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宗教團體法-捐款還要透明，影響捐款意願/台灣民間信仰-「人變成主人，而神明變成奴僕」的信仰-是一種巫術宗教/自清代移民帶進台灣形成至今的民間信仰，由於其神明都來自中國，使得原本就缺乏「現代國家」觀念的台灣人，更容易受神明的「原鄉」意識左右。由於鄉原情結的緣故，到現在台灣人民還動不動就要去神明的原鄉進香謁祖，拿新台幣去幫中國造廟，像去湄州蓋媽祖廟，結果被無神主義的共產黨統戰了還不自知。這就是台灣人的悲哀！/台灣民間信仰的本質，是一種巫術宗教（Magical-Religion），這種巫術宗教的特色，就是人利用神明，求取財富、福壽，極富功利主義色彩，以能否完成這種功利，來檢驗神明的「靈驗」與否。台灣民間的善男信女追求「靈驗」的結果，就是媽祖不靈驗便改拜大道公/這類信仰態度，是以求取個人之利益為目的，只要崇拜之對象靈驗，則任何神明都可以換來換去、互相交替膜拜。人的信仰對象既然可以隨便選擇，任意取捨，神明自然就被當做利用與驅使的對象。因此，人就變成了主人，神明就變成奴僕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 https://goo.gl/DmnZv9

春節「香油錢」也難保不變動，就有學者分析，全台2000萬人口，假設其中一半1000萬人往年都會到廟裡參拜，一人隨喜捐200元，總金額高達20億，估算今年因為疫情可能會少了2成的拜拜人數，等於蒸發4000萬。
靜宜大學副教授黃正聰：「旅遊、餐飲如果說減少2成，我們的整個產值也會受影響，也會少85億。」
獨／攤販挫咧等！走春恐遇「景氣寒冬」　香油錢估少4千萬 | 生活 | 三立新聞網 SETN.COM https://bit.ly/362ix7Q

行政院主計總處 - 05捐獻概況 - https://goo.gl/1vzBwt

八成台灣人 去年曾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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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28
〔記者謝文華／台北報導〕聯合勸募協會與東方快線，針對去年台灣人捐款行為進行網路調查發現，八成受訪者表示在一年內曾捐款，每人平均捐款逾六次，全年每人平均捐款金額為三千七百一十六元；還有三成五表態今年捐款意願高，其中有一成願捐出年終獎金的一成，關懷「甘苦人」。
 中國企業家陳光標高調捐款的作風在台灣引起議論。事實上，習慣低調、默默行善的國人也充滿愛心，聯合勸募協會的網路調查就發現，八成受訪者去年曾捐款，每人平均捐款逾六次。圖為陳光標昨天前往新竹縣府捐款時，被大批媒體大陣仗包圍，這和他聲稱來台要「入鄉問俗」，是低調、感恩之旅，落差不小。（記者劉信德攝）
中國企業家陳光標高調捐款的作風在台灣引起議論。事實上，習慣低調、默默行善的國人也充滿愛心，聯合勸募協會的網路調查就發現，八成受訪者去年曾捐款，每人平均捐款逾六次。圖為陳光標昨天前往新竹縣府捐款時，被大批媒體大陣仗包圍，這和他聲稱來台要「入鄉問俗」，是低調、感恩之旅，落差不小。（記者劉信德攝）
每人平均年捐逾三千七百元
高調捐款、公開發紅包的中國富商陳光標，昨在台北、新竹行程中，出現幾起弱勢人士向他跪求紅包的事件，引起國人議論。
事實上，台灣社會每天有數不完的行善故事，依自己能力每月捐一百元、數百元、幾千元的十分普遍，捐款做好事，早已是多數台灣人民的平常事。
台東菜販陳樹菊二十年來捐款逾千萬助學、南投的陳綢阿嬤四十年來作粿包粽籌款建兒少之家、嘉邑行善團四十年造三百座橋等，早已成為國人傳頌的佳話，但在全台各個角落還有無數暗暗行善、默默發光的無名英雄。
聯勸秘書長周文珍昨就表示，每月定期定額捐款給聯勸者，從一百元到十萬元都有，台灣的社會力、生命力，正是靠這許許多多的「陳樹菊們」建立起來的，各界無須為少數向陳光標哭求紅包的個案打自己耳光，更不要誤認為台灣社會過去長期集政府民間之力，濟貧扶弱的努力都不存在。
聯勸昨也透露，桃園某建商近日獲某企業頒發一百萬績效獎金後，建商團隊就以該企業名義全數捐給聯勸；另有父親帶著小孩低調捐出八萬現金，但他們都不願公開行善事蹟，顯示台灣人的愛心未被金融風暴澆熄，仍在各角落默默散發溫暖。
周文珍表示，去年聯勸定期定額捐款人數一萬一千八百七十七人，比前年成長七％；至於捐款金額，去年平均每人月捐六百六十三元，扣除災難捐款的一般愛心捐款，去年捐款總額也比前年增加六％，共三億三千萬元，估計能提供四百多個社福機構、服務照顧六十萬人。
周文珍並指出，行政院主計處曾在二○○一年調查推估台灣人民及企業，一年捐款四百三十五億，以近十年聯勸等大型社福團體捐款收入逐年成長趨勢來看，台灣人民及企業每年的捐款，應該遠大於十年前政府推估數據。
聯勸與東方快線此次進行的「二○一一台灣民眾捐款行為調查」中，也探究了民眾捐款與不捐款的原因。
捐款者中，有七成以上是「盼盡一己之力回饋社會」，四成九認同捐款機構的理念，四成七對苦難者感同身受，近三成則相信可累積福報。
「陳樹菊們」默默散發溫暖
未捐款者中，四成五表示沒有多餘的錢，其次有四成四是擔心捐款沒有被好好運用。此外，有鑑於美國富豪們發起「公益行善宣言」，在全球富豪界引發效應，有三成九受訪者考慮把大部份的財產捐出，跟進這股「裸捐」風！
周文珍綜合分析指出，上述數據顯示，台灣人的捐款心態不再是盲目或濫情，而是願意用長期的支持及期待，去改善社福窘境。更可喜的是，在台灣社會，高度崇尚拜金主義的消費觀念也有慢慢破除跡象，有六成受訪者表示，願意省下奢侈性消費，就算收入減少仍願持續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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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8月18日 04:10 工商時報 王姿琳／台北報導
