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屏東學概論 屏大新生必修
By 林和生, www.chinatimes.com查看原始檔二月 18日, 2018
「對土地的愛，從腳下開始做起！」屏東大學連結在地，把地方文史、藝術編著成書，校長古源光更宣布，將整合人文社會學院各系所，透過跨領域團隊教學，將「屏東學概論」訂為全院新生必修的一門課，要讓「屏東學」成為一門顯學。
在屏東土生土長的古源光強調，屏縣位處國境之南，境內高山、平原及海洋俱全，更匯聚閩客、原民及新舊住民等，數百年來發生在這片土地上的文史事件甚多，但其實少有系統性的學術研究。
催生此課程著力甚深的屏大社發系副教授李錦旭指出，大學生不能沒有根，須與所在的土地進行連結，緊扣生存的空間，以後不管走到哪裡，都會影響一輩子的發展，因此「屏東學」不只是一門學科，還是一種技能。
不只屏東學成為顯學，全台約有1萬3000人的魯凱族，日前也以民族為名、發表首本「魯凱學」專書，霧台鄉長杜正吉有感而發地說，怎樣讓族人真正看見並回到自己的家，一直是民族復興運動努力的方向，有人積極走訪部落，找出魯凱精神與實質內涵，瞭解族群成長及向前的動力，歷經數十年，如今終於看到曙光，「家」彷彿就在不遠處。
「魯凱學」內容涵蓋魯凱族的土地、文化、語言、歷史及自然資源等5大主題，總計340頁、26萬字；杜正吉說，這本書彙集魯凱族人的智慧，可望讓族人在生長的地方找到成長動力，不斷豐富這園地；義守大學原住民族學院院長台邦．撒沙勒指出，地方學是深耕地方文化重要路徑，這本書將完整詮釋魯凱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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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時代愈來愈醒目的「數位人文學」：爭議、現況與未來
By 歷史學柑仔店（kám-á-tiàm）, www.thenewslens.com查看原始檔二月 14日, 2018
文：祝平次（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元史專家蕭啟慶先生在1990年代曾是我在美國念書時的短暫室友，所以當我在2002年9月轉到清華大學中文系工作後沒多久，就去歷史所拜訪他。我還記得，當去他研究室時，他指著桌上的電腦，帶著童真的興奮說：「平次，如果我們那個時代有這個東西，我就會做通史研究，而不用侷限在元史了。」他所說的這個東西，就是電腦正在連線著的《四庫全書》全文檢索。蕭先生的話，指映出，數位工具與人文學研究的關聯：不一樣的工具可以完成不一樣的研究。就他所說的具體個案來講，則是研究範圍的廣窄，而這種擴展的可能性則在於全文檢索可以節省下大量蒐尋資料的時間。而2002年，也是台灣啟動國家型數位典藏計畫的一年。
從2002年到現在，數位典藏計畫在10年之後結束，科技部轉而籌設「數位人文」跨領域學門，然而在前後5年的時間裏，數位人文籌備學門又被終止，而接著教育部在今年（2018）啟動為期4年的數位人文創新課程的中綱計畫。撇開政府政策的更迭不定不論，數位人文在這15年的期間在全球化的時代裏的確變得越來越醒目，各個國家投入大量資源在數位典藏上，也開始設置大型的數位人文計畫申請案，而數位人文做為一種學術訓練也引起不少的爭議。
但在這樣的浪潮之下，台灣的人文學界並沒有受到特別的影響。如果考慮蕭啟慶先生對於《四庫全書》全文檢索的童真地興奮，與15年後台灣數位人文在人文學界受到重視的情況來講，可以說數位人文的發展並沒有離開全文檢索的地步多遠。然而，其間卻有不少的單位以及個別學者投入不少的精力與時間，貢獻於這個「領域」的發展，可惜這些貢獻並沒有造成有明顯影響力的累積。而台灣的數位人文之於台灣的人文學界，目前可以說是一種可有可無的存在。
