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黨籍碑/元祐黨人碑
桂林龍隱岩龍隱洞內的「元祐黨籍」摩崖石刻
元祐黨籍碑,俗稱元祐黨人碑。是宋朝新舊黨爭中舊黨309人的名冊,這309人被新黨排斥,列名於碑,或囚或貶,子孫代代不許為官。
簡介
宋崇寧四年(1105年),宋徽宗趙佶聽信宰相蔡京主張,將元祐年間反對王安石新法的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蘇轍、蘇軾等舊黨309人,列為元祐奸黨,立碑於端禮門,[1]而後又下令在全國刻碑立石,以示後世,此碑叫作元祐黨籍碑。
第二年,因由於朝野反對,徽宗又下詔,將元祐黨籍碑摧毀。
九十三年之後,當年被列為元祐黨人之一梁燾的曾孫梁律,根據家藏碑刻拓本重新刻製了一塊碑,它是現存唯一的一塊元祐黨籍碑,對於研究宋代統治集團內部鬥爭具有很重要的價值。碑名「元祐黨籍」字樣為宋徽宗的「御筆」;碑序和黨人姓名為蔡京所書,都是難得的書法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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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崇寧元年間,蔡京拜相後,為打擊政敵,將司馬光以下共309人之所謂罪行刻碑為記,立於端禮門,稱為黨人碑
神宗時,有張橫渠的關學,洛陽二程的洛學,川中三甦的蜀學,
黨人碑
黨人碑(3張)
 王安石的新學,廣收弟子導致學統之爭,到熙豐變法時,這種學統之爭又進而擴展至朝堂之上,越演越烈。如王安石,司馬光等人,尚可止於言辭,但他們的門人弟子卻交朋結黨,彼此傾軋,演變為宋朝的黨爭。至元符太后當政時,司馬光為相,盡廢神宗熙寧﹑元豐間王安石新法,恢復舊制。舊黨懲於曾被新黨諸人壓制一時,遂奏請元符太后,立元豐黨籍,斥逐新黨諸人,種下禍根。
紹聖元年章惇為相,复熙豐之製,
黨人碑
黨人碑(3張)
 斥司馬光為奸黨,貶逐出朝。徽宗崇寧元年蔡京為宰相,盡复紹聖之法,以彼之道還施彼身,仿元祐舊黨故事,立碑於端禮門,書司馬光等三百零九人之罪狀,後因星變而毀碑。其後黨人子孫更以先祖名列此碑為榮,重行摹刻。
元豐黨人碑編輯
神宗時,有張橫渠的關學,洛陽二程的洛學,川中三甦的蜀學,王安石的新學。幾個學統都是廣收弟子,到熙豐變法時,這種學統之爭又進而擴展至朝堂之上,越演越烈。如王安石,司馬光等人,尚可止於言辭,但他們的門人弟子卻交朋結黨,彼此傾軋,演變為宋朝的黨爭。至元符太后當政時,司馬光為相,盡廢神宗熙寧﹑元豐間王安石新法,恢復舊制。舊黨懲於曾被新黨諸人壓制一時,
黨人碑
黨人碑(3張)
 遂奏請元符太后,立元豐黨籍,斥逐新黨諸人,種下禍根。
元祐黨人碑編輯
宋徽宗時期,貪官蔡京勾結宦官獨專朝政。蔡京為了自己把持朝政,就給反對他的司馬光、蘇軾等三百零九人(當時很多人都死了)扣上“元祐奸黨”的帽子,在德殿門外樹立“黨人碑”,上面刻寫三百零九個黨人惡名,昭示全國。被刻上黨人碑的官員,重者關押,輕者貶放遠地,非經特許,不得內徙。
宋哲宗元祐元年,司馬光為相,盡廢神宗熙寧、元豐間王安石新法,恢復舊制。紹聖元年章惇為相,复熙豐之製,斥司馬光為奸黨,貶逐出朝。徽宗崇寧元年,蔡京為宰相,盡复紹聖之法,並立碑於端禮門,書司馬光等三百零九人之罪狀,後因星變而毀碑。其後黨人子孫更以先祖名列此碑為榮,重行摹刻。
九十三年之後,當年被列為元佑黨人之一梁燾的曾孫梁律,根據家藏碑刻拓本重新刻製了一塊碑,它是現存唯一的一塊元佑黨籍碑,對於研究宋代統治集團內部鬥爭具有很重要的價值。
明何景明《寄李郎中》詩:“海內競傳《高士傳》,朝廷誰訴黨人碑。”
柳亞子《感事呈冶公用進退格》詩:“千載炎涼廷尉客,一門生死黨人碑。”
參閱《宋史·徽宗紀》、明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蔡京擅國》等。
元祐黨籍碑編輯
元祐黨籍碑
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刑,黜元佑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考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書而刊之石,置於文德殿門之東壁,永為萬世臣子之戒。又詔臣京書之,將以頒之天下。臣竊惟陛下仁聖英武,遵制揚功,彰善癉惡,以昭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繼述之志。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京謹書。
元祐奸黨
文臣
曾任宰臣執政官
司馬光故文彥博故呂公著故呂大防故劉摯故範純仁故韓忠彥故曾布
梁燾故王岩叟故蘇轍王存故鄭雍故傅堯俞故趙瞻故韓維故
孫固故範百祿故胡宗愈故李清臣故劉奉世 範純禮安燾陸佃故
黃履故張商英 蔣之奇故
曾任待制以上官
蘇軾故劉安世範祖禹故朱光庭故姚勔故趙君錫故馬默故孔武仲故
孔文仲故吳安持故錢勰故李之純故孫覺故鮮于侁故趙彥若故趙卨故
王欽臣故孫升故李周故王汾故韓川故顧臨故賈易呂希純
曾肇王覿範純粹呂陶王古豐稷張舜民張問故
楊畏鄒浩陳次升 謝文瓘岑象求故周鼎徐績路衡昌故
董敦逸故上官均葉濤故郭知章楊康國龔原朱紱葉祖洽
朱師服
餘官
秦觀故黃庭堅晁補之張耒吳安詩歐陽棐劉唐老王鞏
呂希哲杜純故張保源孔平仲衡鈞兗公適故馮百藥週誼
孫琮範柔中鄧考甫王察趙峋封覺民故胡端修李傑
李賁趙令畤郭執中石芳金極高公應安信之張集
黃策吳安遜周永徽高漸張夙故鮮于綽呂諒卿王貫
朱纮吳朋故梁安國王古蘇迥檀固何大受王箴
鹿敏求江公望曾紆高士育鄧忠臣故種師極韓治都貺
秦希甫錢景祥週綍何大正呂彥祖樑寬沈千曹興宗
羅鼎臣劉勃王拯黃安期陳師錫於肇黃遷莫佒正
許堯輔楊朏胡良梅君俞寇宗顏張居李修逄純熙
高遵恪黃才曹盥侯顧道周遵道林膚葛輝故宋壽岳
王公彥王交張溥許安修劉吉甫胡潛董祥揚瓌寶
倪直孺蔣津王守鄧允中梁俊民王陽張裕陸表民
葉世英謝潛陳唐劉經國湯戫故司馬康故宋保國故黃隱
畢仲遊 常安民汪衍餘爽鄭俠常立程頤唐義問故
餘卞李格非陳瓘任伯雨 張庭堅馬涓孫諤故陳郛
朱光裔蘇嘉龔夬王回故呂希績故吳儔故歐陽中立故尹材故
葉伸故李茂直吳處厚故李勣中商倚故陳祜虞防李祉
李深李之儀 范正平曹蓋楊綝蘇?葛茂宗劉謂
柴袞洪羽趙天佐李新扈充故張恕陳並洪芻
週鍔蕭?趙越滕友江洵方適許端卿李昭玘
向紃陳察鍾正甫高茂華楊彥璋廖正一李夷行彭醇
梁士能
武臣
張巽李備故王獻可故胡田馬諗王履故趙希夷任濬
