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譯邊疆．破解帝國》：清朝「邊疆政策」與「對外政策」之間
By 精選書摘, www.thenewslens.com查看原始檔二月 26日, 2019
文：馬世嘉（Matthew W. Mosca）
結語：邊疆政策與對外政策之間
到了一八四○年代，地理學與地緣政治思考的發展已可讓對外政策成形，作為先前那居宰制地位的邊疆政策的另一種選擇。在最早的形式中，對外政策不必然比起邊疆政策來得更現實或更有效；在多數官員與私家觀察家的世界觀中，前者也不能取代後者。追溯這兩種辦法間在一八六○年以後的演化關係並不屬本書的範圍。而一八六○年之後的數十年，那突出的政治動盪、管理創新、技術進步、意識形態轉移，以及與西方帝國主義那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力量之大幅親近，也不可能在短短的篇幅內恰當處理。反之，本書以提出邊疆政策與對外政策間後續關係的問題作結，此關係則如本書描繪的軌道所示。
邊疆政策一項不墜的優勢，就是它對帝國邊陲特定分區的地方狀況的留心：它權衡國家中央的資源與地形氣候的障礙，以及潛藏在北京對地方精英與鄰國民族關係史的先例。邊疆政策偏好審慎地維持平衡，這一點在太平天國之亂於一八五一年爆發，朝廷對新疆、西藏兩地的控制力有瓦解的危險時，變得格外具有吸引力。由於在這場亂事中，軍事與財政資源挪至他處，鄰國如廓爾喀及霍罕對邊區虎視眈眈，巨大的溝通困難使得維持現狀之流的作法，都變成了不起的成就。大膽出手以對抗俄、英帝國主義這種不那麼直接的威脅，更是在考慮範圍之外。另外，尤其是在一八六○年後，邊疆政策的那些支柱雖已搖搖欲墜，卻仍挺立著。從地理學上來看，地方報導人仍是情報蒐集的樞紐。從戰略上來看，仍有充分理由質疑信賴外國盟友的「智舉」。官僚們已經面臨太多的個人問題，無心去顧及此時流行在私家學者間的那些籠統而抽象的評論。
即便如此，在一八四二年後，純粹的邊疆政策也已不再可行。在英、俄帝國的勢力範圍都已跨越多個邊疆的情況下，已無法再各自孤立考量海洋事務與內亞事務。就連謹慎的防禦性策略，都得留意到從伊犁到上海的整面地緣政治之網路。在鴉片戰爭期間，朝廷試圖量度西藏與新疆之於英國遠近時，新取徑的活躍變得十分鮮明，此後更日益增強。一八四六年發生的一件相對次要的危機，演示了這項轉變。
到了一八四○年代初，印度次大陸上唯一真正獨立且軍力堅實、不受英國統治的國家，就只有由錫克君主爾蘭積星（Ranjit Singh）建立在旁遮普的國度。一八三九年爾蘭積星逝世，翌年，其子、其孫亦隨而離世，該國由是不穩，至一八四五年已與英屬印度交戰中。一八四六年，一項處置有效地斬斷該國之獨立性。這個錫克國家的一個名義上的附庸古拉卜．星訶，先前已征服拉達克，更曾意圖吞併西部西藏。由於戰爭期間支持過英國人，古拉卜．星訶的獎賞是能擁有他自己的領地。這塊地是錫克政府被東印度公司擊敗後所放棄的，如今回歸到古拉卜．星訶的控制下（少掉了某些戰略走廊）。在這過程中，英屬印度獲得了裁定這個新興的多格拉（Ḍogrā）王國與清朝西藏之邊界的權利。
英國在旁遮普的勝利，和先前在印度次大陸上的動盪一樣，在多個清朝邊疆上激起了迴響。在新疆，此事關乎朝廷對俄羅斯要求在喀什噶爾貿易一事的考量。如同當地一位官員所指出的，?咭唎「回語稱為排哴（即法朗機 Farangi）」，過去與音底接壤（音底即旁遮普，至少自一八二○年起回部即以此稱呼），如今音底已遭其征服。喀什噶爾之南亦從而與?咭唎相連。若允許俄國在喀什噶爾有貿易權，英國必從而效尤。這個恐懼是真知灼見，因為在英國保護下的拉達克確實希望擴展印度－新疆貿易。
西藏則感受到更直接的後果。廓爾喀了解到，一旦爾蘭積星所建立的國家被征服，就會對他們在加爾各答保留自主性不利。早在一八四六年一月，戰爭還在進行時，廓爾喀君主就給在拉薩的駐藏大臣一封稟文，稱廓爾喀的人告知他，最近英吉利已戰勝森巴（即錫克）。廓爾喀國王警告說，若是森巴淪陷，英吉利將貪想清朝的地方；（他聲稱）英吉利已派軍要幫他取西藏。這位廓爾喀國王當然辭謝了這個提議，並要求清朝助其擋住共同的敵人。然而駐藏大臣還是抓著固定的政策，什麼也沒提供。