對於這樣一個還沒有打濕台灣人文學界腳背的學術浪潮，我們應該抱持怎樣的態度加以看待？到底數位人文研究使用的工具是什麼樣的工具？這些工具真的會使人文學科類同於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而使得人文學迷失自我、誤入歧途，還是人文學原本就是人文科學，應該加強知識具體穩固的基礎，以利與其它知識領域進行整合與溝通？ 到底一個人文學者、一個人文學術機構應該對數位人文抱持什麼樣的態度？或者，換個方式說，今天的人文學應該跟十五年前、二十五年前、一百年前、兩百年前有什麼不一樣？或者，以追根究底的方式來說，到底人文學是什麼？在今天的任務或使命又是什麼？而這些問題，和數位人文又有什麼關係？
望文生義的「數位人文學」
就字面來看，數位人文學到底是什麼？我認為可以從三個方面來加以定義，而在之前科技部的申請計畫裏，也都可以看到這三方面的內容。
第一，從人文學的研究對象來講，這三十幾年人類生活已經進入繁密、快速的數位資訊交換時代，在這種情況下，有如科技史是以科技的歷史為研究對象一樣，數位人文學就是以人類數位生活為研究對象的人文學科。舉凡從社群網站、電腦遊戲、數位藝術、數位載具、居家照顧的數位系統、虛擬實境、人工智能等等所引起的人類生活的變化，都可以是研究的焦點。亦即，數位人文學只是人文學中一個領域的畫分，類同於研究「數位」的人文學，一分面標誌著時間的區段，如歷史學中的「中世紀」、「近世」等等；一分面標誌著空間內容的不同，如個人電腦、奈米等等，畢竟數位的時代也存在著娃娃機大為流行的事實。
第二，如果把「數位」當成一個形容詞，則數位人文學其實就是人文學，但標誌出人文學不同的時代進程，亦即人文學科現在進行的方式，舉凡我們的閱讀、書寫、研究的方式，乃至於思考，都離不開「數位」的媒介。現在全球不同地區依然在持續進行的數位典藏就是這種意涵的數位人文學的基底，而這樣的基底就像過去因著印刷術而大量產生的書籍、報刊一樣。如同印刷術的紙本媒介一樣，如何進行數位媒介的製造、登錄、校勘、修補等等，在西方的圖書館已經是存在一段時日的行業。西方學界已經進行三十年TEI（Text Encoding Initiative）的標記標準，就是一個最好的代表。而它在台灣的具體代表，就是法鼓文理學院聞名全球的CBETA電子佛典集成。
這裡面，數位媒介並不是單純地模擬、複製紙本媒介，而是有很多會更改閱讀習慣及便利性的設置，如交互參照的超連結與內建辭典。至於在數位媒介這個基底之上，人文學又應該怎麼再繼續進行或重新進行呢？陳淑君在〈初探人文學的數位研究工具類型與案例〉的演講中，對於怎麼從研究的起點，到研究的發表，都已經有很好的整理，大家可以參考。而其中，數位工具的使用則是一大關鍵，也是數位人文學字面上的第三個意義，和本文的重點所在。但在進入這個重點之前，讓我們先想想去年和前年轟動一時的人機大戰事件。
在維基百科「艾倫．圖靈」（Alan Mathison Turing）條目中有下面這麼一段話：
1952年，圖靈寫了一個西洋棋程序。可是，當時沒有一台計算機有足夠的運算能力去執行這個程序，他就模仿計算機，每走一步要用半小時。他與一位同事下了一盤，結果程序輸了。
到去年2017，世界聞名的AlphaGo Zero已從自我學習中，打敗中國最強的圍棋選手柯潔，而每一步的計算，不超過兩分鐘。更早一年，則有AlphaGo與李世乭的對戰。在對戰前，李世乭自認為人類的直覺要更優於電腦的計算。即使在研究過AlphaGo打敗歐洲冠軍職業兩段樊麾的對局之後，李世乭認為終局會是自己以5：0或4：1打敗AlphaGo。但結果是AlphaGo以4：1打敗李世乭。而一年後的AlphaGo Zero已是無人能敵，其中有部分的下法、布局概念，被認為和已故大家吳清源有相似之處。李世乭在五盤大戰的敗戰感言中，也曾說AlphaGo讓他認識到什麼是「圍棋」的創意，這也是李世乭本身一直在追求的下棋方式；也是AlphaGo DeepMind團隊帶領人Demis Hassabis在決定讓AlphaGo從圍棋界退休後，認為AlphaGo可以留下來給人類圍棋界的資產。
