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注意的百年紀念：1915年台灣全島一統格局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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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於 1 月 27, 2015
「理蕃事業到此即為最終良果。永久不忘。」──《臺灣日日新報》，1915年1月15日
圖一：1901年的台灣地圖，紅色線是「隘勇線」，它分隔著日本完全控制之地區與原住民領域。”Formosa from the latest Japanese government surveys.” 1901. Map in James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London/New York, Macmillan , 1903.
100年前被視為應該「永久不忘」的大事在今天好像沒什麼人注意。
這件事造就了一個政治地理結構，而若沒有這個結構，2014年11月底的縣市長選舉結果的地圖或許是這樣：
圖二：根據1901年隘勇線切割後的台灣2014選舉結果圖。選舉結果圖取自：cba Tjs2012之作品。
當然，這是半開玩笑的：歷史是眾多變數造成的，畢竟不能以「假如」去推想。這張圖只是為了突顯：現在台灣全島皆由同一個政權統治的現實構造是晚近某個歷史過程所造成的。此處所謂的「晚近」是相對於台灣數千年的歷史。
遺世獨立的海島，原住民部落組成的拼圖
關於400年之前的台灣歷史，我們所知的極其有限。但我們幾乎可以確言：自台灣有人居住以來，這個島嶼在絕大部份的時間內並不是由單一政權管轄。
沒有任何證據能告訴我們說，台灣原住民曾經組成全島性的政治構造。而且，從原住民的技術能力（含資訊傳遞的方法）、人口組成、經濟型態與世界觀（含政治觀念）等方面來看，他們極難在本島錯綜複雜的地理環境中創造出這種政治構造。
最有名的「大肚王國」位於中彰投地域。它形成於特定的地理空間之中，那種「部落共主」式的鬆散結構限制了其擴張能力。即使有某位「大肚王」夢想征服世界（台灣）而建立一支強大軍隊，這位台灣版成吉思汗也不太可能在有生之年完成這個計劃，甚至他的孫子都未必能夠達成祖父遺志。我們等一下會看到，這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
難以達成並不等於「絕不可能」。假如台灣遺世獨立的狀態持續到今天，亦即讓原住民多擁有四個世紀，繼續獨享這個空間，那麼，來日首批上岸的外來者可能會被「台灣聯合王國」的軍警逮捕——喔，不對，國名或許不是台灣，且絕不會是福爾摩沙，而是以某種原住民語命名，這個假設中的國名或許意指「神寵之地」或…「海中樂土」等等。可是，您是知道的：這種事絕不可能發生，因為接連來到的殖民者改變了一切。
荷蘭殖民地：紅毛番的嘉南平原
從現在算起的九年後，亦即在2024年，我們應該會記得為荷蘭人在台建立殖民地舉辦紀念活動吧？距今390年前，他們從「低地國」來到日本人所謂的「高山國」，在當年還是個海灣的台南市安平區落腳，以此地為中心據點，向內陸擴張勢力範圍。彼時的荷蘭是最先進的國家之一，在來到台灣之前，他們已經發明了顯微鏡與望遠鏡。雖擁有種種技術優勢，荷蘭人在台的38年期間內並未佔領全島。
圖三：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離職職員於1652年繪製的台灣地圖。由地名標示可見，荷蘭人的主要控制區域僅限於西南沿海地帶。Caspar Schmalkalden, Insula Formosa（福爾摩沙島）. Via Gotha Research Library/Wikimedia Commons.
寬鬆而言，荷蘭人勢力所及的範圍圍繞著島嶼中央的山區，在平地勉強構成一個環狀。在這個其實是斷斷續續的環狀地帶，他們的有效控制範圍頂多僅止於濁水溪到高屏溪的平原，另外還有從西班牙人手中奪得的雞籠、淡水兩個要塞地及其周邊；其它的地方則只能算是被他們間接統治（請參閱中研院台史所的「部落集會區」地圖）。山區則幾乎百分之百是原住民的天下，因為一進入山林作戰，荷蘭人的武器優勢頓失，處境比300年後在越南叢林中的美國大兵更悽慘。
荷蘭在台灣建立殖民地之首要目的是在這個島嶼擁有據點，便利荷蘭東印度公司跟中、日貿易往來。土地的擁有是由此而衍生出來的次要事項，所以他們部署在台灣的部隊相當有限。其兵力盤據一方有餘，但絕對不夠他們持續地投入於征服與佔領。曾在台灣北海岸建立兩個要塞的西班牙人也一樣。由於兵員人數不足且缺乏來自菲律賓的奧援，西班牙軍隊在荷蘭大舉進犯時，寡不敵眾，無奈地讓出雞籠、淡水。幾年之後，這個故事的加強版在南台灣的荷蘭基地上演。
由於平常沒在平原上廣佈守軍，荷蘭人在熱蘭遮城（Zeelandia）遭鄭成功軍隊包圍時只能指望爪哇島上的巴達維亞（Batavia）派兵遣艦來解救苦難同胞，完全沒有陸上的後援部隊來對鄭軍進行反包圍。僅從這場戰役就可看出，荷蘭人在嘉南平原上僅以機動方式維繫其霸權。
鄭氏三代：嘉南平原上的短命小霸王
趕走「紅毛番」的鄭成功當然不是來替西班牙人報仇，但也不是來「收復」台灣。「收復」兩字在此絕對是昧於事實或故意歪曲歷史的產物。事實上，漢人未曾統治過這個地方（何況，鄭成功的母親是日本人）。當時有資格說「收復」失土的人只有原住民。講難聽一點，「國姓爺」是「跑路」來這裡的。雖然鄭成功仍掌握廈門，但是情勢對他愈來愈不利，他因而打算為自己創造出一個「大後方」。
鄭氏三代從未統治過整個台灣。鄭成功在奪下荷蘭領土的四個月之後突然發狂，旋即去世。鄭經之軍事才能遠遜其父，而且還在三藩之亂期間親自跨海回福建領導作戰，多少耗掉可供在台灣擴張的能量。鄭氏三代在台灣的統治前後僅21年，其實際掌控的範圍相當有限。相較於荷蘭人，他們最主要的軍事突破是侵略大肚王國。雖曾向北用兵，東寧王國主要的統治區域僅限於台南至高雄北部的沿海地帶，亦即他們所設置的「一府二縣」：
圖四：疊圖為〈明鄭時期臺灣行政疆域圖〉，引用自：c 中央研究院，《臺灣歷史文化地圖系統》第一版，（台北，中央研究院，2003年9月）。黃色部份為慕容理深所加。
在這個區域以外，鄭氏王國向南、向北各設置了一些軍隊屯墾區。這些點狀分布的據點最北在現今的嘉義縣鹿草鄉，最南到高雄後勁、仁武一帶，最東到台南市山上區。全部加起來，真正在鄭氏王國手上的土地面積不見得比現在的台南市大到哪裡去。
清帝國領域：歷時230年仍未完成的環形
清帝國之所以要消滅鄭氏王朝，本是為了防止他們再度跨海來「反清復明」，並非要取得其土地，因為台灣「自古不屬中國」（《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卷十》）、「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康熙皇帝語，見《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一百十二》）。康熙皇帝最後採納施琅等人的建議，繼續佔領鄭氏王國的領土，同時嚴限人民渡海到臺灣，以免「奸宄之徒竄匿其中」。用現代白話講，要防止這個地方又變成「反攻大陸」的基地，所以要阻止漢人來到這個天高皇帝遠的鬼地方。
由於這種邊防為主的守勢心態，清帝國在台灣長期未積極派遣軍隊去開疆拓土。讓原住民繼續保有他們的地盤：這種態勢有利於清帝國的戰略佈局，因為可以抑遏漢人在此地的發展。稍微更仔細一點講：清帝國在台的統治長期地操弄利用漢人、「熟番」、「生番」之間的矛盾（詳見柯志明的《番頭家》）。使各族群互相牽制、彼此相殘，這樣一來，帝國就不必維持大量的軍隊在這個邊境地帶防堵反清勢力。
不過，從最初的設官治理到最後的割讓撤守，在長達212年的期間內，清帝國在台灣的領地還是擴大了好幾倍。朝廷雖長期維持最初的「渡臺禁令」，但既然「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一直是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閩南、粵東乃就近利用移民台灣來舒緩日益增加的人口壓力。在一波波移民的巧取豪奪下，原住民的土地變成漢人的財產。另一方面，面對日漸強勢的漢人族群，部份原住民改變族群認同，變成了漢人。關於這個複雜過程，以上僅作簡單描述。在此，我們的重點還是放在族群領域的主要變遷。
柯志明之巨著《番頭家》附有一張超精細的乾隆15年、25年（1760）番界地圖。藉由該圖，我們可以作個今昔對照：在鄭氏王國滅亡75年後，現今的台北市已變成漢人的天下，但是如今以放天燈著稱的平溪依然屬於原住民的地盤；從平溪往西南走，石碇、新店、三峽、大溪、龍潭，乃至於楊梅與湖口兩區的南部，也全在「番界」的另一邊。由桃園稍向南行：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清大、交大之所在地當時也都屬於「番人」的世界。再往南走：今天的苗栗市東界幾乎就是當年的「番界」；公館、銅鑼、三義也都還在原住民的掌控之中，三分之二的通霄也是。西部的原住民地域已經完全不臨海，最接近海岸的地方就在通霄。
到了19世紀初，漢人已進佔蘭陽平原。從蘭陽平原經台北盆地，一路沿著中央山脈西麓南下至屏東平原，全部都是漢人的天下。在這個拓展的過程中，清帝國官員跟在移民後面，漸次地把統治區域擴至漢人居民夠多的地方（先皇有交代：不能出現第二個鄭成功）。這個規模一直維持到光緒皇帝即位前夕的1874年。
圖五：原始圖片出處：c 中央研究院，《臺灣歷史文化地圖系統》第一版，（台北，中央研究院，2003年9月）。
接手鄭氏王國的領土後，經過了191年，清帝國只統治了半個台灣。
地勢天險使原住民得以守住這個島嶼的半壁江山。對於以務農為主的漢人而言，中央山區的經濟價值甚低（當時沒人想到要種高山水果或高冷蔬菜，而且就算種了，也很難搬運下來平地）。而且，對於漢人而言，那些屬於「生番」的山區是個危險的世界。擅闖其中，無異於讓自己變成人家的活靶（不少原住民因狩獵的訓練與工具而具有相當程度的自衛能力）。硬搶已行不通，軟招也難施展：歷經幾個世代的來往交涉，跟漢人有接觸的原住民早就看穿漢人的「步數」。此外，漢人自己內部械鬥頻仍，閩vs.客、漳vs.泉、這庄vs.那庄…講得誇張些：任何人群區別界線都可能被用來揪團組隊，任何藉口理由都可能引爆集體火拼。相較之下，我覺得拓荒時期的美國西部可謂一片祥和。漢人的內鬥給了原住民一些喘息的時間。
另一方面，隨著生存空間遭外力壓縮，許多原住民社群展開遷徙，爭搶其他部落的傳統領域，而歷經百多年的爭鬥而存活的群體大多是強中之強。械鬥雖使漢人武藝精進，但那一點拳腳刀劍功夫還不足以讓他們任意挑戰山中的「兇番」。
因此，漢人的擴張遇到瓶頸，頂多只能零星地進入恆春半島西側與蘇澳以南的東部，而清帝國的疆界在1810-1874年期間也就未進一步明顯東移。將1874年的帝國邊界放到台灣的地形圖上，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這個由地理空間所造成的政治現實：
圖七：Charles Lacoste, ‘Chine et Corée‘, in Louis Édouard Desbuissons et al., Nouvel atlas illustré.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Paris, Direction et administration, 1891. 局部. From: can David Rumsey Historical Map Collection.
