大的打擊。每當她想提及自己被禁閉在房中受盡崇拜者們的種種虐待時,這些人就會立刻打斷她的話語,並將她帶回房中。在這些自稱無比尊崇她的人日復一日的折磨下,“主母”漸漸變成了一個又乾又癟的老太婆。
其實,“主母”也曾向從前的朋友們秘密地傳出消息:有人想毒死她,把她變成一尊死的女神,讓她更能得到別人的尊敬。可是,她的求救始終都只是徒勞,所有想幫助她的人都被立即趕出了公社。她最後只得呆在房中,空對四壁奏響風琴,聊以傾吐心中的淒苦,訴說自己的悲劇。
再怎麼努力也是無濟於事,1973年“主母”可能是由於服用了大量的砒霜,離開了人世。曙光城以女神之禮為她舉行了葬禮。
失去了“主母”後,再也沒有人能把公社凝聚成一體了。公社分裂了!所有的社員互相傾軋,將烏托邦這一理想之國的概念完全拋諸腦後。他們在法庭上長期爭執不下,一件又一件的訴訟令人不禁生疑:這還是那個人類歷史上最富有雄心壯志,最為成功的烏托邦之一嗎? [4] 
  
空想社會主義編輯
在經濟思想史上,空想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是作為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對立物出現的,早期空想社會主義者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初的批判家。18世紀空想社會主義者的經濟學說也是和同時代的資產階級經濟理論相對立的,例如馬布利就是重農學派的反對者。19世紀初,“在政治經濟學上的李嘉圖時期,同時也出現了'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反對派──共產主義(歐文)和社會主義(傅立葉、圣西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260頁)。19世紀30和40年代的空想共產主義則是同時代的庸俗政治經濟學的對立物。
主張
空想社會主義者認為社會主義的理想社會應該建築在人類的理性和正義的基礎上。這種社會至今還未出現,是由於人們不認識和承認的緣故。他們覺得只要有天才掌握了這種思想,並推廣開去,就能實現他們心中的理想社會。空想社會義者反對資本主義,並認為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是由於人類在道德和法律上犯了錯誤,背棄了人類的本性的緣故,他們的目的是要消滅這種錯誤。
認識
空想社會主義者探討了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經濟制度。他們許多人都認為,人類歷史的起點是公有製而不是私有製,摩萊里等人試圖論證原始社會中人們共同勞動,共同享有勞動成果的必然性。空想社會主義者認為人類社會是從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的歷史過程。圣西門認為,奴隸制度減少了對戰俘的殺害,促進了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分工,因而對經濟和文化的發展產生過有利的影響。同古希臘和古羅馬的社會制度相比較,中世紀形成的神學和封建體系更大地向前推進了人類文明。
設想
空想社會主義者對未來理想社會的經濟問題都作了不少揣測和設想,其中有許多積極因素。
一些空想社會主義者提出,從現存社會進入未來理想社會,要經過過渡時期。傅立葉認為,從分散生產的文明製度到復雜協作的和諧制度,中間必須經過兩個過渡時期:半協作的保障制度和簡單協作的協作制度。歐文認為,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公社制度,必須經過一個社會改造過程。在過渡時期要解決兩大經濟任務:①根據合作原則組織生產;②根據勞動公平交換原則組織市場。恩格斯說,歐文的組織生產和組織流通都是“作為向完全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過渡的措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04頁)。卡貝認為,在私有製度和共產主義制度之間,必須經過一個長達幾十年以至一百年的過渡性制度,其任務是:對富人的財產所有製進行和平的社會改造;培養窮人管理共產主義社會的習慣和才能;建立共產主義的物質基礎。
批判
所有空想社會主義者都批判資本主義制度,並確信資本主義應當為社會主義所代替。莫爾揭露了資本原始積累,痛斥了剝奪農民土地的圈地運動,指出這是羊吃人。圣西門把無政府狀態稱作“一切災難中最嚴重的災難”,認為經濟自由必然導致這一狀態。傅立葉認為僱傭勞動制度是“恢復奴隸制度”,資本主義工廠是“溫和的監獄”。歐文抨擊了資本主義私有製,認為私有製是一切階級之間紛爭的根源。他揭露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階級剝削關係,工人創造了巨量的社會財富,卻被工廠主、商人、銀行家、經紀人、收租者、食利者以及達官顯貴所瓜分。
公有製
大多數空想社會主義者都主張實行“財產公有製 ”,但各有見解。莫爾等把財產公有製理解為生產資料和消費品都公共佔有。摩萊里、歐文等則理解為除日常生活品以外的財產的公共佔有,即是生產資料的公共佔有。少數空想社會主義者如圣西門、傅立葉在自己的理想社會中保存了生產資料私有製,這是資產階級傾向的明顯表現。一些空想社會主義者也提出了計劃經濟的思想。圣西門主張,在實業製度下要有計劃地組織生產,徹底根除無政府狀態。
消費
16至18世紀的空想社會主義都帶有不同的禁慾主義色彩,有的甚至公開鼓吹戒絕一切享受的、苦修苦煉的斯巴達式的生活。到了19世紀初期,禁慾主義已經失去得以存在的條件,這時的空想社會主義者批判禁慾主義,對未來理想社會的高度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作了富有吸引力的宏偉想像。
城鄉結合
從托馬斯·莫爾開始,許多空想社會主義者都注意到解決城鄉對立、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對立的問題。羅伯特·歐文主張,把城市和鄉村結合起來,把工業和農業結合起來,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結合起來。
發展
空想社會主義的發展經歷了3 個階段:16世紀至17世紀、18世紀和19世紀初,共經歷了300多年。3個階段的社會和歷史條件各不相同,無產階級的發展水平也不同。
16世紀至17世紀,空想社會主義者提出了“實行公有製”、“人人勞動、按需分配”等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但對社會主義的設想還只是一個粗糙而簡單的輪廓。
烏托邦
烏托邦
