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將軍悲歌：李陵起舞 揮淚泣別蘇武
作者：仰岳
匈奴與漢朝和親關係好轉，蘇武得以歸國。李陵設宴送行，千言萬語難以描述他此時的複雜心情，他舉起衣袖開始起舞而歌。（
更新: 2018-01-06 5:28 AM       標籤: 蘇武, 李陵, 漢代
蘇武牧羊北海邊是中國人家喻戶曉的故事，他持漢節十九年不降匈奴，留下的氣節，誓死盡忠的意志，鼓勵著世代的中華兒女。他的至交好友李陵為人英勇善戰，又是飛將軍李廣之後，然卻投降匈奴苟安於世，日後隨著時間流逝，漢朝與匈奴關係好轉，蘇武得以歸國。
李陵聞訊為之送行，席上他高歌起舞送別，這對好友訣別的故事成了一個經典的藝術題材，千百年來被文人墨客們不斷傳頌。這背後的故事如何呢？這就為您道來……
公元前99年，漢朝大軍分兩路向匈奴進攻，大將李廣利出師不利遭匈奴擊敗。另一路大將李陵率五千步兵遇上匈奴的八萬大軍主力。他英勇作戰擊殺匈奴騎兵一萬餘人，然而寡不敵眾，最後彈盡糧絕全軍覆沒。
李陵被俘後投降，漢武帝原本考量其身處危局有不得已的苦衷，想赦免他的罪，然而這時前線將領公孫敖卻回報李陵為匈奴練兵的消息。這已犯上了無可饒恕的叛國之罪，李陵家人因此遭到伏誅責罰。
在李陵出戰前不久蘇武作為外交官出使匈奴，然而遇上了匈奴內部叛亂而被留置，蘇武原本想自殺明志卻被救起。匈奴派漢降將衛律前往勸說，但被蘇武大罵而歸。於是單于將蘇武幽禁於地窖中，斷絕飲食，蘇武便靠吃雪及衣服上氈毛維生，數日不死。匈奴以為是神蹟，遂將蘇武放逐到北海（今日的貝加爾湖）。
蘇武牧羊，《晚笑堂竹荘畫傳》插圖。（公有領域）
蘇武一個人在北海過了十幾年後仍不改其志，終日持著象徵漢朝使臣的節杖牧羊。有一日李陵來了，他擺了宴席與蘇武飲酒作樂。
他告訴蘇武說：
「單于聽說我們交情深厚，所以派我來傳達想重用你之意。你在這無人之地平白受苦誰又知道你的忠貞呢？
「你哥哥當了奉車小官，一次在宮內駕車時，犯了大不敬罪，羞愧自殺而死，武帝賜錢二百萬安葬。你弟弟奉皇命抓捕罪犯時，因不能完成任務，羞愧服毒而死。我來此地前你母親已不幸去世，我送葬她到陽陵山。你的妻子聽說已經改嫁，你的親人十多年來已無音訊，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我剛投降時失意得要發狂，痛心自己背叛漢朝。你即使不投降，官位也不會超過以前的我，況且武帝年齡大了，法令無常，大臣無罪而被抄家的有幾十家，你為誰而這麼受苦呢？還是聽我的吧，不要再堅持了！」
蘇武回答道：「我父親與我無功無德，一切成就都是漢武帝所給予。我們家人常想犧牲自己回報天子之恩，
就是斧劈湯煮，我也情願。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請不要再說了。如果一定要我投降，我寧願立刻就死。」
李陵與蘇武又喝了幾天酒，他又與蘇武說：「你啊！再聽一聽我的勸吧！」
蘇武又說：「我想死已經很久了！若你一再要我投降，在今日的歡樂後我就死在你面前！」
李陵見了他的至誠之心感嘆說道：「你真是義士呀！投降的我與衛律勸你的罪過大到通天了！」因此流著淚與蘇武作別而去。
明代畫家陳洪綬作《蘇李泣別圖》。（公有領域）
西漢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匈奴與漢朝和親關係好轉，蘇武得以歸國。
李陵設宴為蘇武送行，同樣的場景，卻是不同的心情。
他說道：「現在你已揚名於匈奴，功顯漢室。古籍的記載、畫家所畫的英雄也比不上你啊！我雖才疏學淺，如果漢朝沒有治我的罪，我原本也一直希望能像曹沫荊軻那樣劫持單于立功贖罪。但皇上卻嚴格地治了我及家族的罪，我已經沒有什麼可留戀的了。如今說這些只是想讓你知道我的心。今後我們就是異國之人，今日一別，再沒有相見之日了。」
五代南唐畫家周文矩作《蘇李別意圖》（局部）。 （公有領域）
李陵回想起先祖——飛將軍李廣一生縱橫沙場七十餘戰威震天下，然卻坑殺羌族八百降兵造下大業，兒子先後身亡，家族因罪被殺，自身卻未被封侯憂憤而死，這難道是因果報應嗎？？
一失足成千古恨！李陵這時已進退兩難，千言萬語難以描述他此時的複雜心情，他舉起衣袖開始起舞而歌：「直渡萬里的沙漠啊，我做將領奮戰匈奴。箭射盡了刀折斷了沒路走，軍隊都被敵人消滅了，名譽就此掃地。我的老母親已死，雖說要報恩，又能怎報呢？」歌罷連嘯數聲，掩面而去。
西漢舞踊。（公有領域）
辭賦家宋玉曾言：「歌以詠言，舞以盡意。」
跳舞是表達內心的最好方式，李陵在舞蹈中展現了他從軍至今的一段歷史，述說了他內心的悔恨。二位至交好友，一個是叛將，一個是忠臣，二人戲劇性對比的一刻成了永恆的歷史畫面。
蘇武回國後，漢昭帝頒賜厚禮，封地給他，並且任命他為「典屬國」（負責少數民族事務的官員），倍極禮遇。然而蘇武還是過著簡樸的生活，並把大部分財富送給別人。
蘇武在83歲那年安然而逝，他北海牧羊留下的忠貞信念也一直流傳於世，直至今日。@*#