這個人機大戰的事例，可以讓我們從多方面來思考使用數位工具來進行人文學研究這一件事。例如：電腦能做什麼人不能做的事、人能做什麼電腦不能做的事、計算和直覺與創意的關係等等。但這些問題就留給大家繼續思考，回到本文的重點，就人機大戰史而言，可以看到電腦計算能力的大大提升所創造出來的可能性，以及另外一個台灣人文學科面臨更嚴重的問題：電腦的普及化所帶來的「知識」革命，可能使傳統的人文學科與普及化的知識生產模態形成落差，尤其在資料的蒐集、類聚與分析等方面。雖然這些看似只是比較機械性的工具，很容易令文史學者懷疑，如何能取代人類的分析；但想想AlphaGo的例子，也不妨把它當做一個新的機會，重新回答那個古老的人文學主題——到底人與機器有什麼不同；一個新的機會，再比較不抽象地來回答人文學知識的構成是怎麼一回事；一個新的機會，來檢視人文學科與自然學科的分界。即使就目前的狀況來講，電腦之所長和人腦之所長似乎很不一樣，但進行這些問題的思考，應有助於我們提前準備好未來的來臨。
圖1：Python程式語言機器學習的套件中，可以看到分群和類聚兩大功能，也是人文學者研究時整理資料常常用到的兩種手段。
鐵錘與海綿
那到底有那些適合文史學科教學與研究的數位工具？
網路上分享的數位工具有很多，如果具體舉例來講，筆者從2014年3月到2016年6月進行了大約七個學期的科技部「數位人文推動計畫——數位人文研究人才培育計畫」，而這個計畫的重點之一，就是透過工作坊，讓參與的學員能個接觸、認識、 熟悉數位工具的操作與作用。在這些工作坊裏，我們介紹的工具類型有資料庫、地理資訊系統（GIS,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社會網絡分析（SNA, Social Network Analysis）、文本分析、文本標記。較為詳細的工作項目，請大家參考科技部《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19卷第一期的介紹〈搭起數位與人文的橋〉，下文只就這幾種類型，介紹它們的功能。
計畫工作坊利用《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來介紹關聯式資料庫（relational database）。關聯式資料庫是由許多不同的表格藉著相同的欄位連接起來，因此擁有強大的分析與綜合的功能。例如，在《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中，可以追踪呂祖謙家族從北宋到南宋遷移的軌迹；也可以很快比較宋代士人利用書信建立起來的社會網絡。
地理資訊系統可以將資料庫的地理資訊顯示在地圖上，透過地理資訊與資料庫其它資料的連結，則可以進行各式各樣的統計。例如，每次總統選舉時，不同候選人在各地區的得票率。大家常用的谷歌地圖的姊妹產品Google 地球就是一個地理資訊系統。在它們上面，可以規畫路徑、計算里程，乃至於連接到即時衛星就可以估計到達時間。而在文史學科的利用，則常常用來觀察地理分布，例如南宋初期和後期的進士分布是否有什麼變化，人口密度和進士多寡的比率是否相關。透過地理資訊系統的視覺化，有很多隱含在文史資料的空間問題，更容易被突顯出來。
社會網絡分析原是社會學的一個分支，研究的對象為社會行為者（人或社會機構）彼此之間的關係。這些複雜的關係可以經由電腦的運算，而以圖像的方式呈現出來。例如，南宋士人的社會網絡是以朱熹為中心，而南宋初期士人的政治網絡是以秦檜為中心。網絡關係圖中的節點與節點的關係，也可以擴大應用到其它的方面，例如事物的親和性關係。如果把出現在同一篇論文的關鍵詞定義為一種關係的話，就可以觀察到這些關鍵詞在某個時段所形成的網絡。藉由不同節點（人、機構、事物、概念）在網絡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比?容易去解釋抽象的影響力和重要性等概念。也有學者曾經分析過目前學術科目的論文彼此引用的情形。在文學研究中，也可以被用來分析小說中的角色關係。
