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新豐鄉池和宮/「池府千歲」（池府王爺）/保生三真人信仰-為孫思邈與吳夲、許遜-大哥「金面」孫真人、老二「紅面」吳真人、老三「黑面」許真人/「代天巡狩」之王爺公，與媽祖信仰並稱，「三月瘋媽祖，四月王爺生」/王爺信仰之起源-主張王爺為瘟疫之神，此說以日本學者前島信次為代表。而史學家連橫，以漢人立場闡述王爺信仰，認為王爺乃指明末鄭成功父子三代而言-臺灣民間之王爺廟，主祀者以池王爺、朱王爺、李王爺最常見。池王爺濃眉大眼，深棕膚色，有長鬚，應為鄭成功之化身。朱王爺臉色紅潤，應為鄭經之化身。李王爺年輕英武，臉上無鬚，應為鄭克臧之化身，民間傳說克臧為鄭經螟蛉子，原姓李。 （1875）清廷准沈葆楨之奏敕建鄭成功專祠之前，臺灣民間不能公開祭祀鄭氏，乃有所變通，即將「鄭」王爺改為「池」王爺，因閩南泉州地區之腔調，「鄭」、「池」兩字音同而韻異，「鄭王爺」與「池王爺」三字連唸，其音極為相似，此一奧妙/王船之來由，以泉州富美宮、廈門馬巷廳元威殿及金門等地放流者居多，該區域原為明鄭王朝活動勢力範圍。故送王船儀式與祭祀鄭氏祖孫之關係緊密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Zpk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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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府千歲-開基祖廟-馬巷-
福建-同安-馬巷-元威殿
馬巷古鎮，原名馬家巷、馬厝巷，別稱舫山， 歷史上曾隸屬泉州府，今屬廈門管轄。池府開基祖廟--馬巷元威殿，又名元威堂，俗稱"池王宮"。
 明萬歷年間始建于馬巷五谷市榕樹下；明天啟二年(公元1622年)遷至現址；清乾隆29年(公元1764年)重修；民國四年(1915年)里人倡修，縣佐陳錫箴撰文鐫碑；1982年居民募修。自明迄今，元威殿威靈顯赫，香火鼎盛，名聞遐邇，分爐甚多，主要分布在閩南十三縣市(包括金門)、臺灣、以及新、馬、泰、菲等地達1000餘座。
元威殿簡史
馬巷古鎮，原名馬家巷、馬厝巷，別稱舫山，歷 史上曾隸屬泉州府，今屬廈門管轄。清乾隆42年(公元1703)，泉州府為加強對海島的管理，設置馬巷廳，轄現馬巷、新坪、內厝、新店及大小峭和大小金門。池府開基祖廟--馬巷元威殿，又名元威堂，俗稱"池王宮"。
明萬歷年間始建于馬巷五谷市榕樹下；明天啟二年(公元1622年)遷至現址；清乾隆29年(公元1764年)重修；民國四年(1915年)里人倡修，縣佐陳錫箴撰文鐫碑；1982年居民募修。自明迄今，元威殿威靈顯赫，香火鼎盛，名聞遐邇，分爐甚多，主要分布在閩南十三縣市(包括金門)、臺灣、以及新、馬、泰、菲等地達1000餘座。一年四季，謁拜者成群結隊，絡繹不絕，每逢池王壽誕日(農歷六月十八日)，更是人山人海，盛況空前。