18世紀,這時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開始對社會主義進入理論探討和論證階段,並用“法典”形式作出明確規定;對資本主義私有製進行了批判,認為私有製引起經濟上的不平等、進而導致政治上的不平等;當具備初步的階級觀點後,主張實行絕對平均主義的、斯巴達式的共產主義;在設計未來理想社會時,以農村公社和手工工廠為原型,主張在封建制度崩潰後,在農村公社和手工工廠的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贊同君主制、終身製、家長制等。
19世紀30和40年代,空想社會主義發展的頂峰時期。由於英國的工業革命在歐洲大陸迅速發展,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日益暴露,這時期空想社會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政治制度和道德觀念進行了批判;理論上,提出政治制度的基礎是經濟狀況,指出私有製產生階級和階級剝削;設計未來理想社會主義制度時以大工廠為原型,完全拋棄了平均主義和禁慾主義。
對外聯繫
空想社會主義者設計的理想社會,不是閉關自守的社會,而是不同程度地存在對外聯繫。在他們的新世界和資本主義舊世界之間存在著貿易關係。新世界要通過多種途徑從外國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發展生產。為此,居民注意學習外語和有關外國的各種知識,盡可能多地了解外國情況,不能讓舊世界的舊風尚敗壞新世界的新風尚。
城市設想
空想社會主義城市設想把城市建設和經濟制度聯繫在了一起,這樣就從更為廣闊的社會改造角度,給整個歐洲的現代運動產生了直接的推動力。並且這種理論主張城市規模不能夠過大了,要接近農村,這樣才能更好的促進城鄉的結合。並且有可能能夠的城市中各種矛盾。空想社會主義城市設想重視城市居民的公共生活和集體生活,建立了各種公共設施。
現代城市規劃理論始於人們從社會改革角度對解決城市問題所作的種種探索。19世紀上半葉,一些空想社會主義者繼空想社會主義創始人莫爾等人之後提出種種設想,把改良住房、改進城市規劃作為醫治城市社會病症的措施之一。他們的理論和實踐對後來的城市規劃理論頗有影響。
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霍華德倡導“ 田園城市 ”,1915年格迪斯提出區域原則,倡導城市規劃與區域規劃相結合的學說。他們的學術思想對城市規劃思想的發展影響深遠。同時代的恩文所著《城市規劃實踐——城市和郊區設計藝術概念》一書,總結城市發展的史例和他本人的規劃實踐經驗,可視為建築師對城市規劃領域的開拓。隨後,越來越多的建築師以及社會學家、地理學家、經濟學家等投入城市規劃理論的研究。
在19世紀,影響最廣的城市規劃實踐是法國官吏奧斯曼 1853年開始主持制定的巴黎規劃。儘管巴黎的改建,有鎮壓城市人民起義和炫耀當權者威嚴權勢的政治目的,但巴黎改建規劃將道路、住房、市政建設、土地經營等作了全面的安排,為城市改建做出有益的探索。影響所及,科隆和維也納等城市也紛紛效法。
這一時期還出現了另一種建設實踐:英國一些先進工業家在建設工廠的同時,建設新的工人鎮。例如1851年工業家薩爾特建設了薩泰爾工人鎮,1887年利威爾建設了日光港工人鎮,形成所謂“企業城鎮”。這些實踐無疑促進了霍華德的“田園城市”等城市規劃理論的形成。至今,城市規劃仍是採取上面所說的舊城改建和新城建設兩種基本形式。19世紀90年代,西歐各國已逐漸形成以公共投資改進市政建設同控制私人用地相結合的城市發展戰略概念。在德國有城鎮發展規劃工作的傳統,也有雛形的分區製規劃方法。這些都為城市規劃工作提供了有用經驗。
制定城市建設法規最初的目的是維持整齊、清潔、安定的城市環境,以保障居民健康。英國1848年制定《公共衛生法》,其中規定了住宅的衛生標準,1906年頒布《住宅與城市規劃法》。瑞典1907年制定了有關城市規劃和土地使用的法律。美國紐約1916年頒布了控制土地利用和建築高度的分區區劃法規,後來在1961年為適應新情況,修改成為區劃決議。實踐證明,城市建設和管理要有相應的法律體系,嚴格的城市建設法規可以提高城市規劃和建設的質量。
代表人物
托馬斯·莫爾
康帕內拉
格拉克斯·巴貝夫
馬布利
克勞德·昂列·圣西門
查爾斯·傅立葉
羅伯特·歐文
反烏托邦編輯
反烏托邦(Dystopia)是文學,尤其是科幻文學中的一種文學體裁和流派。反烏托邦主義描繪的是反面的理想社會。反烏托邦主義的代表作是1932年英國赫胥黎所著的《美麗的新世界》,英國喬治·奧威爾的《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以及俄國扎米亞京的《我們》。
《美麗的新世界》
《美麗的新世界》以美國夢的實踐為基礎,矛頭主要指向所謂的科學主義,描繪了科學主義的烏托邦。具體地說,《美麗的新世界》預測了600年後的世界。書中描寫美國汽車大亨亨利·福特代替了上帝,因為福特發明了生產汽車的流水線,使生產飛速發展,這種生產方法終於統治了整個世界,公元也因此變成了“福元”。在新世界裡,處於“幸福”狀態的人們安於自己的“等級”,熱愛自己的工作,每天享用定量配給的“索麻”——一種讓人忘掉七情六欲、“有鴉片之益而無鴉片之害”的藥品。作者描寫了一個保留區內的“野人”,他來到了盼望已久的“新世界”,開始時為物質環境的改變而涕零,歡呼到達了——美麗新世界,隨後終因他還有血性,無法適應在流水生產的社會中的白蟻式的生活,加上他認為自己的心上人放蕩而無法忍受(新世界的名言:每一個人屬於每一個人。故無所謂“放蕩”可言),使他最後的精神寄託破滅,終於在孤獨、絕望中自盡身亡。在這個“新世界”裡,社會安定就是一切,影響安定的思想、藝術、宗教、家庭、情緒及各種差異蕩然無存。“野人”的形象就是今天人類的化身,他的處境和悲劇結局令人不寒而栗。
《我們》
《我們》是一部融科幻與社會諷刺於一體的長篇小說。講述“我”——未來的大統一王國的數學家、設計師的故事。大統一王國由大恩主領導,人們高度一律,都沒有獨特的姓名,只有編號。我是號碼503。這個王國的人們連作息都嚴格按照王國發下的《作息時間戒律表》來進行。王國的人們也不可能自己去找對象,而是在統一領導下由王國的有關機構指定。給那些編號的男女發一種粉紅色的小票,讓他們憑票進行性生活。比如今天男號碼503的性對象就是女號碼O-90。但是503也偷偷地看點禁書,發現古人居然還生活在自由之中,也就是說還生活在無組織和野蠻之中。“使我一直困惑不解的是:當時的國家政權怎麼能允許人們生活中沒有我們這樣的守時戒律表,對用餐時間不作精確的安排,任人自由地起床、睡覺。有的史學家還談到,當時的街上好像燈火徹夜通明,車馬行人通宵穿行不息。”
更令號碼503奇怪的是:“這個國家居然對性生活放任不管——這真是咄咄怪事:不管是誰,在什麼時候,進行多少次,在什麼地點……都由著人們自己,完全不按科學規律行事,活像動物。他們也和動物一樣,盲目隨便地亂生娃娃,真讓我覺得可笑!”