文本分析包括字詞頻統計分析、共現詞、前後綴詞、文本比對等等。藉由文本分析，可以很快地掌握文獻的大體概況，方便在宏觀與微觀的觀察之間移動。例如，將《宋史紀事本末》的人名進行分析統計，就可以看到這本史書所描繪的宋代歷史依照時序排列的事件中出現最頻繁的人名是那些。而整個過程，在備妥資料的情況下，大概20分鐘內就可以完成。我們也可以比較《論語》、《孟子》、《荀子》三個文本的用字情況有什麼大的不同。如果做共現詞的分析，還可以將得到的結果繪成網絡圖來加以觀察。政治大學中文系鄭文惠老師曾經利用《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進行過不少清末民初思想關鍵詞演變的研究，大家可以參考。
最後，文本標記（text tagging）通常會利用一種標記語言（markup language）來進行。例如，網頁的共同設定即是「超文本標記語言」（html, 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網頁的原始文本其實有很多標記，但在網頁上卻不顯示出來。利用這樣的技術，可以保存原來的資料，又可以透過標記而有各種利用的方式。例如，儒家傳統的經典注疏至少有經注疏三個層次，加上標記，就可以很容易地研究注疏中引用其它文本的情形。就此而言，標記和傳統標點符號的作用類似。超文本標記語言由於主要是用於網頁，所以較為注重格式的顯示。而一般資料性的標記通常會是「可擴展標記語言」（XML,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的一種標準。
前面說過的TEI就是一個例子。經過這樣標記的文本，就可以被當成是一個小型的資料庫，它雖然不像關聯性資料庫那麼結構化，但還是有資料串聯等等重要的資料庫功能。例如，如果把《宋史紀事本末》中的人名加以標記，就很容易透過資料連結，找出這些人名在《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的其它相關資料。人工標記文本非常地緩慢，若文本量太大，也容易發生錯誤。但標記文本猶如傳統的細讀，可以非常仔細地解析文本，所以如果研究對象的量並不大，還是一種值得學習的手段。而且在思索怎麼標記文本時，也常常會加深對文本各方面的理解。但若量太大，就不得不使用半自動的標記方式來進行，計畫工作坊介紹的由萊頓大學魏希德（Hilde De Wilde）和何浩洋一起發展的MARKUS就是一種多功能的標記平台。
MARKUS除了是半自動標記的平台，也可以將已標記的資料連接到其它平台（網站），讓已標記的資料可以直接顯示在線上的地理資訊系統，也可以連結到漢典，讓使用者把它當做一個幫助閱讀的平台。相對於個別的工具，這種研究平台將不同的工具匯聚一處，使用上更為便利。與漢學相關的研究平台，還有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它提供n-gram分析、文本異同比較等功能，並可直接繪成折線圖或網絡圖。在台灣，則有法鼓山文理學院的CBETA 數位研究平台，結合CBETA的佛學資料與不同的研究工具；台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現在則正在發展能夠納入不同工具的DocuSky，另外中心的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也有很多配合單一類文獻的研究平台。
有助於文史研究的數位工具多種多樣，大部分的功能都是用來整理、解析或視覺化資料。通常要完成一個計畫，會同時牽涉到數種工具。就像使用鐵錘不能完成使用海綿可以完成的作業一樣，怎麼樣從不同工具的組合來達到研究目的，在實做中去認識工具的優缺點、數位資料本身的限制等等，就有賴於研究經驗的累積。這也和傳統研究中的研究方法一樣。只是因為數位工具的特性比較突出，優缺點也會比較清楚。在一般工具之外，如果要讓電腦更深入地解析文本，就牽涉到語意的判斷，這就有賴於將語詞的定義、詞性的標記與句法的結構轉換成可資電腦判斷的資料。中央研究院中文詞知識庫小組就設置了一些語料庫與知識本體（ontology）可以做為這一方面發展的基礎，可惜似乎沒有和文史學者整合而有更具體的成果出現。
