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宏的足球夢
By 蕭麗君, www.chinatimes.com查看原始檔六月 30日, 2018
世足賽如火如荼展開，自稱內心擁有「足球魂」的法國總統馬克宏，也期盼法國藍衣軍團能在這屆世足賽中奪冠，以為他掙得政治利益。但根據以往經驗，想要踢「政治足球」可能是場危險遊戲。
■There's an over-interpretation, an over-use of sports by politicians.
當法國國家足球隊啟程前往俄羅斯參加世界盃足球賽前，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特地前去探望，為這支藍衣軍團加油打氣。
他說，「你們會遇到遲疑的時刻。不過保持團結、努力拚鬥」。馬克宏還對聚在外頭的記者眨眨眼，補上一句說「比賽就是為了贏。」
年輕時也曾是足球員的馬克宏，雖然早已高掛球靴轉戰政壇，不過他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自認，心中的足球魂從未離去，他也常以這項運動來激勵他的執政團隊成員。
馬克宏表示，年輕時他在球場踢左翼，「我的衝勁十足，儘管球技還不夠純熟」。
馬克宏允諾進4強赴俄加油
馬克宏之如此積極自己是狂熱足球迷形象，主要是在法國，足球賽的勝敗可以左右政治人物的民調，而且必須是「獲勝」才能提高聲望。因此馬克宏特地向藍衣軍團承諾，當法國隊踢進前4強，他一定會親赴莫斯科為他們加油。
馬克宏並非是第一位想透過球隊勝利，特別是極受法國民眾熱愛的足球，來尋求政治利益的法國總統。
自從1998年法國隊以3比零痛宰巴西隊，奪得世界盃冠軍後，曾讓當時人氣暴跌的席哈克一夕間民調支持率暴漲。這也讓原本對足球一竅不通的席哈克，很快開始出席在每場比賽，一旦球隊得分，就會看到他大聲為法國球員喝采鼓勵的畫面。
此外，他在那年的世界盃前夕，親赴克萊楓丹足球訓練中心為國家隊加油的行動，也成為日後每4年世界盃登場前，法國總統必定進行的一種儀式。
馬克宏似乎也想效法席哈克，希望藉由法國隊得冠榮耀，來協助拉抬他不斷下跌的支持率。當初挾著高人氣上任的他，如今執政已經逾1年，不過面臨一連串經濟與社會改革所引發的反彈與抗議，讓他被左翼選民批評是「有錢人的總統」。
藍衣軍團是法國多元化象徵
為何足球賽勝負可以在法國成為政治籌碼，其中一項重要的原因是隊員組成多元，就如同法國社會的縮影。以1998年法國隊奪冠為例，當時擁有席丹等明星球員的藍衣軍團不但成為法國文化多元化的象徵，也使來自不同背景或族群的法國民眾終能融合為一、團結在一起。
這樣的足球效應一直持續到2000年法國隊在歐洲國家盃再次拿下冠軍，但之後殘忍的現實逐漸逼近。2002年極右派候選人勒龐（Jean-Marie Le Pen）意外進入第二輪投票。2005年巴黎郊區暴動頻傳，凸顯法國面臨整合第二代與第三代移民的挑戰。緊接在2006年世足賽中，席丹情緒失控，一頭撞向義大利後衛馬特拉吉，也讓他就此黯然結束足球生涯。
說的一口精彩足球經的法國前總統歐蘭德（Francois Hollande）警告，雖然足球在法國是全民皆愛的運動，不過他認為政客對於這些運動賽事的勝負，似乎已淪為過度利用與過度詮釋的跡象。
他說雖然讚揚藍衣軍團的種族與文化多元性是一件好事，卻不能因此武斷的下結論，指稱球賽勝利將可改變法國整個面貌，他提到「它從未改變過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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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俄羅斯世界盃足球賽進入16強捉對廝殺的淘汰賽，而拿到最後一張晉級門票的日本隊，在最後一天的小組賽藉由策略運用得當，才得以吊車尾出線。但綜觀前面的3場賽事：踢贏南美勁旅哥倫比亞、神奇逆轉逼平西非強隊塞內加爾，到最後雖輸給波蘭，但是靠著黃牌少驚險晉級，仍展現無比的抗壓性。
也因此，「日本行，為什麼台灣不行？！」這個話題，連日來在台灣網路被熱烈討論著，方興未艾。英國廣播公司（BBC）中文網即報導，讓許多台灣球迷感動的是，日本隊在多次落後時依舊鍥而不捨的韌性。另外賽後日本球迷球場「撿垃圾」，也讓台灣網友感到佩服。
BBC中文網報導指出，作為地緣政治的「弱者」，台灣往往對諸如冰島等被視為弱者的球隊等給予更多關注。日本隊在此次世界杯上的表現一改弱者形像，被普遍認為足球實力已經真正「脫亞入歐」引起台灣球迷反思：「我們該怎麼做，才能真正發展好足球運動？」。
報導稱，世界杯期間日本隊的不俗表現，使得原本就有文化好感的台灣多出了很多新的日本隊球迷。曾參與台灣足球代表隊教練團運作的真田圭輔向BBC中文網表示：「我覺得現在在台灣的日本隊支持者很多，不少日本球會都有興趣開發台灣市場，近年很多日本足球人士願意來台教球與交流，都讓台灣人對日本足球有好感」。
