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緡令和告緡令-是中國西漢漢武帝算緡是西漢武帝時國家向商人徵收的一種財產稅。把大工商業主和高利貸者從農民身上剝削來的財物收歸國有,是歷史上空前的抑商運動。增加了國家收入/「初算商車」,對商人所擁有的交通工具徵稅。又下詔「初算緡錢」,對商人財產進行徵稅。告緡行動屬於抑商政策,一度為西漢政府增加了大量的收入,從而加固了中央政府的集權地位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http://bit.ly/2vy62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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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皮幣,或稱西漢皮幣,簡稱皮幣,指漢武帝於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a]發行的一種皮製品,要求貴族以重金購買後用於襯墊向皇帝上貢的玉璧。白鹿皮幣用皇家禁苑中白鹿的皮製成,每張一方尺,飾以彩畫,值四十萬錢,學界對其是否為貨幣仍有爭論。
歷史
白鹿皮幣最早見於《史記·平準書》的記載,漢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為皮幣,直四十萬」[b],就是說取一平方尺大小的白鹿皮,邊緣用彩色的繡紋修飾後就是皮幣,每張皮幣的價值為四十萬錢,且文中也到出了皮幣的發行依據「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聘」指諸侯間的通問修好,「享」指諸侯向天子進獻方物。根據古籍記載,作為聘享禮物的皮幣在先秦時期的確存在,如《左傳·襄公二十八年》中有「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3][c],而且在典籍中皮幣還可以記作「幣皮」,僅《儀禮·聘禮》所見就有三處[d]。[7]
先秦直到漢代,「幣」與「帛」是同義字,所謂「古者皮幣」其實是指「皮」(毛皮)和「幣」(布帛)兩種物品,用皮幣或束帛襯墊玉璧是先秦時期諸侯聘享的禮節之一。漢初,由於經濟凋敝,物資匱乏,中央政府放棄了對鑄造、發行貨幣的壟斷,允許民間自由鑄錢,使郡國貴族、富商靠鑄幣積累了大量財富。財政緊張是發行白鹿皮幣的主要原因,漢武帝繼位後發動了對匈奴的戰爭,不僅需要巨額的直接軍費開支,而且對征戰匈奴將士進行了大量賞賜[8],此外大興土木、賑濟災民等原因也加重了中央政府的財政困難。中央財政緊張,物價漸趨上漲,急需削弱地方豪強的經濟實力,因此漢廷以「崇古禮」、「應祥瑞」的旗號[9],強行恢復皮幣薦幣的聘享儀式,要求貴族以重金購買皮幣襯墊向皇帝上貢的玉璧,將財富進行再分配,打擊諸侯王、加強中央財力[10]。[7]
是否為貨幣
貨幣
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年版《辭海》中稱皮幣「是一種信用貨幣」[11],1999年版《辭海》中稱其為「漢武帝時用宮苑中的白鹿皮製成的有價憑證」[12]。蕭清《中國古代貨幣史》中不僅將皮幣視為漢代錢幣之一,而且稱它是中國「古代紙幣的前驅」[13],「已與大額虛價紙幣無異」[14]。[7]
非貨幣
白鹿皮幣不具有貨幣的基本功能,也就是其不能執行價值尺度的職能,也沒有承擔流通手段的職能。在《史記》《漢書》《九章算術》《居延漢簡》等一系列可能保留西漢貨幣價值尺度史料的文獻中,黃金、銅錢、白金三品的價值有多處出現,但皮幣卻只有「值四十萬」這一個孤立的價格記載,而不見白鹿皮作為價值尺度的史料。白鹿皮幣只是在王侯宗室朝覷聘享時用四十萬錢向中央政府購買,然後再作為禮品奉獻給皇帝,僅在此時價值四十萬,其他情景中則僅有一塊鹿皮的價值。根據古籍記載,無論是銅錢,還是白金三品的盜鑄、偽造現象均非常常見,西漢法律上有偽黃金棄市律,有盜鑄白金、銅錢死罪律,但仿製白鹿皮幣的史料卻不見於漢代文獻,律法中也沒有提及,說明白鹿皮幣並不作為流通手段出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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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曇花一現的巨額錢幣—白鹿皮幣
2016-11-04 由 詩瑪人文藝術 發表于歷史
中國早期錢幣種類豐富,幾乎囊括了世界錢幣史所包含的錢幣的各種形態和材質,如貝幣、布帛幣、金屬幣、紙幣等等。其中,有一種錢幣由於發行時間短、發行範圍有限而鮮為人知,那就是皮幣,最有代表性的是西漢的白鹿皮幣。白鹿皮幣究竟是一種怎樣的貨幣?漢武帝為什麼要推行白鹿皮幣?白鹿皮幣為什麼壽命短暫?在我國古代貨幣發展史上有什麼影響?