圖2：史丹福大學開發的protégé與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的比較。左圖是史丹福大學開發的protégé呈現知識本體的樣子，而右圖是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呈現《通典》結構的樣子，很容易見出兩者的相似性。
舊的不必去，新的必須來
數位人文的出現，有位歷史界的朋友，就問我：「是不是將來學歷史的，都要學會使用這些工具？」或換個方式問，數位人文是文史學界的典範轉移嗎？會全面性地或大規範地取代原來的研究範式嗎？我目前的答案是：舊的不必去，新的必須來。到底是什麼是新、什麼是舊，一樣是在人文學科的幽靈問題。但，我們可以來想想一些具體的事例。
考慮以前一些大部頭編纂的書籍，例如類書、地方志等等，它們的組織結構，和現在的資料庫結構，非常類似。也就是透過重新組織資料，以便更好地利用資料，來達成一些特定的目的。這大概也是有經驗的研究者，在研究途徑中都會發展出來的技巧。就此而言，很少促成數位工具後面的問題意識是新的，例如分群、類聚、比對、計量等等手段。但就工具的具體面來講，以前做這些工作，費時費力，容易產生錯誤；現在則容易將流程標準化，有錯誤較易發現，可以隨時更正，不斷累積成果，由學術群體協作共享。
數位人文不必然是一種典範轉移，傳統的研究模式也有它累積的方式，也有很多很好的學術成果。但數位人文卻是人文學界思考怎麼向未來發展應該考慮的一個面向，因為他累積的速度與處理的範圍，都遠非傳統研究方式所可比擬。
如前文所說，數位人文學既是現今在量上值得考慮的一部分人類生活重要的內容；也是人文學本身各各部分的種種變化，對於這種變化的自覺與反省當然也很重要。而數位工具則會讓人文學的知識生產過程和其它知識領域產生重疊，既可增加人文學者對自己學科、對其它學科的理解；也有助於其它學科更好地理解人文學科。簡而言之，數位人文可以在知識的領域裏扮演橋樑的角色，而這種橋樑的角色有助於人文學者把自己的知識領域置於更大的知識範圍裏來思考，以及定位。
就筆者所接觸的台灣人文學科來講，大部分的情況是：人文學科既不受惠於現實生活，也不施惠於現實生活。這幾年不同的人文社會學門，例如巷仔口社會學、芭樂人類學、菜市場政治學、歷史學柑仔店，紛紛組織起來利用新的數位媒介推倒知識界線，可以認為就是對這種情形的反思。而這種反思之所以可能與必要，也與數位環境的變化有關，而這一變化也與人文學科未來的發展密切相關。但問題是，如果專家與大眾的知識界線越來越模糊時，文史學者又要怎麼來宣稱自己的專業？
在"Aramis, or the Love of Technology"一書中，Bruno Latour曾以書中主角的角色說：人人都有他自己的社會學。就像有次某醫療社會學家進行診治行為中醫病關係的社會學報告，聽完報告的醫生們大都覺得，這不用研究，我們也都知道啊。或像是筆者任教後，常聽到中文系同學所說的：老師，理工學院常常跟我們說，你們知道的我們都知道，我們知道的你們都不知道。或是一兩年前的線上爭議：有了維基百科，就不用教歷史了。
簡而言之，人文學科做為一種學術科別的設置，有知識上的認同危機。這種認同危機，在歷史上表現為社會科學脫離於人文學。而不久之前，中正大學哲學系的系主任陳瑞麟也表示不反對將哲學系畫歸在理學院裏。面對這樣長久與當下的問題，亦即文史知識與其它知識的關係是什麼，人文學者已經準備好答案或回應了嗎？這些答案或回應的內容又會是什麼？還是傳統的標準答案：「兩種文化」，或「陽關道與獨木橋」嗎？