這個大恩主領導的大統一王國充滿著很多科學的創造發明,在他們眼中,我們這些古人是不可思議的。在我們眼中,他們已經科學進化得近乎完美。比如,他們已經用科學手段來寫詩歌了,把數學法則融入詩歌之中。又比如說,他們天才性地創造發明了“一致同意節”。
由於號碼503受到古書的異端邪說誘惑,以及克制不住自己體內的古老慾望的複蘇,503的思想被國家護衛局偵破,最後被送進了一種叫作“氣鐘罩”的刑具里處死… …當然這個大統一王國里已經有不少號碼已經背叛了理性。“西部街區仍很混亂,那裡又哭又喊,又是屍體,又是野獸……”
故事似乎是在一種謝主隆恩的氣氛中結束。號碼503在臨死前堅定了對王國理想的信念:“40號橫街上已經築起了一堵臨時高壓大牆。我希望勝利會屬於我們。我不只是希望,我確信,勝利屬於我們。因為理性必勝。”
《1984》
《1984》由喬治· 奧威爾 (George Orwell)於1948年寫就。他的另一部重要小說是《動物莊園》。
他曾說自己“從1930年起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了”,而這時候,他又開始考慮“捍衛民主社會主義”的問題了。這個思想出發點,一直影響到他後期的兩部名作《動物莊園》和《1984》(Nineteen Eighty-Four,1949)創作。1950年1月,奧威爾病逝,享年46歲。
《1984》描繪了極權主義的烏托邦。
《1984》的內容:到了1984年,世界上的國家已經減少到三個。大洋國、歐亞細亞和東亞細亞,小說是從大洋國展開敘事的。這個國家的社會結構是這樣的;這是一個金字塔形的結構,位於頂端是老大哥,他是萬能的,從不會錯的,他從不露面,他的大幅照片戶內戶外卻到處張貼。炯炯有神的眼睛,緊盯著臣民。老大哥的下面是以他為領袖的內層黨,佔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二,再往下是外層黨,底層是普通群眾,佔大約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黨有三大原則:“戰爭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愚昧就是力量”。
國家有三個神聖不可侵犯的教條:第一是“過去的改變性”——歷史自然可以隨意改造。第二條是“ 雙重思想 ”,即同時接受兩個相互矛盾的事實:一面故意撒謊騙人,一面誠心誠意地相信自己的謊言;一手遮蓋客觀事實,一手卻緊握這個事實,等到於己有利時便拿出來使用。第三個教條,是以“新語”為精神建設的最終目標。“新語”的全部目的是縮小人類的思想範圍,使人們擁有的表達思想的語言少得連思想犯罪也不可能。“新語”在本質上而言,是一種指鹿為馬的服務於權力的語言體系。
政府機關有四個部,即:富裕部、和平部、仁愛部和真理部。富裕部使人挨餓,和平部主管戰爭,仁愛部對群眾實行嚴密的思想控制,而真理部負責造謠。這部小說的主人公溫斯頓就是真理部中負責篡改歷史的一個小人物。他在這種勞動中對極權產生了厭惡情緒,厭惡控制,厭惡泯滅個性的監控體系;女主角朱麗婭也是外層黨成員之一,出於共同的厭惡,他們相愛了。愛情挽救了他們的肉體和靈魂,成為他們反抗體制的內心動力。最後“組織”發現了他們的行為,他們雙雙被捕入獄,在獄中被洗腦。最後他們出賣了自己的靈魂,出賣了愛人,心中僅存的一點人性的光輝徹底被體制的黑暗吞沒。
這是一個鬥爭、背信、惡魔似的殘忍的世界,國家的目標是培養仇恨,打擊他人,效忠老大哥。這是一個恐怖統治的社會,在這個地方,全體人民處於完全監視之下、自由與思想是城中絕蹟的珍品,屈從與無意識被訓練成一種全民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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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小國的靈魂:挪威的生存之道
作者:李濠仲
出版:衛城
文: 吳叡人
              「阻擋不了浪潮,那就航行吧。」
                                                         ——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
                                         《洪荒年代》(The Year of the Flood)
1.
在後福島的年代——在資本主義全面失控,物質主義洪水肆虐,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重新崛起,人類精神再度淪入荒原狀態的頹廢年代,分處地球一南一北的兩個小國,兩座在洪水中遙相對望,殘存著夢想與純真的島嶼,成為受困的人們想像另類文明的投射對象:南亞的不丹,以及北歐的挪威。
試圖以「國民幸福指數」(GNH)的浪漫神話取代「國內生產總值」(GDP)或「國民生產總值」(GNP)的不丹,象徵著牧歌式的,前資本主義秩序的最後淨土,而以小國航行於強權夾縫的惡水之中,一意追求屬於自己的民主、平等、質實剛健、自主獨立而又兼善天下之道的挪威,則代表著另類的,後資本主義秩序下的文明典範。厭倦了貪婪與慾望的無限擴張,不甘於自我毀滅坐以待斃,以及渴望從帝國強權欺凌下獲得解放的,受苦的,受困的人們,於是紛紛築起想像的方舟,航向這兩座世界邊緣的烏托邦之島,航向島嶼靈魂深處,在過去與未來的夢想之中,過去與未來的夢想之間,搜尋屬於現在的希望。
2.
李濠仲這冊《小國的靈魂》,就是一部受困中的臺灣人航向烏托邦的紀錄,而他選擇的目的地,是未來之島——挪威。然而如同所有的烏托邦紀行,如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格列佛遊記》,如孟德斯鳩(Montesquieu)的《波斯人書簡》,《小國的靈魂》也是一冊雙重文本,記錄著平行的,或者交錯的靈魂探索之旅:文本(text)是挪威,次文本(subtext)是臺灣,而文本與次文本之間,則存在著一片比較,對照,與反思的餘白。所以,《小國的靈魂》的一個可能的閱讀策略是,順著這片餘白,思索挪威與臺灣的分歧與交會,探究從「北方之道」(Norway)迂迴通往南方之島的航路,並且想像南十字星如何可能閃爍在恆久的白夜。
3.
為何南方之島會渴望北方之道?臺灣人這個「北方意識型態」從何而生?答案其實是明顯的:對於百年來一直依附於美、日發展模式,乃至如今正在自覺或不自覺地向當代中國發展模式靠攏的臺灣而言,挪威經驗代表了一種更為優越的文明選項。理由是列舉不盡的。
比方說,首先,做為高度資本主義化國家,挪威卻有效地馴服了資本主義惡靈,建構了以平等主義為核心價值的均富社會,與令人豔羨的社會福利體系。
其次,擁有北海油田的豐富資源,但卻自我節制,以後代為念,不濫用資源,同時也悉心愛護國土環境。
第三、做為民主先進國家,挪威不僅在國內的民主、人權的表現舉世敬服,歐、美、日瞠乎其後,甚且還成為對外輸出民主、人權、和平與其他進步價值的最重要國家。
第四、做為僅擁有人口五百萬的小國,現代挪威的文化成就驚人,出現了作家易卜生、哈姆笙,音樂家葛利格與畫家孟克等偉大藝術家,界定了整個現代人類心靈的風貌。
最後,也是最為驚人的,就是做為國際政治的小國,挪威不僅靈活運用結盟與不結盟策略,長期遊走於對峙強權之間,更進一步超越現實主義邏輯,有效建立人權推廣與和平中介的「品牌」,發揮軟實力,成為國際政治中道德規範的仲裁者。
如此一幅富而好禮,天人和諧,自尊自主,兼善天下的小國圖像,如何不讓長期仰大國鼻息生存,現實、「務實」到幾乎喪失了夢想能力的小國臺灣人也為之動容動心呢?對美與善的事物動心是自然的,甚至是好的,然而我們不得不先抗拒這個渴望——因為挪威與臺灣同樣身為「小國」的事實,只是地緣政治的表層現象。我們必須深入這兩個國家形成的歷史——他們在世界史出現的時間與過程——才能比較正確理解與分辨這幅動人圖像之中,哪些是結構與偶然(contingency)的產物,哪些是意志與智慧的選擇結果。前者可望而不可及,無法複製,難以抗拒,屬於命運(fortuna)的領域,而後者才是我們可以師法的,可以從事行動(action)的範疇。
4.