報導訪問了資深足球記者與球評李弘斌說，台灣的日本球迷很多，雖然流行文化是韓國為主，但是運動賽場上，台灣人一直都比較喜好日本。
報導提到，雖然韓國足球近年來也多有優異表現，但是韓國隊往往因為比賽動作與鏟球過於誇大，造成許多爭議，在台灣球迷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
此外，報導也指出，台灣在籃球與棒球運動史上常常吃不少韓國的虧，因此讓台灣人對韓國足球平添負面觀感，自然更加認同日本的相對「君子」足球魅力。但這次韓國也在最後一仗展現韌性，以2比0踢贏上屆冠軍德國，拼勁也受到足球迷認可。
李弘斌認為，日本足球出現質變絶非偶然。他說，日本足球有全國統一系統，不各自為政，在發展體育方面有一致性與舉國團結一心。日本政府在各級城市廣設人工與天然草皮，「有計劃性地推廣、並且讓足球運動與在地結合，成為人民生活的一部分」。
BBC中文網分析稱，台灣社會，除政治上因為統獨，無法整合出一致的國家認同外，對於足球這種需要長期推廣的運動也缺乏真正遠見。真田圭輔表示，黑田教練曾說，台灣社會需要一種「家庭感」，要團結，「而足球正是可以團結台灣的武器」。
報導還提到，台灣體育雖然在棒球運動上，偶爾可以在國際舞台揚眉吐氣，也能暫時團結台灣，短暫忘卻國內政治尷尬，但是棒球畢竟不是像足球一樣風靡世界的運動，縱使台灣棒球有世界級排名，也沒有受多數國家關注。
報導強調，如今，台灣球迷在羨慕日本足球20年突飛猛進之餘，或許也期盼自己的足球和整體競技體育有朝一日也能以小搏大、以弱勝強。
「試想自己雖然軍事、經濟力不如中日等大國，但是就連北歐的33萬人口小國冰島，都可以在有計劃推廣下踢進世界杯，日本足球的兩戰皆捷，或許無形也讓不少台灣足球迷，受到更多啟發」，BBC中文網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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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足球的人類學研究——一個中德足球哲學實踐的對比觀察
【本文節選自《開放時代》2018年第1期。圖片來源：第一推網。】
【內容提要】人類學何以做足球研究？本文介紹德國哲學的歷史性影響及其足球“機器美學”實踐的案例，指出發展中國足球運動的研討需從單純技術層面擴展到製度、哲學與組織特徵的文化觀察上面。文章建議中國學者有針對性地實現相關哲學條理化，並重視區域與文化多樣性的問題，從尋求足球訓練後備力量的設計與實踐，引申到強化中國青少年體育課和體育運動的監管和效果檢測。文章強調在比較研究中加強體育和人類學等專業之間的學術互動，從而找到中國人自己的足球哲學與體育文化實踐特色。
【關鍵詞】足球哲學人類學舉國體制機器美學組織與慣習
體育人類學和其他分支人類學相似，其研究的落點是人類學。那麼體育人類學就是指用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參與觀察各種體育活動，其中涉及體育項目的起源，人類生物-文化的整體性的視角，運動哲學的製度與組織實踐，體育的文化精神與生活方式慣習，以及民族體育活動的文化多樣性觀察。
中國體育人類學專業委員會的成立，為人類學考察體育找到了一個特定的觀察點，因此意義重大。本文從對德國足球運動的哲學實踐，轉而討論中國足球發展的內外借鑒之可能性，以期更多的人類學家參加中國足球運動研討，並且和足球體育專家交流心得。
一、足球文化研究的人類學視角
幾乎所有的民族、民間的健身活動都和文化相聯繫，幾乎所有的現代體育競技項目都和區域或國別文化相關，因為我們不僅僅觀察競技項目本身，還包括和該活動相關的整個過程。因此，古今體育競技的意圖、行政、組織、哲學、戰術、文化等均在觀察與研究之列。然而，就現代體育競技項目而言，對比個體項目（如跳高）和少人項目（如接力），那些多人球類比賽，如足球、橄欖球等，以其較為複雜的組織方式、哲學與戰術、個人與群體關係、區域體質特徵，以及該地文化與生活方式的差異，總是引起各界關注與研究的興趣。
為了探討如何贏球，在一般性的足球戰術與經驗的研究方面，體育界一直在進行著；與此同時，商業市場認為“砸錢”、高薪聘請教練和球員便可取勝的快捷功利思想普遍流行，而實際上則並非如此簡單。例如在足球運動中，“砸錢”贏球的機會是有的，但如果僅僅是因空降而改變實力，而沒有舉國的或區域性的民風與訓練積累，那麼，短暫的狂喜與長久的沮喪會輪番出現。
應該說，像足球這樣的集體性大型項目風靡世界，除了體現人類體育精神以外，其背後總是與國別政治、商業運作、族群認同、文化多樣性展示等相關。競技體育早已處於全球的關注之中，它體現的國別與族群文化特性、競賽哲學與組織特徵展示等，剛好是人類學有興趣的領域，促使我們和多學科合作研究這一活動，為足球運動奠定未來發展的基礎。這方面學院派教授、體育技術專家、教練與球員，甚至球迷群體等都需要提升素質，需要擰成一股繩從長計議，做跨學科與貫通性的研究與規劃，其中人類學家也責無旁貸，要積極捲入其間，貢獻自己的學術智慧與文化觀察體驗。