郭子旂錢盛趙希德王長民李永故王庭臣吉師雄李愚
吳休復故崔昌符潘滋高士權李嘉亮李珫劉延肇姚雄
李基
內臣
梁惟簡故陳衍故張士良梁知新故李倬故譚扆竇鉞趙約
黃卿從馮說曾燾蘇舜民楊偁?梁弼陳恂張茂則故
張琳裴彥臣李偁故閻守懃王紱李穆蔡克明王化基
王道鄧世昌鄭居簡張祜王化臣
為臣不忠曾任宰臣
章惇王珪
分析
縱觀北宋神宗至南宋孝宗朝,歷經興衰,局勢日損。有人說是因為昏君、奸臣,也有人分析說是因為北宋末的寒潮期到來,致使北方游牧民族無以為生,只能向南掠奪生存資本。在我看來,這些外因都只是起了推動作用,而不是主因。
宋朝是一個很特殊的朝代,因為宋太祖趙匡胤訂下了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勢和傳統,因此皇帝的權力受到了文官體系的極大製約和牽制,甚至於在有些外部環境影響下,有時候皇帝的權勢也要屈從於整個文官集團,來維持統治,這一點倒與當今的國勢頗為相似。因此,皇帝昏庸與否,反作用很大,卻不是宋朝衰敗的根本,奸臣之論亦然。
至於北宋末的寒潮期到來,致使北方游牧民族無以為生,只能向南掠奪生存資本這一點,很重要,這就表明了塞北民族對宋朝的極大打擊,最重要是對宋朝國力的巨大和長期損耗,但中國強則威八方,中國亂則受外辱,本是常例,也不是關鍵所在。
那麼,宋代衰敗的關鍵是什麼呢?
還是黨爭!外敵不及家賊,這是公理!元祐之前,舊黨和新黨之爭,從政見之爭演變為動輒生死的黨錮之禍,虛耗國力之劇,遠超過常人想像!就王安石變法一例,變法富強乃是必然之道,王安石變法是對的,但當時他的變法理念和手段還未成熟,本身存在著許多的弊端,尤其是像青苗錢等國家援助貸款,在當時而言,過於理想化了,經不起天災等外禍。但正如改革開放政策一般,本就是摸著石頭過河,並無舊例可循,弊端在所難免,當我們是一黨專政,能夠團結起來,合理改善,但是當時,老王一派行事激進了點,想要一口氣改變現狀,不明白溫水煮青蛙的道理,導致國策驟變,下面無所適從,被下面的官員所惑,又因黨爭初顯,下面的官員把政策改得一團糟,又碰上了天災,導致舊黨趁火打劫,落井下石,將政局演變為一場爭奪政治主導權的黨爭,以致於變法失敗。最後,災民不知內情,被舊黨利用,導致變法告終,老王下台。
無獨有偶,或者說“ 吃一塹,不長智”,在南宋初年,黨爭從新舊黨爭演變為主戰派和主和派的黨爭。主戰派亦如當初的新黨,一度曾經大出風頭,最後一記激進導致過失,最終被打倒在地。
帝王之術在於製衡之道,本身我不想多說什麼,制衡本就是長久之策,並不錯,但一黨失控,就會演變為黨爭!
黨人碑之禍眾所周知,但根源還是黨爭。當時背景下,任何一條政策的頒布,不論對錯,都是歷經黨爭,在無數看不見的鮮血中頒布,然後在黨爭的綿延和下層官員牟利下走樣。所以,若要變法,黨爭必除。
所以,就客觀角度而言,排斥新黨,我是讚成的,黨人碑雖然在很大程度上被奸黨所用,但在這種背景下,元祐黨碑,是好事。若只會黨爭,不理實事,所謂政黨要它何用?
清官未必好,貪官未必壞。歷史告訴我們,清官無能,光靠德行是不能給我們帶來麵包的;貪官好利,若有眼光,看得長久之利,必然懂得先把蛋糕做大的道理。蛋糕大了,貪官固然貪得更多,人民分得亦更多,互利而已,至於最後,尚有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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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黨人碑:北宋政治清洗弄巧成拙
2016/07/11 來源:暢讀
元祐是北宋哲宗趙煦的年號。北宋一朝,鬧變法鬧得不行,來回折騰。老子神宗趙頊變法,兒子哲宗趙煦不變了,復辟。於是,當年一干反對變法的人,以司馬光為首,組織還鄉團殺回來了。從此以後,支持變法的人稱元豐黨人(元豐是神宗年號),反對變法的為元祐黨人。此後反反覆復,到了宋徽宗趙佶這裡,變法派聲勢大振,丞相蔡京對司馬光這干人恨不過,但人都死了,也沒法再貶斥發配。他為了徹底清除餘毒,奉皇帝的旨意下令各州縣大刻元祐黨人碑,宣布這些人屬於奸黨,要勒之於石,讓他們千秋萬代臭下去。於是,就有了這著名的元祐黨人碑。
其實,北宋的制度和政治的確需要改革。漫說後世,就是當時人也感到毛病特多,官制疊床架屋——床上架床,還添若干大小椅子板凳什麼的。反正讓大家什麼事都幹著彆扭,一件小事折騰半年。但是,變法黨人王安石他們,按著強化國家權力的思路做,動靜忒大,不僅折騰官場,而且折騰百姓。所以,好些人反而感覺不如不變。皇帝不換,這老兒自己決定的變法,不好自己否定;但是皇帝一換,老子死了,兒子上台,之前的變法就可以被推翻。弗洛伊德說,兒子都有仇父情結,放在皇帝身上,大概不錯。孔子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然而,老子喜歡的,不論是人還是政策,兒子必定不喜歡。所以,老子的寵臣,必定會栽在兒子的手上。於是,反變法的復辟黨上台。
然而,復辟黨司馬光等人上台,做得太絕,盡廢新法。哪兒有這個道理呢?舊法要是十全十美,為什麼那麼多人要變?政治效率怎麼會那麼低?歸攏在反變法這邊的某些人,比如蘇軾,其實對王安石變法中的某些內容(免役法)還是認同的。只是,人家就是要把他歸在復辟派里,他也就只好做元祐黨人了。北宋後期,復辟派整體上不吃香,所以,在一個短暫的元祐年間過後,復辟派就一直倒霉。蘇軾就被貶了又貶,一直發到海南島的儋州,相當於到天涯海角了。幸虧他看得開,活得久,終於盼來平反那一日,但是又到壽了。他當然想不到,死後居然還要被人折騰,名字刻上石碑,讓他遺臭萬年。
但是,各個州縣刻碑的時候,出過一點小麻煩。北宋文化市場發達,元祐黨人中,蘇軾、黃庭堅這些人早早成名。在世的時候,就可以靠寫字作畫賺稿費了。由於文化普及程度高,經過市場的傳播,即使販夫走卒也知道這些人的大名。他們的字畫招人喜歡,文章也有粉絲,而且是鐵粉。蘇軾流放期間,之所以能活得不錯,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走到哪兒都有粉絲。粉絲們可不管這些人是否犯了政治錯誤,該喜歡就喜歡。合影是沒辦法了,但討幅字兒、求首詩,卻是家常便飯。當然,字畫和詩都不會白作,銀子和酒肉,甚至還有美女,滾滾而來。政治挂帥,階級路線什麼的,在那個年頭,人們還沒有概念。
儘管大家都崇拜皇帝,但皇帝不喜歡的人,卻未必一定會全體共誅之,全國共討之。蔡京要刻元祐黨人碑,要找刻工,這些刻工有些是刻過蘇軾和黃庭堅詩作的,有些居然想不通。九江這個地方有個刻工,名叫李仲寧,手藝很棒,他接到地方官的指令,要他刻黨人碑。他說,小人家貧,靠刻蘇學士和黃學士的詞作得以飽暖,現在要以奸人為名,將他們刻在石上,我不忍心;長安這個地方也有一個出色的刻工叫安石,他也不肯,地方官加以鞭笞,不得已,他說,非刻不可的話,我不能刻上我的名字。
