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溪邊洗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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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瓜、洗衣、「去海邊」:一個人類學家在所羅門群島的語言課
2019-01-30 00:00:00
在大洋洲的所羅門群島,我發現當地小孩對我的直觀稱呼居然是「waetman」──洋涇濱英語發音的「白人」!這個名字讓我頭一次省思Langalanga、還有我熟悉的台灣與美國文化中的人群分類概念與政治。雖然這個問題後來暫時放下了,然而,這樣的「定位」,對我這個懷抱熱情且天真的人類學者,還是不免耿耿於懷,總覺得是不斷被提醒的階級身分差異,如同原罪一般整天無奈地揹著。
傳統人類學的主張,認為田野工作是透過學習當地語言、長期與當地人一同生活,慢慢進階理解當地文化,甚至「成為當地人」(becoming natives)。如果我只是個「白人」,那就很難真正進入當地文化脈絡去思考,也不可能做出好的人類學研究。這樣的「理想」在近年受到許多批評,我也不再天真地認為透過一年多的田野工作有「成為當地人」的可能;但或許儘量「去白人化」是我該努力的目標吧?當下我也只能朝著那漫長而忐忑的路走下去,看著辦了。
「你的衣服拿給我洗!」
從進入村子的第一天開始,我是誰──當地人如何看我,而我想做一個什麼樣的人,就是田野的實際課題。我被安排暫住於牧師家,那是村中最「高級」的住宅,為南島語族常見的杆欄式建築。一樓充當幼稚園,二樓是居住空間,包括客廳和幾間臥房,因為大兒子在外地工作,有一間空房能租給我使用;牧師夫婦英文流利,也解決了我初期語言不通的問題。剛把行李搬進去,對面鄰家的年輕媳婦羅莎琳就過來打招呼,熱情地詢問。我很開心地接受她的善意。羅莎琳是村中少數能自在講洋涇濱的女人,我在田野前自修過所羅門洋涇濱,因此基本溝通無礙。
聊沒幾句,她說:「你衣服拿給我洗。」
我愣了一下,不確定這句話的意思。她解釋:「我可以幫你洗衣服。」
我急忙說:「不用了,我自己洗就好。」
她再度表示沒關係,讓她洗就好。我還是推辭了,覺得很尷尬。在所羅門群島僱工很便宜,從殖民時代開始,當地人就常受僱於英國、澳洲等外國人,擔任打掃、煮飯、園藝等工作,同時,廣東移民來的商人很快地都開店當老闆,僱用當地人當店員。「waetman」一詞在洋涇濱裡有個同義語,是「mista」,源自英文的「Mister」(先生),即反映了殖民的權力對等關係──白人被尊稱為「Mister」或「boss」(老闆),而當地人則是「house boy」或「house girl」(男傭/女傭)。
這樣的權力結構在所羅門群島於1978年脫離英國殖民而獨立後,依舊難以改變。在城裡,人口比例低的非原住民普遍經濟階級高於原住民,幾乎每戶都聘了當地人幫傭。或許羅莎琳因此覺得我也會請個「house girl」吧?