年薪逾千萬有錢人捐贈做愛心人數，有增加趨勢。財政部統計2014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捐贈戶，發現年收入逾千萬以上共1.2萬戶，列舉捐贈的戶數達75.2％，較2011年度的70.4％多出5個百分點；唯捐贈金額共97億元，占全國總捐贈金額1/5，平均每戶捐贈107萬元，較2011年略減2.9萬元。
2014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捐贈戶數共69萬戶，占總納稅戶數約1成；由於當年度適逢9合1選舉，因此合計總扣除額高達452億元，平均每戶捐贈6.6萬元，為2011年以來新高。
值得留意的是，免納所得稅的捐贈戶數占該稅率0％納稅戶數比例2.8％，較2011年多出0.4個百分點，且平均每戶捐贈金額為3.5萬元，也較3年前多出1千元。
為了鼓勵民眾透過捐贈促進社會公益，並且舒緩政府支出壓力，財政部透過租稅誘因，將捐贈納入《所得稅法》第17條列舉扣除額，即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對於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構或團體的捐贈總額，最高不超過綜合所得總額20％，但有關國防、勞軍捐贈及對政府的捐獻則不受金額限制。
據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綜所稅結算申報統計，2014年度捐贈戶數共69萬戶，捐贈金額共452億元，占採捐贈扣除者申報綜合所得總額的2.6％，捐贈對象則以一般捐贈占逾9成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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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慈善指數出爐台灣排名35，解釋了什麼？余孟勳專欄／全球慈善指數台灣排名35，解釋了什麼？ - https://goo.gl/FrK5EP
編註：依據 World Giving Index 從 2010 年開始的調查，台灣「幫助陌生人」的比例逐年上升，「捐款」則在連續二年減少後、在2014年開始大幅增加，「志願服務」則最近三年都維持約20%。顯示台灣人在不特定情境被動回應陌生人需要相對積極，至於主動提供志願服務則沒有明顯變化。
這份報告源出何處、比較的依據是否可靠、推論是否足夠細膩？如果你也害怕自己無意間斷章取義，一定要看余孟勳在這篇的完整分析。
文 / 余孟勳（臺灣公益責信協會理事長兼創辦人）
最近看到關於全球行善排行的報導，除了有點頭暈、不太確定解讀了什麼內涵：
“台灣今年排名第35，但整體表現比去年進步43%。其中在幫助陌生人方面，排名第40，比去年進步59%。在捐錢給慈善團體方面，排名第29，比去年增加49%，在做志工方面，排名第69，比去年增加20%。”
這裡所稱的「進步比例」是以名次計算、並非實際數值的變動。而這個名次來自11/10甫公佈的「全球慈善指數（World Giving Index 2015）」，由英國慈善研究機構Charity Aid Foundation於2014年委由蓋洛普公司針對全球145個國家進行調查（註1）。詢問受訪者上個月是否曾有「幫助陌生人」、「捐款」及「志願服務」等三方面的善行，據以計算慈善人口佔總人口比例並加以排序。該報告摘要指出：
緬甸、美國、紐西蘭是全球行善排名的前三名
幫助陌生人的比例在今年上升，參與志工比例則略微下滑
男性首次在捐款項目高過女性
文化、宗教習俗和破壞性事件，是影響今年行善排名的原因
只有5個G20國家，名列全球慈善指數前20名，顯示經濟繁榮和慷慨援助不成正比
經濟繁榮和慷慨助人真的沒關係？
「只有5個G20國家名列全球慈善指數前20名，顯示經濟繁榮和慷慨援助不成正比」（註2）這個說法可能有待商榷。
首先，G20並非皆為「單一國家」，二者無法類比：部份歐洲經濟體在G20被合併為一席「歐盟（European Union）」，包含熱心公益的荷蘭（#7）、愛爾蘭（#9）和挪威（#15）等，因此以G20名單計算慈善國家數量比例顯然失真。其次，G20與慈善指數的衡量尺度不同：G20的經濟繁榮是指總體規模，考量的指標如國民所得GNI總額（註3）而不是平均國民所得；全球慈善指數則是人口相對比例，例如緬甸的行善人口比例92%為全球最高。因此G20是經濟大國，但並非均為高所得經濟體（依世界銀行2014年的標準為平均國民所得大於US$12,735）例如中國及印度，這樣的「經濟繁榮」所獲致的結論可能需要更細膩的解釋。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34個會員國名單或許更具意義，因其大多符合二個條件：高所得經濟體及已開發國家（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HDI的極高度發展國家）（註4）。以相同邏輯重新檢視，全球慈善指數前20名有9個是OECD國家，比例將近一半；前35名則有13個OECD國家（37%），假如再計入香港、新加坡及台灣等3個觀察國會員，則共有16個（47%）（註5），與該報告有落差、也無法得到反射性的結論。