由于池府祖廟聲名遠播，海內外影響甚廣，1991年被列為廈門市民間信仰對外開放點和縣級文物保護單位。隨著形勢的發展，殿宇雖歷次修茸，但年代久遠，樑腐橡蝕，屋漏墻傾，為此，各地善信極力倡議重建祖廟，1995年1月成立"馬巷元威殿池府祖廟重建委員會"。閩南、臺灣、金門等地分靈廟宇暨善信大發虔誠之心，慷慨資助，共襄重建善舉。1995年8月動工重建，翌年竣工。1997年2月18日(農曆)隆重舉行為期三天的落成典禮，700餘名海內外善信及當地領導光臨參加慶典。應臺灣善信建議，又于1998年8月初八(農曆)按古例舉行了奠安慶典(臺稱"入火安座")，臺、閩各地信眾千餘人專程參加。兩次慶典，場面熱烈，井然有序，深受各地善信贊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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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王爺信仰之起源，其身分、神格又如何？清代臺灣志書雖有記載，但多語焉不詳，致後人研究遭遇諸多困難。日人治臺之時，開始以社會學方法從事全臺寺廟之調查研究，主張王爺為瘟疫之神，此說以日本學者前島信次為代表。而史學家連橫，以漢人立場闡述王爺信仰，認為王爺乃指明末鄭成功父子三代而言。二次戰後，學界對於王爺之研究趨於宏觀，採較廣義且分類之方式進行多面向詮釋。今茲整理歷來各家之觀點，概述臺灣王爺之來由：
1、王爺為鄭成功父子孫三代 
　　此說以連橫為代表，其《臺灣通史》卷二十二「宗教志、神教條」有詳細論述：『唯臺灣所祀之王爺，自都邑以至郊鄙，山陬海澨，廟宇巍峨，水旱必告，歲時必禱，尊為一方之神。田夫牧豎，靡敢瀆謾。而其廟或曰「王公」，或曰「大人」，或曰「千歲」，神像俱雄而毅。其出游也，則稱「代天巡狩」。而詰其姓名，莫有知之者。嗚乎！是果何神，而令臺人之崇祀至於此極耶？顧吾聞之故老，延平郡王入臺後，闢土田、興教養，存明朔、抗滿人，精忠大義，震曜古今。及亡，民間建祠以祀，而時已歸清，語多避忌，故閃爍其辭，而以「王爺」稱。比如花蕊夫人之祀其故君，而假為梓潼之神也。亡國之痛，可以見矣！其言「代天巡狩」者，以明室既滅，而王開府東都，禮樂征伐。代行天子之事。故王爺之廟，皆曰「代天府」，而尊之為「大人」，為「千歲」，未敢昌言之也。』部分歷史學者據此，認為臺灣王爺信仰之「代天巡狩」、「送王船」、「王醮」等習俗，乃臺人懷念鄭氏而演變成之儀式行為。而臺灣王爺廟之三老爺廟、二王廟及大人廟等廟宇，供奉主神即為鄭氏父子或子孫三代。
王爺信仰系統之一為鄭氏父子三代，此為鄭成功畫像
　　關於王爺即鄭氏三代之論點，其要項整理如下：
　　（1）、臺灣民間或政府基於崇功報德之心理，於鄭成功逝世後建廟祭祀，其廟稱「將軍廟」。至鄭經殂逝，鄭克塽拜表請諡成功為武王、經為文王，兩王合葬於永康洲仔尾，合祀兩人之廟稱「二王廟」。後鄭克臧亡，因其生前未襲王爵，民間俗稱其為太子，故其廟稱「太子廟」。合祀鄭氏祖孫三人之廟則稱「大人廟」或「三老爺廟」，此類廟宇以今台南縣市及澎湖地區最多。
　　（2）、「三老爺廟」之神像，臉色深褐者為鄭成功，赤紅者為鄭經，白色者為鄭克臧，其顏色合乎祖孫三人之背景，蓋鄭成功反清復明，凡事事必躬親，長年受海風烈日之吹薰，故臉色黝黑。鄭經掌政時，國事率由手下諸將籌劃執行，少受風雨日曬，故臉色紅潤。克臧則長居深宮，未親戎行，卒年僅十八，故膚色白皙。
　　（3）、臺灣民間之王爺廟，主祀者以池王爺、朱王爺、李王爺最常見。池王爺濃眉大眼，深棕膚色，有長鬚，應為鄭成功之化身。朱王爺臉色紅潤，應為鄭經之化身。李王爺年輕英武，臉上無鬚，應為鄭克臧之化身，民間傳說克臧為鄭經螟蛉子，原姓李。 
　　（4）、關於王船之由來，乃因康熙39年（1700），清廷下令將鄭氏祖孫墳墓遷葬原籍福建南安，臺灣百姓無力阻撓，僅能以隆重牲禮祭祀，以表達不捨與思念；並有百姓駕小船隨鄭氏靈骨入海。其後，為緬懷鄭氏功德，乃造王船，設王爺像祭祀後奉送入海，並逐漸形成習俗。 