地理學上而言，這封稟文標誌著清朝官方回覆的分水嶺。此前，就連鴉片戰爭期間與剛結束後，都沒有任何一封寄自西藏的奏疏明白把披楞與英吉利畫上等號。如今，尼泊爾國王這封國書的漢語譯文只提到了英吉利（雖說在駐藏大臣們的答覆裡還是繼續提披楞）。這項轉變實乃由於新的報導人到來所致。大約在一八四六年之始，兩名法國傳教士從蒙古來到拉薩：著名的秦噶畢（Joseph Gabet）與古伯察（Régis-Evariste Huc）。秦噶畢與古伯察研讀過蒙古語、滿洲語，以及一知半解的藏語和漢語。他們在甘肅時就遇過一名藏人的轉世化身喇嘛，問了他們是不是來自「噶哩噶答（Galgata）」的「披楞（Péling）」，而許多在拉薩的人也用同樣的話來描述他們。
駐藏大臣琦善有了這兩名傳教士在手，在收到廓爾喀君主的國書時便要求兩名傳教士就這主題來說明。秦噶畢作了完整的解釋：「披楞即?咭唎，並非兩處。緣唐古特番語（藏語）呼外國皆為奇楞（藏：phi-gling）；奇（phyi）字為內外之『外』字，訛寫披楞，並非國名。地名?咭唎國，夷名昂格勒（法：anglais）是實。」琦善接受這個鑑定，還補充說，訪知在藏回商，森巴乃「西路溫都斯坦所屬地方」。
大約在廓爾喀國書到達西藏的同一時期，來自旁遮普戰鬥前線的消息也傳到了珠江三角洲。一八四六年，清帝國辦理對英交涉的大臣兩廣總督耆英於其奏疏中報稱：?咭唎新聞紙報告了一次?咭唎與印度所屬之噻?搆兵獲勝之事，雖說該消息的傳入並非立即獲得關注。此事仍需更多情報，而耆英藉由接獲香港總督、駐華全權代表德庇時之信函，又向咪唎?（美國）、西洋（葡萄牙）兩國探詢，證實了這份報告。
不久，西藏邊疆與海洋邊疆間的聯結就變得很明白了。一八四六年夏，英屬印度委派專員調查多格拉領拉達克與清朝西藏間的邊界。英國印度總督發了兩封信函給清朝當局，一封給拉薩，另一封則給在廣州的耆英。而清廷則在幾乎同一時間，收到了從這兩個相隔遙遠的城市所上奏的關於勘界的奏章。早在一八四七年，耆英就奏報稱德庇時宣稱英國戰勝了西刻，奪取了克什米爾（加治彌耳）地方，從而與西藏交界，故希望能明定界阯。耆英擋下了這個要求，回覆說，據南京條約，?咭唎只准在五口通商，故不許與西藏貿易。耆英在差遣屬下於西方人之間探訪後，已可進一步確認「西刻」即「噻?」（譯按：即錫克），在印度西北，距西藏約有二千餘里，還另外獲得了一份多少有些斷章取義的、關於該區域之事物的記述。與德庇時的交涉，在廣州拖拖拉拉地進行著。
透過廣州方面獲悉德庇時的信函後，才五天的時間，清廷又透過在拉薩的琦善之上奏，面臨到同一件議題。據琦善所奏，在堆噶爾本的西藏官員收到了一份難以理解的披楞來函，而琦善已知披楞即英吉利。傳信人口頭解釋說，披楞已戰勝森巴，奪下拉達克與克什米爾，因此希望西藏當局派個代表團去商定貿易章程。遣往西藏與拉達克之邊界的藏人人員報告說，披楞實際上統治了不少森巴的土地，包含克什米爾。
面對這種情況，道光皇帝試著盡量少去改變政策，希望能把西藏與英屬印度以及與沿海相關的渠道隔絕開來。和魏源不同，道光皇帝從兩帝國之陸路毗鄰這點上，看不出任何戰略優勢。然而，到了一八四○年中期，關鍵的改變發生了。很清楚地，清廷必須統整在各不同區域所用的詞彙，而此時這事也已不再艱難。如同皇帝與軍機大臣就西藏邊界問題所作的評論：「夷人種類繁多。披楞既係?夷。森巴即係酋（德庇時）所稱西刻。克什米爾即係加治彌耳。」
當然，地方詞彙仍然堅持著：西刻、噻?、錫國、音底以及森巴全都出現在一八四○年以後的漢文文檔中，用以指稱在旁遮普的錫克國。在西藏也繼續使用著「披楞」。可是，在過去，這種術語上的差異幾乎是不可能克服的，如今清政府卻可以靠著標準術語如英吉利、印度，判定這些區域性的世界觀在一個大概的輪廓中，如何符合一幅對外政策的整合圖像。多種情報材料，曾經是幾乎不可共量的，如今則即便某些細節仍留待解決，但要把這些材料協調、整合起來已是相對容易了。即使後期清政府仍在其政策視野上很大程度保持守勢，也已經不能忽視跨多邊疆來協調政策的需求了。