19世紀出版於歐美的地圖有少數標示出這條界線，例如於1892年在巴黎出版的一本地圖集：
圖七：Charles Lacoste, ‘Chine et Corée‘, in Louis Édouard Desbuissons et al., Nouvel atlas illustré.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Paris, Direction et administration, 1891. 局部. From: can David Rumsey Historical Map Collection.
在圖七中，縱貫台灣的虛線大致跟我們剛才看到的1874年帝國邊界相同。不過，西方人的資訊更新的速度還相當慢。清帝國其實已於1875年開始擴大島上統治區域，在阿嘉的海角家鄉設置恆春廳，並在恆春與蘇澳之間設卑南廳來掌管「理番」事務。跟前幾次不同的是，此舉並非為了因應漢人領域的擴張，而是因為發生在恆春半島的「牡丹社事件」使清廷擔憂外國勢力以後可能藉機進駐這些「化外之地」。
新設的行政區域是沈葆禎「開山撫番」政策的體制配套，目的在於打通花東縱谷，藉以控制蘇澳至恆春的東岸。很多台灣人在中學時只讀到簡略到不能再簡略的「開山撫番」，而歷史老師也未必講述其內容與結果（現在的老師平均素質較高，有些人可能會講得仔細些）。單看這個名詞，人們會誤以為這個政策使得「山區」全部開發、「番人」悉數歸順。真實情況並非如此
最顯著的事實：因沈葆禎新政而開闢的八條東西向越嶺道路有些才用了兩、三年就報廢，有些甚至只用了幾個月。主因不是偷工減料，而是截殺命案造成的恐懼。無法在沿線達成面的控制，路就不通；路不通，官兵就難以前進控制：惡性循環下，許多條新闢的道路就被大自然逐漸吞噬（當時建造的當然不是鋼筋水泥與柏油路面）。開山撫番並非沒有成果，但僅從道路經營，我們就可瞥見其限制。
「開山撫番」開始於1870年代中期，配套措施之一是開放移民、移民實邊，因此終於解除海禁與山禁（1875）。鴉片戰爭後，歷經三十多年，清廷終於完全理解：不論東洋西洋，洋鬼子比鄭成功可怕千百倍。被降級為C咖的鄭成功不再被清廷視為具有毒性，於是被資源回收，用來製作疫苗：延平郡王祠正是在這個時候興建的。
移民實邊的效果如何？1905年，日本政府進行「第一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調查資料顯示，在當時的臺東廳（今天的花蓮縣南端與台東縣境內，從花東縱谷至海岸所形成狹長地帶，不含西側的山區），漢人總數僅接近5000，是當地原住民人數的六分之一（山區「蕃地」應未列入統計）；以全島比例而言，台灣每一萬名漢人之中，只有15人居住於臺東廳的狹長地境。在清帝國統治末期，此地的漢人想必更稀少。就清帝國統治末期的情況來看，當時此地的漢人想必更稀少。由此可見，「開山撫番」最後頂多在花東縱谷沿線建立了一些點狀分布的軍事據點與漢人聚落，而不是西部平原上的那種穩穩當當的全面統治。
根據中央研究院台灣歷史研究所的考證，從1875年到1894年，清帝國在台灣島設官治理的區域形成一個有缺口的環狀。下圖中的「臺東直隸州」西界與現今花、東縣界幾乎重疊。對於這一點，我有點懷疑，因為某些前人資料值得商榷。例如編於1889至1895年間的《臺灣地輿全圖》，此書如此描述預定作為臺東直隸州州城的水尾（今之花蓮瑞穗）：
東至沿海之獅球山港民站二百十五里，南至恆春縣城三百七十里，西至秀姑巒生番地界五十餘里，北至宜蘭縣交界之蘇澳三百一十里。
若按照「西至秀姑巒生番地界五十餘里」計算，臺東直隸州西界的確是碰觸到今天的花蓮縣西界。可是，所謂的「東至沿海之獅球山港民站二百十五里」實在很怪異。獅球山應為現今秀姑巒溪口的獅球嶼，該地到瑞穗中央（大約在火車站）不過13公里之遙，絕對不可能是「二百十五里」。這段描述中的南北向距離大致沒問題，但東西向的資料宜被打上個問號。
由於未進一步探究，個人還是以台史所的研究結果為準。畢竟，他們下的功夫遠比我多。不過，我傾向於認為，清帝國在花、東實際控制的部份可能比較接近日本人在1909年設置的花蓮港廳與臺東廳之範圍：
圖八：左為清帝國在台灣的統治區域最大範圍，右為日本殖民政府於1909年劃定的行政區域。底圖來自c 中央研究院，《臺灣歷史文化地圖系統》第一版，（台北，中央研究院，2003年9月）。
不論就實際掌控範圍或就紙面上的行政區域而言，清帝國在簽訂馬關條約時並未統治整個台灣，而清廷竟在該條約中將「臺灣全島」「永遠讓與日本」。
20年抗戰與台灣全島一統格局的初步完成
日本軍隊在1895年登陸台灣後，首先遭遇到的是漢人之抵抗（此處的「漢人」其實有很多是平埔族的後代）。從北到南，這些「竹竿湊菜刀」的義勇軍當然不敵現代化的武士。好歹，直到1902年8月，亦即歷經整整七年的時間，日本人才擺平了西部平地丘陵地區的武裝反抗。小小的台灣西部，就打了七年抗戰：當時的台灣人雖然「輸人」，但可沒「輸陣」。
此後，尤其在1907至1915年間，還陸續發生了十餘起漢人反撲事件，但這些皆是局部性、小規模的，而且都被迅速敉平。其中最有名的是在1915年未起事即遭追捕的西來庵事件。雖涉事者共300人、而且餘黨負隅頑抗歷時一年，但這個由「皇帝」余清芳為首的「台灣大明慈悲國」畢竟成不了氣候。時代已經變了：在世紀初，台灣開始有人遠赴日本本土就學，而這個趨勢在1907年左右已開始加速。台灣第一代的現代知識份子已經誕生。具有現代觀念的反抗運動已在無心插花的情況下埋好了種子——追根溯源，去年的「太陽花」是一百年前就已被預約的產物，其綻放是遲早的事，只待條件適合，一如前個世代的「野百合」。
在敉平漢人武裝反抗後，日本統治者將目光轉向原住民的領域。總督府於1904年4月召開「第一屆蕃務會議」，準備處理「蕃地問題」，正式拉開了原住民命運悲劇的第四幕。
如圖一所示，世紀初的日本殖民政府在西部的統治範圍僅止於「隘勇線」。當時的這條界線大致等於1874年的清帝國邊界（圖五）。日本勢力雖已延伸到花東縱谷，但離全面控制原住民傳統領域的目標還很遠。不同於前幾個殖民政權，日本自始即打定主意，要把整個台灣納入管轄範圍，就像日本本土的四大島那樣。
圖九：英國攝影家John Thompson於1871年在Baksa（今之高雄市內門區木柵）拍攝到的原住民獵人。十七世紀始開始出現在台灣的槍枝歷經兩百年後已是許多原住民的生活良伴。對他們而言，沒收獵槍的政策不僅使他們失去謀生工具，也在心理上造成衝擊。
招降最是省成本，但名義上的投降並不夠，還要對方繳械才行。日本當時已採現代國家模式，這種國家要把控制力直接延伸到每一個人，絕對排除任何武裝組織的中間代理。但如何讓那些從未屈服於任何國家權力的原住民部落投降，並說服他們乖乖交出武器？既然這難如登天，武力征服於是成了不二選項。日俄戰爭結束半年之後，首任東京衛戍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奉派至台灣，接替兒玉源太郎的位置（1906年4月）。征服原住民的軍事行動轉趨積極。
在軍事上，如果說漢人最讓日軍頭痛的地方在於「量」，「質」就是原住民令侵略者投鼠忌器之所在。台灣原住民族盛產體格健壯、身手矯捷之人，而當時仍存在的部落又多是歷經「物競天擇」、驍勇善戰的勝利組。他們不但擁有槍枝，且據守複雜險峻的山區。征服？談何容易。
當然，日軍也不是省油的燈。他們當時已是全亞洲第一強，不但在10年之間打敗過清、俄兩大帝國，其背後還有欣欣向榮的工業持續地提供後勤支撐。當時尚未有坦克、飛機、毒氣，但光是火砲就夠讓日本人穩佔上風。不過，原住民有個看不見的幫手：細菌。日本人登陸台灣以來，戰死的恐怕沒病死的多。日本人要適應環境，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總之，雙方交鋒絕對是硬碰硬。莫怪乎這整場戰爭陸陸續續進行到佐久間總督在位的最後一年（1915）。
整體而言，日軍畢竟處於優勢地位。這不必我多言。在那一波波經過縝密計劃的軍事行動中，以發生於1914年5月的太魯閣戰役最為著稱。「太魯閣蕃」擁有三千多名戰士，算是當時首屈一指的原住民強權。為了戰勝這股勢力，總督府花了一年以上的時間作調查、後勤補給等方面的準備。當時年已70的總督更親自到花蓮督軍指揮：由此可見當局對這場戰役的重視。這場歷時兩個月的慘烈戰役於8月下旬結束；8月28日，台灣神社舉行「蕃地平定奉告祭」。
這場關鍵戰役結束，佐久間的「五年理蕃事業」隨之進入尾聲。此後，殖民政府繼續把一些隘勇線向內陸推進，並派遣小規模部隊到各部落去沒收槍械。翌年一月中旬，只剩下枋山枋寮與恆春地區還在進行收繳槍械的任務。除了枋山枋寮地區的「利基社」，大部份的「生蕃」村社已經順服；由於槍枝實在有夠多，還需要幾天的時間才能完成作業。《臺灣日日新報》在1915年1月15日報導此事時預告了「理蕃事業到此即為最終良果」。五天後，亦即1月20日，民政長官內田嘉吉公佈「佐久間總督の五年計劃理蕃事業終了に際 しての訓示」，宣告多年來的軍事行動至此終結。同年7月，新上任的總督安東貞美將設置於1909年、具有軍事性質的「蕃務本署」廢除，使原住民事務回歸常態的警察單位。
歷史的分期很難一刀兩斷。即使是官方敲鑼打鼓地宣告結束的事情，也會像關不緊的水龍頭一樣地滴滴答答，甚至還會出現絕地復活。
