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皇民化運動中開啟「內臺一如」、「皇民鍊成」之門,宣傳只要人人自我決志「鍊成」、「精進」,可以鍛造自己成為「真正的日本人」,從而擺脫自己作為殖民地土著的劣等地位。這種軍國主義法西斯式的精神洗腦促發台灣部分人民「皇民鍊成」的歇斯底里癥狀

內臺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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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臺共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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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台共學制度為台灣總督府於1922年-1945年所實施的重要同化政策。該制度分兩階段實施,第一階段於1922年頒布台灣教育令後實施。
簡介
1895年,台灣總督府於各地設置公學校、蕃人公學校與小學校等基礎教育學校。其中,公學校系統為台籍學童所設,小學校則限定日籍學童。會如此分隔,除了被認為是標明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區隔,也著重於民情、語言、文化的差異。這種差別除了基礎教育外,也普遍應用於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等。至於高等教育,台籍人士就讀的機會就很少。
為了加強對台灣的同化,台灣總督府分別於1919年及1922年頒布台灣教育令。該命令強調台籍學童或台籍學生,如具備國語(日語)能力者,即可不必受入學資格的限制。此項命令並適用於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甚至高等教育。
1941年,台灣實施皇民化,日台共學制度實施更為徹底。除了將小學校、公學校等更名為相同的國民學校等,也在台灣實施與日本本土相同的教育方式與內容。另外在形式上,本為日人所設立的各級教育必須全部開放與台籍學生競爭。不過,此制度仍多少為台灣部分教育機構抗拒,例如:國民學校仍分為甲乙科,甲科國民學校專供日籍;專科或大學故意刁難台籍入學者的情事仍相當普遍。在此情況下,教育管道受限的台籍學生多選擇留學日本或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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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台灣的官營移民事業雖然為時不長,成效也有限,但是日本規劃移民村的方式,不僅是當時日本在台灣從事新市鎮建設之先驅,也是同時期世界都市計畫史上極為特殊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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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素玢
日本在台灣的移民事業實施情形可從幾方面來分析。在農業經營方面:移民的農作栽培狀況因時、因地而不同;前期花蓮港廳移民村以經濟作物製糖甘蔗為主,昭和初年則以糧食作物為大宗,昭和九年(一九三四)以後,開始慢慢推廣甘蔗以外的其他經濟作物,逐漸走向多角化。中部移民村以自給自足為原則,農作朝向多角化經營。南部移民配合專賣局推廣黃色種菸草種植為目標,成為菸草專作區,由於屏東平原稻米生產充足,移民村的糧食來源不成問題
雖然後期移民村的農業經營已經步入正軌,移民生活狀況好轉,但是移民村後來的農業發展卻有障礙。移民每戶分配之耕地幾乎都在四甲左右,耕地雖廣,但勞力嚴重不足;本島農村則耕地過小,勞力剩餘。移民村剛好吸收了台灣農村過剩的勞力,使移民自耕面積逐漸減少,出贌面積日廣,時日一久,儼然成為二手地主。而後太平洋戰爭戰況加劇,移民被徵調出征,自家勞力更是不足,移民子弟離村情況又十分普遍,移民對本島農民倚重日深,成為移民村農業永續經營的隱憂
再就移民村的社會情況觀察;西部和東部的移民村社會最大的差異是——東部移民村社群組織十分活絡,其功能也相當多元、廣泛,西部卻只有基本的村民自治組織。造成這種差異性的原因在於,後期移民村有國家力量的充分支持,附近鄉鎮的金融、水利組織又可為移民奧援,南部移民村更有專賣局細心呵護,而花蓮港廳移民村自從大正六年(一九一七)前期官營移民終止以後,劃歸地方管轄,雖然政府對移民的待遇遠比本島人優厚,但是倚賴地方政府協助的前期移民村,總遜於總督府直轄的後期移民村。另外生存環境的艱難,也使東部移民村激發出內生的力量,解決自己的問題。花蓮港廳吉野村村長清水半平,領導能力極強,憑著他的努力與智慧,日漸改善吉野村村民生計,使吉野村成為東部的模範村。
在移民日常生活方面;移民村內儘管提供了重要的公共設施,休閒活動卻非常貧乏,官方最重視的莫過於宗教和教育。移民村一設立,神社和學校便接著建成,以宗教做為移民精神上的寄託;教育的普及則是移民村的特色,用「教育發達」來形容日本移民村一點都不為過。
移民村的社會結構和本島農村或日本國內農村都不一樣。移民由官方統籌分配到各個移民村,移民之間沒有同鄉或血緣關係,來自日本不同地區的移民,在政府規畫的移民村內,過著「閉關自守」的生活;既是封閉性的村落,要期待移民能對本島農村產生同化作用,就有如緣木求魚。
移民和本島農民的族群關係,最初因為互不瞭解,又因殖民政府的撐腰,移民姿態甚高,引起台灣農民的反感,雙方時有衝突後來雙方建立起雇傭或租贌關係,互動日漸頻繁,摩擦逐漸減少。在日本國內為貧農的移民,與台灣農民境況相當接近,都是社會的弱勢者,移民到台灣之後,雖然身分一變為地主,仍與在台日人有相當的階層距離。但隨著時光推移加上時局變遷,移民村的人力需求,使日本移民與本島農民逐漸建立起一種超乎民族的情感,然而雙方產生的「涵化作用」,和政府希望達到的「同化作用」,有本質上的不同。
日本當局移殖內地農民至台灣建立純日式農村,讓日本農民得以插足台灣農村,以期對台灣人起領導和同化作用。但封閉式的日本農村,使日本移民不能發揮同化作用,再者,要同化文化根基和農耕技術都不亞於移民的台灣農民,恐非易事。如果台灣在語言、社會制度上,確實有日化的現象,其動力也絕非來自移民,移民反而比日方官僚或資本家受到更多台灣人的影響
前期官營移民的目的,多少是為防止台灣人的民族自覺;但是官方對內地人的優渥待遇,只有造成台灣人對殖民政府的反感。總督府完成土地調查和林野整理後,將大片「官有地」讓日本資本家承領,或協助資本家買收民有地,造成民眾強烈抗爭。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總督伊澤多喜男放領所謂的「濫墾地」給退職官員,使許多原本在其上耕作的農民頓時失去生活依靠。各處土地糾紛不斷,促成農民運動的激烈化,土地問題也成為政治社會運動關心的重點。
後期移民事業強調移民對台灣人的「皇民化」作用,殖民政府推行皇民化運動時,雖然標榜「內台一如」,卻為了引進日本移民,將原本在河川浮覆地耕種的台灣人驅離,使相當人數的台灣人後來成為移民的佃農或雇工。總督府從西部引進人力到東部開墾,也未嘗給予妥善安排或補助。大正八年(一九一九)開始,集體遷移東部原住民,將原住民遷離故居,改變其生產方式,每人的移住費只有七十元,而日本移民每戶的補助高達三八九三圓。移民和台灣人的懸殊待遇,對「內台如一」的口號來說,無異是個反諷。
除了同化、皇民化作用,移民事業的另一個目標,是要發展熱帶作物栽培的技術和經驗,為日本南進政策預做準備。以前、後期移民的農業經營觀察,移民確實累積了豐富的經驗,但是對官方最重視的蔗作卻有排斥心理,其問題不在生產技術,而在生產結構。官方置資本家利益於農民利益之上,製糖會社的收購價過低,移民「無利可圖」,自然不熱衷於蔗作栽培。沒有製糖會社剝削的其他經濟作物,如咖啡、樹薯、菸草、魚藤、熱帶水果等,移民的栽種興趣極高,菸草尤甚。移民事業的幾個目標當中,熱帶作物栽培技術的培養,應有一定的成效。
反觀成效最差、屢受批評的,要算是紓解日本過剩人口的目標。前期官營移民到大正六年(一九一七),常住人口一共三四七五人,隔年官營移民中止之後,人數有減無增。到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官營移民總人數包括花蓮港廳移民村在內,仍不超過一萬人,以這樣的人數不論要達到同化目的或調節人口皆非易事。台灣移住空間有限,導致移民人數過少,確實也使移民事業的成效大打折扣。
1945年32萬在臺日僑分布圖_Japanese_citizens_in_Tai
Photo Credit: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Public Domain
1945年32萬在台日僑分布圖。
一般人對日治時期的移民事業,常常予以負面的評價,論者甚至批評「官營移民是貧民救濟主義,而私營移民是會社的奴隸主義」。就前期移民事業經營的情況來觀察,這番批評可說一針見血。移民的成效就施行的情況來觀察,似乎與目標有相當差距。
但是筆者對日治時期移民事業卻有不同的看法。綜觀日治時期的移民政策,其目標一直非常明確,而做法與經營重心因每次的失敗經驗有所調整。總督府先是獎勵私營移民,私營移民失敗後進行官營移民;前期官營移民失敗後,又回頭修正辦法獎勵私營,等到內在、外在因素許可,便鍥而不捨再度經營官營移民,而私營移民也雙管齊下同時進行。到底是什麼因素讓日本不顧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以鉅額經費挹注有如無底洞的移民事業?增加移民人數,以移民達成同化目的、紓解國內過多人口,果真是日本移殖內地農民到台灣的終極目的?
若擴大視角來觀照日治時期的移民事業,便知道在事情的表象之下隱含更深層的意義。日本在台灣施行移民的意涵,絕不等同於海外移民,也不等同於其他殖民地;以移民人數多寡評估移民成效,反而誤導日本移民台灣的實質意義。
明治維新以後,使日本在政治、經濟、社會、思想上脫胎換骨,迅速步入現代化國家之林,並成為亞洲第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日本是一個海洋國家,具有明顯的外張力;政府對國家人口政策、軍事擴張政策都有長遠的規畫。在明治維新以後,「征韓論」已經萌芽;甲午戰爭後,日本陸軍、海軍則分別策劃「北進政策」、「南進政策」,日本取得台灣正是實現整體政治軍事策略的第一步,更是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基礎,因此台灣殖民地的經營,對日本全盤布局極其重要。
日本移民台灣是一種領土占有的宣示,為殖民台灣的象徵。在台移民事業成功也好、失敗也好,都是下一步棋的參考與測試。明治三十九年(一九〇六),日本在台灣進行私營移民;明治四十年(一九〇七)於樺太制定土地相關規則,開始獎勵移民,明治四十一年(一九〇八)於朝鮮成立東洋拓殖株式會社經營移民;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制定「滿洲農業移民移住計畫」。維新初期,日本的北海道移民開啟農業移民拓墾的先聲,北海道札幌農校也成為殖民地研究的搖籃。日本移民台灣有國內移民經驗為基礎,而台灣的移民事業又是移民樺太、朝鮮、滿洲、南洋的藍本,日本以堆疊式的經驗累積,進行長遠性國家計畫,實現國家政策。
從客觀的立場觀察,日本殖民地經營得頗為成功,日本成功的基礎建立在謹慎的計畫與紮實的研究成果,後藤新平的「生物政治學」觀點,貫徹日治時期的殖民地統治。日本以科學的方法,用實事求是的態度,遵循一貫的原則,實踐國家政策,將理想落實為一套長遠的整體殖民計畫,再根據現實環境修正方向與做法;而推動此一國家政策的源頭,便是一個強而有力的權力中心,更明確的說就是殖民政權。
從日本在台灣進行移民的過程中,可以發現當局不斷依時依地修正方針與方法,不管私營或官營,背後都有一隻看得見的手,支配著整個移民政策的運作。但是權力中心一旦崩潰,建立在這個權力基礎上的移民事業也隨之瓦解,日本過於狂妄的軍事野心,終於吞噬了所有的經營成果。
日本在殖民地的移民事業,雖然因軍事失敗而灰飛湮滅,不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累積的移民經驗,使其在巴西、阿根廷、烏拉圭、巴拉圭開創成功的日本式集體農業移民。至於戰後從各殖民地被遣送回日本的難民,則予以編組後分送到未墾地,以類似過去在殖民地移民的方式,積極開墾因戰爭而荒廢的田園。[1]
日本在台灣的官營移民事業雖然為時不長,成效也有限,但是日本規劃移民村的方式,不僅是當時日本在台灣從事新市鎮建設之先驅,也是同時期世界都市計畫史上極為特殊的例子。移民村完善的公共設施,使農民在農村便可得到基本的社會、教育、醫療資源。棋盤狀的耕地,使灌溉排水的效率提高。日治時期移民村的農村規畫,以現代的眼光來看,仍相當有遠見。
可惜戰後台灣各地舊日的移民村景象已經大不相同;曾經整齊有致、公共設施完善的移民村,因後來移入者的經濟狀況和習慣不同,移民住宅有的拆除、有的整修,建築型態雜亂無章,村內的公共設施蕩然無存,原本棋盤狀的耕地,現在也因個人持分不同,分割零碎,使日後農業機械化的經營成本增加。相形之下,日治時期的移民事業,將政策與學術緊密結合,輔以精確的數字管理,令人深刻感受到殖民政權的強烈企圖心。
這一頁日本移民台灣的歷史,到戰後移民全部遣送回國,似乎就告一段落。但是當初住在日本移民村的農民,尤其出生在台灣的「灣生」,經過一甲子之後,對「故鄉」台灣的強烈感情與依戀,卻不斷發酵。這些情節由歷史的片段成為文學的藍本,再轉化為影像的呈現。到底虛虛實實之間,何者為歷史的「真」?或許是這本書可以盡到的棉薄之力。https://is.gd/C1dxf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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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在評論戰前日本的殖民統治時,經常提及總督府對台灣民眾實施「皇民化」教育。近年來台灣學術界也針對「皇民化」的課題做了一番討論。何謂「皇民化」?「皇民」是什麼意思?即使在日本殖民統治時代末期的1943年,台灣社會從官方到民間,仍然沒有論定。
  所謂「皇民化」,係指1930年代日本當局為了配合時代環境與戰爭局勢的演變,所實施的一連串社會教化運動,不僅是許多活動的統稱,也並非全由總督府主導,而是由各地方政府自主推動的一種社會革新運動。所以,「皇民化運動」是使台灣社會沐浴「皇化」(日本化)的一種社會運動。而把台灣形塑成「皇民化」社會的推手,即是日本一套具有濟世顧問性質的「方面委員制度」。1940年,隨著戰爭局勢的緊張,台灣版的「大政翼贊會」,即「皇民奉公會」於焉成立,加速了台灣社會的「皇民化」,也成為地方社區「方面委員」的重責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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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民化運動與皇民文學的生成與歇斯底里機制
比研所   吳  婉  筠
