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如芝（1932年9月3日－1956年1月13日）[1]，臺灣新竹縣客家人[2]，臺灣白色恐怖時期受難者。
生平
牽連入獄
傅如芝出生於臺灣新竹，在新竹女中就讀二年級時因參加初中老師黎子松的讀書會、受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案牽連而被捕入獄，判刑十年[1]。1950年代臺灣，臺灣本省年輕人學習國語、閱讀中文書籍是當時的潮流，因此盛行讀書會；其中便有因接觸左翼書籍而入罪，並因參與讀書會而成案[3] 。
傅如芝的弟弟傅祖慶回憶道，某日學校派人通知他姐姐被捕的事情。幾天後，五位拿槍的憲兵來他們家，一位站在大門口，一個站在傅如芝的房門口，其他三位就進房翻箱倒櫃，然後帶走一些書、筆記本之類的東西。傅如芝因為受教師黎子松的日記牽連而被捕；同校教師蔡高雖不認識傅如芝，但因她幫他還《人類是怎樣造成的？》、《勞動問題》這兩本書，並將此事寫在她的日記裡，遂同樣被捕。[2]
入獄的黎子松得知自己的學生傅如芝、黃竹櫻等人陸續遭捕以後，寫了一首歌《南方的木棉花》。此曲在監獄中流傳，黎子松的學生聽到這首歌便傷心落淚。[2][4]
後來作家錢光中寫了〈南方的木棉花〉記述了黎子松與他們學生的故事[5]。
木棉花又開啦！冬天已經不長啦！
在開遍了紅棉的南方，
有一位勇敢而多情的好姑娘，
她懷念我，一刻不忘。
她寄來了無窮的希望，
告訴我光榮而勝利的那一天，
她愛我，像愛春天一樣。
木棉花又開啦！春天快要來啦！
我迎接這可愛的姑娘，
我迎接這明媚的春光！
我迎接這明媚的春光！
「」
黎子松為學生所寫的《南方的木棉花》[6]
移監軍法處
在臺北青島東路軍法處（今台北喜來登酒店之地）的女子押房裏，傅如芝認識了1951年12月被移送到此的羅瑞秀。[2]
移監綠島鄉
1952年4月15日，羅瑞秀被調離關了四個半月的軍法處，隨同兩三百名難友，移送火燒島新生訓導處的集中營。女生分隊大約有八九十人。不久，傅如芝也跟著下一批難友移送火燒島。兩人高興在異地重逢。[2]
蔡瑞月離開綠島送回台灣前，編了一支長舞，趁女生分隊吃飯的空埕上，偷偷跳舞給她們看[3] 。
綠島人權文化園區新生訓導處第三大隊展示區的牆壁上，寫有傅如芝、黃金島、蘇素霞男友曾國英等人犯。
移監保安處
之後傅如芝先調回臺北保安處，而羅瑞秀繼續待在火燒島。當時被移送保安處看守所女押房的李碧霞，注意到傅如芝這些從綠島調回來的人，對他們這些後來才進來的人頗為警戒。據1953年與傅如芝同大押房的許金玉回想，難友陳華會用糖果紙傳紙條給傅如芝，後者拿到後便趁洗澡時看，同時叫許金玉把風，看完後她立刻把它洗掉。一天晚上，傅如芝就告知許金玉懷疑一位綽號叫「小張」的女難友可能是眼線。該人是省立台中醫院護士，戰前曾在楊逵妻子葉陶領導下從事婦女工作，1950年3月因台中案被捕。[2]
許金玉調走後，小張常被叫出去，之後她又一定要和傅如芝同一批洗澡。傅如芝無法處理紙條，只好藏在熱水瓶底下，因此有一次被小張發現，當日看守長就突擊檢查該熱水瓶。[2]
再度移監軍法處
1953年傅如芝再被移送軍法處，指控她在處所搜獲手抄《論人民民主專政》、為匪宣傳之標語條、匪歌一首、分析成份之女生名單一份，又在她熱水瓶底搜手抄之《中共鬥爭史摘要》、《社會進化史摘要》、《互相檢討批評總結》小冊三本，尚有與陳華通訊的函件、匪歌暨反動詩詞等多件。[3]
1954年末，羅瑞秀被調離火燒島，移監軍法處看守所，起先和一批國防醫學院的女學生同房，後再度和傅如芝同房。羅瑞秀瞭解到傅如芝在保安處的時候和男朋友通信被發現，而送到軍法處結案。儘管男女朋友通信的內容只是互相鼓勵，法官解釋成傅如芝等人想在獄中發展反政府組織。羅瑞秀認為很嚴重可能會被判「二條一」[a]。[2]
1955年11月29日，國防部「理琦字第二九○九號」簽呈中，傅如芝在「發還嚴為復審」之下，罪名三級跳，從「交付感化」變成「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判處死刑，若干原判感化三年者、無罪者如張樹旺、楊俊隆十二名，也都同罪，改處死刑。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在此案的批示欄中，寫下大字「如擬，十二、十七」。[3]
有天晚上，傅如芝對共睡床墊的羅瑞秀說希望後者在出獄後能當傅媽媽的女兒[2]。羅瑞秀為營救難友，冒著危險，寫了許多申辯信，卻石沉大海般不見波紋[3]。
行刑前刻
安息吧，死難的同志，別再為祖國擔憂。
你流的血照亮的路，我們會繼續向前走。
你是民族的光榮，你為愛國而犧牲。
冬天有悽涼的風，卻是春天的搖籃。
安息吧，死難的同志，別再為祖國擔憂。
現在是我們的責任，去爭取民主自由。
「」
當時軍法處執行槍決的清晨，女監常會有人唱《安息歌》替死難者送行。[6]
處決當日，看守長假裝對傅如芝說爸爸媽媽在辦公室等她，有特別接見，催促她快去；傅如芝將綠毛衣脫下要張常美轉交給傅如芝弟弟[1]，與同房難友一一握手後才走[2]。
傅如芝在槍斃前拍照時展顏而笑[3]。
身後
當傅如芝的父親在馬場町刑場將她的屍體領去火化後，捧著骨灰回來的時候，對家人述說了她被開三槍的死狀，她的祖母等親人都因此驚嚇。[7]
傅如芝骨灰放在青草湖畔的納骨塔。1998年11月11日，傅祖慶在接受採訪時表示父親後來幾乎不太講話，想到亡女時自己一人靜靜地流淚。[2]
被懷疑出賣傅如芝的小張出獄後嫁給一位特務背景的人。多年後，藍博洲在永和秀朗路想問她當時經過，卻不准筆記、不能錄音，也問不出結果。[2]
新竹二二八紀念碑旁的裝飾為《南方的木棉花》歌詞。
逸事
在臺北青島東路軍法處時，羅瑞秀注意到每當外役送飯，傅如芝總趴在押房的門洞口望著那名當役的老伯，便好奇問是否認識。傅如芝說不認識，是因他聲音跟她父親頗似，感覺就像見到親父一樣給她溫暖。[2]
註釋
移至 ^ 當時彭孟緝任國防部副參謀總長兼代參謀總長，判亂案愈判愈重的傾向，許多案件都由《懲治叛亂條例》第五條「參加叛亂組織或集會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而推進到以《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之「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者」，處以無期徒刑或死刑，故有「二條一」此稱。[3]