體育運動的參與方式，應該說，越是個人項目，個人的精神、體魄、心理、技藝的影響就越凸顯（當然亦融文化於其間）；而越是集體性的項目，則不僅有上述影響因素，還增加了集體團隊如何組織起來的技術因素與文化因素，後者的研究總是被國人忽略，然而文化的因素（哲學與組織）恰恰是一支足球隊的靈魂與基礎。
我們以德國足球運動為例，觀察這項運動的哲學與組織文化特徵，因為相當多的國別與區域足球隊早已展示了文化的慣習熏染。德國學者伍勒（von Karl Weule， 1864-1926）致力於早期德國博物館學、東非研究和體育人類學等，他在《體育民族學》（Ethnologie des Sports）的論題中陳述他的研究的兩個要點：第一點是要追踪體育文化的起源，第二點是要把體育看作文化的成分。他是早期體育民族學（人類學）的先驅，積極倡導對體育事項的文化歷史和進化的關注。他不僅僅關注文化傳遞，也包括有意識的文化轉換。德國的足球是精英足球，大學教授研究足球和足球哲學，並和各層級球隊的培育緊密相關聯；它的足球訓練也非常接近於“舉國體制”，青少年的足球訓練哲學和教法形成上下的一致性，這種“舉國體制”不是凸顯行政體制的一以貫之，而是展示哲學與文化的上下融通。
談到哲學、人性與文化的研究必須提到赫德（JG von Herder）。他認為人的哲理要身體、精神、心靈三合一，而且認同地理空間、環境與歷史發生聯繫，並一直同現代文化精神發生聯繫。赫德的《對人類歷史哲學的一些看法》是“人性的歷史的哲理”，嘗試發現所有民族和文化的獨特價值。他強調“人類與歷史的思想方式之間的區別為後來的研究開創了先例”，為此，有不少人認為他是“現代的文化相對主義之父”（在很大程度上同他的導師康德［I. Kant］更廣泛意義的先驗論不同，是一種特有的歷史哲學觀）。
而作為上述思想的延續的現代哲學人類學“試圖為一切同人發生關係的具體科學（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提供統一的人類學基礎”，特別是力圖把那些自19世紀以來越來越分化的諸學科統合於一個共同的目標之下，設法給人與民族的研究以條理感。“因為沒有條理感，研究人員的科學就會忽視人的本質，忽視人性。”於是這門學問在教育（含體育）上的運用便強調教育對“人的和民族的精神的引導”，以及對多元學科貢獻的統合把握。
把個人引導到民族國家的整體性意義上去，也一直是德國文化的認同、象徵與隱喻。上述赫德的相對主義觀察，熱忱於文化的“精髓”和“情致”，強調來自鄉民的“國民精神”和人類種群的“民族魂”特徵，因此他認為需要辨析和保存這種精神，於是刺激後人不斷檢索其客觀化呈現，並影響到如何依靠系統的學術研究。我們考察長時段的德國教育，就可以看出他們如何在中小學就教育培植鄉土情懷（通過觀察、旅行、繪圖等），並擴大到族群與國家的認同意識；其他如強調尊嚴、堅韌（堅韌是意志的最好助手）、紀律（他律是自律的基礎）、認真，以及思辨、理性和集體和諧等。這些精神與改變人性的信條從兒童、學校，一直延伸到職業道德、體育構成、製作工藝和軍事理論之中。
歷史性的哲理及其文化傳遞是顯而易見的。“德國戰車”的球員在足球中找尋民族榮譽，“輕傷不下火線”的例子不勝枚舉（如球員馬特烏斯在一次比賽前手骨骨折，仍纏繃帶堅持比賽，以及克林斯曼身帶重傷上場等），也是“為尊嚴而戰、勇敢和服從”思想的遺續。我們最容易聯想到的是在中國當足球教練的馬加特（Felix Magath，前山東魯能足球隊主教練）的“鐵血”實幹作風。他在教練生涯用過的“實心球訓練法”，就崇尚力量和堅韌的作風。他一定熟悉從上至下統一德國的俾斯麥將軍，這種訓練法實際上也非常接近二戰的實心球負重訓練，目的是強化意志，有利於行軍疾走或增強體能。
德國隊的中場控制設計消解了傳統的攻守二元論。德國球員的精準短傳是一大特點，特別是集體性的中場精準短傳（德國隊場均達約700次，他國球隊最多僅有一半）和中路複雜滲透。要知道快速精準傳遞（一腳準確率）可以節約時間，而且他們能在傳遞中頻繁地突然換位，大大消耗了對方的體力。控制中場是德國隊的重要看點，中場控制的本質是消解了足球“進攻型”與“防守型”踢法的二元論。他們在中場精準傳遞，提升了“人球合一”的水準，達到了“人、球、思維三者合一”的至高境界。於是他們可以快速轉換攻守，配合取勝。
尤阿希姆?勒夫（Joachim Loew）2006年從克林斯曼手中接過德國國家隊主教練的教席。他也認為，關於一場比賽的實際掌控，就是要採用奪取對手的時間與空間以發展自己的踢球策略。聯想近年來德國隊的比賽內容，包括具攻擊性的壓迫式防守、迅速的攻防轉換、進攻後迅速回防、對方丟球來不及回防時的快速反擊，從中我們已經感受不到足球傳統意義上的“進攻”與“防守”的概念性對立，而是在統一的哲學里相互融合，主動進攻與防守反擊同樣都是掌控比賽的一部分。所以勒夫說：“進攻和防守，我有時候會把這兩個概念從我的詞彙庫中刪除。我要的是一種平衡”，“要在時間和空間上壓制對手，讓比賽按照自己的思路走”。這就是關於一場比賽的實際掌控，就是德國球隊集體“機器美學”展示的集體性積極律動。
