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這張海報首度出現於大正14年(1925年)11月後期，當時的台北州，舉辦了一場為期五天的「警察及衛生展覽會」。展覽會共分成三個會場，第一個會場是之前清朝政府的撫台衙門，後來被拆掉改成公會堂，即現在的中山堂。第一會場展示了交通、消防、電器瓦斯、高等警察等，亦即一般警察管制的事務。第二會場則設在當時的樺山小學校，第三會場則設在當時台北州的細菌檢查所，展示主題為公共衛生。在當時展出的6252個項目裡，出現的就是版主所找到的這張「南無警察大菩薩」的海報。 
*所謂的警察衛生展覽會：日本殖民政府為了宣導公共衛生觀念並彰顯警察的褓母與監督功能，日治中期起，台灣各地常舉辦「警察衛生展覽會」，展出內容包括警務、保安、司法、兒童、度量衡、理蕃、衛生防疫等。 
*海報內容說明：這張海報上的警察是當時的基層警察，即巡查，巡查與當時台灣人民的生活管制，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 而這位警察的背後，共有六隻手。每隻手的附近，都有一組四個字的漢字。由左上逆時針的方向來看，第一個是「左側通行」。這是關於交通規則的管制。海報的左側中間，則是「思想取締」。這屬於當時警察的重要任務之一，特別是對於政治思想的管制。手摸著一個人的頭，意味著對於思想的控制。圖中的人帶著眼鏡，應該是代表當時的知識份子。接下來是左下角的「犯人逮捕」。這個意思很明顯就不另外解譯。再接下來是一個有關救助和救護的圖像。這邊有一個很特殊的目的，就是要破除迷信。除此之外，警察救助救護的內容，還包含火災、地震、或是礦坑等公共安全之類。 再來則是「蕃人授產」。所謂蕃人就是原住民；授產則是因為當時原住民的生產方式，主要在於 打獵或是火燒式的耕種。當時日本人希望能夠改變原住民的 農業生產技術，亦即透過定置式的農耕，改進原住民的生產方式。最後是右上方的「惡疫豫防」。 
這張「南無警察大菩薩」的海報出現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渡化眾生一切苦厄」。就是指社會國與福利國的任務。無論是身體上的或是各種自然與社會需求，例如鰥寡孤獨廢疾、教育、關於意外事故的保險，乃至於心靈上的教化等等，無一不是警察管制的對象。此張海報企圖一掃警察「地方惡霸」的形象，化妝成「救苦救難的活菩薩」。結果卻引來《台灣民報》的反諷：「警察界的特許拷問手段，如灌水法、雕龍蝦法、插肋骨法等，亦肯展覽於公眾否？」

日治時期日本對於臺灣的統治手段，其中一種即是警察制度的設立，根據不同體制的演變，警察政治分為三階段：分別為日治初期（1895.5-1920.8）軍事性警察與中央集權體制、日治中期（1920.8-1937.7）政治性警察與地方分權體制，和日治末期（1937.7-1945.10）經濟性警察與戰時動員體制等三個時期。日本政府在臺灣推行警察制度，不僅在治安上有了重要貢獻，更消弭臺灣本地居民對日本統治的反殖民力量。且警察制度也和人民生活緊緊鑲嵌在一起，如土地調查和人口調查等，將臺灣社會納入其監控。此為1938年時的警察制服。
參考來源：
吳宗仁、張雅淨，〈日治時期行政統治策略之後殖民分析〉，《淡江人文社會學刊》第24期（2005年），頁89-110。

此為1926年(大正15年)臺北州警察衛生展覽會所展出的海報，將警察化身為千手觀音菩薩，一手拿刀一手拿佛珠，代表糖與鞭子，無事不管，從衛生取締，思想取締，原住民授產，逮捕犯人，救助。有研究者曾說臺灣當時可說是警察之島。
參考來源：
臺北州警務部，《臺北州警察衛生展覽會寫真帖 》（臺北：臺北州警務部，1926）。

一九二五年，在臺北州警察衛生展覽會中，展出了一幅「南無警察大菩薩」的海報。這幅畫給人的第一印象，彷彿是要以警察來取代觀世音的角色。然而，若真的是如此，何以警察的左手要拿著一串念珠，右手卻又要同時拿著一把劍呢？另外，在「南無警察大菩薩」身後的六隻手，分別指向警察的六大任務：「左側通行」、「思想取締」、「犯人逮捕」、「救助救護」、「蕃人授產」、「惡疫豫防」。透過這些不同的任務，展覽會的策展者，究竟想要營造出何種特殊的警察形象？而它又與當時人民對於警察的實際認知形成多大的落差？一般來說，現今人們所熟悉的警察，乃是歐洲近代初期為了因應現代主權國家而出現的特殊權力機制。本文在最後，則想要順著警察在歐洲近代初期的發展脈絡，來比較當時日本殖民統治者是如何透過警察機制的引介來治理臺灣。

1905年，臺灣總督府以府令第81號，實施保甲徽章制度，明訂1906年2月1日實施，推行理由為「使人一眼即可識別保正甲長，同時藉配戴徽章，促保正甲長審慎行動。」此外，保正甲長徽章是由東京市下谷區池之端仲町（今東京都台東區內）的玉寶堂承製。甲長章，通常質地為紅銅，直徑約一寸四分（約4.3公分），中心有篆體字「甲長」二字，其平日以白桐箱儲存。掛於左臂上。
參考來源：
謝仕淵，〈「今後凡有勤務者 須帶徽章」――1905年「保正甲長徽章」之研究〉，《歷史臺灣》第7期（2014年5月），頁51-75。

1905年，臺灣總督府以府令第81號，實施保甲徽章制度，明訂1906年2月1日實施，推行理由為「使人一眼即可識別保正甲長，同時藉配戴徽章，促保正甲長審慎行動。」此外，保正甲長徽章是由東京市下谷區池之端仲町（今東京都台東區內）的玉寶堂承製。保正章，通常質地為純銀，直徑約一寸六分（約4.8公分），中心有篆體字「保正」二字，其平日以黑漆箱儲存。掛於左臂上。
參考來源：
謝仕淵，〈「今後凡有勤務者 須帶徽章」――1905年「保正甲長徽章」之研究〉，《歷史臺灣》第7期（2014年5月），頁51-75。

日治時期，總督府對於警察的服裝，有嚴格的統一規定，1899年，在日本天皇的許可下，公布「臺灣總督府文官服制」以及「臺灣總督府文官服制規則」。總督府的文官服裝，因官等的不同而有所區別，官等主要有敕任官（簡任官）、奏任官（薦任官）及判任官（委任官），而服飾的變化體現在上衣、肩章、褲子、帽子、劍、劍緒、劍帶、外套等方面。文官的配劍主要有分長劍及短劍，長劍制式樣式為劍柄長五寸，頂部有櫻花圖樣，劍鞘為黑色皮革，長二尺三寸。短劍制式樣式為劍柄長三寸五分，頂部也有櫻花圖樣，劍鞘為黑色皮革，長一尺。1920年時，僅保留長劍。
參考來源：
彭威祥，〈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制服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