傅如芝（1933~1956）
傅如芝凝視的荒蕪世界
2008-02-25 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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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欽榮
參加「逆風行腳」走過台中大肚溪時，蔡焜霖擁抱著胸前兩張遺照，呢喃低語：「阮這麼要行過大肚溪，兩位得要保佑台灣！」照片中兩位青年，一位是陳文成博士、一位是楊俊隆。
曾經在一九五○年白色恐怖時代，被送到綠島近十年的蔡焜霖，老當益壯，「逆風行腳」一天走了二十多公里。楊俊隆，是蔡焜霖台中一中學長，一九五○年於台南工學院時，因讀書會牽連，被判刑十年，送到綠島。一九五三年春，當局自稱由「新生」（政治犯）在綠島新生訓導處發動「一人一事良心救國運動」，要政治犯在身體「自發」刺上「反共抗俄」，良心救國運動以失敗終，當局遂以政治犯「消極方式阻礙該處業務」為由，構陷政治犯再叛亂。楊俊隆是許多被送回台灣再審判的其中一位，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三日遭槍決，時年二十七歲。
同時被槍決的十四人中，包括本省、外省籍，多數是三十歲上下年輕人。蔣介石親批、更改審判結果，槍決前後照片並送回總統府報備。每一位受難者微笑的面容，包括一位二十二歲、客家籍的新竹女中學生傅如芝，好似凝視著這個荒蕪的世界。
同樣的「獄中再叛亂案」，也發生在新店安坑，前後被槍決十五人。
受難者的逆風行腳，透露了被掩埋的歷史總是不斷召喚著遺忘歷史的我們。未來的台灣總統必須回答：「過去不久的二二八、白色恐怖歷史，到底發生了什麼駭人聽聞要錢害命的事情？缺乏教科書記載歷史真相的今天，如何確保年輕人不再有受害的恐懼？」
我們，也必須自問：「我們為犧牲奉獻的前人做了多少探詢真相的努力？」
（作者為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董事）
小傅的舊毛衣
Posted on 2011 年 05 月 04 日 | 發表留言
文/ 蕭伶伃
傅如芝，1932年9月3日生於新竹縣。就讀初中期間，因曾參與黎子松老師組的讀書會，於高二就讀竹女以「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案」遭牽連入獄，判刑10年。判刑確定那年，她20歲。
1954年，因「一人一事良心愛國運動」事件，國民政府將傅如芝等一行被視為「再叛亂犯」的受難者自綠島送回台北軍法處。1955年7月改判另增三年感化，後因疑似遭誣陷與受難者陳華通信，改判死刑。
在綠島與爾後因「再叛亂案」在軍法處同牢房的難友張常美的眼中，「小傅」是個開朗，勇敢，貼心的年輕女子。她的堅毅總是溫暖，保護了同房的女性難友；獨自承擔生命的悲劇。1956年1月13日，張常美回憶起那天的情景：
那時方法不一樣了，不是半夜了……那個女主任，看守長那一類的，來了，對傅如芝說：你特別接見耶。你爸爸媽媽來看你，在辦公廳，快一點喔。
傅如芝心裡知道自己是不可能被「禮遇」特別接見的。張常美心裡緊了一陣，小小聲的問：「 小傅，你好像要走了？」傅如芝點點頭，把外面的藍色囚衣脫下來；裡面是一件綠色毛衣，也脫下來，把毛衣交給張常美：「這個給我弟弟。」內裡僅穿著一件衛生衣的傅如芝，在冬日裡，不忍難友凝結的不捨，扶著樓梯杆一階一階的走；突然間，她回過頭，對著張常美等喊了一聲：「再見了。」便迅速的消失在難友的視線之外。
臨刑前，傅如芝露出她最後的自信的微笑。那年，她23歲。
[小編按]
1950年11月27日，保安司令部偵破「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案」；隔年9月1日，並列被告的傅如芝在19歲生日前夕遭軍法處以「參加叛亂組織」罪名，處有期徒刑10年。1952年，傅如芝隨其他受難者前往綠島成為「新生」的一份子，編列女生大隊（第七中隊）一員。
1953年初，因韓戰進入談判階段，身處綠島新生訓導處的受難者吳聲達認為共黨極有可能趁勢進攻台灣，因此建立所謂「ABCD核心組織」，調查聯絡各在訓「共黨犯」及「新生分子」，企圖達到「破壞感訓」的目標。同年4月9日，新生訓導處「內鬼」拾獲疑似「女犯與男犯通訊」但無寄信收信人姓名的信件。關鍵在於：內容涉有「非法活動」嫌疑。很快的，吳聲達等人的組織曝了光，然而，經過偵訊，「除了傅如芝不願認罪，其他相關人士均坦承案情」。
於是，包含傅如芝等一行人便遭送回軍法處。那是兩難的心境，一方面高興可以脫離綠島新生訓導處；另一方面，面對在軍法處的死亡壓迫，卻讓人感到恐懼、窒息難耐。只是，傅如芝彷彿從不畏懼眼前的悲劇命運，她堅毅的面對跟前那曲折離奇的死亡之路。
於此，需要說明的是，以吳生達為首的「ABCD核心組織」與傅如芝間的關係是否真如此直接，必須打上一個問號。上述，是根據藍博洲的採訪書寫，然而，張常美則有另一種說法：小傅是被撿到抄寫新聞的小抄，違紀而遭遣送回台北的。因為，在當時，看報紙是不被允許的，大多數的受難者都靠著偶然撿到的新聞，快速抄寫，彼此私下偷偷傳閱。因此，小傅究竟是因何案而遭遣送回台，須再詳細追問。
再回到故事。
回到台北之後，一個確定小傅生命句點的男性出場了。陳華，浙江平陽人，浙江大學畢業，原台中煙葉試驗所文書，1950年2月，因參加共產黨週邊組織讀書會被捕，處刑15年。然而，在移送新生訓導處期間，陳華始終扮演「冥頑不靈」的角色。如預期般，他與傅如芝、吳聲達等一行人同批遣送回台北保安局看守所。
按照判決書所寫，陳華「「不但未稍斂迹，且變本加厲，在所中積極展開秘密判亂活動」，證據之一乃是「與同所女犯傅如芝等，進行秘密通訊（使用密碼），指導其學習，並研究各犯被提訊後之情形。」。判決書更繪聲繪影的描寫陳華如何透過書信向傅如芝以情感誘拐，甚至提出「婚約」。而傅如芝在判決書中亦「同意」婚約。
依照判決書陳述，故事並未因保安處人員「發現」而中止，判決書上的陳華仍舊不死心的持續透過「外役」與傅如芝秘密傳遞紙條。然而，內神通外鬼，所謂由受難者扮演的「外役」其實是受保安處所託，早已輸誠並進而偽裝的政治犯。悲劇的句點大致已到來：1954年7月28日，33歲的陳華首先被槍決；小傅以及另外十一名男性難友，也於一年半後被槍決。