雖然人們總是說,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盡為讀書人,不相信勞動人民一定會比讀書人道德高尚。底層的百姓,每每彎子轉的沒有讀書人那麼快,想不通的時候肯定是有的。什麼叫作好人,什麼叫作壞人,他們自己也有一個標準,肯定跟上面的政治標準不怎麼一樣。
黨人碑刻完之後,雖說遍立各個州縣,但立碑的蔡京後來也完了。不及等到後世,就在他倒台的當口,人們評價此人就是個奸人。遭貶之後,沒人給飯吃,活活餓死。當然,元祐黨人碑也立馬被砸毀剩不下幾個了。風水輪流轉,誰知道最後轉到哪兒?蔡京等人,當初的心機不可謂不深,最終都是白費。
原文網址:https://read01.com/708gj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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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佑黨人碑又稱元佑黨籍碑,宋徽宗崇寧元年間,蔡京拜相後,為打擊政敵,將司馬光以下共309人之所謂罪行刻碑為記,立於端禮門,稱為元佑黨人碑、黨人碑。元佑黨人碑都已毀去,現存“ 國家一級文物 ”元佑黨人碑為元佑黨人後人摹刻。碑額“元佑黨籍碑”幾個大字為宋徽宗趙佶的“墨寶”;碑序和黨人名單為蔡京所書。
宋徽宗時期,貪官蔡京勾結宦官獨專朝政。蔡京為了自己把持朝政,就給反對他的司馬光、蘇軾等三百零九人扣上“元佑奸黨”的帽子,在德殿門外樹立“黨人碑”,上面刻寫三百零九個黨人惡名,昭示全國。被刻上黨人碑的官員,重者關押,輕者貶放遠地,非經允許,不得內徙。
宋哲宗元佑元年,司馬光為相,盡廢神宗、熙寧、元豐間王安石新法,恢復舊制。紹聖元年章惇為相,复熙豐之製,斥司馬光為奸黨,貶逐出朝。徽宗崇寧元年,蔡京為宰相,盡复紹聖之法,並立碑於端禮門,書司馬光等三百零九人之罪狀,後因星變而毀碑。其後黨人子孫更以先祖名列此碑為榮,重行摹刻。
九十三年之後,當年被列為元佑黨人之一梁燾的曾孫梁律,根據家藏碑刻拓本重新刻製了一塊碑,它是現存兩塊的元佑黨籍碑之一,對於研究宋代統治集團內部鬥爭具有很重要的價值。
明何景明《寄李郎中》詩:“海內競傳《高士傳》,朝廷誰訴黨人碑。”
柳亞子《感事呈冶公用進退格》詩:“千載炎涼廷尉客,一門生死黨人碑。”
參閱《宋史·徽宗紀》、 ​​明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蔡京擅國》等。
歷史
據史籍記載,有關元佑黨人的刻石曾有三塊:一是崇寧元年(1102年)由徽宗趙佶用真書刻於內府端禮門,未幾被毀;二是崇寧二年由蔡京書寫,勒令諸州據以刊刻,次年也奉詔毀去;三是置於文德殿外的那塊,崇寧五年下詔赦天下除黨人一切之禁,碑石也被毀棄。曾立於各州縣的黨人碑石也無一保留。
那麼現存融水苗族自治縣的那方碑又是怎麼回事呢?北宋末、南宋初,有人把趙宋王朝內外交困局面的形成怪罪於王安石變法,要“修復祖宗故事”,“講孔孟之正道”。宋高宗剛建立南宋小朝廷,就大力尊孔崇程(程頤的儒學),且大開黨禁,對北宋保守派大事褒揚,由奸臣蔡京弄出來的“元佑奸黨”得以昭雪被列入“元佑黨籍”的保守派官員陸續得到追贈諡號或官職,改稱為“元佑忠賢”,高宗還為司馬光等人大翻其案。
被迫害幾十年而耿耿於懷的元佑黨人後裔,在揚眉吐氣之日,竟有重刻舊碑以洩怨憤者,這樣的碑刻現存的僅有兩件存世:一件在桂林,是南宋慶元四年(1198年)“黨人”梁燾的曾孫梁津僱工匠刻於龍隱岩石室內,字體為八分書,字蹟有三分之一已經漫漶,只能稱之為古董,無多大文物價值;另一件在融水真仙岩內,是“黨人”沈千的曾孫沈暐於嘉定四年(1211年)所刻。
元佑黨人獲平反後,官為朝奉郎權知融州軍事兼管內勸農使的沈暐,照家藏原《元佑黨籍碑》拓本字樣刻碑,置於老君洞內。碑高154厘米,寬82厘米。碑分四部分,第一部分碑額“元佑黨籍碑”五字是宋徽宗手寫真書,第二部分碑序和第三部分黨人姓名,是蔡京手筆,第四部分為碑跋,為沈暐所撰。
融水的這方存碑頗令世人關注,雖說在文革時曾被用來蓋糞坑,後來在搬動時下端約三分之一處又被弄斷,但對整碑和字跡並無影響。說它是寶貝,屬國家一級文物,因為它是珍稀之物:碑額“元佑黨籍碑”幾個大字為宋徽宗趙佶的“墨寶”;碑序和黨人名單為蔡京所書,都是難得的真品。
就《元佑黨籍碑》的內容來說,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它只是北宋時期朝中朋黨之爭的一片斷記錄,類似的黨爭我國歷史上曾有東漢之黨錮,唐代牛、李黨爭,宋代的“元佑黨人”也只是歷史上的一樁黨爭事件,這類事情之後的各朝各代幾乎都有發生。光是碑文內容沒有多大文物價值,但此碑不可因事而廢,其可貴之處是它留下了一代書法高手趙佶和蔡京的真跡,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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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佑黨人碑又稱元佑黨籍碑,宋徽宗崇寧元年間,蔡京拜相後,為打擊政敵,將司馬光以下共309人之所謂罪行刻碑為記,立於端禮門,稱為元佑黨人碑、黨人碑。元佑黨人碑都已毀去,現存“ 國家一級文物 ”元佑黨人碑為元佑黨人後人摹刻。碑額“元佑黨籍碑”幾個大字為宋徽宗趙佶的“墨寶”;碑序和黨人名單為蔡京所書。
元祐黨籍碑,宋代摩崖石刻,現存二塊,均在廣西。一在今廣西桂林市東七星山瑤光峰下的龍隱岩。北宋徽宗時蔡京專權,把元佑、元符間司馬光、文彥博、蘇軾、黃庭堅、秦觀等三百零九人列為奸黨,將姓名刻石頒布天下後徽宗下詔毀其碑。現存碑刻為南宋慶元四年(1198)梁律據家藏舊本重刻。碑距地丈餘,額有蔡京手書“元祐黨籍”四字。久經風雨侵蝕,文字已模糊不清,但尚可辨認。另一塊在廣西融水苗族自治縣真仙岩,宋嘉定四年(1211)沈暐重刻。
《元祐黨籍碑》
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刑,黜元佑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考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書而刊之石,置於文德殿門之東壁,永為萬世臣子之戒。又詔臣京書之,將以頒之天下。臣竊惟陛下仁聖英武,遵制揚功,彰善癉惡,以昭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繼述之志。