倘若直接以所有國家的平均國民所得GNI與慈善指數進行迴歸分析，則發現二者關聯顯著，特別是慈善指數的「捐款」面向（註6）。也就是國家的國民所得愈高、國人捐款比例也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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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最根本的問題是「經濟繁榮」如何定義？想回答的問題是什麼？
如果想明白的是文明進化的同時，被視為高尚節操的慈善行為是否會同樣增長、較發達的國家是否在慈善的表現更為顯著？那麼僅以經濟角度分析不免忽略社會發展的諸多面向。或許可以修改一下：「究竟國家發展程度是否與慈善程度有關？」。以人類發展指數（以下簡稱“HDI”）與全球慈善指數（以下簡稱”WGI”）迴歸分析發現與前述類似的結果：HDI對WGI的解釋能力達顯著水準，且國家發展程度與慈善行為的正向關聯集中表現在「捐款」向度（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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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個角度，將受訪國家區分為「已開發國家（HDI>0.8）」或「非屬已開發國家」，則發現發展程度與慈善行為的關聯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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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陌生人」與發展程度無關。
「捐款」與發展程度有關（且均為正向關係，也就是發展程度愈高、捐款比例愈高），在已開發國家較顯著。
「志願服務」僅在已開發國家有明顯正向關係。
相關分析當然可以再更嚴謹深入細緻，像是HDI是否為文明發展的良好指標（未納入貧富差距、性別平等、科技發展等觀點）或WGI是否能充份描繪慈善行為，尚有批評和討論的空間。但該報告粗糙的論述方式和過於簡化的結論，容易讓讀者被去脈絡化的扁平陳述誤導，忽略了慈善行為和動因的複雜性。
慈善行為的內涵？
發展程度無法非常充份地解釋慈善程度，那麼是什麼因素造成相對其他國家的差異、或是自身社會跨年度的變動？這份報告提供的答案是「文化、宗教習俗和破壞性事件」。
緬甸近年在這份慈善指數領先全球，被認為主要受到小乘佛教的宗教及文化習慣影響；吉爾吉斯及哈薩克排名前進甚多，穆斯林信仰是關鍵（訪問時間正好是齋戒月後）；土庫曼前次在志願服務項目排名全球最高，這次下降甚多被認為與該國2014年取消Subbotnik（每年有一個週六必須強制參與免費勞動服務，是前蘇聯遺留的慣例）有關，且前蘇聯國家的志願服務比例可能因Subbotnik而偏高；伊拉克在幫助陌生人的比例全球最高，有可能是其內涵多元的宗教及部落社群的助人習俗，以及回應它自身動盪不安的社會需求；克羅埃西亞、蒙特內哥羅、塞爾維亞及波士尼亞等國在捐款項目增加甚多，主要為南歐洪水的募捐行為導致。
因此，慈善研究無法只看行為表象、而不去看社會的脈絡及現況，否則就只是脫離現實的數字遊戲。斯土斯民在歴史巨流中主動或被動做的選擇、地緣政治環境的縱橫捭闔，或多元文化的交錯融合等，這些獨一無二的痕跡都必須嵌入其行為模式的詮釋之中。更精確地說，「宗教、文化或破壞性事件」這個說法看似足以說明各國慈善程度差異原因，卻只是語義上的化約，事實上根本無法一概而論且缺乏比較性。例如同樣是佛教國家，泰國或不丹為何與緬甸排名差距甚大？Subbotnik對各個前蘇聯國家的影響程度為何不同？伊拉克的文化或部族在大國代理戰爭之後還剩下什麼內涵？更不說難以預測的天災人禍為這份評比增添不確定的波動。
此外，該報告提到緬甸人雖然樂善好施，但相對地仍有穆斯林少數族裔羅興亞難民問題，並特別說明這份報告「只針對慈善行為，不處理更複雜的社會議題」（註8）。絃外之音是：慈善程度高的國家不都等於烏托邦而有各自的面貌，這是好的提醒。例如慈善指數前35名的國家中，美國、馬來西亞和香港等都面對嚴峻的所得不平等現況（註9）（如下圖），而所得不平等正是近年來國際間關注的社會問題根源，因此這些國度的社會現況呈現極大反差，這也是感恩讚嘆這些國家樂善好施外所需了解的事實，以避免關心或行動僅止於具體可見的善，卻忽略相生的結構性的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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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興亞難民因為群體容易辨識、受迫害明確且容易歸因，所以成為這份報告指涉的對象。但如以相同標準，美國因為地緣政治角力而造成的巴勒斯坦和中東問題，甚至在後冷戰時期以伊斯蘭國家取代蘇聯以維持正義對抗邪惡的二元對立劇情，又應該怎麼疊加在它全球第二的慈善形象之上？「幫助陌生人」也包括難民或不同信仰的人群嗎，巴黎恐怖攻擊後各國的答案都還一樣嗎？或者慈善只是同溫層的相互取暖或增強，無助於解決更廣大社群或全人類面臨的困境？而伊斯蘭國家如馬來西亞、伊朗、伊拉克慈善程度都相當優異，這與媒體塑造的恐怖份子城邦似乎有所矛盾？恐怖主義同時折射的面向，是這些所謂「慈善行為」當中自我感覺良好的虛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狹獈，以及難以撼動政治經濟社會現實的蒼白無力。
台灣慈善人口比例增加？