一、皇民化運動的源起與歇斯底里的機制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之後,在台灣的皇民化政策因此加速推行。一九四Ο年日本國內成立「大政翼贊會」之後,在各殖民地推行戰時新體制運動,如朝鮮組織「國民總力聯盟」,關東州組織「興亞奉公連盟」,台灣則於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九日成立「皇民奉公會」,總裁即台灣總督。利用報紙、雜誌、廣播、電影、「皇民化劇」的巡迴演出等各種媒介,推動「皇民化」政策。日本當局有鑒於據臺四十年而多數臺民仍懷抱強烈的漢族意識,而開始強化對台民的強制同化,由國家全力發動全面壓服性的同化運動,收奪漢語、中文的使用,強行推行日語;禁止台灣一切漢族系民間宗教,強家日本神道信仰;禁止台灣人的傳統生活習慣;鼓勵棄絕漢民族祖先傳用的姓名,提倡「創氏(姓)改名」,改用日本氏姓名。在一方面宣傳皇國史觀,宣傳所謂「日本精神」及「大和魂」,但在具體的政治、社會民族關係上仍保持實質上向來存在的殖民歧視構造。皇民化運動正式日本殖民統治在政治壓服、經濟掠奪外,對台灣民眾精神加害的著例。日本當局一方面利用殖民地台灣人中部分知識份子和民眾的民族劣等感、民族自我厭憎感和對於自己民族文民開化的絕望感,另一方面則在皇民化運動中開啟「內臺一如」、「皇民鍊成」之門,宣傳只要人人自我決志「鍊成」、「精進」,可以鍛造自己成為「真正的日本人」,從而擺脫自己作為殖民地土著的劣等地位。這種軍國主義法西斯式的精神洗腦促發台灣部分人民「皇民鍊成」的歇斯底里癥狀。一九四二年六月日本成立「日本文學報國會」之後,更積極推動台灣文學皇民化的工作,首先將「台灣文藝家協會」改組,所定工作計劃為:編纂台灣文學史、舉辦文藝演講會及文藝座談會、派遣報告文學作家、刊行文藝年鑑、派遣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代表等。一九四三年由於日本擴大戰區,時局更為緊張,隸屬「皇民奉公會」的文學團體「台灣文學奉公會」成立,與「日本文學報國會」台灣支部共同為台灣皇民文學而攜手合作。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台灣文學奉公會主辦的「台灣決戰文學會議」於台北市公會堂召開,其中心議題為「本導文學決戰態勢的確立、文學者的戰爭協力」,當時總督府保安課長謂:「對決戰無幫助的都不需要。文學作品也是,只有在決戰下不可或缺的作品才可發表」,由此可知當時台灣作家所處的環境為何。而在會議中西川滿三度發言,為了「文藝雜誌的戰鬥配置」要將所屬的《文藝台灣》獻出,因此《文藝台灣》及張文環等台灣作家所組的《台灣文學》都廢刊,一九四四年由台灣文學奉公會發行的《台灣文藝》便出刊了。
在殖民地台灣,皇民化運動欲達到的兩大目標,一是徹底剝奪台灣人的漢族主體性,以在台灣中國人的種族、文化,生活和社會為落後、低賤,而以日本大和民族的種族、文化、社會為先進和高貴,提倡經由「皇民鍊成」的思想與意識型態的「皇國民化」改造,從而棄絕中國民族、中國人的主體意識,將自己奴隸化,對天皇國家絕對的效忠;而另一方面的目標就是以奴隸化、經過徹底精神洗腦、徹底破除民族主體之後的台灣人,供日本侵略中國和太平洋地區的「聖戰」驅策,鼓動以「精純」的日本人為日本侵略戰爭效死這可由一九四二年台灣施行的志願兵制乃至一九四五年的徵兵制中可看出其手段,而皇民化運動給台灣帶來的,正如尾崎秀樹所言,是「戰時精神的荒廢」(「皇民文學」一詞的出現並無法代表日據末期文學的全貌,值得思考的是,「皇民化」政策的推行結果是否真的造成台灣民族意識與精神的荒廢?或是作家轉而以「異端」或「異議」的身分延續台灣的自主意識?而這種「異端」應以何種面貌呈現才能規避當時日本法西斯式的文藝政策?)。
二、台灣皇民文學的性格與精神本質
曾建民在分析台灣皇民文學的性格與本質時曾提到:「所謂台灣皇民文學,是日本軍國殖民者對台灣文學的壓迫與支配的產物;首先它扼殺了文學精神,因此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對立物(是否台灣的皇民文學基本上並不具備文學性?那麼左翼文學的泛政治化色彩是否亦然?);它更扼殺了台灣文學的精神,是台灣文學的對立物。它也是日本軍國殖民體制在台灣施行的戰爭總動員體制的一環,以文學的假面,宣揚日本的軍國殖民法西斯理念,來動員台灣人民的決戰意識,為日本侵略戰爭獻身的東西,所以更是台灣人民的對立物,同時,也是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對立物」。在一九四三年的「台灣決戰文學會議」上台灣文學奉公會會長山本真平說道:「文學家既蒙受皇國庇佑而生活,當然應當與國家的意志結成一體……。今天的文學不能像過去一樣,只在反芻個人感情,而應該是呼應國家的至上命令的創作活動,當然,文學也一定要貫徹強韌有力、純粹無雜的日本精神來創作皇民文學。以文學的力量,激勵本島青年朝向士兵之道邁進,以文學為武器,激昂大東亞戰爭必勝的信念」,由此可見台灣皇民文學是日本軍國主義武力戰一環的思想戰,充其量不過具備類似「戰爭文宣」的工具價值,其思想總根源就是日本軍國法西斯主義,文學思想特徵包括:排斥西方文學、反對現實主義文學、無產階級普羅文學和自由主義、甚至反對反映台灣社會風土的本土主義;主張回歸復古的日本主義和宏揚日本的建國理想,以及強調描寫勤行報國隊、志願兵熱等,強化台灣人決戰意識的文學。
1.「皇民化」或「皇民鍊成」的手段基本上是以大和民族的國家意識為號召,旨在破除台灣人民的主體意識,但是弔詭的是,在血緣與歷史脈絡而言,台灣與中國的淵源明顯深厚的多,以「皇民化」的目標及類似納粹法西斯式的文藝政策(強調光明、健康的特質)來控制部分台灣人的民族劣感,究竟在台灣是否造成全面性的「精神荒廢」?或是有「異端的系譜」(岡崎郁子語)值得觀察?但是在禁漢語、全面推動日語的強勢文藝政策控制之下,似乎張文環「健康」、「明朗」、「有指導性」(柳書琴語)的言論在掌握發言權上較為容易,也具有「較高度的『被動員』的資本」,究竟當時「異端的系譜」是以何種面貌呈現?或者如楊熾昌所言,文學應當「以隱蔽意識的側面烘托,推敲文學的表現技巧,以其他角度的描繪方法,來透視現實社會,剖析其病態,分析人生,進而使讀者認識生活問題,應該可以稍蔽日人凶焰,將殖民文學以一種『隱喻』的方式寫出」,從超現實文學手法中透視社會現實?再則,不少戰時所謂的「皇民文學」作家在日後皆辯稱當時的寫作手法是為了規避日本法西斯式文藝政策的戕害,與其寫作動機並不相符(除了少數如周金波般極端的皇民文學擁護者),但是身為讀者,我們應如何還原作家的寫作動機及其「隱蔽意識」?尤其是如陳火泉、張文環等作家的作品在表層結構而言幾乎與「皇民化」政策所宣揚的「指導性」不謀而合,我們要如何抽絲剝繭找出其深層結構中隱蔽(甚至也許不存在?)的台灣意識?(柳書琴就認為從張文環在奉公運動的脈絡下所談過的各種議題如大稻埕藝旦、養女問題、謠言防治、親切與微笑運動、常會問題、台語問題、演劇問題、增產問題等,可看出他在這些議題中得以自我發揮、閃躲、避重就輕或自行解釋的空間)或者我們該將當時「皇民文學」所造成的傷痕視為社會、歷史、及文學現實去追溯文學生成的環境及契機,而不是一昧以「民族意識」的標準去檢視作品存在的價值?
2.「皇民文學」是否如同西方殖民文學般運用Manichean allegory強化進步vs.落後、文明vs.野蠻的善惡二元邏輯?或是如呂正惠所言,「作為殖民者的日本並不是『原型』的西方進步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這些國家的『仿效者』」,試圖將歐洲的殖民壓迫邏輯帶入亞洲,以追求進步的「脫亞入歐」論點說服台灣人否定自我,向現代化的路途邁進?而根據這樣的邏輯,「皇民化」等於進步,流著台灣人的血就是自甘落伍,所以要毫不遲疑的「洗乾淨」,這也就是何以「皇民鍊成」的策略能夠吸引部分追求「進步」及「現代化」的台灣民眾。不過以「現代化」啟蒙為鵠的的皇民化政策在模仿(mimicry?)西方殖民邏輯的同時,壓抑了台灣民族意識的發展與深化,和納粹第三帝國以現代化啟蒙凝聚民族意識似乎有本質上的差異(日本基本上是以殖民侵略為皇民化政策的基礎,納粹則否),但是值得思考的是,「現代化」作為民族意識壓抑或強化的基石是否有其立論基礎?我們又該以何種角度去剖析在此近似歇斯底里的心理機制中台灣意識及「異議」作家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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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了相當豐富的史料,並加以翻譯、整理。除前言結論外、另有「皇民奉公會之成立及其目標」、「皇民奉公會的組織及人事」、「皇民奉公會之運作」、「各階層對皇民奉公運動之態度」、「日領各地『大政翼贊』運動之比較」等六節,文末並附有蔡錦堂教授對本文之評論。
在二次大戰期間,為因應戰爭之需要,日本在本國設立「大政翼贊會」的國民組織,隨著戰線之擴大,必須動員更多人力與物力,所以日本於其殖民地和佔領區內,廣為設置類如「大政翼贊會」之機構,台灣皇民奉公會亦為其中一環。作者認為此運動係以「奉公」為前提,一切以國家需求為至上。統治者之目的,在於充分動員台灣島上「皇民」貢獻人力與物力。故「皇民奉公」運動時期的台灣人己被認可為「皇民」,不同於皇民化時期的「准皇民」,文中提出此項因為戰爭而改變的政策,頗令夙來在台灣島上高高在上的日本人五味雜陳。相對的,長期以來被「次等」對待的台灣人,反應亦是紛雜相呈。
                     二、皇民奉公會之成立及其目標
台灣皇民奉公會之成立,與日本軍事、政治之發展息息相關。1940年六月,近衛文?提出因應時局之需要,發表「新體制運動」聲明,以日本精神為依歸。由於符合軍方口味,於當年7月組成第二次近衛內閣,其後於10月組織「大政翼贊會」以落實此一運動。該會總裁由總理大臣出任,為日本邁向總體戰的國民組織,係一「官制的上意下達」機關,在推動戰爭,動員國民方面扮演了重大角色。
大政翼贊運動被誇示為「昭和維新」,該運動之規約有三:
1、大政翼贊運動為全體國民之運動。
2、本運動在確立萬民翼贊、一億一心,職司奉公之國民組織,以期順利完         成「實踐臣道」體制。
3、設大政翼贊會為推動本運動之機關。
為了呼應日本內地,台灣樹立新體制之構想,於1940年八月陸續提出在,並於當年十二月公布「台灣新體制要綱」,至1941年四月十九日成立「台灣皇民奉公會」。作者強調該會並非大政翼贊會的支部,而應將之視為「台灣之大政翼贊會」,與朝鮮的國民總力聯盟、樺太(庫頁島南半部)的國民奉公會、關東州興亞奉公聯盟、南洋群島大政翼贊會一樣,同樣以「臣道實踐」為宗旨之國民組織,而台灣的皇奉運動大抵具三種性格:
1、與大政翼贊運動同樣具有臣道實踐之一般性。
2、台灣在南方地理位置之特殊使命。
3、基於本島環境所謂之特殊性。
「皇民奉公」運動之本質是「朝向總力戰的武裝」,具體作法是努力執行國家奉仕主義,以完成建設國防國家之目的,換句話說,皇民奉公運動不只是精神運動,主要還是實踐運動。
                    三、皇民奉公會的組織與人事
皇民奉公會之基本組織大致準用日本內地大政翼贊會模式,與總督府行政機構表裡一體,故以整備地域組織為始,漸次及於經濟、文化等職能組織。在地域組織方面,是與總督府行政體系一致的。建立起包括支部、支會、分會、區會、部落會、奉公班的嚴密組織,滲透到每個家庭、每個個人。以職域組織而言,計有台灣產業奉公會及商業奉公會,另有該會運動核心體的奉公壯年團及桔梗俱樂部,其他台灣青少年團,大日本婦人會台灣分部及其他文化團體。
因為皇民奉公會與行政組織表裡一體,所以上述地域組織的主軸職務全由行政官廳的長官兼任,作者提到如總督兼任總裁,總督府總務長官兼任中央本部長的情形,在在顯示濃厚的官治特性。另一方面,在人事配置的旁軸如顧問、參事及奉公委員等,我們可見到本島人參與的程度。據作者整理資料顯示,愈是下級組織,本島人所佔比例會有所提升,其中原因,在於日本人居民殖民地台灣人口及政治地位金字塔頂端,基層職位仍有賴本島人充任。
                          四、皇民奉公會之運作
皇民奉公會實踐要綱有四:一為發揮皇民精神,二為致職分奉公之赤誠,三為確立後方生活體制,四為協力推進非常時期之經濟,此四綱要化約成活動要項則為訓練、增產及確立後方生活體制。
(一)訓練
包括青年鍊成、指導者鍊成及拓南訓練。透過訓練,提升本島人之日本氣質與素質,育成奉公運動之推進力。如同幹部指稱,在日本由自由主義轉向全體主義之際,仿效德、義國家體制,以「訓練」為國家奉仕的第一義,是不得不為的事。
(二)增產
利用地域及職域組織來達成國防物資及主要糧食之目的,所涉及範圍及於農、工、商、礦。農業增產以米糧、甘藷為主,工、礦增產者多屬國防物資。此外,因男性中堅份子已被大力動員,在勞動力告急情況下,主事者認為非動用女性不可,所以十六歲到二十五歲之未婚女性,概被列入勞動員之列。
(三)確立後方生活體制
「常會」是最直接和基層民眾接觸的單位,民眾透過常會互相和樂協同,認識時局,湧現報恩感謝之念,致力職分奉公,所以常會營運之良窳,影響皇民奉公之成效。其指示事項,關乎後方生活之實踐要目,諸如國語普及、國民儲蓄、生活簡易化、金屬回收等。此外,小至皇民體操(或稱厚生體操)、大掃除等,亦有所觸及。
                    五、各階層對皇民奉公運動之態度
(一)上層階級積極推動
由於軍方和官方高層官員是皇民奉公的首腦人物,故其意見態度屬於上層階級。作者認為軍方對皇民奉公運動的支持,與日本積極推動南進政策有密切之關係。由於總督府素來豢養的御用紳士並無號召力,軍方因而改變態度,對台灣上層階級和知識份子採懷柔政策。因之,1941年皇民奉公會成立後,軍方亦充分配合協助,以號召台灣人參加戰爭。雖然軍方擔任皇民奉公會的幹部甚少,但會從旁或自中書本部協力支持,顯示軍方願和官方通力合作。
台灣總督長谷川清為了順利推動戰時行政,以六百萬島民為會員,所以必須大幅動用親日勢力以外的台灣民間人士,故在一定程度內必須採取妥協政策,因此原本前任小林總督任內廣招民怨的「寺廟整理」、「台灣人家庭正廳改善運動」等措施,都有較為緩和的處置。
(二)下層階級消極反應
所謂下層階級,包括在台內地人和台灣民眾。由於皇民奉公運動之特色為「內台一如,六百十萬人攜手共行」,將內地人、台灣本島人及高砂族喻為三兄弟,以平等立場相互對待。對於向居政、經優勢地位,自認高人一等的在台日人而言,不論總督府基於何種立場高唱此一論調,要他們一下自甘平等,實非易事,作者爬疏時人報導,指出當時在台日人認為此舉無疑「便宜了本島人」。輿論也提及一部分官吏對皇民奉公運動不聞不問,甚且漠不關心。
至於台灣本島人,由於政策考量使然,台人領導階層或知識份子均為皇民奉公會網羅為中央或地方的奉公委員、參事。表面上似是熱烈支持,但大部分是出於無奈而勉強接受。作者根據時人回憶,向我們展示台灣領導階層的矛盾心態。另一方面,軍方也強調,不能以台灣人推動多少愛國運動之表象,來斷定台灣人具有皇民自覺,並有「本島人依然受民族觀念支配,視支那為祖國,誹謗我國」的說法。儘管台灣壯、老年階層對此運動多持旁觀態度,但對照之下,青少年階層則顯的熱衷參與,所以輿論也承認該運動之推動,要以熱血的血氣青年為主。
                                 六、結論
總之,台灣因為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因緣際會地成為日本的南進基地。由於客觀條件改變,日本當局為動員台灣島上的人力、物力,而調整其治台政策,於1941年成立皇民奉公會,推動皇民奉公運動,在以「奉公」為前提之情況下,夙來被當成同化對象的「皇民」,也逐漸受到較為一視同仁的待遇。台灣人和內地人真正平等的待遇,在於戰爭結束前的軍隊中,這時日本軍隊已有台籍大學生升任軍官,並且指揮內地人部屬,他們領取和內地人軍官相同的薪餉,這是戰爭迫使日本在殖民地台灣所做的一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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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台灣皇民化運動若干問題的探討
2016-06-27 由 古籍 發表于資訊
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為加強對台灣社會的控制,實行了皇民化運動。對這一運動,海峽兩岸的學者都進行了探討和論述,取得了一定的學術成果。本文試圖在此基礎上,從一個新的視角對此作進一步的探討。
一、皇民化運動的實質和思想基礎
什麼是皇民化運動?皇民化運動有時又被稱為「皇民化教育」,指日本通過在台灣實施一整套強制推行日本文化、培養台灣民眾成為天皇臣民、隔絕台灣與中國文化聯繫的教育活動。這一運動試圖徹底毀滅中華民族所固有的精神文化生活和文化傳統,把台灣人民塑造成日本統治下的「皇民」,為其所發動的侵略戰爭效力。「日本殖民者在台灣實施『皇民化運動』,是一場對殖民地人民的強制同化運動,它嚴重侵犯了台灣同胞的生命財產和自身利益,日本殖民者妄圖把台灣人塑造成對他們俯首貼耳的畸形『日本人』。他們的倒行逆施,對於廣大的台灣同胞來說,只能引起強烈的不滿和反抗。」
1還有學者認為:「所謂『皇民化運動』,是日本殖民當局一貫施行於台灣的種族同化政策在『戰時體制』下的瘋狂發展。它不僅殘酷地壓榨和掠奪台灣人民的經濟資源,而且極其野蠻地侵犯和踐踏了台灣同胞十分珍視的民族文化傳統和民族獨立精神,破壞了台灣同胞世代相傳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不僅如此,『皇民化』作為一種複雜而殘忍的『洗腦』機制,它對於台灣人民的精神荼毒與戕害,更是遺患於後世。」