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京謹書。
元祐奸黨
文臣
曾任宰臣執政官
司馬光故 文彥博故 呂公著故 呂大防故劉摯故 範純仁故 韓忠彥故曾布
梁燾故 王岩叟故蘇轍王存故鄭雍故傅堯俞故趙瞻故韓維故
孫固故 範百祿故 胡宗愈故 李清臣故 劉奉世 範純禮 安燾 陸佃故
黃履故 張商英 蔣之奇故
曾任待制以上官
蘇軾故 劉安世 範祖禹故 朱光庭故姚勔故 趙君錫故馬默故孔武仲故
孔文仲故吳安持故錢勰故 李之純故孫覺故鮮于侁故 趙彥若故趙卨故
王欽臣故孫升故李周故王汾故韓川故顧臨故賈易 呂希純
曾肇王覿 範純粹 呂陶王古豐稷 張舜民 張問故
楊畏鄒浩 陳次升 謝文瓘 岑象求故周鼎徐績路衡昌故
董敦逸故 上官均 葉濤故 郭知章 楊康國龔原朱紱 葉祖洽朱師服
餘官
秦觀故 黃庭堅 晁補之 張耒吳安詩 歐陽棐 劉唐老王鞏
呂希哲 杜純故張保源孔平仲衡鈞兗公適故馮百藥週誼
孫琮範柔中鄧考甫王察趙峋封覺民故胡端修李傑
李賁趙令畤郭執中石芳金極高公應安信之張集
黃策吳安遜周永徽高漸張夙故鮮于綽呂諒卿王貫
朱纮吳朋故梁安國王古蘇迥檀固何大受王箴
鹿敏求 江公望 曾紆高士育鄧忠臣故種師極韓治都貺
秦希甫錢景祥週綍何大正呂彥祖樑寬沈千曹興宗
羅鼎臣劉勃王拯黃安期 陳師錫 於肇黃遷莫佒正
許堯輔楊朏胡良梅君俞寇宗顏張居李修逄純熙
高遵恪黃才曹盥侯顧道周遵道林膚葛輝故宋壽岳
王公彥王交張溥許安修劉吉甫胡潛董祥揚瓌寶
倪直孺蔣津王守鄧允中梁俊民王陽張裕陸表民
葉世英謝潛陳唐劉經國湯戫故 司馬康故 宋保國故黃隱
畢仲遊 常安民 汪衍餘爽鄭俠常立程頤唐義問故
餘卞李格非陳瓘 任伯雨 張庭堅 馬涓孫諤故陳郛
朱光裔蘇嘉龔夬王回故呂希績故吳儔故歐陽中立故尹材故
葉伸故李茂直 吳處厚故李勣中商倚故陳祜虞防李祉
李深李之儀 范正平 曹蓋楊綝蘇昞葛茂宗劉謂
柴袞洪羽趙天佐李新扈充故張恕陳並洪芻
週鍔蕭刓趙越滕友江洵方適許端卿 李昭玘
向紃陳察鍾正甫高茂華楊彥璋 廖正一 李夷行彭醇梁士能
武臣
張巽李備故王獻可故胡田馬諗王履故趙希夷任濬
郭子旂錢盛趙希德 王長民 李永故王庭臣吉師雄李愚
吳休復故崔昌符潘滋高士權 李嘉亮 李珫劉延肇姚雄李基
桂林龍隱岩之元祐黨籍碑
桂林龍隱岩之元祐黨籍碑
內臣
梁惟簡故陳衍故張士良梁知新故李倬故譚扆竇鉞趙約
黃卿從馮說曾燾蘇舜民楊偁?梁弼陳恂 張茂則故
張琳裴彥臣李偁故閻守懃王紱李穆蔡克明 王化基
王道鄧世昌鄭居簡張祜王化臣
為臣不忠曾任宰臣
章惇王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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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年間,支持變法的人稱元豐黨人,反對變法的稱元祐黨人。元豐黨人當政,大刻元祐黨人碑,宣布這些人屬於奸黨,要勒之於石,讓他們千秋萬代臭下去。
《元祐黨籍碑》拓本《元祐黨籍碑》拓本
  本文摘自《帝國的潰敗》,作者:張鳴,東方出版社
  元祐是北宋哲宗趙煦的年號。北宋一朝,鬧變法鬧得不行,來回折騰。老子神宗趙頊變法,兒子哲宗趙煦不變了,復辟。於是,當年一干反對變法的人,以司馬光為首,組織還鄉團殺回來了。從此以後,支持變法的人稱元豐黨人(元豐是神宗年號)反對變法的為元祐黨人。此後反反复复,到了宋徽宗趙佶這裡​​,變法派聲勢大振,丞相蔡京對司馬光這干人恨不過,但人都死了,也沒法再貶斥發配。他為了徹底清除餘毒,奉皇帝的旨意下令各州縣大刻元祐黨人碑,宣布這些人屬於奸黨,要勒之於石,讓他們千秋萬代臭下去。於是,就有了這著名的元祐黨人碑。
  其實,北宋的製度和政治的確需要改革。漫說後世,就是當時人也感到毛病特多,官制疊床架屋——床上架床,還添若干大小椅子板凳什麼的。反正讓大家甚麼事都乾著彆扭,一件小事折騰半年。但是,變法黨人王安石他們,按著強化國家權力的思路做,動靜忒大,不僅折騰官場,而且折騰百姓。所以,好些人反而感覺不如不變。皇帝不換,這老兒自己決定的變法,不好自己否定;但是皇帝一換,老子死了,兒子上台,之前的變法就可以被推翻。弗洛伊德說,兒子都有仇父情結,放在皇帝身上,大概不錯。孔子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然而,老子喜歡的,不論是人還是政策,兒子必定不喜歡。所以,老子的寵臣,必定會栽在兒子的手上。於是,反變法的複闢黨上台。
  然而,復辟黨司馬光等人上台,做得太絕,盡廢新法。哪兒有這個道理呢?舊法要是十全十美,為什麼那麼多人要變?政治效率怎麼會那麼低?歸攏在反變法這邊的某些人,比如蘇軾,其實對王安石變法中的某些內容(免役法)還是認同的。只是,人家就是要把他歸在復闢派裡,他也就只好做元祐黨人了。北宋後期,復辟派整體上不吃香,所以,在一個短暫的元祐年間過後,復辟派就一直倒霉。蘇軾就被貶了又貶,一直發到海南島的儋州,相當於到天涯海角了。幸虧他看得開,活得久,終於盼來平反那一日,但是又到壽了。他當然想不到,死後居然還要被人折騰,名字刻上石碑,讓他遺臭萬年。
  但是,各個州縣刻碑的時候,出過一點小麻煩。北宋文化市場發達,元祐黨人中,蘇軾、黃庭堅這些人早早成名。在世的時候,就可以靠寫字作畫賺稿費了。由於文化普及程度高,經過市場的傳播,即使販夫走卒也知道這些人的大名。他們的字畫招人喜歡,文章也有粉絲,而且是鐵粉。蘇軾流放期間,之所以能活得不錯,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走到哪兒都有粉絲。粉絲們可不管這些人是否犯了政治錯誤,該喜歡就喜歡。合影是沒辦法了,但討幅字兒、求首詩,卻是家常便飯。當然,字畫和詩都不會白作,銀子和酒肉,甚至還有美女,滾滾而來。政治掛帥,階級路線什麼的,在那個年頭,人們還沒有概念。
  儘管大家都崇拜皇帝,但皇帝不喜歡的人,卻未必一定會全體共誅之,全國共討之。蔡京要刻元祐黨人碑,要找刻工,這些刻工有些是刻過蘇軾和黃庭堅詩作的,有些居然想不通。九江這個地方有個刻工,名叫李仲寧,手藝很棒,他接到地方官的指令,要他刻黨人碑。他說,小人家貧,靠刻蘇學士和黃學士的詞作得以飽暖,現在要以奸人為名,將他們刻在石上,我不忍心;長安這個地方也有一個出色的刻工叫安石,他也不肯,地方官加以鞭笞,不得已,他說,非刻不可的話,我不能刻上我的名字。