暫不看國際排名而只觀照自身，台灣在「幫助陌生人」的比例從2010年逐年上升，「捐款」則在連續二年減少後大幅增加，「志願服務」則近三年都維持約20%。顯示台灣人在不特定情境被動回應陌生人需要相對積極，至於主動提供志願服務則沒有明顯變化，這與晚近的研究若合符節（註10）：
「與中國、南韓及日本比較，台灣民眾社團參與的比例特別低，但日常生活每天接觸的社會資源量多，且異質性的個人社會資本特別豐富；民眾對政府特別地覺得無力影響政府的作為，故對政治極度地沒興趣，也對政府各類制度代理人信任度特別低；但卻對社會與鄰里有高度關懷且願意為社會付出。」
捐款可能受到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及2014年高雄氣爆案影響，分別出現二個高峰（本文圖表顯示的年度為資料公佈的年度，實際為前一年度資料。東日本大地震台灣捐款約新台幣68億元，金額為全球第一且高於其他所有國家總和；高雄氣爆則約新台幣45億元）。另外，2014年3月發生的反服貿學運，除了運動現場的大量捐輸，是否因此激發公眾參與公共議題而產生「自己的國家自己救」的脈絡轉折，則需要更多的研究與觀察。同時，2014年高雄氣爆衍生的紅十字會爭議、以及2015年初慈濟遭遇前所未見的財務透明質疑風波，甚至網路技術成熟後對社會所造成的影響，會不會直接顯示在未來的慈善參與比例上，也很值得後續關注。
而在這樣的社會人文底蘊之下，可以思考的是：慈善行為的增長是否等同於公共領域的擴張？公益組織除了忙著討論business model，如何承接這些資源和能量？是否能將利害相關人從被動誘發關注較易有成效的議題或情感的訴求，轉為主動參與結構性的改變？
重點是理解，而不是比較
雖然這份年度報告提供了難得的國際統計和視野，但關於經濟繁榮與慷慨助人的關聯，以及羅興亞難民問題等，這種「by the way」的粗疏筆法不如不提，反而成為以「指數」裁切社會脈絡的具體呈現。如果不是做為理解自身，或更加活潑的、文化間對位理解的起點，那麼這份報告認為影響排名的主因「文化、宗教習俗和破壞性事件」，恰恰成為反諷：這個指數解讀相當困難，卻被拿來排序並解讀各國的差異。於是所有國家都成為無臉男，在電車上反覆玩著大風吹的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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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熱 天龍人最愛捐錢給政黨 這個縣的人最愛「黨」
陳怡樺2018-07-13 0
年底九合一選舉開跑，從財政資訊中心公布的綜所稅申報初步核定統計專冊中可以大致看出，哪個地區納稅人捐最多政治獻金。（攝影／黃威彬）
九合一選舉將在年底登場，企業甚至個人都可以捐款給自己支持的特定候選人，相關捐助款在每年5月都可以報稅，從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最新公布的2016年綜合所得稅申報初步核定統計專冊中，可以看出哪個戶籍地的納稅人最熱衷於透過捐款來參與政治活動。
台北市蟬聯冠軍，台中捐得比新北市多
以行政區來觀察，台北市是依政治獻金法捐贈申報金額最多的地區，連續多年蟬聯冠軍，2016年統計對政黨捐款申報344件、總計約2624萬元，對政治團體捐款申報119件、合計約58萬元，對擬參選人的申報件數則為1046件、共5597萬元，整體來說，台北市納稅人個人的政治獻金捐款有申報的就達8505萬元，單項來看的話，個人的平均捐款申報額約落在政黨、政治團體、個人的金額分別是7.6萬元、4.9萬元和5.4萬元。
總政治捐款額排名第二則是台中市，擠下2014年第二名的新北市，總計對政黨申報132件、約841萬元，對政治團體捐款48件、合計約249萬元，對擬參選人的捐款申報件數為638件、共約476萬元，合計申報金額約為4769萬元，平均納稅人申報給政黨、政治團體、個人的金額分別落在6.4萬元、5.2萬元和5.8萬元。
至於第三、第四名分別是新北市和高雄市，政治獻金捐贈申報金額合計約4587萬元和3638萬元，對政黨、政治團體、個人的個人平均申報金額，新北市分別是7.2萬元、4.5萬元和4.9萬元。高雄市則是8.2萬元、4.9萬元和5.6萬元。
宜蘭縣人最愛「黨」，嘉義人大手筆捐參選人
有趣的是，雖然上述縣市申報總額較高，但以平均申報金額來看，2016年對政黨平均捐贈申報額最高的是澎湖縣，有1筆申報20萬元的金額，撇開掉較極端案例後，接下來則是宜蘭縣，平均8.5萬元；再來，對政治團體捐贈平均申報額最高的是嘉義市7.1萬元，接著也是宜蘭縣6.8萬元；對擬參選人平均捐贈申報額最高的則在嘉義縣，為8.8萬元，再下來是彰化縣和苗栗縣的6.9萬元。
以過去3個年度來比較，設籍台北市的納稅義務人一直是透過捐贈政治獻金參與政治最多的地區，台中市、新北市和高雄市則不分軒輊，再來才是台南市和桃園市。
而整體來說，由於2016年年初有總統大選，因此2015年全台政治獻金的申報金額高達10.5億元，比2016年的申報額3.3億元高出許多；至於2014年也因為遇上九合一選舉，全台申報金額達15.7億元，同時反映出選戰的熱度。
其實納稅義務人依政治獻金法的各項捐贈雖然可以報稅，但在限額方面有不少限制，舉例來說，每一申報戶可扣除的總額，不得超過當年度申報綜所稅總額的20％，且扣除總額不可以超過20萬元，對同一擬參選人的扣除總額則限制在10萬元內。
也就是說，財政資訊中心所公布的數據某種程度反映出比例，但指的並不是絕對金額，而財政資訊中心官員也指出，大約8成的民眾報稅時多採標準扣除額，剩下2成使用列舉扣除額，換言之，要捐獻政治獻金也是部分比較有經濟能力的人才能做到。

紫南宮文武廟不置產 投資下一代
信徒對於宗教團體的捐贈是否可以另做它途，應該把「捐贈」定義得更清楚一些，甚至，還必須討論「動機」，否則兩者會混為一談。