　　（5）、在光緒元年（1875）清廷准沈葆楨之奏敕建鄭成功專祠之前，臺灣民間不能公開祭祀鄭氏，乃有所變通，即將「鄭」王爺改為「池」王爺，因閩南泉州地區之腔調，「鄭」、「池」兩字音同而韻異，「鄭王爺」與「池王爺」三字連唸，其音極為相似，此一奧妙，不懂閩南語之清吏可能無法理解。 
　　（6）、臺灣氣候炎熱潮濕，被視為瘴癘之地，民間對瘟神相當敬畏，福州瘟神五帝信仰隨移民傳入臺灣，瘟神之祭典如瘟醮、送瘟船等儀式開始流行。紀念鄭氏之送「王船」活動得以依託在送「瘟船」之形式下進行。
　　（7）、王爺信仰由臺灣傳至閩南，經發展變化，再逆向傳播回臺灣。臺灣 王爺總廟南鯤鯓代天府，建於康熙元年（1662），最早稱鄭成功祠，臺灣歸清後始改稱王爺廟，其分靈廟宇遍及全臺及閩南。而臺灣西部沿海之王爺廟，不少是因海邊漂來王船而建廟；王船之來由，以泉州富美宮、廈門馬巷廳元威殿及金門等地放流者居多，該區域原為明鄭王朝活動勢力範圍。故送王船儀式與祭祀鄭氏祖孫之關係如何？深值探究。 
　　上述之論，自有其言之成理之處，但臺灣王爺廟之王爺姓氏繁多，鄭氏三代系統，應僅臺灣王爺信仰之一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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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
一六六一至一六六八年間的中荷戰爭，是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也曾是歐洲與中國軍隊之間意義最重大的一場武裝衝突，此一地位直到兩百年後，才被鴉片戰爭所取代。當然，歐洲在鴉片戰爭當中使用的是威力強大的工業化輪船，結果清帝國以慘敗收場。而中荷戰爭採用的武器，則是當時最先進的大砲、火槍與船隻，結果中國戰勝。
歷史修正主義者與反歷史修正主義者都明確提及這場戰役，但兩者從中得出的結論並不相同。歷史修正主義者認為國姓爺打敗荷蘭，證明歐洲在亞洲的強制性權力頗為有限。反歷史修正主義者卻反駁指出，國姓爺之所以能夠戰勝，純粹是因為他採用了歐洲的軍事科技，所以這場戰役其實支持了舊模型。
哪一方說得對？本書將循序漸進地提出我的完整論證，但我願意在此先概述我的研究發現。荷蘭的優勢並不在於大砲與火槍。如同揆一所認知到的，國姓爺軍隊的大砲威力並不遜於荷軍，這點也已為華人史學界所證實。舉例來說，台灣的一名學者指出，只要對國姓爺的火砲及其使用方式加以分析，就不免令人「訝異於他麾下軍隊的現代化程度」。此外，荷蘭的火槍部隊雖然採用本國發明的排槍射擊法，能夠達成連續射擊的致命效果，但面對國姓爺的部隊，卻無用武之地。實際上，中國早在兩百多年前就發展出排槍射擊的方法。國姓爺的士兵訓練精良、紀律嚴明，又受到妥善的領導，因此荷軍部隊的陣式無可避免地潰散，導致人員四散奔逃。
所以，荷蘭的優勢其實在於這兩者：文藝復興堡壘與舷側砲戰艦。文藝復興堡壘是軍事革命模型的核心要素，而荷蘭人在台灣建造的這麼一座要塞，就阻礙了國姓爺的攻擊（圖二）。國姓爺打過的圍城戰雖然不下數十次，也攻陷過更大的堡壘與更厚實的城牆，但卻無法自行找出方法破解荷蘭堡壘的交叉火力。直到他獲得荷方一名叛降人士的協助——就是我先前提到的那個言行粗鄙的日耳曼酒鬼——才終於得以克服荷軍的防守。
《決戰熱蘭遮》內文附圖－圖_2
Photo Credit: 時報出版