五代南唐畫家周文矩作《蘇李別意圖》。 （公有領域）

宋 陳居中《蘇李別意圖》卷解析_陰山工作室_新浪博客 - https://goo.gl/v3ESkA

北魏以後，李陵就成為胡人認祖的對象。李陵身陷匈奴後，留在漠北，與匈奴女子婚配，子孫繁衍，蔚為大觀，自西漢以來，所見胡人之黑髮黑瞳者，多被認為或自認為李陵之後，而拓跋氏就被認為是李陵後裔。
明代陳洪綬的《蘇李泣別圖》明代陳洪綬的《蘇李泣別圖》
作者：劉剛，李冬君
　　李世民有胡人血統，無論他怎樣端拱，他那帝王氣象，總還有幾分像胡人；李白也有胡人血統，有人說他的詩，有浮士德精神，就來自胡人。
　　據說，他們都出於“李陵胡”，“李陵胡”是鮮卑拓跋氏，建立北魏，又稱拓跋魏。“李陵胡”對於唐民族形成至關重要，它開了北魏和唐兩朝。
　　唐民族形成，血緣認同和文化認同不能少，追祖三皇五帝，從血緣譜系上來確認民族身份，使其歷史地位得以明了，“李陵胡”帶了好頭。
　　五胡效尤，追祖華夏，慕容氏追祖黃帝有熊氏，符氏追祖夏禹有息氏，姚氏追祖帝舜有虞氏，赫連氏追祖夏禹，宇文氏追祖炎帝神農氏……
　　唐民族就在這樣的追祖認同中形成，不管王朝如何循環，文化中國都在進展。五胡亂華，亂了王朝，而文化中國，卻使北朝胡族在漢化過程中融合了。
　　對漢家的文化認同
　　漢化，是文化中國主流。漢化了的北朝，也終於回到了漢人之手，於是，一個新的漢朝——隋來統一了，統一王朝，而非統一中國。
　　自三代以來，中國何曾亡過？又何曾分裂？五胡亂華，可華還在，此後，更有遼、金、元、清相繼入主，建立王朝，同樣被漢化了。
　　這樣的“華”——文化中國，本來就統一，無論治亂，或者興亡，都不曾改變，統一與分裂，乃對王朝而言，不是對文化中國來說的。
　　我民族，能歷五千年而不衰，就因為在王朝中國以外，還有文化中國在。所以，天下興亡時，是王朝中國亡，而文化中國以歷史為根據，豈能亡。
　　守住文化根以史，發揚民族魂以詩，大唐江山，以詩發揚之，詩興而國興矣。故行科舉以詩賦取士，以詩人治國，那是王朝之事。以詩性化胡族，形成新興唐民族，在民族精神大合唱裡，興起唐詩江山，是文化使命。
　　在唐詩的江山——四萬多首唐詩裡，唐民族被稱之為“漢家”。在唐人邊塞詩裡，“漢家”屬於文化中國。唐人的“漢家”，早已跨越朝代，符號化了，並充滿意義。
　　漢朝，就指那個朝代。而“漢家”，卻令人浮想聯翩，其意義，如地熱噴泉，使詞語沸騰，“漢家戰士三十萬”，都是“好漢”！“漢家”，出現於唐詩江山，被大而化之，成了唐民族的標誌，在民族大融合中高揚了漢民族的主體性，使漢家從一代王朝上升為民族代表。
　　對於“漢家”認同，五胡早就開始了，亂華的始作俑者劉淵，就打了“漢家”旗號，立國號“漢”，改姓“劉”，自稱冒頓之裔，“漢氏之甥”，與漢家“約為兄弟”，其取晉而代之，是“兄亡弟紹”，而且推崇劉備，追尊後主，“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漢宗廟以從民望”。
　　而北魏的漢化，就更為徹底了，先是崔浩從“整齊人倫，分明姓族”出發，提出鮮卑拓跋氏系李陵一族，並因此而招來殺身滅族之禍，南朝沈約則將拓跋氏寫入《宋書·索虜傳》中：“索頭虜姓拓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陵降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留辮髮為“索頭”，人稱“索虜”。
　　北魏孝文帝全盤漢化，說漢語，穿漢服，改漢姓，做漢人，從這一時期及此後傳世的北朝壁畫、雕塑來看，鮮卑人頭上的辮子都已經看不到了。
　　可拓跋氏還是拒絕了以李陵為先祖，而改姓為“元”。鮮卑人以“元”為姓氏，後來蒙古人以“元”為國號，都取《易》曰“大哉乾元”。
　　為什麼拓跋氏不接受李陵為先祖呢？恐怕不是因為李陵投降，很可能是由於南朝人過於熱衷所致。在認祖“李陵”問題上，拓跋氏不可能跟著南朝走。南朝士人與崔浩聯手，打“李陵”牌，其意在為胡人的“漢家”身份提供認證，為漢化準備前提。
　　李陵的歷史價值，被南朝士人用來推動文化中國進展。正是在這一時期，李陵的詩，突然光芒四射，照亮詩壇，被蕭統擇入《文選》，鍾嶸《詩品》列在上品第一人，評價他的詩出身名門，源於《楚辭》，文多淒愴。李陵本為一代名將，命運又很悲涼，以此文化包裝，矗立起悲劇詩人形象。
　　從“李陵胡”到“隴西李”的王朝統一戰爭
　　北魏統一前，中原是五胡十六國混戰局面，五胡賭狠，人血洗戰馬，民族大屠殺，殺得漢人，血流成河，屍亂如麻。於是，漢人奮起，冉閔發出“殺胡令”，漢家絕地反擊了！
　　冉閔“與羌胡相攻，無月不戰”，驅逐“諸氐、羌、胡、蠻數百餘萬，各還本土”。當不殺胡不能救亡，不殺胡難以圖存時，應該說“殺胡令”是民族戰爭，畢竟比王朝戰爭更具有全民性和民族性。
　　冉閔自立“大魏”國，號召全民殺胡，勒令胡人退出中原。惜哉！冉閔一死，世無太史公，遂使英雄沉淪，陷冉閔於無名，此乃冉閔之不幸，亦中國之不幸。