我把信徒的捐款假定得比較簡單一些來說，本質上我認為信徒的捐款都是自利傾向的，但自利不完全代表功利。信徒的捐款大致上分為兩項，一種是宗教團體（信仰）與信徒間的對價服務關係，如香油錢、安太歲點燈等，這源於信徒都是有所求的，這筆錢本質上不能算是捐出去的，說成是一種宗教服務性質的「消費」還比較精準，國稅局採用的就是這個觀點，所以不是捐獻，當然就不能扣抵所得。但捐款蓋廟算不算捐贈，這會有點模糊，而模糊的地方在於對價的形式，然寬鬆一點認定，我還是傾向認定是對價關係，最寬鬆的認定法是到底信徒的捐贈是否「心無所求」，但無所求的信徒畢竟少之又少。
另一種是「捐獻」，就是宗教團體透過團體本身的組織動員與號召力，向信徒勸募而得的款項，於是乎，宗教團體只是善款的中間處理單位，而宗教團體是否可以取用部分善款當管理費，或者拿善款當投資（可以被解釋成擴大信仰基礎與影響力），就勸募的本質來說，就會有問題。此乃因為信徒本身所捐輸的金錢（或物資）是為了援助別人，而不是搞建設用的，宗教團體本質上就不該支用為它途。
慈濟內湖園區的問題引發各大宗教團體與寺廟紛紛與其劃清界線，或者乾脆先行自清，其實就有上述這句話的味道。（當然，這也僅非慈濟所產生的問題。）
不管怎麼說，信徒捐輸的金錢大致上可以說是自利傾向的，或者更甚一點說是功利性質的，但我認為第一種的宗教性質的消費，因為在第一時間已經與信徒產生對價關係，宗教團體如何去利用這些款項去經營，信徒其實不會去置喙，也應無權干預，這筆錢拿去蓋廟、圈地搞投資，就企業經營本質而言只是擴大投資罷了，所以，大家也未產生疑義，只是宗教團體的功利性質最後還是會被質疑。
但第二種捐款和信徒間並無直接的對價關係，我認為就不應該出現上述這些經營行為，這並不符合捐款的動機，正因為雖然信徒的捐款依舊是自利的，但捐款的功利性質比第一種淡薄很多，既然不是一種宗教服務的收益，當然就有用途的限制。然宗教團體定期向信徒收取的功德金，究竟僅僅是單純信徒自利與功利性質的花費（或說是贖罪券），抑或是信徒的慈善捐款，因信徒與宗教團體間並未訂立任何契約，本質上就很難劃分了，但疑義終究存在。
有關宗捐捐款的詳細分析，請參閱「拜拜經濟學」。
一個以物質付出來成就精神信念的“宗教捐獻”行為，長久以來，就一直是個普見於日常生活中的具體實踐。在東方傳統思想中，素有佈施金錢給僧侶、寺廟，將能累積福德的價值觀；且寺廟常提供各種未明確定價收費的神聖性服務，在隨喜功德的價值觀下，付出金錢的多寡，端視信徒內心如何估算奉獻與回報間的關係。相對的，西方社會在中世紀時，由教會出售贖罪券，允諾信徒來世的解救，為教會累積了大筆的俗世財富；而16世紀基督教新教改革的喀爾文教派一支，提出賺錢榮耀上帝的主張，為其後資本主義的發展，埋下理念上的伏筆；且基督教至今仍維持11奉獻的制度，除象徵對上帝的虔敬外，也具以維繫教徒和教區間的關係。故從歷史上的宗教發展經驗觀之，可發現在諸宗教的教義及理念中，並不認為世俗的金錢和神聖的宗教情懷間，存在著無法跨越的鴻溝，也不會單純地將金錢簡化為罪惡之象徵；相反的，反倒將金錢的世俗性格，做了神聖性的轉化，使信徒得以藉金錢奉獻的行為，確證自己的宗教虔信度，化解了神聖領域和世俗領域，所可能隱含的矛盾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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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宗教發達，寺廟林立，對善款運用及監督各有不同。雲林北港朝天宮董事長蔡??說，善款怎能做投資？中部佛教聖地中台禪寺，經費運用多由信徒認養監督，未參與大型土地開發案。
北港朝天宮香油錢1年1億多元，支出用途與金額都由董事會管理，主要花在人事、活動、急難救助，去年高雄氣爆慨捐款2000萬元。蔡??說，財團法人捐款用途不能用於投資，何況捐款來自十方，怎能做投資？「賺了還好，賠了怎對信徒交代？」
南投竹山紫南宮、日月潭文武廟，因知名度高香火鼎盛，善款多運用扶持弱勢、補助學子教育；紫南宮主委莊秋安、文武廟總經理黃宋華不約而同說：「我們沒投資房地產，而是盡量投資給學童、投資下一代！」
中台禪寺精舍土地或房舍多由信徒供養，資產難估算，寺方近年發展中台山博物館，在埔里鎮八德路蓋信眾聚會講習中心，未收門票或住宿費，靠信眾供養。
有指中台禪寺在埔里八德路開發住宅，中台禪寺發言人釋見允說，那是蓋聚會講堂，由中台山佛教基金會辦理。他表示，中台山佛教基金會帳目監督，依法辦理，中台禪寺未參與大型土地開發案或營利事業，目前販售商品的，僅中台山博物館小店鋪。
位在台南北門的南鯤鯓代天府，總幹事侯賢遜說，每年香油錢數千萬全用在廟宇慶典、修繕、建設基金及薪資，也固定提撥1成從事社會公益。
此外，彰化市內16間廟宇產權都屬彰化市公所，市長是當然管理人，也成全國最大廟公。彰化市長邱建富說，1年廟宇香火錢收入約9000萬元，金牌則儲放銀行保險箱；香火經費主要用於寺廟硬體修繕工程、舉辦廟會遶境活動、學子獎助學金和邊緣戶、中低收入戶補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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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如來宗的創立者妙禪法師，接受由信徒集資贈送市值千萬的名車，引起各方熱議，紫衣神教收受高額的弘法護持金及法會捐款遭到揭露，開啟正反兩面討論。在台灣，擁有宗教信仰者超過人口百分之八十，宗教影響力可見一斑。宗教捐款到底該不該捐？妙禪法師一事的爆發，使許多信徒在心中畫上問號。
佛教如來宗的精舍位在台北市精華地段，估計市值4億台幣。（圖片來源/佛教如來宗網站）
宗教捐款 爭議在哪裡?