從某個角度來看，清朝最後幾十年的對外關係史，可以視為是在新制度的支撐之下，無情地強化一個統整的對外政策。一八六一年總理衙門成立，而其日益老練的外交工具，為中央觀察家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豐富視角，並強調了透過極盡可能之寬廣的視鏡來看政策的需求。實際上，為總理衙門建立所作的辯護論述之一，就是外國帝國活躍於沿海那麼多地點，而這種情況下，已不再能承受由軍機處鬆散地監管著各個地方官在各自轄區管理這些對外事務。早在一八五六年，朝廷已經完成部分的《籌辦夷務始末》，在該書中把有關西方帝國主義從海上到內亞各邊疆的個案彙集起來。一八六一年後，總理衙門改善了多邊交流，不同區域的帝國官員們在處理同一外國之事務時更見效率。一八七○年代，外交人員開始外駐時，協調變得更為複雜；一八八○年代，總理衙門成為中國國內與國際電報網的中心點。
相較於一八四○年以前的時期那種邊官－軍機處對話，清朝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利用了更多的材料。集中化視角進一步深植其宰制性，則是在北京出現了西方國家的使館之後。這些使館把朝廷的目光吸引到邊疆各角落的案件與麻煩，從而補充了內部情報材料。像是一八七四年至一八七五年那著名的有關海防或陸防之優先性的論辯，雙方的鼓吹者李鴻章（一八二三－一九○一年）與左宗棠（一八一二－一八八五年），都在這場論辯中顯示了他們很清楚沿海邊疆與內亞邊疆二者乃是緊密相連的。而伊犁危機（一八七九－一八八一年）中，大使們自國外向北京報告，安排了一塊內亞邊疆的命運。上述兩段插曲都證明了：到了一八七○年代，地方化的邊疆政策已被淘汰了。在一個大規模帝國主義的年代裡，領土防禦乃是個多邊形各角交互關聯下的一項問題，而非各行其是之插曲中的一個累贅。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亦可見證，一八六○年以後的時代，帝國中央對各邊地的控制力之減少。一八五○年代至一八七○年代那些叛亂的壓力，削弱了清政府在內亞邊疆的力量。若說這股力量到了一八八○年代在新疆已大量恢復了，其在西藏與蒙古則仍然孱弱，一直到後一九○○年那激進的國家建設工程「新政」，挑起了朝廷與本土精英間的公開衝突之時。
在一八六○到一九一一年間，資訊流通如何對清帝國境內諸多族群造成不同影響，尚待更多研究，蓋其可解釋外在趨勢如何衝擊帝國內部政治秩序長久的可行性。如同本書所證明，漢人文士精英的成員乃是首先建構歐洲帝國主義的全球性描述者，同時也是他們主張清帝國可藉由協調各個邊疆的活動，對抗歐洲帝國主義的威脅。一八六○年之後，漢人文士精英日益在清政府的軍事與外交大員中居於主導。漢人官員們那新式整合的世界觀，在多大的程度上懷疑先前那種分散力量，從而維持與地方政治妥協的政策？這種視野的轉移又在多大程度上，造成漢人精英特權與在內亞握有權力的本土貴族及神職群體的隔閡？這引發了許多我們所不太知道的問題：蒙古人、西藏人、新疆各突厥語族人的精英，是透過哪種資訊材料，漸漸了解到接近中國邊疆的歐洲人帝國主義？在詮釋這種資訊的時候，他們所關懷的是哪個政治社群的利益？而這個社群與漢人精英所相信他們本身代表的社群，其交集程度又如何？
邊疆政策的延續是以次帝國單位（sub-imperial unit）之利益為中心，與北京精英的全帝國對外政策視野漸行漸遠，而將其延續與晚清的非漢人精英聯結在一起，卻也言之過早。但還是可以假設，為了追求一個設計來扭轉西方帝國主義的對外政策，從而削弱了對地方視角的敏感，這在清朝版圖那最後數十年的動盪中占有某些分量。至少到了清朝最後的日子，外國威脅的嚴苛對某些人而言似乎表示著，意圖建立起一個在中央堅定控制下的、更均質的管理結構是合理的，而實際上在這方面無所作為，可能就意味著這個朝代已不再有效率。然而，對另一些人而言，他們並不相信這種轉變中的全球地緣政治能保證這麼一個根本的重構。而這些人也可能把北京所主張的要對周邊加強控制看作是破壞先例，降低了這個朝代的統治權。無論哪個情況，在清朝的政策制定中，在一個中央化視角與多個地方化視角之間，重新校準各自的比重，都會觸及到王朝合法性的問題。