只是，我們必須提問的是，年紀輕輕便面對如此命運的傅如芝真如此天真浪漫的執意與陳華「秘密通訊」嗎？在張常美眼中的小傅並非如此。她開朗，同時也深沈。年紀輕輕的外表，幾經摧殘卻亦練就了那樣的年紀不該有的歷練與世故。因此，面對判決書，我們仍舊應打上個問號，「小傅」真實的經歷了什麼，或許早已難拼湊個完全，但面對歷史真相的追究，現在的我們，應以更開放的心境，堅持下去。
文章參考來源：
1. 藍博州 <小傅>
2. 林世煜、胡慧玲訪談張常美女士記錄稿
戒嚴種菜也有事！ 網友作沃草測驗 很多人被「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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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15 19:17
〔記者陳鳳麗／南投報導〕今天是台灣解嚴30週年日子，很多網友在LINE瘋傳「沃草國會無雙」設計的「你是戒嚴時代的誰呢？」測驗，有網友第1題選的答案，結果就是被槍決！而對應的就是當年的實例案例。有人更每一題選的答案，結局都是被槍決，驚呼「在戒嚴時代生活實在不容易」！
「你是戒嚴時代的誰呢？」測驗讓網友邊做邊驚呼「怎會這樣！」。（圖擷取自沃草國會無雙網站）
「你是戒嚴時代的誰呢？」測驗讓網友邊做邊驚呼「怎會這樣！」。（圖擷取自沃草國會無雙網站）
「要選什麼學校的社團參加？」有可能選到地雷。（圖擷取自沃草國會無雙網站）
「要選什麼學校的社團參加？」有可能選到地雷。（圖擷取自沃草國會無雙網站）
選到參加讀書會的下場可能跟軵如芝一樣是槍決。（圖擷取自沃草國會無雙網站）
選到參加讀書會的下場可能跟軵如芝一樣是槍決。（圖擷取自沃草國會無雙網站）
選到參加耕耘社種菜去有可能像姜民權入獄10年。（圖擷取自沃草國會無雙網站）
選到參加耕耘社種菜去有可能像姜民權入獄10年。（圖擷取自沃草國會無雙網站）
沃草國會無雙設計的「你是戒嚴時代的誰呢？」測驗，不少網友自己做過測驗後傳給親朋好友，而很多人選擇目前很普遍的選項，結果不是坐牢，就是槍決，很多人大呼「不可思議」。
許姓網友在第1題「要加入學校什麼社團？」，選「參加讀書會學習知識」，遭受的命運就是「槍決」，因1956年被槍決的新竹女中學生傅如芝就是參加讀書會，被判刑10年，後在獄中與男友傳紙條原判刑3年，蔣介石批示「發還復為嚴審」，改判死刑，死時才23歲。
施姓網友選最無涉政治的「去耕耘社在校園種菜」，結局是「入獄10年」，因台大物理系女學生姜民權就是參加耕耘社而被判刑。
選項中還包括「為弱勢募款」、「勸好友不要理看起來怪怪的男生」、「香港友人問台灣狀況」……，看起來都很普通的狀況，但依照自己自由意志選的，不是被判刑就是被槍決，陳姓民眾更每題都遭槍決命運。
沃草團隊最後的結論是，在戒嚴時代戰戰兢兢生活，才能成為那個時代倖存者。並列出當年被槍決的部分受難者名單。年僅30歲的賴姓網友說，過慣現在思想自由的日子，真的只能說「可是瑞凡，我回不去了…」。
「你是戒嚴時代的誰呢？」測驗網址：https://musou.watchout.tw/role-play/terror-30/。
戒嚴種菜也有事！ 網友作沃草測驗 很多人被「槍決」 - 生活 - 自由時報電子報 - https://goo.gl/w6MXTU
我的戒嚴時代》吳晟：夭壽喔-新竹女中學生參加讀書會的下場可能跟軵如芝一樣是槍決+參加耕耘社種菜去有可能像姜民權入獄10年/國民黨把台灣當成反共復國基地，隨時都要打回大陸，於是用這樣的藉口剝奪了台灣人民長達38年的人權與自由。台灣有兩種人，一種經歷過戒嚴，一種沒有，我慶幸自己是前者，因為你會更懂得珍惜得來不易的人權與自由
50年代白色恐怖女性受難人的故事
作者：藍博洲
出處：＜台灣好女人＞－聯合文學
長久以來,在進行50年代白色恐怖民衆史的田野調查時,我經常聽到一些女性受難人提到一個新竹客家女學生小傅的悲劇。因爲這樣,我開始尋訪一直讓同時受難的女性難友難以忘懷的小傅的生命史。在官方檔案的記載中,小傅的本名是傅如芝,新竹人,新竹女中高二學生，1950年1月,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而以“參加叛亂組織”罪名,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在綠島新生訓導處拘禁期間,又因“繼續其叛亂行爲”,改判死刑。
歷經幾年來的循線採訪後,我終於初步掌握了小傅的歷史面貌;現在,我要從她念新竹縣立中學時的初中老師黎子松作爲起頭,向你們報告一則關於小傅的悲劇故事。
傅如芝（1933~1956）
黎子松老師
根據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第150～157頁,所謂“匪‘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黎子松、傅煒亮等叛亂案”的“案情摘要”一節所載:
黎子松,廣東東莞人,廣州大學文學系畢業,歷任中學教員暨督學;1947年來台,任教新竹縣立中學。
據安全局調查, 黎子松早在抗戰時期的1939年,就已經在東莞加入共產黨組織;同年十一月,“因工作消極,遭其上級指摘、清算,乃忿而出走”。但是,安全局認爲,黎子松“雖已不爲共黨活動多載,然其思想仍極左傾。”來台以後,因“大陸國軍失利,乃複萌惡念,陰謀趁機活動。”於是“利用教學機會,爲共黨宣傳,繼將該黨書刊,供學生閱讀,企圖毒化學生思想。”而“受惑諸生”當中,又以傅如芝、黃竹櫻及周賢農等十餘名,“中毒較深”。
由於傅如芝早已槍決,黃竹櫻又已於出獄後病逝,而其他人又遍尋不著;在這種情況下,針對“官方”的說法,目前,我所能聽到的“中毒較深”的學生證言,就只有周賢農的了。
周賢農,1933年生,新竹市人,處刑7年。
他說:“黎子松是我念新竹縣立中學時的級任導師,他同時教我們國文;他的國文程度很不錯,書法也寫得相當好。他跟我們學生很快就打成一片。黎老師的教學方式對我們來說很新鮮，他講的課，大家都容易懂。沒錯,他在上課的時候,經常從學校一些不合理的制度談到社會上其他具體的不合理現象;對我,我相信對傅如芝及其他幾個成績比較好的學生,也都很有啓發性。這樣,應該談不上是‘爲匪宣傳’吧!”