就在1915年2月下旬，花蓮有幾位不滿獵槍遭沒收的布農族人起而反抗，攻擊日警。這一群反抗者攜家帶眷，一行260多人展開逃亡，最後翻越中央山脈，逃至位於高雄市桃源區的玉穗山南稜。當地地勢險峻、對外完全隔絕，日軍根本無法進入，總督只能乾瞪眼。另一方面，自此成立的「玉穗社」守著這個「世外桃源」，不再去挑釁統治者。雙方乃不再有任何衝突，就這樣過了18年。1933年，在主客觀條件變遷下，玉穗社終於決定歸順當局。
在玉穗社歸順前不久，發生了霧社事件（1930）。不論就規模或結局而言，那場悲劇都跟玉穗社的故事完全相反。的確如許多人所說的那樣，「玉穗社」是最後降服的原住民部落；但他們跟霧社的賽德克人一樣，都是先已歸順，後來才起而反抗。兩群人都攻擊警察派出所（駐在所），先發制人，並藉此取得槍械，恢復自己的武裝——他們早先都繳出了槍械。
回到我們的1910年代：在許多原住民部落領域外圍，隘勇線依舊存在。殖民政府繼續維持著那些通電的鐵絲網，或把其中一些更往內陸推移，藉以防範「兇蕃」的危害。不過，整體而言，這些橫向隔絕的隘勇線陸陸續續被直通原住民部落的新建道路取代，而撤除隘勇線後的「蕃地」也逐漸劃歸一般行政區。1920年，總督府調整全台灣的地方行政體制，重劃後的「五州二廳」涵蓋了整個島嶼。
圖十：1920年重劃後的台灣行政區域。筆者著色改作之底圖來自：c 中央研究院，《臺灣歷史文化地圖系統》第一版，（台北，中央研究院，2003年9月）。
雖然收編原住民的工作在1933年才大功告成，但是總督府已於1915年1月在台灣島上消除了所有非國家編制內的武力組織，不再需要調兵遣將去征服未取得的領土。此後的動用軍警都是為了敉平內部的反叛，而非對付外部的武裝勢力。所以，在100年前的今天，台灣島首度完全由單一政權統治。其後，除了局部（玉穗社）或短暫（霧社事件、二二八起義）這幾個極少數例外，這個局面一直維持到今天。
原住民，三個世紀的抵抗
如果沒有這個政治結構呢？現在透過快遞，花蓮玉里的水果在幾小時內可以「產地直送」而到達台中大里。假如台灣現在的政治地理界線跟200年前相同，這一趟運送勢必通過海關，而且很可能不只通關一次。而如果政治地理界線從乾隆25年（1760）以來都沒變動過，情形有時還更複雜：例如，「番界」貫穿現在的台中大里區，當地的「公教街」居民位處「番地」，所以收到的水果可能還要多過一次海關。如此一來，「水果不甜，包換」的廣告詞恐怕要改成「水果不爛，包換」。
在我們的頭腦中，這些情形頗難想像，因為我們出生以來即生活在現今的政治地理結構之中。
即使人人都同意這個結構對台灣人有益，但是當我們回顧1915年1月的這一件大事時，仍不宜說「慶祝」，而只能說「紀念」，因為在這個結構的形塑過程中，原住民被迫放棄其武力、領土與政治獨立地位。由於失去這一切，他們從這個島嶼的主人變成台灣最弱勢的族群。
儘管被征服，原住民沒什麼好汗顏的。前後四波的殖民者在登陸時都是威風八面的軍事強權，而且技術水準均遠在原住民之上，但是這個面積3.6萬平方公里的島嶼竟然過了將近三個世紀才被完全征服。地球上還真的蠻難找得到這麼堅韌的抵抗者。
誠然，這其中有某些因素無關乎原住民的厲害與否，例如台灣島的複雜地理環境以及侵略者本身的歷史限制。但是，即使依恃著曠世無雙的天險，即使來犯者是心存猶豫的敵人，自己若無足夠的意志與實力，也有可能在短短時間內就豎起白旗。實例不必往太遠的地方去找，僅看位於台南的熱蘭遮城就夠了：面對志在必得的鄭成功與25000人的圍城部隊，荷蘭的2000守軍苦撐了10個月才開城投降；輪到鄭成功的孫子守這個地方時，清軍尚在澎湖，不敢貿然前進，而且其人數比東寧王國這邊的部隊還少一萬多人，但是東寧王國的權力核心卻迅速決定派人去澎湖乞降，向清朝皇帝俯首稱臣（當時稱「臣」，現在稱「先生」即可）。
紀念及其意義
馬先生所領導的政府今年為了紀念中國對日抗戰「勝利」70週年而編列了一億元預算。在中央政府債臺高築、逼近舉債上限的今天，這真是莫名其妙、倒行逆施。
若要辦紀念，整整100年前的「台灣全島一統格局初成」是今年最值得紀念的事件之一。對於台灣人（包含1945年之前與之後成為台灣人的每一位）而言，這個格局日復一日地在根本處決定著現實生活中的許多事物，並且界定了當今政府的主要統治範圍。政府完全沒有人想到這個100週年，這也就罷了，但他們竟還投注大筆金錢去紀念70年前發生在海峽彼岸的事件。這些人的頭到底長在什麼地方？！裡面到底裝的是什麼？
今年度的政府機關預算在去年就已編列，想必其中沒有任何一毛錢是要用於紀念「全島一統之初成」（何況這是完成於「日本鬼子」的手中）。不過，就算是要舉辦活動來紀念這件事，我照樣反對動用一億台幣，而且連1000萬都嫌過多。利用學院場地來辦場研討會、出本書：這樣就夠了。任何紀念活動，只要預算編得越多，就會產生越多形式化的東西來掏空活動的意義以及…國庫。這個國家燒錢空轉的蠢事實在有夠多，不該火上添油，且應全面檢討。
由於無人聞問，我特地寫這篇長文。我的書寫與您的閱讀（或加上回應）：這第一次的「滿百」就以這種「野生」方式來紀念吧。既然「紀念」之最基本要素是心智活動，反璞歸真也不錯。順便也藉此丟個瓶中信給100年後的台灣人。
這個「百年紀念」亦是紀念「台灣人對日抗戰結束」。雖然結局是失敗，但是那個世代的人畢竟抵抗了將近20年，雖敗猶榮。特就原住民而言，「雖敗猶榮」是雙重的：前後延續近三世紀的抵抗至此一併暫時劃下句點。所以，這個百年紀念同時是一種雙重致敬：既是向那些在1895-1915年間冒死保衛家鄉的人們致敬，同時更是向N個世代的英勇原住民致敬。
「致敬」應該只是個起點，因為（這段）歷史並未結束。100年前，共領有半個台灣的眾多原住民部落在十幾年之內相繼喪失其主權地位，全部被驟然拉進一個遠比其部落廣大且強勢的政經格局。於今猶存的各種「原住民問題」大多在當時即已種下了遠因。歷史強將他們納入一個不平等的族群關係結構，同時創造了涵蓋此構造的全島政治空間結構。是以，所謂的「原住民問題」不能只被視為經濟社會問題，而必須同時被列為政治問題。
雖然始作俑者是前人，國家的主人們既然擁有這個以剝奪原住民主權而造就的完整空間，就必須相對地概括承受相關的道德責任。很多出現在「社會新聞版」的原住民故事一旦被置入這個歷史視野之中，我們就不難發現：深藏其中的是不容我們迴避的政治問題。同樣地，在這個視野中，義助弱勢原住民的愛心（對「偏鄉」的捐助有相當大的比例屬於此類）也多了一層歷史意義。
這個「歷史意義」看似非屬必要，但是其實深深涉及「我是誰」的基本問題。每一個人都置身於歷史的縱深、且不免橫向地連結到社會關係脈絡，而這個脈絡的基本結構又是形成於歷史之中。「我思故我在」（je pense, donc je suis）：去除思考等於自我作廢；去脈絡化地思考「我是誰」，這無異於把自己丟入外太空之中。紀念也好，捐助也好，全離不開人類這個最基本的心智活動：這種無形的活動決定著那些有形的行動之豐富／貧乏程度。
紀念台灣全島一統格局之初成，這不免會引導我們去回顧這個島嶼及其住民的歷史、認識這個歷史過程如何改造人文地理空間、從而更深入瞭解我們身處的環境與社會。迥異於那些已閉鎖於遙遠時空中的人事物，這些是活生生的，並且緊緊地跟我們的現在與未來纏繞在一起。
是為誌。是為誌念。
延伸閱讀
§ 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台北市: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1。http://www.ios.sinica.edu.tw/ios/publish/bk3/bk3.htm (link is external)
§ 鄭安晞，《日治時期蕃地隘勇線的推進與變遷（1895-1920）》，博士論文，台北，政治大學民族學系，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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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運動及時代脈絡
2009/10/29 20:18瀏覽8,665迴響4推薦8引用0
經過兩個多禮拜的努力，我現在終於搞懂台灣新文學運動是麼一回事了……事實上認真談論起來，台灣文學在日據時期和國府接收後兩個階段，發生了斷層，因此日據時期已經萌芽並且蓬勃發展的新文學運動，到了70年代還要重演一次。然而70年代鄉土文學崛起所倡導的諸多理念，早在30年代就已經廣泛討論過了。因此了解日據時期的新文學運動，即可管窺台灣文學思潮歷來不斷更替的脈絡關係。應該說，日據時期台灣知識份子所想和所做的，已經在無形中成為一種典範，往後不斷被人重新發掘、持續產生影響。
台灣的新文學運動應該要追溯到20年代的社會政治運動。1915年余清芳起義失敗後，台灣再也沒有出現過大規模武裝抗日（1930年的霧社事件除外，但該事件是由原住民發起，而非漢人，因此應與漢人的社會脈絡分開看待）。日本統治台灣已滿20年，社會逐漸步入安定，因此從第八任總督田健治郎起，改由文官派任（前七任和倒數三任皆為武官總督）。同時，日據以後出生的台灣新生代已經成年，他們用更客觀的立場審視日本的殖民政治，加以有機會到內地（即日本）留學，當時一次大戰後民族自覺的思潮風行國際，在日本形成「大正民主」時代。台灣留學生受此影響，開始反思他們對於殖民政治的認同問題，發覺所謂「內台一體」、「內地延長主義」等口號實際上仍掩蓋不了殖民政府的種族歧視和經濟剝削政策，而民智未開的守舊社會更導致大部份台灣人得過且過，一再向日資的經濟剝削妥協。基於以上種種因素，他們開始投入了社會和政治改造運動。