至於有關荷蘭船隻的論點，則稍微複雜些。在此只需簡單說明一點，即荷蘭的船艦正如軍事革命模型預測的一樣，在深水作戰中能夠輕易擊敗中國戰艦。這點可明確見於中國的史料。而且，中國與荷蘭對於海戰的描寫，都顯示中國的戰艦指揮官必須採用奇招，才能克服荷蘭海軍的優越性。除此之外，荷蘭的船隻似乎還有另一項優勢：逆風而行的能力遠遠超越中國船隻。這是支持歐洲航海能力優越性的一項古老論點，有些人也很可能會提出異議。不過，我們後續將會看到，荷蘭人逆風航行的能力差點扭轉了戰局，在戰爭中的一個關鍵時刻令國姓爺訝異不已，也導致他的將領陷入一片慌亂。
這些要點以及該場戰爭的其他資料都堪為軍事革命模型的佐證，由此得出的結論，則是介於歷史修正主義者及其反對者的立場之間。反歷史修正主義者認為荷蘭在戰爭方面的科技水準高於中國，這種看法確實沒錯；但歷史修正主義者認為這項落差不大，可輕易被彌補的觀點，也一樣正確。國姓爺使用的武器，比一百年前的武器還要先進，所以我們不該輕易採信以往的舊式論述，認為亞洲社會停滯不前，歐洲社會則是充滿活力。過去四十年來大量出現的亞洲歷史資料，已明確指出這種論點全然不實。
就許多方面而言，亞洲與歐洲社會都沿著類似的道路前進，邁向專門化、商業化、更有效的農業技術以及更致命的武器。不過，歷史修正主義者也應該承認，至少在特定的領域當中，歐洲社會的發展確實比較快。也許歐、亞兩洲不是在一八〇〇年突然出現大分流，而是從十六世紀開始出現速度逐步加快的小分流。在許多領域當中，這種小分流可能難以察覺或是根本不存在。不過，隨著數十年悠悠而過，分流的速度愈來愈快，結果到了工業化時期——也就是西方的大起飛——這樣的分流變得極為迅速，以致事後回顧起來，彷彿是一場突然發生的劇烈變動。
這些關於歷史修正主義辯論的論點都很重要，但本書不只是一部長篇論述，也是針對這場深具重要性但欠缺理解的衝突所撰寫的敘事史。歷史文獻與教科書經常提及中荷戰爭，但無論在任何種語言裡，卻都不曾有人利用中西現存史料，針對這場戰爭從事重大研究。史學家無疑會再發掘新文件，並且在本書中發現錯誤與疏漏，但我希望這部著作能夠促成世人對於全球史當中這起引人入勝的事件，有更多了解。
撰寫本書確實為我帶來許多樂趣。在我閱讀史料的過程中，有一點令我深感著迷，就是天氣——地球本身——竟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風暴不只一次扭轉了這場戰役的局勢。在戰爭還沒開始之前，一場颱風就摧毀了台灣的一座荷蘭堡壘，並且大幅改變這座堡壘所在的沙洲，以致荷蘭人根本無法加以重建。揆一因此難以抵禦國姓爺的入侵。此外，原本有支救援艦隊應揆一的要求逆風前來，卻遭到另一場風暴的阻撓，導致其中一艘船隻撞上陸地，更重要的是，破壞了揆一原本希望達成的出其不意的效果。暴潮、出乎意料的洋流、怪風——自然的力量一次又一次改變了戰局的發展。我因此認定，自然力量是這場戰爭中最重要的一項因素。
我稱之為「自然力量」，原因是在我眼中看來，種種影響因素都體現了這個優美絢麗但對人類漠不關心的宇宙所具有的不可預測性。如同我一個身為植物學家的朋友所說的：「星辰怎麼可能會關心某個銀河邊緣的一群黏菌呢？」不過，那時候的荷蘭人與漢人，當然不這麼想。雙方都認為冥冥之中必然有一股崇高的力量干預著人間事務：荷蘭人稱之為上帝，漢人稱之為老天爺。儘管他們雙方的宇宙觀與神學觀各自不同，但卻都認為風暴與潮汐、饑荒與洪水乃是天意。交戰雙方都認為上天站在自己這邊——或者應該站在自己這邊——這顯然是人的本性。