“在我的印象中,”周賢農又說:“黎老師的生活很浪漫,很有文藝氣息。我記得,黎老師介紹我們讀的第一本書是茅盾的《手的故事》,然後就是巴金的《家》、《春》、《秋》三部曲,以及魯迅等30年代作家的作品。在當時,這些小說所反映的問題都是我們很容易吸收的;它也讓我們對社會、對人生,有更多一點的瞭解。其實,黎老師提供我們閱讀的所謂‘匪黨書刊’,也僅止於這樣而已。”
然而,我看到安全局機密文件指稱:到了1947年12月，黎某“活動益劇,曾分別在男女學生周賢農、傅如芝住宅,假‘讀書會’名義,舉行‘秘密會議’, 討論共黨‘土地法大綱’與‘中共解放軍何時進攻臺灣’等問題,加強爲其宣傳,先後聚會歷十餘次。”
針對這樣的說法,周賢農向我解釋說:“的確,我們後來也通過黎老師的關係,經常看《觀察》等大陸的雜誌和開明書店出版的那些書。但我們並沒有像官方資料上所說有成立‘讀書會’。那只是黎老師拿書給個別學生看而已!而且,這些書在當時都是書店可以合法買到的呀!我被捕以後,我家裏的人怕得要死,就把這些書都給燒了。至於什麽‘秘密會議’,其實就是黎老師利用家庭訪問的時間,聊一聊我們所讀的小說跟時事而已嘛!對於官方所說的‘黎老師跟我們討論《土地法大綱》與中共解放軍何時進攻臺灣等問題’，我根本就沒有什麽印象。我一直認爲,他們會這樣寫,跟他們抓人也有獎金有關吧!基本上,他們就是要把我們這些被抓的人‘組織’起來;這樣,他們才能做成‘案子’的模樣吧!”
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
的確,就像故事的敍述一樣,所謂“案情”是會因爲辦“案”的需要,而隨著書寫的邏輯繼續發展的。對辦案者來說,當這樣那樣的“陰謀活動”已經“具體”以後,再來,就是要給從事這些“叛亂活動”的人,扣上一個“組織”的名稱了。
安全局的機密檔案是這樣記載的:
“三十九(1950)年元月,黎子松復倡組‘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著由傅如芝、黃竹櫻及周賢農等發展組織……。旋復指始各該生實施農村訪問,秘密調查三七五減租民間反應,並向農民散播:‘中共即將解放臺灣’之謠言,藉以擾亂民心。”
關於黎子松倡議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並由傅如芝跟周賢農等去“發展”的官方說法,周賢農說:“我的感覺是,黎老師不曾那麽具體的提過，他既沒有向我們提到‘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的名詞，也沒有明確的做法指示;事實上,他只是要我們多關心社會,多介紹其他同學多讀點書而已。”
“是的,”周賢農又說:“黎老師的確有說要帶我們到農村走一走;有一次,我們就利用假日,到某個住在農村的同學家裏玩啊!回來後,我們也在課堂上,針對農村的生活,做了感想報告。這其實也是很正常的戶外教學活動啊!可是到後來卻全都成了‘叛亂’的具體罪狀,真是從何說起啊!坦白講,就我後來深入的瞭解,我們這些同學沒有一個人參加過什麽‘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的組織。但是,自從閱讀過魯迅等30年代作家的作品以後,我們的社會意識被啓蒙了,對正義、理想也有一定的追求決心。”
逮捕
爲了理解小傅的悲劇,我們有必要繼續根據安全局機密文件所載的“案情”發展,來瞭解故事的進行。
機密文件透露:
1950年夏天,黎子松因爲經常到新竹市內的興中書店購書的關係,認識了剛從台大畢業,“平素言行偏激”的書店老闆傅煒亮,繼而吸收傅某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9月間,他又介紹一名劉姓女生到書店當店員,並交代傅煒亮“予以教育,以備吸收入黨”。然而,因爲傅煒亮“時與劉女密談,狀至親昵”,“引起其妻之誤會與妒恨,乃向新竹憲兵隊告發”。新竹憲兵隊據報後,隨即配合當地特高組,一方面運用傅妻爲“耳目”,派員跟蹤監視;同時,調查傅煒亮的“身世、言行及交往活動狀況,進而搜集其涉嫌佐證暨組織關係。”這樣,他們很快就發現傅煒亮與黎子松“關係密切”,於是“循線發展,於新竹縣立中學密布眼線,加強監視。”結果,“發現黎與該校高中二年級學生周賢農、鄭詩禮、傅如芝(女)、黃竹櫻(女)等(按黎任該班級導師),往來甚密,且常藉‘讀書會’名義集會。”
事實上,就時間來看,1950年元月,當黎子松倡組所謂“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的時候,傅如芝已經就讀省立新竹女中,黃竹櫻就讀新竹師範,周賢農也已經就讀省立新竹高中,他們都已經不再是新竹縣中黎子松班上的學生了。以此來看,我們有理由懷疑,上述有關小傅等人的官方敍述,根本就與事實不符。
然而,虛構的敍事邏輯是可以不必考慮事實的;“案情”的進展在沒有這樣的限制下,接著就要進入高潮。
11月29日,新竹憲兵隊認爲已經偵查清楚，於是同時逮捕了傅煒亮與黎子松。然後陸續逮捕黎子松的學生傅如芝、黃竹櫻、鄭詩禮、周賢農、曾美容，以及新竹女中老師蔡高等人。
“被捕前,我就已經聽到黎老師被抓的風聲了。”周賢農回憶說: “當時,我已經離開新竹縣立中學兩年,在省立新竹高中讀二年級;因此,也沒想到自己會因爲黎老師而被捕。那時候,外面已經抓了很多人了;所以,當教務主任把正在上課的我帶到教務處交給憲兵時;我就知道在劫難逃了。他們先把我帶到新竹憲兵隊,過了一天還是兩天?再把我送到臺北憲兵團(在某個國民小學);在那裏,我看到傅如芝等幾個初中同學也都來了。關了一段時間後,我們又被送到情報處(西本願寺);再被送到保密局;最後到軍法處,等候宣判。偵訊時,我從他們的問話內容判斷,我和其他同學所以會被抓的原因,主要是黎老師在日記上記下了他在課堂上的講課情形跟心得,同時也提到我們幾個在班上成績比較好的同學吧!但是,黎老師怎麽會被抓?我在當時也不清楚。在我的印象中,黎老師是一個單純的浪漫文藝青年;只是思想比較左傾而已,能夠算是共產黨嗎?況且,他單身一個人在臺灣,能有什麽組織關係呢?”
南方的木棉花
當黎子松知道自己的學生傅如芝、黃竹櫻等人也陸續被捕以後,深怕這些年輕的女學生們無法承擔嚴厲的刑訊;爲了鼓勵並安慰她們,於是自己作詞、作曲,寫了一首題爲“南方的木棉花”的歌——
木棉花又開了,
冬天已經不長,
才開遍了紅棉的南方,
有一位勇敢而多情的好姑娘,
她懷念我一刻不忘,
她寄來無窮的希望,
告訴我光榮而勝利的那一天,
木棉花又開了。
春天快要來了,
我迎接可愛的姑娘,
我迎接明媚的春天,
我迎接明媚的春天。
這首“南方的木棉花”很快就在男監的押房裏頭傳唱開來,並且輾轉傳到了小傅等人的耳裏。據說,後來,它還成了流行於50年代臺灣各政治監獄的“獄中情歌”。
牽連
“姐姐究竟是幾月幾日被捕的,我實在記不得了。”針對傅如芝的被捕,她的小弟傅祖慶回憶說:“當時我年紀還小,只記得,那天,姐姐和平常一樣,一早就去上學;可到了近午時候,學校就派人來通知說,姐姐被抓走了……!我們一家都感到莫名其妙?怎麽好好的一個人會突然被抓?究竟抓去哪里,也無從打聽。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幾天後,家裏突然來了五個拿槍的憲兵,他們一個站在大門口,一個站在姐姐的房門口,其他三個就進到房間,翻箱倒櫃,整個都翻;然後帶走了一些書啊!筆記本之類的東西。我們一家人都嚇得不敢說話……”
如果說小傅等人是因爲受到黎子松老師的日記牽連而被捕的,那麽,當時在新竹女中任教的蔡高,應該也是在這次搜查之後受到小傅的日記牽連而被捕的。
蔡高,1925年生,浙江溫州人,溫州師範畢業,抗戰勝利後,來台找工作;1947年進入新竹女中任教。他說:
“1950年12月2日,早上八點多鐘,我在學校上班時突然被三個便衣帶到新竹憲兵隊;然後送到臺北憲兵司令部、軍法處、情報局，再到調查局；一直到判決前,都是這樣轉來轉去的。可一直到今天,我還不明白自己被捕的真正原因?”