「台灣人有多迷信？」或許從小就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下，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但事實上，信仰的力量早已存在於無形之間，無論接受與否，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份。近年寫下收視新高的影集「通靈少女」，以宮廟信仰為元素，刻劃靈媒在民間信仰中的形象，廣受好評。而習俗如「不能用紅筆寫名字」、「飯店、醫院通常沒有四樓」、「安太歲、收驚」等，亦體現台灣迷信的生活化與多元性。
小至路邊的土地公廟，大至擁有數萬信徒的宗教團體，皆有向信徒「募款」的動作，可能以「布施」、「供養」、「樂捐」等不同形式出現。值得探討的是，華人宗教世界強調「超脫」的精神，卻又和「世俗」的金錢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台灣宗教團體以「積福德」為出發點，鼓勵民眾捐出善款。然而這筆錢究竟有沒有達到回饋社會的用途？不少宗教團體使用信徒的捐款擴建寺廟、建造精舍等，引發正反兩面論戰。且截至目前，這筆為數不小的錢無周全的法律可以確實管制，造成許多宗教團體的財務狀況沒有公開透明的管理，或是財務資料取得不易，使捐贈者無管道追查捐款的流向。
宗教與金錢間模糊的界線，以及缺乏監督善款流向的問題，是釀成宗教募款爭議的兩大主因。
善款流向知多少
根據草根影響力文教基金會的調查，曾捐助善款的受訪者中，有一半以上並不清楚金錢的流向。目前台灣的《公益勸募條例》只管募款，不管捐款。也就是任何公益團體只需公布募款的詳細收支情形，民眾自由的捐款是不必公開的，這樣的漏洞因此造成宗教捐款上的一大疑慮。
財務未透明處理而釀成爭議的事件中，以慈濟引發的風波最大。根據統計，台灣有八成以上的捐款都流向慈濟，使其成為華人地區資源最豐富的宗教團體。目前慈濟在台灣約有500萬名會員，每個月的最低捐贈額度是100元，若以每人平均每月捐贈500元計算，一年便有25億元捐款湧入，加上隸屬慈濟的大愛電視台、慈濟醫院、慈濟大學除了營收，也都有同時在進行募款的工作。根據慈濟公布的103年度財務報表，當年共有98億的收入。然而，其使用善款購買土地或是操作高風險基金與股票的行為，不禁引起民眾質疑。雖然捐款的用途並無明文規定的限制，但是仍有人認為，若能將錢直接地花在助貧、救災等用途會更為恰當。
慈濟官方網站所公布的最新財務報表（104年度），70多億經費收入卻只有簡短報表。（圖片來源/截自慈濟全球資訊網）
相較於佛教、道教以「捐款即能積陰德」的觀念，基督教及天主教強調以人道救援為出發點進行募捐，捐募人也因此會更在意捐款的流向。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就曾被指出有濫用經費的情形，將20%的捐款當作經募人員的車馬費或獎金，30%以交際費、誤餐費等名義核銷，只留捐款額的50%在會中運作。其他事件如為了鼓勵勸募，以「業務車馬費」為名義，讓員工可以領取勸募金額的15%作為傭金，以及日本311地震時，總共收到24億的捐款，卻只花費8億在救災上，剩下的16億則流向不明。
為什麼募捐？　各取所需
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組織管理學系蔡維民教授指出，民眾對於宗教捐獻的普遍認知，與大型宗教組織紛紛推廣非營利事業有密切的關係，宗教組織不再是象徵神聖信仰的集合而已，還扮演社會服務的功能及角色。宗教團體投入社會服務的效益是相當高的。相較於政府呈現在人民心中貪汙、腐敗的形象，宗教團體以信仰為號召力，為善助人的行動使人民更相信自己的捐款會被妥善運用。身為獨立於政府部門與私人企業以外的「第三部門」，可以更直接地透過募捐實現「分配正義」。
無論是在執行的效率，或是用途的彈性，宗教團體在社會服務上的潛力與績效都優於國家政府，加上不受國界限制使宗教團體已在國際間成為一股不容小覷的影響力。然而，宗教團體以捐款購買土地並轉租給其他單位，或是從事投資行為，使宗教團體有企業化的趨勢。這樣的轉型雖然脫離宗教的本質，但是並無所謂對錯，只是回歸到法律層面上，將款項開誠布公地處理，會是更直接且捐款者樂見的處理方式。
慈濟用「以工賑災」的方式幫助受災戶。讓當地居民自行整理受創家園並領取工資，大大提升重建效率，獲得國際肯定。（圖片來源/經典雜誌）
以捐贈者的角度來看，台灣民眾長期身在受宗教文化的影響甚深的環境當中，潛移默化下或多或少有對神的敬奉觀念，尤其是受到佛教「因果報應」的影響，相信透過捐贈善款能消除業障，將自利的傾向包裝在行善中。宗教團體究竟能不能，或是能用多少，來作為會內運作的資金及其他建設、投資上，答案因人而異。面對這樣的問題，希望透過捐贈直接幫助到弱勢族群或受災戶的信徒，多將捐款轉往財務資訊透明的團體（不一定是宗教組織），以確保善款運用能被監督。
結構性改變　友善宗教捐款環境
