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的臺灣攝影：《凝視時代》選摘-「遠藤寫真館」所發行監製的寫真帖，如《征臺凱旋紀念帖》、《臺灣蕃地寫真帖》、《蕃匪討伐紀念寫真帖》等。此外，「繪葉書」（包含圖像的明信片）等業務。而臺灣人所開設的寫真館，大都以拍攝臺灣家庭照或個人肖像，及外寫出張（外拍）等臺灣人委託的業務為主，很難與日本人競爭。一九四三年（昭和十八年）十一月，頭份「美影寫真館」的張阿祥（一九一六－二○一三）與關西「真影寫真館」（戰後改名為「珊瑚照相館」）的 @ 姜朝鳳宗族

臺灣圖書館收藏了不少「遠藤寫真館」所發行監製的寫真帖，如《征臺凱旋紀念帖》、《臺灣蕃地寫真帖》、《蕃匪討伐紀念寫真帖》等。此外，由勝山吉作主持的合資會社「勝山寫真館」，不僅接受晝夜攝影的工作，也兼營十六釐米活動寫真、出版監製「繪葉書」（包含圖像的明信片）等業務。而臺灣人所開設的寫真館，大都以拍攝臺灣家庭照或個人肖像，及外寫出張（外拍）等臺灣人委託的業務為主，很難與日本人競爭。一九四三年（昭和十八年）十一月，頭份「美影寫真館」的張阿祥（一九一六－二○一三）與關西「真影寫真館」（戰後改名為「珊瑚照相館」）的林礽湖，共同為日本「櫻井組望鄉山制材所」拍攝《拾週年紀念寫真帖》，記錄當時櫻井組開採阿里山山林及製材工業的實況，也是極少數臺灣人接受官方委託的例子。對此，張阿祥曾回憶：「坐流籠很危險，一般都用來搬運大支木頭，人是不允許坐上去的，難怪日本寫真師不敢上去！」https://is.gd/LFF3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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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的人物寫真。（左岸文化提供）
一八九四年，中日爆發甲午戰爭，清廷戰敗，隔年簽訂《馬關條約》，割讓臺灣，從此開始五十年日本統治臺灣的時期。領臺之初，掃蕩抗日義勇軍和制定理蕃政策成為當務之急。從統治初期到「始政」（開始治理政治）的三十年間，基本上日本對臺灣採取懷柔開放的態度，尤其是日本在大正年間（一九一二－一九二六）因接受近代文明的洗禮而突飛猛進，臺灣也蒙受其惠。
從政經社會層面來看，「攝影術」在日治時期對臺灣攝影的影響，具有多方潛移默化的作用，特別是攝影藝術的演進。其中，商業寫真館在臺灣攝影的發展中扮演領頭羊的角色，透過鏡像的語彙（如燈光技巧、服飾、佈景、拍攝風格等）開啟民風，也間接促成業餘攝影的濫觴。在研究者和相關文獻相當貧乏的情況下，筆者試著以田野調查所得有限的原作與史料，探索日治時期臺灣攝影的發展。
日治時期寫真帖
顧名思義，「寫真帖」是以「寫真」（照片）製作的「帖」（相簿或相冊），泛指官方以實體寫真或印刷模式所製成的相簿，一般私人會社、家族和個人貼製的相簿，也被認定為「寫真帖」的概念。在西方攝影的進程中，攝影術被應用於册集書頁，而使用「Album」一詞的定義，一部分吻合日治時期對於「寫真帖」的廣泛定義。
寫真帖的應用繁多，一個單位的出遊記錄也可以用寫真，委請攝影業者少量製作，留存紀念。而日治時期寫真帖的出版，大都由總督府所屬機關印製或監製，只有少數與總督府關係良好的日本人（當時稱為內地人）所開設的寫真館，才能接受委託攝製或印刷，很少臺灣人（當時稱為本島人）有機會接受委託拍攝製作官方寫真帖。
在日治時期，官方和法人團體（組合）所印製的內容非常廣泛，從軍事政治、人文活動到天然景物，都是鏡頭捕捉的焦點，而拍攝目的有學術研究、活動宣傳、人物紀念、戰事記錄、風景記錄、建設成果等彰顯臺灣總督府的豐功偉業及對天皇的崇敬。