我之所以一再提及自然的力量，主要是受到史料當中記載的影響；但我會對這點深感共鳴，則是因為我也企圖理解當前這個時代：如今，氣候災難的陰影揮之不去，自然界更是即將發揮人類史上前所未有的衝擊力。自然界在十七世紀中葉也曾造成重大的衝擊，就在本書描寫的事件發生之際，全球氣候突然迅速降溫。降溫本身也許不至於造成太大的問題，但溫度下降，卻伴隨了劇烈的氣候不穩定，正如全球暖化也將帶來同樣的影響。當時陸續發生了水災與旱災、蝗災與饑荒、暴動與叛亂。強盜四處橫行，政府垮台的情形更是空前絕後。實際上，若非因為十七世紀的全球氣候危機，中荷戰爭說不定根本不會發生。國姓爺也許會成為一名儒生，忙著寫詩以及追求科舉功名；荷蘭統治台灣的時間，也可能會再延長幾個世代。
那麼，國姓爺戰勝是因為他正好受到天氣的眷顧嗎？非也。儘管運氣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國姓爺卻是贏在他的領導能力。比起荷軍，他的部隊訓練比較精良、紀律比較嚴整，更重要的是，將領的指揮能力也比較出色。再加上中國「戰爭之道」的豐富軍事傳統，國姓爺與他手下的將領於是一再挫敗荷軍。
直到今日，西方與中國仍普遍存在一種想法，認為中國人並不重視戰爭。然而，我們已逐漸發現這種觀念有多麼不符事實。實際上，近來就有一位中國史學家指出：「在一八〇〇年以前，中國的軍事傳統是世界上其他民族都無可比擬的。」
因此，中荷戰爭為我們帶來軍事史方面的珍貴教訓。這場戰役發生的時候，中國與西方的科技水準大致相當，和當今的狀況比較相似，而不像其他的中西戰爭——如鴉片戰爭、八國聯軍以及韓戰，都是發生在西方科技遠遠勝過中國的情況下。軍事史學家向來假定有一種「西方的戰爭方式」，一種「西方獨有的作戰方法……使得歐洲人成為文明史上最致命的士兵」。不過，這種論點的支持者通常對中國軍事傳統一無所知。在中荷戰爭裡，中國軍隊的戰略、戰術與領導作為都較為傑出，且這一切背後的行動守則，都是取自中國源遠流長的歷史，一段與歐洲史一樣充滿戰爭的歷史。我閱讀的中文史料，攙雜了許多古代經典的智慧，如《孫子兵法》與《三國演義》。實際上，中國史學家向來認為國姓爺之所以能夠戰勝荷蘭人，正是因為他精通中國傳統的軍事智慧。
在我的學術生涯中，我經常覺得自己似乎走在鋼索上，試圖在歐洲中心論與過度以亞洲為中心的論點之間取得平衡。每當我開始覺得自己重心不穩時，我發現最好的做法，就是向史料求救。歐洲文獻明確記載了荷軍如何一再敗於鄭軍將領的謀略下，中文文獻也毫不諱言「紅夷」的武器與船艦較為精良。雙方都深深認為自然的力量——無論是全能的上帝還是天意——乃是人類事務的至高決定因素。
所以，且讓我們回到十七世紀初，在戰爭開始之前，當時揆一的前任官員正忙著奠定荷蘭帝國在東印度的基礎。他們試圖在利潤豐厚的對明貿易當中分一杯羹，從而發現自己需要漢人的協助。他們結識的其中一名漢人，就是國姓爺的父親：一個名叫鄭芝龍的海盜。鄭芝龍協助荷蘭人把台灣這座殖民地發展為荷蘭海上帝國「王冠上最美的一顆珍珠」，荷蘭人則是協助鄭芝龍成為全世界最強大的海盜，而他也善用這個地位，攢積了大筆財富，收入甚至超越荷蘭東印度公司。由於他的財富與權勢大致上都遺留給了他的兒子，因此我們可以說，荷蘭東印度公司其實協助造就了後來打敗他們自己的人。
相關書摘 ►《決戰熱蘭遮》：鄭成功擊敗荷蘭的關鍵因素是什麼？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決戰熱蘭遮：中國首次擊敗西方的關鍵戰役（全新審訂版）》，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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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歐陽泰（Tonio Andrade）
