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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伯瑪斯由「系統與生活世界」+系統對生活世界的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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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世界對生活世界的殖民：一個解釋框架 (2009-10-16 10:53:32)轉載▼
標籤： 公共管理 雜談    
系統世界對生活世界的殖民
——一個關於現代社會組織與個人關係的解釋
    （這個短文是我在住院手術後在床上躺了幾天，身體不能動腦袋可以動的情況下，一直在琢磨醫改難題難在哪裡，恰好剛讀了一點哈貝馬斯的東西，感覺他提出的“系統世界對生活世界的殖民”是一個很好的分析框架，可以對現代社會的很多問題進行解釋。）
    哈貝馬斯認為，現代西方社會的一個主要特徵就是系統世界和生活世界的嚴重分離。他說：“當子系統（經濟和國家）通過媒介（金錢和權力）從被嵌入生活世界境域公共機構系統中徹底分化出來時，形式上組織起來的行為領域就產生出來，這些行為領域不再通過相互理解的機制得以整合，它們脫離生活世界的上下文關係，凝結成一個無規範的社會性。”這種分離有合理性，是現代化的必要過程。
    哈貝馬斯認為，理性化是在系統世界和生活世界兩個層面同時進行的，而不是韋伯認為的只在社會行為領域發生。生活世界事關文化、社會和人格的再生產，生活世界的失敗就導致意義的喪失和無所適從、社會失範、沒有社會團結、種種心理疾病。而係統世界就是韋伯所說的社會制度的理性化，它的運作有它自己的邏輯，非個人所能決定。
    生活世界的理性化的表現有：傳統不斷遭到批判和更新，人格獨立，行為功利化。是在交往中進行的。
系統世界的理性化的表現有：系統複雜性增強、組織化程度加強、技術越來越先進複雜、職業分工越來越細、個人對組織的影響越來越小、組織運作成本居高不下。系統世界是靠金錢和權力來調節的。
    在現代社會，生活世界越來越受到系統的擠壓，系統越複雜，生活世界就越空洞。金錢和權力的領域越凌駕於秩序之上，生活世界對於協調行為就越沒有意義。系統世界對於秩序的追求使得系統的機制深入到了文化、社會、教育領域，在所有文化、社會、人格領域也是權錢所決定，權和錢的機制代替了人類相互理解協調一致的機制，這就是物化。斷言當今世界人類和社會的主要威脅不是經濟剝削或政治專制和意識形態，而是經濟和行政系統侵入生活世界、社會的各種關係中，生活世界的結構受到破壞並由此失去其獨特的人性。交往的生活世界不斷屈服於獨立的、組織嚴密的行為系統的過程，此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如，法律為了充分體現其法律的價值，將合法化的要求施之於越來越廣泛的領域，教育領域即為一例。法律和主管機構越來越多地介入學校和家庭生活，兒童也越來越早地被迫面向學校和教育，越來越早地成為法律處理的對象。雖然某些介入是必要的，但是人以及人際關係也越來越成為官僚制的管制對象，結果是人際衝突並沒有減少，反而社會病態的形式卻多樣化了，如意義的喪失、非人的生活狀況、病態心理等。合法化的追求導致了生活世界的核心部分的官僚化和金錢化，公眾的生活方式也越來越金錢化和官僚體制化。
    另外，專家文化與日常意識的分離導致文化的貧困化，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幾乎能毫無阻礙地推進的條件。“在相應的文化行為系統中科學的商討、道德——法理論的研究、藝術生產和批判被制度化為專家的事務。從各自抽象的有效性方面對文化傳統所作的教授式的研究、探討，使得認識的——工具的、道德的——實踐和和美學的——表達的知識各自出現自身固有的規律性。”並指出：“不是文化的價值領域的分化和獨立發展導致交往性的日常實踐的文化貧困化，而是專家文化同交往性日常行為的關係網絡的嚴重脫離導致交往性的日常實踐的貧困化。”
    在西方發達社會裡，近幾十年來，各種衝突不斷。但這些衝突在哈貝馬斯看來，不再發生在物質再生產領域，也不再由政黨、同盟來組織，衝突的根源涉及的也不再是經濟保障、社會保障、軍事保障等舊政治主題，相反，新的衝突主要發生在文化再生產、社會整合和社會領域，也就是生活質量問題、公正問題、個體的自我實現問題、人權問題等新政治主題。和平運動、公民隱私運動、自由選擇運動、少數民族運動、宗教運動、綠色運動等等，都是針對交往的生活世界的金錢化和官僚化的，也就是說，這些抗議運動是針對職業勞動依賴獄利潤的工具化、勞動力依賴於市場的分配，是針對競爭和功效壓力不斷蔓延、直到小學，也是針對社會服務、教育、時間的金錢化等等。
    現代社會的理性模式，是通過主體間的合理性的相互理解達到基於合理動機的協議一致性，以便實現人類的解放。真正的理想社會只有建立在以互主體性為基礎的交往理性基礎上才是可能的。
    韋伯的官僚制揭示了現代社會組織的基本原則與理性精神，隨著西方思想中技術理性批判的日漸深刻，西方社會中組織的官僚制特徵業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如何更準確地、權威地描述西方當代社會的基本特徵成為當代思想家們的智性活動的內容之一。
