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泥痕錄〉從毛派到台獨

莊萬壽教授剪報集4-1989/05/20-1999/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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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生於日本時代的台灣人，少年就是共產主義毛澤東信徒，後來如何自我成長，回歸台灣，成為台灣獨立運動者。
一、成長：從左派「中國」回到台灣本土
我是1939年1月19日（與戶口為不同日）生於台灣鹿港街尾，是工匠家庭的屘子，父親年已半百，伊讀漢學仔，是文化協會會員的左翼會員，參加讀書會，曾訂閱上海大公報。他唯一的兄弟，我的叔父是花岡一郎台中師範的同窗，花岡曾來鹿港的厝，父叔皆反對日本外來統治者。因此，我從小隨父親厭惡國民黨與幫凶的台灣人，也隨之嚮往共產主義。父親愛讀書，使我跟他讀了很多的章回小說，知道了比人多的當代人物。我愛史地、繪圖寫字； 但不聰明，讀書並不順遂。高職畢業，即需工作幫忙養家。
只是在進入師大國文系之前，已有喜愛寫作的習慣，（不知是否可成稱「文藝青年」）和有能寫古文、作古詩的基礎。
苦悶窒息的年代，不到二十歲，毛澤東已成為我的偶像與燈塔，父親不曾告訴，而是涉「鹿窟事件」釋放出獄的堂兄所「啟發」的，毛解放了中國，唯有毛才能驅逐蔣介石，尤其毛能文能詩，批判傳統，更是崇拜。我曾用刀片劃破左食指第一節，血染白紙畫一個紅星。同時開始偷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與「美國之音」等長達十年。
文革之起，權力鬥爭，我尊敬的學者作家，如老舍、陳夢家等被迫自殺，毛妻卻成為擅權的呂后，於是對心向中國，開始動搖，不再聽「中央台」了。蔣、毛去世，毛妻被捕而刺激我的轉變。次年1977中壢事件，親臨火場拍照，看到了台灣的曙光，撿拾一塊燒焦的輪胎片，醒悟台灣要靠自己集體的反抗，我終於徹底的拋棄了中國。然而，國民黨特務如鬼魅的始終出現在我的文稿中，教室內，從台灣跟到日本。
二、思想與論述的理念與方法
我志趣多方，無書不讀，文、史、哲之外，還喜歡天文、地理、藝術，影響我的思維與論述，多能擴大時間空間的觀照，跨越學術領域的視野，其理念且分三方面來說：
其一：左派批判分析的方法
大學偷看郭沫若、趙紀彬等具唯物史觀的中國哲學史的著作，研究所學習新馬克思主義、沙特存在主義以及文化批判理論並應用辯證法，經常成為我論述的軸線，能正反推理，去陳出新，特別是對任何事物都具強烈的批判與懷疑。
其二：批判孔儒、崇尚自由的精神
少年時看父親藏的《阿Q正傳》（楊逵附有日譯的小冊）這是一個儒化社會中的不得不虛偽而可憐的小人物，高中開始讀《莊子》，發現有不愛拘束的自由與奔放，批判儒家的禮教、仁義。當中有一則儒者以假道學盜墓，拔口中珠的故事，是另一種「阿Q」，依舊是今日中國人傳統民族主義的普遍心態。《莊子》成為我碩士論文的題目（《莊子學述》2010新版）。漢字文化從道家《莊子》以下，有一派非主流反孔儒，主張自然、樸素的自由學風，中國五四運動，包括左派都是反對儒家封建倫理教條，崇尚自由科學，這正是我學術思想的淵源。
其三：文化人類學與進化論的結構思維
父親留下當年文協讀書會《進化論》的殘書。恩格斯的《家庭、國家起源論》受摩爾根《古代社會》的影響，人類學的上下層建築理論，深植我思想的心靈，此外廣讀西方文史哲的名著（「志文」與「協志」出版的大量譯書）。
其四：大宇宙的世界觀
高中起即酷愛天文星象，認識地球與人類是難以形容的渺小。「天地萬物與我為一」（《莊子》），人類必須接受土地、植、動物為主人的自然律支配。寬仰天際，薄視自我。我不是教徒，我視食肉，猶食人肉，是何等痛苦、掙扎。
以上四端成為我的信仰，使我為學思考與周遭的學術界，大異其趣。我和生於1892年的父親，都是超越宗教迷信，而尊重宗教信仰的理性主義者。
三、教學與研究