2有學者認為,皇民化就是同化。但從日據時期台灣社會的實際情形來看,皇民化似乎比同化的意義要更強烈些,是在同化的基礎上形成的,可視為同化的一種深入形態。這主要體現在日據當局反覆強調的所謂皇民標準上,如要求台灣民眾堅信大日本國乃是神國,提出要像日本臣民那樣忠君愛國等。
皇民化運動的思想基礎是日本人所極力維護的皇道。皇道是一種具有鼓勵性的政治神學,這一學說認為,天皇是日本過去和現在真正的活的化身,並且是所有人應該追隨的道德完美的典範。同時,強調應使日本避免追隨外來的主張學說,如西方的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和共產主義。堅信只要能主宰自己,日本民族就會重新獲得自尊,就能夠向西方的政治信條展開「聖戰」。「『皇道』成為壓倒日本人熱衷於西方精神和經濟征服的慣用語。不僅是軍事方面,包括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它都為日本人提供了思想和感情上的方向。此外,它使日本人對於由於惡意攻擊和自以為是而強加給他人的痛苦,感覺遲鈍。」
3皇民化運動還與日本傳統的「八荒一宇」、天下歸一的理論相聯繫。這一理論確信,日本天皇將永遠是一個站在文明開化最前沿的推動歷史前進的,具有領袖資質的政治領袖。由此,主張「今日之日本不應限於日本這一小範圍,更不應停留於東洋的日本的地位,也不應止於世界的日本的地位。這是日本承擔世界使命的時代。日本要成為中心,成為主體,成為指揮者,日本正進入領導全世界的時代。」4即是說,普天之下,每個國家各得其所,同時又都要承認日本的領導地位。
二、皇民化運動的發展階段
以往,不少研究者都將台灣實施皇民化運動的時間界定在全面抗戰爆發以後。其實,皇民化運動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其實施大致分為三個時期。日據初期至1937年為漸進皇民化時期,這一時期,日據當局通過實施一系列的方針政策,對台灣民眾進行潛移默化的皇民薰陶。1937年-1940年為國民精神總動員時期。台灣總督府通過制訂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綱要,要求「確立對時局的認識,強化國民意識」。同時,舉辦各種活動,企圖灌輸大日本臣民意識,以便從思想上消除台灣人民的祖國觀念。1941年-1945年為皇民奉公運動時期,日據當局試圖徹底落實日本皇國思想,驅使台灣人為日本帝國盡忠。通過要求台灣民眾參加各種奉公會團體,從而將這場運動推向台灣社會的各個層面。
「皇民化」這一惡毒的「滅種」政策,雖然在七七事變後才開始大規模推行,但卻是日本帝國主義在占據台灣後即開始著手規劃的一種預定的政策。日本自從統治台灣以來,就開始在許多領域推行皇民化運動。1895年5月29日,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抵達基隆港後,在對文武百官的訓令中強調台灣是日本帝國的新版圖,是還未接受皇民化之地,從現在開始,須以愛育撫宇為主旨,使其沐浴皇恩,樂意歸屬日本。此後,他多次表達了這一主張。早期,考慮到台灣人的強烈反抗情緒,日據當局還不敢全面積極地推行皇民化運動,但普遍實施的日文教育、廣設神社強制台灣人參拜等,都可視為皇民化的一部分。有台灣人士認為,日本真正開始積極推行皇民化運動,是從第八任總督田健次郎開始。他於1922年2月6日廢除差別教育,實施日台人共學制,實施所謂一視同仁的同化政策,並設置通婚制度。第十六任總督中川建藏,於1932年修正地方自治制度,設立州市議決機關、鄉鎮諮詢機關,加速了皇民化運動的進程。對皇民化運動產生重要影響的人物是小林躋造。眾所周知,早期的台灣總督都由軍人擔任。自1919年起,為改變所謂的國際形象,改派文官任台灣總督。七七事變前,為適應發動全面侵略戰爭的需要,日本政府於1936年9月重派軍人任台灣總督。海軍大將小林躋造就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出任了總督。上任不久,小林躋造在一次內部演講中憂心忡忡地說:從軍事上觀察台灣,確為日本國防的重要據點。台灣無論在政治、經濟和國防上,都與日本有重大關係。倘若此地居住的台灣民眾缺乏作為日本人應有的精神思想,國防上便猶如處於火山口上。強調必須排除萬難,不斷致力於教化事業,使台灣人成為真正的日本人,除此別無他徑。小林躋造針對日本政府的整體侵略擴張戰略及台灣所處的地位,提出治理台灣的三大基本方針,即南進基地化、工業化和皇民化。南進基地化,指日本應把台灣作為向中國華南及東南亞擴張的據點和橋頭堡;工業化,指日本應把台灣作為軍需物資的供應地,大力為侵略戰爭服務;皇民化,在於將台灣人同化為日本帝國的臣民,以便受其任意驅使。為此,日據當局力圖通過灌輸國民精神、振興普通教育、匡勵語言風俗等手段,來「培養忠良帝國臣民的素質」。小林躋造任內,還修改戶口規則,規定台灣民眾改日本姓名的辦法,強迫其改姓名。此後,台灣總督府在於七七事變之後制定的「皇民化」方略中,進一步提出把「日本國民精神」滲透到島民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中去,以確實達到「內台一如」的境地。第十八任台灣總督長谷川清於1941年6月下令成立皇民奉公會,從而使皇民化運動達到高潮。「推行皇民化運動最積極的時間,是從1941年末開始,這也是日本發動大東亞戰爭開始的時候。台灣人一方面要忍受戰爭的苦楚,一方面又必須為大日本帝國的光榮犧牲奉獻。」5
日本人竹內清於1939年在台灣新民報上刊發一篇評論,指出:「皇民化運動不是今天才有,早在四十三年前就已經開始,但依我看,自從領台以來未曾有過像自中日事變迄今這樣熱烈強調並進行…『皇民化』是意指『日本人化』,但本島人已經於四十三年前成為日本人了,因此只說『變成日本人』,所指的內容過於薄弱。因為真正的意思是『變成為忠良日本人』,所以問題不但是本島人的,也是日本人的。內地人未必是完成的日本人,同樣在新隸屬之民本島人當中未完成的人尚多,是當然的事。」另一位日本人尾崎秀樹針對竹內清這番話指出:「皇民化的原先計劃,應該是領台以來,更嚴密的講,是從差別政策改為同化政策以來,日本統治者所預定的計劃。日本的統治,若依照原來所定目標結出日台同化的果實,就不需要在七七事變以後才拚命地去推行『皇民化』運動。這事實證明,現實的情況與『皇民化』的理想有一段距離。借用當時的流行話:若同化政策是意指成為日本人,則『皇民化』的意思是『成為忠良的日本人』。但日本統治者所希望的『皇民化』的實態,不是台灣人做為日本人活,而是做為日本人死。因此『做為忠良的日本人』的意思是指發現『做為日本人死』的道理,並為它奮進。」6顯然,皇民化運動是一個漸進的漫長過程,早在日據初期就已開始實施。只不過到全面抗戰爆發後,隨著日本擴大侵略戰爭,這一運動逐漸被日據當局推向了極致,其為殖民運動服務的指向性愈益明顯。
三、皇民化運動的內容構成
皇民化運動的內容十分蕪雜,舉凡日據時期的許多統治措施都被納入了皇民化運動的範疇,難以對其進行全面的明確的區分。不過,就其主要方面而言,以下一些內容值得人們關注。
(一)大力推行日語
日據當局強調,皇民化運動實施的有效辦法,有待於國語(日語)的徹底使用。在他們看來,推行日語不但便於貫徹政令,使日本人和台灣人之間易於進行思想溝通和感情交流,而且隨著漢語的被強行廢止,還可使台灣人逐步忘掉故國。所以,據台初期便不斷對台灣民眾進行日語教學實驗,推廣日語的工作也在一定層面上展開。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步建立起了龐大的日語推廣系統。
日據當局把日語定為台灣的「國語」,強令各級學校的所有漢語課程一律停開,所有報紙的漢文版一律取消,不論男女老幼都必須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日語。同時,發布種種禁令和懲罰措施,強迫台灣民眾使用日語。1933年,提出「國語普及十年計劃」,要求在10年之內,使50%的台灣人能掌握日語。花蓮地方當局規定,公務人員在公眾場合不使用日語的一律解職。羅東郡三星莊竟然發布規約,強調凡不學日語者要處以繳交「過殆金」的懲罰。日據當局還制定了「國語常用家庭認定製度」。凡被認定為全家都講日語的所謂「國語常用家庭」,由州知事發給認可證書、證章及門標,「以示優異」,由當局予以表彰,並給其成員以各種優先權。在普通學校中,規定台籍教師一律穿和服、講日語;學生在學校和家裡必須講日語。為了鼓勵台灣民眾學習日語,日據當局極力排斥懂漢語的中國知識分子。1937年,日據當局又公開提出:「絕對禁止使用台灣語和漢文,不滿者滾回支那去!」對於不懂日語的人,外出乘車往往遭白眼,並被鄙視地說:「你不是皇民,買票要到後面去。」甚至認為其無資格乘車,拒不售票。
日據當局大力發展日語講習所、簡易日語講習所、日語保育園等設施,即便在偏遠村莊也設立了日語講習所,強迫「國校」教師來義務上課。就連上了年紀的阿公、阿婆也被強迫去上課。1936年,全台灣的日語講習所達2197處、學生131799人,簡易日語講習所1735處、學生73415人。至1940年,前者達11206處、學生547469人,後者達4627處、學生215794人。戰爭末期,更設立許多日語夜間講習所。在各種講習所學習的學生總數超過100萬人。在原住民聚居地區,也大力開展日語普及活動。1939年,原住民區域的日語講習所達265處,學生17921人,日語普及會11處,會員415人。從1936年至1939年,日語普及程度不斷提高。據台灣總督府統計,1937年日語普及率為37、8%,1940年為51%,1944年則達到71%。7
(二)進行奴化教育
日據當局始終把奴化教育作為皇民化運動的一項重要措施。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內田嘉吉坦言,教育的目的是為了使台灣人成為日本的善良臣民,即以同化為目的。東鄉實也說:「大體上,即以將作為中華民族的台灣人同化於日本為其根本方針。」由此,強迫學生接受日本國民訓練,大力醜化中國,消除學生的故國觀念,提倡敬仰天皇,了解日本對東亞及世界之神聖使命,以期樹立「忠君愛國」觀,並培養勇猛、好勝、服從的日本式國民性格。
七七事變前,台灣的初等學校分為專收台灣兒童的公學校、專收日本兒童的小學校和專收高山族兒童的教育所。開辦學校的目的,正如後藤新平所說:「不過為普及國語(日語)的起見而已。」據一位台灣人士回憶:「在公學校六年中,正直日本在台灣推展皇民化運動,學校課程完全以皇民教育為主。學校教導我們是堂堂的日本人,並灌輸我們日本帝國子民的觀念。日本國旗一定掛在運動場的東北方,每天朝會時我們都要唱日本國歌,向東北方的宮城遙拜,向天皇示敬。每個禮拜都有一堂修身課教導我們如何做一個皇民,上課時老師舉的例都是日本故事,讀的地理也都是日本地理,包括台灣。我還記得當時的地圖上台灣和日本一樣塗的是紅色,朝鮮也同樣是紅色,因為這些都是日本領土。」8為了強化同化教育,從1941年度起,日據當局將小學校、公學校改稱為國民學校,其教育原則是「以皇國之道為準繩,進行國民基礎鍛鍊」。同時,規定中等學校的教育目標是「鍛鍊中堅有為的皇國國民」。高等學校「以皇國之道為準則,鍛鍊國家有用的人材」。師範學校「以皇國之道為主旨,體會皇國使命,培養不辱皇國國民資格的人物」。根據「內台一如」的要求,強調台灣各級各類學校的辦學方針都必須與日本本土學校的辦學方針一致。
這一時期,各級學校中的皇民化教育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以新莊東國民學校為例。每天朝會,照例要升太陽旗,要求學生聽著歌頌日本皇室萬世興盛的國歌,以注目禮望著太陽旗如太陽般冉冉上升。大約在太平洋戰爭一周年起便開始唱「隨軍征海」歌——這是一首表達決心隨時隨地為天皇獻軀效忠的歌。它接在國歌之後,據說由於悲壯至極,在唱完國歌后再唱這一首歌時,歌唱者不由得會慷慨激昂起來,會產生願為天皇不惜獻出生命的一種情緒來。為達到這個效果,大政翼贊會便指定它為僅次於國歌的「國民之歌」,規定在各種集會時必須齊唱!由於差不多天天聽、天天唱,所以,必須效忠天皇這件事,便銘刻在幼小的心靈上。然後輪到校長做精神訓話,最後由高等科2年制——最高年級長,帶領全體同學大聲喊叫誓詞:「感謝皇恩浩蕩,敬皇祖神祗,成為很有禮貌的學生;不撒謊、不作假,成為心地坦蕩的學生;能說一口好國語,成為很守規矩的學生;身心保持潔凈,成為愛好清潔的學生;煉成健壯的身體,成為勤奮愛工作的學生。」9
(三)強制推行改用日式姓名
1939年2月11日,日本政府決定在台灣和朝鮮這兩塊殖民地實行改換日本式姓名的政策。從1940年起,日據當局公布「台籍民改日本姓名促進綱要」,要求台灣民眾將祖先留傳的姓氏和父母定下的名字一律改為日本式姓名。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據當局在台灣實行了極為嚴厲的經濟管制,對日用品實行配給制。同時,卻規定台灣人只要改了日本式姓名,可以在學生就學、生活用品配給上與日本人享受相同待遇。由於當時生活處於極端困難的處境,一些人迫於生計,不得不改換日本姓名。據曾加入過日本軍隊的台灣人簡傳枝回憶:「那時進入部隊的人,除了極少數人未改日本姓名外,幾乎都改了姓名。我本來申請的姓是『竹間』,但因為這兩個字合起來就是一個『簡』字,上級沒有核准,只好改為『竹內』。我再取本名中的『傳』字,加上我是長男這一事實,取『一』字,而改名為『竹內傳一』。我當初志願當兵和改姓名的動機就是這麼單純。直到進入第四部隊後,才聽家父提到,改姓名的家庭或家裡有人當兵的『出征家庭』,可以享有比較好的待遇。」「出征家庭和日本內地人在待遇上都是一等國民,軍屬、軍夫、改姓名者和國(日)語家庭等屬於二等國民,一般台灣人是三等國民。以糖的配給而言,一般人領的如果是黑糖,改姓名者或出征家庭就可以領到赤砂糖,因為赤砂糖比黑糖高級。同樣地,領配給豬肉時,一、二等家庭也可以多一些。」10
改姓名在台灣社會中引發了許多混亂。鄉土作家蔡胡是皇民化運動的親歷者。在《岳帝廟前——台南鄉土回憶錄》中,他以台灣民眾改日本姓名而鬧出的笑話,來嘲諷改姓名運動。他寫道:「一天診所來了六、七十歲的老阿婆求診,因為病歷表上須填姓名,她問『古名還是改名』,這時日本人正在推行更改姓名運動,當然要寫改名,老阿婆乃說『古名李王招治,改名是什麼『大隻貓仔』,孟龍及在旁待診的病人聽了都大笑起來……,原來他兒子把『李王』兩字改成『大木』(李王是李樹之王,當然是大木了),『招治』改成『招子』,可是變成日語發音『大木招子』就念成『大隻貓仔』了,另外也有名王井改成『奧井悌一』,日語發音又戲稱『烏龜第一』的。」11
台灣人改姓名的結果仍只是當個「末等國民」,並未受到「一視同仁」的對待。呂赫若於1946年2月發表了短篇小說《故鄉的戰事——改姓名》。小說敘述「我」偶然看到一個場面:日本小學生把候車時不守規矩的作弊的同伴罵做「改姓名的」。敘述者「我」開始很迷惑、憤怒,為被罵的小孩不平,以為他是台灣小孩,遂用了台灣話對他說:「你的改姓名就改得錯了,你看,會被人家這樣的笑了。」不料那孩子聽了「我」的台灣話,不但不吱聲,還「仔仔細細的看我了一會,他面上的筋肉都發起傲慢又輕蔑的臉色來了」。然後,氣憤憤地對「我」說:「你別侮辱著我,我是日本人,誰願意去做台灣人呢。」「我」這才明白,「改姓名」在日本人看來,原來就是「假偽」的意思!孩子是說真話的,「我」從孩子的真話里悟道:「日本人聲聲句句總說台灣人改姓名是一視同仁的,是要做真正的日本人。但敢不是在此暴露了他的肚子嗎?」12
(四)倡導生活習俗日本化
日本據台後,企圖通過迫使台灣民眾日常生活日本化的方式,來達到皇民化的目的。按照當局的要求,只有通過日常生活的充分日本化,才能體會到日本人的心境,才能在不知不覺中感受到皇民意識。由此,要求台灣人吃飯要吃日本料理,穿衣服要穿日本和服,住要住日本式榻榻米,行禮要行日本90度彎腰禮和乞討式的磕禮,結婚要在日本花嫁神前結婚,新年迎春不要貼對聯、放鞭炮,而是在正月初一遙拜宮城。打年糕、祭拜祖先,也都在禁止之列。在學校里,強制學生學習和服裁剪、插花、撫琴、茶道、舞踴、弓道等課程,企圖把日本的生活方式融入台灣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一位台灣學者指出:日治時代後期在皇民化運動與戰爭動員推行到極致時,對於極細微的日常生活都給予嚴密的控制情形。所有原本只在學校里進行的生活規律,都在此時向社會生活的領域無限擴張。而且每一個生活行事的細節都要接受像產品一樣的檢驗過程,才能達到符合『皇國國民』的標準。儘管人們非常討厭這種被控制的生活,但在皇民化運動的過程中,新的生活規律——陽曆年、周,以及機械時間,都不經意的在台灣社會擴散開來。而更重要的是,「在這波社會教育與動員下,人們開始不知不覺的接受了一種新的生活秩序觀點。這就是一種新的『團隊社會』生活的形成,在團隊社會中要能表現出『團隊力量』,正是要靠其中形成的『標準化』和『齊一化』才有可能發揮力量。在這樣的互動體制下,人們早已不知不覺深受其『秩序』的影響,而呈顯出不一樣的內在規律要求。」13