    哈貝馬斯承繼了馬克思的批判精神，延續了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流派的基本理論旨趣，在迄今為止的西方思想家之中，做出了無與倫比的新批判理論建構，其中尤其以其交往理論體系架構中所揭示的系統世界對生活世界的殖民，為理解當今西方社會提出了具有貼切解釋力的理論框架。
    在哈貝馬斯看來，系統世界的殖民化的形成主要是因為工具理性的需要，而由技術統治的製度化所造成的。在現代社會，人們越來越被各種各樣的系統組織所籠罩，人的自由空間、自主選擇都受這些系統所控制。系統世界的形成是源於社會管理的需要，但是應這種需要而形成的各種制度化組織反過來逐漸控制了人與社會。
    以下根據醫改試做分析。
    系統世界對生活世界的殖民可以體現在日常生活的絕大多數領域。例如，今年剛頒布的《醫療改革方案》，雖然在努力改善公共衛生狀況、降低國民的醫療負擔，但是方案並沒有達到普通百姓的要求。
    近日，社會各界給予北京通州郊區一個由尿毒症患者自發組成的透析室以極大的關注，很快這個透析室被當地政府部門查封了，理由是為了保障病人的健康。事件反映了一個很普遍的事實，就是正規醫療單位的醫療費用太高，以患者的收入狀況和保障情況看，是無法承擔如此高昂的費用的。政府查封行為說明患者的行為是不合法的，但是合法的組織卻不能提供廉價服務。還有相關的例子，一是深圳某家庭因為家庭財產分割將女兒強制送到精神病院管制，女兒被解救後出家，並因此而揭露我國大多數精神病院的體制問題；一是北京大學醫學部教授孫東東事件。
    一、醫療單位因為其技術的專業化特徵，使其成為一種具有不可取代性的系統組織。壟斷了醫療技術服務領域，也符合專家文化的特徵。作為技術部門，以現代知識和技術手段取代傳統的經驗方法，但是卻不可避免地越來越依賴技術設備，使得診療的技術過程複雜化了，因普遍依賴技術設備而使診療的成本居高不下。傳統經驗方法（例如中醫）則不具有合法性，既便如中醫也必須通過相關資格考試才可以獲取從業資格。醫療改革是在努力彌合系統世界和生活世界之間的溝壑，符合“新政治”的主題。但是醫院系統的商業化問題仍舊不容易解決。
    二、看病難、看病貴之所以難以解決，大的方面說是是為了穩定、為了秩序，小的方面說是系統組織存在內部勾連、形成利益共同體。政府因為財政困難，允許醫院創收，醫院允許醫生開大處方，維護醫院、醫生與藥商之間的利益勾結，藥廠為追求最大利益，一方面不斷在藥品上翻新、漲價，以消化與醫院、醫生乃至藥品主管部門的關係成本，另一方面與醫院聯手將部分成本轉嫁給患者。
    用通俗的話來講，就是製度壓制人、組織控制了世界，所以我們可以理解，即便是西方民主法治的社會裡，也同樣存在類似的問題，這或許是現代社會的又一個通病。譬如美國著名的棒球運動員辛普森殺妻案，大多數美國人認為辛普森有罪，但是收取了巨額律師費的律師團就是能說服陪審團，釋放了辛普森。這似乎也說明更為嚴酷的問題，就是系統世界本質上是由少數有財力有權勢的人物所控制。系統世界對生活的殖民，似乎已經是難以觸動的結構，社會的多元分化可能是惟一的破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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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哈貝馬斯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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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陽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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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哈貝馬斯剖析了系統和生活世界兩個概念，對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產生根源及表現形式給予了揭示，指出以交往合理性取代單一的工具合理性，建立話語民主的社會是克服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根本途徑。哈貝馬斯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論對於當代中國民主政治的建設具有諸多重要啟示，但它誇大了語言的作用，具有濃厚的烏托邦色彩。
中國論文網/2/view-391882.htm
　　關鍵詞：系統生活世界殖民化交往合理性哈貝馬斯
　　中圖分類號：B1文獻標誌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30-0273- 02 
　　哈貝馬斯是當代德國著名的哲學家、社會學家，第二代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論是哈貝馬斯思想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哈貝馬斯在《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交往行為理論》等著作中剖析了系統和生活世界兩個概念，對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產生根源及表現形式給予了揭示，指出以交往合理性取代單一的工具合理性，建立話語民主的社會是克服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根本途徑。哈貝馬斯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論對於當代中國民主政治的建設具有諸多重要啟示，但它誇大了語言的作用，具有濃厚的烏托邦色彩。