  雖然人們總是說,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盡為讀書人,不相信勞動人民一定會比讀書人道德高尚。底層的百姓,每每彎子轉的沒有讀書人那麼快,想不通的時候肯定是有的。什麼叫作好人,什麼叫作壞人,他們自己也有一個標準,肯定跟上面的政治標準不怎麼一樣。
  黨人碑刻完之後,雖說遍立各個州縣,但立碑的蔡京後來也完了。不及等到後世,就在他倒台的當口,人們評價此人就是個奸人。遭貶之後,沒人給飯吃,活活餓死。當然,元祐黨人碑也立馬被砸毀,剩不下幾個了。風水輪流轉,誰知道最後轉到哪兒?蔡京等人,當初的心機不可謂不深,最終都是白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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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碑自靖國五年毀碎,遂稀傳本。[1]今獲見之,猶欽寶籙矣。[2]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也。」嗟乎!烏知後人之欲不毀之,更甚於京乎?諸賢自涑水、眉山數十公外,凡百餘人,[3]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名哉?故知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謀,何往不福君子也?[4]石工安民乞免著名,今披此籍,諸賢位中,赫然有安民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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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碑——元祐黨人碑
種瓜得瓜 種瓜得瓜 2012-06-03 12:39:46
        很多人說過,當然我也說過,趙宋是秦以後士大夫日子最好過的朝代,據說宋太祖有立碑為誓,言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但真偽也還不可確考。就太祖一朝而言,有人據《宋史》等做過統計,十幾年間殺了大小官員八十八人,以致我們更為熟悉的宋高宗,殺起人來也絲毫不手軟。且有宋一代,所謂“黨爭”其禍更烈,貶竄流徙那是家常,哲宗元符三年九月,權傾一時的章惇罷知越州(今紹興),但還是被大臣以為責罰過輕,論章惇“凡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加以釘足、剝皮、斬頸、拔舌之刑”,由此看來明朝大臣的悲催生活似乎也並不孤獨。
    到了蔡京專權時,他做了一件創舉,將立碑刻石這件國人喜聞樂見的事翻出了新花樣,也是宋朝士大夫政治生涯大起大落顛沛詭譎的真實寫照。那時候元祐群臣貶竄死徙也沒剩下幾個了,但蔡老頭仍不解氣,列名百二十人,其中有司馬光、蘇軾、蘇轍、呂公著、呂大防等,等其“罪狀”,謂之“奸黨”,立碑於端禮門,由端禮門可至文德殿,文德殿為北宋常朝殿,每日上朝,文武百官都可見此碑。另外,元符末因日食求言,當時應詔上書不下數百本,蔡老頭及其黨據此將之定為正與邪各上、中、下三等,範柔中以下五百餘人為邪等,不得同州居住。端禮門之黨人碑蔡老頭請了徽宗御筆,他又自書“奸黨”為大碑,頒於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後世似乎唯有明末全國為魏閹建生祠,差可媲美。當然,這樣的行政命令也不是全無抗力,甚至老百姓也還表達了自己的意見,當時長安有個叫安民的石工開始就請辭,說:“我沒什麼文化,本來也不知道為什麼要立碑。但像司馬相公這樣的人,大家都稱讚其正直,現在卻說他是奸邪,我實在不忍心刻字啊!”府官大怒,這麼拎不清,要治他的罪。這個石工沒辦法,家裡畢竟要自己養活,也沒那個能力移民,但還是哭著請求:“既然當了這個差,也沒辦法,但請求能不能不把我的名字刻在最後,人活一張臉,樹活一層皮,實在怕遭後世罵名啊!”最後是否如願,或者這事本身的真偽,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還是,我們應該有這樣起碼的良知,雖然國家機器有時不是個人可以抵擋的。
傅熹年北宋皇城復原圖
傅熹年北宋皇城復原圖
    之後,元祐黨人的畫像著述紛紛被毀被禁,蔡黨自然風光無限。到了徽宗崇寧三年六月,又下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於朝堂。”直到崇寧五年,春正月,彗星出西方,其長竟天,詔求直言。中書侍郎劉逵請碎黨人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徽宗同意了,半夜裡派人到朝堂毀了石刻。第二天,蔡老頭上朝,咆哮之:“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全國各地的碑當然也都毀了(也可惜了的,不然若留一方兩方下來,就是國寶,蘇黃米蔡可不是浪得虛名之輩),黨人碑這樣的奇事至此終結,但碑毀了,黨爭依然如故,各派勢力上演的大片令人目不暇接,無論是英劇美劇還是大河劇,都只好靠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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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黨籍碑》是一塊很有歷史價值的碑刻。北宋神宗熙寧元豐年間,公元十一世紀,宰相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推行變法,1083年宋神宗死後,年方十三的宋哲宗繼位,由他的祖母高太皇太后聽政,起用司馬光為宰相,廢除了王安石的新法,排除了王安石的新黨,舊黨中又有不同的政治集團彼此爭權,因為當時的年號為元佑,所以歷史上稱為“元佑黨爭” 。1103年宋哲宗死後,宋徽宗繼位,重用權相蔡京,出於政治上的需要,蔡京把司馬光、文彥博、蘇軾、梁燾等三百零九人列為奸黨,1105年由宋徽宗下令全國郡縣刻石立碑,第二年宋徽宗看到天上有彗星的出現,俗稱掃帚星,認為是不祥之兆,又下令全國毀碑,因而1106年,《元祐黨籍碑》全國無存。這塊碑是事過93年之後的1198年南宋時高宗時被列為元佑黨人的梁燾的曾孫梁律重刻的,他刻這塊碑的目的是讓後人明辨是非,似乎也有為他曾祖父鳴不平的意思,《元祐黨籍碑》現在全國僅存兩件(還有一塊在廣西融水縣),這一塊至今仍完好無損,是研究宋代元佑黨爭的重要文物資料,現在被收錄在《百科全書·考古卷》當中,歷史價值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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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塊廁所板,成為中國國寶,全因上面刻了數個字