　　大凡民族精神，自有文武之道，文以化之，武以衛之，武不能衛，則文何以化？冉閔者，乃我民族精神之武衛者，而崔浩，則為文化者。
　　冉閔以全民殺胡，崔浩以李陵化胡，此二人者，一殺一化，都很偉大。冉閔是大英雄，崔浩是大政治家，沒有大英雄之殺，哪來大政治家之化？
　　冉閔以殺，迫使胡人漢化；崔浩以化，將胡人化入漢家天下。然而，冉閔以殺死於殺，崔浩以化死於化，殺胡是戰爭，化胡也是戰爭，是更深層次的戰爭，有戰爭就有犧牲。二人以死，捍衛漢家尊嚴。冉閔以殺終結五胡亂華，崔浩以化使北方統一於鮮卑。
　　南北朝的出現，使戰爭性質發生改變，從外部民族戰爭，轉向內部王朝戰爭，從大屠殺戰爭，轉向大一統戰爭，南北朝都在為統一尋找合法性來源，崔浩於此時提出“李陵胡” ，目光何其深遠！為漢家把握了歷史主動權。
　　北魏孝文帝看到了這一點，由平城遷都洛陽，進入中原，一邊漢化，一邊進行王朝戰爭。然而，在統一的合法性基礎形成之前，南征也好，北伐也罷，都沒有真正的贏家。不過，相比於五胡亂華，王朝戰爭開始變得文雅，為了申明戰爭理由，北魏孝文帝居然引經據典，與南朝使者辯論漢家禮法。
　　孝文帝也拒絕了認祖李陵，北魏遂與李陵絕緣，而沒能形成與南朝對話並進行統一戰爭的基礎，在南朝看來，你拓跋氏再怎麼漢化，如果不是李陵的子孫，那還是胡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何來統一的前提？
　　王朝沒有認祖李陵，但民間胡人有了殺胡的教訓，紛紛自認李陵子孫，正是在這種認同的基礎上，北朝自北魏，經北齊、北周，以至於隋，終於回歸漢人，以“李陵胡”為號召的漢人政權一出現，南北朝很快就統一了。
　　崔浩提出拓跋氏認祖“李陵”，背後隱藏了兩個政治觀點。
　　一是拓跋氏系李陵胡，此為以崔浩為領袖的北方士族與北魏合作的基礎，如非李陵子孫，漢人以何合作？正是這一點使他招來殺身。
　　二是以李陵為號召，從民族戰爭轉入王朝戰爭，為統一戰爭提供正統的合法性來源。拓跋氏拒絕認祖李陵，在統一戰爭中就不具有正統性。 
　　總之，北魏以後，李陵就成為胡人認祖的對象。李陵身陷匈奴後，留在漠北，與匈奴女子婚配，子孫繁衍，蔚為大觀，自西漢以來，所見胡人之黑髮黑瞳者，多被認為或自認為李陵之後，而拓跋氏就被認為是李陵後裔。
　　李陵，成了胡漢一體化符號，認同漢家，便是認祖李陵。
　　老英雄李廣，因衛青不公憤而自刎；子李敢，一怒而打衛青被霍去病射殺；孫李陵，因孤軍失陷於匈奴家破人亡，鬱鬱而死。此後，英雄一脈，分為兩支，一支在胡地，為“李陵胡”，一支在隴西，號稱“隴西李氏”。
　　唐太宗李世民，既追祖老子，又認祖隴西李氏，被法琳駁斥。其實，拓跋氏在唐朝已稱“李氏”，李世民之“李”，便出自拓跋氏之“李氏”，是“李陵胡”的一支，不屬於老子和隴西李氏。
　　法琳雖然當面說破，但他也是知其一，未知其二，他批評李世民“棄代北(拓跋氏)而認隴西”，卻不知“代北”和“隴西”源出一支。
　　試想李陵在漠北，必對其子孫言先祖在隴西，故“李陵胡”認祖隴西李氏合情合理。李白亦自稱出於隴西李氏，後來乾脆認作李廣之裔。
　　李廣生不逢時，卻飛揚在唐人邊塞詩裡，“飛將軍”名矣！
　　漢家融合大合唱，那領唱的，是忠義傳家子孫興旺的飛將軍李廣，王昌齡那首最著名的邊塞詩，唱出了一代新朝和一個新興民族對英雄的嚮往，以子孫的名義，放聲唱：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
　　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一個認祖英雄的民族，終於唱出了歷史最強音——盛唐之音，一個英雄世家一如“秦時明月漢時關”，永世長存。英雄在天之靈，庇佑他子孫，英雄的遺願，讓子孫來完成，從這樣的盛唐之音裡，走來了兩個最優秀的子孫：李白和李世民。
　　在民族大融合、漢家大合唱的盛唐之音裡，一個英雄家族實​​現了中國歷史上一次最偉大的大團圓，“李陵胡”和“隴西李”在唐詩的江山破鏡重圓。

居延漢簡區（201室）
王國維稱譽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學術界有四大發現，其中之一是漢（西元前206-西元220年）晉（265-420）遺簡。
民國十九年，中國和瑞典學者合組的西北科學考察團在甘肅額濟納河沿線調查漢代的烽燧遺址。該年四月廿八日，西北科學考察團團員瑞典考古學家貝格曼（Folke Bergman）在額濟納河下游附近的博羅松治（蒙語義為灰墩），編號P9的漢代塢堡中，發現了346枚簡牘，開啟此後沿河遺址一萬餘漢簡出土的先聲。出土較多的地點還有A8破城子、A32金關、A33地灣、A35大灣。由於這一帶屬漢代張掖郡的居延或肩水縣，出土簡牘被統稱為居延漢簡。