台灣人的社會政治改造運動由留日台籍學生開始。1920年新民會在東京率先成立，透過其指導協助，隔年蔣渭水在台北舉行了「台灣文化協會」成立大會。協會的刊物幾經更名改版（因為經常遭到查禁），於1922年發行了《台灣民報》，成為新文學運動的搖籃。在政治改造方面，台灣人由最切身的法治平等權益開始爭取，即所謂的「六三法撤廢運動」。1896年日本國會通過法律第六十三號，賦予台灣總督可以自行頒布法律的無上權力，該運動即是要爭取撤廢這項條款。但這時候產生新的問題，即若「六三法」廢除了，台灣勢必將與日本內地通行一樣的法律，這樣等於在法源基礎上承認了「內台一體」；相反的，若要凸顯台灣的主體性地位，則應該要仿效其他歐洲烈強殖民地一樣，自行設置議會。因此在幾經討論之後，1920年林獻堂赴東京，正式敲定暫緩撤廢六三法，改向日本國會提出「台灣議會設置請願」之議，並且在隔年正式組團赴日，在國會開議期間提出「請願趣旨書」，爭取台灣自設議會。這項請願一共持續15年，直到1934年才終止。
社會風氣改造則成為台灣文化協會的主要工作。當時文協透過發行會報、成立讀報社之方式，強力推廣報刊知性閱讀；另一方面舉行通俗講習會、文化講演會和開辦夏季學校等，聘請台灣史、中國文化和西方醫學、科學理論的名家駐講，不斷宣揚現代化思潮以及反抗日本的去中國化政策。另外值得一提的，則是文化演劇團和放映通俗電影的「美台團」活動。在文協這樣全面觸角的發展下，不只新文學運動得以展開，戲劇改革亦由此發軔。必須說明的是，文協的各項活動經常在批判舊社會結構的同時，暗諷殖民政治的黑暗，因此無論什麼樣的活動或刊物，總是經常遭到查禁。譬如1923年的「治警事件」，即是殖民當局以違反治安警察法之名，大量逮捕政治運動人士。
總之，在政治運動如火如荼進行之際，新文學運動亦同時展開。在台灣提倡所謂的「新文學」，就是指此前已在中國蔚為潮流、由胡適所倡導的五四新文學觀。「新文學」的內容主要有兩個部份：一是白話文運動、一是寫實主義的發揚。而新文學在台灣，則繼續引發了「台灣話文」運動及鄉土文學之討論。或許可以這麼說，新文學首先在語言工具上加以改革，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接著在內容上，以寫實主義描寫實際的風土民情與下層社會疾苦、揭露政治與社會結構的黑暗面，鼓舞人性自覺精神等，作為文學創作的標竿（這裡倒沒有取代舊文學的某種特定內容，若有的話應該是舊體詩的空泛）。接著，當國語的白話文已經普及，卻又面臨大部份台灣人使用的是閩南語和客家語的問題，於是在語言工具上，進一步探討該如何處理「台灣話文」的問題；而在內容上，則延續寫實主義精神，但特別強調台灣鄉土特色的凸顯，因此有了對民間故事、歌謠素材的蒐集整理，也格外強調發展台灣話文作為鄉土文學的特色。以上兩段架構，即是日據時代新文學運動的主要脈絡。20年代主要是以白話文運動和發揚寫實主義為主，30年代則開始了台灣話文和鄉土文學的討論。
白話文在台灣首度提倡，源於20年代早期在《台灣民報》發表的一些零星文章，但當時並沒有引起太大迴響，為文者也未發展理論體系。直到1923年，黃呈聰、黃朝琴兩人分別發表了〈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和〈漢文改革論〉兩篇文章，才掀起潮流。其中黃朝琴的〈漢文改革論〉長達萬餘字，分了18節，詳細探討語言和社會結構的關係，指出中國不振興由於文言不一致。中國文字已經是世界上最難學的文字之一，然而學會了文字卻還不能隨學隨寫，需要另外再學文言文法，始得為文。這便導致了識字率的普遍低落，即使識字也還看不懂文章，造成知識傳播不易、民智封閉的重大弊病。黃朝琴的文章懷抱著社會主義者的理想，著眼於白話文能夠使知識平民化的特點，大加發揚。至於文言文本身是否有結構上的問題，不易表達思想等，他則沒有探討。有關文言文的敘事結構問題，先前已有陳瑞明於1922年發表〈日用文鼓吹論〉，指摘文言三弊，第一項即提出文言文「不易表達思想」。但我個人認為，文言文到底是否本身即有結構或文法上的缺陷，這似乎見仁見智，甚至失於偏頗，但文言文不易普及知識倒是比較切實。因此或許正是這樣，陳瑞明的文章沒有引起多大關注，黃朝琴的文章卻掀起了台灣白話文運動的時代巨流。在此之後，又有如易前非、施文杞、林耕餘等人為文支持及提出改良建議。另外在1923同年，《台灣民報》半月刊創刊，全面採用白話文；林呈祿則主持成立了「台灣白話文研究會」，號召普及360萬同胞的知識，使他們能「享受人生的本來生活」。在種種條件配合之下，1923年底，文學潮流開始朝向更具有普世性的語文工具奔流而去了。
1924年是充滿時代意義的一年，由大陸回台的張我軍夾帶著五四青年的高昂救世熱忱，發表了〈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於《台灣民報》，成為新舊文學論戰的開端。此前已經有一些介紹中國五四新文學思想的文章，重要者如許乃昌〈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過去現在將來〉（1923）、蘇維霖〈二十年來的中國古文學及文學革命略述〉（1924）等，皆詳述了中國新文學梗概，對台灣新文學運動造成理論指導。但張我軍的文章則以其強烈的批判力揭開論戰。〈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文中主張改造社會和改造文學兩項重點，指出傳統文學界「每日只知道做些似是而非的詩，來做詩韻合解的奴隸，或講什麼八股文章，替先人保存臭味」，炮火之猛烈堪稱空前。稍後，張氏繼續發難，撰〈糟糕的台灣文學界〉一文，形容傳統文人是「戀慕著墓中的骷髏，情願做個守墓之犬，在那裡守著幾百年前的古典主義之墓」，鮮明而富有強烈意圖的描寫舊文學界衰朽的形象，終於引發傳統文學界的反擊。連雅堂首先在為一本書寫序時用文言文提及了對新文學運動的觀感，寫得尚稱含蓄，說「今之學子，口未讀六藝之書，目未接百家之論，又未聆離騷樂府之音……自命時髦，吾不知其所謂新者何在……是坎阱之蛙，不足以語汪洋之海也」，這樣的評論立即挑動張我軍的敏感神經，在1924年底發表〈為台灣文學界一哭〉，點名批判連雅堂。論戰既開，至此卻朝向人身攻擊的方向發展去了。繼連雅堂後，一位筆名悶葫蘆生的作者為文還批張我軍，張乃續作〈揭破悶葫蘆〉回擊。其後，以《台灣民報》為陣營的新文學作家群大力支持張我軍的論戰立場，如蔡孝乾、賴和、張維賢、楊雲萍、陳虛谷、廖漢臣……等人，而舊文學則是以《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新聞》、《台南新報》等刊物為主，展開還擊。1925為論戰高峰期，之後零星延續約十年左右。新舊文學的論爭以詩歌為主要範疇，主要是因為舊體詩特重格律形式，為八股之極致呈現；另一方面則由於台灣新文學的誕生是由新詩開始所致。綜觀論戰的過程，新文學陣營參與者較多，理論也較完備（從上面連雅堂的文章可以發現，舊文學界的評論通常比較概括、缺乏實質內容），因此如果說論戰有分出勝負的話，大體上是新文學佔了上風。
以上就是新文學運動的萌芽期（1921~25），這時期多是停留在理論上的爭辯，實際創作不多。且參與者多是社會運動家涉足文學，帶有強烈的改革意圖，每賦予文學重大的社會政治使命，是其特色。自1926~30則為新文學之成長時期，這時候專業作家參與的比例大為增加，新文學刊物紛紛成立，較重要者為《台灣新民報》，這是《台灣民報》的同一批作家群成立的，原為「株式會社台灣新民報」，1930年改此名。另外有《大眾時報》，是1927年文化協會分裂，左翼人士組成「新文協」的刊物；以及《人人》、《七音聯彈》、《榕樹》、《少年先鋒》、《伍人報》、《台灣戰線》（台灣共產黨的刊物）等。此時作品也應運大量湧現，據統計，1925年以前的小說僅有8篇，成長期發表的小說則多達47篇以上。這時候的作品充滿了寫實主義的社會關懷精神，文學反而涉足於社會政治領域了。
成長期的小說創作概況，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四類主題：揭發日警壓迫，如賴和〈一桿「秤仔」〉、〈不如意的過年〉等；表現殖民資本家對農工群眾的經濟剝削，如楊雲萍〈黃昏的蔗園〉、楊守愚〈凶年不免於死亡〉等；描寫傳統禮教束縛的婦女命運和家庭悲劇，如張我軍〈白太太的哀史〉、楊雲萍〈秋菊的半生〉、賴和〈可憐她死了〉等；以及諷刺傳統地方勢力和御用士紳的醜態，如楊雲萍〈光臨〉、涵虛〈鄭秀才的客廳〉等。在〈一桿「秤仔」〉中，主角秦得參向鄰居借了一把新秤子想做小買賣，當時秤子是官方專賣品，日警對秤子起疑折毀，將之拘捕入獄，秦得參走投無路，被贖出來後便在新年夜與日警同歸於盡。這時期創作的侷限，在於強烈的社會寫實精神，但往往太注重社會政治改革的目的，而顯得說教意味濃厚，缺乏對藝術本質的關心。並且這時期的作家通常兼營多種文體，故對特定文體的寫作技巧尚待加強。
此時期的詩歌創作，有上述新舊文學之爭的新文學陣營文章作為理論指導，重要者為劉夢華的〈中國詩的昨今明日〉、張我軍〈詩體的解放〉等。新詩作品則以追風〈詩的模仿〉四首為發端。重要詩家如：張我軍，著有詩集《亂都之戀》，描寫其在北平留學時與同學羅心鄉（我在另一本書上看到羅心香，實在分不出何者是正名...）的愛情故事。賴和，詩風豪邁，慷慨激昂，作品如〈覺悟下的犧牲〉，紀念1925年二林農民起義事件；〈流離曲〉，紀錄殖民當局大量賤價出售農民土地給日本退職官員，導致大量農民流離失所；以及〈南國哀歌〉，紀念霧社事件等。楊華，風格迥異於賴和之昂揚，而近於悲涼悽愴，其之《黑潮集》為獄中絕作，寫於1927年，卻在十年後才得以出版。詩中以黑潮隱喻政治環境及其他方面的壓迫。