首先,讓我們觀察這兩個小國在世界史出現的時間。現代挪威國家的形成屬於十八、十九世紀歐洲民族國家形成運動的最後一波,整個過程在二十世紀初期已經完成;而臺灣的國家形成,則與二十世紀亞、非與東歐殖民地發展為民族國家的前後幾波浪潮重疊,是一種「晚期民族主義」(late nationalism),至今仍在發展之中。雖然兩個國家的形成史都有「連續殖民」的類似結構——挪威在五百年間先後為丹麥、瑞典所支配,而臺灣則在四百年之中經歷荷蘭、西班牙、清帝國、日本與(美國支配下的)國府的連續外來統治——然而在世界史出現之時間差異,從一開始就促使這兩個小國走向歧異的發展道路。
這個命題有兩個主要涵義。第一,從一八一四年的埃茲伏爾憲法到一九○五年正式脫離瑞典獨立,挪威在這九十年之間完成了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基本工程,也確立了高度穩固的民族國家認同。臺灣的國家形成源於日治、國府兩政權的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與制度積累,而在八○年代後半以來的民主化過程中才逐漸確立國家意識,然而這個晚熟的國家認同至今尚未穩定,使臺灣因內部分裂,遲遲難以形成一個統一的國際政治行動主體。
第二,挪威獨立(一九○五)雖然較西、北歐各國為晚,但仍然在第一個主權國家壟斷組織(亦即一九一九年的國際聯盟)出現之前,因此不僅獨立門檻較低,並且還有機會參與日後國聯與聯合國的建構與發展,甚至運用此一舞臺合縱連橫,創造小國的國際空間。臺灣的國家形成時間與中國的國際崛起重疊,以致遭遇到被中國支配下國際主權國家壟斷組織驅逐、封鎖之命運,不僅獨立門檻大幅提高,而且也完全無法運用此一舞臺。
5.
挪威的民族國家形成運動的第二個重要歷史特徵是,民主化不僅是民族建構工程(nation-building)的一個重要面向,同時也先於工業化而發生,這使得民主、人權、平等諸價值比經濟發展先得到鞏固與確立,成為挪威政治文化的霸權價值。這是當代挪威社會平等主義、民主、人權等非物質主義的普世價值比在一般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獲得更高尊崇的原因。然而民主化之所以先於工業化出現,主要的結構性因素,在於挪威沒有土地貴族階級,卻存在著強大的自由農民層。
十九世紀初期挪威民主化與民族形成的動力,主要正是來自這個領有土地的自由農民層與城市的激進知識分子的結盟。這就是現代挪威左翼政治霸權的社會根源,而勞動階級政黨則是到了二十世紀三○年代才在政治上崛起,取代農民階級成為主導階級,並且開創了挪威著名的組合主義體制(corporatist regime)。專研民族主義的當代挪威政治學者托尼森(Stein Tønnesson)稱這個由農民而工人的政治整合過程為「經由階級路徑而形成民族」(class-route to nationhood)模式。
這也是臺灣完全無法複製的歷史經驗。臺灣的民族國家形成,採取了完全不同的模式。一九二○年代臺灣民族運動的出現,主要是由若林正丈教授說的「土著地主階級」,亦即臺灣本土地主階級所主導,戰後的民主運動,則由一九六○年代的地主階級仕紳,轉換為一九七○年代以來的新興中產階級。而不論戰前、戰後,臺灣的弱勢階級如農民、勞工等,都長期受國家力量的嚴厲壓制,遲遲無法形成政治行動的主體。臺灣左翼政治傳統的薄弱,適與挪威的左翼政治霸權成對比,究其結構性根源,恐怕在於臺灣移民社會階級形成的相對不穩定,以及先後殖民國家的長期鎮壓。而左翼政治傳統的薄弱,可能就是造成臺灣社會重自由而輕平等,重物質而輕人文之政治文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6.
前述信手拈來的兩個例證,已足以說明挪威經驗的特異性,源於特殊的歷史經驗,因此非常難以複製。然而這絕非意味挪威經驗對臺灣毫無價值;相反的,學習「北方之道」的歷史經驗,對於臺灣人有無比的重要性,因為唯有理解歷史的限制與可能,我們才會懂得如何在歷史給予的條件下,冷靜地衡量與選擇我們的夢想與行動,並且公平地評價我們所擁有的成就。
在處於內部分裂、民主倒退、貧富不均、文化淺薄,以及國際孤立困境的臺灣人眼中,挪威的圖像當然無比美好,然而只有深入理解挪威和臺灣的歷史——這兩個小國的靈魂——之後,我們才會理解到命運與偶然的力量,才會體認到我們和我們的祖先們是在何等惡劣的條件下,經歷多少艱辛歷程,才獲致了今日如此微小,但卻無比美麗的成果。
寫出傑作短篇〈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臺灣小說家龍瑛宗曾經在日治末期的隨筆〈熱帶的椅子〉(一九四一)中,抱怨臺灣的熱帶風土過於感官,野蠻,以致無法產生偉大的思想與文化,然而他接著說:
對於生自熱帶本身的文化,我是悲觀的。然而,既然生在熱帶,就不能對精神風景的荒涼袖手旁觀。自然是豐饒美麗的,但卻是文化的荒蕪之地。然而即使是寥若晨星,也想在那裡種上精神之花。
無獨有偶,挪威最偉大的劇作家易卜生也曾經在晚年如此描述他的祖國:
北方的人們所擁有的偉大而嚴厲的風景,以及寂寞與封閉的生活……迫使他們不去麻煩其他人,而只專注於自己的事,所以他們變得深思而嚴肅,他們思考、懷疑,甚至絕望。在挪威,每兩個人就有一個哲學家。而在那些黯淡的,覆蓋著濃霧的冬日裡,啊,他們多麼渴望陽光啊!