譯者：陳信宏
聲名鵲起的漢學家歐陽泰，在挑戰全球史領域的重大議題：「為何西方主宰了近代世界的形成？而非中國？」之中，發現了鄭成功與荷蘭東印度公司之戰的重要性。歐陽泰以此戰為主軸，詳細地描述了這場十七世紀中最具世界史意義的戰爭細節，以及台荷雙方在軍事科技及戰略的差異，如何讓鄭成功翻轉本來可能失敗的結局。
透過這場影響東西未來百年布局之戰，我們得以一窺火藥科技發展的堂奧，以及科技對戰爭成王敗寇之影響，並打破過往「十五世紀後西方突飛猛進」之推論，驗證了十七世紀中西實力尚在勢均力敵的年代。
本書融合歐洲軍事卓越主義與歷史修正主義學派的優點，為軍事史研究中的傑作。更難能可貴的是，歐陽泰挖掘大量的文獻，化繁為簡，還原台荷大戰的現場，使讀者彷彿身臨其境，鳥瞰全局。是研究台灣史的學者及一般大眾不可錯過的精彩作品。
《決戰熱蘭遮》本為《火藥時代》架構的一部分，兩書皆旨在探討「西方為何能取得現代世界的主導權？中國為何衰落？」，並陳述東西方在軍事發展上的分野。而鄭成功與荷蘭東印度公司之戰，正是歐洲經歷軍事革命的時刻，足以佐證十七世紀東西方的實力尚在勢均力敵之間，打破傳統對於十五世紀後西方突飛猛進的印象。這也使得詳細描述台荷之戰的《決戰熱蘭遮》，不僅具備台灣史的研究價值，更在軍事科技史上別具意義。

中國文化和旅遊部公告暫停47個城市來台自由行，擔憂觀光產業受衝擊的金門縣長楊鎮浯、連江縣長劉增應、澎湖縣長賴峰偉，連袂前往北京拜會國台辦務主任劉結一〈為了賺錢，豬瘟也沒關係嗎？別讓離島成為防疫破口〉）還對媒體直言「統戰也沒關係」https://is.gd/yIyo4t三番兩次去乞求，無疑是要引入中國強烈的併吞意圖。在台灣會受到中國旅客這類政治性客群衝擊的，都是過去吸食黨國裙帶資本主義、兩岸買辦奶水的人；地方首長爭取旅遊合作，沒有人會反對，但是重點是爭取的對象。以縣長的身分去到中國，而不是交由旅遊處長，這就是在政治上的輸誠，透過自我矮化與政治訂單所造成的政治效果，就是淪為中國同路人。澎湖經濟自主的命脈更不能交到中國手上。澎湖沒有窮到這麼卑微，賴峰偉縣長，莫做「台灣吳三桂」！ https://is.gd/Trhb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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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範街「一邊一國」？ 金門老街一夜翻「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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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模範街」因為兩岸國旗高高掛，一下子出現不少參觀人潮。（記者吳正庭攝）
2018-01-01 14:50
〔記者吳正庭／金門報導〕金門老街出現新景點，知名的「模範街」同時出現中華民國國旗與中國五星旗對掛，既是「一邊一國」又像「兩岸一家親」，今天成了遊客打卡、自拍的「特色一條街」。
倡建於1924年的模範街，原來只有「雙十」國慶懸掛國旗，元旦突然一片「紅海」，兩側老屋的牆柱各自掛上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中國五星旗，旗海飛揚，十分醒目。