1931~37為台灣文學的黃金時代。當時的政治情勢轉趨保守，施行臨戰體制，社會運動家的政治改革工作遭到巨大挫敗，所有政治運動接近停擺；相對的，文學領域則因為有更多知識份子投入經營，轉而取代了政治運動的地位，成為台灣社會延續文化使命的最大陣營。在文學理論的發展上，除了有張深切反省前十年的文學運動，提出台灣文學應走的路線（張深切〈對台灣新文學路線的一提案〉，1935）外，最重要的就是提倡「台灣話文」與「鄉土文學」引發的論爭。
談到台灣話文論爭前要先回溯胡適的文學觀。胡適於1918年發表〈建設的革命文學論〉時，提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來解決白話文書寫時面臨各種不同方言的問題，即是要方言「國語化」，亦即大家先統一使用國語，然後再用國語書寫白話文。這種觀點很快被引進台灣大力推行，於是20年代的白話文運動中，黃呈聰〈論普及白話文的使命〉一文，即主張要普及大陸通用白話文；張我軍亦提出「依傍中國國語改造台灣土語」，並著作《中國國語作文法》一書，推廣國語白話文。而當時殖民當局的態度則支持了舊文學，因此在報紙上廣開漢文欄。這一方面是為了攏絡傳統文人士紳，一方面則是要壓抑台灣主體性的凸顯，干擾台灣人的文化認同。當時台灣人大多仍說閩南語和客家話，漢文（尤其是文言文）對大部份台灣人來說並不是親切的語言。基於殖民當局的「去本土化」立場，當時少數有識之士展開了「台灣話保存」之行動。重要者為連溫卿和連雅堂。連溫卿為激進派左翼人士，主導「新文協」的改組，他發表文章呼籲民眾應使用、保存和整理台灣語以免被日本同化；連雅堂則為文批評新文學運動稱台灣話為「土語」的觀點，強調台語源自漳、泉，源遠流長、高尚優雅，且為寫作鄉土文學所必須。因此特別傾力撰著《台灣語典》、《台灣考釋》等著作，實際展開保存本土語言和特色的行動。不過新文學作家的寫作上，大多還是依照國語白話文的路線來進行。
直到30年代，當新文學運動已經步入高度發展之際，台灣話文的問題終於浮上檯面。論爭的開端，始於1930年黃石輝發表〈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隔年再發表〈再談鄉土文學〉兩文，開始深入探討鄉土文學和台灣話文的關係（也因此台灣話文一開始即與鄉土文學密切相關），引發論戰。黃氏之文除了強調作家自身經驗與文學的關係外（台灣作家應寫台灣事物而為文學），特別也具備了社會主義者的理想，提出文學大眾化，並主張藉由鄉土文學來建構台灣話文。其間，郭秋生亦為文附和，1931年發表〈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回歸探討白話文運動的初衷，是為了普及知識，而台灣話文才是真正的本土語言，也才能醫治台灣人普遍的文盲症；並由於台灣話文對台灣人能真正做到「言文一致」，因此可以發揮其語言表達的獨創性；又則關於台灣話文書寫上的用字問題，郭氏反對蔡培火等人所倡之「羅馬字運動」（以羅馬拼音取代漢字），主張應以漢字書寫，並制定五項取字標準，其中包含可創造新字就話，對於台灣話文之建設，可謂設想周到。郭氏稍後並在《南音》雜誌開闢「台灣白話文嘗試欄」，整理民間故事、歌謠等。與此同時，反對之論亦隨之而出。1931年，廖毓文、林克夫、朱點人等皆為文質疑黃石輝之倡議，如廖氏認為黃之鄉土文學近於田園文學，林氏則主張台灣話文包含閩語及客語，本身即不統一，故應將中國白話文普及台灣社會，統一台灣語境。而朱氏則認為台灣話文「粗糙幼稚」，不足以為文學，且中國讀者看不懂台灣話文之創作等。總體來說，台灣話文的提倡者視中國白話文為「貴族式」的語言工具，只有受過新式教育階級才懂；反對者則全盤否定鄉土文學，認為鄉土文學毫無價值可言，皆有偏頗之處。但這場論爭仍然造成了積極的影響。最重要的是對於「言文一致」的漢語改革，有了更深入的探索和思維。20年代的台灣新文學運動，為解決文言文與白話文的問題；到了此一階段，則進一步探討白話文與台灣話文的關係。同時，這一論戰亦促使作家主動投入台灣話文的創作嘗試，譬如賴和的某些小說等。另一方面，也促使民間文學的整理和台灣話文研究，如上述郭秋生的「嘗試欄」、日本台灣文學刊物《福爾摩沙》之整理，以及李獻璋於1936年出版的《台灣民間文學集》等。
這一時期的純文學團體大量成立，並創辦純文學性質雜誌。新文學的發表園地由報紙副刊開始轉向這些文學雜誌，使文學創作更趨專業化。需要注意的是，雖然這些團體和刊物標榜為純文學團體，不涉及政治，但因為新文學有寫實主義道統，大量揭發殖民政府的黑暗面，因此刊物經常遭到查禁，發行壽命多不長，能超過十期就算是創舉。知名團體如：南音社（1931），發行刊物《南音》，成員莊垂勝、葉榮鐘等，該刊物發行12期，強調文藝大眾化理念，同時標誌著文學創作發表由報紙轉向專業刊物；台灣藝術研究會（1932或33？，成立於日本），刊行《福爾摩沙》（日文），由東京留學生成立，成員如張文環、巫永福等，特別重視整理台灣民間文學，並多吸收西方現代文學思想。最重要的團體當屬「台灣文藝聯盟」，1934年成立，由張深切等人發起，幾乎網羅全島所有新文學界作家，新文學運動至此已邁入高度整合。發行刊物《台灣文藝》達15期，為日據史上壽命最長刊物，後期風格出現轉向，著重於藝術表現性，作品亦以日文居多，走向文學自覺。或許正是這種因素，1935年，楊逵表示因選稿風格取向問題，脫離文藝聯盟，獨資創辦《台灣新文學》雜誌，選稿更富寫實精神，並更多以中文為主。《台灣文藝》與《台灣新文學》遂成為新文學運動中最重要的兩本刊物。
這一時期的小說創作，出現中文與日文兩大作家系統，文學主題深化且題材多樣化，風格成熟。如賴和的〈豐作〉被譯為日文，刊於日本的《文學案內》；楊逵的〈送報伕〉（日文作品，原名〈新聞配達夫〉）於1934年獲日本《文學評論》徵文二等獎。〈送報伕〉敘述台灣青年楊君渡日勤工儉學，從事送報工作，卻領不到工資且保證金被扣，家鄉的老父親此時亦因土地被製糖會社強制徵收，力拒而死。走投無路的楊君此時受到日本進步工人的協助，於是投身反資本壓迫運動。此作難能可貴的跨越種族隔閡，串聯台、日兩邊被壓迫的工人階級，展現社會主義的世界性理想，無怪乎被日本左翼文學刊物選為二等獎。另外，這一時期小說體裁亦有所發展，出現中篇和長篇創作，如呂赫若〈牛車〉、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等。藝術手法方面，由原本單純揭發與哀悼社會黑暗現實，轉而開始表現人性覺醒、抗爭的生命亮點，並且已經出現了交錯於寫實主義和現代主義藝術手法的探索。這種探索大多以東京台灣藝術研究會的作家群為主。
詩歌創作方面，首推「鹽分地帶詩人群」為主要陣容。鹽分地帶指的是台南北門一帶，包括佳里、北門、七股、將軍、西港等地，這一地區濱海，土地鹽份高而得名；歷史上則經常成為外來入侵者登陸之地，因此有強烈的反抗傳統。當台灣文藝聯盟成立時，郭水潭、吳新榮為台南地區代表，他們隨後設立佳里支部，並集結出版《佳里支部作品集》。在現代主義的探索方面，楊熾昌發起「風車詩社」，主張發掘潛意識、追求純正藝術，不做政治工具。楊熾昌的作品因此成為日據時代極少數呈現純粹現代藝術觀念與手法的片羽吉光。而日本台灣藝術研究會的成員多小說家兼詩人，所創詩作對現代主義手法亦有所涉獵。日據晚期最重要的詩社是「銀鈴會」，由張彥勳發起，該團體成員大多於1964年轉入「笠詩社」，其刊物《綠草》（光復後更名為《潮流》）也轉成《笠詩刊》。該會因以成為台灣新文學由現代時期邁入當代時期的重要連接。
散文、戲劇則為新文學運動的弱環。散文由詩歌、小說的附庸轉而獨立發展，這是異於傳統文學由散文而精緻化為詩歌和擴張為小說的過程。較著名的作品有賴和寫於1925年的〈無題〉，這是台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散文，內容描述一位失戀青年面對昔日女友出嫁的行列，在當初共遊的舊園中徘徊，情景交融，風格清新流暢。且不論文學技巧，就題材上來說，相對於傳統文學即是很有開創性的。戲劇方面，台灣民間的漢人戲曲原以布袋戲和歌仔戲為主，日據時代則引進新劇，最初由川上音二郎劇團來台演出，稱為改良戲；接著大陸劇團帶來文明戲等。其後，由台灣本土知識青年發起戲劇改革，稱為文化劇。主要分為三支：1923年，台灣文化協會決議以戲劇推動社會改革，由陳崁、潘爐等成立「鼎新社」，後來經分裂與再整合，1926年成為彰化新劇社。一支為張維賢的「星光演劇研究社」，成立於1924年，所演劇碼深受大陸劇作家田漢、歐陽予倩等人影響。1927年新劇團大量湧現，單年度全島公演文化劇超過50場，形成演劇高峰。但文化劇內容強烈的社會寫實和批判性，隨即引起殖民當局取締，隔年即告式微，張維賢亦遭逮捕。張未久即獲釋，前往日本進修，1930年返台後再成立「民峰演劇研究所」，繼續推動戲劇改革。第三支重要劇團為張深切於1925年成立的「草屯炎峰青年會演劇團」，該劇團所演劇碼多由張深切自編自導，極具開創意義。1930年張深切再成立「台灣演劇研究所」，與張維賢並列文化劇兩大系。