(五)強制改變宗教信仰
皇民化運動期間,日據當局在台灣全島大力推行神社崇拜,強制供奉日本「天照大神」,要求人們到日式神社參拜日本神祗,崇拜「天皇陛下」,並採用日本人的膜拜方式。「日本人認為當一個人參拜伊勢神宮時,會不知不覺地似乎感受到神在,誠惶誠恐然感動而淌下眼淚來。日本人說這種人才真的體會到了日本人才有的那種情愫感受。戰前教育認為天皇是國民的核心,由於皇祖是天照大神,因此,敬神崇祖便等於是忠君愛國。」14為了推展國家神道以達成天皇制國家的目標,日據當局除了在台灣廣建神社作為地方社會教化的中心外,亦大力動員官吏職員、學校師生、青壯年團員、婦人會員、部落振興會員及一般民眾去神社「勤勞奉仕」。舉凡神社的營造、改建、鋪路或神林的樹木栽植等,都少不了這些團體的勞動付出。這樣,既可以節省經費,也可以經由「奉仕」,加強各團體成員與神社、與祭神間在精神信仰方面的維繫。
鼓勵神社參拜是日據當局推廣國家神道重要的一環。在公學校規則中,明定台灣神社例祭日時,應集合學校師生參拜或遙拜奉祀神社,並由校長進行有關台灣神社的講解。1930年以後,對神社參拜的要求已不限於公學校,而是廣及於各級學校,甚至青年團與其他團體也要參拜。鐵道部門於1937年9月起實施台灣神社參拜團體車費打折優待。基隆神社則對參拜者發給參拜紀念章,參拜百次持有一百個紀念章者,可至市教育課換取銀獎章,擁有千個紀念章者可換取金獎章。參拜神社的人數,1938年、1939年各有約830萬人次,而1941年則有1200萬人次。以當時台灣人口約500萬-600萬比較之,此數目十分龐大。15
一些學校甚至建了小型神社。例如聞名全台灣的女校——台北第三高女、台中一中、基隆中學校內都設有小神社。台北第三高女以台灣人子弟為主體,每天要求學生到神社禱告鞠躬,然後換成拖鞋走過鋪著木板的走廊走進教室。在台灣神社例年祭前,要派學生去打掃致敬,造營台灣神宮時,也派學生參加勤勞奉仕作業。
一些學校將日式神道崇拜列為重要的教育內容。以新莊東國民學校為例,其規定每個月都必須舉行以下活動:1日皇大神宮遙拜,新莊神社參拜(奉公班);8日大詔奉戴日(詔書奉讀典禮、義務勞勤、奉公班常會、全校師生新莊神社參拜);15日皇大神宮遙拜、參與新莊神社打掃;16日新莊神社參拜(奉公班);21日月會(校長會議);25日慰問金捐獻日;26日新莊神社大清掃。16在每個月固定要舉行的7項大的活動中,便有5項與日本神道崇拜有關,這證明了皇民化教育在學校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1936年底,日本人開始強制各戶於家庭中奉祀日本的神宮大麻(即神社的神符,用以代表祭神降臨以保佑平安)。1937年,神宮大麻的奉祀數急速增至56.9萬尊。1941年更增至73.9萬尊,占該年底全台灣107.5萬住戶的68.7%。一些親歷者指出:「日本人鼓勵我們裝置神壇,從買神像到安置好,一共才三塊錢。而很多台灣人為了應付現實的情況,也都安置日本的天照大神。」17當時,凡國語家庭都要安置天照大神,天照大神要安置在比較高的地方,旁邊要放酒和松枝,在祭拜之前先拍兩下手掌。據林平泉回憶:「由於我家也是國語家庭,按理講必須安置天照大神,因為有人會來檢查。我家樓下在做生意,神明都安置在樓上,他們也懶得到樓上檢查,所以我家就沒有安置天照大神。我有一位小學同學住在北門口,他家有安置天照大神,但他們都沒有去管它,到後來卻發霉了。以前我們考中學都要填申請書,內容包括身家調查、品行等。因為我那位同學家的天照大神發霉,被老師看到。再加上他爸爸每次都喝的醉茫茫的到學校,所以他中學就無法考上。可是成績比他差的人都考上,我認為可能是他的身家調查沒通過,他也可算是皇民化運動下的犧牲者。」18
(六)實施皇民奉公運動
1941年4月,在台灣正式成立「皇民奉公會」,以總督為總裁。其指導思想是:建立所謂高度國防國家和大東亞共榮圈,顯示國體,徹底灌輸皇民精神,使台灣民眾為日本盡忠。在「臨戰體制」、「熱汗奉公」、「為聖戰而勞動」等幌子下,「皇民奉公會」大力推行「皇民奉公運動」、「儲蓄報國運動」和「增產挺身青年運動」,以榨取台灣的人力和物力供侵略戰爭之消耗。在中央本部之下,依照行政區劃,5洲3廳設支部,11市51郡設支會,56街209莊設分會;市支會下設257個區會,街莊分會之下設5404個部落會;最下層則設6.8萬多個奉公班,大約以十戶為一班。600萬台灣居民,都被納入奉公組織內,個個都是會員。奉公會的各級機構在全島範圍推行「皇民化運動」,凡是戰時生活的推行,都由它來執行。19還先後成立了奉公團、青年學生報國會、青年奉公會、產業奉公會、核心俱樂部、護國挺身隊、女子增產隊、奉公壯年團、文學奉公隊等名目繁多的團體,甚至宗教界人士也成立了宗教護國團、佛教奉公會、佛教宣傳隊等,作為奉公會的外圍組織。
日據當局尤為重視訓練女子參與奉公運動,這種訓練包括精神層面和實際行動的訓練。在精神層面,主要的事項有:要求女子努力於培養敬神崇祖及對家庭的正確信念,樹立戰時健全的家風;努力於徹底認識時局、昂揚戰鬥意志;努力於團體生活訓練的徹底,磨練女青年規律、秩序、親和、協力的精神,以及在鄉土生活中鄰保相親的風尚;認識戰時經濟的意義,急速實施經濟生活的戰時編成並加強儲蓄。除了精神層面的涵養外,在實際行動的訓練上,包括有國防的訓練、軍人援護、戰時勤勞奉仕及勞務動員、戰時教養及生活訓練、戰時保健體育等。在國防訓練上,教導軍事知識與防諜精神、授予防災、防空、救急、看護等技術訓練。在戰時勤勞奉仕及勞務動員上,則要求代替男性到一般工業及職業場所從事勞動,並協助農事作業,分擔戰時共同炊事、共同育兒等活動。在戰時教養及生活訓練上,家庭女性的角色依然被強調,如應擔負起食、衣、住、結婚觀念以及育兒方法的改良。戰時保健體育,則強調女子青年身體健康的重要性,並施以各種體力訓練。20日據當局試圖通過這些具體的舉措,將台灣女子塑造成忠於日本的「新國民」。
前期皇民奉公運動的側重點在於培養國民精神,傳授職業知識,使人人皆忠於天皇,又能從事生產勞動。後期的側重點在於軍事與體育的訓練,使人人都能投入戰鬥。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據當局組織了台灣高砂義勇隊前往南洋一帶參戰,結果不少人喪身異邦。從1937年到1945年,強召「大陸戰地軍夫」、「義勇隊」,實施「特別志願兵」制度、「海洋特別志願兵」制度、「陸軍特別志願軍」制度,要求學生入伍,並實施台籍民徵兵制度。陳映真在1988年4月2日-4日的台北《聯合報》副刊上撰文披露,總共有20萬7千餘名台灣青年分別以「軍屬」、「軍夫」和「志願軍」戰鬥員等名目被徵調投入侵略戰爭。戰死、病歿、失蹤者計5萬5千餘人,傷殘2千餘人。
必須指出的是,在日本國內,皇民奉公運動也得到了大力的開展。1941年12月《國家總動員法》頒布後,許多日本青少年學生被迫加入「國民勤務報國隊」,參加所謂的「勤勞奉仕」活動。由於戰爭的需要,許多學校被用作救護醫院、傷員中心和其他為戰爭服務的機構。在所謂的最後「決戰階段」,日本政府又頒布一系列法令,動員所有中、小學師生參加為戰爭的服務工作。由此可見,在台灣實行的皇民奉公運動是日本總體皇民奉公運動的一部分。
四、皇民化運動的社會危害性
日本殖民者以強制性手段,通過『皇民化運動』的形式進行文化融合。在這一過程中,有尖銳的矛盾衝突,有激烈的文化衝撞,台灣文化也在某種程度上接受了異質文化,使一些人的生活方式、思維意識染上了日本色彩。強制全面推行「皇民化運動」,還對一些台灣人的民族意識和國家認同造成了負面影響。這反映了日本殖民者對民眾實行奴化教育的後果,也反映了一些人對異族文化的認同、接納的現實。如在日本殖民統治下,一些人已逐漸滋生出日益明顯的親近日本文化的傾向。衣和服,住『榻榻米』,說話必帶日語,崇尚日本的教育,文化心態趨近日本,形成一種崇日疏漢的媚日意識。21
「皇民化運動」失敗了,然而確實也造就出一批以當「皇民」為榮的人。他們感恩戴德的親日情懷,結成了「日本情結」。他們「隔海看到的卻是『支那』,他們期待著成為日本殖民地的現代新國民,對傳統閩南文化習俗就不能不抱著鄙視的態度了。他們不僅對傳統文化抱著鄙視的態度,也對抱殘守缺的他們的父母輩抱著鄙視的態度。他們不看歌仔戲布袋戲,而看日本、美國電影;他們不讀『三國』、『水滸』,而讀紫式、芥川;他們不聽南管亂彈,而聽日本歌謠與西方音樂了。」22台灣作家吳濁流的小說《先生媽》中的主人公錢新發便是這樣一個人物。他對日本殖民統治者的「皇民化運動」「率先躬行」,「國語(日語)家庭,改姓名(日本姓名),也是他為首。」其生活方式全面日本化,甚至以母親不會說日本話為恥。台灣學者鄭鴻生指出「他們這一輩人是台灣受到現代教育的第一代人,然而所接受到的卻是日本殖民式現代化教育,日語是他們現代化的思想工具,也成了他們此後一輩子的思想語言。這樣一種教育卻是一種『強者邏輯』的教育:國家分強弱,弱小國家理該接受強大國家的掌控;文化分先後,落後文化理該接受先進文化的同化;人種分優劣,劣等種族理當接受優秀種族的宰制。這是以納粹德國為軸心,在『二戰』時達到最高峰的極右翼現代化意識形態的一環。這種意識形態在日本帝國的殖民教育體制里,以現代化做包裝,灌輸到我父母輩的一整個世代。」23
一部分受皇民化運動影響的人對祖國歷史文化缺乏了解,而對日本卻有好感,甚至出現了一批日本殖民者統治的「協力者」和親日派。他們有的在台灣為日據當局效力,受到民眾的唾棄;有的在偽滿政權、汪偽政權中,以通達日語的「二等日本人」身份,做日本人的爪牙。也有的在殖民統治高壓下,為了生存而去為日本人服務,如擔任基層的保正、保甲書記、街莊役場(公所)等職務。「在二戰結束半世紀之後,在日本及台灣仍有一撮人隔海唱合,企圖恢復當年的『神國』或『皇國』意識。對曾經身歷殖民地統治時期之威壓、榨取的台灣同胞而言,此等日本極右派之『綺思』,誠為不符現實的幻念,也不能不視為時代的錯位與荒謬。」24在一些具有強烈親日意識的人看來,日本才是台灣的「宗主國」、「母國」,這種心態是「皇民化」運動對台灣社會深層影響的一個表現。確實,「50年的殖民統治,40年的皇民化運動,使一些殖民地精英妄以為自己在殖民地中現代化、蛻變成文明開化的人種,妄以為台灣的文化生活因殖民統治而高於中國,從而必欲拋卻自己的祖國,企圖獨立。」25
更多的人則是屬於被稱為「亞細亞孤兒」的民眾。他們受日本的教育、懂得日語,可是仍然被日本人視為二等公民。在戰時大陸的一些地方,卻因為他們的日本籍,往往被懷疑可能是日本人的姦細,甚至被集中監視居住,皇民化運動造成了人們心靈的創傷。「亞細亞孤兒既不認同於日本,又找不到自己的歸宿,處於苦悶、彷徨的狀態。這是日本殖民統治留下的歷史的傷痕。他們的處境和心情理應得到人們的同情和理解。」26
日據時期皇民化運動的措施,往往在「內台如一」、待遇平等之類的口號下進行。這些措施無論任何一項,都不外是為了配合侵略戰爭,希望把台灣民眾改造成既傲慢且任性利已的日本皇民。然而,多數台灣人無論從表面的生活方式,還是從內在的文化思想上都沒有變成「皇民」,始終還是名副其實的中國人。中華民族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台灣人民深深眷戀自己的祖國,用各種方式頑強地保留本民族的文化傳統和生活習俗。在皇民化運動甚囂塵上的時候,台灣民眾中許多人的祖國意識、反日情感未被泯滅,民族意識與國家認同愈益強烈。葉榮鍾、蔣渭水、蔡培火、連溫卿等在日據時代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不僅沒有成為皇民,反而成為反日民族運動的中堅和骨幹。皇民化政策的失敗,使得一些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認:日本人在台灣只有37萬人,台灣人有數百萬人,兩相比較,以此方法來同化本島人恐怕是不可能的事。「能同化有幾千年歷史傳統的幾百萬人之民族,是絕沒有先例的」。
1945年8月,隨著日本的戰敗,皇民化運動在台灣走向了終結。毫無疑問,對皇民化運動的深入探討,將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認識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認識其在台灣實行殖民統治的罪惡目的,進而從歷史事件中吸取有益的借鑑。
關於日據時期台灣皇民化運動若干問題的探討
2016-06-27 由 古籍 發表于資訊
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為加強對台灣社會的控制,實行了皇民化運動。對這一運動,海峽兩岸的學者都進行了探討和論述,取得了一定的學術成果。本文試圖在此基礎上,從一個新的視角對此作進一步的探討。
一、皇民化運動的實質和思想基礎
什麼是皇民化運動?皇民化運動有時又被稱為「皇民化教育」,指日本通過在台灣實施一整套強制推行日本文化、培養台灣民眾成為天皇臣民、隔絕台灣與中國文化聯繫的教育活動。這一運動試圖徹底毀滅中華民族所固有的精神文化生活和文化傳統,把台灣人民塑造成日本統治下的「皇民」,為其所發動的侵略戰爭效力。「日本殖民者在台灣實施『皇民化運動』,是一場對殖民地人民的強制同化運動,它嚴重侵犯了台灣同胞的生命財產和自身利益,日本殖民者妄圖把台灣人塑造成對他們俯首貼耳的畸形『日本人』。他們的倒行逆施,對於廣大的台灣同胞來說,只能引起強烈的不滿和反抗。」
1還有學者認為:「所謂『皇民化運動』,是日本殖民當局一貫施行於台灣的種族同化政策在『戰時體制』下的瘋狂發展。它不僅殘酷地壓榨和掠奪台灣人民的經濟資源,而且極其野蠻地侵犯和踐踏了台灣同胞十分珍視的民族文化傳統和民族獨立精神,破壞了台灣同胞世代相傳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不僅如此,『皇民化』作為一種複雜而殘忍的『洗腦』機制,它對於台灣人民的精神荼毒與戕害,更是遺患於後世。」
2有學者認為,皇民化就是同化。但從日據時期台灣社會的實際情形來看,皇民化似乎比同化的意義要更強烈些,是在同化的基礎上形成的,可視為同化的一種深入形態。這主要體現在日據當局反覆強調的所謂皇民標準上,如要求台灣民眾堅信大日本國乃是神國,提出要像日本臣民那樣忠君愛國等。
皇民化運動的思想基礎是日本人所極力維護的皇道。皇道是一種具有鼓勵性的政治神學,這一學說認為,天皇是日本過去和現在真正的活的化身,並且是所有人應該追隨的道德完美的典範。同時,強調應使日本避免追隨外來的主張學說,如西方的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和共產主義。堅信只要能主宰自己,日本民族就會重新獲得自尊,就能夠向西方的政治信條展開「聖戰」。「『皇道』成為壓倒日本人熱衷於西方精神和經濟征服的慣用語。不僅是軍事方面,包括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它都為日本人提供了思想和感情上的方向。此外,它使日本人對於由於惡意攻擊和自以為是而強加給他人的痛苦,感覺遲鈍。」
3皇民化運動還與日本傳統的「八荒一宇」、天下歸一的理論相聯繫。這一理論確信,日本天皇將永遠是一個站在文明開化最前沿的推動歷史前進的,具有領袖資質的政治領袖。由此,主張「今日之日本不應限於日本這一小範圍,更不應停留於東洋的日本的地位,也不應止於世界的日本的地位。這是日本承擔世界使命的時代。日本要成為中心,成為主體,成為指揮者,日本正進入領導全世界的時代。」4即是說,普天之下,每個國家各得其所,同時又都要承認日本的領導地位。
二、皇民化運動的發展階段
以往,不少研究者都將台灣實施皇民化運動的時間界定在全面抗戰爆發以後。其實,皇民化運動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其實施大致分為三個時期。日據初期至1937年為漸進皇民化時期,這一時期,日據當局通過實施一系列的方針政策,對台灣民眾進行潛移默化的皇民薰陶。1937年-1940年為國民精神總動員時期。台灣總督府通過制訂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綱要,要求「確立對時局的認識,強化國民意識」。同時,舉辦各種活動,企圖灌輸大日本臣民意識,以便從思想上消除台灣人民的祖國觀念。1941年-1945年為皇民奉公運動時期,日據當局試圖徹底落實日本皇國思想,驅使台灣人為日本帝國盡忠。通過要求台灣民眾參加各種奉公會團體,從而將這場運動推向台灣社會的各個層面。