隨著社會發展，金錢的世俗性在宗教觀中已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以善款代表神聖的奉獻精神。現今社會中，有大筆的金錢在信徒與宗教團體間流動著。然而在缺乏相關法律的環境下，無法確實監督善款的分配與運用。即使如此，相信透過捐款能踏上救贖之路的信徒們，並未停止捐款的動作。宗教團體變成類似企業的存在，然而反對這種轉變的民眾往往不是屬於捐贈者的一群，因此在短期內要宗教團體有所改變是難上加難。唯有在捐款者意識到自己的善款流向，以及政府部門推動相關法律的改革，才能打造出一個更透明的環境，實踐以信仰落實為善助人的行動

社會經濟地位對於宗教捐獻或是捐獻金額，皆佔有最顯著的影響效果，其次才是宗教行為及慈善觀念。而在社會經濟變數方面，以性別、婚姻、所得對宗教捐獻最具影響程度；至於在宗教行為變數方面，則以祈禱次數及宗教信仰強度對宗教捐獻最具影響程度；而在慈善觀念變數方面，則以做好事可以上天堂，壞事做多會下地獄、有錢的人應該救濟貧窮的人、行善事的人，下一輩子可以過好的生活對宗教捐獻具影響程度。另外，對於慈善觀念而言，當人們對於（1）做好事可以上天堂，壞事做多會下地獄、（2）有錢的人應該救濟貧窮的人、（3）行善事的人，下輩子可以過好的生活的贊成程度由平均值2.9050、3.4115及3.0025增加到頂點程度4時，我們估計有宗教捐獻的人的平均年捐獻金額可以分別增加370.8元、245.4元、385.1元，比改變前的年捐獻金額分別多出10.38%、6.87%、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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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Andreoni在捐贈議題上提出溫暖光輝（ warm-glow ）之後，慈善捐贈開始在經濟學中被廣泛討論，包含了各種理論、實證分析與相關實驗。台灣在慈善捐贈上均有著相當高額的捐款，台灣民眾慈善捐款之中，宗教慈善團體所收到的捐款金額又遠高於非宗教慈善團體的捐款金額。張文俊(2006)以台灣1999年資料研究東方信仰與捐贈行為。本文使用台灣中央研究院之調查資料，作更進一步分析，再將東方信仰細分，並有以下結果：相對於無信仰者，有信仰者無論在宗教與非宗教捐贈上皆有較高的捐贈。此外，與中國佛教相關之信仰無論在宗教捐贈與非宗教捐贈上皆有相當高的正向影響。西方信仰在總慈善捐贈上的影響皆為最高值，在宗教捐贈上的影響為逐年增加，而在非宗教捐贈上卻為逐年減少。民間信仰由於其在認知上較為廣泛，故對宗教捐贈的影響皆為最低。非宗教捐贈之價格彈性較大，宗教捐贈之價格彈性較小。所得效果在非宗教捐贈上比在宗教捐贈上明顯。總括的來看，在宗教捐贈上有價格彈性低與所得效果小這兩個特性，因此我們推測宗教捐贈可能對人們來說比較像是生活必需品。宗教捐贈比非宗教捐贈的必要性來得強，所得低者更可能認為來世消費比現在的消費更為重要。

「典型」的個人捐款族群是50歲以上，來自中產或上層階級，有宗教背景（天主教國家中為天主教背景，新教國家中為新教背景）的女性。由這樣的資訊可以進一步解釋：：大部分的宗教鼓勵捐獻；較低階層的民眾沒有足夠的金錢做大筆的捐贈（且上層階級的民眾數目較少）；捐款人的年齡說明，他們與孩子開始各自獨立，所以家庭的花費減少而能夠有錢捐款有關。這也說明捐款人似乎開始老化，有些人會憂心捐款人通常「如此年老」，而開始思考為何年輕人不更踴躍地參與慈善組織。上述是描述捐款人特徵敘述，若能去瞭解捐款志願者的資料，檢視其年齡層是否與捐款人的相關背景有關，應該也會很有趣！或許會發現捐款人的年齡，可能也與其興趣的轉換和經濟能力有關。
l   澳洲：
56%的捐款者為女性：平均而言，年齡大於60歲，來自中產階級，且多數與天主教有密切關係。女性的捐款通常多於男性。
l   加拿大：
個人與宗教的關係越深，捐款數量也越多。許多加拿大人藉由捐款、服務時間、或履行其公民義務，來支持國家。志願服務者較其他人給予更多的捐贈。
l   瑞士：
女性捐款人多於男性；年長者多於年輕人（20歲以下的捐款人佔21%；30-39歲：61%；50歲以上70%）
l   法國：
捐款人的平均年齡大於40歲，受教育，來自中產或上層階級，高薪資，且有天主教信仰。有研究顯示，捐款者的數目隨著年齡、教育程度、收入、宗教活動的參與而增加。
l   德國：
德國捐款者的「典型」為50歲的女性工作者。
l   荷蘭：
國民一般會進行捐贈，有宗教信仰，與某些年齡較長的民眾特別顯著。
l   挪威：
一般納稅人與營利公司。缺乏針對一般捐款人的資訊。
l   瑞典：
捐款人大多介於55到70歲之間。
l   英國：
捐款人通常是55歲以上，沒有孩子的女性，對社會問題敏感，且有固定收入，但不一定富裕。也有許多捐款人非此種典型，他們為各種不同的個人原因捐款。
l   美國：
捐贈者涵蓋廣泛的社會大眾，且。是以個人捐贈居多。在1999年，有75%的捐贈來自於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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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宗教活動「規定如虛設」被監院糾正 花縣府挨批「整組壞了了」