然而我對這樣的階級結構感到很不舒服,同時,作為人類學者、從事田野工作,不就是要和當地人過一樣的生活,才能進入當地的脈絡?因此我壓根不考慮請人洗衣服,很快轉移話題,免得不好意思。
地瓜和洗衣,讓我成了當地人眼中的「怪白人」
我希望與當地人一起生活,因此決定搭伙,房東家吃什麼,我就跟著吃。午餐時間到了,牧師太太煮了白米飯,還有泡麵。當地賣的泡麵是最陽春的那種,只附了一小包調味料,有幾種口味選擇。她另外還炸了地瓜條,我超愛吃炸地瓜薯條,聞到味道食指大動,但發現白飯和泡麵是給我和牧師太太的,炸薯條則是給牧師讀小學的兒子和女兒。
面對看來有點奇怪的一餐,我不太確定要怎麼吃──是要扒白飯,還是吃泡麵?人類學者學習能力最強,所以我按捺著,想先看狀況再拷貝「正確禮儀」,很快發現泡麵是「一道菜」,用來配飯吃。
當下覺得這真是非常有「創意」的吃法,但不合我的口味,只能客氣禮貌地吃一些,同時看著薯條流口水。我發現小朋友似乎很想吃我的那份,就建議大家一起吃一起分享,於是我也吃到了薯條,覺得很欣慰。接下來好幾餐,牧師太太還是煮了白飯和泡麵給我,我感到頗為難,雖想當個不挑嘴的好客人,但又很納悶──為何每餐都吃這個?後來我還是忍不住探探牧師太太的想法,終於搞懂了:他們以為「白人」一定不喜歡當地食物,地瓜很廉價,而白飯和泡麵都是進口食品,牧師太太為了特別照顧我,於是每天準備「大餐」伺候。我趕快解釋,只要照平常煮就好了,不要麻煩,我什麼都可以吃,食量也不大。
因為沒有自來水,這裡家家戶戶都在屋簷下擺了盛接雨水的容器,一般多是原本用來裝石油的大鐵桶。不同的容器乾淨程度不同,最乾淨的用來煮飯洗碗,其次用來沖澡和洗衣。我把髒衣服和肥皂、刷子放在菜市場買來的藤編籃中,開始在門前洗衣──其實也不過是內衣和T恤、長裙罷了。
不一會聽到大聲笑鬧和嘰哩呱啦的聲音,抬頭一看,屋前路邊聚集了很多人,大家正在「參觀」我洗衣服!婦女們指指點點,興奮不已。我有點吃驚,心想是否犯了什麼禁忌,做了什麼不該做的事情?難道在Langalanga洗衣服要偷偷洗,不能給別人看到?還是女人的衣服要偷偷洗?
看我一頭霧水,牧師太太很熱心地翻譯和解釋。原來剛剛幾個婦女從田裡回來,看到我在門口洗衣服,她們覺得很新奇──「看,白人在洗衣服耶!」有人問牧師太太怎麼讓我自己洗衣服?她怎麼沒幫我洗?於是她急忙解釋,是我堅持要自己洗的,可不是她怠慢。另外她也順道八卦了我中午不愛吃白飯愛吃地瓜的怪事。
我鬆了口氣,幸好不是做了什麼蠢事,只是打破了當地的刻板印象。她們第一次看到「白人」洗衣服的事情很快就傳遍村內,連續好幾天,我都是在眾人圍觀和大笑的狀況下洗衣服。
我的「實用會話」課
幸好新鮮感很快就過去了,人們開始會在經過時和我打招呼:
──妳在洗衣服阿?(Koe sau kaleko o gi?)
──對阿,我在洗衣服。(Eo, la kae sau kaleko gi.)
這也是我很快就學會的「實用會話」。人類學田野工作強調學習貼近當地人的生活與思考方式,關鍵的工具就是當地語言。文化的研究上,許多概念必須要透過母語,才能精準地呈現,因此學習當地語言對深度了解當地文化是不可或缺的
Langalanga語是所羅門群島80幾種語言之一,使用的人口大約5,000人,這麼小的群體可沒有現成教科書或語言學資料可用,一切得自己摸索。我一到村子就開始尋找能教我Langalanga語的老師,牧師太太立刻自告奮勇。首先是簡單的招呼與問候,早安、午安、晚安──這個容易。但接下來她立刻要我跟著重複長長的句子,結果聽到句尾時早就忘了句首,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這樣教我實在學不來。
幸好過了一週,找到了理想的老師──塞勒斯。他是村中少數能說流利英文的人,但更重要的是,他是公認懂得深奧而古典的Langalanga語的人;大家認為我應該要學習最正確、最優美的Langalanga語,而他是最恰當的人選了。於是我開始每天早上到老師家的走廊上課,下午則做基礎家戶調查,有空就背單字和句型。
由於沒有課本,雙方都沒有經驗,塞勒斯與我一起摸索,幸好在研究所上語言學時打好了底子,倒也順利愉快。猶記國中英文課時老師教我們背每日一句,從實用的句子入手,我也把這招帶進來。那麼要學什麼實用對話?很快地我發現要先背好下面的句子:
──你要去哪裡?(Koe la i fe?)
──我要去海邊。(La kae la i asi.)
──你剛剛去哪裡?(O io mae i fe?)
──我剛去了海邊。(Lau io mae i asi.)