另外，就是知識範型的改變。現在做研究「離不開」全文檢索、資料庫的使用。花個幾分鐘想想這件事，就知道這件事事關重大。蕭啟慶先生的結論是研究領域可以擴大，也許等到將來，我們會說：研究的領域必須擴大。一個好的研究者當然會想窮盡所有的方法來加強它的研究。如同維基百科的存使我們必須面對上歷史課與讀維基效果異同的問題；當有好的研究工具存在或可能存在時，我們不也應該問一下這些工具向傳統的研究方式提出了什麼樣的比較的問題嗎？或就如李世㐓最後不得不認可，AlphaGo下圍期時的創意，為什麼人文學者不能想想數位工具的可能性，可以為人文學科帶來什麼樣創意？或就像AlphaGo也是人創造出來的，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去創造一些目前還不存在的工具讓我們能更好地完成人文學者應該要完成的工作？
再考慮一下Google和微軟的情況，這兩大資訊界的龍頭用它們所提供的數位工具，界定了一個數位時代的人所必須具備的基本知識技能：編輯文件、使用試算表、利用投影片進行報告、設置網站（創設頁面、存取權管理）、整理照片、使用地圖（包括利用GPS記錄地點、繪製地圖）、與別人進行協作等等，若再加上蒐尋引擎的強大功能，可以說以前很多專家做的事，現在是坐在電腦前面做就可以完成。
所以面對這些技能的普遍性，和它模糊化專家知識界線的事實，人文學者若不能對這些基本技能有一些掌握，很可能會形成一種奇特的知識（技能）落差，亦即我們可能很專業，但卻對這些普遍技能極其陌生。如果真有這樣的落差存在，那我們能不能更好地傳達我們的專業知識，可能也會變成一個問題。
而從積極面來講，前面所說的橋樑，不但可以是連結人文學科與其它知識領域的橋樑，也可以是人文學連結自身的過去與未來的橋樑。當然橋樑不只是橋樑，在面對橋樑可能通往的遠方而思索時，通常帶來的是，對於處在橋樑這端的自我的理解：到底人文學知識是什麼樣性質的知識？這樣的知識怎麼確立？這些是人文學者應該一直背負的知識問題，但在數位人文出現之後，原本應該是永遠被思索著的問題，卻變成攻擊數位人文的手段，而在國外引起一些爭議。
爭議、現況與未來
上文說了這麼多數位工具的好處，那為什麼發展數位人文會引發爭議？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這些爭議與爭議時所使用的修辭自然也不新鮮，新的研究範型出現，如果會動搖到原來知識群體內部的權力結構，包括抽象的權威與具體的資源，就一定會引起爭議。
第一個爭議簡化來講就是數位人文學不是人文學。部分人文學者對於人文學者的意象似乎是個別學者的「好學深思，融會貫通」，認為一定要累積很久的閱讀、詮釋經驗才會有比較好的人文學知識的產出。建置資料庫、在地圖上標置出進士人口的分布狀況、畫出社會關係網絡圖、統計什麼文學作品在圖書館被什麼人借出幾次，這些技術性的操作似乎比較像是在市場賣菜，只要知道一斤多少錢就可以。這樣的批評有點像是認為知道在菜市場什麼菜的價錢多少就能賺錢一樣，把數位工具的使用從整個研究過程出來抽離出來加以批評。
如上文所說，數位工具固然有時可以做為探測性的工具，用來偵測出值得注意的現象，但數位工具也可以是被問題意識所驅使，是用來滿足研究目的的手段。不管這兩種情形的那一種，其實和傳統研究的進行的形式並無不同，都只是研究過程的一個部分。即使就這個部分而言，要說它們是不是研究成果，或估量它們的學術貢獻，就像要評估以前的《十通》、類書、《宋元學案》等有沒人文學價值一樣。另外，就數位工具的使用能更好地彰顯出研究資料的完整性來講，雖然就區域部分限制了部分資料詮釋的可能性，所以似乎顯得較為直接淺薄；但使研究者的詮釋在資料的整全性上更加融貫，更有說服力。
爭議一的背後，還有一個亙古的擔憂：人被機器所取代。但與其抽象的擔憂，不如具體地列表，到底人有什麼不能被機器所取代的東西，而在發生機器取代之後，人能更專注發展的地方是什麼。另外，這也提供一個好機會讓我們去省察到底，整個研究的過程具體來講是怎麼進行的。例如去圖書館借書這件事，可能已經被下載PDF檔所取代；翻閱紙本資料，已經被全文檢索所取代。

AI將比人類聰明"數十億倍"、人腦需與電腦結合求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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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eyDJ新聞 2018-02-14 14:35:01 記者 陳苓 報導