漢初沿用了 半兩錢,呂后的八銖錢、五分錢、文景四銖半兩、武帝的三銖錢、武帝半兩、武帝五銖錢等。不過在漢武帝時,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還出現了一種奇怪的貨幣,那就是皮幣。這種皮幣每一張面值四十萬錢,由白鹿皮製成。所以,皮幣應該說是歷史上最面值最大的貨幣了。皮幣的出現,也是當時漢朝庭出於無奈的一種權宜之計。所以這種貨幣的發行量很少,而且只是上流社會流通,使用時間比較短,以至於被很多人忽略掉了。
其實,漢武帝並不是皮幣的發明者,把獸皮作為貨幣在漢朝之前就已經出現了。1975年2月,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出土了一批西周的青銅器,其中一件青銅器的銘文上就記載了周共王時期(距今2900年左右),衛國貴族裘衛與炬伯進行了一宗土地交易——裘衛用玉器(璋)、赤色虎皮(赤虎)和有紋飾的牡鹿皮(麀賁)等寶物交換了炬伯的土地。這裡,赤虎、麀賁是珍貴的毛皮和精緻的毛皮製品,都可以看做是早期的皮幣。
而文字記載還可見於《管子》。《管子》是戰國時各學派的言論彙編,《管子·五行》篇中講道:「出皮幣,命行人修春秋之禮於天下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意思就是拿出皮幣,命使臣奉行春秋之禮於天下諸侯,通好於各國,讓所接觸的國家都能和睦相處。這裡記載的時期距離現代大約已有2700年了。《史記·平準書》中也記載:「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意思是說,古代有皮幣,各諸侯用來聘享。這說明,皮幣不僅是一種可以用來交易的貨幣,也用於聘享這種禮儀活動,並且已流傳多年。
由於皮革耐磨和不易腐爛等特點,作為交換的媒介比其他物品具有更大的優越性。當時的皮幣多為虎皮、鹿皮,非尋常之物,因其稀少更而顯珍貴。但最終,由於它的不可分割和不易攜帶的局限,不得不在競爭貨幣的行列中退了出來。
漢武帝推行的白鹿皮幣則把皮幣推向了其貨幣生涯的頂峰,書寫了貨幣發展史上奇異的一頁。
漢武帝推出白鹿皮幣是有其政治、經濟和軍事背景的。
在經濟方面,漢興之初,幣制混亂,鑄幣權失控,宗室貴族、大臣、商民紛紛「因山鑄幣」並在自己的屬地內發行。史料記載,漢宗室吳王劉濞在豫章(今南昌附近)銅山鑄錢,漢文帝寵臣鄧通在蜀嚴道開銅山鑄錢,當時人稱「吳鄧錢布天下」。而富商乃至百姓私下鑄錢的更是數不勝數,漢元鼎年間禁止郡國鑄錢,當時因為違禁鑄錢而被殺的有上萬人之多。政府不能牢固掌握鑄幣權,私錢泛濫流行,嚴重干擾了西漢初期的經濟發展。於是,早在漢文帝時期,幣制改革就已經在緩慢地進行了,漢武帝更是多次進行幣制改革。
從公元前127年到公元前119年的9年間,漢武帝先後三次派遣衛青、霍去病率軍北擊匈奴,迫使匈奴遠徙北方,漸趨衰落。漢武帝終於贏得了邊境地區的安寧。但是在對匈奴的戰爭期間,勞師遠征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使中央財政面臨嚴重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漢武帝希望有錢的貴族和富商能主動拿出錢來,幫助國家渡過難關。但是那些坐擁巨額財富的宗室、諸侯貪婪自私,為富不仁,誰都不願意從自己的腰包里往外拿錢,這不能不讓漢武帝惱怒。於是,在漢武帝的授意下,御史大夫張湯使出絕招,對諸侯王和貴族發行特殊貨幣,即白鹿皮幣。
但是嚴格說來,漢武帝推出的白鹿皮幣,實際上並不是一次幣制改革,它僅僅是一項為解決財政困難的權宜性措施。因為,白鹿皮幣的面值與其實際價值完全背離便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史記·孝武本紀》記載:「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為幣,以發瑞應。」古時百姓是不可以養鹿的,鹿是供天子、貴族狩獵娛情之物,只有天子和王侯貴族的園林才有豢養,而當時皇宮的上林苑裡就養育著大量的鹿群。鹿群在繁衍過程中,發生比較罕見的變異現象,出現了極少數的白鹿,如同現代的白虎、白蟒一樣。自然,白鹿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根本就無法仿製,因此用白鹿皮作幣材再合適不過了。