「皇民化」這一惡毒的「滅種」政策,雖然在七七事變後才開始大規模推行,但卻是日本帝國主義在占據台灣後即開始著手規劃的一種預定的政策。日本自從統治台灣以來,就開始在許多領域推行皇民化運動。1895年5月29日,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抵達基隆港後,在對文武百官的訓令中強調台灣是日本帝國的新版圖,是還未接受皇民化之地,從現在開始,須以愛育撫宇為主旨,使其沐浴皇恩,樂意歸屬日本。此後,他多次表達了這一主張。早期,考慮到台灣人的強烈反抗情緒,日據當局還不敢全面積極地推行皇民化運動,但普遍實施的日文教育、廣設神社強制台灣人參拜等,都可視為皇民化的一部分。有台灣人士認為,日本真正開始積極推行皇民化運動,是從第八任總督田健次郎開始。他於1922年2月6日廢除差別教育,實施日台人共學制,實施所謂一視同仁的同化政策,並設置通婚制度。第十六任總督中川建藏,於1932年修正地方自治制度,設立州市議決機關、鄉鎮諮詢機關,加速了皇民化運動的進程。對皇民化運動產生重要影響的人物是小林躋造。眾所周知,早期的台灣總督都由軍人擔任。自1919年起,為改變所謂的國際形象,改派文官任台灣總督。七七事變前,為適應發動全面侵略戰爭的需要,日本政府於1936年9月重派軍人任台灣總督。海軍大將小林躋造就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出任了總督。上任不久,小林躋造在一次內部演講中憂心忡忡地說:從軍事上觀察台灣,確為日本國防的重要據點。台灣無論在政治、經濟和國防上,都與日本有重大關係。倘若此地居住的台灣民眾缺乏作為日本人應有的精神思想,國防上便猶如處於火山口上。強調必須排除萬難,不斷致力於教化事業,使台灣人成為真正的日本人,除此別無他徑。小林躋造針對日本政府的整體侵略擴張戰略及台灣所處的地位,提出治理台灣的三大基本方針,即南進基地化、工業化和皇民化。南進基地化,指日本應把台灣作為向中國華南及東南亞擴張的據點和橋頭堡;工業化,指日本應把台灣作為軍需物資的供應地,大力為侵略戰爭服務;皇民化,在於將台灣人同化為日本帝國的臣民,以便受其任意驅使。為此,日據當局力圖通過灌輸國民精神、振興普通教育、匡勵語言風俗等手段,來「培養忠良帝國臣民的素質」。小林躋造任內,還修改戶口規則,規定台灣民眾改日本姓名的辦法,強迫其改姓名。此後,台灣總督府在於七七事變之後制定的「皇民化」方略中,進一步提出把「日本國民精神」滲透到島民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中去,以確實達到「內台一如」的境地。第十八任台灣總督長谷川清於1941年6月下令成立皇民奉公會,從而使皇民化運動達到高潮。「推行皇民化運動最積極的時間,是從1941年末開始,這也是日本發動大東亞戰爭開始的時候。台灣人一方面要忍受戰爭的苦楚,一方面又必須為大日本帝國的光榮犧牲奉獻。」5
日本人竹內清於1939年在台灣新民報上刊發一篇評論,指出:「皇民化運動不是今天才有,早在四十三年前就已經開始,但依我看,自從領台以來未曾有過像自中日事變迄今這樣熱烈強調並進行…『皇民化』是意指『日本人化』,但本島人已經於四十三年前成為日本人了,因此只說『變成日本人』,所指的內容過於薄弱。因為真正的意思是『變成為忠良日本人』,所以問題不但是本島人的,也是日本人的。內地人未必是完成的日本人,同樣在新隸屬之民本島人當中未完成的人尚多,是當然的事。」另一位日本人尾崎秀樹針對竹內清這番話指出:「皇民化的原先計劃,應該是領台以來,更嚴密的講,是從差別政策改為同化政策以來,日本統治者所預定的計劃。日本的統治,若依照原來所定目標結出日台同化的果實,就不需要在七七事變以後才拚命地去推行『皇民化』運動。這事實證明,現實的情況與『皇民化』的理想有一段距離。借用當時的流行話:若同化政策是意指成為日本人,則『皇民化』的意思是『成為忠良的日本人』。但日本統治者所希望的『皇民化』的實態,不是台灣人做為日本人活,而是做為日本人死。因此『做為忠良的日本人』的意思是指發現『做為日本人死』的道理,並為它奮進。」6顯然,皇民化運動是一個漸進的漫長過程,早在日據初期就已開始實施。只不過到全面抗戰爆發後,隨著日本擴大侵略戰爭,這一運動逐漸被日據當局推向了極致,其為殖民運動服務的指向性愈益明顯。
三、皇民化運動的內容構成
皇民化運動的內容十分蕪雜,舉凡日據時期的許多統治措施都被納入了皇民化運動的範疇,難以對其進行全面的明確的區分。不過,就其主要方面而言,以下一些內容值得人們關注。
(一)大力推行日語
日據當局強調,皇民化運動實施的有效辦法,有待於國語(日語)的徹底使用。在他們看來,推行日語不但便於貫徹政令,使日本人和台灣人之間易於進行思想溝通和感情交流,而且隨著漢語的被強行廢止,還可使台灣人逐步忘掉故國。所以,據台初期便不斷對台灣民眾進行日語教學實驗,推廣日語的工作也在一定層面上展開。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步建立起了龐大的日語推廣系統。
日據當局把日語定為台灣的「國語」,強令各級學校的所有漢語課程一律停開,所有報紙的漢文版一律取消,不論男女老幼都必須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日語。同時,發布種種禁令和懲罰措施,強迫台灣民眾使用日語。1933年,提出「國語普及十年計劃」,要求在10年之內,使50%的台灣人能掌握日語。花蓮地方當局規定,公務人員在公眾場合不使用日語的一律解職。羅東郡三星莊竟然發布規約,強調凡不學日語者要處以繳交「過殆金」的懲罰。日據當局還制定了「國語常用家庭認定製度」。凡被認定為全家都講日語的所謂「國語常用家庭」,由州知事發給認可證書、證章及門標,「以示優異」,由當局予以表彰,並給其成員以各種優先權。在普通學校中,規定台籍教師一律穿和服、講日語;學生在學校和家裡必須講日語。為了鼓勵台灣民眾學習日語,日據當局極力排斥懂漢語的中國知識分子。1937年,日據當局又公開提出:「絕對禁止使用台灣語和漢文,不滿者滾回支那去!」對於不懂日語的人,外出乘車往往遭白眼,並被鄙視地說:「你不是皇民,買票要到後面去。」甚至認為其無資格乘車,拒不售票。
日據當局大力發展日語講習所、簡易日語講習所、日語保育園等設施,即便在偏遠村莊也設立了日語講習所,強迫「國校」教師來義務上課。就連上了年紀的阿公、阿婆也被強迫去上課。1936年,全台灣的日語講習所達2197處、學生131799人,簡易日語講習所1735處、學生73415人。至1940年,前者達11206處、學生547469人,後者達4627處、學生215794人。戰爭末期,更設立許多日語夜間講習所。在各種講習所學習的學生總數超過100萬人。在原住民聚居地區,也大力開展日語普及活動。1939年,原住民區域的日語講習所達265處,學生17921人,日語普及會11處,會員415人。從1936年至1939年,日語普及程度不斷提高。據台灣總督府統計,1937年日語普及率為37、8%,1940年為51%,1944年則達到71%。7
(二)進行奴化教育
日據當局始終把奴化教育作為皇民化運動的一項重要措施。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內田嘉吉坦言,教育的目的是為了使台灣人成為日本的善良臣民,即以同化為目的。東鄉實也說:「大體上,即以將作為中華民族的台灣人同化於日本為其根本方針。」由此,強迫學生接受日本國民訓練,大力醜化中國,消除學生的故國觀念,提倡敬仰天皇,了解日本對東亞及世界之神聖使命,以期樹立「忠君愛國」觀,並培養勇猛、好勝、服從的日本式國民性格。
七七事變前,台灣的初等學校分為專收台灣兒童的公學校、專收日本兒童的小學校和專收高山族兒童的教育所。開辦學校的目的,正如後藤新平所說:「不過為普及國語(日語)的起見而已。」據一位台灣人士回憶:「在公學校六年中,正直日本在台灣推展皇民化運動,學校課程完全以皇民教育為主。學校教導我們是堂堂的日本人,並灌輸我們日本帝國子民的觀念。日本國旗一定掛在運動場的東北方,每天朝會時我們都要唱日本國歌,向東北方的宮城遙拜,向天皇示敬。每個禮拜都有一堂修身課教導我們如何做一個皇民,上課時老師舉的例都是日本故事,讀的地理也都是日本地理,包括台灣。我還記得當時的地圖上台灣和日本一樣塗的是紅色,朝鮮也同樣是紅色,因為這些都是日本領土。」8為了強化同化教育,從1941年度起,日據當局將小學校、公學校改稱為國民學校,其教育原則是「以皇國之道為準繩,進行國民基礎鍛鍊」。同時,規定中等學校的教育目標是「鍛鍊中堅有為的皇國國民」。高等學校「以皇國之道為準則,鍛鍊國家有用的人材」。師範學校「以皇國之道為主旨,體會皇國使命,培養不辱皇國國民資格的人物」。根據「內台一如」的要求,強調台灣各級各類學校的辦學方針都必須與日本本土學校的辦學方針一致。
這一時期,各級學校中的皇民化教育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以新莊東國民學校為例。每天朝會,照例要升太陽旗,要求學生聽著歌頌日本皇室萬世興盛的國歌,以注目禮望著太陽旗如太陽般冉冉上升。大約在太平洋戰爭一周年起便開始唱「隨軍征海」歌——這是一首表達決心隨時隨地為天皇獻軀效忠的歌。它接在國歌之後,據說由於悲壯至極,在唱完國歌后再唱這一首歌時,歌唱者不由得會慷慨激昂起來,會產生願為天皇不惜獻出生命的一種情緒來。為達到這個效果,大政翼贊會便指定它為僅次於國歌的「國民之歌」,規定在各種集會時必須齊唱!由於差不多天天聽、天天唱,所以,必須效忠天皇這件事,便銘刻在幼小的心靈上。然後輪到校長做精神訓話,最後由高等科2年制——最高年級長,帶領全體同學大聲喊叫誓詞:「感謝皇恩浩蕩,敬皇祖神祗,成為很有禮貌的學生;不撒謊、不作假,成為心地坦蕩的學生;能說一口好國語,成為很守規矩的學生;身心保持潔凈,成為愛好清潔的學生;煉成健壯的身體,成為勤奮愛工作的學生。」9
(三)強制推行改用日式姓名
1939年2月11日,日本政府決定在台灣和朝鮮這兩塊殖民地實行改換日本式姓名的政策。從1940年起,日據當局公布「台籍民改日本姓名促進綱要」,要求台灣民眾將祖先留傳的姓氏和父母定下的名字一律改為日本式姓名。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據當局在台灣實行了極為嚴厲的經濟管制,對日用品實行配給制。同時,卻規定台灣人只要改了日本式姓名,可以在學生就學、生活用品配給上與日本人享受相同待遇。由於當時生活處於極端困難的處境,一些人迫於生計,不得不改換日本姓名。據曾加入過日本軍隊的台灣人簡傳枝回憶:「那時進入部隊的人,除了極少數人未改日本姓名外,幾乎都改了姓名。我本來申請的姓是『竹間』,但因為這兩個字合起來就是一個『簡』字,上級沒有核准,只好改為『竹內』。我再取本名中的『傳』字,加上我是長男這一事實,取『一』字,而改名為『竹內傳一』。我當初志願當兵和改姓名的動機就是這麼單純。直到進入第四部隊後,才聽家父提到,改姓名的家庭或家裡有人當兵的『出征家庭』,可以享有比較好的待遇。」「出征家庭和日本內地人在待遇上都是一等國民,軍屬、軍夫、改姓名者和國(日)語家庭等屬於二等國民,一般台灣人是三等國民。以糖的配給而言,一般人領的如果是黑糖,改姓名者或出征家庭就可以領到赤砂糖,因為赤砂糖比黑糖高級。同樣地,領配給豬肉時,一、二等家庭也可以多一些。」10
改姓名在台灣社會中引發了許多混亂。鄉土作家蔡胡是皇民化運動的親歷者。在《岳帝廟前——台南鄉土回憶錄》中,他以台灣民眾改日本姓名而鬧出的笑話,來嘲諷改姓名運動。他寫道:「一天診所來了六、七十歲的老阿婆求診,因為病歷表上須填姓名,她問『古名還是改名』,這時日本人正在推行更改姓名運動,當然要寫改名,老阿婆乃說『古名李王招治,改名是什麼『大隻貓仔』,孟龍及在旁待診的病人聽了都大笑起來……,原來他兒子把『李王』兩字改成『大木』(李王是李樹之王,當然是大木了),『招治』改成『招子』,可是變成日語發音『大木招子』就念成『大隻貓仔』了,另外也有名王井改成『奧井悌一』,日語發音又戲稱『烏龜第一』的。」11
台灣人改姓名的結果仍只是當個「末等國民」,並未受到「一視同仁」的對待。呂赫若於1946年2月發表了短篇小說《故鄉的戰事——改姓名》。小說敘述「我」偶然看到一個場面:日本小學生把候車時不守規矩的作弊的同伴罵做「改姓名的」。敘述者「我」開始很迷惑、憤怒,為被罵的小孩不平,以為他是台灣小孩,遂用了台灣話對他說:「你的改姓名就改得錯了,你看,會被人家這樣的笑了。」不料那孩子聽了「我」的台灣話,不但不吱聲,還「仔仔細細的看我了一會,他面上的筋肉都發起傲慢又輕蔑的臉色來了」。然後,氣憤憤地對「我」說:「你別侮辱著我,我是日本人,誰願意去做台灣人呢。」「我」這才明白,「改姓名」在日本人看來,原來就是「假偽」的意思!孩子是說真話的,「我」從孩子的真話里悟道:「日本人聲聲句句總說台灣人改姓名是一視同仁的,是要做真正的日本人。但敢不是在此暴露了他的肚子嗎?」12
(四)倡導生活習俗日本化
日本據台後,企圖通過迫使台灣民眾日常生活日本化的方式,來達到皇民化的目的。按照當局的要求,只有通過日常生活的充分日本化,才能體會到日本人的心境,才能在不知不覺中感受到皇民意識。由此,要求台灣人吃飯要吃日本料理,穿衣服要穿日本和服,住要住日本式榻榻米,行禮要行日本90度彎腰禮和乞討式的磕禮,結婚要在日本花嫁神前結婚,新年迎春不要貼對聯、放鞭炮,而是在正月初一遙拜宮城。打年糕、祭拜祖先,也都在禁止之列。在學校里,強制學生學習和服裁剪、插花、撫琴、茶道、舞踴、弓道等課程,企圖把日本的生活方式融入台灣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一位台灣學者指出:日治時代後期在皇民化運動與戰爭動員推行到極致時,對於極細微的日常生活都給予嚴密的控制情形。所有原本只在學校里進行的生活規律,都在此時向社會生活的領域無限擴張。而且每一個生活行事的細節都要接受像產品一樣的檢驗過程,才能達到符合『皇國國民』的標準。儘管人們非常討厭這種被控制的生活,但在皇民化運動的過程中,新的生活規律——陽曆年、周,以及機械時間,都不經意的在台灣社會擴散開來。而更重要的是,「在這波社會教育與動員下,人們開始不知不覺的接受了一種新的生活秩序觀點。這就是一種新的『團隊社會』生活的形成,在團隊社會中要能表現出『團隊力量』,正是要靠其中形成的『標準化』和『齊一化』才有可能發揮力量。在這樣的互動體制下,人們早已不知不覺深受其『秩序』的影響,而呈顯出不一樣的內在規律要求。」13
(五)強制改變宗教信仰
皇民化運動期間,日據當局在台灣全島大力推行神社崇拜,強制供奉日本「天照大神」,要求人們到日式神社參拜日本神祗,崇拜「天皇陛下」,並採用日本人的膜拜方式。「日本人認為當一個人參拜伊勢神宮時,會不知不覺地似乎感受到神在,誠惶誠恐然感動而淌下眼淚來。日本人說這種人才真的體會到了日本人才有的那種情愫感受。戰前教育認為天皇是國民的核心,由於皇祖是天照大神,因此,敬神崇祖便等於是忠君愛國。」14為了推展國家神道以達成天皇制國家的目標,日據當局除了在台灣廣建神社作為地方社會教化的中心外,亦大力動員官吏職員、學校師生、青壯年團員、婦人會員、部落振興會員及一般民眾去神社「勤勞奉仕」。舉凡神社的營造、改建、鋪路或神林的樹木栽植等,都少不了這些團體的勞動付出。這樣,既可以節省經費,也可以經由「奉仕」,加強各團體成員與神社、與祭神間在精神信仰方面的維繫。
鼓勵神社參拜是日據當局推廣國家神道重要的一環。在公學校規則中,明定台灣神社例祭日時,應集合學校師生參拜或遙拜奉祀神社,並由校長進行有關台灣神社的講解。1930年以後,對神社參拜的要求已不限於公學校,而是廣及於各級學校,甚至青年團與其他團體也要參拜。鐵道部門於1937年9月起實施台灣神社參拜團體車費打折優待。基隆神社則對參拜者發給參拜紀念章,參拜百次持有一百個紀念章者,可至市教育課換取銀獎章,擁有千個紀念章者可換取金獎章。參拜神社的人數,1938年、1939年各有約830萬人次,而1941年則有1200萬人次。以當時台灣人口約500萬-600萬比較之,此數目十分龐大。15
一些學校甚至建了小型神社。例如聞名全台灣的女校——台北第三高女、台中一中、基隆中學校內都設有小神社。台北第三高女以台灣人子弟為主體,每天要求學生到神社禱告鞠躬,然後換成拖鞋走過鋪著木板的走廊走進教室。在台灣神社例年祭前,要派學生去打掃致敬,造營台灣神宮時,也派學生參加勤勞奉仕作業。
一些學校將日式神道崇拜列為重要的教育內容。以新莊東國民學校為例,其規定每個月都必須舉行以下活動:1日皇大神宮遙拜,新莊神社參拜(奉公班);8日大詔奉戴日(詔書奉讀典禮、義務勞勤、奉公班常會、全校師生新莊神社參拜);15日皇大神宮遙拜、參與新莊神社打掃;16日新莊神社參拜(奉公班);21日月會(校長會議);25日慰問金捐獻日;26日新莊神社大清掃。16在每個月固定要舉行的7項大的活動中,便有5項與日本神道崇拜有關,這證明了皇民化教育在學校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1936年底,日本人開始強制各戶於家庭中奉祀日本的神宮大麻(即神社的神符,用以代表祭神降臨以保佑平安)。1937年,神宮大麻的奉祀數急速增至56.9萬尊。1941年更增至73.9萬尊,占該年底全台灣107.5萬住戶的68.7%。一些親歷者指出:「日本人鼓勵我們裝置神壇,從買神像到安置好,一共才三塊錢。而很多台灣人為了應付現實的情況,也都安置日本的天照大神。」17當時,凡國語家庭都要安置天照大神,天照大神要安置在比較高的地方,旁邊要放酒和松枝,在祭拜之前先拍兩下手掌。據林平泉回憶:「由於我家也是國語家庭,按理講必須安置天照大神,因為有人會來檢查。我家樓下在做生意,神明都安置在樓上,他們也懶得到樓上檢查,所以我家就沒有安置天照大神。我有一位小學同學住在北門口,他家有安置天照大神,但他們都沒有去管它,到後來卻發霉了。以前我們考中學都要填申請書,內容包括身家調查、品行等。因為我那位同學家的天照大神發霉,被老師看到。再加上他爸爸每次都喝的醉茫茫的到學校,所以他中學就無法考上。可是成績比他差的人都考上,我認為可能是他的身家調查沒通過,他也可算是皇民化運動下的犧牲者。」18