“根據判決書所載,我的同案一共11個人;”蔡高又說:“可實在說,這11個人我都不認識。我想,可能跟我有關係的,就只有一個新竹女中的學生傅如芝。可那時候,我也不認識她。我跟她根本一點關係都沒有,就只是借書時碰過那麽一次;當時,我連她叫什麽名字都不知道,還是以後才知道的。”
那時候,蔡高才二十幾歲,年紀輕,沒事就往圖書館借書看!
“我記得,大概是1949年春夏之交,一個蠻炎熱的中午,吃過中飯後,我到學校圖書館還書。”蔡高回憶說，“當時,已經有一二十名學生在排隊還書。其實,我是老師,也可以不用排隊,直接就把書拿給圖書館管理員;那就不會發生後面的這些事情了。可當時,我認爲自己應該做好守秩序的榜樣,就和學生一樣排隊還書;結果,這隊一排就排出事情來了。”
蔡高排了幾分鐘的隊後,排在他前頭的一名女學生回過頭來問他：“老師,您要還書嗎?”
“是啊!”蔡高回答她說。
“您還的是什麽書呢? ”女學生又好奇地問: ”好看嗎?”
“一本是《人類是怎樣造成的?》,另一本是《勞動問題》，”蔡高告訴女學生: “兩本都很好看啊!”
女學生聽了就說:“老師,大熱天的,您不必那麽辛苦排隊,我可以替您還書。”
蔡高向女學生道謝後,也沒有問她名字,就將書拿給她了。
蔡高還記得, 《人類是怎樣造成的?》是自然科學的書,書裏頭主要在講寄居動物的胚胎跟人類很相似,同時也比較了脊椎動物的構造;書後面還提到達爾文的進化論,結論是適者生存,劣者淘汰。另一本《勞動問題》主要在講勞動創造價值的理論。那兩本書都是1948年1月教育部長朱家驊來臺灣訪問時,送給全省每一所省立學校的圖書之一;書的封面一打開,扉頁就印有“朱家驊部長贈送”的圖章。
還書的事過了以後,那名女學生也沒來找過蔡高;這期間也沒有任何事情發生。所以,他被捕以後也沒想到自己被捕會和這事有關?一直要到判決前的一次出庭之後,蔡高才又碰到那名幫他還書的女學生。
她看到蔡高就叫了一聲:“老師。”
“沒想到我們會在這裏再見到面!”蔡高認出是曾經幫她還書的女學生,就苦笑著說;然後又問她:“你叫什麽名字?”
“我叫傅如芝,”她帶著一種感到抱歉的表情說:“老師,我從圖書館轉借了您那兩本書,看完以後還在日記的讀書心得欄寫了感想……”
傅如芝向蔡高表示,她認爲,調查機關一定是在她被捕以後,把她的日記搜走,然後再根據日記所寫,把他也抓來了。
蔡高聽了以後並不怪她,反而安慰她,說:“事實上,這跟你也無關啊!我也不是被你害的呀!”
從軍法處到火燒島
據安全局機密檔案所載,所謂“‘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黎子松、傅煒亮等叛亂案”“經臺灣省前保安司令部審判”後,“以(40)安潔字第3399號判決書呈奉國防部”;1951年12月13日,國防部以“則副字第2217號代電核准”。
12月19日,清晨四五點鍾左右,黎子松與傅煒亮被帶出去槍決;上午約十點鍾,其他同案宣判。
“當天,軍法處有公設辯護人,”周賢農說:“所以,在宣判前,也有一些像是‘你有什麽冤枉啊?’之類的形式問話。我原來應該被判10年的,但可能是未滿18歲吧！就改判7年。”
蔡高因“思想受共黨影響,交付感化。”
傅如芝則以“參加叛亂組織”的罪名,被處有期徒刑10年。
小傅在判決前後的情況,在安全局的機密文件裏頭,完全沒有記載;故事的發展,如果缺落中間這一大段的話,對我們瞭解小傅的悲劇,總是有所不足;幸好歷經多年的探聽尋找之後,我們終於找到一個曾經和小傅親密相處過的女難友——羅瑞秀,爲我們補充敍述小傅生命史的這一段。
羅瑞秀說:“我是在臺北青島東路軍法處的女子押房裏頭認識小傅的。”
羅瑞秀,福建永定客家人,原來在廈門私立禾光小學教書,1951年春節,返鄉探親後,在汕頭搭乘輪船回返廈門;但是,船在海上被國民黨海軍攔截,全船乘客被迫上到金門;羅瑞秀然後就單獨被拘禁在當地一所民宅裏頭;到了9月,再被送往臺北軍法局的押房。12月1日,羅瑞秀再被移送軍法處一間大概只有四坪大,可裏頭卻已經擠了三十幾個女難友的押房。
“那些難友看起來都不會超過30歲,有的甚至只有十七八歲。其中,小傅就是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年輕難友。”羅瑞秀說:“按規矩,當天晚上,我就睡在押房最裏頭馬桶邊的位置。臨睡前,睡我旁邊的小傅向我自我介紹,我才知道,她叫傅如芝,被捕時還是新竹女中的高二學生。因爲其他難友都叫她小傅,所以,後來我也跟著大家叫她小傅。小傅接著又大概地向我介紹裏頭的生活規矩:一天放風兩次,早晚各十分鐘;在這十分鐘之內,輪到值日的人要負責倒馬桶、擦地板,並且用臉盆端水給病號洗臉;其他人則可以利用這短短的十分鐘洗衣服或幫病號做點事。”
羅瑞秀注意到,這段期間,每當聽到外役送飯來的聲音時,小傅總是趴在押房的門洞口,看那名當役的歐吉桑。她覺得奇怪,就問小傅:“你認識這個歐吉桑嗎?”
“不認識。”小傅說，然後告訴羅瑞秀:“他的聲音跟我爸爸很像,聽到他的聲音,看看他的樣子,感覺就像看到爸爸一樣的溫暖……”
因爲羅瑞秀是從大陸被抓來的,所以,小傅和同房的許多難友經常向她打聽那邊的情況; 羅瑞秀也毫不保留的把她所看到的情形告訴她們。
“她們聽了以後,既欣慰又高興!”羅瑞秀說:“她們認爲,這樣,她們的受苦也就值得了,再苦也要撐下去!”
一段時日以後,羅瑞秀瞭解到,其他女難友都是經過好幾個審問機關以後才送到軍法處來的;在這裏,她們也耳聞目睹了她們的父兄、老師、同學或同事被拉出去槍決的種種情景!