寫真帖與寫真館
一九○○年，總督府開放民間的印刷事業，從此臺灣攝影便如雨後春筍般地成長茁壯。這些有別於官方監製、以庶民觀點和自主承印的寫真帖，為臺灣人開啟了一扇大門，並看到自身所蘊涵的力量。
臺灣圖書館收藏了不少「遠藤寫真館」所發行監製的寫真帖，如《征臺凱旋紀念帖》、《臺灣蕃地寫真帖》、《蕃匪討伐紀念寫真帖》等。此外，由勝山吉作主持的合資會社「勝山寫真館」，不僅接受晝夜攝影的工作，也兼營十六釐米活動寫真、出版監製「繪葉書」（包含圖像的明信片）等業務。而臺灣人所開設的寫真館，大都以拍攝臺灣家庭照或個人肖像，及外寫出張（外拍）等臺灣人委託的業務為主，很難與日本人競爭。
但也有少數例子，足以說明寫真帖和印刷術如何在民間應用，如小醫院、個人、家庭、小商號、酒家等。在大正年間，臺灣人與日本人一樣享有憲法的保障，是日治時期最安定、富足的時期，從《臺灣始政四十週年博覽會女給篇──花國艶影集》寫真帖便可看出端倪。這本由花國艶影集出版社發行的寫真帖，是黃書樵在醉香樓所編輯的女給影集，除了刊載咖啡店女給和酒室美女之外，也邀請詩人為影集吟詠詩詞，後面還有咖啡（カフエ一）名店、舞廳（ダンスホ一ル）等廣告，在當時頗為時尚。
在眾多日本人監製的寫真帖中，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由「ハセシ（林）寫真館」（林得富主持）拍攝和編輯、「臺北共進商會」發行的《霧社事件討伐寫真帖》，最後一頁刊載了編集群合照，最左側站立者為林得富。（作者按：攝影評論者張蒼松在編輯林草紀念集《百年足跡重現》時，曾以為這間「ハセシ（林）寫真館」由林草主持，查明後才知「林寫真館」與「ハセシ（林）寫真館」意思相同但招牌字體不同。）
一九四三年（昭和十八年）十一月，頭份「美影寫真館」的張阿祥（一九一六－二○一三）與關西「真影寫真館」（戰後改名為「珊瑚照相館」）的林礽湖，共同為日本「櫻井組望鄉山制材所」拍攝《拾週年紀念寫真帖》，記錄當時櫻井組開採阿里山山林及製材工業的實況，也是極少數臺灣人接受官方委託的例子。對此，張阿祥曾回憶：「坐流籠很危險，一般都用來搬運大支木頭，人是不允許坐上去的，難怪日本寫真師不敢上去！」（相關報導：她靠台灣樟腦成為日本首富，卻又一夕敗光家產！揭密百年前傳奇企業「鈴木商店」的興衰｜更多文章）
《凝視時代：日治時期臺灣的寫真館》書封。（左岸文化提供）
《凝視時代：日治時期臺灣的寫真館》書封。（左岸文化提供）
＊作者簡永彬，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文化發展系兼任副教授；共同作者：高志尊，銘傳大學商業設計學系系所主任；林壽鎰（1916-2011），前輩攝影家；徐佑驊，任職於出版社；吳奇浩，青年史學者，逝於2014年；連克，現任臺北市政府松山區公所課員，著有多篇金融史相關論文；郭立婷，政治大學臺史所碩士郭怡棻，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賴品蓉，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現為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專案助理；凌宗魁，現任國立臺灣博物館規畫師。本文選自作者合著《凝視時代：日治時期臺灣的寫真館》（左岸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