(六)實施皇民奉公運動
1941年4月,在台灣正式成立「皇民奉公會」,以總督為總裁。其指導思想是:建立所謂高度國防國家和大東亞共榮圈,顯示國體,徹底灌輸皇民精神,使台灣民眾為日本盡忠。在「臨戰體制」、「熱汗奉公」、「為聖戰而勞動」等幌子下,「皇民奉公會」大力推行「皇民奉公運動」、「儲蓄報國運動」和「增產挺身青年運動」,以榨取台灣的人力和物力供侵略戰爭之消耗。在中央本部之下,依照行政區劃,5洲3廳設支部,11市51郡設支會,56街209莊設分會;市支會下設257個區會,街莊分會之下設5404個部落會;最下層則設6.8萬多個奉公班,大約以十戶為一班。600萬台灣居民,都被納入奉公組織內,個個都是會員。奉公會的各級機構在全島範圍推行「皇民化運動」,凡是戰時生活的推行,都由它來執行。19還先後成立了奉公團、青年學生報國會、青年奉公會、產業奉公會、核心俱樂部、護國挺身隊、女子增產隊、奉公壯年團、文學奉公隊等名目繁多的團體,甚至宗教界人士也成立了宗教護國團、佛教奉公會、佛教宣傳隊等,作為奉公會的外圍組織。
日據當局尤為重視訓練女子參與奉公運動,這種訓練包括精神層面和實際行動的訓練。在精神層面,主要的事項有:要求女子努力於培養敬神崇祖及對家庭的正確信念,樹立戰時健全的家風;努力於徹底認識時局、昂揚戰鬥意志;努力於團體生活訓練的徹底,磨練女青年規律、秩序、親和、協力的精神,以及在鄉土生活中鄰保相親的風尚;認識戰時經濟的意義,急速實施經濟生活的戰時編成並加強儲蓄。除了精神層面的涵養外,在實際行動的訓練上,包括有國防的訓練、軍人援護、戰時勤勞奉仕及勞務動員、戰時教養及生活訓練、戰時保健體育等。在國防訓練上,教導軍事知識與防諜精神、授予防災、防空、救急、看護等技術訓練。在戰時勤勞奉仕及勞務動員上,則要求代替男性到一般工業及職業場所從事勞動,並協助農事作業,分擔戰時共同炊事、共同育兒等活動。在戰時教養及生活訓練上,家庭女性的角色依然被強調,如應擔負起食、衣、住、結婚觀念以及育兒方法的改良。戰時保健體育,則強調女子青年身體健康的重要性,並施以各種體力訓練。20日據當局試圖通過這些具體的舉措,將台灣女子塑造成忠於日本的「新國民」。
前期皇民奉公運動的側重點在於培養國民精神,傳授職業知識,使人人皆忠於天皇,又能從事生產勞動。後期的側重點在於軍事與體育的訓練,使人人都能投入戰鬥。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據當局組織了台灣高砂義勇隊前往南洋一帶參戰,結果不少人喪身異邦。從1937年到1945年,強召「大陸戰地軍夫」、「義勇隊」,實施「特別志願兵」制度、「海洋特別志願兵」制度、「陸軍特別志願軍」制度,要求學生入伍,並實施台籍民徵兵制度。陳映真在1988年4月2日-4日的台北《聯合報》副刊上撰文披露,總共有20萬7千餘名台灣青年分別以「軍屬」、「軍夫」和「志願軍」戰鬥員等名目被徵調投入侵略戰爭。戰死、病歿、失蹤者計5萬5千餘人,傷殘2千餘人。
必須指出的是,在日本國內,皇民奉公運動也得到了大力的開展。1941年12月《國家總動員法》頒布後,許多日本青少年學生被迫加入「國民勤務報國隊」,參加所謂的「勤勞奉仕」活動。由於戰爭的需要,許多學校被用作救護醫院、傷員中心和其他為戰爭服務的機構。在所謂的最後「決戰階段」,日本政府又頒布一系列法令,動員所有中、小學師生參加為戰爭的服務工作。由此可見,在台灣實行的皇民奉公運動是日本總體皇民奉公運動的一部分。
四、皇民化運動的社會危害性
日本殖民者以強制性手段,通過『皇民化運動』的形式進行文化融合。在這一過程中,有尖銳的矛盾衝突,有激烈的文化衝撞,台灣文化也在某種程度上接受了異質文化,使一些人的生活方式、思維意識染上了日本色彩。強制全面推行「皇民化運動」,還對一些台灣人的民族意識和國家認同造成了負面影響。這反映了日本殖民者對民眾實行奴化教育的後果,也反映了一些人對異族文化的認同、接納的現實。如在日本殖民統治下,一些人已逐漸滋生出日益明顯的親近日本文化的傾向。衣和服,住『榻榻米』,說話必帶日語,崇尚日本的教育,文化心態趨近日本,形成一種崇日疏漢的媚日意識。21
「皇民化運動」失敗了,然而確實也造就出一批以當「皇民」為榮的人。他們感恩戴德的親日情懷,結成了「日本情結」。他們「隔海看到的卻是『支那』,他們期待著成為日本殖民地的現代新國民,對傳統閩南文化習俗就不能不抱著鄙視的態度了。他們不僅對傳統文化抱著鄙視的態度,也對抱殘守缺的他們的父母輩抱著鄙視的態度。他們不看歌仔戲布袋戲,而看日本、美國電影;他們不讀『三國』、『水滸』,而讀紫式、芥川;他們不聽南管亂彈,而聽日本歌謠與西方音樂了。」22台灣作家吳濁流的小說《先生媽》中的主人公錢新發便是這樣一個人物。他對日本殖民統治者的「皇民化運動」「率先躬行」,「國語(日語)家庭,改姓名(日本姓名),也是他為首。」其生活方式全面日本化,甚至以母親不會說日本話為恥。台灣學者鄭鴻生指出「他們這一輩人是台灣受到現代教育的第一代人,然而所接受到的卻是日本殖民式現代化教育,日語是他們現代化的思想工具,也成了他們此後一輩子的思想語言。這樣一種教育卻是一種『強者邏輯』的教育:國家分強弱,弱小國家理該接受強大國家的掌控;文化分先後,落後文化理該接受先進文化的同化;人種分優劣,劣等種族理當接受優秀種族的宰制。這是以納粹德國為軸心,在『二戰』時達到最高峰的極右翼現代化意識形態的一環。這種意識形態在日本帝國的殖民教育體制里,以現代化做包裝,灌輸到我父母輩的一整個世代。」23
一部分受皇民化運動影響的人對祖國歷史文化缺乏了解,而對日本卻有好感,甚至出現了一批日本殖民者統治的「協力者」和親日派。他們有的在台灣為日據當局效力,受到民眾的唾棄;有的在偽滿政權、汪偽政權中,以通達日語的「二等日本人」身份,做日本人的爪牙。也有的在殖民統治高壓下,為了生存而去為日本人服務,如擔任基層的保正、保甲書記、街莊役場(公所)等職務。「在二戰結束半世紀之後,在日本及台灣仍有一撮人隔海唱合,企圖恢復當年的『神國』或『皇國』意識。對曾經身歷殖民地統治時期之威壓、榨取的台灣同胞而言,此等日本極右派之『綺思』,誠為不符現實的幻念,也不能不視為時代的錯位與荒謬。」24在一些具有強烈親日意識的人看來,日本才是台灣的「宗主國」、「母國」,這種心態是「皇民化」運動對台灣社會深層影響的一個表現。確實,「50年的殖民統治,40年的皇民化運動,使一些殖民地精英妄以為自己在殖民地中現代化、蛻變成文明開化的人種,妄以為台灣的文化生活因殖民統治而高於中國,從而必欲拋卻自己的祖國,企圖獨立。」25
更多的人則是屬於被稱為「亞細亞孤兒」的民眾。他們受日本的教育、懂得日語,可是仍然被日本人視為二等公民。在戰時大陸的一些地方,卻因為他們的日本籍,往往被懷疑可能是日本人的姦細,甚至被集中監視居住,皇民化運動造成了人們心靈的創傷。「亞細亞孤兒既不認同於日本,又找不到自己的歸宿,處於苦悶、彷徨的狀態。這是日本殖民統治留下的歷史的傷痕。他們的處境和心情理應得到人們的同情和理解。」26
日據時期皇民化運動的措施,往往在「內台如一」、待遇平等之類的口號下進行。這些措施無論任何一項,都不外是為了配合侵略戰爭,希望把台灣民眾改造成既傲慢且任性利已的日本皇民。然而,多數台灣人無論從表面的生活方式,還是從內在的文化思想上都沒有變成「皇民」,始終還是名副其實的中國人。中華民族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台灣人民深深眷戀自己的祖國,用各種方式頑強地保留本民族的文化傳統和生活習俗。在皇民化運動甚囂塵上的時候,台灣民眾中許多人的祖國意識、反日情感未被泯滅,民族意識與國家認同愈益強烈。葉榮鍾、蔣渭水、蔡培火、連溫卿等在日據時代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不僅沒有成為皇民,反而成為反日民族運動的中堅和骨幹。皇民化政策的失敗,使得一些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認:日本人在台灣只有37萬人,台灣人有數百萬人,兩相比較,以此方法來同化本島人恐怕是不可能的事。「能同化有幾千年歷史傳統的幾百萬人之民族,是絕沒有先例的」。
1945年8月,隨著日本的戰敗,皇民化運動在台灣走向了終結。毫無疑問,對皇民化運動的深入探討,將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認識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認識其在台灣實行殖民統治的罪惡目的,進而從歷史事件中吸取有益的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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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民化運動(日語:皇民化教育/こうみんかきょういく kōminka kyōiku),即日本化運動,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對其統治下的本國少數民族以及殖民地族群,推行的一系列同化政策,希望讓這些族群認同日本與日本天皇,同化為完全的日本人。主要影響地包括琉球、臺灣、朝鮮、與滿洲等地。發起人主要有日軍軍部、右翼內閣大臣等。

「皇民」語源
出自《續日本紀》第37卷桓武天皇延曆2年(783年)的勅言:「同曰皇民,豈合如此。」[1]
背景
台灣總督府在統治台灣後,除了推動日本語的教育之外,同時尊重台灣文化的方式,容許台灣語(閩南語及客家話)以及台灣文化與日本文化並存的政策。1936年9月,新任總督小林躋造上任,提出統治台灣三原則:「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其內容包括臺灣人改日本姓氏、推行「國語運動」、「寺廟整理」與「正廳改善」等;提升臺灣工業水準,發展軍需工業,建設臺灣以成為日本執行「南進政策」的基地。[2]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為了配合日本本土的「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台灣總督府開始調整對台政策,並在台灣推行了一系列強制同化的政策,同時抹去台灣人對中國的認同,皇民化運動便是這種環境下的產物。1941年4月9日,日本成立皇民奉公會,皇民化運動轉入第二階段,即皇民奉公運動,驅使台灣人爲日本帝國盡忠、為戰爭效命。而朝鮮也在不久後開始推動創氏改名與要求朝鮮人朗讀皇國臣民之誓詞的運動。
措施
推行日本語言的政策,限制對原本語言的使用,推動「國語家庭」(國語の家)。
更改姓氏運動:要求改用日本姓氏,皇民化時代改日本姓的公務員,較有升遷機會。比如李登輝改名為「岩里政男」、邱創煥家改姓「岡田」[3]等。在NHK製作的「JAPANデビュー」第一回 「アジアの「一等國」」裡面,受訪曾改名的台灣人說,當時改名有一定規範,比如他姓林,雖然日本也有「林」的姓氏,但是一定要改為大林、小林等,不能維持原本漢姓。不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為了保留過去台灣漢人的漢姓(就算只有痕跡也好),在改姓氏這方面也下了很多功夫。目前有史可考的改法如下:
拆字法:「黃」改為「共田」(Kyota)或「廣內」(Hirouchi);「尹」改為「伊東」(Ito);「周」改為「田口」(Taguchi);「崔」改為「佳山」(Kayama);「簡」改為「竹間(Chikuma)」;「沈」改為「欠川」 (Kakekawa);「洪」改為「共川」(Kyokawa)或「三井」(Mitsui);「石」改為「岩下」(Iwashita);「呂」改為「宮下」(Miyashita)等。
同音法(日文同音):「蔡」改為「佐井」(Sai);「謝」改為「四谷」(Shiya);「戴」改為「田井」(Tai)等
明示法:「江」改為「生江」(Namae);「莊」改為「本庄」(Honjo);「高」改為「高川」(Takakawa)或「高野」(Koya);「武」改為「武田」(Takeda)等。
暗示法:「陳」改為「東城」(Toujou);「楊」改為「小柳」(Koyanagi);「湯」改為「伊佐」(Isa)等。
要求一般人民對日之丸國旗的敬愛,並要求齊唱君之代國歌。
建立神道教的象徵物神社。
基於教育敕語的國家教育。
穿著和服等日式服飾。
歷史
琉球
琉球遭受薩摩藩的入侵,並長時期受到干預,變相成為薩摩藩附屬地。經二次琉球處分,日本廢除琉球藩,改為沖繩縣,令琉球最終滅國。
臺灣
1894年清日甲午戰爭爆發,大清帝國戰敗後,與大日本帝國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及其附屬島嶼予日本。日本在接收過程中遭到台灣民眾的強烈抗拒,包括地主、佃農及台灣原住民族等紛紛發起對抗,要求日本當局放棄佔領台灣。台灣官紳丘逢甲等人成立台灣民主國,推舉末代台灣巡撫唐景崧為台灣民主國大總統,但在日清兩國交接後而日軍尚未進入臺北城之前,丘、唐等人即已逃往中國大陸。
此後,臺灣總督府將台灣住民(本島人)依據族群關係大致分為三種:在台日本人、台灣漢人及蕃民,社會地位及享受的權利以日本人最優越。
自1936年日本確定南進政策開始,一直到二次大戰結束的1945年為止,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邁向了另一個階段。[4]該時期因戰爭的需要,日本內地經濟泥足深陷,全國逐漸進入戰時體制,繼而孤注一擲,發動大東亞戰爭,國力消耗甚鉅,人力物力羅掘俱窮,需要台灣的協助。然而要台灣人「真誠」、「同心協力」,須由同化政策更進一步,除了取消原來允許的社會運動外,也積極從精神上消除臺人的民族意識,生活上脫離漢民族及臺灣原住民的生活型態與文化,全力推行皇民化運動,大倡臺人全面日本化,並全面動員台人參加其戰時工作,一直持續到1945年二戰結束,日本投降為止。本時期可以稱為「皇民化時期」,是「內地化」的極端形式。
皇民化運動係分成二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是1936年底到1940年的「國民精神總動員」,重點在於「確立對時局的認識,強化國民意識」。通過各種思想宣傳與精神動員,致力於消彌台灣人的祖國觀念,灌輸大日本臣民思想。第二階段是1941年到1945年的「皇民奉公運動時期」,主旨在徹底落實日本皇民思想,強調挺身實踐,驅使台灣人為日本帝國盡忠。日本人為強化組織功能,成立各種奉公會團體,台灣人民被迫參加,將運動推向社會的最基層。[5]
臺灣總督府為推動皇民化運動,開始強烈要求台灣人說國語(日語)、穿和服、住日式房子、放棄台灣民間信仰、改信日本神道教並參拜神社、同時也要每日向日本天皇的居所膜拜。此外,總督府也在1940年公布更改姓名法,推動廢漢姓改日本姓名的運動。「國語家庭」享受特惠,公家機關得以優先任用、食物配給較多,連子女在升學競爭上也佔優勢。日本人的配給量比台灣人多,而改成日本姓氏的台灣人,也比一般台灣人得到更多的配給;不過,台灣的皇民化政策的強制性遠低於日本在朝鮮執行的皇民化政策。
最後,由於戰爭規模不斷擴大,所需兵員越來越多,日本當局也在1942年開始在台灣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1943年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並於1945年全面實施徵兵制。上戰場替軍隊勞動的人,他的家宅可貼上「榮譽之家」字樣。榮譽之家的子弟,升學也會受到特別眷顧。[6]
朝鮮半島
參見:日韓合邦、內鮮一體和創氏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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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皇民化何以成功?