物以稀為貴,白鹿皮幣自然價格不菲。《史記·平準書》記載得很清楚:「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為皮幣,直四十萬。」意思是說,一平方尺大小的鹿皮,邊緣用華麗的刺繡裝飾,身價就一躍而升至40萬錢,這幾乎是一個天文數字。
那麼,40萬錢究竟有多少呢?據《漢書·貨殖列傳》記載:「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翻譯過來的意思是,有封地的人享受租稅,每年每戶繳納200錢;受封千戶的諸侯,每年租稅收入20萬錢。有人按此說法折算,40萬錢相當於食邑千戶的諸侯兩年的租稅收入;或者,相當於俸祿2000石的官員(相當於現在的部級幹部)六七年的工資收入(史載,文景時期「谷至石數十錢,上下繞羨」,故按每石谷30錢計算),可折算穀物150多萬斤。按照現在的市場行情,價值大約合200多萬元人民幣。
那麼,白鹿皮幣究竟是如何發行和流通的呢?說起來就顯得有些可笑了。《史記·平準書》記載:「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按照當時的規定,每逢重大節日,宗室、王侯等都要進獻玉璧,這是一個流傳已久的儀禮。而進獻玉璧時,要用一個皮薦墊在玉璧之下,以示恭敬。傳統的皮薦可能就是精美的毛皮製品或者絲綿製品,而漢武帝頒布法律規定,宗室諸侯朝覲皇帝時,必須要用白鹿皮幣做皮薦。也就是說,只有用白鹿皮包裹的玉璧,才符合朝廷的要求。而皮幣本是朝廷獨家發行的,數量有限,嚴禁私造。宗室諸侯要覲見皇帝,就必須要花四十萬錢向朝廷的造幣機構兌換,然後再把皮幣連同玉璧一起進獻給皇帝。白鹿皮幣轉了一圈,又回到了皇帝手裡,但皇帝的錢包(中央財政)里卻憑空多了40萬錢,真是生財有道。
白鹿皮幣的問世在當時掀起了很大波瀾,也遇到了不少阻礙。類似明搶的方法讓宗室和大臣們難免議論紛紛,怨聲載道。於是,張湯在推行皮幣的過程中,手段也極其強硬。《漢書·食貨志》中曾記載,皮幣發行後,武帝曾詢問主管財政經濟的大司農顏異對此事的看法,顏異就直言:「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不過,這樣的反對意見讓漢武帝很不高興。後來,有人舉報顏異發表異議,武帝讓張湯審理此案。於是,便有了如下記載:「(顏)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唇。(張)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意思是,張湯認為顏異嘴上不說,卻心懷不滿,暗中發泄,最後竟然判了顏異的死罪。這也是「腹誹」一詞的由來。
雖然荒唐,但在當時國家財政日趨緊張的情況下,此舉在進一步削弱王侯貴族和地方豪強的經濟力量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解決了當時國家財政的燃眉之急。但是,由於白鹿皮幣價格過高,發行量自然有限——估計每年幾千萬錢,白鹿皮幣發行的時間並不算長。大約在張湯被逼自殺那一年(漢元鼎二年),皮幣與白金幣被同時廢止。算起來不過五年左右。
雖然白鹿皮幣被停止發行了,但是其影響還是有所延續。《後漢書·禮儀志》引《決疑要注》記述稱:「古者朝會皆執贄,侯、伯執圭,子、男執璧……漢魏粗依其制,正旦大會,諸侯執玉璧,薦以鹿皮,王卿以下所執如古禮。」可見,一直到曹魏時期,諸侯朝會時以鹿皮薦璧的制度仍在沿用,只不過不再用極其稀少的白鹿皮罷了。
繼白鹿皮幣和白金幣之後,公元前118年,漢武帝開始推行五銖錢制,這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幣制改革,開創了長達700年之久的五銖錢時代,並揭開了我國古代貨幣史上的嶄新一頁。