人工智慧(AI)發展銳不可擋，未來學家宣稱，AI的聰明才智將是人類的「數十億倍」，人類必須要和電腦結合，才能生存。
CNBC、每日郵報報導，Futurizon的Ian Pearson在杜拜世界政府高峰會(World Government Summit)表示，AI發展將勝過人類，可能會比人類聰明數十億倍，必須想辦法跟上，也許該把人腦連上電腦，讓兩者能有相同智商。
Pearson指出，人腦連接電腦、創造出超級人類電腦，他不認為這是安全的做法，此一看法和特斯拉創辦人馬斯克不同。
馬斯克在去年的世界政府高峰會表示，更強大的新科技時代即將到來，人類必須和機器結合，才不會遭到淘汰。馬斯克成立Neuralink，目標開發融合電腦和人腦的技術。
MoneyDJ新聞報導，特斯拉(Tesla)執行長馬斯克(Elon Musk)2017年8月11日推文表示，人工智慧(AI)比北韓更加危險、隨文附上內有「機器終將勝出」字樣的照片。他說，沒人喜歡被管制，但一切(汽車、飛機、食品、藥物等)對大眾可能構成危險的都被管制、AI也該是如此。
馬斯克6月推文指出，AI在2030-2040年間就能全面贏過人類。他說，「2060年」是線性外推的結論、但AI是呈現指數演進。
英國知名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對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的發展向來戒慎恐懼，他宣稱AI要不是有史以來最棒的發明、就是人類史上最可怖的悲劇。
英國衛報、每日電訊報報導，霍金2016年10月19日獲邀在劍橋大學Leverhulme未來智慧中心(Leverhulme Centre for the Future of Intelligence, LCFI)開幕時發表演說，他表示，人們花了大量時間研究歷史，但其實這根本就是一部記錄人類愚蠢行徑的鬧劇，如今終於有人想研究智慧未來將如何演進，著實令人欣慰。
雖然霍金一直都對AI抱持謹慎的態度，警告人類若創造出擁有意志的超級AI、等於是自尋死路，但他在19日還是坦承，研究AI的確能帶來諸多益處。
＊編者按：本文僅供參考之用，並不構成要約、招攬或邀請、誘使、任何不論種類或形式之申述或訂立任何建議及推薦，讀者務請運用個人獨立思考能力，自行作出投資決定，如因相關建議招致損失，概與《精實財經媒體》、編者及作者無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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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天霹靂！民俗學家：「福」字真的不能倒貼
By 吳家詮, www.chinatimes.com查看原始檔二月 13日, 2018
前些時間，英國首相梅伊在上海參觀豫園，因為展示一個倒拿的「福」字剪紙，而被不明真相的英媒批評：「福都拿倒了，訪問上海時會將好運全部耗盡」，還遭網友酸說英媒是不懂「中國文化」，但是正宗的華人民俗學家卻說，「福」字真的不能倒貼。
福字為什麼不能倒貼？據大陸《環球網》報導，民俗學家王作楫說，傳統文化中的確有倒貼福字的地方，但是貼在垃圾桶、水桶等器具上。垃圾代表著災害和貧窮，所以需要倒掉，過去人們把倒垃圾稱為「扔災」。
而福字倒貼在垃圾桶上，當倒掉垃圾時，垃圾桶底朝天，倒貼的福字就變正了，意思是：把災和貧窮扔掉，福才會來。
除此之外，王作楫還從文字的角度解釋了不能倒貼福的原因：「福」字的偏旁「礻」有祈神的意思，而「畐」」可拆分為「一」「口」「田」，即一個家裡的每個人都有飯吃、有工作做、有學可上，就是福。如果把福字倒貼了，就失去了它本來的意義。倒貼福字，不是福「到」了，而是把福「倒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