“瞭解了這些情況以後,我感到非常憤怒!”羅瑞秀向我描述當時的心情說:“同時,我也被她們堅強的意志鼓舞,從此,覺得自己並不孤單!後來,我也教她們唱一些歌,像是<跌倒算什麽>、<團結就是力量>及<母親的呼喚>等等。這些歌,讓我們在那種惡劣的環境下,得到某種精神的安慰,使得我們能夠勇敢的面對一切磨難。”
1952年4月15日,天還沒亮的時候,羅瑞秀被調離關了四個半月的軍法處,隨同兩三百名難友,擠在又黑又臭的補給船船艙裏頭,移送火燒島新生訓導處的集中營。其中,女生分隊大約有八九十人。不久以後,小傅也跟著下一批難友移送火燒島。
“異地重逢,我們倆人高興得又笑又跳地緊緊擁抱在一起。”羅瑞秀說:“在火燒島的這段期間,我們只要一有時間和機會,就在一塊學習討論。漸漸地,一起學習的人就愈來愈多了;我們知道,難友當中也有上面派來監視我們的線民,但是,我們採取‘提高警覺,小心應付,友好相待,不另樹敵’的原則對待;受到委屈,我們就借著一起唱唱歌來發泄心中的憤怒;因此,雖然一再受到上面的恐嚇,我們的學習不但沒受到影響,反而因此更加團結,更能互相關懷。”
“ABCD核心組織”事件
小傅作爲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近萬名受難者之一,在官方的歷史書寫中,其實也不過是個可有可無的小角色罷了,早在判決之後就該退場了;但是，在安全局編印的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第417～432頁,所謂“在訓犯吳聲達陳華楊慕容等叛亂案”一節,小傅又重新在歷史的舞臺登場。只是,這回在“涉案”的29人當中,她不再是扮演次要角色,她扮演(或者被迫扮演)了這齣悲劇的女主角;既然是悲劇,女主角的結局也就只能是死亡了!
爲了理解小傅的命運是如何走上死亡之途的,我們還是先來看看安全局機密檔案所載“頗爲複雜”的劇情:
1953年初,韓戰停戰談判正積極進行的時候,前臺灣省保安司令部新生訓導處已決“叛亂犯”吳聲達等,認爲韓戰結束後,共黨即將進犯臺灣,乃糾集同隊“叛亂案犯”,先以研究共党理論爲名,建立所謂“ABCD核心組織”;分配個別負責的工作後,進而調查聯絡各在訓“匪犯”及“新生分子”,廣爲“宣傳拉攏”,以“爭取群衆,團結反抗力量”,達到“破壞感訓”的目的。
4月9日,新生訓導處“戰士”高少雄拾獲一疑似“女犯與男犯通訊”但“未有發信人與收信人姓名之函件”,內容涉有“非法活動”之嫌疑。12日,又據第七隊(女生分隊)內線報告,發現吳聲達等人之“陰謀活動”;乃於14日展開全面搜查行動;因此連帶搜獲“女犯傅如芝密藏的手抄《論人民民主專政》小冊一本,及其它反動文件多種”;因而將吳聲達等扣訊。結果,“除傅如芝否認參加彼等組織外,餘均供認前情不諱。”7月1日,新生訓導處於是將該批“人犯”12名解送臺北保安司令部偵辦。
按照官方編排的劇情,小傅的悲劇才剛剛拉開序幕而已!
這裏,我們不妨也聽聽同樣是綠島女新生羅瑞秀所理解的,小傅被調回臺北的事件經過。
她說:“有一天,有位男同學撿到一張報紙,因爲看報是被禁止的,他就把新聞內容摘要抄錄下來,分送給難友看;我們女生分隊也拿到一份摘錄。我記得內容是有關韓戰的消息。後來,男生那邊有人不小心被發現這份摘錄,而且又是經過分析的新聞,事態就變得嚴重了。有一天早上,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新生訓導處針對所有的營房,進行同步的突擊檢查。所有的人都被叫下床來,背對床位,在寢室的走道上依序站好;檢查人員不管是上鋪下鋪的床位都仔細地翻查。結果,他們在小傅的筆記本中找到一張經過分析的剪報。小傅當場辯白:‘這是我在路上撿到的,因爲好奇就拿回來看……。’可後來,她還是跟隨幾十名難友,被調回臺北保安處偵訊。”
羅瑞秀和小傅都清楚地知道,她這一去,恐怕是凶多吉少了。所以,臨別時,她們都有一種再也不能相見的悲傷。
“同志,珍重了!”羅瑞秀跟小傅這樣說了一句道別的話,然後就與她緊緊地擁抱在一起。
羅瑞秀告訴我說:“當我望著小傅逐漸消逝的背影時,心頭突然被一種死別和孤獨的感覺所籠罩,一直要到好幾天後,這樣的心情才逐漸消失。”
在保安處看守所
在官方編排的劇本裏,劇情的決定性發展是在後半場的保安處看守所;這時候,決定了女主角小傅注定要走到無可挽回的悲劇的男主角陳華終於出場了;不管這樣的劇情合不合理,官方的劇本就是這樣寫的:
陳華,浙江平陽人,浙江大學畢業,原台中煙葉試驗所文書,1950年2月,因參加共產黨週邊組織讀書會被捕,處刑15年。1951年4月,從臺北軍人監獄移送綠島新生訓導處“感訓”,但“始終冥頑不化”……。1953年3月,新生訓導處全面搜檢陳華等“同隊人犯”的文件,發現他們寫滿“反動文字”的筆記本,乃於7月1日,將該批“頑劣新生”,與吳聲達、傅如芝等一併解送保安司令部法辦。
這一大批綠島的“頑劣新生”解抵臺北以後,便被羈押於保安處看守所。在羈押偵查期中,陳華“不但未稍斂迹,且變本加厲,在所中積極展開秘密叛亂活動”。其一就是:“與同所女犯傅如芝等,進行秘密通訊(使用密碼),指導其學習,並研究各犯被提訊後之情形。”同時,爲了鞏固“女新生”的“結合力量”,“且不惜假借色情與溫情手段”;因此,陳華在“與傅如芝不斷通訊後,要求與傅女訂婚”;小傅也“同意”了。
保安處雖然在偵查初期即“運用人犯監視”,卻“僅發現該陳華言語反動,行狀詭秘,但仍難取得實證。”一直要到11月,在保安處看守所內舉行嚴密搜查時,才在陳華的“咖啡糖”中搜獲他親筆所書尚未送出的“反動函件數紙”。另外又“在傅如芝之熱水壺底搜出手抄之《中共鬥爭史綱要》、《社會進化史綱要》及《互相檢討批評總結》之小冊三本”,以及“與陳華通訊之函件”、“反動詩詞等多件。”
事後,陳華爲了“避重就輕”,仍通過“外役”的傳遞,與小傅“秘密通訊”;告知小傅“應付偵訊時,可僞供小冊系由綠島解抵高雄時,在船上撿獲。否認由任何人供給。如萬不得已,可將責任全部推由陳某一人承擔。堅決否認有組織,儘量避免牽涉第三人等語。”
但是,這名“外役”其實是保安處爲了繼續搜證而“運用”的“僞裝”的“同情”者;這樣,保安處便將陳華與小傅等人移送軍法處審理。
1954年7月28日,33歲的陳華首先被槍決;小傅以及另外十一名男性難友,也于一年半後被槍決。
幾個女難友的證言
一場官方編排的悲劇終於隨著男女主角先後殞命而落幕了。
看戲的人,不管是內行抑或外行,總愛在戲落幕之後,意猶未盡地評說一番。看完了官方編排的關於小傅悲劇的本事之後,人們總也忍不住要就劇情的種種疑點討論一番。然而,我們與其天馬行空地“評戲”,倒不如聽聽幾位曾經先後與小傅同過房的女難友所說的劇情吧!