因為南方灼熱明亮的陽光,才迫使重感官的臺灣人開始思考自身的貧困與豐饒;因為北方嚴厲陰暗的寒冬,才迫使耽於思考的挪威人開始追求白夜的色彩,北方之光。我們都是自身歷史美麗與殘缺的產物,但我們不甘於只是歷史的產物,於是我們熱烈地觀看彼此,相互描摩。闔上《小國的靈魂》,我將挪威美麗的景致銘記心中,讓它誘發我的想像,然後用最臺灣的熱情,最挪威的虔敬,一段一段尋找、一筆一筆描繪從南方之島通往極北邊境的曲折航道。
 (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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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以重新投胎,你會想當維京人。《經濟學人》
曾經被殖民的弱小國家挪威
如何以小搏大,成為全世界最安居樂業的國家
挪威,一個六百多年沒有自我的國家,它曾是丹麥的附庸,瑞典的殖民地,也被納粹德軍攻占,更經常受到強鄰俄羅斯的威脅,一個人口以前不到五百萬,曾經被瑞典人在歌謠中嘲笑:「挪威人是皮鞭下苦命的一群人,他們一無所有,活得如牛一般。」現在卻是全世界最適合人居住的國家,平均壽命超過八十歲,平均國民所得為八萬六千美元,國力已經超出殖民國瑞典,甚至成為瑞典人前往謀職打工的地方。
到底挪威在歷史上做為一個弱小的國家如何生存?如何在丹麥、瑞典、俄羅斯,甚至是英德美等強權的壓力下走出自己的路?甚至成為其他深受債務與經濟困境的歐美國家的取經模式?難道只是因為一九六九年發現石油嗎?還是有更深層的靈魂?
曾有人說生為英國人等於是人生樂透中了頭獎,這個說法現在要換成北歐人。
作者李濠仲在移居挪威幾年後更具解釋力的作品,挖掘挪威的歷史靈魂,他發現一九○五年與瑞典和平解體,尋求獨立的挪威,真正的價值不在於發現石油,因為有很多石油國家也沒有挪威的富庶,而是它於獨立建國前,早在一八一四年就制定領先各國的進步憲法,以及注重世代正義,絕對不濫用石油帶來的財富,成立石油主權基金,嚴格規定每年政府只能用當中的百分之四。而且真正影響挪威人靈魂,建立民族自信心的,往往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文學家與運動家。
仔細爬梳挪威的歷史,會發現跟臺灣一樣,有過被壓迫的殖民經驗,也面臨強鄰的威脅,但如何揮別自卑,以小搏大,相信挪威的經驗會給臺灣很多的啟發。
小國的靈魂:挪威的生存之道(豆瓣) http://tinyurl.com/y3l6f49b
李濠仲:允許孩子當一個孩子|親子|端傳媒 Initium Media http://tinyurl.com/y26huonv
專訪李濠仲:推著娃娃車的挪威爸爸,讓我反思亞洲父權思維|回家吧 I’m home http://tinyurl.com/y4cojk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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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mosissima Formosa! ──從在世界史現身的那一刻起,是否臺灣就注定將扮演那美麗而徒勞的受困者,永恆的賤民?
  一九四九年以後,不論何種族群、語言、宗教信仰或從何而來的臺灣人,發現自己成了東亞的一塊「帝國的碎片」,且同時是絕無僅有的政治主體,一方面持續進行民主化與公民社會的建立,但國際的現實政治卻限制與拒絕了這個政治主體的完成與民族的獨立,這就是本書作者吳叡人所指出的賤民困境:當代弱小民族的民族主義是未完成而且不可完成的,民主也是不完整而且不可完整的。
  既然賤民身分來自於世界,就必須還諸於世界。作者採取「奧林帕斯山頂的觀點」,以世界史為視野,找出臺灣的受困根源與尋求脫困。全書從臺灣經歷國家暴力、企圖以民主化與轉型正義從內部歷史脫困開始,到發現自己因位於多個帝國中心的共同邊陲位置,而受困於更大的地緣政治的歷史牢籠中,於是不得不進行第二層脫困。這裡的脫困有兩個意義,首先是作者所稱的賤民的道德悲劇,必須在困境中孕育勇氣與普世價值,並與其他更弱小民族如香港、沖繩串連。其次是以公民社會對抗新的帝國與資本,使民主再鞏固。作者認為這就是晚期民族主義的特質,經歷過後現代、解構與後殖民思潮的激烈批判,民族主義的發展已無法具備從上而下打造國家認同的正當性,必須強調多元、平等、差異,且從下而上的公民民族主義。
  《受困的思想》是一本歷經十年,與糾纏臺灣的內部歷史以及外部現實對話的文集,作者以知識凝視臺灣近十年的命運,並在世界地圖上為之辯護,卻又已知這是普羅米修斯的折磨,是薛西弗斯的徒勞,然而世界的賤民階級所留下的「受困之思」,同時也在指向普羅米修斯自由的可能。
  本書封面意象
  姬長尾水青蛾(學名:Actias neidhoederi),又名木生長尾水青蛾,為天蠶蛾科長尾水青蛾屬下的一個種,只在臺灣出現。
  王生鏗與余清金在一九六八年發表此一新種,成為第一位在國際期刊發表鱗翅目新種的臺灣學者。
作者簡介
吳叡人
  臺灣桃園人,臺大政治系畢業,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職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中文版譯者。知識興趣在比較歷史分析、思想史與文學,關懷地域為臺灣、日本,以及世界,喜愛詩,夢想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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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托邦,理想, 美麗新世界,宗教,血性, 良知,無知, 忽視歷史經驗式的自以為是
如果一個人在20 歲前不憧憬烏托邦主義,理想主義, 共產主義, 《美麗新世界》和宗教, 那他可能是一個沒有血性,沒有良知和理想的青年;
但是, 如果一個人在過了40歲還陷在烏托邦主義, 理想主義, 共產主義, 《美麗新世界》和宗教裡頭,那他可能就是愚蠢無知, 缺乏實證, 超脫現實或忽視歷史經驗式的自以為是了. ~ 何宗陽 
烏托邦主義
理想主義對社會的認知與宣揚常常導致烏托邦主義。
絕對意義上的理想主義社會是人類思想意識中最美好的社會,如同西方早期“空想社會主義”。西方一位學者提出的空想社會主義社會,美好,人人平等,沒有壓迫.就像世外桃源。烏托邦式的愛情也是美好至極的,體現著人類對美好事物與社會的憧憬。