　　一
　　要理解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含義，我們首先要了解什麼是系統，什麼是生活世界。在《合法化危機》、《交往行為理論》等著作中，哈貝馬斯提出了“系統”和“生活世界”的概念。哈貝馬斯認為，一種完整的社會理論，必須是系統和生活世界並重而互不偏頗的。哈貝馬斯說：“就生活世界而言，我們所討論的主題是社會的規範結構（價值和製度）。我們依靠社會整合的功能（用帕森斯的話說就是：整合與模式維持），來分析事件和現狀，此時，系統的非規範因素是製約條件。從系統的角度來看，我們所要討論的主題是控制機制和偶然性範圍的擴張。我們依靠系統整合功能，用帕森斯（ T．Parsons）的話說就是：適應與目標達成，來分析事件和現狀，此時，理想價值是數據。”[1]哈貝馬斯認為，社會是由系統和生活世界雙層結構組成的，要把社會同時構思為系統和生活世界。
　　所謂系統，主要指的是一個社會的政治組織和經濟組織，它是以權力和貨幣為中介、媒體組織起來的。它體現的是目的合理性，追求的是效率最大化和效益最大化。
　　何謂生活世界？哈貝馬斯認為，生活世界是交往行為的背景假設，是相互理解的信念儲存庫。杜爾克海姆把生活世界的區別過程理解為文化、社會和個性的相互交錯出現，哈氏認為我們必須對這些現象，作為生活世界的結構因素加以引進和解釋。文化、社會、個性作為生活世界的三大要素，分別貫穿在交往行為內的涉及文化模式的理解過程、涉及合法制度的協調行動過程和涉及個性結構的社會化過程這三者之中，即“文化再生產”、“社會整合”、“個體社會化”這三種再生產過程中。
　　二
　　何謂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在哈貝馬斯看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指的是系統侵入生活世界的各種關係中，使生活世界越來越商品化、金錢化和官僚體制化。通俗地說，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指的就是現代社會的市場機制和官僚制的權力侵蝕了原本屬於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的非市場和非商品化的行為領域。
　　哈貝馬斯分析了導致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內部原因和外部原因。他認為，內因是第一位的，更根本的原因。在哈貝馬斯看來，系統合理化的強化和系統的入侵是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外部原因，而生活世界自我調節功能的弱化則是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內部原因和關鍵所在，這一點直接起因於技術統治論成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
　　哈貝馬斯認為，生活世界自身調節能力的弱化是由科學技術意識形態造成的。科學技術意識形態導致人們喪失了對交往行為的興趣，喪失了對文化、道德和政治活動的興趣，由此導致生活世界逐漸失去了自我調節能力和反思能力，當系統入侵時無力抵禦。
　　哈貝馬斯從文化、社會、個性三個層面分析了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現象。哈貝馬斯認為，隨著市場規律滲透到並控制著文化商品流通領域，批判意識逐漸轉換成了消費觀念，公眾之間的公共交往消失了，代替它的是同質化的個人接受行為。批判主義逐漸消失了，消費主義大行其道。公眾淪為商品拜物教的奴隸，社會則喪失了文化共識，陷入到了一盤散沙的狀態。
　　在社會一體化層面，社會的整合被系統整合的模式所取代，調節規範的社會關係不是通過以語言為媒介的行動者之間的交往來形成，即不是根據平等主體之間的公開的理性辯論並以法律的形式表現出來，而是通過非民主的、不平等的政治權力的運作模式強行進行整合，以達到社會一體化的目標。
　　在個性層面，由於原本屬於私人領域和公共空間的非市場和非商品化的活動被市場機制和科層化的權力所侵蝕，人成為了“單向度的人”，人的精神的“內在”向度被削弱了，失去了對社會系統控制與操縱的內在反抗性，舒舒服服地成為“工業文明的奴隸”。
　　三
　　如何消除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世界殖民化呢？在哈貝馬斯看來，根本途徑就是要實現交往行為的合理化。