2018/02/19 09:15瀏覽2,454迴響4推薦40引用0
說到台灣人的皇民化,這是一個籠統而不正確的說法,因為日本統治五十年後,被皇民化的只是年輕的一代,如李登輝、蔡潔生(蔡英文的老爸)那代人而已。
【台獨史觀】的開山祖師爺、台獨運動的元老史明,親身經歷過二二八的「革命起義」之後,就覺察出他自己這一代與他父祖輩的台灣人,在國家民族的認同上有著截然分明的差距。史明發現台灣人對二二八「大革命」之所以沒有群起響應,僅是年輕一代的學生和舊日的台籍皇軍在「起義」,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年長的台灣人心中依舊抱著殘存的中國情結,以至於未能振作起來與年輕人共同結合,加入「打阿山」的「革命起義」,使得青年人勢單力孤,致使二二八悲慘失敗。於是史明痛責老一輩的人內心的中國情結,說他們『死硬地拘泥著已成歷史木乃伊的血統關係,曲意畫成中國為祖國的幻想,並認為自已是中國人』。
台灣作家黃春明曾敘述他小時,當他家從收音機聽到日本天皇的【玉音】宣布日本戰敗時,他的阿爸當場傷心的哭了起來,黃春明的袓父很不解地問黃春明的阿爸說:『是我們打贏了,你哭甚麼?』,兩代人國家觀念的差距己是全然相反。
在台灣光復後不久,台灣愛國作家鍾理和就記述過他在北平時,在報上看到一個叫作張四光的台灣人發表了一篇題為「台灣人的國家觀念」的文章,指出『台灣二、三十歲以下的青年是沒有國家觀念的人』,對這種情形鍾理和亦覺十分感嘆唏噓。
總的說來,許多台灣青年的祖國觀念薄弱無根,不少人是對失去日本統治感到如喪考妣,難過無比,光復時熱情歡迎祖國的實際上僅是台灣老一輩的人。
通觀世界殖民史,只要統治上了軌道的殖民政府稍加懷柔,就會起著同化作用的效果,然而何以同樣受日本殖民,🇰🇷韓國的青年卻沒有像台灣青年這樣徹底的皇民化?二戰後有位台籍皇軍就述說道:『日本戰敗,台灣隊員都與日本人同樣流下悔恨的淚水。沒想到朝鮮隊員 ‧ ‧ ‧ ,甚至毆打日本人 ‧ ‧ ‧ ,以戰勝國國民的姿態仗勢欺人。』
與台灣不同,日本統治韓國時,韓國人還有韓國本國史的歷史課,保持了所有韓國人的民族意識。而台灣人受日本統治時,並未讀到完整的中國史,台灣青年對中國的認識不但是一知半解,而且任由日本統治者醜化和污衊,心靈和意識完全是單方面受日本教育的灌輸和洗腦下長大。
因此,對韓國人來講,認同日本就是等於拋棄自身的民族尊嚴和驕傲,自甘低賤地向日本曲膝臣服作亡國奴。而台灣人卻有衰亂落後的祖國作為唾棄的對象,自身像是處於第三者的地位,在中國和日本之間作出選擇,認同日本即是等於去舊迎新、登高遠卑,民族尊嚴和驕傲由是於焉而得,於是皇民化就成功地教育了台灣青年會鄙視仇視自己的祖國,以作日本人為榮。
台灣青年的皇民化很像日本【脫亞入歐】的再版,日本的脫亞入歐的成功,就是因為中國文化並非日本的固有文化,中西文化對日本人來說都是外來文化,他們只是第三者,只需作出擇優去劣的選擇而已。【脫亞入歐】的發起人福澤諭吉,在十四五歲不解事的少年時期學了幾年漢學,十九歲後就潛心西學,他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可說只是皮毛。他對儒家政治上的民本理想,個人道德上的人本根源,根本未入堂奧,對中國文化自然也就棄如敝屣了。
福澤說『中國的儒家教旨號稱「仁義禮智」,只不過是徹頭徹尾的虛飾外表的東西。實際上豈止是沒有真理原則的知識和見識,宛如一個連道德都到了毫無廉恥的地步,卻還傲然不知自省的人』。福澤從中國的負面現象以偏概全,對中國的人種、文化、思想作出全然惡質的評價,最後得出『凡是有支那色彩的東西都應該摒棄』的主張。
福澤諭吉對中國的觀點,正就是皇民化的台灣青年所接受的核心思想,尤其是受過中學以上日本教育的台灣人,在長久的薰陶下,更是根深蒂固。而這種全盤徹底否定與詆毀受殖民者的文化和傳統的作法,日本在韓國是不敢做也作不到的,這在世界殖民史上也是獨一無二,這就是台韓皇民化的不同之處。
當時青年是在日本統治完全穩固之後成長的一代,並未親身體驗日本統治初期殘酷的一面,他們對中國的認識是一片空白,而任由日本統治者塗上圖案和色彩,連自己的台灣抗日先人都視之為【土匪】,心靈和意識都是單方面在日本教育的灌輸下長大,日本的強盛進步和中國的衰亂落後更是眼前的事實,自然也就形成這些青少年崇拜日本,鄙棄中華的價值觀。
二戰的前期日本在各地戰場節節勝利,國威如日中天,更使得這些青少年慕效憧憬的少艾心靈感到仰慕和響往,陶醉在大日本帝國雄霸天下的美夢中。為了能夠擺脫自己【支那人】的劣等地位,他們競相響應皇民化,熱衷於成為日本人的「皇民煉成」。日本在二戰敗於美國並非敗於中國,戰後日本的迅速復興,更驗證了日本的優秀和堅強,以至於直到今日,這代人仍然陷於感性積累的崇日死結而不知自解。
與同一代的中國人對中國的衰亂落後引以為恥,奮發圖強追求民族復興的心態不同,李登輝、蔡潔生這一代的多數台灣人,對中國的衰亂落後也引以為恥,然而卻是鄙夷唾棄,決心一意切斷與中國的民族關聯。
比起「斯德哥爾摩症」的心理轉變,皇民化猶有過之,是傳說中人類小孩被狼群餵養長大的【狼孩】的真實例子,當時青年就是日本的皇民教育所教導出來的認狼為父,反噬同類的狼崽。在祖國大陸飽受日本侵占蹂躪之時,他們還積極響應日本的「膺懲暴支(那)」「替天征討不義之徒」,在中國耀武揚威,與日本人同惡相濟。每當日本在中國的戰事取得勝利,台灣的學生是要敲鑼打鼓,遊行慶祝的。
光復後國民黨在財政上捉襟見肘的統治,以及台灣人與大陸人因習性不同的磨擦,更使得原本就是心不甘情不願回歸中國,這些皇民青年的反華心理火上加油,二二八就是出自皇民情結而爆發出來。繼之而起的台獨再編造出「日本殖民統治的德政」「二二八大屠殺」「國民黨是殘害台灣人的政權」「台灣四百年來追求獨立自主的意識」,這些竄改史實、顛倒是非的【佐證】,以說明台灣人理該應當媚日仇華,就是現在台獨史觀的內容,文化台獨的本質,【天然獨】的思想養份。
至於「反共」,是屬於大陸以外一般華人的共同心理,這是鑑於毛共殘民以逞、倒行逆施的極權暴政所導致。台獨別有用心,將之引申為中國文化是低劣殘暴的證明,反共是台獨反中的附加理由,媚日仇華才是台獨思想的主根。大陸人跟台獨說破了嘴,告訴台獨現在中共已經是如何如何的轉變,都不會讓台獨改變反中的立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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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教育學術與社會Hy_1.gif (488 bytes)
教育與學術發展
教學目標:
瞭解公學校為主的教育設施。
瞭解實用的中等以上教育。
瞭解何殖民政策的學術研究。
課文補充:
一.公學校為主的教育設施:
光緒二十一年(日名至二十八年)日人以武力佔據台灣遂在其殖民政策之下,施行其奴化教育,當其進據台北之後即於台灣總督府下之民政局,分社:內務部,外務部,殖產部,財務部,學務部,遞務部,及司法部之七部門,而學務部及當時全台最高教育行政機關,在於學務部之下分社教務,編纂二課以辦理教育方針乃計劃創設日語學校,以對台胞先行教學日語以供日後之用,日語學校分線立即支廳立,光緒二十二年(日明二十九年)首於台北縣芝山巖設立,並以學務部員六人充任教學,嗣因被義軍擊殺,翌年乃與以改組,教育事務改屬民政部學務課,長李有關學校檢定教員及編纂圖書等事宜,本時其中,除台北縣要衝地區設立日語,傳習所,日語學校外,上有從軍布教師所設立之日語講習所,台語講習所及私立講習所等教育語言機構,以養行通譯人才,同時亦注意研究台胞支出等教育辦法。
學齡前之教育:
民國九年(日大正九年)十月,日督府訂定「公立幼稚園辦法」翌年府令弟一零九號公佈「台灣公立幼稚園規則」,民國十二年(日大正十二年)勒令備第四九號公佈「台灣公私立幼稚園官制」,有關幼稚園之規則乃告大備,查日據時期,本省幼稚園之設立,至民國三十三年計有九十五所,此中,公立僅二所,餘均私立,園童計八千六百七十二人,台及園童五千六百九十人內屬公立者,一百零五人,日及二千九百一十人,外籍三十五人,韓國六人,其課程分遊戲,唱歌,說話,手工等,宗旨故在保育身心發育健全,養成良善習慣及所講日語。
國民學校教育:
日人為了推行殖民教育,先設日語原稱國語學校及日語傳習所,已實施日語訓練,不久改為小學校與公學校,小學校幾全收日人,公學校則全部為台胞,此兩種學校均為六年制,另又有事為山地人而設立教育處所。
至民國九年(日大正九年)使許台胞與日人共學,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人為爭取台胞,乃於民國三十年(日昭和十六年)將小學校與公學校一律改為國民學校,以示平等待過,實則課程乃分第一,第二,第三號表三種,其差別一號日人,二號台胞,三號山胞,至民國三十二年(日昭和十八年)使對台胞施行義務教育制度。
民國三十三年(日昭和十九年),日台人共學學校數計一五五校,學生數台胞男二九四八人,女二零九八人,日人男二五五一四人,女二五零八人,單為台胞所設學校學生計一九二七四八人。
案光緒三十三年,日本本國修正小學校另施行規則,義務教育年限為六年時,台灣總督一改小學校年限為六年,高等小學校二年或三年,至民國四年(日大正四年)高等小學科目,手工農業,商業合併為實業科,民國十年與以廢止,民國二十五年(日昭和十一年)日籍學齡兒童就學率達百分之九十九,台及兒童獲准入小學校者,僅百分之只五左右,嗣於民國三十年(昭和十六年)頒布民國學校令,小學校改為第一號表國民中學校,越二年,施行義務教育制度,在台日人子弟,均強迫入學,修業年限,初等科為六年,高等科為三年,民國三十三年(日昭和十九年)第一號表國校計有十五校學生五五七七八人,就學率百分之九十九點六二。
對於專收台籍子弟之公學校,乃於光緒二十四年(日民治三十一年)日督府以府令第七十八號公佈台灣共學校規則,時除恆春台東外,所有日語傳習所,一律改為公學校,經費概由設立之市街莊住民負擔。同年以設置了公學校55所,當時公學校之修業年限為六年,後改為八年,入學年齡為八歲至十四歲,光緒三十年,就學年齡改為七歲以上.民國元年(日大政元年)修業年限復改為六年或四年,並設置修業年限二年之實業科,較科目中增加手工,農業,商業,等實業科及理科學生可就讀其中一科或二科,普通科為:修身,日語,算數,漢文,圖畫,唱歌,體操等科,女子則加簡易裁縫及家事,民國七年(日大正十一年)修業六年,故地方得縮短為三年或四年,此制為收容山胞而設置者,民國二十六年(日招何十二年)廢止漢文科漢文書房書塾亦被迫廢止,民國三十年(日昭和十六年)施行國民學校令公學校改稱「第二號表,第三號表國民學校」民國三十二年(日昭和十八年)台灣全面實施國民義務教育,照日本國內之制度辦理,修業年限第一號之國校定初等科六年,高等科二年,第三號表之國校規定六年,據民國三十三年(日昭和十九年)調查統計,當時國民學校,第二號表者達九百零八校,學生人數八十六萬六千三百六十一人,第三號表三十六校,學生一萬零三百八十人,而台胞之就學率為百分之七十一點一七。
在日人隔離化小學制度下「小學校」與「公學校」,兩者在質量上是有顯著差別的,以1938年之預算為例,日人就讀之小學校每人平均經費是五十日圓,但台胞所就讀之公學校每人平均經費僅二十五日圓,剛好是日人之一半,就教學而言,小學校每班人數平均47.6人,公學校則每班人數為67.3,是日人就讀小學校的1.4倍。
原住民之小學校教育:至於日人對原住民之教育政策,則是以所謂「皇民化」為最大目標,其具體做法:
(一)普及以培養日本思想為內容教育。
(二)普遍獎勵日本語。
日人於平地平穩地區設立原住民兒童公學校及於深山偏僻處設置許多小規模之原住民兒童教育所授以日本語,日本文字,以及修身,算術,唱歌,體操,耕作,手工藝等課程,由於原住民之文明較落後較易接受新文化,故日人之教育,頗獲相當效果。
二.注重實用的中等以上教育:
日據時期之中等教育,始於光緒二十四年(日明治四十年)日語學校第四附屬學校附設尋常中學部,至光緒三十三年(日明治四十年)中學校官制實施,改該中學部為獨立之台北中學校,分第一部及第二部,第一部修業年限為六年,分前其與後其各三年,第二部另社補習科年限一年,民國三年(日本大正三年),於台南設立五年制之台南中學校,此二所均為週荔枝中學,台胞不得入其門。
民國四年(日大正四年)由於台胞之請願,設立公立台中中學,校址,校舍之創建及一切經費概由台胞自理,學生均須寄宿學校宿舍,宿舍管理及學生生活方式,純為日本式,部分學生甚感不慣而退校,此種中學校為四年制,畢業生無資格投考日本專科以上學校。民國八年(日大正八年)總督府公府教育令,改公立中學為公立高等普通學校,改稱公立中學,不分台胞與日人,一律均得入學,然而台胞得入學者為數極少,仍處處受盡限制及委屈,據統計:公私立之中學,日人錄取率百分之六十一點九,台人則僅百分之十八點七,民國二十七年(日昭和十三年)總督府始准創設私立中學,民國三十二年(日昭和十八年)修正中等學校令,縮短中學年限為四年,廢止補習班及書房,而設夜間中學校及實業學校,加授業時數,各市亦得設立市立學校,時正日人侵華及太平洋戰爭節節失利,亦在使學生早出學校服役也,民國三十四年(日昭和二十年),更為配戰時迫切需要,動員全台灣學校增加糧食產量,戰技防空訓練,國防建設等工作,並規定時間,為必須動員三分之一,從事上述之「非常措施」,因此,讀書時間絕少,教育水準低下,民國三十四年(日昭和十九年)計校數二十二校,學生數15172人,中台胞7230人,日人7888人。