烏托邦主義是理想主義社會理論的一種表達,它試圖藉由將若干可欲的價值和實踐呈現於一理想的國家或社會,而促成這些價值和實踐。一般而言,烏托邦的作者並不認為這樣的國家可能實現,至少是不可能以其被完美描繪的形態付諸實現。但是他們並非在做一項僅僅是想像或空幻的搬弄,就如烏托邦主義這個詞彙的通俗用法所指的一般。如同柏拉圖《理想國》(Republic)(它是最早的真正烏托邦)中所顯示的,通常某目的是:藉由擴大描繪某一概念(正義或自由),以基於這種概念而建構之理想社群的形式,來展現該概念的若干根本性質。在某些其他的場合,例如摩爾(Sir Thomas More)的《烏托邦》(Utopia,1516),其目標則主要是批判和諷刺:將烏托邦中的善良人民和作者當時社會的罪惡作巧妙的對比,而藉之譴責後者。只有極少數的烏托邦作者––貝拉密(Edward Bellamy)的《回顧》(Looking Backward,1888)即是佳例––企圖根據其烏托邦中所認真規劃的藍圖來改造社會。就其本質而言,烏托邦的功能乃是啟發性的。
直到十七世紀之前,烏托邦一般均被置於地理上遙遠的國度;十六與十七世紀歐洲航海探險的發現,使人們大為熟悉這個世界,因而使此一有用的設計銷聲匿跡。自彼時起,烏托邦所處的空間或移到外太空(十七世紀開始有月球之旅)、或海底(像經常發現的傳說中沈沒於大西洋的大陸文明)、或者地殼底下的深處。然而漸漸地烏托邦就由空間的轉置變成時間的轉置,這一進展最初是由十七世紀的進步觀念所鼓舞,之後則被李爾(Lyell)的新地質學和達爾文(Darwin)的新生物學中鉅幅擴張的時間觀念所鼓舞。 ,烏托邦不再是較好的空間,而是較好的時間。威爾斯(HGWells)乘著他的時光旅行家航向數十億年後的未來,史德普頓(Olaf Stapledon)在《人之始未》(Last & First Men,1930)中,則用二十億年的時間比例來表示人類朝向全然烏托邦境界的攀升。
從空間到時間的轉置卻使理想主義社會產生某種現實化傾向。烏托邦此時被置於歷史中,然而無論距離烏托邦的極致之境是何等遙遠,它至少可呈現出:人類或許是無可避免地正朝向它發展的光景。十七世紀科學和技術的聯結加強了這個動向,例如培根(Bacon)的《新大西洋大陸》(New Atlantis,1627)和康帕內拉(Campanella)的《太陽之都》(City of the Sun, 1637)中所表現者。隨著十九世紀社會主義(它本身即深具烏托邦色彩)的興起,.烏托邦主義便逐漸變成關於社會主義之實現可能性的辯論。貝拉密以及威爾斯的烏托邦(《現代烏托邦》〔Modern Utopia,1905〕)皆是為正統社會主義辯護的有力著作;但是摩里斯(William Morris)則在《來自烏有之鄉的消息》 (News form Nowhere,1890)中提出了另一種吸引人的訟法。這個異種的替代說法乃因“反烏托邦”(dystopia 或anti utopia)的發明而出現,此乃對所有烏托邦希望的逆轉和猛烈的批評。這個觀念由巴特勒(Samuel Butler)反達爾文主義的《鳥有之鄉》(Erewhon,1872)一書所預示,而在1930和1940年代達到了頂點,尤其表現於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和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1949)這兩本書中。在這暗淡的年代理,只有史基納(BFSkinner)的《桃源二村》(Walden Two,1948)維護著烏托邦的火炬使之不熄,然而仍有許多人在這個行為工程(behavioural engineering)的,烏托邦中察覺到比最黑暗的反烏托邦更可怕的夢魘。但是烏托邦主義卻在1960年代強而有力地複活,例如像馬孤哲(Herbert Marcuse)的《論解放》(An Essay on Liberation,1969)這樣的著作;而在未來學和生態學的運動中也可見其蓬勃的生氣。
或許烏托邦主義是人類情境所固有的,也許它只內在於那些受古典和基督教傳統影響的文化之中;但是我們大可同意王爾德(Oscar Wilde)的話:一張沒有烏托邦的世界地圖是絲毫不值得一顧的。
理想主義
理想對應著現實,理想主義是現實主義的對手。理想主義是高於現實並能調校現實的一種思想傾向,碰到適合的環境,它也可能轉化為一場社會運動。和實踐的結合對理想主義而言是必須的,為人類設計的藍圖只有在社會全體的試驗田裡開花結果,才能證明理想的價值。改造世界既是理想主義的目標,也是它的首要意義。
國際關係學上的理想主義  現代國際關係學上的理想主義又稱法理主義或規範主義,產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是對格勞秀斯和康德等理想主義外事哲學傳統的直接繼承和發展。它的代表人物最著名的就是美國第28任總統威爾遜。 1889年,威氏發表了《國家論》,提出應當使國家和世界民主化,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應實現道德理想。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他制定了十四點和平計劃,諸如公開外交、集體安全、國際法律、民族自決等等,被稱為“威爾遜主義。 ”在威氏的倡導下,西方國家在1919年成立了國際聯盟。後來法、美等國又在1929年簽定了“非戰公約。 ”理想主義可以被視為是第一個國際關係的理論。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浮現,以解決國家在國際關係上控制和限制戰爭的無能。早期的擁護者包括伍德羅·威爾遜以及英國下院議員諾曼·安及爾(Norman Angell),安及爾主張國家互相合作才能獲得更多利益,而戰爭所帶來的毀滅注定是沒有益處的。不過自由主義的理論要直到被愛德華·霍列特·卡爾嘲笑為理想主義後才被定型。
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英语:Communism,拉丁语:communismus)是一种思想,主張消滅私有產權,並建立一個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生产资料公有制(進行集體生產),而且沒有階級制度、國家和政府的社会。其主张劳动的差别并不会导致占有和消费的任何不平等,并反对任何特权。
 《美麗新世界》
《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亦名「勇敢面對新世界」。為英國作家阿道斯·雷歐那德·赫胥黎於1931年創作1932年發表的反烏托邦作品。與《一九八四》和《我們》並列為世界三大反烏托邦小說。
書名靈感得自莎士比亞的《暴風雨》中,米蘭達的對白:「人類有多麼美!啊!美麗的新世界,有這樣的人在裡頭!(O brave new world, that has such people in it.)」。
宗教
以下是各宗教学家對宗教所下的定義:
宗教學家    對「宗教」的詮釋
門辛    人與神聖真實體驗深刻的相遇、受神聖存在性影響之人的相應行為
繆勒    人對於無限存在物的渴求、信仰和愛慕
泰勒    對靈性存在的信仰
弗雷澤    人對能夠指導和控制自然與人生進程的超人力量的迎合、討好和信奉