如康德所言，即使是美，也是人性與感情的一部分，對美的判斷不僅僅是為了欣賞。就藝術來說，創造和欣賞沒有整體的心靈活動和想像力是不行的。機器美學達成了簡潔與快速成功（受競技運動時間的限定），而個體的技藝之美如果缺少整體性心靈，則容易失去穩健與時機。德國海德堡大學哲學學院葛思曼教授就認同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論自由》中提出的“自由提供了可能性，用我們自己的方式使我們自己富足。結合在一起能比獨自一人得到的更多”。這裡涉及對參與足球運動的個人與集體之間的組織關係與心靈關係的整體性把握，這也許就是機器美學近年來戰勝南美個體球藝文化的本質性不同。
理性、新式科學與足球人事實現快速統合。德國足球積極利用最新數碼分析與統計技術，在每一次比賽后的會議上，立即展示每一個球員的實況，焦點是對個人融入集體比賽的每一次接觸的分析。這樣，德國大學教授的足球研究成果，就和教練、球員的訓練、比賽很好地結合在一起了。在想辦法落實足球哲學之時，他們的數字媒體記錄團隊的作用非常強，已經不是簡單的數字視頻展示。可以說，圖像與數碼統計直接配合剛剛經歷的直觀的實戰解讀，每一個人的表現狀態都不會遺漏並難以迴避。數字技術和共同的綠茵體驗方便了理解與改善，而學院派的深度研究，緊密結合現代媒體技術，教練、球員和足球技術專家共同分享科技與人文成果。人事與新媒體科技相結合，進一步強化了整體球隊機器美學的簡潔、秩序、力量、精準與和諧，從而獲得對人的研究的有意義分析和條理，使每個球員都如同一枚動態的齒輪或游絲融於精準的德國腕錶之中。
德國足球運動系統崇尚舉國體制，那是和德國單一民族與統一國度相聯繫的。他們在1998年世界杯四分之一決賽失利後，穩固落實十年青年訓練計劃，為近年來的勝利奠定了基礎。根據《國際先驅導報》的報導，1999年至今，德國足協投入數億歐元，在全德範圍內建立了366個訓練基地。在那裡，專業教練對小球員進行悉心指導。根據足協要求，足球聯賽和青少年訓練二者必須結合起來。其貫徹的力度表現在，自2002年開始，德國足球甲級聯賽（德甲）和乙級聯賽（德乙）的36支球隊必須設立自己的青訓中心，否則將被取消參加聯賽資格。同時，青訓中心必須配備全職教練、寄宿制學校和充足的場地等基礎設施。這樣，德國各級聯賽和青訓必須掛鉤，顯然，它們也必然和德國青少年所在的學校教育相結合，具有清晰而實在的“舉國體制”特徵。
不僅如此，德國足球青訓計劃得到認真落實還包括理念層面，要求各級球隊的訓練哲學與方法必須一致，不能各行其是。足協的任務之一就是監督各級別國家隊（從C級少年隊到A級國家隊）貫徹統一的足球哲學。例如2008年11月，德國U21國家青年隊主教練迪特爾?艾爾茨突然被宣布下課，德國足協體育主管薩默爾給出的解釋是“艾爾茨沒有貫徹德國足協的打法理念，沒有採取足協要求的最現代化的訓練方法”。這樣的教練員不能培養出今後可以融入統一哲學指引下的“德國戰車”。可見德國足球體制與訓練哲學及其實踐是舉國一元設計而非多元選擇的。“要讓這一哲學從高層到基層由上至下一路貫穿下去”。德國足球體制包含的哲學、訓練、方法、獎懲都是為了使每一個“自由人”成長為具有舉國大局觀的人才，他們層層選拔的標準不一定是針對最好的球藝，而是要選出那些在未來能夠嫻熟融入足球戰車集體的，並且一定是對既定足球哲學與戰術體系具有悟性、自律和執行力的球員。
二、中國體育與足球文化的換位思考
根據以上對德國足球文化的觀察，制度、哲學、組織是最重要的幾個要素，這對中國的換位思考具有了對比意義。
（一）文武之道與體育
國學中最貼近現代哲學的人類學關注點是“文武之道”。“文武之道”究竟和現代意義上的體育有何種關聯？文武之道的含義可見於“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禮記?祭法》）。這是用於治國的道理與謀略。文武原本是一個整體，儒家後世引申其為能文能武、文武並用的文武之道。文武之道的基礎在於教育，而教育的內容，《周禮》提及有“六藝”：禮、樂、射、禦、書、數。可以看出這六項既有文，又有武，或文武兼修，總體接近於現代教育意義上推崇的人的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多項才能。如其中“射”之弓道、劍道等武道至今仍為國際體育運動會的重要項目。
那麼，射只是武功和身體鍛煉嗎？“射者，仁之道也。”（《禮記?射義》）所以“古代的'射'不僅僅是一個人以及團隊狩獵殺敵護衛自身的武道技術'射技'，修身養性的文化藝術'射藝'，而且是一種統治者協調支配整個社會的宗教儀禮'射禮'”。現代體育競技運動增加了新型球類、田徑等多種競技項目，擴充了體育精神的內涵與意義，但道德和體育總是緊緊聯繫在一起，奧運精神就包括公平競爭、互相理解、友誼團結和在這一基礎上的快速競技，而現代足球運動的運作規則與裁判條例本身就包含上述道德精神。