我高中開始寫作，大學已寫十萬字。1969年8月研究所畢業，幸運的留在師大當講師，教「大一國文」與「四書」。教學必須有效的準備與研究。我已早下決心於學術的表現，我擴大道家研究，寫台灣尚未全面梳理的《列子》專書，另外我也寫〈上古的飲食〉投《師大學報》被退稿，助教說：「上面表示：思想有問題」，大概是左派的觀點有中國資料，而改投當時台灣學界公認最高水準的刊物《大陸雜誌》，獲得登出，而認識了一些中研院、台大的前輩教授，後來有多篇論文於該雜誌發表，同時具有「原始共產主義」理想而從未有人研究的「農家研究」，我首次獲得國科會的論文獎，而鼓舞了學術研究的信心，鞏固了在學校的職位，其中的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始終拒絕加入國民黨，是人事室調查局賞姓職員的頭痛人物。
後來陸續開「中國文學史」、「莊子」，後改開「中國哲學史」，我無不博覽群書，勤於筆耕。我心儀許多古代創作傑出而因反抗而被殺的作家、詩人。1979年美麗島事件，面臨死刑的大審，我決定寫被司馬家殺害的思想家、詩人嵇康作為升教授論文，幸教育部都通過送下來，但人二賞姓調查員說：「校內沒有缺」平白的打壓了一年。
我學術生涯路途中的命題，被繫在台灣人的歷史命運之上。
1983年以「外國人招聘教授」名，至日本京都大學中國哲學研究室研究與教學（教《莊子》）。十三月中，狂熱讀台灣的禁書、蒐集文獻、準備論文，公開學術演說：「列子と漢魏思想」，論文發表在京大《中國哲學史研究8號》，雖然受到許多K黨「魍魎鬼魅」（另見一文）的跟蹤干擾，最大的收穫是從許多日、中研究文獻中，找到我對先秦諸子百家，多是不同地域、民族的作品的推測的證據，就如朝鮮人、日本人寫漢文一樣，並非中國人。
二千多年前長江下游南岸吳、越、閩國人講的話，是屬「壯侗」語，與今日泰國語同一系統，這是重大的發現。返國後，發表〈道家起源新探〉，重申儒道是不同地域、民族的漢字古籍思想，指導研究生寫《百越文化》碩論。並新開反孔儒的史學，理論的艱澀名著《史通》一台灣從未有人在大學開過的專書，而在研究所開的「中國學術思想」課，後來改各一學期分教台灣與中國，我必須另闢蹊徑，全力投入台灣文化思想研究，日以達旦、不避辛苦，並培養了若干研究台灣文化思想的博、碩士研究生。（其後於1989年赴韓國講學一年，1994年再赴日本東大研究半年。）
基於較有開闊的視野、批判的理念，我的漢學論文高度，具有破壞、顛覆、重建的力量，原創性很強，長期得國科會的獎助，被邀與師大、台大中文的教授，組成中文界的唯一刊物《國文天地》，曾一度被選為社長，因故拒絕赴任。而且被選為《師大學報》的編審委員，1992兼執行編輯，教育部得獎。1993年在成大發表《阮籍與嵇康》，東吳中文系主任當場力邀，師大辦退休到東吳專任，婉拒了。拒絕當台灣可能是最早的雙薪族，其後又有中華、元智大學邀請轉台，其一是籌設中文系所。如果我去了，就沒有後來「人文中心」推廣台灣文化以及主編教科書的生涯，尤其更沒有在師大、長榮開辦兩個台灣研究所的機會，特別是師大格外的艱難。沒有我，這個台灣所，當時甚至今日成立，談何容易。
一個左派轉為台獨，始終是國民黨的敵人，在最保守的大學、保守的學系，學術與人品，是學界本土派能夠有生存權、發言權的必備條件。
四、開創校園本土文化
學者教學與研究之外，必須經營校園，與學生互動，「人文學社」是師大唯一具有學術、文化性，戰後即成立的學生老社團，我學生時代曾當該社的副社長，當老師之後，任「人文社」的指導老師，長達二十四年，引導社生了解當代台灣社會，參訪原住民文化（賽夏矮人祭），讀書會研讀新馬克思主義。而參與學運，人文社沒有缺席，社生與我共提案校務會議，並通過組成「四六事件（1949）研究小組」。2000年，11月22日邀請彭明敏教授演說「主權、人權與台灣」，師生踴躍聽講，可惜師大校史，沒有紀錄這件大事。
同時我數十年長期被選校務會議代表，曾最早在校務會選出的常設委員會，提案遷走校門蔣像，並獲校務會通過，但簡校長不敢執行。（今蔣像仍在校門前庭，移到校長室前，聞是中國留學生不願門對。而且與空軍總部蔣像移位，皆馬英九改變對中政策有關）此外，我並先後提案通過「校史延長（接日本台北高校）」、「成立博物館」，還擔任小組召集人，奈何最後功敗垂成。
1993年起，擔任一級單位「人文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五年，全面性的推展校園的本土文化活動與教學、研究，是開台灣的大學校園本土文化風氣之始。創辦大學最早的「台灣文化國際會議」（至今已九屆），首創駐校作家（人文講席）延攬本土作家、學者至中心授課。並領導編纂學生本土讀物，與發起編撰台灣第一本百科全書《台灣文化事典》，使學界對師大另眼相看。其間我被具有本土意識的系主任、教授推出競選文學院長，挑戰國民黨長期的把持，我當然失敗，我勇敢的面對「台獨」的指責。