今天的學界普遍認為,漢武帝時期發行的白鹿皮幣,作為打擊諸侯王、加強中央財力的手段,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然而,由於白鹿皮幣作價太高,流通不廣,所以也沒有真正發揮貨幣的作用。嚴格說起來,它甚至還不能稱為完全意義上的貨幣。但是,在我國金融學界享有極高聲譽的蕭清教授在其著作《中國古代貨幣史》中寫道:「方尺鹿皮作價四十萬錢,已與大額虛價紙幣無異。所以,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我國古代紙幣的先驅。」因此,在我國古代貨幣史上,還是應該給白鹿皮幣留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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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早的信用貨幣起源於中國漢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發行的白鹿皮幣。
它是用白鹿皮方尺為幣,飾以彩畫。它是一種引用貨幣,也是世界上最早具有紙幣性質的貨幣,可稱是中國和世界上紙幣的」先驅「。與此同時還髮型白金三品(銀錫合金)鑄成圓形龍,方形馬,橢行龜(各有幣值)是我國法定貨幣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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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錢幣鑑賞 中國最早的銀幣 白金三品中發現沒有白銀
2018-07-17
中國最早的銀幣
公元前119年,漢武帝作為一種貨幣改革的嘗試,鑄造發行了「白金三品」,它是我國最早含白銀的貨幣。不過雖然史料記載其為銀錫合金,但目前發現多為鉛錫合金。
白金三品是漢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發行的銀錫合金貨幣。所謂白金三品是指:圓形龍幣,又名白選、白饌,圓形而有龍紋,重八兩,值三千;方形馬幣,方形而有馬紋,重六兩,值五百;橢形龜幣,肉圓好方,幣形像龜,以龜甲為幣文,重四兩,值三百。 《漢書·食貨志》載:"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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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最早的法定銀幣是這樣的——白金三品
2018-05-22 由 錢幣圈 發表于歷史
「白金三品」始鑄於漢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是以龍、馬、龜為紋樣的三種形制銀錫合金金屬幣的總稱。當時漢朝因對匈奴用兵,財政困難,漢武帝採納張湯建議,在對王侯宗室發行白鹿皮幣的同時,對外鑄行「白金三品」。據《史記·平準書》記載:漢武帝時「禁苑多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撰』,直三千(值四銖半兩錢3000枚);二曰以重差小(重1兩3錢),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重8錢),橢之,其文龜,直三百。」在我國古代,秦漢以前古人提到的「白金」即是專指金屬銀,「白金三品」是迄今正式見於官方文獻的最早的法定銀幣。
從實物來看,這三枚幣形態各異,其中龍幣為圓形,正面凸起,紋飾為一長嘴、獨角、長脖的騰雲駕霧之飛龍。背面凹,周沿有一圈銘文(似希臘文,還未釋讀),中間有兩個方形戳記,戳記銘文為「少」字;馬幣為方形,正面是一馬形,挺胸、昂首,三蹄著地,一蹄抬起,神采奕奕,氣勢昂然。背面略凹,有一個方形戳記,戳記銘文為「少」字;龜幣為橢圓形,正面紋飾為鱗甲狀,上有一個方形戳記,其銘文為「少」字。背面平,有似篆字樣圖形(多數人認同是「垂光」,其義不是美化「白金三品」如同無價之寶的「和氏之璧」能「千載垂光」,就是頌揚漢武帝普施恩澤或者光輝照世。時任中國錢幣學會會長黃錫全先生亦曾撰文釋讀為「垂光」,並論證「垂光」為:光輝普照,恩澤人間之意。另外還有「協光」、「幼光」之說)。這三品錢上都有方形戳記,銘文為「少」字,正好印證了史書上記載「少府」造「白金三品」的事,證明這些錢幣是由西漢掌管皇室財政、鑄錢的機構「少府」統一鑄造的。