台灣新文學運動的脈絡，大致上到30年代晚期為止。自1937~1945的皇民化時期，社會每個層面都被政治嚴重斷開。1938年小林躋造總督提出「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三大方針，其卸任後，新總督於1941年成立「皇民奉公會」，為皇民化政策專責機構，隨後延伸向各行政組織與人民職業團體。官方推動文學皇民化的工作主要由西川滿負責。他先於1939年成立台灣詩人協會，發行《華麗島》。這時期西川滿沉浸於現代主義超現實、潛意識意象之追求與唯美技巧之表現，因此隔年成立台灣文藝家協會時，開宗明義標榜藝術至上，成員彼此砥礪藝術技巧之提升，完全不涉政治，並發行刊物《文藝台灣》。然而，他的政治意圖很快又染指了文學。1941年起，《文藝台灣》風格大轉向，直接成為皇民運動的宣傳品。黃得時、張文環等人亦因此決意退出文藝家協會，自辦「啟文社」，發行《台灣文學》。該社團再度集結幾乎所有新文學作家，在意義上相當於繼承「台灣文藝聯盟」。其後，西川滿的官辦民間團體和新文學作家的民間團體兩系並行，直到1943年衝突再起。是年日本文學報國會來台成立支部，西川滿的台灣文藝家協會隨即自動解散，改組成立「台灣文學奉公會」。在所謂「台灣決戰文學會議」上，迫使張文環之《台灣文學》廢刊，黃得時、楊逵等人當面峻拒、以理力爭，最後拍板定案，西川滿的刊物和張文環的刊物整併，成為《台灣文藝》（事實上這樣也等於廢刊了…）。啟文社兩年間之重要作為，在1943年賴和病逝之際，不畏政治高壓推出「賴和先生追悼特輯」，以及同年籌組「厚生演劇社」，公演張文環原著小說改編的劇碼〈閹雞〉，盛況空前，為日據以來僅見。
文學創作方面，這時期的作家概可分為三大系統：一是官方主流的「皇民文學」，即是由台灣作家寫作配合殖民政策的文學，代表作家有陳火泉、周金波等；二是以楊逵、吳濁流等敢於反抗、膽識過人的作家為主的「抵抗文學」系統，他們的作品毫不避諱的直接與殖民政策進行鬥爭；三可稱之為「隱忍文學」，是特意避開政治議題，轉而關注舊社會封建體系黑暗面揭露與改革的作家，如呂赫若、龍瑛宗、張文環等。在皇民文學的作品方面，陳火泉的〈道〉可為典型代表，內容敘述陳君為製腦試驗所職員，幾經努力均無法升遷，逐漸了解台灣人無法跨越血統之障礙，在日記上寫道：「菊是菊，花是櫻。牡丹終究不是花」，以此表達台灣人無論如何努力，在日本人眼中終究甚且不能算是人的處境。這段如詩的敘述我個人認為實在寫得極美，大有名家風範，只是後面的情節讓人大為錯愕——陳君並沒有起而反抗殖民者，反而「悟」到如何改變血統、使自己真正成為日本人的方法——參加「皇民煉成」運動，投入聖戰，「奮勇赴死報皇恩」……總之，陳火泉因此作名利雙收，不斷受邀參加座談會。相對的，另外有一些作家面對同樣的殖民壓迫，表現出完全不同的立場。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即為代表。該作寫於1943~45的大戰最黑暗時期，是秘密寫成，隔年才以《胡太明》在日出版，幾經易名，後譯為中文在台發行。內容敘述主角胡太明人生的四個階段，最初在鄉村學校擔任教師，每受日人歧視，乃赴日留學。但日本內地種族歧視卻更加嚴重，於是想參加學生運動，卻又被大陸留學生視為間諜。學成後，赴大陸欲展鴻圖，沒想到南京、上海的知識份子皆消極沉淪、不思作為。婚姻亦不稱心。最後回到台灣，值「皇民煉成」之狂潮，乃覺醒潛回大陸參加抗戰。其作整體所呈現出的正是日據下台灣知識份子普遍的「孤兒意識」。而將陳火泉與吳濁流兩作相較，不禁讓人感嘆大時代下的作家百態。
以上即是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和其後皇民時期文學的梗概。主要敘事結構和內容參考古繼堂主編的《簡明台灣文學史》（2003），這本書作者基本上都是大陸人，的確某些地方敘事立場很官僚，譬如強烈指摘台獨文學等，且相當側重左翼文學的介紹。不過這倒是很值得參考，因為日據時期最重要的寫實主義作家楊逵，即是徹底的左翼文人，但他的大中國思想似乎不被台獨人士接受，因此即使為國民黨坐牢12年，台灣人自己寫的文學史還是對他介紹有限。另外，本文中某些特定觀點參考了王德威的《台灣‧從文學看歷史》（2009），這本書不錯，頗有畫龍點睛的效果，但如果沒有先讀古繼堂的書作為基礎的話，難識其妙。事實上我發現台灣人自己寫的完整文學史似乎頗為貧乏，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雖經典但已是舊作，相對的，大陸人反而對台灣文學研究極具熱忱，史料蒐集很翔實，唯在細節上不太嚴謹，因此本文中每有名字和年代不確定的困擾。甚至我在參照其他資料後，發現這本《簡明台灣文學史》中年代錯誤甚多。幸好這本書提供了一個相當完整且明晰的敘事結構，這種龐大系統通常台灣人是不願意花心思建構的。最後，文章一開始的時代背景敘述則是引用了江燦騰、陳正茂合著的《新台灣史讀本》（2008）的架構，我個人覺得這本書有別於其他台灣通史著作而顯得有價值之處在於，它把大部分的篇幅放在近代，越後面時期介紹越翔實。這本是史書撰寫的通例，但我發現先前很多台灣通史的著作一味介紹光復以前的歷史，國府治台後草草帶過，頗有意猶未盡之感。以上僅參考三本著作，就研究的角度來說實在不行，但從閱讀和學習的角度來說倒是頗有成效。就當作一個簡單的報告吧。
臺灣文化協會，是台灣日治時期影響台灣甚鉅的一個團體。承接自同化會、新民會。
要了解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及其產生的影響，一定要從時代背景開始談起。1895年日本開始殖民台灣，至1915年的20年間，台灣人從事的是武裝抗日，此起彼落，幾乎從不間斷，1915年，發生了西來庵事件，這是最後一起武裝抗日，日本鎮壓後，屠村逾三千人，逮捕1957人，866人被判處死刑。這之後，台灣的有識之士深刻了解到台、日間武裝力量差距太大，以流血方式抗日，付出的代價太大，成功的希望又太小，開始思索下一階段抗日的方式。底下列出1896年－1915年，台灣人民抗日被判刑的人數統計，這並不含戰死或被屠殺的無辜民眾。
日本治台雖然已經二十餘年，台灣總督府對台實施的仍是愚民政策，台灣最高學府為台北醫學院，且在籍學生主要為日本人，台灣家境較為富裕或小康者，多將弟子送至日本留學，這些為數眾多的留日學生在接受新式教育後，視野相當寬闊，並不把台灣的殖民統治視為中國歷來的改朝換代，而是將它放在世界殖民歷史來看待，並將台灣的殖民統治與抗日視為世界殖民地反抗運動的一環，經由這些留日學生帶回的新思想，開啟了台灣一波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
此一時期，國內外的主要情勢有:
大正民主：日本正值大正民主期，日本在中央推行政黨政治，對內採取較為開放的態度，允許較為寬鬆的言論自由，各種思想相繼傳入日本，台灣的留日學生也深受影響。(大正天皇: 1912~1926)
民族自決：一次大戰結束(1918/11/11)後，美國總統威爾遜大力鼓吹民族自決，在國際間掀起一波殖民地追求自治、獨立的風潮。
三一事件：1919/1/12，李氏朝鮮的末代君主李太王高宗暴斃，朝鮮人疑為日籍侍醫所毒殺，於3月3日國葬前的3月1日由李承晚、李東輝等人公開集會於漢城明月館，組織韓國臨時政府，推舉李承晚為大統領、李東輝為國務總經，宣布獨立，史稱三一事件，此事件在發生847次暴動後，終於日軍所鎮壓。但在鎮壓之後，日本卻也於1921年給予朝鮮初步的自治。
前兩個因素影響了留日學生、旅日台人的思想，促成他們開始採取具體行動的是三一事件。
成立過程
1920年11月，台灣第一個飛行家謝文達返台進行訪鄉飛行，蔣渭水等人以歡迎會名義，成功匯集了全台各校學生於總督府台北醫學校(今台大醫學院)，使各校學生產生思想交流與聯結。1921年4月，畢業於醫學校的李應章、吳海水、何禮棟等人於台北籌組全台灣青年會，向林獻堂、林熊徵勸募資金時，認識了蔣渭水、蔡培火，蔣渭水認為「不作便罷，若要做，必須做一個範圍較大的團體才好」，於是決定組成台灣文化協會。
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之初是一個資產階級與知識份子為主組成的民族主義文化啟蒙團體，該會章程規定:「以助長台灣文化為目的」，1921年（大正十年）10月17日 下午一點起，於台北市大稻埕靜修女子學校 (今靜修女中) 舉行創立大會，由蔣渭水報告創立經過:「有關本會組織，曾訪川崎警務局長，依主旨書說明本會的主旨，他詢問:『雖然說只計劃提高文化，但多數會員中，是否有跟政治運動有關連的人呢?』於是回答說，絕對不涉及如此行為之後，才求得該局長的諒解。」，出席會議的人有1031名，以醫師、地主、公學校畢業生、留學回國的學生為主，另外也有農民、工人、商人、律師、士紳等人參與。隨後通過林獻堂為總理，楊吉臣為協理，蔣渭水為專務理事，並選出理事41名，評議員44名，會議於下午三點十分結束。 成立時選出之幹部如下:
總理: 林獻堂
協理: 楊吉臣
理事:
台北州: 蔣渭水(本部專任)、連溫卿、蔡阿信(女)、吳榮卿、蔣玉麟、周桃源、徐慶祥、陳金波、劉蘭亭、李智物、蘇璧輝
新竹州: 鄭永南、許天送、陳滄玉、戴雙喜、曾圭角、賴石傳、何禮棟、郭進本
台中州: 鄭汝南、呂泰洲、甘得中、洪元煌、李應章、洪清江、沈秋金(女)、林麗明、林伯廷、木野、賴和、林篤勳
台南州: 林瑞西、陳逢源、梁永齡、簡仁南、吳海水、莊啟鏞
高雄州: 陳光燦、李丙森、楊振福、劉世和、葉鴻猷、莊鳥鍛(女)、吳鬧寅、蔡添喜
評議員:
台北州: 李延禧、楊仲佐、顏得金、顏龍光、倪炳煌、蔡天註