如果按照時間的先後,1950年3月被捕,處刑15年的原臺北郵政總局事務員許金玉(臺北萬華人),應該是目前所能找到的,最早與小傅在保安處同房的難友。因爲心臟不好, 她當時是個“病號”,判決以後經常被送來送去。1953年夏天,她從臺北監獄移送保安處樓下的大押房時,剛好與小傅同房。
“那時候,”許金玉說:“我們對面的押房關了三四十個跟小傅同時從火燒島送回來的男同學;其中一個叫陳行中(華)的男同學,有跟小傅寫條子,傳遞訊息;我想大概是討論案情。據我所知,他利用從福利社買來的糖果紙,把紙條包好,然後設法交給小傅;小傅拿到紙條後,就利用洗澡的時候拿出來看,同時叫我給她把風;看完以後,她立刻把它洗掉。”
安全局的檔案也提到,陳華等人在看守所所使用的幾種通訊方法:
(一)利用外役代轉物品時,將紙條挾帶於食品之中,或折疊如糖塊大小,外加包裝紙;
(二)事先約明以草紙或綠布條將紙條包好,置於盥洗室貯水池上方第一扇窗戶邊角上,於輪班洗臉時取去;
(三)在公共曬衣處晾曬洗滌過的衣服時,將通訊紙條密置對方事先告知的所穿衣服口袋內,這樣,當對方領取曬乾的衣服時就可收到。
但是,每一間押房裏頭都有防不勝防的爲所方運用作爲“眼線”的“人犯”。這點,小傅及其難友們也明白得很。有一天晚上,小傅就悄悄地告知許金玉,一個叫“小張”的女難友可能已經變節,對她要有所警惕!
據瞭解,小張,本名張XX,台中人,原來是護士;光復前後曾在楊逵之妻葉陶領導下,從事婦女工作;1950年3月因台中案被捕。
許金玉說:
“小傅告訴我:’小張在三樓關獨房,有一次,她主動向我解釋,她是不得已才會把她一個同案交出來的。可我告訴她,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不必讓我知道!’小傅特別交代我:‘小張如果調下來跟我們同房的時候,絕對不可以跟她談什麽,也不可以對她表示什麽,因爲她很有可能已經變節了。’後來,小張果真調來跟我們同房。我就悄悄地和一個叫‘大張’的同房交代：‘現在,小張下來了,我們不瞭解她,不必去理她。’因爲小傅只和我說過小張的事,沒跟大張說;我想,情況既然這樣,也該讓其他人知道。可我並沒有把事情說得很詳細,大張也沒問我,就回說:‘好!好!好!’”
大張,本名張彩雲,台中人,台中醫院講習所畢業後,在省立台中醫院擔任護士兼助産士;1950年3月因台中案被捕。
“哇!”許金玉接著說:“可那晚,我卻看見大張和小張兩人,蓋著棉被,一直聊到天亮。我想,這個事情不對了!我不能保持沈默。天亮後,我就一直追問大張:‘你們到底是什麽關係呢?’我一連追問了三天以後,大張才告訴我,她原來是小張發展的。我聽她這樣說,心想,這樣事情就很不妙了!這很複雜,牽涉很廣!我於是把這個情況告訴小傅。小傅聽了,也感到事情不妙了!因爲大張和小張的關係這樣密切,我們判斷,大張一定會問小張:‘你是不是做了些什麽?要不,人家怎麽會對你提高警覺呢?’這樣的話,事情就變得更複雜了……。”
許金玉在保安處待了約20天,又被移送軍法局。
1953年4月22日被捕的李碧霞女士,可以從另一個側面,對這段時期的小傅的情況作補充。她說:
“我被移送保安處看守所女押房的時候,小傅和另外五個從綠島調回來的難友已經關在那間押房了;押房裏還有六個剛從外頭抓進去的難友。很快地,我就注意到,她們這些從綠島調回來的人,對我們這些後來才進來的人,有相當的警戒心。不知爲什麽,保安處的人經常來我們這間搜房;而且,每次都叫我們站一邊,她們綠島回來的站另一邊;我們那邊其實也沒怎麽搜,可她們那邊卻搜得很徹底,甚至連草紙都一張張地查看。我覺得很奇怪,有一次就問小傅:爲什麽會這樣?小傅就善意地告訴我:‘在這裏,你不知道的事情也沒必要知道,就不要問。’後來,我也不再多問什麽。”
有一天,看守長又帶人進來搜房。可這回,他們一進來就去檢查熱水瓶,結果就在瓶底找到小傅跟男難友通信的紙條。這之後,小傅和對面押房的一批男難友就經常被叫出去偵訊。
李碧霞說:“每次回來,我們就看到那些男難友被打得倒成一地。因爲小傅被叫出去的時候,小張都會跟她一起出去,大家就很懷疑小張。有一次,她們開庭回來之後,我就關心地問小傅:‘情況到底如何?’小傅還是勸我:‘你不知道最好!’當我向小張質問時,她卻對我說:‘小傅怕被刑,所以要我給她作伴……。’她的說法,當然沒有人會相信。”
爲了厘清小張的公案,經過多方打聽之後,我終於在永和秀朗路採訪到她本人。然而,當天的採訪卻是很怪異的一種經驗——不准筆記,更不能錄音。採訪之前,我聽說小張後來嫁了一個有特務背景的人,採訪當時,她旁邊就坐了一個看起來是外省人的六七十歲的老者;但是,從頭到尾,小張都沒跟我介紹他的身份,他也一直都沒開口,靜靜地旁聽我們的談話。一個下午,小張天馬行空地回答了我所問的問題;但是,因爲我始終不忍直接逼問關於她“出賣”小傅的傳言,所以,談了也是白談。
我們還是繼續來聽小傅其他難友的證言吧!