在白金三品發行之後,一枚「白撰」規定價值三千枚銅錢, 當時白銀的價錢一兩最多才值125枚銅錢, 如果是八兩白銀也才值1000文, 再摻入一定數量的錫利潤就更大了,很顯然,官方鑄行此幣的直接目的就是為了增加財政收入,搜刮老百姓的財富。由於定價太高,這對盜鑄者產生著莫大的吸引力,盜鑄白金之風更是猖獗。儘管西漢政府拿嚴刑峻罰來恫嚇, 也不能有效制止。《史記·平準書》記載:「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五年後,由於「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余,白金終廢不行。」當時的盜鑄白金之風達到了「犯法者眾, 吏不能盡誅」的程度,這對於統治者的嚴刑峻罰來說,實在是一個莫大的諷刺。
無容置疑,「白金三品」是一種高額的虛值貨幣,因其作價太高, 遠遠超出其實際價值,又缺乏信用, 流通不廣且時間不長。好在「白金三品」發行之後出現的問題,也使西漢統治者認識到, 一味用行政強制手段, 並不能徹底解決中央經濟問題,要想達到徹底的解決,必須從改造貨幣本身入手, 用經濟的手段解決經濟問題才是出路, 才能達到幣值穩定,消除盜鑄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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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白金龜幣珍賞
2018-06-01 由 華夏文史藝 發表于歷史
圖1龜形銀幣(正)
圖2龜形銀幣
在中國古代,烏龜被視為一種神聖的祥瑞之物,跟龍、鳳、麟三者並稱「四靈」或「四神」,備受人們崇拜。遠古時期,龜甲曾經和貝殼、珠玉一樣,作為實物貨幣使用,在市場交易中發揮交換媒介的作用。西漢武帝時期鑄造的「白金三品」貨幣中也有一種仿龜甲形狀、呈橢圓形的龜幣。
西漢武帝即位後,由於連年征伐,開拓疆土,國家財政空前困窘,其中軍費開支最為龐大,同時中央政府與擁有大量財富的諸侯們的矛盾日益尖銳化,於是漢武帝聽從御史大夫張湯的建議,以「檢約姦邪惡」「摧浮淫併兼之徒」為名進行貨幣改制,發行三銖錢,同時鑄造「白金三品」貨幣,解決財政危機,彌補用度不足,並以此來削弱諸侯實力,強化中央集權。「白金三品」始鑄於漢武帝元狩四年(前119),此事在《史記·平準書》《漢書·食貨志》中均有記載:「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澹用,而摧浮淫併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又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
根據史籍記載,「白金三品」是以銀錫鑄造的鐫有龍、馬、龜紋樣的三種貨幣的總稱。這三種貨幣形態各異,龍幣為圓形,重141克,徑55.2、高13.5毫米。其正面凸起,紋飾為一長嘴、獨角、長脖的騰雲駕霧之飛龍。背面內凹,周沿有一圈銘文,銘文譯讀尚未取得一致意見,中間有兩個方形戳記,戳記銘文為「少」字。馬幣形狀約為正方形,重20克左右,邊長30毫米左右, 厚2毫米左右。正面是一馬紋圖案,這匹馬挺胸昂首,三蹄著地,一蹄抬起,神采奕奕、氣勢昂然。錢背略凹,有一個5×5毫米的方形戳記,戳記銘文為「少」字。龜幣為橢圓形,重12克,正面紋飾為鱗甲狀,上有一個方形戳記,其銘文為「少」字,背面平,有似篆字樣圖形。這三品錢上都有方形戳記,銘文為「少」字,一般認為「少」為「少府」之意,標明這類錢幣是由西漢王朝掌管皇室財政、鑄錢的機構「少府」統一鑄造的,正好印證了《史記·平準書》《漢書·食貨志》等史書所記載「少府」造「白金三品」的史事。