新竹州: 劉克明、鄭招益、彭永海、陳聯玉、魏清德
台中州: 王學潛、林階堂、林幼春、林子瑾、吳廷發、陳茂堤
台南州: 陳鴻鳴、林茂生、黃欣、廖化金
高雄州: 潘致祥、陳光亮、郭蔡淵、蔡添彭、陳啟峰、葉宗祺
(資料來源: 台灣政治運動史 p.55)
文化活動
以《台灣民報》做為協會宣傳工具，在台北、新竹、台中、員林、台南等地設立十餘處讀報社。並四處舉辦演講，並成立文化書局、文化劇團，也舉辦各種有關歷史、法律、衛生等短期或長期的講習會，進行文化演講會、文化劇運動。除了邀請《台灣通史》作者連橫主講台灣歷史和漢文、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林茂生也曾主講西洋歷史外、身為醫生的蔣渭水也下場主講公共衛生。更有擔任律師或學有所長的會員主講法律和經濟學（如遠從哥倫比亞大學回來的陳炘）等。據統計，在1925年、1926年中的聽眾即達23萬人之多。本來文化協會還打算設文化義塾，以幫助家境貧困的小孩上學，不過申請時被駁了回來。另外自1924年起文化協會也趁暑假時舉辦名為「夏季學校」的夏令營。由身為總理的林獻堂熱心提供自家大宅院做為教室和宿舍。當時文協的專務理事蔡培火基於重視電影對大眾的教育功能，遂於1925年從東京購買社會教育影片十數卷，成立名叫「美台團」之機構，訓練青年志士專管機器、說明影片，並全台巡迴放映電影。林秋梧即是當中著名辯士。
在文化協會的活動中，最受重視的是演講會，其原因在於當時台灣文盲仍多，以文書宣傳效果不佳。1923年5月，會員黃呈聰、王敏川等以《台灣民報》社員名義自日返台，為推售台灣民報，在全島各地舉行巡迴演講，其講述的民族主義與對總督府施政的批判，引起台灣民眾很大的迴響，自此，文化協會開始頻繁於各地舉辦演講會。除此之外，文化協會內部也有人提倡以新戲作為文化運動的一個工作項目，1925年7月，台中州首次組成劇團組織，緊接著台中州南投郡草屯莊的炎峰青年會也組織一團，1926年11月，新竹街的文化協會支部也成立了新光劇團。這些演劇的腳本多半以諷刺性的方式譴責社會制度、鼓吹民族意識，這種宣傳方式也得到不錯的效果。
治警事件
主條目：治警事件
台灣文化協會雖然不被允許從事政治活動，但自成立之初即成為島內外各社會運動的母體，文化協會成員以個人名義加入或指導各類組織與事件。1920年底開始進行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因為是在日本帝國憲法內所規範的合法政治活動，且有內地（日本）眾議員的支持，被蔣渭水諭為台灣人唯一的活路，自請願開始，即由文化協會成員於背後運作，這項請願運動對台灣總督府的權力提出了最根本的挑戰，因此也成為總督府的眼中釘。
總督府除了動員辜顯榮等御用士紳抨擊請願運動外，也實施各項取締措施緊縮言論，對於林獻堂等在台有龐大產業的人緊縮銀根、收回公賣品的販賣權，迫使其不得不退出該活動。而後又導演了「八駿事件」以分化文化協會成員的團結，但礙於此一運動係採行合法的方式，即使一再壓制也未能根除，1923年總督府終於發動一次全面的反擊，這就是著名的「治警事件」。
治警事件為「臺灣治安警察法違反事件」之簡稱，蔣渭水等人於1923/1/30組成「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以推動請願運動，三天後 (2/2) 即被台灣總督府禁止，蔣等人又於同年2/16於東京重新成立，台北地方法院檢察局卻以「主腦者與法域雖不同，其會員大部分為舊結社員，會名又同一，而同在台灣活動」為理由，於同年12/16在台灣全島大舉搜查，當天被拘留者有41人，被搜查且被傳訊的有11人，只被搜查的有12人，僅被傳訊的有35人，共計99人。事發後，台灣一切對外通訊都被當局所控制，街頭巷尾及公共場所皆有特務站崗，未被檢肅的請願運動成員也受到特務跟蹤，一時全島風聲鶴唳、民心惶惶，一個月間，台灣三家日報(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新聞、台南新聞)對這個事件又保持緘默，隻字不提，更增肅殺氣氛。大搜補後，文化協會多名重要成員入獄，第四次、第五次的請願運動在領導人繫獄，且消息被封鎖，民眾在情勢不明的惶恐氛圍中，連署人數大幅減少。
但因為這些受到檢肅的人士，除了台灣雜誌社成員外，大多數為律師、醫生、地主，是台灣社會的中堅份子，且多是成長於日本教育下的知識分子，這些人一起被檢肅，震撼了日本的輿論界。日本輿論界無法如西來庵事件之前的武裝抗日一樣將他們視為土匪，他們必須深入探討造成這個事件的癥結所在。許多當時日本法界相當有名的律師跨海來台提供法律協助，最後審判結果如下:
四個月: 蔣渭水、蔡培火
三個月: 林呈祿、石煥長、蔡惠如、林幼春、陳逢源
罰金壹百圓: 林篤勳、林伯廷、蔡年亨、石錫勳、鄭松筠、蔡式穀
無罪: 吳海水、韓石泉、吳清波、蔡先於、王敏川
在這次事件影響下，但隨著公開審判的進行，事態逐漸明朗，民眾開始表現出對於他們的關心與支持，第六次的請願簽署人數大增為七百多名，文化協會演講的次數、聽講人數也急驟增加，台灣民報的銷路也遽增，這都是治警事件的影響。而且因為經過法院的辯論與判決，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合法性得以確立。
青年運動
留日學生在東京結社支持島內的文化協會，並將在東京接受的各項思想運動注入文化協會，受到這些思想影響最大者為台灣青年，留學日本、支那(中國)的學生大量增加，並提升了對於民族、社會問題的關心。加上文化協會成立之初因為蔣渭水、蔡培火的影響，台北醫學專門學校及台北師範學校的學生大量加入，更增加了文化協會對青年的影響。對於各地的青年運動，文化協會更提出指導，不但時常與島外留學生連絡合作，並且在島內也對青年團體的成立給予援助，下列為幾個重要的青年團體:
台北青年會: 1923/7/30 支那(中國)留學生翁澤生與數名同志於台北市太平公學校同學會席上，趁機成立台北青年會，這些成員與文化協會互動密切，並逐漸左傾，後來成為分裂後新文協的重要成員。
美麗也會: 1926/5/6 成立於基隆市，以文化協會影響下的青年約四十多名為會員。
通霄青年會: 1925/10/3 成立，主要會員有詹安、陳煥奎、黃煌輝、邱枝傳、陳居發等人，時常邀請文化協會幹部召開演講會。
炎峰青年會: 台中州南投郡草屯莊文化協會理事洪元煌及李春哮等人創立於1924/10/28，擁有會員百餘人，經常做農村巡迴演講，或透過經營文化劇團，以演劇方式進行文化運動。
大甲日新會: 台中州大甲郡大甲街文化協會影響下的青年團體，陳煌、王錐、黃清波、陳炘、郭戌己等人為幹部，會員三十四名，創立於1926/1/10。
在文化協會的影響下，發生了許多學生運動，以下為最重要的三次:
第一次台北師範學校事件
第二次台北師範學校事件
台南師範學校退學事件
在事件後被退學的學生多半選擇留學日本或中國，許多人在海外仍繼續參與思想運動。
臺灣文化協會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 https://goo.gl/cT4i4M
美麗也會: 1926/5/6 成立於基隆市，以文化協會影響下的青年約四十多名為會員。
通霄青年會: 1925/10/3 成立，主要會員有詹安、陳煥奎、黃煌輝、邱枝傳、陳居發等人，時常邀請文化協會幹部召開演講會。
炎峰青年會: 台中州南投郡草屯莊文化協會理事洪元煌及李春哮等人創立於1924/10/28，擁有會員百餘人，經常做農村巡迴演講，或透過經營文化劇團，以演劇方式進行文化運動。
大甲日新會: 台中州大甲郡大甲街文化協會影響下的青年團體，陳煌、王錐、黃清波、陳炘、郭戌己等人為幹部，會員三十四名，創立於1926/1/10。
在文化協會的影響下，發生了許多學生運動，以下為最重要的三次:
第一次台北師範學校事件
第二次台北師範學校事件
台南師範學校退學事件
在事件後被退學的學生多半選擇留學日本或中國，許多人在海外仍繼續參與思想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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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埔事件為1907年（明治40年）11月，發生於台灣新竹北埔的抗日事件北埔事件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 https://goo.gl/3Eiyi2
北埔事件/蔡清琳入忠烈祠/北埔事件是日警收繳全台所有槍械後，全台第一件民間起義的事件/ 北埔事件核心義士來自姜紹祖1895乙未抗日義士的中興莊，「復中興聯合隊」的組織早就存在，所以誓師目標「仁義」、「安民」不是臨時想到的口號，而且有其傳承淵源/參與1907丁未北埔事件的隘勇，諸多是1895乙未抗日餘生的戰士，其中也不乏是遭難而遷徙的村民。當年姜紹祖起身號召抗日之時，獲得月眉、草山莊民同心響應/日警以殺光賽夏族全族為要脅, 要求交出蔡清琳,因此賽夏族人不得不殺蔡清琳自保, 翤後, 賽夏族人被族人告知每年應祭拜蔡清琳。蔡清琳因此成為賽夏族人唯一祭拜的去逝之人/事件的首從共有9人被台灣總督府判處死刑，有期徒刑或行政處分者則為97人。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pvXOnK