漢代邊塞遺留下來的這些簡牘文書，內容十分豐富。它們直接、生動地記錄了大約從西漢中晚期至東漢初，當地軍民在軍事、法律、教育、經濟、信仰以及日常生活各方面活動的情形，為漢代史研究打開了一片新天地。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 | 居延漢簡──漢帝國的防衛線 - https://goo.gl/GgLm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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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延漢簡，1930年中國、瑞典學者合組的西北科學考查團至甘肅附近考察，瑞典人弗克·貝格曼（Folke Bergman）在內蒙古居延地區的城障、烽燧、關塞遺址發掘漢簡一萬餘枚，多為漢代之物，故稱居延漢簡。
中國漢代居延、肩水兩都尉府所轄烽燧遺址出土的簡牘。統稱居延漢簡。遺址在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和甘肅省金塔縣境內。時代約自西漢武帝末年(公元前1世紀)至東漢中期(公元2世紀初)，其中以西漢中晚期及東漢早期簡居多。
居延漢簡總數約3萬枚，為兩次發掘採集所獲，是迄今已發現簡牘中數量最多的。1930年，西北科學考察團獲簡約1.02萬枚，分別出自30個地點，其中出土數量較多的地點有破城子(A8)、金關(A32)、地灣(A33)、大灣(A35)等，現藏台灣省 “中央研究院”。1927～1976年間，甘肅省居延考古隊獲簡近2萬枚，其中破城子出土7865枚,甲渠第四燧出土195枚,金關出土11577枚，其他地點採集簡164枚，現藏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居延漢簡形制繁雜，主要有簡、牘、觚、楬、封檢等。大部分簡牘長23厘米上下。其中較寬的簡容納兩行字，稱作“兩行”。編聯在一起的簡稱做“冊”，今見“ 永元器物簿 ”冊由76枚木簡編聯而成。觚為多棱形木棍，多面書字，一般長30厘米以上。楬是一種標籤，長短不一。封檢用以封緘文書或實物，呈長方形，有的還保存施封泥用的凹槽。文書封檢長14～20厘米，實物封檢長短不一。
居延漢簡的主要內容包括官、私文書及少量典籍、歷譜等。其中官文書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詔書律令、司法文書、品約以及為處理各類事務過程中形成的上行、平行、下行文書；另一類是各式簿籍。詔書有單編也有輯錄成冊的。律令條文有捕律等。司法文書以各式爰書、劾狀居多。品約有罪人入錢贖品、守禦器品、烽火品約等。上行文書包括各式定期和不定期的匯報以及對上級來文的複文等。平行文書多為候官與候官等同級機構之間的往來文書。下行文書包括各式命令、指示、通報。此外，還有符、傳等各式憑證。簿籍是名冊和帳簿，名目繁多。關於人員狀況有吏卒名籍、省卒名籍、騎士名籍、病卒名籍、卒家屬名籍等。關於軍事裝備有被兵簿、守禦器簿、兵器出入簿、官兵器核校簿、兵器折傷簿等。關於錢糧財物有錢出入簿、吏奉賦名籍、谷出入簿、廩食簿、吏卒廩名籍、財物出入簿、鹽出入簿、什器簿等。關於勤務有日跡簿、作簿等。關於計功考核有賜勞名籍等。關於驛馬有驛馬名籍、驛馬閱具簿等。此外，出入關有出入關名籍,入官簽到有詣官簿等。上述官文書,都有一定的書寫格式，由特定的人員製成。其中許多文書當時已立卷歸檔，如建武三年(公元27)，“候粟君所責寇恩事”冊，依事立卷，計有表識木楬1枚、木簡35枚，出土時呈卷狀，文字面朝內，歸入了三份驗問爰書及一份縣廷下行文，反映了漢代訴訟“傳爰書”的程序。私文書主要是買賣契約及私人間的往來書信。書籍有鑑別刀劍優劣的《相利善劍刀》 冊及醫藥方、《算術書》、《九九術》、《蒼頡篇》、《急就篇》、《論語》等殘篇。歷譜除日、月干支外，有的還記載建除禁忌等佔術內容。不同性質的遺址出土的簡牘，內容不盡相同，如候官遺址出土的簡牘，內容比一般烽燧出土的簡牘廣泛；關卡遺址出土的簡牘，內容多與出入通行有關。
居延漢簡大多出自掾史之手，系統地反映了漢代邊塞的屯戍生活，涉及當時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各個方面，是研究漢史的第一手資料，有較高的史料價值。[1]
由來/居延漢簡
居延地處沙漠戈壁間，一般史書多稱其“ 瀚海 ”、“流沙”等。這里南接河西走廊，北鄰蒙古高原，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公元前121年春，漢將軍霍去病率騎兵自隴西郡出發，向西北進軍，跨黃河、湟水，越焉耆山，襲擊駐守在武威地區的匈奴休屠王所部，取得很大勝利，這次戰役敲開了河西走廊的東部大門。不久，漢朝在這裡先後建立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漢軍經河西征大宛，據《漢書·李廣利傳》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保衛酒泉就是要保證去西域的道路暢通，也就是保證西征軍的後勤供應線無阻，所以“置居延、休屠”軍事要塞。這應該就是修建居延之始。修建居延要塞後，漢朝長期派兵駐守；為解決駐兵糧草轉運困難的問題，就在當地就地發展屯墾農業。長期的駐兵和屯墾，要有大量的軍事文件來往，屯墾帶來大量經濟方面和政治管理方面的文獻資料等等。以上就是居延漢簡的由來。