古代六藝思想中的弓射與禮樂一樣受到重視，正如宋代陳亮《酌古論》中說“文武之道一也”。然而陳亮看到“宋朝立國之初就有尚文輕武的傾向，家法既立，代代因循，故兵備不飭，其淵源有自”（《酌古論》），今人梁漱溟也指出中國文化的特點之一就是“和平文弱”和“重文輕武”。歷史上的民間諺語也奚落當兵的沒文化，如“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以及形成對兵勇的社會歧視，如“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等。如果我們進一步引申，重文輕武的歷史積習造成民間武功與身體技藝被輕視，延續到現代中小學裡，百年來“體（育）音（樂）美（術）”被民間貶為“小三門”，大大低於語文和數理化的地位，體育課當然也不受重視，所謂“重文輕體”。為保證“考試戰車”通行順利，時有體育課被文理科擠占和“放羊式”上體育課的現象，加上體育教學監管鬆弛，以及鍛煉身體意識淡漠，或許都和古今一脈相承的“重文輕武”的傳統與民風相關。
（二）舉國體制重基層
足球舉國體制的技術性和群眾性都很重要。此外我們還要有製度性和學術性設計，中央民族大學體育學院韋曉康教授的體育人類學項目也有同樣的訴求。上面提及德國足球運動的運轉是舉國體制的做法，反映在足協、青少年訓練和學校制度的全面配合，以及文化與訓練哲學的一致性。他們不是坐而論道，而是找到了嚴格的、具有約束性（他律＋自律＋監管）的落實辦法。
中國體育運動的舉國體制似乎首先在於中國的教育與體育的頂層專業設計，其重點在如何設計和監管基層體育課程與青少年體育鍛煉。無疑，各種體育競技項目的大面積人才儲備，在於中國一代代人經歷的體育課如何安排，以及如何做到參與鍛煉的時間保證、場地保證和鍛煉實質保證等，這更是中國人體育與體質保證的基礎。
中國學校教育史上，體育尤為“小三門”“體音美”之首，足見國人輕視體育教育的製度性與歷史性缺陷（幾乎形成學校內的“民諺”）。最簡單的觀察便是，中國學生的體育鍛煉時間偏少，而且在小學-初中-高中的連續性考試制度下，被犧牲的學校時間主要是體育課和課外鍛煉時間。不少學生甚至教師都認為參加體育活動會浪費學習時間，中國小學、初中和高中的體育課課時從每週4課時、3課時減少到2課時，已經極為可憐，何況有時還是在每週的某一天之內合併上課或任意被文化課佔用；而一些鄰國中小學每天都有一節體育課，每天課外還要有一小時鍛煉時間（球類、田徑等聽便）。為此著名醫學雜誌《柳葉刀》還發表了調研文章，《北京晚報》特別作了報導。僅從這一點對比而言，中國學生的體育課程和鍛煉存在很大問題，癥結在於積習性的他律不嚴和自律不足。前者歸結到體育教育理念不明與製度鬆弛；後者自律的問題原因很多，但首先應歸結於前者。如果中小學生普遍體能不足，只能文不能武，那如何從這樣的學生中選拔高體能的足球運動員（或許還包括兵員）呢？
學校運動場地狹小，這和國土面積極不相稱，而許多歐洲發達小國，中小學都要保證有足球場或社區公共運動場（包括足球場）。即使社區、學校有足球場，還要看其開放與使用程度。例如在偌大的北京，歷史悠久的景山少年宮足球場被關閉，如今荒草遍地；幾所重要的綜合性大學足球場，不是不許進入，就是收費管理，甚至還多見花費巨大、修整很好的足球場經常被苫布覆蓋，或僅僅是為應付上級體育設施檢查（輕易不許使用），難怪有的青少年足球隊和大學足球隊的國際比賽一場能輸球二三十個，滑稽於天下，正是對當前輕視青少年體育課和學生在各種體育運動中大面積流失的嚴重諷刺與責問！
體育場地的問題反映了製度性設計和形式主義的缺陷。其實還不僅如此，有人從照片上回顧了不同年代的中國學生上體育課的場景（包括新老照片），看到了極為鬆弛和隨意性的體育課。20世紀中葉的冬季體育課，學生是穿黑藍色棉襖棉褲上課；到了21世紀初，是穿著鮮豔的羽絨服上體育課，形式主義、湊合和不認真（幹什麼不像什麼和有名無實）的體育課狀態延續至今，卻監管不力。中國青少年的學校體育乃至足球運動開展狀況當然不好並且極為令人擔心。
精英主義的教育制度吸引了大量青少年進入“高考戰車”，原本中小學早已普及的體育課和課餘鍛煉的時間被擠占，在場地和鍛煉實質均得不到保證的情況下，青少年的體質與體能就會下降；而且因參與群體性的運動項目（如足球）人員散漫而稀少，於是如同德國那樣的層級球員選拔也難於進行，一切為了文理科高考，當然足球運動青黃不接的頹勢便難以阻止。看起來中小學體育課和體育運動，均需要如德國那樣採納“他律是自律的基礎”的規定並嚴格實施，使無端佔用體育課、“放羊式”的和“穿羽絨服”的體育課受到譴責和追責，真正提升學生主動和群體性地參與體育活動的熱忱。
學習德國體育與足球的舉國體制三個重要環節緊密結合的具體經驗和做法，需要做到環環相扣，他律和自律相結合，責任和追責並行。在中國，足球運動的發展基礎在於中小學的體育課與課外鍛煉的時間保證、場地保證和鍛煉實質保證，讓更多的“宅男”“宅女”們走出來，到操場上去運動。在這個基礎上才談得上各類體育運動項目（含足球）的層層選拔和實現充足的梯隊式人員儲備。