施密特    人對超世而具有人格之力的知或覺
海勒爾    人與神聖的交往、相通和結合,是對神聖的生動經歷
范.德.列烏    人與神秘力量的獨特關係
奧托    對超自然之神聖的體驗,表現為人對神聖既敬畏而嚮往的感情交織
施萊爾馬赫    宗教是人對神的絕對依賴感
蒂利希    宗教是人的終極關切
有人認為,上述各種各樣的關於宗教的定義,主要是西方亞伯拉罕諸教文化地區學者的定義,其對應的英語為religion。而在中國看來,西方文化中的宗教(religion),只是神宗教,即是崇拜超自然的神的宗教。西方狹義的的宗教概念,和中國廣義的宗教概念,有所不同。以中國文化的觀念,宗教除了道教、佛教、印度教以及亞伯拉罕諸教等“神宗教”,還有“人宗教”。宗師被稱為至聖先師的孔子的儒教,便是一種人宗教,或稱“聖宗教”。除少數將孔子神化了的儒教流派的教徒外,中國人相信聖人孔子並沒有超自然的力量,他也不是先知,而只是先聖先師,因而人宗教是更合乎自然的理性宗教。在以人宗教為基礎的儒家社會,科學知識的傳播和發展,不僅不會得到宗教徒的抵制,反而因為人們注重文化知識和格物致知的觀念,受到大家的推崇,人們樂意開放地探討任何學問的問題,而不存在科學課題的禁忌。中國人的祖先信仰,則是一種基於人的“神靈信仰”。在儒家文明地區,對祖先神靈的信仰,祖先保佑等等概念,也是對超自然的力量的一種信仰。同時,中國民間還存在其他各種類型的神靈信仰。另外,儒家社會往往同時並存著道教和佛教等信仰超自然的神的宗教以及其他各種民間宗教信仰。
參考文獻資料  :
維基百科, 共產主義, 《美麗新世界》和宗教
百度百科, 烏托邦主義,理想主義


https://youtu.be/u9KxE4Kv9A8


瑞典女孩桑伯格向全球領袖怒吼! 「光說不做,你們好大膽」發起罷課活動 https://is.gd/kOtH7B


929吳叡人撐香港短講
(中研院台史所):
有人說香港這個夏天是freedom summer,我有不同意見,所謂自由之夏指的是1964年美國黑人民權運動期間,有大批學生從北方南下到密蘇蘇比去協助當地黑人註冊選民的故事,各位要注意:這些年輕人對抗的是地方的州政府,但背後有進步的聯邦政府做後盾。香港反送中的年輕人對抗的是反動的地方政府,還有背後更反動的中央政權,香港年輕人完全孤立無援,必須孤軍奮戰,這是一場真正的革命,它的歷史格局遠遠超越了自由之夏。
這三個月的流水革命,或者有人說百日戰爭,這是政治史的奇蹟,因為我們見證了一種自發性秩序的產生,沒有組織,沒有大台,自動創造了一個革命。這是全世界的無政府主義者想了一百年也做不到的事情,在香港竟然發生了!各位,在香港這種自發的秩序是怎麼產生的?它產生在一個有能力相互協調、形成共識、自我組織、集體行動的群體,在政治學上我們把它稱為一個政治共同體。
香港流水革命的自發性秩序就是源自於一個已經成熟了的香港共同體。德國社會學家韋伯說:「什麼叫做一個民族?經歷一場共同的鬥爭,一個共同體或者民族就誕生了。」當無數青年前仆後繼,以肉身對抗國家;當一個個年輕的生命為香港殉道;當香港媽媽們為保護子女而站出來;當七十歲的陳伯站在第一線擋子彈;當原本保守的專業人士一個個公開露面;當年輕示威者放棄大好前途,在立法會內除下面罩公開宣讀香港人宣言;當勇武與和理非齊上齊下;當示威從港島流向九龍、流向新界,向全部領土擴散;當爆眼受傷的少女重新站起來,溫柔地堅定地呼喚她的同胞;當長長的人鍊築成了香港之路綿延到獅子山頂;當大學生擔任民間外交官操作地緣政治的矛盾,向全世界訴求介入香港事務;當「願榮光歸香港」在各商場、各中學傳唱;當這首香港國歌繼續擴散,擴散到紐約、西雅圖、加拿大、澳洲、德國、東京、台北;當所有香港人一起站出來國歌,各位,一個叫做香港人的想像共同體誕生了!從此香港不再只是一個流浪到世界各處的中途站,漂泊的香港人終於有了故鄉。如今的香港人變成一個獨立自主、不接受外來統治的、驕傲而自由的人民。
整個過程始於雨傘革命,完成於流水革命。我在五年前雨傘革命爆發前寫了一篇文章裡面,描述了這個歷史發展的趨勢,預言香港人將在一次一次追求民主自由的共同鬥爭中,形成一個自主的政治共同體,我因為這篇文章在香港大學被進步學者圍剿,被香港政府禁止入境,讓我好久好久吃不到我熱愛的鮮蝦雲吞麵,但沒有關係,因為這一切都有了代價,因為香港人在最黑暗的時刻,以生命為代價創造了他們自己的共同體,而我有幸見證這個歷史的時刻。做為一個政治學者,不!做為一個人,我從來沒有像此刻一般感到這麼驕傲!
北京獨裁者,還有香港特區政府的走狗們,以為這一切是經濟問題,是李嘉誠的錯,卻完全不理解這是一場香港人認同轉換的革命,這是一次香港人的精神革命,對香港的共同熱愛,對自由的共同熱愛,把七百萬互相不認識的香港人凝結成一個有機的共同體。
借用毛澤東的話,這是一場觸動靈魂深處的革命,你們這些共產黨還看不懂嗎?你們當然看不懂,你們從來就不懂,你們是庸俗、無知、殘暴、腐敗的唯物論者,你們是庸俗、無知、殘暴、腐敗的唯物論者!你們當然不知道有一種愛超越了物質,克服了恐懼,結合了人民。庸俗、無知、腐敗、殘暴的共產黨獨裁者們,你們還不知道你們的暴政團結了香港人,創造了自由的人民,你們不懂香港人,就如同你們不懂台灣人,你們是一群庸俗無知腐敗殘暴的暴徒!你們不知道在人的靈魂深處有一種追求自由的高貴衝動,你們只知道用暴力壓制,用金錢腐化,於是你們的愚昧創造了香港人,就如同你們的愚昧創造了台灣人。獨裁者們你們對香港人、台灣人的獨立自主做出了偉大貢獻,我向你們的高度的庸俗、愚蠢、無知致上最高的敬意。
接下來我談一下什麼叫做「時代革命」,我的解釋:今天全世界有數十個城市同步舉行示威聲援香港的革命,事實上這次香港的流水革命不只是它無大台的自發抗議模式絕無僅有,它的國際化、全球化程度之高,在世界政治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北京獨裁者的無知是沒有下限的,他們不僅搞不清楚香港人為什麼可以為了自由而如此團結,為了自由而如此強韌,他們也搞不清楚為何全世界會有如此多黑手和境外勢力與香港站在一起,讓他們投鼠忌器、進退兩難。
讓台灣的吳教授來給清華大學法學博士習近平上一課吧,因為習博士好像政務繁忙沒有時間讀書,(台語:我現在講完穩死的,我等下下台,各位保護我一下)~~香港正在發生的這場革命是一場晚期全球化的革命,什麼叫晚期全球化?就是我們現在這個時代是一個極端全球化的年代,資本突破了主權國家的管制向全球肆虐,把全人類緊緊綁在一個共同災難當中,中國這個帝國強權就利用資本全球化向全球進行政治擴張,各位,1997年中國收回香港,是中國擴張的第一步,要利用香港進出世界;2002年中國加入WTO是資本輸出的第二步,它的頭一個對象就是我們台灣;接下來就是一帶一路,也就是大張旗鼓帝國主義中國帝國主義的目的是什麼?就是假借資本輸出,擴大中國地緣政治的勢力範圍,輸出它的高科技極權主義,最後導致全球民主秩序崩潰,人類重返黑暗年代。所以香港的所謂回歸從來就不是中國內政的問題,香港問題從一開始就是國際問題,台灣問題當然也是國際問題,國際問題就要由國際解決,國際問題,國際解決!