花蓮縣每年舉辦宗教祭天祈福法會繞境，把各大宗教全部放在同個舞台大鍋炒，但因補助不透明且有缺失，被監察院糾正。（花蓮縣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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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1/23 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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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花孟璟／花蓮報導〕監察委員施錦芳、王麗珍調查「花蓮縣政府宗教預算編列及執行爭議」案，發現縣府雖有補助民間團體舉辦宗教活動的作業要點，但實際狀況卻是規定形同虛設，甚至還有宗教團體連續2年都是前案超過1年未完成核銷，隔年又先撥半數款項，決策過程也不透明，被民進黨籍縣議員批「拿公家補助綁樁」。監察院本月16日審查通過調查報告糾正花蓮縣政府，並要求縣府檢討改善，對此花蓮縣府表示將進行檢討。
民進黨籍花蓮縣議員胡仁順痛批，傅家長期壟斷花蓮政壇，多年來以金錢利誘、污染神聖的民間宗教，以補助之名行綁樁之實，五教祭天案歷年來都被議會質疑違法不當，縣府卻依然故我，違法補助花錢如流水，形同「暗黑的政治白手套」，行政體系中為預算公帑把關的主計單位也形同虛設，怠忽職守還縱容花蓮縣政府違法的經費支用，成為共犯；此外，縣府還以約聘的「憲政服務中心副主任」在民間散播錯假訊息，操作「議員建議款」分化縣議會以迴避監督，花蓮縣政府可以說「整組壞了了」。
花蓮縣府15年前由前縣長傅崐萁「自創」，連續13年舉辦「五教合一祭天祈福」遶境活動，把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原住民祖靈及一貫道全部「大鍋炒」，因每年耗費大筆預算，前年被花蓮縣議會刪除預算，2022年的法會也成了「最後一屆」，去年底也沒有舉辦，最近花蓮縣府又被監院糾正，認為多項缺失應該檢討！
監察委員施錦芳、王麗珍調查指出，花蓮縣政府2020至2022年補助民間團體辦理宗教活動，超過9成案件都是單次補助金額超過2萬元，平均每案補助高達39萬4209元（2020年）、40萬3973元（2021年）及51萬5191元（2022年），逐年增加；各年度單次補助金額超過實支數8成者，分別計14件、13件及16件，共補助2758萬5274元，其中全額補助在3個年度合計13件，共補助達780萬8752元，等於平均每件補助60萬673元，且每年度補助同一宗教團體超過1次亦屢見不鮮。
監院指出，依照花蓮縣府受理民間團體申請補助辦理宗教活動相關審核作業要點規定，同一民間團體補助，每年度以1次為原則，且單次活動補助金額不得超過2萬元，並且不高於實支數8成，但縣府實際補助情況與規定不符，規定形同虛設；此外，申請補助案案適用的法規及補助金額評估等決策流程，透明度不足也應檢討。
其次，監院也發現，花蓮縣包括宗教及役政活動的民間團體申請補助作業要點，均未明定依期限核銷，也未考核宗教團體執行能力，造成多個受補助宗教團體未依期限核銷，甚至有部分協會在活動結束超過1年仍未完成核銷，隔年又獲縣府同意補助，還預撥半數款項，無法核銷的部分縣府也束手無策，造成部分案件保留款被審計部減列，核有怠失。
監察院報告指出，依司法院釋字第573號解釋，憲法保障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不得對特定宗教加以獎勵或禁制、對人民特定信仰畀予優待或不利益，宗教輔導雖屬地方自治事項，但花蓮縣自行創設並連續多年每年耗資逾1600萬元之經費，主辦並擇定補助部分團體辦理全縣各宗教祭天祈福暨遶境活動，可能產生爭議，以及是否尊重例如以一神論為教義之宗教等，均不無檢討空間。
對此，花蓮縣政府回應，縣府2022年發布的民間團體申請補助辦理宗教活動審核作業要點，針對同一宗教團體單次活動「不超過二萬元及不高於實支數八成」，法規設有例外條款，只要是接受縣府委託協助代辦專案，且計畫有公益及教化人心性質，由縣府專案簽准者都不在此限，強調縣府公務員不會做違法的事情，至於核銷期限各縣市的作業要點也都沒有訂罰則。縣府強調，對於監察權絕對尊重，日後也會對監察委員建議，再與宗教界溝通，進行調整，並強調五教合一活動主要是希望不管哪個宗教，都鼓勵民間多多參與。
花蓮連續十三年舉辦的五教合一祭天祈福法會，是傅崐萁當花蓮縣長時自創的大型活動，傅妻徐榛蔚接任縣長後接續舉行，圖為2021年的活動由徐榛蔚擔任主祭官、立委傅崐萁為陪祭補助宗教活動「規定如虛設」被監院糾正 花縣府挨批「整組壞了了」 - 政治 - 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s://bit.ly/491Wk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