現今發現的「白金三品」貨幣(包括龜幣)多為鉛質或陶質,而根據史書記載「白金三品」是以銀錫鑄造的,因此長期以來錢幣收藏界對西漢鑄造發行的「白金三品」貨幣材質主要成分問題存在爭議。《收藏界》2013年第4期有文章披露,近年陝西西安市北郊已改道乾涸的渭河古渡橋下出土一枚龜紋銀幣,呈橢圓形,下端有澆注遺痕,長40、寬21、厚處3.1毫米,重10克。銀幣正面(圖1)呈圓弧狀,中間較厚,邊緣薄,表面有蜂窩狀龜紋,並有一「少」字印記。銀幣背面(圖2)有兩個篆字,錢幣學家、古文字學家黃錫全曾撰文釋讀為「垂光」,並論證「垂光」為:光輝普照,恩澤人間之意。西安龜形銀幣的發現,可稱得上是錢幣界的重大發現,使西漢「白金三品」千年之謎,及多年的西漢「白金三品」幣材之爭塵埃落定。目前有一種觀點認為,根據史書記載「白金三品」是以銀錫鑄造的,因此「白金三品」銀質龜幣是當時真正的「白金三品」龜幣,出土或民間發現的鉛質、陶質的「白金三品」龜幣都不過是仿造的殉葬品或當時民間的偽造品。
天保通寶:亦稱“天保錢”、“當百”。1835年(天保六年)以後江戶幕府鑄造的銅錢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http://bit.ly/2vHdU0t
緡(mí)是中國古代的貨幣計量單位。1000文制錢為一緡,或一貫、一串、一吊。
1.1000文制錢為一緡。
清道光初年,1兩白銀換制錢 1000文,可買1倉石約70多千克大米,相當於人民幣200元左右。
2.清道光初年,1兩白銀換制錢 1000文。
故清道光初,一緡錢相當於現今人民幣200元左右。
3.一緡錢相當於現今人民幣200元左右
太史公的《史記。 貨殖列傳》裡,它不是諺語,而是太史公的一句話,原話是: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太史公的意思是說:以貧求富,務農不如作工,做工不如經商,刺繡文彩不如倚門做買賣。 這裡說的工商末業,是窮人致富的手段。 漢朝統治者既然實行重農抑商政策,保護農業,壓制工商業。 望採納!
繡文倚市的典故
【釋義】:
繡文:用彩色絲、絨、棉線在綢、布等上面刺繡成花紋、圖像或文字。 此處泛指手工業生產勞動。 後以此典比喻正當事業不受重視,不如末業小技;也形容泛指非正當謀生手段。 倚(yǐ椅):靠。 此典指從事手工業生產刺繡花紋不如倚靠市門招攬顧客做買賣能賺錢。 西漢武帝時,凡是普通百姓,財富比別人相差十倍就會卑下于人家,相差百倍就會懼怕人家,相差千倍就會被人家所役使,相差萬倍就會給人家做奴僕,這是事情之常理。 若說以貧窮求得發財致富之道,從事農業不如從事手工業,從事手工業不如從事商業,刺繡花紋不如倚靠市門招攬顧客做買賣能賺錢,這雖是末業,但卻是窮人藉以謀生的途徑。 此典又作「倚市」、「嗤刺繡文」、「勝倚市」、「倚市門」、「休工刺繡文」。
【出典】:
《史記》卷129《貨殖列傳》3274頁:「凡編戶(編入戶籍)之民,富相什(相差十倍)則卑下之,伯(bǎi百,通「佰」,指百倍)則畏憚(dàn但,懼怕)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 夫用(以,介詞)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
【例句】:
宋·蘇軾《次韻子由送蔣夔》:「窮人未信詩能爾,倚市懸知繡不如。 」 宋·陸游《龍鍾》:「搶榆敢羨垂天翼,倚市從嗤刺繡文。 」 陸游《晚興》:「挽弓從笑識丁字,刺繡終勝倚市門。 」 陸游《宿龍華山中》:「君看在空谷,豈比倚市門。 」 宋·范成大《次韻王浚明》:「年華只合加餐飯,事業休工刺繡文。 」 清·張穆《百字令》:「一第艱難頭早白,絕倒繡文倚市。 」
《史記. 貨殖列傳》:"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案此有二解:(1)謂經營商業。 日人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雲:"刺繡文,工之事;倚市門,商之事。 "唐白居易《策林二. 息游惰》:"勞逸既懸,利病相誘,則農夫之心,盡思釋耒而倚市,織婦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 "(2)謂娼妓賣笑。 宋蘇軾《次韻僧潛見贈》:"公侯欲識不可得,故知倚市無傾城。 "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 灤陽續錄三》:"往詢二婦,皆呻吟不能起。 其一本倚市門,歎息而已。 "