那群不讀書的北京獨裁者要向全世界輸出極權主義,台灣和香港站在它擴張侵略的第一線,我們當然要抵抗,我們當然要結合全世界熱愛自由民主的境外勢力和黑手來共同抵抗。我就是境外勢力!我就是黑手!不然你要怎樣?!Fuck U Communism!
香港本來就是高度國際化的都會,比台灣更深入鑲嵌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全世界都是香港命運的stakeholder,所以香港比台灣更有本錢搞全球串聯。沒有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創造了國際化的香港,現在香港面對第一個帝國主義崛起擴張的危機的時候,香港人聰明地利用帝國主義創造的國際化地位,聯合世界進行反擊。你中國可以利用資本全球化的網路去擴張,那香港和台灣當然也可以反過來,利用全球網路進行抵抗!你以為全世界都是傻瓜嗎?所以,這就是時代革命的意義
晚期全球化時代被帝國中心壓迫的邊陲,反過來用全球化的路徑對帝國擴張進行抵抗,而香港以它特殊的國際化地位,剛好成為這場全球鬥爭的樞紐和第一線。台灣在地緣政治上第一島鏈的關鍵位置,使台灣成為和香港聯手圍堵中國帝國擴張的戰友和伙伴,光復香港才能保衛台灣,保衛台灣才能光復香港,香港台灣,脣齒相依,共同命運。
現在現況是什麼?北京誤判香港和世界,香港人裡應外合聯合世界成功地牽制了北京,我們贏了第一回合,但是情勢仍然非常凶險,中國國家暴力實質上已經入香港,中國在香港採取間接統治,港人治港,所以它的鎮壓也採取間接鎮壓,也就是用港警來壓制香港人,但是現在中共內憂外患,黨內陷入激烈鬥爭,這種不穩定情勢有可能使北京對香港採取冒進行動,我們要非常小心。
另外香港革命也面對新的挑戰,流水革命雖然成功地把香港問題國際化,但也顯露它的限制,因為沒有香港前途問題的共識整合機制,現在香港人要走多遠?目前好像很多人主張雙普選,雙普選維持中國主權下的高度自治,這其實就是聯邦制或邦聯制。現在已經有人佈局要選區議會選舉,香港人非常審慎自制,不敢挑戰一國兩制框架,但是中國會同意嗎?另外也已經出現獨立的聲浪,要求廢除中英聯合申明,重新確立香港國際法定位,進行託管、公投、還有人已經在進行香港制憲,各位你上連登就可以看得到。還有,是關於香港前途要如何形成共識?這是接下來的問題。另一個問題是如果北京同意談判,誰能代表香港人談判?誰敢代表香港人談判?二次香港前途談判的歷史過程已經提前啟動,但是香港人要什麼?香港人敢要什麼?香港人能要什麼?誰出來談判?這是香港共同體接下來要面對的重大問題。
儘管過去一百天的經驗,讓我對香港人集體智慧有很大信心,革命沒有共識,必須從實踐中摸索出路香港人已經學會如何在短時間內創造自發性秩序,我相信他們還有我們可以找到下一階段的出路,Be water. Be humble.,對內繼續發揮創意,把運動的動能延續下去,對外持續連結世界,讓香港問題更加國際化,裡應外合對帝國施壓,One day, water will become flood. And empire will fall, HK will be free. And Taiwan will be free.有一天流水會變成洪水,沖垮帝國,而我們會除下面罩在煲底相見,香港人加油!台灣人加油!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3174587572583767&id=100000976655453


余英時:不認清中共政權威脅 台灣最大危機
余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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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9-05-03 16:45新聞引據:採訪撰稿編輯:江昭倫
中華文化總會3日舉行一場「五四運動100周年:中國大陸民主發展反思」圓桌論壇,著名學者余英時特別透過視訊影片發表看法。(圖擷自YouTube)
中華文化總會3日舉行一場「五四運動100周年:中國大陸民主發展反思」圓桌論壇,著名學者余英時特別透過視訊影片發表看法。余英時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不慶祝五四運動的,甚至違背五四精神,將五四精神與愛國、愛黨劃上等號。余英時提醒,台灣現在的內部思想混亂,很多人不把中共政權當一回事,以為中國大陸就只是一個賺錢的地方,這是台灣目前面臨最大的危機。
余英時指出,中國共產黨對於五四運動有不同階段立場,1949年之前,是利用五四運動協助共產黨發展,1949年七月一日,毛澤東發表文章,強調「中國人民民主專政」,認為只有無產階級專政才是真正的民主,明顯與五四運動精神背道而馳。
余英時表示,提到五四就會想到民主與科學,談民主,就不能沒有自由言論、自由行動與自由組織,發展科學也是要有自由,否則無法真正做研究,這些都不是中共想要的。
因此中共並不慶祝五四運動,有的話,也只是把五四象徵為愛國主義,強調愛國就是要不顧一切使中國強大,而愛國不愛黨更是不可能。余英時認為,中共假藉五四愛國名義,利用民族主義情緒的操作方式,確實很成功。
至於台灣,余英時認為,台灣民主自由制度的建立就是從五四精神而來,1949年至1960年間,台灣甚至可以說有第二度的五四運動,在那個威權戒嚴時代,因為有胡適、雷震領導的「自由中國」雜誌,為台灣種下了民主自由思潮的種子,對台灣影響深遠
不過,余英時也提到,中共政權將反民主、反自由的一黨專制模式輸出到國際社會,雖然只能對少數非民主國家產生影響力,對歐美等民主國家不會造成影響,但卻是台灣最大的威脅,他認為很多台灣人沒有警覺到,台灣內部也未能達成共識,是目前台灣面臨最大的危機。余英時:『(原音)整個台灣人能不能在內部有一個整體的觀念,認識到大陸政權是對台灣最大的威脅,如果沒有這個認識,把中共大陸政權看成不當回事,只是以為只是一個賺錢的地方,那就若不當回事,當成可以賺錢的地方,非常危險,我覺得現在台灣內部思想非常混亂,沒有共同的認識,這是很大的危機。
余英時也表示, 如果為了賺錢,連政治上都妥協,台灣將來就可能變成第二個香港,他相信這是多數台灣人不願意看到的。https://is.gd/7gYO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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