質地
居延漢簡就其質地而言，可分為竹、木兩類，竹質的稱之為簡，木製的為牘，一般都稱之為簡。竹質的所佔比例甚微，不到1%。出土的木簡的木材經鑑定，有鬆杉、白楊、水柳、紅柳等。[2]
內容概述/居延漢簡
居延漢簡
居延漢簡
居延舊簡中其最早的紀年簡為武帝太初三年( 公元前102年 )最晚者為東漢建武六年(公元30年)。綜覽居延漢簡，內容涉及面很廣，現略分為政治、經濟、軍事和科學文化簡要概述：
（一）政治方面
可以從簡牘中了解到漢代的養老制度、撫卹制度、吏制等內容.《漢書》記載劉邦稱帝不久,即下詔令:“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為善，……以十月賜酒肉。”居延舊簡(126.41此數字指簡號，下同)記述有“月存視其家，賜肉卅斤,酒二石。甚尊寵,郡太守,諸侯相,內史所明智也。”可以見證漢代養老制度。又有簡文“各持下吏為羌人所殺者，賜葬錢三萬....”(297.19)可以見證漢代的撫卹制度的有關規定。漢代官吏俸祿的支付方法也可從簡文中得到解疑：“始元三年九月四日，以從受物給長中帛若干匹，直若干，以給始元三年正月盡八月積月奉”(509.19)，這是居延漢簡中載有以布帛充奉的實例。
（二）經濟方面
關於農墾屯田的記載，在居延漢簡中佔有較大比例。其學術史料價值是不言而喻的，概括其內容涉及屯田組織、農事系統、屯墾勞力、田倉就運、田卒生活、剝削形式和剝削量，以及農具、籽種、水利、耕耘、管理、收藏、內銷、外運、糧價、定量等等。例如簡文“胡豆四石七鬥”(310.2)。居延簡中常有大石、小石的記載， 這是漢代兩種不同的計量法，如簡文“入糜小石十二石為大石七石二斗”(148.41).“出糜小石三石為大石一石八斗”(275.2)，可見小石為大石的六鬥，這無疑有助於對漢代計量方法的理解。
（三）軍事方面
居延漢簡多是西北邊塞烽燧亭鄣的文書檔案，所以與軍事有關的簡牘可以說比比皆是。根據簡文記載考證，漢代的居延地區，為了軍事防禦設有兩都尉，即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其中肩水都尉府即為今大灣城遺址，都尉有都尉府，都尉府屬官有都尉丞、侯、千人、司馬及其他僚屬，都尉駐地稱城，侯官所在稱鄣。城尉下屬有司馬、千人、倉長等。都尉府直接的下屬軍事機構稱侯官，侯官的下一級軍事機構是部，部的下一級即燧，燧有燧長，管轄戍卒，少則三、四人，多則三十餘人不等，這是最基層的瞭望防禦組織，與今日的哨卡職能近似。邊塞的戍卒其服役的性質可分為燧卒、鄣卒、田卒、河渠卒、守谷卒、亭卒等。簡文中所記載的武器，名目繁多，最常見者為弩。
（四）科技文化方面
居延舊簡中記載有九九表，如簡文“五九五，三八廿四”(75.19)。同時，居延紀年簡，多載有年月日，一般在月名與日序之間註明朔旦，這對核定研究兩漢朔閏之排列無疑是第一手資料。
居延新簡的發掘由於方法得當，不但發掘數量多，而且比較完整，成冊的較多，除在地面和攏土中採集的少數木簡外，絕大多數都有出土方位或層位，更為可貴的是其中包括完整的和比較完整的簿冊70多個，這為簡牘研究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和準確性，這70多個冊子，有的出土時就連綴成冊，有的編繩雖朽但保持冊形，有的散落近處可合為一冊，這些漢簡多數有紀年，內容連貫。
居延新簡文書有來文、來文的複文，有文書的底稿，其中一些還保留著標籤，如詔書、律令、科別、品約；牒書、爰書、初狀等，這些文書的格式、形制、收發程序都有統一規定，對研究古代文書檔案製度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居延新簡中的紀年簡約1200餘枚，最早者為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最遲者為建武七年( 公元31年 )，以宣帝時期為多。