2016-09-22 由 悅讀會 發表于歷史
大家都知道黑名單這種事情吧,上了黑名單,那就倒霉了。肯定很難翻身了。而要說起歷史上最有名的黑名單,絕對是北宋末年的元佑黨人碑。
元佑黨人碑,當然就是記載元佑黨人的一塊石碑,那啥叫元佑黨呢?
這跟北宋的王安石變法有關。
在神宗元豐年間,宋神宗開始起用王安石變法,王安石一上來,就把所有支持變法的搞到朝廷來,反對的都打倒,所以支持變法的人稱為元豐黨人。
到了神宗去世,哲宗繼位,當時的宋朝宣仁太后不支持變法,又把司馬光請出山,讓王安石們一邊站。於是,反對變法的這些人佔據了上風。這些人按哲宗朝的年號稱為元佑黨人。
那麼,為啥要給元佑黨人立碑呢,是要紀念並表彰他們嗎?
想得美!
立碑的時候,已經是宋徽宗年間,這個碑是蔡京大人要求立的。此人,大家都知道是奸臣,但北宋滅亡這個大黑鍋要不要他背?就說不清楚了,畢竟中國封建王朝,有批奸臣的習慣,沒有批皇帝的先例。
蔡京這個人,總的來說是支持變法的,他的弟弟蔡卞是變法祖師爺王安石的女婿,所以蔡京上台後,開始打壓起元佑黨人來。怎麼打壓呢?他想了一個辦法,就是立一個碑,咱們永遠記住這些人。
於是,這個碑就立了起來,第一位的當然是司馬光老司機,其次比較出名的有蘇東坡。一共三百零九人。以蔡京來看,這簡直就是廟堂上的梁山賊寇。
上了這個碑,那就倒霉了。重則吃牢飯 ,輕者吃驢飯,貶放到外地。皇家子弟也不得跟上面這些人的後代通婚,訂了婚的要取消。這些人的後代也基本不允許他們當官。這等於斷了他們的後路。
這個碑刻得了很多,全國各地都有,要在全國範圍內把他們搞臭。
可是,五年後,這個碑的母碑就被砸了。皇帝立的碑,還有人敢砸?這不是造反嗎?
皇帝知道後,一點脾氣也沒有,為啥呢?因為是雷劈的。
徽宗崇寧五年正月,突然打雷,把立在文德殿東邊的元佑黨人碑給劈為兩半。這當然是上天發怒,宋徽宗嚇得半死,不但不敢修復這個碑,還把端門外的另一塊碑也毀了。
漸漸地,各地的碑都被毀了,到了北宋滅亡,南宋起來,大家撥亂反正,蔡京已經成了大反派,他曾經反對的元佑黨人當然要平反了。不是元佑奸黨,而是元佑忠賢。那些碑自然都被毀了。
但是,依然存在了一些碑。奇怪的是,這些碑不是蔡京他們立的,而是元佑黨人的後代立的。
敵人的詆毀就是最大的榮譽。元佑黨人的後代以祖先能上這個碑而驕傲,你出去參加文學聚會,要是自己的先人不在那塊碑上,簡直就不上檔次啊。
所以,官方毀了碑,這些後人卻認為有必要再立起來,讓先人的光榮傳下去。
經過歲月的變遷,現在依然有一塊國寶級的碑存了下來。
這個碑是「黨人」沈千的曾孫沈暐刻的。差不多九百年後,被從一個茅房的里找出來。它被用來蓋糞坑,搬的時候,大概是常年聞尿酸,一下斷開了。不過,最重要的刻字卻是完整的。這塊從廁所扒拉出來的東西算是國家一級文物了。
那麼,是因為上面的人名成為一級文物嗎?
不好意思,還真不是。而是因為上面的字。
上面的字中,碑額「元佑黨籍碑」五個字是宋徽宗趙佶寫的,而碑序和黨人的名單是蔡京寫的,兩人雖然名聲不咋地,但卻是實打實的書法家。所以,這個碑因兩人的真跡而躋身一級文物。
這大概也是沈暐萬萬想不到的。
所以,世事變遷,誰又能真的看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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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資治通鑑》手稿殘卷
司馬光的悲劇:史學家的話總不如文學家的話中聽

司馬光(左)和王安石(右)


2017-11-19 / VIEWS: 19
本文首刊於公號“搜歷史”(soulishi)
“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無法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教訓。”這句話用在司馬光對宋神宗的期望或許很恰當。
宋治平四年十月初二(公元1067年11月18日),距今950年前的一個初冬,20歲的趙頊即位不到一年,還沒來得及改換年號,他就是後來重用王安石變法的神宗。這一天他召見了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讀學士司馬光,司馬光向英姿勃發的皇帝進呈了他編寫的編年體史書《通志》前幾卷,這部分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至西漢。並應皇帝之命為其講解開篇的三家分晉的大事件,強調名分之重要。神宗聽後龍顏大悦,認為歷史經驗很重要,有利於國家治理,並當場為這部書命名為《資治通鑑》,並答應賜予序文。
此前一年,司馬光已將前八捲進呈給英宗皇帝,英宗粗覽後十分高興,勖勉司馬光繼續編寫下去,並同意其成立專門編寫的班子——書局,聘請助手,允許他借閲龍圖閣、天章閣、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等皇家圖書館、檔案館的圖書資料。
可以説,這部書是在英宗、神宗父子兩代皇帝的親切關懷下編撰而成的,宋神宗對這部卷帙浩繁的史家鉅著寄以厚望,希望“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而司馬光也正是懷着這樣的勃勃雄心來編撰此書,這部書編好後,確實達到了皇帝陛下所期望的水準,正如宋末元初的大學者胡三省對此書的評價:
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
▲司馬光《資治通鑑》手稿殘卷
作為仕歷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大臣,司馬光編撰這部書的目的當然不僅僅是想留給後世,更希望能對在位的皇帝治理國家有所助益。然而,歷史的弔詭之處就在於:神宗儘管很看重這部書,也十分尊重司馬光,但在他執政的十八年裏,司馬光不斷被邊緣化,直至告別政治中樞,未老而閒居。對司馬光的進諫,宋神宗的態度可以概括為一句話:
卿説得很好,但朕就是不聽!