然後，一八六○年代之後，新的問題浮現了。清帝國在其對外關係中，是否有著對帝國各處所有臣民一致的基本利益呢？如果是，誰合法地決定這些利益？這個判定利益的社群是站在延續愛新覺羅家族統治這一方的嗎？或者互不相干？若是後者，共同利益能用來強化後帝國時代之清朝國土的團結嗎？那些希望能強化團結的人，會主張國力在部分來說是基於對全球趨勢之更完善的知識上嗎？這些是對那曾經臣屬於清帝國的土地與人民之近代史至關緊要的問題。英屬印度的發現有著深刻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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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破譯邊疆．破解帝國：印度問題與清代中國地緣政治的轉型》，臺灣商務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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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馬世嘉（Matthew W. Mosca）
譯者：羅盛吉
新清史2.0重量級鉅獻！
國際漢學名家馬世嘉一舉打破過往對清代邊疆政策的論述，
將文化史、思想史、地理學、政治學的研究融為一爐，
以清晰的思路娓娓論證————
清王朝並不是一個無力控制其邊緣地域的失敗政體，
而是擁有複雜的資訊獲取體系，以處理與邊疆共同體間的關係。
18-19世紀的清王朝，是否真如歷來所論，
是一個忽視對外關係、閉關自守的帝國？
答案若否，那麼清朝對邊疆的治理是採取什麼樣的模式？
此一模式又如何影響其對外的政策，乃至鴉片戰爭前後的表現？
馬世嘉學識淵博，以漢文、滿文、蒙古文及歐美文獻，
呈現第一手史料的銳利，考證翔實，刺穿陳見，
他以當時的英屬印度為核心，爬梳清朝的邊疆知識系統與治邊理路，
重探清帝國從邊疆政策到對外政策的轉向內幕，
並重新思考清王朝的世界觀和鴉片戰爭的歷史背景。
亞洲國際關係學家和歷史學家必讀之作
重新認識清朝對外關係的經典之書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內陸歐亞學系博士／蔡偉傑 專文導讀
清朝初期，政府對印度的理解充斥著各種歧異矛盾的觀點。這些觀點，有的來自漢朝至明朝的文獻，有的來自佛教徒、穆斯林、基督徒等背景的文獻，也有蒙古與西藏學者們的資料。儘管各異的地理世界觀交叉傳播、相互影響，仍存在著專有名詞、宇宙論、宗教、政治意涵上極為根本的歧異。
甚至到乾隆朝，朝廷四處蒐集的印度報告還是充滿陌生字彙。乾隆因此組織多語言團隊進行翻譯、整理、解釋，官員們還是靠著一些去過的人與傳教士，才能畫出大清帝國邊外領域的地圖。縱然花了這麼大的努力，對印度的理解也還停留在瞎子摸象。
時序進到19世紀，最初那幾年，清廷不甚清楚的世界觀，使得戰略與軍事已經落後其他亞洲與歐洲鄰國，而大英帝國當時已成為南方邊疆上的唯一強權。對多數與清廷有所接觸的外國觀察家而言，亞洲強權儼然產生革命性的翻轉。英屬印度的報告透過不同管道送到北京，仍然充斥不同地區習慣用語，就算北京當局開始對情況有些了解，也因為不同地理名詞，而認定不列顛在印度的擴張規模並不大。
乾隆之後，漢人文士研究地理與邊疆事務解禁，他們掌握更多資料，得以用更宏觀的角度審視帝國邊疆，也警醒到大英帝國的活動無所不在。身為清朝官員的魏源主張將地理名詞標準化，認為有助於整合大清對外的政策，可惜提案未被採納。而鴉片戰爭後清朝在對外關係所顯露的破綻，也使其面臨更大的挑戰。
馬世嘉在書中運用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大英圖書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國家圖書館、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國立故宮博物院、日本東洋文庫等處的眾多檔案與圖書，並爬梳中、英、滿、日、法、德、藏、蒙、波斯等多種語言的史料，以印度為核心，條理清晰地重現清廷對外政策的世界觀。本書修正了歷來對清代與英屬印度強權之間的理解，並分析邊疆政策與對外政策在一個多民族帝國中的緊張關係，為關注亞洲的研究者與讀者提供了寶貴的思想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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