居延新簡內容非常豐富，它不僅記述了居延地區屯戍活動的興衰，而且保存了西漢中期到東漢初年的重要文獻資料，這些文書涉及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以及文化、科技、哲學、民族等領域。如簡冊《塞上烽火品約》共17枚，該冊對研究漢代的烽燧制度以及邊塞防禦系統，是十分重要的資料。這個冊子是居延都尉轄下的甲渠、卅井、殄北三塞臨敵報警、燔舉烽火、進守呼應、請求馳援的聯防條例。條例規定，在匈奴人入侵的不同部位、人數、時間、意圖、動向以及天氣變化異常等各種情況下，各塞燧燔舉烽火的類別、數量、方式、如何傳遞應和，發生失誤又如何糾正等。又如簡冊《侯粟君所責寇恩事》共36枚，是一份完整的訴訟檔案。該冊不僅闡明了漢代治獄刑訊制度的具體內容與訴訟辭的格式以及訴訟程序等。簡冊《甘露二年御史書》，是西漢宣帝時追查武帝之子廣陵王劉胥集團陰謀篡權活動的御史書，內容主要是通緝叛逆逃犯向全國發布的文件。居延新簡中反映關於竇融治理河西的資料也不少，根據出土漢簡綜合分析可知竇融在任河西五郡大將軍期間，在居延地區重點地保持和加強了西漢以來的各種軍事設施，從而保持了河西地區的穩定與安全。如《建武三年居延都尉吏奉》冊，該冊記載了竇融任河西五郡大將軍期間，頒發的居延官吏俸祿文書，文中載有“居延都尉，奉谷月六十石”，“居延都尉丞，奉谷月卅石”，“居延令，奉谷月卅石”等內容。居延漢簡就其質地而言，可分為竹、木兩類，竹質的稱之為簡，木製的為牘，一般都稱之為簡。竹質的所佔比例甚微，不到1%，所出土的竹簡，一般保存情況不好，不僅字跡多處漫漶不清，而且大多為殘簡斷簡，相反，木簡保存情況較好，可能因為這裡的自然條件和環境有利於木簡的保存，根據出土的木簡的木材鑑定，有鬆杉、白楊、水柳、紅柳等。
幕後故事/居延漢簡
居延漢簡
居延漢簡
國運興則國寶興，國運衰則國寶亡，奠定中國“簡牘學基礎”被世界稱之為二十世紀東方文化“四大發現”的甘肅“居延漢簡”它的命運驚心動魄。
自電視劇《國寶》開播以來，掀起的文保熱潮一浪高於一浪。許多人在更深的層面上開始關心文物保護。
1901年2月，斯坦因在尼雅遺址發掘出44枚漢文簡牘，至今已103年了。1930年西北科學考察團在居延地區發現當簡至今已有73年了。1970年發現居延新簡也30多年了。
歲月滄桑，依然沒洗去照在居延漢簡上的神秘光環，但許多的發掘者、守護者卻遠離我們而去，即便是70年代新簡的發掘者們也是六旬老者，掀開歷史的大幕，我們在歷史的舞台上看到了這樣一個個不屈的身影。
當時，瑞士的貝格曼和其它他的中國專家在額納河流域的居延，開掘了六十個區，其中二十一區有採集品，他發掘的坑道有五百八十六處，在其中的四百六十三坑中，採獲了漢代竹術簡牘及有文字的物品，有五百三十四包，約計一萬四千餘枚竹木簡，僅登記工作就歷時四個月才完成。
考察團將這批簡運到北京後，貝格曼強烈要求將這批簡帶回瑞士，但劉半農、馬衡（故宮博物院院長）、沈兼士、週養庵等眾多著名學者堅決反對並進行了交涉，幸運的是部分專家的高瞻遠矚，在考察團出發之際，雙方的協議中就對發掘的文物歸屬作了明確的規定，凡是有文字資料的都留在中國。
在眾多學者們的據理力爭下，漢簡留在了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會，但是仍有3000多件文物被貝格曼帶走。上個世紀50年代中瑞建交的時候，這批文物才回到祖國。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會按照中瑞協定，將這批簡關到北平圖書館保存，理事會推馬衡和北大教授劉半農整理研究，後來又將漢簡轉存到北大圖書館。
“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前，北平的大批人逃往南方，北大的師生及部分圖書也轉移到其他各地，由於時間倉促在馮大圖書館的居延漢簡和其他稀世珍品便無人顧及。
沈仲章是劉半農先生的弟子，當時是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會幹事，十分清楚這批“居延漢簡”的史學價值，看到在北大進進出出的日本兵，本來也要轉移的他便冒著生命危險藏留了下來，等待時機偷運這批簡。幾個仍留在北大的人員也加入了進來，每夜出動先後分四次把居延漢簡偷運出來。這時劉半農先生的另一位弟子北大語言研究所的副研究員周殿福得知後，也冒險參與偷運行動，他們反漢簡和其他文物轉移到北長街的一個小廟裡。
本來沈仲章要帶這批木簡到上海找北大負責人，走之前為了安全便放到德華銀行保管。形勢緊張，到上海的沈仲章坐了一天半的火車卻只到天津，沈仲章在火車上度日如年，沒吃一口飯，沒喝一口水甚至沒上廁所。深夜到達天津後，沈仲章蹲在火車站提心吊膽的等天亮，因為他搶救出來的國寶的收據和他的全部財產的支票就藏在一頂破草帽裡。在天津為進入法租界沈仲章費盡周折，終於隨北大撤退到長沙的徐森玉教授和西北科學考察團的另一個負責人傅斯年取得聯繫，他們發電報說，會派專人來聯繫並運送“居延漢簡”南下。
滯留天津風險重重，後來聽到消息的徐森玉先生來到天津，聯繫了“居延漢簡”的落腳地——香港大學。沈仲章又偷偷回到北平，將這批簡先用木箱後用鐵皮箱裝成兩大箱，委託一家瑞士商行托運箱子，因為當時盤查的非常緊，而這家商行後台硬一般不受檢查相對穩妥些。在許多人的幫助下，觀察日本人盤查的時間規律、尋找機會上船。最後終於避開日本人的檢查安全上船，輪船到青島後，由於臨時裝運另外一批貨物，在青島擱淺還要停泊十幾個小時，沈仲章便下船尋找在青島的其他教授，並順便給長沙發電報：告知木簡己南下請派人到香港接收。誰知電報發完後歸來時，托運漢簡的輪船已經開走了。沈仲章趕忙給輪船船長湯麥斯發電報，請他幫忙把箱子交給船上的吳景禎先生，讓吳先生到香港後交給香港大學校長蔣夢麟。