每天平均要進行上述對話4至5輪,每輪遇到5到6個人,大家都會問同樣的問題,因此我每日總共重複20、30次這套對話,背得滾瓜爛熟,作夢都會夢到。
「我去溜溜啊!」
的確,這裡的海景很不錯,落日尤其迷人,但不是我超愛「去海邊」──其實在Langalanga語中,「去海邊」是「上廁所」的文雅說詞。Langalanga是靠海生活的民族,聚落臨海而建,如廁處自然選在海邊,讓海水帶走所有不要的東西。一般村民都是走到村子南邊的紅樹林,選擇隱密處如廁,男人一區,女人一區。現在比較有錢的人開始學城裡的做法,在海邊蓋「小廁所」,有門有牆,甚至還有馬桶──但沒有沖水功能,要自己舀海水沖掉。
無論去哪種「廁所」,都得往海邊走。我住的地方離廁所距離200公尺左右,上個廁所可是大工程,半夜要去的話就慘了,還得找伴拿手電筒摸黑去,因此我精密的算好飲水與如廁時間,降低跑的次數。每次去廁所,一路上大家總是問候個不停,「你要去哪裡?」就和台灣人問「呷飽沒」來打招呼一樣。
剛開始我對於這樣的問候覺得很新鮮有趣,而且使用頻率很高,很快就能流利地背出那幾句對話,假裝一副好像學會Langalanga語的樣子,很有成就感。而且有些人聽到我說「去海邊」,還很讚賞那是優美的Langalanga話,而非粗魯地回答「去上廁所」(kabara)。
然而一陣子之後覺得有點厭煩了。距離廁所太遠,每次來回都得不斷問答,讓全村都知道我要去上廁所,或是剛剛解放過,實在是很沒隱私!而且小孩子發現這是我們唯一能「溝通」的語句,更不放過這麼好玩的事,他們特別愛問,沒完沒了,然後笑成一團。
有一天,我忍不住和塞勒斯抱怨此事。
「你也可以回答別的阿。」他說。
對啊,我怎麼沒想到呢?真是死腦筋。就像在台灣,路邊歐吉桑隨口問「呷飽沒」,也沒必要認真回答「我從早上忙到現在都還沒空吃東西快餓死了」。但在這個人際互動密切的小村子裡,亂答很容易拆穿,要如何不撒謊地回答?
「就說你溜溜罷了。」(Liliu mola.)
於是那成了我最喜歡的制式答案。而這個問候語的小困擾,再度成為我一窺當地文化的窗口。我對於這樣的文化差異感到很好奇,什麼樣的文化特性,會以到過哪裡、或要去哪裡作為相互問候語?(同樣地,為何傳統台灣人愛問「呷飽沒?」)後來我發現,「liliu」(走走、溜溜)在所羅門群島是很重要的一種人的移動──無目的、休閒性的閒晃,但具有建立並維繫人際網絡,以及交換資訊的功能。而Langalanga的問候語也是有重要文化意義的──一個人去了哪裡,是連結人、地方和歷史的記憶機制。在Langalanga文化中,人在地景上的作為──旅行遷徙、建造房屋、開墾農田、種植作物、命名地方等,都是個人力量與能動性(agency)的展現,祖先的遷移尤其是當地歷史記憶的核心。
在反覆練習問候對話時,我完全沒預料到看似簡單的語言學習第一課,竟啟發了我對Langalanga文化認識的重要突破,而人與地景的關係後來也成為我博士論文探討的核心課題

地瓜、洗衣、「去海邊」:一個人類學家在所羅門群島的語言課 | 郭佩宜 / 獨評讀好書 | 獨立評論 - https://goo.gl/YQgi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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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霧台遇見它者:一個頭目的憤怒,成了我對原住民生態人文的啟蒙