女子中學,日人各之曰高等女學校或女子高等普通學校 ,光緒三十年(日明治三十七年)附設台北日語學校第三附屬學校,光緒三十三年(日明治四十年)改附於台灣總督府中學校(台北),宣統元年(日明治四十二年)使獨立為台灣總督府高等女學校,同時設分班於台南,後正式成立台灣總督府台南高等女學校,民國八年(日大正八年)於台北及台中設置公立高等女學及附設高小學校計四所,修業年限為二年,對台胞創設女子中學,始於士林之日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本科女子部,至光緒三十一年(日明治三十八年),改為中等學程度之女子學校,光緒三十四年(日明治四十一年)移致台北艋舺,設師範科,師範速成科及技藝科,師範科及師範速成科旨在培養公學校教員,技藝苛責為傳授技藝,修業年限,各為三年,速成科則為三年,民國八年(日大正八年)後改稱為公立台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修業年限為三年,並有實業科,師範科(修業年限一年)及附屬公學校之設 ,此外尚有彰化女子女子及台南女子學校二所,至民國十年(日大正十年)地方制度修改,日人之女子學校全部改稱州立(亦稱公立)高等女學校,而台胞之女學校則改為州立女子高等普通學校;但尚有一段之差別,民國二十七年(日昭和十三年)准許台胞創設私立之中學校或高等女學校,至民國三十二年四月,全台計高等女學校二十二所,學生總數一萬一千九十二人。
師範教育:光緒二十二年(日明治二十九年)日人設日語學校後深覺師資缺乏,乃於校內增設師範部,鼓勵日及學生就讀,全部公費為鼓勵,是部具有尋常中學第四學年度,修業年限二年,光緒二十五年(日明治三十二年)總督府發佈「師範學校官制」,制定「台灣總督府師範學校規則」,修業年限三年,入學年齡十八歲以上二十五歲,嗣候於台北,台中,台南等處各設施範學校一所,以各該縣之各稱,旨在大量養成台籍教員,以應急需,光緒二十八年(日明治三十五年)台北,台中,兩師範學校廢止,合併於日與學校及台南師範學校,而修正日語學校課程內設師範,中學,日語,實業四部,而師範部更分為甲乙兩科甲科專收日籍學生,修業年限二年,乙科收台籍學生,年限三年,治光緒三十年(日明治三十七年)全部歸並於日語學校;內設小學師範部,專門培養日籍小學教員,公學師範部,甲科培養日籍教員,乙科培養台籍公學訓導,因初等教育進展加速,教員需要增加,乃於民國七年(日大正七年)在台南設日語學校分校,至民國八年日語學校本校改稱為台北師範學校,台南分校獨立為台南師範學校,日人不分小學或公學校之師範部,僅修業一年即可任小學,公學校之甲種教員,台胞則須於工學六年畢業,再修師範預科一年,本科四年,畢業後方得任公學乙種教員,此外又有公學教員講習科及女子高等普通學校師範科之設,修業年限均一年,又於演習科之上設研究科,修業年限一年,得專修一科或數科,其程度等於中學,由總督府發給證書,民國二十二年,台灣教育令部分修改,師範學校修業年限一年,即普通科五年演習延長一年共七年,女子普通科縮短一年定為六年,迄民國三十三年(日昭和十九年)止,學生總數二千八百八十八人,其中台及學生僅五百二十二人。
職業教育:
日據時期,台灣之職業教育,始於光緒二十六年(日明治三十三年)之農試驗講習生,即日語學校之實業部,繼之有糖業講習所及學務部附屬工業講習所,皆以台胞為對象,日本人為對像者,僅有林業講習所,又於日語學校實業附設鐵路電信科,以養成從事鐵路運輸之學生,翌年,鐵路,電信兩科結業各七人,光緒三十年(日明治三十七年)設立糖業講習所,為養成糖業從業人員之始,修業年限二年,至民國三年(日大正三年)畢業人數三六三人,工業講習所則於民國元年(大正元年)設立,迄民國八年(大正八年)改稱台灣公立台北工業學校;民國七年(日大正七年)畢業生計一九二人。
民國初年台灣教育漸入正軌,日當局為推展殖民地教育政策,鼓勵台胞學農,日人習工商,民國六年(日大正六年)設立商業學校;招收日籍男子,民國九年(大正九年)新校舍成(今省立北商之前身),由府立改為州立,稱台北州立台北商業學校,修業年限五年。
民國十一年(日大正十一年)公佈台灣新教育令,實行「共學制」廢止前班實業學校官制規則,實業學校分農,商,工三科,進入戰時修業一律改為四年,分練習生,專修科生,講習生等,並一律改為州立,另設一工立實業補習學校,茲列各實業學校沿革如下:
台灣公立農業學校:
當民國十一年新教育另出公佈時,僅有嘉義農林學校一所,至民國十五年(日大正十五年)增設宜蘭農林學校,民國十七年增設屏東農業學校,民國二十七年以後計:台中農業,桃園農業,花蓮農業,台南農業,員林農業等校之增設,至民國三十三年(日昭和十九年)學生計四四六五人,內台籍三五零四人,日籍九六零人。
台灣公立工業學校:
在民國十一年,新教育令公佈時,本省之工業學校僅有台北第一及第二工業學校二所(三年制),旋於民國十二年(日大正十二年)合併一校;改稱台北業學校,內本分科及專修科,本科修業五年,設土木,電器,應用化學,建築,機械等五科,專修科修業三年,後增設傢俱及金屬細工二件。至民國三十三年(日昭和十九年),全省計有九校。學生數共計五三二八人,內台籍三一八0人,日人二四二四人。
三.台灣公立商業學校:
台灣新教育令公佈之初,全省僅有商業學校二所。一設於台北市為五年制。一設於台中市為三年制。至民國十四年(日大正十四年
)始統一為五年制。民國二十四年(日昭和十年)商業學校規則部分修改,入學資格為高等小學畢業者,修業年限二年。中等學校或高等女學校畢業者,可縮短期限為一年。至民國三十二年(日昭和十八年)有台北商業學校。台中商業學校,台北第二商專學校,高雄商業學校,嘉義商業學校,彰化商業學校,新竹商業學校,私立南開商業學校等八所。學生數計四八三一人。
四.台灣公立實業補習學校:
為小中學校畢業者授以有關職業之知識技能,附設於小中學校或職業學校者。其修業年限二年,有特別需要時,得延長一年。此補習學校得由卅廳及市街莊暨其組合設之。截至民國三十五年(日昭和十九年)止。全台共有十九校。(其中公立八十二所私立八所),學生計一萬八千零九十人(其中台籍學生一萬五千八百二十八人,日籍學生二千二百三十四人,其他二十八人)。
五.台灣公立基隆水產學校:
係基於民國十一年(大正十一年)公佈之「台灣公立之學校官制」所設,入學資格修業年限均與實業學校同。主首乃為培養從事水產工作必須之海事知識與技能。校址設在基隆港。民國三十三年(日昭和十九年)之學生數為二四七人,中台籍一五四人,日人九十人,其他三人
在日據時期台灣職業教育,為符合日人殖民地政策,開發資源的目的,一面並可防止台籍學生湧進中學,且日人侵略我東北,繼何南方求發展以還。為配合共向外開拓政策,已以台灣為南進基地 。
三.配合殖民政策的學術研究:
高等教育:日據時代之台灣高等教育,始於日人據台後第五年,光緒二十五年(日明治三十二年)設立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爾後由醫而農工業,再而由經濟展開從是南方資料之蒐集,乃於學術研究配合國策,作為南侵之侵備,此高等教育,幾全為日人獨佔,省人受高等教育則遭其嚴格之限制。
高等教育學校,官立先有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繼有台灣總督府農林專門學校台北高等商業學校,台北帝國大帝,台南高等工業學校,此外尚有私立台北女子專門學校,而台胞得受高等教育者,以台北帝國大學為例,民國三十三年(日昭和十九年)學生總數三百五十七人,台籍僅佔八十五人,餘尚日人,教職員計有六百九十二人,台籍一百四十二人,教授僅一人(即林聰明博士),玆將專科學校分別略述於次
台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
前身為日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為台灣專科學校歷史最悠久著,在養成台籍醫師,以補助日人醫師之不足,成績頗著,至民國七年(日大正十一年)加設熱帶醫學專攻科及研究科,增設醫學專門部,改稱為台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民國十一年(日大正十一年)改稱台北醫學專門學校, 民國二十五年(日昭和十一年)台北帝國醫學部成立,合併成為該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民國三十三年(日昭和十九年)學生有三百六十人
台中農林專門醫學校:
民國八年創立,稱台灣總督府農林專門學校,校址暫借台北西門街,民國十一年改稱高等農林學校,分農林學兩科,民國十七年台北市帝國大學創立,改為附屬農林專門部, 民國十七年台北市帝國大學創立,改為附屬農林專門部,民國二十八年增設農藝化學科, 民國三十一年獨立為台中高等農林學校,民國三十二年改稱台中農林專門學校,均冠以台灣總督府,另有農場及實習林,實習林有台中及台南兩處,台中實習林有三百十二餘甲,台南有三百四十餘甲,民國三十三年學生計有二六八人,中台籍一四人,日人二四九人,其他五人.
台北經濟學校:
其前身為台北高等商業學校民國八年(日大正八年)設於台北市,另有設於台南市著,屹民國十五年日人另設高等商業學校,乃予以裁撤,民國十八年,台南高等商業學校停辦,改為台北高等商業學校台南分校,而僅辦一年,副併入本校,民國二十五年(日昭和十一年)增設一年到貿易專修科,民三十年又增設東西經濟專修科,民國三十二年改為南方經濟專修科,本科修業年限三年,專修科一年,民國三十三年改為經濟專門學校,是年本科學生三百十五人,南方經濟專修科四十六人,東西經濟專修科五十六人,共計四百三十七人,畢業生自設校至民國三十三年底止,凡二千一百三十八人除在台灣服務外,並派赴朝鮮及我國各通商口岸及南洋方面從是商業活動.
台南工業專門學校:
於民國二十年(日昭和六年)設立,分機械工程系;電器工科,應用化學科三科,設校原稱台南高等學校;民國三十一年,改稱現名,原屬於台灣總督府,民國二十九年增設土木建築電器化學等三科,合計六科,修業年限三年,民國三十三年學生計有七百五十二人,開辦以來,畢業學生有四千二百三十八人.
私立台北女子專門學校:
民國三十三年設立,分文理兩科,文科學生四十二人,理科學生三十八人,校歷僅一年,為潮流之所趨,對女學女權之倡導,不遺餘力
高等學校:
民國十一年(日大正十一年)設立,稱台北第一中學(今建國中學), 先設尋常科,修業年限四年,至民國十四年,增設高等科,分文理兩科,修業年限三年,規定半數由尋常科畢業及各中學保送,半數招考,成為七年至之高等學校,畢業後得什入台北帝國大學.民國三十三年,該校學生達五百六十三人.內尋常科台籍十人,日人一一0人.高等科台籍七十三人,日人三六八人,其他二人。
台北帝國大學:
該校為解決日人派檯子弟及日本國內來台之青年升進大學,於民國十四年(日大正十四年)開始籌備,並為安插台北高等學校之畢業升學,乃於民國十六年(日昭和二年)勒令第三十一號公佈施行┌台北帝國大學官制」設文政及理農兩部,並得設置二十四講座,指定為研究台灣學術中心,文政學部分南洋史學,土俗學,人類學,民族心理學,主語學,倫理學,政治學,經濟學等講座,取材皆以台灣及華南,南洋等地為主, 理農學部之動物,植物,生產部之講座,亦均以熱帶及亞熱帶為其研究對像,民國二十五年(日昭和十一年)增設醫學部,合併台北醫學專門學校,民國三十一年, 理農部分為理學部及農學部,翌年後設工學部,至民國三十三年計有文政,理農,工,醫等五部,文政學部內分二十五講座,理學部分十三講座,農林部分二十二講座,醫學部分二十四講座,工學部分三十講座,即有五學部,十七學科,一百十四講座,其他尚有附屬機構,即(一)附屬圖書館,(二)附屬農場二場,(三)附屬醫院,(四)附屬熱帶醫學研究所,並附設士林支所,台中支所,台南支所等三所,民國三十三年(日昭和十九年)學生三五七人,內台籍八五人,日人二六八人,其他四人。
台北帝國大學預科:
民國三十年(日昭和十六年)設立,分文,理二科,理科又分理農工及醫學,修業年限原定三年,至民國三十二年暫改為二年,與高等學校同,蓋以戰時故也,畢業後可直升台北帝國大學各有關學部,民國三十三年學生總數五百四十六人,其中台籍僅佔十一人,全部教員二十八人,亦無台籍人員。
社會教育:日據時代初期,台灣即已開始有社會教育,日語講習所即已舉行幻燈會及理化之實驗,光緒二十三年(日明治三十年)實施村落巡迴教育之調查,台灣教育會亦於光緒二十七年(日明治三十四日明治三)特派日籍博士及眾議員來台演講,已發展社教事業,社會教育團體有改良台灣陋習及推行日台同化之社會教育運動,計新設立光緒二十六年(日明治三十三年)天然足會,光緒二十九年宜蘭同風會,民國三年(日大正三年)之台中風俗改良會,俗德會等之設,留以移風易俗為宗旨,並以日台融合為其歸趨,如: 青年會及青年團,日據時代初期,組設青年會,處女會後改稱為青年團,日人以控制青年思想與行動,青年訓練所及青年學校;乃以鍛鍊青年之身心,提高「國民」素質為目的,並以地方公立為原則,青年學校:民國二十四年(日昭和十年)公佈「青年學校會」及「青年學校規程」,凡青年訓練所一律改稱青年學校,作為特別注重男子之職業科學訓練科,部落振興會:以部落為基層單位,而統一其社教畢業,民國二十五年(日昭和十一年)全台之部落振興會已有三千一百八十四所,特殊教育設施:日據時代初期,社會環境混雜,世風亦變,日台灣當局為時勢所逼,乃於光緒三十四年(日明治四十一年)修改刑法,並修改感化法,針對於年滿八歲以上,十八歲以下有不良行為,或不良行為之企圖,有收容感化之必要者,於宣統元年(日明治四十二年),創立於台北成德學院,作為本省感化教育之濫觴
書房為台胞所辦之私塾,即以台語教授漢文,自清代以來已甚普遍,課程以讀書習字為主,重視道德,人倫之陶冶,義孰之設施,一如書房,為無未修及酬謝禮物,學生多為貧家子弟,日據時代初期,書房義孰及學生數,均超過公立學校,故書房,義孰,為保育我民族精神傳統,台胞民族意識深厚,多不願子弟進日語學校,因而日人意以津貼金錢引誘,亦僅貧窮之家始肯就之,至民國三十二年(日昭和十八年)總督府頒布廢止私塾令後,書房義孰乃完全停辦,文化事業:日據時代之文化事業,可分為:修心,圖書館,博物館,歷史館之創設,其他出版新聞,電影,廣播等等之事業,大都如日人教育之宗旨,全為配合殖民地政策,消滅台胞之民族意識始之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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