老街一夜翻紅，許多商家仍「保密到家」，說不知道「誰插的」；還有人悄悄喊話，要是在戰地政務年代，「早被當匪諜抓去關」。大家你一言、我一語，指著在場整理旗幟的「管區」東門里長蔡祥坤說：「你要紅到北京去了」。
蔡祥坤說，這個想法來自模範街長大的金門陶藝工作者王明宗，其實兩個人的動機很單純，就只是想要「拚經濟」。
王明宗說，這是一種裝置藝術，也是一種文創；現在到金門觀光的遊客，中國人明顯比台灣客成長很多，不管是「一邊一國」或是「一國兩制」，都是在創造話題，吸引人潮；希望能對提升老街商機有幫助。
剛好遇上元旦假期，加上臉書發酵，前往一探究竟、打卡、拍照的人越來越多，兩名廈門學生在異地看到五星旗感覺「很親切」，一名李姓台灣客說「象徵兩岸可以共存共榮啊」，另名旅台鄉親說，我們也常到厦門，很習慣看到五星旗；有人形容是金門的「板門店」。
老街首見兩岸國旗飄揚，還有人說像是南北韓中線，看到老街「活」了起來，蔡祥坤和王明宗眼中都亮了光彩表示，會一直放到農曆春節，也期盼駕駛汽車的朋友，盡量不要再把車開進老街，影響遊客安全。
金門「模範街」同時掛上兩岸國旗，吸引不少遊客參觀、打卡。（記者吳正庭攝）
金門陶藝工作者王明宗（左）、東門里長蔡祥坤（右）整理旗幟時表示，此舉希望能幫忙帶動模範街商機。（記者吳正庭攝）

《強國爭霸南海夢》：在金門島上，你無法分辨共產主義或資本主義、民主或專制 -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從鞭笞懺悔到王爺遶境：瘟疫時代中的民俗信仰
作者 康豹主講 謝元凱整理從鞭笞懺悔到王爺遶境：瘟疫時代中的民俗信仰 ｜ 康豹主講、謝元凱整理 ／ 大愛電視《人文講堂》 ｜ 獨立評論 https://bit.ly/3e4PNOm
2020-10-24
東港迎王祭典繞境時，信眾會在籃子放入全家的紙人替身，康豹表示這是「讓社區的不幸、家庭的不幸，透過三年一次的燒王船儀式來解決」。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全球新冠病毒疫情仍然持續發燒，從人類歷史來看，瘟疫始終與社會群聚生活相左右。歐洲先後多次發生俗稱黑死病的鼠疫，造成大半人口死亡；19世紀中葉，清末開港通商，隨著外國船隻進港，也讓鼠疫與霍亂等傳染病入侵傳播，中央研究院特聘研究員康豹苦笑這是「開港通殤」。而現代國際交通發達便捷，更是快速釀成全球性的瘟疫災難。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康豹，舉古今中外疫病之例，暢談不同時代的人們，對於宗教相同的寄託。圖片來源：大愛電視提供。
鞭笞、懺悔，是人類面對疾病肆虐時的宗教模式
對抗疫病時，人類並非完全無知。若對照現今各國疫情嚴重時，採取的隔離與封城方式，其實自古有之。中古世紀鼠疫流行時，歐洲人民同樣十分害怕傳染，會戴上鳥嘴型的面具口罩，政府規定染病者需要在家裡待40天，門口畫一個紅色十字架，禁止出門，飲食也是外送。過了40天如果沒發病才能出門，然後在門口畫上白色十字架來區別。
在科學尚未昌明之前，人類面臨重大災禍或瘟疫時，總是透過宗教來解決問題。早期西方社會甚至有歸咎於巫婆或女巫的信仰迷思，以火刑燒死這些代罪羔羊。虔誠的信徒不但背著十字架，還會自笞鞭打贖罪，以求上帝赦免。而台灣的王爺信仰，也有類似的宗教懺悔行為與儀式。例如「舉枷」扮犯人，在王醮祭典期間，跟著王爺神轎一起走三天三夜，也是為了贖罪，以除去家人或自己的病痛。此外，還有透過「祭改」，消災除厄。最特別的是屏東東港的王爺廟東隆宮，還有許多人聞名前往「討打」，以責杖懲罰儀式來求得改運。