作者 林益仁2023-01-16
在霧台遇見它者:一個頭目的憤怒,成了我對原住民生態人文的啟蒙 | 林益仁 / 家在它鄉 home as elsewhere | 獨立評論 https://bit.ly/3wed9el
大概是在1991年的7月間,我跟一個外號叫「雞腿」的屏東技術學院(簡稱屏技,目前的屏東科技大學前身)學生,各自扛著研究室的大背包,裡面裝著山上生活的必須用品,前往霧台鄉找尋原民獵人。
 因為連日下雨,我們的客運不得不在一處大崩塌停了下來,然後就這樣徒步幾小時,最後終於走入了霧台的神山部落。這是一個作為自然科學訓練學生的我,第一次的類人類學田野經驗。
 當時,我正在英國倫敦大學的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UCL)生物系攻讀學位,我的碩士論文想要探知1990年公佈的《野生動物保育法》究竟對於原住民的狩獵活動有何影響?「雞腿」是屏技裴家騏老師的學生,在完全沒有經費挹注下,裴老師的研究室支持我,讓我可以執行這樣的獨立研究,裴老師的研究室大約也是這個時候開始了魯凱族狩獵文化的相關研究。在此之前,他也在北部山區與泰雅族的獵人、山產店合作,研究山羌的生殖生態學。
 深入田野卻得不到信任
我與「雞腿」在人生地不熟的情況下,走入了神山部落的羅達成先生家裡,他開了一間雜貨店。我們說明來意,但他的言語中顯然帶著許多的保留與質疑,對於狩獵的內容採取非常謹慎的態度,多少也在探尋我們的來意。我的印象中,他試圖表達的是:原住民對於狩獵的態度,跟政府以及學術單位有極大的不同,千萬不要用外部眼光來看待他們的狩獵行為。他雖然好意接待我們過夜,但卻不告訴我們關於狩獵的細節。他的表態讓我感到好奇,後來我才知道他是當地以狩獵維生的關鍵人物。
 隔天,我與「雞腿」得到霧台國小校長杜傳的協助,可以暫住在教室裡面,於是我們便帶著一、兩瓶米酒與花生米在部落走動,希望能夠找到可以訪問的獵人。當時,我對於原住民充滿了漢人的刻板印象,以為有酒就可以攀談聊天,但事實上我們在部落裡晃了幾乎一整個星期,得到的幾乎都是相當冷漠與懷疑的回應酒與花生應該是我們自己處理掉的吧!
 這樣的結果與時間的流逝,讓我非常焦慮,因為我大概只有3個月的時間,必須結束我的田野工作回到英國完成論文。訪談進度的遲滯,部落內人際互動無法展開,都讓完全沒有人類學田野訓練的我,感到無比的挫折與擔憂。當時,「雞腿」因為是一個大學生,本來只是陪伴我上來完成一個小作業,但眼看無望,就找個理由說要先下山,後來就只剩下我一個人,形勢顯得更加艱困。
 在部落裡,我除了自己帶來的食物外,偶而還會去羅先生的雜貨店吃東西,在部落閒晃找人聊天。有一次在路邊,我看到了裡面關著白鼻心的籠子,剛好鄉長就在附近,他竟然告訴我,現在原住民都已經沒有在進行那些「血腥的」狩獵行為了。鄉長的說法,重重地敲擊了我,這不是睜眼說瞎話嗎?但,我也才明瞭自己在進行一項極為艱難的研究工作,這個工作沒有信任是無法達成的。
 有一次我靈機一動,便走去部落裡安息日會的教堂拜訪牧師,說明來意,誠懇地介紹自己也是牧師的小孩。於是從信仰的話題開始,我們逐漸熱絡了起來。在有了一些起碼的信任之後,我問牧師是否可以介紹一些獵人讓我認識,他也坦承有難度,但看我不像是會舉報的人,後來他終於鬆口,告訴我他家隔壁就住著優秀的獵人,並且親自帶我去拜訪。我的訪談工作就在牧師的幫助下,如滾雪球一樣地展開。
  處於不同的語言與文化脈絡,我和原住民的溝通無法順暢進行。
 「可以喔!」究竟是什麼意思?