有人回憶說，漢簡運到香港後，大家還是小心萬分，為漢簡的事情，徐森玉特地從香港給遠在長沙的傅斯年發了一封電報：“本簡已全運港。擬用公（傅斯年）及仲章、鴻寶三人名義存香港大學。務希電允。排比影印亦擬進行，並盼指示。回電由許地山轉”。
這是1938年的事情了。由於當時情況特殊，他們同當時在香港大學的蔣夢麟校長、許地山教授等人協商後，決定將漢簡存入香港大學保管，具體指派沈仲章負責整理和照相，準備由商務印書館在上海製版印刷，予以出版。可惜後來書版皆毀。
1940年6月戰火向香港逼近，漢簡的去向再一次成為專家們關注的熱點。種種原因，他們改變計劃商議準備運往美國。這時候，胡適擔任國民政府駐美大使，他在信中表示，“適當謹慎擔負,務求安全無危險，請諸兄放心”。1940年8月4日，漢簡由香港啟運，10月中旬順利運到美國華盛頓中國大使館。25年後，經台灣當局與美方接洽，居延漢簡於1965年11月原封未動地運回台灣，至今保存完好。[3]
發掘/居延漢簡
居延漢簡
居延漢簡
1926年，北京中國學術協會和瑞典學者組成西北科學考察團，到內蒙古、甘肅、新疆、寧夏等地，進行天文、地理、文物、古蹟、風土、民情等綜合考察，初步了解到居延漢簡的一些情況，在漢代長城居延地段的甲渠侯官的城堡、甲渠第四燧的瞭望台和肩水金關的關城等三個不同等級的軍事設施和建築物發現了漢代木簡。1930年4月20日至5月8日，考察團成員瑞典學者弗克•貝格曼（Folke Bergman）首先在居延長城烽燧遺址發掘出漢代木簡。同年12月27日至1931年1月25日，貝格曼一行又在破城子甲渠侯官的城堡遺址，發掘出漢簡5200多枚，漢代遺物1230件，中國學者根據漢簡文字，確定破城子乃漢代張掖郡居延都尉所屬的“甲渠侯官”所在地，為重點發掘地區。
（一）甲渠侯官的城堡
“甲渠”為地名，“侯官”不作官長解，而是長城要塞上瞭望防範敵人的哨所，相當縣一級。弱水自北向東流向40公里外的居延澤，此地有水有人，乃匈奴重點進犯地區，亦為漢朝重點防務地區，設26個烽火台和一個城堡（名“鄣”），由長城連接。
城堡東側是戍卒宿舍、廚房，有一間不足6平方米的小屋，貝格曼在小屋遺址中發現了成冊的木簡，有一冊為3枚木簡，內容是漢元帝永光二年（前42年）一個下級武官父死居喪的報告書；還有一冊為77支木簡編在一起，內容為漢和帝永元五年（93年）的賬簿，如包括兵器、錢穀、器物、車馬等分類賬簿，以及名冊、報表、家信等等。“冊書”的出現，專家們推測此小屋很可能是當時的檔案室，後來在此的發掘證實了這一推斷。
距城堡東門30米處，是廢棄物灰燼堆積，從中發掘出222支木簡和739件漢代遺物。這些漢簡有皇帝的詔書，甚至發掘出成冊的詔令集，如漢武帝時期的《詔書輯錄》殘冊，成帝永始三年（前14年）的《詔書冊》16枚木簡及王莽的《詔書輯錄》殘冊等。
（二）甲渠第四燧的瞭望台
距甲渠侯官城堡以南5公里許，有侯官和3個烽火台遺址，1913年貝格曼曾在此發現一枚漢簡，定名為“甲渠第四燧遺址”。漢長城侯官之間每隔約5公里建立一亭燧，用以夜間報警。每一燧下有若干烽火台，每燧有戍卒三、五人，多達30人左右，有一人經常瞭望，其餘則積薪、炊事等。“絲綢之路”從長安開始，共2萬餘里，僅漢朝境內就有1萬多里，在河西走廊則依仗烽燧保護商旅，它對“絲綢之路”作用重大。若匈奴南下，“以烽主晝，以燧主夜”，白天放煙，（在柴草中放入狼糞，煙則直入雲霄，故稱“狼煙”），夜間點火，以通敵情。在這裡出土的漢簡上，記載有第四侯長何某的治所，因而得知這裡是第四燧，後來成為第四侯侯長長駐在的烽燧。
（三）肩水金關的關城
肩水金關在甘肅省金塔縣，漢代是肩水侯官所屬的一座烽燧關城，歸張掖郡管轄。1930年貝格曼在這裡遺址發掘漢簡850多枚和50多件漢代遺物，如麻紙、封泥、筆、硯、木版畫等。
20世紀30年代初，貝格曼一行共在居延60個區域內挖掘，其中有21個區域發現漢簡，在挖掘的586個坑中，463個坑有漢簡，共掘出11000餘枚。1931年5月下旬，這批漢簡運抵北平，立即引起學術界震驚，許多史學家、考古學家、檔案學家參加整理和詮釋，成績很大。1937年抗戰爆發，這批漢簡經上海輾轉運至香港，又到美國，保存在美國國會圖書館，20世紀50年代又運到台灣，現存台北市的“中央研究院”。
1937年秋，在上海的簡牘照片原版毀於戰火，莫干先生將留下的照片副本帶到四川奧地南溪，繼續單獨研究，1943年他在四川出版了石印本的《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三部共四冊，1945年又出版了《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三部二冊，是迄今為止研究這批漢簡的權威之作。