煮鹽致富,較為著名的則有齊人刀間
而"商則長詐,工則飾篤(弄虛作假)",在買賣過程中進行欺騙
以末致財,用本守之
史家中司馬遷是最重視商業的一位,《史記》中有專門的《貨殖列傳》講先秦和漢初的幾個大商賈。司馬遷把「富裕」分成三種:本富、末富和姦富,本富靠農田致富,末富以工商致富,所謂「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但他又說,「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絹文不如移市門」。
這就奇怪了。農田為「本富」,賺錢卻比不上「末富」,如果大家都追求「本富」,不是明擺著會吃大虧?所以司馬公說,「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這也可以被看成「理財建議」,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到商海中盡情大把賺錢,然後回頭買房子和田地,用房子和田地把賺來的錢牢牢守住
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是少有的介紹古代經濟生活的史料。文中司馬遷將「富」分為三個層次:本富、末富和姦富。其中奸富與道德有關,暫且不言,而「本富」指靠土地致富,「末富」指靠工商致富。那麼怎樣經營財富呢?司馬遷給出了這樣的結論——「以末致財,用本守之」。靠工商業好發家不難理解,而怎樣保住既有的財富是一個棘手的問題。
春秋時,管仲在齊國按成人徵收人頭稅,對鹽業進行專營,最終使齊國國富兵強,齊桓公成為了「春秋五霸」之首。此後,古代的治國者將管仲的經濟理念發揚光大,歷代朝廷的財政收入都主要由賦稅收入和專營收入構成(現在還包括土地出讓金)。而正是在賦稅和專營的擠壓下,中國古代富有的非統治者從來都沒有得到過真正的安全,最終大量逃離了工商產業,靠土地來保有自己的財產。
1.賦稅
從管仲開始,民分士農工商,工商居於士農之後。歷代統治者當政權穩定之後,都會實施嚴苛的「重農抑商」的政策,生怕這幫哥們兒拿錢惹事兒。史記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天下已定,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天下平定之後,劉邦開始拿商人開刀,「不得衣絲乘車」是社會地位上的控制,而「重租稅以困辱之」是經濟上的打壓。別人交一份稅,你得交N份的,你還別不樂意,這是為了你好,要「困辱」你,讓你有自知之明。問題也隨之而來,要能多盈利還好,要是不能,那我怎麼幹得下去。
2.專營
西方國家的財政收入主要是靠稅收,而在中國古代,除了稅收,還有專營,也就是壟斷專賣。正如桑弘羊對漢武帝所說的「民不益賦而天下用繞」,羊毛出在羊身上,百姓的賦稅並沒有增加,朝廷的收入怎麼還會增加呢?這就是專營的作用。朝廷會對哪些行業進行專營?當然是能產生高利潤的行業,其實從秦漢隋唐到宋元明清,再到民國,這些行業的類型基本都沒怎麼變過,無非包括了資源行業——鹽鐵、煤炭,流通行業——漕運、鐵路,以及金融行業——鑄幣、銀行……朝廷要對這些高利潤行業進行專營,民間資本當然是望塵莫及的。
但事情也不完全是這樣,當某些行業剛剛興起的時候,朝廷也是會先放民間資本進入的。關於這一點,晚清第一重臣李鴻章的得力幹將、著名紅頂商人盛宣懷曾經作過這樣的總結,「非商辦不能謀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意思很明白,要做產業,得靠大家,有了資金才能發展;等產業做起來之後,朝廷是要控制的,這樣才能防止種種弊端,才能維護國家利益。其實盛宣懷這話說的已經相當委婉了,因為他後來做的比說的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清朝末年,在洋務運動的浪潮中,大江南北興修鐵路,當時財政匱乏,朝廷從民間集資。