這是司馬光的悲哀,也是一個歷史學家的悲哀。歷史學重視總結往昔的經驗,歷史學者從政,願意從歷史中去找方法,尋答案,他們大多是保守主義者,對大幅度改變陳規舊章的做法總是抱有懷疑,他們的政治態度多趨於保守。司馬光就是這樣的學者和政治家,而對一位血氣方剛、想大有作為的青年皇帝來説,經驗主義者的話總不如能為他描繪偉大藍圖的理想主義者的話中聽。神宗最終選擇了理想主義者王安石。
王安石是司馬光年輕時的好友,也是一生的政敵。
司馬光和王安石是中華文化在北宋臻於最輝煌時期所培養的精英。所謂“三歲看老”,在少年時兩人就呈現了不同的性格,這對日後他們的政治態度頗有影響。司馬光出生在父親任光縣知縣的衙署裏,少年時跟着父親宦遊四方,從小就顯示出少年老成,有決斷力,他七歲時在洛陽砸缸救小夥伴的故事流傳至今。其為文平實,長於説理。比司馬光小兩歲的王安石亦出生在官宦之家,自幼聰穎,酷愛讀書,過目不忘,下筆成文。稍長,也跟隨父親宦遊各地。其為文立論高深奇麗,旁徵博引,從中可以看出少年即有移風易俗之志。
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兩位日後政壇上的對手碰到一起了,司馬光任三司的判度支勾院,王安石也從江南東路提點刑獄調任度支判官,兩人相互仰慕已久,這番成了同事,自然過從甚密。司馬光對王安石的品德和才華很佩服,稱讚他“今之德行文辭為人信者”。兩人的共同上司是一位牛人——三司使包拯。
沒錯,就是民間傳説的那位“包青天”。

有一年暮春,三司衙門院內花紅柳綠,包大人搞團建,請司馬光、王安石一起喝酒賞花。司馬光平素不飲酒,但上司的好意,他沒法拒絕,跟着飲了幾杯。王安石也不喜歡喝酒,他卻一點不給包拯面子,不管包大人用什麼樣的方式勸酒(看來中原大地愛勸酒有傳統),就是一口不喝。尷尬的包大人一點辦法也沒有。這頓酒估計喝得很無趣。
▲包大人:你真的不喝?來人吶……
從這件小事可以看出,司馬光為人處世比較通達,善於替別人考慮。而王安石呢,就是典型的“拗相公”做派。兩人的衣着也可看出差別,司馬光一生重視的是個“禮”字,他生活簡樸,但十分注意儀表,注重細節,生活起居有規律。而王安石不修邊幅,生活邋遢。兩人同事時,司馬光寫詩對滿身蝨子的王安石提出委婉的批評:
但思努力自潔清,羣蝨皆當遠邇播。
王安石依然我行我素,對司馬光的規勸當耳邊風。日後主持變法時,更是如此。這樣性子的人,才能喊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豪言。
神宗即位時,宋朝自“澶淵之盟”以來,和北面的契丹、西北的西夏維持了六十餘年的和平雖然每年支付鉅額“歲幣”,但大宋在和平的環境下,經濟、文化諸方面呈現繁榮,當然也積累了許多毛病。其中“積貧積弱”為主要體現。“貧”不是説宋朝的官府和百姓沒錢,事實上當時百姓的生活比起前朝要富足得多,指的是百姓賦税繁重,國家收税幾倍於唐代,但花費太多,出現了財政赤字。説白了就是掙得多,花得更多。“弱”則是宋代鑑於唐末藩鎮割據,重文輕武,又由於百年無事,軍隊戰鬥力不強。
熙寧元年,王安石上《本朝百年無事札子》,分析近百年來太平無事的原因與隱憂,指出當時危機四伏,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樹,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
這話正中神宗的下懷,他要重用這位有見識、有才能、做事執着的王介甫先生,厲行變法,來富民強兵。
熙寧二年(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這是副宰相的職位。王安石提出當務之急在於改變風俗、確立法度,提議變法,神宗贊同。為此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委任呂惠卿承擔條例司的日常事務,派遣提舉官四十多人,推行新法
熙寧三年,王安石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這就是宰相。他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民事財政方面的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農田水利法;軍事方面的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等。
變法的動靜太大,一開始司馬光就表示強烈的反對。對國家財用不足的現實,司馬光也承認,但他建議解決方法是節流,而不是想辦法另立名目去向老百姓收錢。他特別反對為了解決財政問題,成立新的機構三司條例司,他認為原來機構就很健全,進行精簡、改良即可,沒必要另起爐灶。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他敏鋭地預測到新設一個機構,不管目的多麼偉大,最終要蜕變為一個只管個人與部門利益的食利集團。
▲司馬光(左)和王安石(右)
對由國家來放高利貸的“青苗法”,司馬光一開始就預測到一定會違背制度設計的初衷,變成盤剝百姓的惡法。
王安石對“青苗法”的設計不可謂不好。其主要內容是:諸路以見存常平、廣惠倉的一千五百萬石錢各為本,如是糧谷,即與轉運司兑換成現錢,以現錢貸給廣大鄉村民户,有剩餘也可以貸給城市坊郭户。民户貸請時,須五户或十户結為一保,由上三等户作保,每年正月三十日以前貸請夏料,五月三十日以前貸請秋料,夏料和秋料分別於五月和十月隨二税償還,各收息二分。最終達到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時還兼有抑制民間高利貸、保護和賑濟民户的目的。——這叫官府和百姓雙贏,何樂而不為呢?