　　實現交往行為的合理化，在哈貝馬斯看來，要從三個方面著手。一是承認和重視共同的規範標準。什麼樣的規範才是有效的？哈貝馬斯提出兩條原則來檢驗。（1）普遍化原則。按照普遍化原則，“一個規範的有效性前提在於：普遍遵守這個規範，對於每個人的利益格局和價值取向可能造成的後果或負面影響，必須被所有人共同自願地接受下來。” [2] （2）話語原則。話語原則指出：“僅當那些規範得到（或能夠得到）所有受影響的人，且他們是有能力作為實踐話語的參與者同意，才能要求成為有效的。”[3]互主體性或普適主義是哈貝馬斯特別強調的在交往行為中應該遵循的共同規範。互主體性在哈貝馬斯看來也是實現交往行為合理化的前提和基礎。二是選擇恰當的語言進行對話。哈貝馬斯認為，語言是交往行為的基礎。交往行為本質上是一種語言行為。要實現交往行為合理化需要在對話中，首先，語言具有可領會性，也就是合乎語法；其次，語言要具有真實性，所作陳述合乎實際情況，或具備實現的前提條件；再次，語言要具有正當性，指的是所說的話要遵循正當的社會規範；最後，語言要具有真誠性，也就是指說話要言出心聲。三是要建立話語民主的社會。哈貝馬斯認為，按照話語理論，人民主權原則所說的所有的政治權力都來源於公民的交往權力。“話語產生一種交往權力，並不取代管理權力，只是對其施加影響。影響局限於創造和取締合法性。交往權力並不能取代公共官僚體系的獨特性，而是'以圍攻的方式'對其施加影響。”[4]這種圍攻是通過憲法的授權、權力分工和公共領域的壓力來實現的。實際上，哈貝馬斯是要限制國家對社會的干預，形成自主的公共領域，在這里人們通過自主交往培養自由的政治人格和民主的政治文化，相互學習，喚醒社會的團結意識，從而使公共領域成為一切政治權威的基礎，將政治權力最終置於人民和公共領域的參與和監督之下。
　　四
　　哈貝馬斯分析的由於目的合理性侵入生活世界導致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現像在當代中國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對於中國的執政黨和政府以及理論工作者來說，如何抵禦目的合理性對於文化、社會規範以及人們的個性結構的影響，避免金錢和權力因素侵蝕社會的文化和價值觀系統確實是關係到社會主義事業的成敗、關係到民族和國家的生死存亡的大問題。哈貝馬斯設想的方案是拯救和重建理性，以交往合理性概念取代片面的目的合理性概念。這一抽象的哲學設想在現實中的具體實現途徑即是要強調民主的對話、討論，將民主的對話、討論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基礎和中心，通過對話、討論，逐步提升國民的政治參與意識和道德實踐意識。筆者認為，生活世界殖民化現象的產生，涉及到經濟、政治、文化、人們的價值觀念等方方面面的因素，因此，要消除這一現象，需要的是一個漫長而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從發展經濟、進一步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加強文化建設和公民道德建設等方方面面進行努力。哈貝馬斯提倡的民主對話、增強公民的政治參與意識和道德意識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因此，從哈貝馬斯的一些具體論述和觀點中，我們可以獲得一些有益的借鑒。
　　語言在哈貝馬斯合法化危機理論中佔據著核心地位。哈貝馬斯把超越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偉大使命交付給了一種理想化的語言使用規範的建立。
　　但是事實上，語言如何能夠承擔起如此的“重負”呢？對於實現交往行為的合理化，語言的作用是相對的、有限的、有條件的。哈貝馬斯過分誇大了語言的作用，他沒有看到語言背後的物質基礎和實踐根基。馬克思主義認為，語言起源於物質性的生產實踐的需要，作為思維的物質外殼，語言無論其形式還是內容，都是社會存在特別是社會生產方式的反映。
　　哈貝馬斯試圖創造一種取消一切差異（權力、財富、地位、受教育程度等）的理想的話語狀態，以實現交往合理化和生活世界合理化，以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固有矛盾，克服資本主義的危機，這種改良設想具有濃厚的烏托邦色彩。確實，只要存在私有製，存在剝削，存在競爭，要想實現完全的自由平等的沒有強制和壓迫的對話是不現實的。只要資源稀缺存在，人們從自身利益出發，不可能完全真實、真誠、正當地說話。而消滅私有製和剝削、消滅貧窮並不是通過提倡交往理性，進行對話就可以完成的。哈貝馬斯合法化危機理論的失足之處就在於把語言交流、交往理性看做社會進化的主導力量，而不是認為生產方式在人類社會更替中起決定作用。按照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交往理性的發展程度歸根結底取決於生產方式的發展水平。所以，我們不能脫離生產方式的完善和發展而空談交往理性的發展，更不能把交往理性作為社會進化的決定力量。
　　參考文獻：
　　[1]哈貝馬斯.合法化危機[M].劉北成，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7. 
　　[2]哈貝馬斯.包容他者[M].曹衛東，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5. 
　　[3]哈貝馬斯.道德意識和交往行為[M].劍橋:MIT出版社，1998:66. 
　　[4]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M].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28.[責任編輯王玉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