（三）足球哲學條理化與實踐
哲學（形而上學）構成一個民族的思想和信念的核心部分，它面對的是世界觀、整體觀、意義和價值。伽達默爾引證黑格爾的名言“一個沒有形而上學的民族就像一座沒有祭壇的神廟”，正確點出了哲學、人與民族精神的重要關聯性。
我們上面提到過德國這個哲學的國度，如何使極簡的哲學原理貫穿在足球運動的實踐中。例如體育教育中的“人的引導”的精神力量，聯繫著體育運動中的尊嚴與國家民族認同；足球中場控制裡攻守二元對立的消解；個人技藝與集體韻律的“正反合”；現代數字視頻與統計技術、理性與科學如何融化在人的機器美學之中；所謂足球“自由人”的集體悟性選擇，等等，無一不體現了哲學與文化的長久積澱，顯示出其對古老的與新生的生活方式（包括傳統的與新式的體育運動）有意識和無意識的適應性浸潤。
2016年12月中國足協在歐洲足球專家（中國足協技術顧問斯蒂芬）的協助下，在教練員大會上展示了屬於中國足球自己的足球理念和足球哲學，涉及比賽、訓練、選拔等多個方面。這被認為是中國足球史上首次以書面的形式確定中國足球哲學，成為指導中國足球發展提高的綱領性理念。看上去，這也是一個很好的開端，因為足協已經註意到區域性哲學與文化對足球運動影響的重要意義。然而，中國足球哲學不是憑空產生的，中國哲學文化是在長久積累與實踐後形成的。我們實在不知道是這位歐洲足球技術專家影響了中國人，還是中國人影響了這位技術專家。我們在其理念中幾乎找不到中國哲學及其轉換的影子，而只是看到了基於中國足球訓練與比賽中的弱點提出的某些改進措施而已。
既然都肯定足球哲學對於足球運動的意義，它顯然不是只具有彌補缺失的作用，而其原生的意義何在呢？哲學將引發每個人對知與志的思考，“是要把這兩者再導向一個感悟的統一思考活動。因此，哲學成為我生命的展開，也足以影響了我的生命（人生）”。中國傳統哲學的核心主題是道德哲學，隨後才會探討和足球技藝、球隊組合相關的哲學與策略原理。傳統中國的“內聖外王”之道，是說知識、德行和志向需要修養和體驗，人人明志而以身載道，遵守哲學信念，履行天人合一與仁愛的道德修養過程。其治國的文武之道也是國體與人體各求全面發展的謀略與實踐。每一個地理區域的哲學與精英文化也無例外地探討生活方式中的高尚情操。足球運動的道德、哲學的影響首先在於人的精神世界，試問你的何種精神呈現在足球運動中了？是尊嚴和德性的運動體驗，還僅僅是物質的追求與職業的選擇？不同職業與身份的人們，包括運動員、教練、專家、行政官員和球迷都應在足球精神與倫理上認真思考。
現代社會存在的拜金主義，曲解了足球運動的真諦，為此，競技道德缺失，足球暴力不絕於耳，運動員職業操守不佳，裁判員難以執法，此其一。按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思想，不惜一切代價從國外引進知名教練和球星，實則為商業下注或為補齊球員短板救急，此其二。其好處也許是可以有機會學習有經驗的外籍教練的足球哲學並獲得其技術指導。一些教練教導有方，的確可以在短期內奏效，但相反的情況也存在，在短短十一年間國足的外籍主教練頻繁更換達八人之多，其他球隊也有類同現象。筆者認為以往的中國足球發展頗有點急於求成和有病亂投醫之狀，其結局不言自明，可以歸納為：不時的短暫勝利的狂喜和不間斷的沮喪。
究其原因，主要在於一個地理區域的哲學自有其文化土壤，一些德國教練的嚴格訓練政策對應“溫良恭儉讓”，總會遇到巨大的文化挑戰；“德國戰車”的集體領導（多球員引領的“集體領導”和如拉姆、施魏因斯泰格、克洛澤和默特薩克等集體領軍的“扁平結構”取代唯一領袖，令球隊更加平衡穩定），似乎和中國家族主義的文化慣習格格不入。應該說，一位有責任的德式教練，在數年間的哲學與技藝指導下，有可能獲得或長或短時間段的勝利。然而事實證明，這種情況一般不會長久。原因在於外來足球哲學實踐僅僅是仿效性的，不斷接替而來的新球員群體因缺少外來文化的體驗而發生重複的“文化中斷”現象，所以即使是有經驗有責任的德國教練，他們在中國的執教經歷也會非常艱難。再加上有的外籍教練“不服水土”和球員“食洋不化”，於是文化隔膜最終釀成團隊矛盾與不適應而導致球隊節節失利，這正是頻繁更換外籍教練的主要原因。應該說，每次在商界“砸錢”之前，一些主事的行政官員、教練和球員或許都缺少人類學的跨文化知識，既不能深入了解自己（己文化），也不了解（教練）他人（他文化）。在遴選教練之初，已經註定釀下“文化震盪”和“文化中斷”而不知其解或難以為繼的苦果。
比較哲學是有意思的。德國隊的中場控球實踐包含精準移動式傳遞，又能及時把握攻守的律動，雖然這一切都是要消解進攻型與防守型打法的二元對立，其間卻包含著迅速轉為攻或守的轉換。僅就中場的這一現象，和中國哲學的易理何其相似！德式足球的中場快速轉換還和《易經》的“察機”相聯繫，但德式“察機”的實現是有德式層層青訓與上下一致的足球哲學作為基礎的。即德國哲學的技術性轉換應用，一定要有德國青訓班要求的各層級青少年個體達成的均衡的“自由人”訓練水準，以及他們已經習慣的哲學文化，即必須適應將快速移動融入集體脈動之中。所以中國足球比賽過程中的“察機”基礎和“德國戰車”的技術與戰術準備是不同的。中國的足球運動發展欲速則不達，不如靜下心來研究中國足球運動何以為繼，這是一個源頭的問題，除了學校和青少年培訓的問題，足球研究也不僅僅是技術研究，應該重新觀察和反思中外足球哲學、文化慣習和技術特徵何以組合的問題，這或許是最重要的足球研究基礎。