台灣日治時期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 https://goo.gl/uWK3Kv
重讀高中歷史課本－日治時代的台灣（三）：近代社會運動的發展（第Tony的自然人文旅記第0538篇） - https://goo.gl/fktXrc
【民報】【台灣文化日系列2】學唱台灣最早的社運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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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歌謠的文章，常常是用文字來描述歌曲，音樂、旋律的部分交由看官自己「腦補」，總覺得是隔靴搔癢。尤其是對所提歌曲不熟的讀者，別說是鴨子聽雷，恐怕更只流於「鴨子看雷」。本次要介紹的關於社會抗爭的歌曲，如果只用說的，絕不過癮，索性就把曲譜分享，讓大家一起來學唱看看。
要教大家什麼歌呢？
既然要唱，就唱大家普遍不會、年代最久遠的社運歌曲——〈臺灣文化協會會歌〉和〈臺灣自治歌〉。希望透過曲譜的分享，大家來試著唱，也過過做為 1920 年代知識青年，加入「文化協會」和「地方自治聯盟」的癮。
〈臺灣文化協會會歌〉
我們都普遍了解，「文化協會」是臺灣人的第一個本土運動組織，也是日本時代臺灣社會集體政治行動的代表性組織。1921年10月文化協會正式成立，在成立前一個月，也就是 1921年的9月21日，在臺北的發起人之一蔣渭水寫了封信給臺中霧峰的林獻堂，報告各地同志加入的情形，信件中附上一首自創歌詞——〈臺灣文化協會會歌〉。
《臺灣民報》的幾位成員：（左起）蔣渭水、蔡培火、蔡式穀、陳逢源、林呈祿、黃呈聰、黃朝琴、蔡惠如（吳三連基臺灣史料基金會 提供）
由於這封信留存了下來，這首歌也就成為現存歷史文獻中最早的社會運動歌曲。歌詞共有三段，第一段是這樣寫的：
我等都是亞細亞黃色的人種
介在漢族一血脈日本的百姓
所以天降大使命矚咱緊實行
發達文化振道德造就此才能
關於這段歌詞，我們要特別注意到一個後續的改編。在許多網路上的資料中，第二句「日本的百姓」常被解譯為「遠東的百姓」，據個人研判應當是「日本」二字較正確，「漢族血脈／日本百姓」，也符合當時臺灣人的身份與認同。
會歌的兩種不同唱法
歌詞當然是用來唱的，怎麼唱呢？
渭水先生非常有創意的在歌名下註明一段文字：「常時用黃海戰之譜（ゲムリモミエズクモモナク）行式之時用始政紀念日之譜（フサウノソーラニ）」這段字說的，是這首歌依據使用的場合而有兩種唱法，一般情況是用「黃海戰之譜」，依據補註的歌詞，說的就是1895年一首記錄甲午戰爭戰況的日文歌曲〈勇敢な水兵〉；遊行時則是用〈始政紀念日〉，這首歌是當時小學「唱歌」五年級教科書上，當時幾乎人人都會唱。
這兩個旋律當時普為人知，蔣渭水還貼心地括弧註明一小段開頭的歌詞，讓獻堂先生和協會同仁很快可以知道要怎麼唱。
志士們的進行曲
現在如果去 Youtube 搜尋「文化協會會歌」，可以找到用〈勇敢な水兵〉旋律演唱的文化協會會歌，特別是有部製作精美的音樂劇《渭水春風》，就以這個曲譜演唱，加上和音、伴奏與舞蹈，畫面使人感動。
倒是特別用在遊行中的〈始政紀念日〉旋律版本，仍無人灌錄上網，特將樂譜刊登如下供大家參考演唱。
兩個曲調比較來聽，我個人覺得，〈始政紀念日〉一調與蔣渭水的歌詞搭配較為嚴密，比較容易唱。我們可以想想，當時這些志士一邊遊行，一邊向殖民政府訴求議會設置、向臺灣百姓鼓吹文化向上，就是唱著這一首歌，一同行進。
對殖民統治的創意反擊
蔣渭水在歌詞旁邊也特別註記，這段歌詞主要是作為發起創作之用，供大家參考訂正，後來的會歌是否真是這樣唱，其實並不能真正確定。而跟同時期的一些歌曲比起來，這首〈臺灣文化協會會歌〉顯然較為白話，易學易唱，歌詞聽來也較容易理解。
就這點來看，作為新知識青年代表的蔣渭水，拋棄了同時期仍極其普遍的漢體詩文，而能寫下這首傑出的白話歌詞創作，並以之作為文化協會會歌，可說是別具新世代文化創意的做法。創作歌詞、作為會歌宣傳，基本上是借用自日本人的唱歌教育與文化，象徵日本在臺統治宣傳歌的〈始政紀念日〉，以及讚揚甲午戰爭海軍〈勇敢な水兵〉，都變成了文化協會會歌，也可說是臺灣知識青年對殖民統治直接而有力的文化反擊。
臺史博常設展中的蔣渭水人像。雖然館方懇請觀眾不要觸摸，但曾發生領帶被解開的情形。（到底想對渭水做什麼！？）
臺灣自治歌
社會運動界的另一位巨星蔡培火，不但是政治運動、文化運動的推手，更是詞曲創作的高手。他創作的歌曲多達30首，從1925年開始創作歌詞，1929年之後更開始作曲。他開始作曲的時候，臺灣唱片業都還只是灌錄歌仔、南北管，而鄧雨賢才剛剛去日本學音樂，培火先生可說是臺灣創作歌曲的元老級人物。
日本時代社運巨星兼元老級詞曲創作高手蔡培火(圖片出處：wiki)
蔡培火的歌自 1930 年代透過「一新會」等社會運動團體的教唱，在社會流傳很廣，最知名的就是〈咱臺灣〉，1935年還灌錄成唱片發行。今天特別要唱的是他的第一首創作歌詞〈臺灣自治歌〉。
〈咱臺灣〉可說是日治時期最知名的一首本土政治運動歌曲。1935年流行歌界開始風行具有臺灣本土特色的歌謠，古倫美亞唱片特地邀請也具有政治運動背景的歌手林氏好灌錄這首歌（原音請聽 https://goo.gl/U7n3uu），這張歌詞單就是當時發行唱片的附帶印刷品。
入獄創作的起因
這首歌是他1925年4月在獄中的創作，之所以入獄，我們仍要回到文化協會創立不久那時講起。當時除了臺灣本地的文化協會外，「臺灣議會設置運動」也如火如荼地展開，特別引起在日就學的臺灣青年廣泛迴響。
1922年底蔡培火與蔣渭水等人開始籌辦請願組織，先在臺北向警察單位申請結社未果，1923年2月在東京進行議會設置請願後，便向東京警察署報備，正式成立了「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而後期成同盟總部在東京，活動遍及臺日各地，活躍了將近10個月。
但就在這年年底，總督府展開秋後算帳，警察單位檢舉全臺會員及有關人士49 人。這是臺灣近代政治史上針對非武裝抗爭的第一次大逮捕，蔣渭水、蔡培火等人先被羈押了將近兩個月，隨後臺北地方法院以違反「治安警察法」為由起訴18人，三審定讞後，蔡培火在1925年2月21日入獄、5月10日假釋出獄。〈臺灣自治歌〉的歌詞，正是蔡培火服刑期間、在臺南監獄寫下的作品。
特別的是，別人寫的都是散文、舊詩，培火先帶出監獄的這首歌，是當時相當罕用的所謂「土音」（也就是臺語）韻詞。
慷慨激昂的詞曲
這首歌詞何時套上歌曲？
並不確定，只知道在1931年4月，蔡培火正式將曲定稿。歌詞慷慨激昂，詞韻流暢，曲調簡單莊嚴，「田園阮開／樹阮種／勞苦代過代」、「阮是開拓者／毋是憨奴才」、「玉山崇高蓋扶桑／我們意氣揚」表現出臺灣人應有的高昂立場與氣質，第二段裡面唱的愛鄉熱血、不畏強權的決心，以及政治訴求「百般義務咱著盡／自治權利應當享」，由內到外，扼要點出那時的政治主張，這樣的自我表述與訴求，不但在當時具有廣泛的社會號召力，時至今日，仍是民主自由運動的根本要義。
穿越時空的熱血之音
文化協會會歌與自治歌，唱來依舊令人振奮，當時的社會運動家從不掛念自己的小確幸，而是為整體臺灣、東亞、甚至全世界的大幸福而奮鬥，期許全民覺醒、世界和平而做為「世界人」。
雖然訴求與當代有所不同，他們的認同、理想與熱情與現代公民意識，可說毫無二致。那一代有志同唱共和的朗朗歌聲，早已不再，但那勃勃的血氣、親切的自我表述，以及鏗鏘有力的訴求，仍能透過歌曲的傳唱而振起，也依舊能鼓舞現代臺灣人齊同腳步、繼續奮進。
本文原載於《Watch Taiwan觀‧臺灣》第24期（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出版）
1923年4月15日，號稱「臺灣人唯一的言論機構」、「臺灣人之喉舌」的《臺灣民報》，於東京創刊！
《臺灣民報》是當時唯一由臺灣人資本推出、也是日本時代臺人所創辦影響力最大的報紙。經過政權更易，數十年來散落各地，臺灣歷史博物館以1974年曾經複印的版本為基礎持續蒐集史料，才終於復刻出版！
翻開這套充滿歷史重量的復刻本，就像回到1920年代的社會，跟著當時的臺灣人爭取權益、了解「世界要聞」、「島內時事」、還有夾雜臺灣話、日語和白話漢文的社論，內容包羅萬象，除了針砭時事，也有許多生活化的主題如戀愛、性別平等、勞工權益、更是許多臺灣文學作品的發表園地
4月15日，一起紀念《臺灣民報》這份臺灣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報紙發刊101週年，感受1920~1930年代的社會脈動吧！聚珍臺灣 - #歷史上的今天 1923年4月15日，號稱「臺灣人唯一的言論機構」、「臺灣人之喉舌」的《臺灣民報》，於東京創刊！... | Facebook https://bit.ly/440Qmmo
👑#清朝康熙皇帝其實並不在乎台灣，像之前的所有中國皇帝一樣，#他認為台灣沒有任何價值，並留下知名評論：「臺灣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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