為修通南北大幹線,全國成立了18家民營鐵路公司,民眾紛紛入股,根據史料記載,當時的情況是「娟優乞丐,亦相率入股」,戲子、妓女和乞丐都入股了,真是全民集資。由於前期缺乏管制,各家資金難以整合,工程進展並不順利,此時,時任郵傳部大臣並負責鐵路工程的盛宣懷做出了這樣的決策:民間資本全部清出,朝廷全權接管,對於之前民眾的股份,朝廷返還60%現金,其餘40%若盈利則返還,若虧損則不還。這一下就炸了鍋了,又要讓人撤股,還扣下40%,還不還也兩說,妓女和乞丐的錢也來得不容易。於是各地紛紛集會抗議,其中最有名的是1911年5月四川發起的「保路運動」,由於四川總督趙爾豐鎮壓保路同志會激起民變,民眾毀掉鐵路,燒掉府衙。為鎮壓叛亂,清廷調動武昌新軍入川,武昌的空虛直接引發的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義,隨後辛亥革民爆發,清王朝被推翻——一棵稻草確實是可以壓死一隻駱駝的。
根據以上兩點的分析,我們大致可以得出:當高利潤行業步入正軌後,朝廷一般會將民間資本清出,進行專營;當民間產業的利潤空間被壓縮到一定程度後,還要面對高額的賦稅,已有一定資本積累的民間富商最終會將資產轉移到土地上,置田地,建宅院。
如今雖是滄海桑田,卻未必物是人非。大量民營企業(甚至包括國企)從實體經濟外逃,轉向房地產行業,就連血管里世世代代流淌著工商血液的溫州人也不例外,大量溫州籍的地產開發商和炒房團席捲大江南北……歷史有時就是這樣驚人的相似,以古鑒今,箇中滋味,耐人尋味……
張湯(前155年-前115年),西漢杜縣(在今陝西省西安市東南)人,是留侯張良的同宗遠親。漢武帝時期著名酷吏。曾任長安吏、內史掾和茂陵尉。
張湯墓於長安區郭杜一帶西北政法大學南校區的基建工地被發現,墓中有一枚銅印印文為「張湯 臣湯」,一枚印文為「張湯 張君信印」,證明此墓為張湯之墓。[1]
生平
張湯幼時貪玩,他的父親出外,叫張湯看家。父親回來發現家中的肉被老鼠偷吃,父親大怒、鞭笞張湯。張湯掘開老鼠洞,抓住老鼠,找到了吃剩下的肉,立案審訊老鼠,「傳爰書,訊鞫論報」,文辭如老獄吏。讓父親感到驚訝。父親死後,張湯繼承父職。為長安吏。
張湯年輕時喜歡研讀法律,後來任長安吏和茂陵尉,在審理陳皇后巫蠱案和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等謀反事件中辦事得力,受到武帝器重。他和趙禹編定《越宮律》、《朝律》和「見知故縱」等法律。還參與了幣制改革、鹽鐵官營、算緡、告緡等事務。當時有「天下事皆決湯」的說法。權勢一時威震朝野。
但是,張湯在執行法律的時候過於嚴酷,甚至發明了「腹誹罪」。漢武帝與張湯研商發行「白鹿皮幣」,變相勒索王公貴族。武帝徵求大農令顏異意見,顏異提出異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武帝大不高興。張湯本與顏異有讎隙,後來有人告發顏異,於是武帝命令張湯審理顏異一案。據《史記·平準書》載「(顏)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武帝元鼎二年,有人盜走了孝文帝陵園的下葬錢,武帝下令張湯徹查,張湯打算將丞相莊青翟治罪。莊青翟聯合長史朱買臣、王朝與邊通等人誣陷張湯和商人田信暗地來往,謀取暴利。武帝將信將疑。後另一酷吏減宣又誣告張湯和御史魯謁居合謀害死御史中丞李文。武帝派御史中丞趙禹審訊,趙禹向張湯嚴厲詰責:「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張湯被迫自殺,並留下遺書說是丞相府的三位長史陷害他。張湯死後,抄沒的財產只五百金,大多來自俸祿和賞賜。張湯的兄弟子侄想要厚葬他,他母親說:「張湯身為天子重臣,竟然被污言穢語中傷而死,何必要厚葬呢!」於是將張湯放在牛車上運到墓地,只有一口棺材,沒有外槨。漢武帝知道後,說:「非此母不生此子」(沒有這樣的母親,不能生下這樣的兒子),因此將三位長史朱買臣等人誅殺。不久丞相莊青翟在獄中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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