1972年至1976年，中國考古隊又在居延地區全面、深入發掘，出土19637枚漢簡，其中有紀年的漢簡就達1222枚，乃歷年出土最多者。
20世紀這兩次大規模發掘的居延漢簡，其形成年代，上起西漢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下達東漢光武帝建武八年（32年），昭帝時最多，未發現建武八年以後至和帝（88年）以前的木簡，殤帝以後僅發現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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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武牧羊》
蘇武留胡節不辱，
雪地又冰天，
苦忍十九年，
渴飲雪，飢吞氈，
牧羊北海邊。
心存漢社稷，
旄落猶未還，
歷盡難中難，
心如鐵石堅，
夜坐塞上時聽笳聲入耳痛心酸。
轉眼北風起，
雁群漢關飛，
白髮娘，望兒歸，
紅妝守空闈。
三更同入夢，
兩地誰夢誰？
任海枯石爛，
大節不稍虧，
定教匈奴心驚膽顫拱扶漢德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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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陳居中蘇李別意圖卷絹本設色25.2x121.4cm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蘇武出使匈奴被羈，守節不屈，徙北海牧羊十九年；李陵出征匈奴，力竭被執而降，武帝誅其家，遂不得歸漢。李陵聞蘇武將返，特來相餞，泫然對泣，不勝哀戚。畫幅中蘇武與李陵握手道別，景物蕭瑟與人物愁蹙的表情相呼應。陳居中，生卒年不詳，寧宗嘉泰（西元一二○一至一二○四）年間，任職畫院待詔。此幅敷色古澹，從畫風看，約是十四世紀中期後人臨本。
宋 <wbr>陳居中《蘇李別意圖》卷解析
宋陳居中蘇李別意圖卷引首
《蘇李別意圖》卷引首：“陳居中畫蘇李別意圖，癸亥年許初為與齋題於京邸” ，題者為明代許初。
許初，明朝人，字復初，一字元復，以縣學生序貢授教職，擢南京太僕寺主簿，遷漢陽府通判。工篆，莊整而秀；兼善楷、草，法二王。亦工大書，不輕與人書。又能刻印。嘉靖三十一年(1552)嘗題仇英送朱子羽令鉛山圖。《吳縣志、萬姓統譜、詹氏小辨》 。
宋 <wbr>陳居中《蘇李別意圖》卷解析
宋陳居中蘇李別意圖卷局部
陳居中（生卒年不詳），南宋時期宮廷畫家。在畫史有關他的記載十分簡略，元代夏文彥《圖繪寶鑑》卷四中記有：“陳居中，嘉泰間畫院待詔，專工人物、蕃馬，佈景著色，可亞黃宗道。”另據《畫史會要》記載，陳居中曾在開禧三年（1207年）為崔麗人畫像，悉知他在1207年尚任職於畫院，並擅長畫肖像。
宋 <wbr>陳居中《蘇李別意圖》卷解析
宋陳居中蘇李別意圖卷局部
據考據，陳居中有出使金國並有可能受到金人長期羈留的經歷。甚至有學著懷疑他是宋代隨出國史官的間諜畫家（見《金代人馬畫考略及其他》、《文姬歸漢與陳居中使金》《南宋宮廷繪畫中的諜畫之謎》） 。
宋 <wbr>陳居中《蘇李別意圖》卷解析
宋陳居中蘇李別意圖卷局部
雖然有關陳居中的記載十分簡單，但他留下的作品卻比較多且十分精彩，這在南宋宮廷畫家中是十分難得的。就目前所知確為其真蹟的作品有《文姬歸漢圖》、《胡茄十八拍圖》、《絕塞逢春圖》、《進馬圖》、《四羊圖》等。這些作品所表現的多為歷史故事或少數民族風情題材，這與“專工人物、蕃馬”的記載是相吻合的。這些作品的畫法多樣，技藝高超，筆法精細，形像傳神，正如明人吳其貞在題陳居中《八駿圖》時所評：“精彩逼真似唐畫，系臨史道碩、韓乾之輩，為兩宋人物第一神品也。”
宋 <wbr>陳居中《蘇李別意圖》卷解析
宋陳居中蘇李別意圖卷鑑藏印
鑑藏印“蕉林秘玩”、“蕉林” 均為明代鑑藏家梁清標用印。
梁清標（1620～1691年）字玉立，號棠村、蕉林，別號蒼岩子。1643年（明崇禎十六年）中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是中國清初大學士、著名的書畫鑑賞家、收藏家。在順治、康熙兩朝先後任兵部、禮部、刑部、戶部尚書，後授保和殿大學士，職位非常顯赫。著名的王羲之的《蘭亭序》，李白的《上陽台》，閻立本的《步輦圖》以及宋徵宗的《柳鴉蘆雁圖》、顧愷之的《洛神賦》等，這些名家墨跡都曾是蕉林書屋的舊藏。他收藏的珍貴字畫多達數十萬卷，有“收藏甲天下”之美譽。另有“乾隆御覽之寶”等多方乾隆鑑藏印，說明此畫經明於齋、清梁清標、乾隆皇帝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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