台灣俗諺「三月瘋媽祖，四月王爺生」，道出台灣民間兩大神祇信仰的重要性。王爺是什麼樣的神明？居住在台灣的老百姓可能都未必清楚。來自美國的康豹一頭栽入台灣民間廟會，研究宗教信仰超過20年，他認為宗教並非全然迷信，而是民眾過日子的仰賴，尤其是王爺信仰和西方傳統的神判儀式與受難儀式類似，一旦遭遇像瘟疫一樣的災禍時，成為安定民心、獲得救贖的管道，也是處理社會問題的重要方式。
從不多的歷史文獻如《臺灣府志》記載，王爺信仰的燒王船送瘟儀式，從清朝初期便已開始，到了日據時期，也是將王爺視為瘟神，可守境安民、祛瘟除疫。東港迎王祭典繞境時，會選擇曾經發生過不幸事件的地區，例如車禍、自殺、意外，讓畫著臉譜的「魔鬼特攻隊」由八家將、五毒大帝等陣頭，趕走這些地方的厲鬼和災禍。康豹形容，這就像是「地獄的警察」。
王船繞境最後一天，信眾除了膜拜，還準備一個籃子，裡面放著全家的紙人替身，拜完後就一起燒掉。康豹表示這是「讓社區的不幸、家庭的不幸，透過三年一次的燒王船儀式來解決」。燒王船是整個迎王平安祭典的最高潮，此外還會舉行「和瘟」儀式，不是祛瘟，而是要與瘟疫和平相處，請老天爺赦罪。由道士來發一個天赦符命，然後貼在船帆上，與王船一起燒掉，達到淨化功能。
廟會、繞境、驅鬼
相較歐洲，台灣現代並未發生過嚴重的大瘟疫，即使2003年的SARS，也沒有造成大規模感染死亡，為何還會舉行這些王爺祭典儀式？康豹以英國人類學家特納（Victor Turner）提出的「受難儀式」概念來理解，其實這是在回顧當地的悲情、驅逐不平安、以及面對自己的痛苦。也就是表面上處理天災人禍，實際上是在處理社會問題。就像許多宗教審判，強調天堂與地獄，要人懺悔罪過。在台灣就是由城隍爺、東嶽大帝、大眾爺、地藏王菩薩等主宰地獄司法神明的宮廟來施行，具有「神判儀式」的教化功能。
以台北的霞海城隍廟為例，當年因為大稻埕的茶商致富，所以酬神謝恩，但其實是開港通商後，大稻埕一再發生鼠疫，於是請神明代天巡守，白天繞境，晚上暗訪，由七爺八爺驅鬼。雖然自1895年日本據台後，幾乎全面禁止廟會活動，但後來鼠疫爆發，日本在台總督府以公共衛生方法處理也束手無策，於是1898年單獨開放霞海城隍廟的廟會，然而民間信仰勢不可擋，後來只好恢復廟會活動，讓百姓自行處理疫情。
艋舺也是開港通商以來，一直就有繞境活動。2003年的SARS爆發，位在萬華的和平醫院封院，當地人相當擔心，於是請青山王廟提早舉行繞境，結果不久之後疫情巧合結束，至今萬華人仍津津樂道那次奇蹟。
康豹以前曾經深入研究新莊地藏庵，當地於1900年到1912年間，也是不斷發生瘟疫，日本政府也允許繞境活動，請來官將首驅除瘟疫造成的亡魂，與東港同樣有扮犯人贖罪的儀式。
台灣各地林林總總的王爺或神明信仰與瘟疫息息相關，康豹認為，宗教活動即使在現代台灣社會，依然具有正面功能。以新竹城隍廟為例，一年一次的懺悔贖罪儀式上還可以看到很多年輕人，戴著象徵性的紙枷鎖在街上行走，為了長輩或自己來消災解厄除病。
古今中外，宗教具有廣大恆久的能量，不論有無信仰、信仰為何，對於世間眾生、諸佛萬神，未知的宇宙奧秘，心存謙卑尊敬，多行善事，或許這才是讓人獲得真正救贖的良藥解方。
從鞭笞懺悔到王爺遶境：瘟疫時代中的民俗信仰 ｜ 康豹主講、謝元凱整理 ／ 大愛電視《人文講堂》 ｜ 獨立評論 https://bit.ly/3e4PN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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