（四）文化與組織
在同德國足球的舉國體制對比之下，我們還會發現國別的差異，這對未來中國足球的發展益處多多。德國大體上是單一民族的國民基礎，而中國是有56個不同民族、區域文化差異明顯的國家。在德國青少年足球訓練系統中，層級選拔那些善於融入足球隊集體的青年才俊為首要和一致的組織哲學原理；而在中國，目前並沒有形成大體獲得認同的足球哲學與訓練方法，因此遴選球員時個人球技或許是優先的。其實，中國的情況復雜得多，主要在於區域文化的多樣性。不少人文學者早有觀察，例如西南部雲貴川山地人民有非常好的體能，崇尚信仰精神，善游移而堅韌；西北人和東北人人高馬大，運動場上敢於打拼；中原人穩重而策略均衡；而南方人則善靈活變換。因此各省（市、自治區）足球體育的區域與族群文化分析十分重要，需要有各不相同而又因地制宜的足球調研研究成果備用。人類學的足球文化研究似乎總是先於戰術和球藝觀察，其實首先應是生態與文化差異研究，找到地方性足球運動發展的特徵。應該說，中國各地理區域的文化多樣性（精神的、組織的、習俗的、生態的和族群的）決定了中國地方足球發展策略的多樣化基礎（多樣化不能只是在各省［市、自治區］的城市裡尋找）。
古今中國是突出顯現家族主義的國度，宗族、家族的組織方式是普遍的。我們最近二十年的區域調研表明，佔人口大多數的漢族的家族主義具有長久的歷史性影響，以至於在參與家族、家庭以外各類民間組織的時候，人們自覺不自覺地總是選擇類家族主義的組織方式。例如從歷史上捻軍起義人員的組合方式，到現代進城後農民裝修工組織；從陌生人聯合組成的公司，到漢人社會的行會商會等，均常見類家族主義的組成方式。在漢族民間團體中，血緣家族的孝悌原理有時是以“形同父子”和拜把兄弟的文化模擬呈現的。對現代成功的家族企業和類家族企業的人類學研究，一般並不把具有歷史傳承元素的家族主義看成負面的守舊因素，而是看成中性的（德國機器美學的運用也會有正面和負面的表現）。因此如若加以運用就需要實現人類學的良性轉換，使民間文化組合慣習變成積極的精神與行動組合。解釋漢人社會的這種現象使用的是“文化慣習”的因勢利導的見解。我們無意組建一支家族主義的球隊，但我們可以作為一種未來球隊組合研究的文化選項之一。如果真如此，那麼從各層級訓練球隊遴選優秀球員時，就必然需要挑選那些令人心悅誠服、道德與球技俱佳、可以在球隊縱橫組織與穿梭的領軍人，其在球隊具有模擬家長的地位。這顯然和德國文化機器美學的多頭集體扁平構架完全不同。然而不同文化中的足球運動構架選擇的共同點一定是從傳統文化特質中找到積極的適應性文化組織成分，並和新媒體新技術積極整合。
當然，人類學對南方另一些民族的研究，也可以見到那些年齡組和同儕團體盛行的民族風習。同漢族不同，他們反而是縱向家族代際關係鬆弛，而橫向兄弟姐妹（村寨廣義的）關係緊密。為此我們在組建公共衛生教育團隊的時候，總是在不同地區採納不同的組織培訓方式，大概就是關注了不同文化的哲學與組織差異，從而工作容易得心應手，事半功倍。如果我們在海南島和大小涼山地區組織足球隊，他們的組織慣習和他們的信仰與尊嚴表達大不相同，那麼如何調動這些積極的文化要素轉為球場上的有尊嚴、不同凡響的巧妙組合與布陣呢？例如西南山區人民的果敢、有信念、不食言、視死如歸的族群精神（請比較一下德國歷史哲學實踐中的精神因素）不是也可以藉鑑到他們足球生涯中的足球尊嚴與堅韌作風上面嗎？似乎這一點他們已經比一些沉溺於城市生活，把足球當成生存職業而患得患失的球霸（如耍大牌、作風粗野）要好得多。兵敗如山倒和勝驕敗餒的足球場現象主要是說給這些人聽的，因為他們沒有精神與尊嚴。而意志與堅韌性格總是容易在前者的足球文化中呈現。因此民間組合的人選方案，也應是因地制宜的文化選擇，可見區域文化的特點研究不僅是其他類型民間組織研究的基礎，也同樣是足球生態、精神、體能、技術觀察與選拔的重要基礎。
學問的類比是有趣的。比如一個漢人社會的團隊，人們總是希望有一位具有傑出能力和責任心、令人折服的家長式人物出現（至於他是用嚴厲的還是懷柔的方法並不重要），治理得很好的民間自組織球隊也總是顯示了這一類家族主義的組織構架。不僅如此，中國家族主義的孝悌主旨不僅包括縱向子弟服從，還包括橫向兄弟情義。這種傳統的民間慣習導致人們很不適應七嘴八舌的集體領導。中國一些地區的球隊組織，常常展現的是外行的和專業的聯合集體領導構架，並不是恰當的文化選擇。德國文化中容易接受的“扁平的”集體均衡擔責領軍，也是中國球員不習慣或難學成的。這並不是說跨文化的學習不會成功，而是說注意到文化的特點之後，容易做本土球隊組織與行動構架的適應性策略選擇，其實就是在文化對比研究中，避免生搬硬套，而是需要積極尋找自己的體制實踐、哲學實踐和組織實踐，在內外文化互動中兼收並蓄。