多美的政治藍圖呀!可法令未行,司馬光與變法派大將呂惠卿辯論時,就一針見血指出這個新法將產生的惡果:
朝廷散青苗,茲事非便。今閭里富民乘貧者乏無之際,出息錢以貸之,俟其收穫,責以谷麥。貧者寒耕熱耘,僅得鬥斛之收,未離場圃,已盡為富室奪去。彼皆編户齊民,非有上下之勢、刑罰之威,徒以富有之故,尚能蠶食細民,使之困瘁,況縣官督責之嚴乎?臣恐細民將不聊生矣。
司馬光舉民間富户趁貧户生計艱難時放高利貸盤剝窮人為例。這些富人手中還沒權力,如果官府放貸給百姓,那更不得了,一定會民不聊生。
結果也真如司馬光所料,各地很快出現了“抑配”,即違背百姓的自願原則,進行攤派,讓百姓包括不缺錢的富户必須貸款。如此州縣官有政績,而辦事的小吏有油水。許多地方官府提高青苗錢的利息,遠遠超過民間富户給窮人貸款的利息。“青苗錢”發放十户為一保,來規避風險。下户急需借貸,但卻沒有償還的保障,而上户則不需要借貸。這種上户(富户)保下户(貧户)的措施目的原本是保證下户借貸能得到擔保。但由於上户不需要、不願借貸,地方官府便進行抑配。當下户無力償還借貸時,自然會連累上户等人,損害了上户。青苗錢成為了搜刮形式,使上户變得貧困,而下户無力償還則深陷債務。有些地方官為了避免下户無法償還,僅將青苗錢貸給上户,違背了賑濟目的。
其他均需法、市易法、免役法的結果大抵和青苗法差不多。變法之初,宋神宗和王安石天真地認為只要選人得當,選派德才兼備的人做州縣官,就不會出現虐民的後果。他們低估了人趨利的本性,而王安石的幾位變法助手呂惠卿、蔡確、章惇的品行已經被歷史證明很不堪,特別是呂惠卿,最終因為爭權奪利背叛了王安石,兩人反目成仇。
神宗想一改祖宗對於北方強敵示弱的姿態,要在軍事上振作,這也是他用王安石變法來聚斂財富的根本原因。對強大的契丹,宋朝不敢動手,於是選擇了國小民貧的吐蕃和西夏。熙寧六年,在王安石主持下,熙河路經略安撫使王韶率軍進攻吐蕃,收復河、洮、岷等五州,拓地兩千餘里,受撫羌族三十萬帳。
元豐四年(1081年)宋朝“五路伐夏”,對西夏進行最大規模的一次戰役,剛開始佔領西夏兩千多裏土地,宋朝想趁熱打鐵,據稱有30多萬大軍分五路進攻,最後慘敗。
對於輕易起邊釁,司馬光也是堅決地反對。他對歷史上漢武帝這種窮兵黷武,不惜民力開邊的皇帝毫不留情地批評。他在《論橫山疏》中對神宗皇帝説:“或懷之以德,或震之以威。要在使之不犯邊境,中國獲安則善矣。不必以逾葱嶺,誅大宛,絕沙漠,擒頡利,然後為快也”。
對於和西夏的關係,司馬光以富人和窮人做鄰居打比方,很有意思。他的大意是:
一個富家翁的鄰居是個窮人,首先要“待之以禮”,尊重雙方的條約,自己不虧禮數;然後在窮人實在過不下去時資助他一些錢糧防止其鋌而走險;建好圍牆做好自衞準備;如果對方先侵犯邊境,則抓住對方理虧紮紮實實教訓一頓。而今天的朝廷就像一個富翁,貪圖窮鄰居家一些小財物。敞開大門與之賭博,勝了,贏得的不過是窮人家那些細微價賤用處不大的物品,對富人的財產增值毫無用處;如果輸了呢?富人家的房屋、田產、財物全部為窮人所有。而對賭博這事,窮人天天玩很精通,卻是富人的短處。窮人天天盼着富人與他拿自家的財產來賭一把,只是沒有門路,今天富人主動先招呼窮鄰居來賭博,窮人多爽呀。
司馬光並非沒有看到宋帝國的種種弊病,也非反對改革,只是他認為不必大動干戈地折騰。他把帝國比喻成一個老房子,雖然牆壁、屋頂有破損,但樑柱沒有壞,可以一點點修補,不能拆掉重建。
想有所作為的皇帝宋神宗和同樣想有所作為的宰相王安石將司馬光的話視為陳腐之言。勸諫皇帝無效,司馬光想説服老朋友王安石,寫了三封有名的《與王介甫書》。司馬光對王安石的評價是“性不曉事而復執拗”,他在三封信中指責王安石“用心太過,自信太厚”,“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建功心切讓王安石不顧常識了。他批評王安石聽不進不同意見,而重用諂媚逢迎之徒,“諂諛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矣!”後來呂惠卿對王安石果然如此。
王安石哪能聽從司馬光的話呢?回信一一駁斥。
皇帝和好朋友都聽不進去自己的逆耳忠言,司馬光不得不選擇逃避,閒居洛陽十五年,與邵雍、程顥、程頤等人交遊,並在幾位助手和嗣子司馬康的幫助下,於元豐七年(1084年)完成了鴻篇鉅製《資治通鑑》。
元豐八年,《資治通鑑》成書後第二年,宋神宗駕崩,哲宗即位,年僅九歲,由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高氏起用司馬光,恢復舊法,史稱“元祐更化”。司馬光回到中樞後,幾乎是盡廢新法,也不無矯枉過正之處,而此時,司馬光的人生也開始了倒計時。
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王安石病逝。同一年的十月,司馬光因病逝世,享年六十八歲,獲贈太師、温國公,諡號文正,宋哲宗賜碑名為“忠清粹德”。
高太皇太后去世後,哲宗親政,大宋的政局又翻烙餅,皇帝用新黨章惇為相,以司馬光更變熙豐法度為罪,哲宗下詔削除司馬光的贈諡,毀壞所賜碑。司馬光等被稱為“元祐黨人”,朝廷下詔刻元祐黨人碑,禁止元祐學術。而王安石得以配享神宗。政和三年(1113年),宋徽宗追封王安石為舒王,配享孔廟。
▲大宋的政局翻烙餅,過世的司馬光也受連累。獲宋哲宗賜忠清粹德之碑後沒多少年,得了頂奸臣的帽子,名字被刻上了元祐黨籍碑。
宋徽宗這個文藝範的皇帝更不能從歷史中吸取教訓,犯了比神宗更冒失的錯誤,宣和年間與金國結盟,夾擊遼國。遼國亡了後,不但沒能如願地收回燕雲十六州,反而引狼入室,釀成靖康之恥,金人南下攻陷汴梁,俘虜了徽、欽二帝。
南宋偏安東南後,眾多大臣把王安石視為引起國家遭受厄運的罪魁。靖康元年(1126年),王安石被追奪王爵,毀去配享的畫像。而司馬光被贈太師,再次賜諡。宋高宗建炎年間,配享哲宗廟廷。宋理宗寶慶二年(1226年),理宗令繪圖二十四功臣神像於昭勛閣,司馬光位列其中。鹹淳年間,從祀於孔廟。
死者已矣,兩人的榮辱變遷,司馬光和王安石本人都不知道了。司馬光與王安石的交鋒,可以説是經驗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也是史學家和文學家之間政見的競爭王安石贏得了生前,而司馬光贏得了身後。一部《資治通鑑》成為近千年來中國從政者的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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