我的訪談過程,如今回想也充滿了趣味。印象中,我訪談的對象年紀都偏大,語言溝通是一個極大的問題。我因為經驗不足,也沒有經費,所以並無法找到協助翻譯的人。所以,我只能盡可能用很慢、很簡單的句子講話,然後等候老獵人們的回應,他們的回答也都很簡單。
 在問卷中,我想知道他們針對不同野生動物物種的狩獵數量究竟有多少?由此試圖推估山產的消費量,以及對野生動物族群的衝擊。這些問題的設計是根據當時的國際保育組織Traffic Taipei研究者Kris Nowell先前的研究而來。當我問到他們一年可以打到幾頭山羌?水鹿?山豬?山羊?等問題時,多數的人都是進入沉默的狀態,似乎不知道如何回答。其實,這個表面上看起來很簡單的問題,以我現在的人類學認知,知道其實是很困難的。不是他們不知道,而是我問的方式有問題。
 當時,為了解決困境,我用了一種很取巧的方式,就是讓問答題變成選擇題:「山羌,一年50頭?60頭?70頭?或是更多?」但即便如此,多數人還是沈默。我只好問,50嗎?然後就會聽到他們用魯凱腔的北京話說,「可以喔!」。接下來,我再問,那60?結果答案還是「可以喔!」這樣子一直問到70或是80,答案都是「可以喔!」其實在過程中,我對於取得數字感到極大的懷疑,心中一直反問自己究竟這個「可以喔!」是什麼意思呢?
 有時,我會在一系列的問題之後,再回來檢驗同樣的問題,但用一個比較誇張的數字,例如:「山羌,一年150頭?」結果有幾次還是聽到他們回答「可以喔!」這個「可以喔!」令人稱奇,也富含深意,可能是在他們狩獵生命中的不同年份,或是他們對於時間的理解跟我們不同,又或是他們在表達一種應然而非實然的狀態。我相信這些老獵人並沒有存心欺騙我,而是我們真的處於不同的語言與文化脈絡。經過數十年之後,我承認當時我的研究假設與方法確實很粗糙,也很可疑。同時,這個「可以喔!」的回答至今都還在我的腦海中,成為學習原民知識的認識論與方法論上的重要提醒。
  原住民對於不同野生動物物種,狩獵的數量是多少?
 頭目的憤怒,是我認識原住民文化的起點
我的訪談,自從牧師的引介就開始順利了起來,甚至延伸到佳暮、阿禮與大武等部落,在訪問獵人與野生動物關係的同時,我也得知原民獵場與傳統領域(1990年代還沒有這個名詞)等土地利用與權屬的傳統概念。在這些土地裡,野生動物以及愛玉子,金線蓮等魯凱族人採集的植物都是彼此關聯的。
 我的訪談是在訪談霧台的頭目包青春先生之後告一個段落,這個訪談結果並不是很愉快,對我而言是一個極大的震撼,我甚至認為這是開啟我對原民生態人文認識的啟蒙時刻。
 我們的訪談一開始很順利,可能也因為如此我的問話就逐漸大膽與挑釁,在記錄下他對於野生動物的狩獵資料後,我竟然問他,「知不知道國家有法律禁止原民狩獵這件事?」我原本是好奇想知道他的想法,但此舉卻讓他突然勃然大怒,從椅子上站了起來,然後語氣激動的質問,「為什麼不可以?」他大聲說,自己的祖先已經狩獵幾千年,也沒有將動物打光,為何政府會有如此不合理的禁令?他寧願被政府抓去關,也會一直繼續狩獵下去。
 接下來,他很不悅地要求我馬上離開他家,他不歡迎我,整個人幾乎持續在盛怒之中。我有點害怕,只能在匆忙的情況下倉皇走出他的家門。我一頭霧水的走在石板路上,思考著我到底做錯了什麼?怎麼會一下子就惹怒了部落的頭目?
  原來它者與自我並非如此二分。在霧台,我遇見了它者,而它讓我更認識自己。
 經過30多年後的現在,我當然可以理解包頭目為何會如此憤怒,但在當下確實就像是當頭棒喝。這種感覺有點像是Aldo Leopold在〈像山一樣思考〉的散文中描述他看到被獵殺的母狼垂死時,眼睛所射出那道最後的「兇猛綠光」(a fierce green fire)所帶來的震撼。母狼雖然身受重傷,可是眼神中所透露出的它者野性,其深邃的程度足以讓Aldo Leopold無法一時明瞭,但卻又深有所感。研究Leopold的學者公認這是他日後悟出土地倫理的重要時刻。同樣地,1990年代我在霧台一連串的誤打誤撞事件,最後在頭目的盛怒之下,牽引我日後投入生態人文的研究與實踐,這是我認識原民文化的開始,也是我體會生態人文意涵的起點。從那時候開始,我就埋下了從自然科學的興趣轉向人文社會關懷的跨域之路。
 在霧台,我遇見了它者,而它幫助我更認識自己。原來,它者與自我並非截然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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