因篇幅的關係，我們還希望關注西北、東北一些少數民族球隊的文化與組織特點。也就是說，中國不同地理區域的多元文化極為適於多樣性、多類型的地方足球隊組建實驗，中國各區域文化特徵的差異，將是地方足球隊的組成、排陣的戰術與策略選擇的基礎與出發點，因此多樣性的地方文化與足球球技需要並行研究。
僅僅偏重足球技術層面的研究是不夠的。我們最近在多種研究課題中接觸了一些醫生、設計人員、畫家、體育專業的教授，他們說當他們帶著學生聽哲學、人類學和歷史學講座的時候，學生們大多在打瞌睡，認為沒用。他們表示非常擔心。的確，不了解哲學與多元文化的人群，他們未來實踐與行動的文化底蘊從何而來呢？他們將如何面對來自不同民族與民俗的患者，他們的室內裝潢設計是否顧及了客戶的宗教空間與禁忌，他們的簡單畫作為什麼無論如何也找不到文化的內涵與隱喻呢？專業匠人的經驗或許只是職業的出發點，而哲學與文化敏感性才是各行各業創新實踐的底蘊。
試問足球教練勒夫的哲學和機器美學從何而來呢？如果你見到馬加特教練，你會向他提問“你和俾斯麥將軍的思想是否有關”嗎？如果說“自由人”的哲學思想能夠落實到“德國戰車”上，那麼我們為何不可以思考如何轉換到中國足球隊的戰略戰術中去呢？或者反之，古代國學中豐富的哲理（“文武之道”、《易經》、兵法等）以及人類學的區域文化研究成果，何以條理化（如同德國足球研究專家做的那樣）地轉換到中國足球界上下的實踐中，是所有人都期待的。
上述的若干分析大體總結如下：
第一是足球後輩力量的區域與層級培育（技術與文化思考）。中國的足球運動的徑直觀察在於實現青少年的訓練儲備，這無疑需要一個從國家到各省（市、自治區）的各層級青少年訓練儲備。為了嚴格落實此事，凡是不設立青（少）年足球訓練學校等人才儲備機制的國家、省、市級足球隊不得參加正式比賽；為了保證青少年足球隊訓練的落實，上級足球隊必須和各省、市教育部門協調好青訓學生活動和學校生活的關係；需要設計從不同省（市、自治區）的地區、縣、鎮（不只是大中城市）選拔具有地方體質、文化特色的學生參加青（少）年足球訓練，為中國培養各地理文化區域不同風格的足球隊作全面考慮。
第二是在大學建立足球研究機構（研究團隊要求）。其特點是足球研究教授團隊應包括足球戰術、足球哲學、區域與民族研究、數字新媒體等方面的專家；直接從有足球經驗的運動員（適齡研究生或年齡稍大者）中選拔研究生（熟悉地方哲學、體育理論、人類學、球藝和賽場整體掌控能力佳者優先）送國內外深造。建立大學足球研究和足球運動隊伍本身（球隊教練組、裁判、球員以及球迷）的實踐研究的聯動與協調機制，其中足球哲學、組織文化、戰術研究與現代數字媒體技術之整合是其重點。
第三是足球運動現狀與改善的一個擴展討論。足球運動發展的癥結在體育運動的其他項目中也存在。一般認為，努力建立青（少）訓制度已經不容易（這比“砸錢”打比賽見效緩慢），實際上基層中小學體育課程和課餘體育鍛煉活動的設計、安排和監管更為重要，因為這是問題的根基，因此必須克服歷史、教育與文化的積習。本文既是專論足球，又是說東道西，看起來問題已經超出了足球運動本身。
顯然，舉國體制需要教育和體育的國家頂層設計者思考中國文化精華中的“文武之道”與德智體全面發展方針的具體落實，而歷史上（宋以後）重文輕武的教育與文化積習——導致現代德智體全面發展中的體育弱化、體育課程懈怠與監管不力問題，實需要他律落實和有效監管，防止體育課程與體育活動被任意擠壓和放任自流，並不斷提升青少年的體育覺悟與自律覺悟。除了針對體育課程教學過程的監管，還要保證好課餘鍛煉的條件（時間和場地）；需要實現體育課程與課餘體育運動的真實效果評估，不是只關注各種繁雜的形式主義體育報表，而是實行學生體育鍛煉效果的直接測驗和檢驗。要建立大、中、小學青少年（分列）的統一、簡單實行和可比的訓練標準，全面衡量學生的肌肉強度、耐力、速度、重心控制和靈活性。規定長跑、仰臥起坐、折返跑、引體向上、俯臥撑和中式踢毽等體育項目必須要達標（例如學校考試錄取有英語四、六級達標標準，如今體育也需要有分級達標標準）和實行人人可見的體育分級獎章制度。其中，年度性的學生個體身體指標測評是為了考察學校、體育課和課餘體育鍛煉效果，杜絕體育課程和體育鍛煉流於形式和各種懈怠取巧行為，應在體育課程達標考核和體育獎章獎勵制度以外，嚴格實行學生與青少年體能狀況的體檢，獎勵那些具有大面積學生體格遞進的教師與學校。
最後，筆者要指出的是，我們這裡所講的足球已經不是一般的興趣和輸贏，我們的足球運動是體魄、尊嚴、智慧、堅韌的呈現，也是哲學、制度、組織、科技與文化的綜合，推而廣之，我們的全民體育運動在傳統上和實質上是文武貫通和德智體兼修，因此需要中國的人類學和其他多學科學者同體育專家一起來參與中國足球運動，並擴展到整個體育運動、體育課程與課餘鍛煉的統合研究與行動實踐！
莊孔韶：浙江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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