五、台灣主體性文化的論述與實踐
我《台灣論》自序（1996）：「1988年報禁解除，我開始大量在報章寫作，從事文化批判，一則以解構中國華夏民族主義，一則以建構台灣主體文化。」對中國文化的破與對台灣文化的立，是我脫華「歸鄉」（莊著《台灣文化論》自序）三十多年來，不論在文化運動或學術研究，日夜懷抱的志業。
解嚴以後，我相當大量發表破與立的論述，以及我任報社主筆，代表報社寫的社論，都具有相當的建設性、可行性。1997《台灣論》、《中國論》「兩國論」的出版，當中提出設立文化部、改蒙藏委員會、地名權（恢復老地名）、母語權等等，但在民進黨執政八年幾乎全沒有作。尤其在2000年大選時發表的〈台灣文化困境與國民意識的建構〉，這是一篇台灣文化思想的建國大綱。網站稱:「此生必讀好文」。舉出八個具體可行的政策有：公民教育與國家認同、台灣主體性的累積、「台灣學」的建立、母語運動與創語權、國民藝術運動、歲時禮儀的改造、土地正名運動、博物館設立運動。還陳述如何去做，文章掛號寄給「文建會」主委，如石沉大海，無影無蹤。此文收入2003年《台灣文化論》，此書被台灣文學為館選為「台灣人必讀的一百本書」之列。
此後，我有關台灣學論述與講義，尚待整理成三本書。（《日韓文教論集》已排字版，時間不足遲未出版書），2011年12月9日破中國文化的《中國民族主義與文化霸權》搶先出版發表新書會，後被余杰選為〈認識中國五十本書〉之一。我只有十多本還算嚴謹的學術專著，唯可能是本土人文學者研究領域最廣的，但深度總自嫌不足。
論述能夠實踐成真，才有意義。雖然個人能做的，畢竟有限，但我有嘗試開風氣的論述之勇氣，論述每每也敢挺身而出。我長期重視歷史文物的保存。早年先報社撰文力主國民黨黨部改設博物館，並參與反對被拆活動。1999年921大地震，我亦撰文最早呼籲保存現場，建「地震園區」而獲得廣大的回應，因與民間社團、作家柏楊等組成「921震災集體記憶小組」舉辦展覽等活動，而新政府亦成立園區，以惕後人。2014我首唱以「台北刑務所」歷史之名 ，發起台教會保存台北監獄殘舍運動，今幸留下了一小段官舍。
此外，我從小知道先人是貓霧捒平埔族，對原住民文化尤為熱愛。1992原民正名運動與人打筆戰，並走向街頭。若干文章如〈必也正名乎？〉、〈不能談台灣原住民被侵略的歷史嗎？〉〈蘭嶼何妨獨立〉成為被引述的範文。並於1997年由台灣師大邀政大，合辦臺灣原民文化大型國際會議。
2002年我出任台灣教授協會長，當時我還是國文系教授，這是人數龐大的、保守的一個系，但學術、人品、EQ，我沒有任何受到絲毫的困難，這也許是我戲台站久的影響，至今台師大也是本土派有台灣意識教授最多的中（國）文系。我在台教會建立制度，修改章程嚴格規定入會資格，避免介入政黨派系，整理保存會內檔案，並發動「延緩8吋晶圓開放」的大遊行。
一個從事漢學及語文教育者稍微自慰，斯為主編全台性國文教科書。2000年起十年，我召集團隊主編某大書局的國中國文教科書，遠流頭家說：「敢找莊萬壽（台獨）主編，真偉大、真勇敢」。第一年出書，我即佔有全台市場的近半。雖受限於環境與教師的因素，而與當代、本土的語文理念，頗有距離，但十餘年來暢銷於台灣南北縣市，約有百萬的學子讀過我參與的教科書。
最後，談我的興趣是旅遊、攝影，以及長期在生活中隨時隨地收集資料、文獻的習慣。年輕時沒有相機，到大學後，逐漸隨見隨收，我留了40多年來子女小時的筆記，我大兒子三十多年前國中時有的考卷，我留下可以留的票據、車票，包括長榮七年的高鐵票。我拍了從中壢事件以後所有我所到所見，允許拍的民主運動照片。尤其是乞食在台灣各角落出現的可憐紀錄，在「K國旗」飄揚下的乞食。過去我也喜歡剪報，鄭南榕自焚後所有有關報紙、傳單…我的《莊萬壽剪報集》已E化了，我另一本《民進黨成立剪報集》，有更多的文獻，有待處理，我心憂之，我只為台灣留一絲絲歷史實物的見證。感謝長榮大學設置了「莊萬壽圖書文物室」
2012年1月12日台灣所莊萬壽教授捐贈長榮大學萬冊圖書，手捧百年的《百子全書》。圖／莊萬壽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