許金玉說:“我因爲心臟病發作,後來被送到臺北醫院住院半年。這段期間,護士出身的小張以外役的身份,出來照顧我。她見了我,就意有所指地故意對我說:‘這裏頭就屬你是大隻金魚啦!’我知道,她的意思是說我最厲害啦!可我故意裝傻不理她……。我想,她會這樣講,一定是大張跟她說了很多押房裏頭的事,她一定對我也有所警覺了。後來,我又調到軍法處,並且跟小傅同房。我就把在醫院見到小張的情況跟她講,同時也把我的看法告訴她。小傅基本上也同意我的看法。”
“小傅告訴我,”許金玉又說:“在我離開保安處看守所之後,她藏在熱水瓶底下的紙條,在一次突擊檢查時被搜到。我於是問她怎麽會這樣?她就跟我說,我調走以後,小張常常被叫出去,不知道做什麽?因爲我不在了,她又一定要和小張一起去洗澡(三四個一批),紙條就沒法帶去處理;只好藏在熱水瓶底下。有一天,她匆匆洗完澡,先回押房藏紙條的時候,小張剛好進來,並且看到她把紙條藏在熱水瓶底下。當天,小張又被叫出去以後,看守長就進來突擊檢查;在此之前,獄方已經聞到‘臭味’,查房查了好幾次,卻始終搜不到東西;可那天, 看守長一進來就直接去拿那只熱水瓶……。”
許金玉在接受採訪時特別向我強調:“小傅後來的不幸結局,究竟是不是小張告密的?我也不敢說。但是,事情的經過的確是小傅親口告訴我的。”
根據安全局的檔案資料,“大張”張彩雲後來被判無期徒刑;但是發展她的“小張”卻未見處刑記載;這點,也多少說明了許金玉等人的懷疑有其道理吧。
羅瑞秀再見小傅
就在許金玉和小傅在軍法處同房之前,1954年年底,羅瑞秀突然被調離火燒島,移監軍法處看守所,並且和小傅又再度同房了一段時間。因爲這樣,她與小傅最後的生命之旅,有過一段深刻的交流。
羅瑞秀說:“在路上,我一直想不通自己爲什麽會被調走,更不知道究竟要被調去哪里?當我再被送進臺北軍法處看守所的押房時,儘管一般被送回這裏的人都難逃一死,可我卻因爲聽說小傅還關在這裏等待結案,所以只想到又可以再見到小傅,而高興得想大聲歡呼!”
起先,羅瑞秀和一批國防醫學院的女學生同房;後來,她又被調去和小傅同房。
“我們就像失散多年的姐妹般重逢了。”羅瑞秀說:“當時的喜悅,真是難以形容啊!我們然後互相告訴對方,分手一年多來的情況。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事,首先就是要瞭解小傅當時的案情。我瞭解到,小傅是因爲在保安處的時候和男朋友通信被發現,而送到軍法處結案的。儘管他們通信的內容只是互相鼓勵要爲理想而奮鬥;可是,根據小傅幾次開庭的情況看來,法官卻把它解釋爲在獄中發展反政府的組織。我認爲,她的案情很嚴重,可能會被判‘二條一’。”
所謂“二條一”,是指“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犯刑法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第一百零四條第一項之罪者，處死刑。”
“這樣,我能不爲她的前途焦急嗎?”羅瑞秀又說:“我認識的小傅,是一個關心社會,虛心學習,對人熱情誠懇,任何事情總是先爲別人著想的好女孩。因此,我就天真地寫報告,向法官申辯,想把小傅寶貴的生命留下來。可是,我寫的報告一張一張遞出去後,卻如石沈大海般不見波紋。”
那麽,小傅自己又是如何面對即將來臨的死亡的呢?
我問羅瑞秀老太太。
“在我看來,”老太太想了一下,告訴我說:“這段時期的小傅,一直自責自己的疏忽而連累了陳華;所以,對於即將來臨的死亡反而有一種解脫的期待;至少,在表面上,她並沒有因爲這樣不利的情況,而顯示出一點焦急不安的神色;反而經常有說有笑地打破押房的凝重氣氛。”
有天晚上,當羅瑞秀和小傅共睡一個墊被的時候,小傅關心地問她:“你在臺灣沒有親戚,出去以後怎麽辦呢?”
“我認爲,這種可能性在幾年內很渺茫;”羅瑞秀回答說:“所以,我也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小傅聽了以後就說:“如果有一天你能出去的話,去找我媽媽好嗎?我媽媽只有我這麽一個女兒,你是我姐姐,我媽也一定會很樂意有你這個女兒;儘管我不在了,有你在她身邊,她就不會那樣悲傷……。”
羅瑞秀老太太告訴我,小傅在說這些話的時候,態度很誠懇,語氣是平靜的;同時一直用一種熱切期盼的眼神看著她。
“我忍不住留下淚來。”羅瑞秀說:“我想,只要能替小傅分擔感情的壓力,我很願意爲她做一切的事;於是堅定地回答小傅說:‘我一定會的,你放心!’當我關滿五年出獄之後,不敢冒昧地拜訪小傅的母親,於是先托人帶口信到小傅家;可小傅的母親聽到女兒的難友帶來的口信,卻當場激動地哭倒在地。我恐怕勾起小傅母親的傷痛回憶,一直到她過世前都不敢去看望她……。”
最後的旅程
小傅的故事終於到了尾聲。
1955年春天,羅瑞秀和小傅在軍法處又共處了半年之後被調到土城生教所。
羅瑞秀說:“當我要離開軍法處的時候,我和小傅都清楚地知道,這次一別,恐怕就是永別了!”
7月10日,臺灣保安司令部軍法處以“(44)審複字第24號判決書”判處小傅與另外十一名男性難友“死刑”,“理由”是“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
小傅的命運走到這裏已經是無可挽回的死刑悲劇了。
未完的劇情只是她要如何面對這必將來臨的死亡罷了。
這年冬天,當一名女難友從軍法處調到生教所時,羅瑞秀收到一封小傅托寄的信;幾十年後,羅瑞秀小心保存的這封寫於11月28日晚上的信,是我們在這齣悲劇中惟一可以直接聆聽到的小傅的聲音:
親愛的羅:
剛提起筆來想給你寫信,同房有一個難友的心臟病又發作了,我擱下筆去看她,等她好些,我坐下來正要提筆,外面又在叫開水來了,急急忙忙跑下樓去灌好開水,菜來了,一下子這個一下子那個,一封信總是寫不起來,現在大家都在午睡的時候,我安心地再度提起筆來,給你寫這封信。
信發出去後就開始等待著回信,終於來了。你一定想像得出我當時的心情,高興、安慰之外還觸動了我悲痛的心弦,當晚我又哭了。
羅:是的,我的感情比以前更脆弱了,可是當我想起了這確是彌補不了的損失時,我的眼淚又怎麽能止得住呢?!
我知道你一定很著急地等待著我的回信,正如我在等著你的回信一樣,可是爲了對你的顧忌,前星期寫好的信又沒發出去,等急了吧!?
羅:雖然前星期顧忌到不願讓你傷心,可是現在一定又使你傷心了,假如你知道我又重新得到傾吐心事、發泄感情的物件時,你一定會原諒我的。
羅:有時候我實在是悶得難過呀!那時候,我就會想起了你曾經是給我一個最大的安慰與鼓勵的朋友,假如你能夠再在我身邊多好……
因爲我只做半天工(早上),所以搬到這個房間來,生活得還好,請你放心!雖然這個房間很容易撩起我的一段回憶,影響到我的生活,可是我希望,並且也相信時間與自己的努力會給解決這個問題,慢慢使我的生活愉快起來。
羅:放心吧!我不會消沈下去。
聽說你的病好了,我們都非常高興。可是剛好的身體還得特別小心,可不要再病了。……代問朋友們好!
祝
快樂！
如芝草
11月28日夜
12月26日,國防部以“(44)理琦字第3138號令”核准了小傅等人的判決結果。
第二年,也就是1956年1月13日清晨時分,小傅等待已久的召喚終於來了。
羅瑞秀後來聽目擊的難友說,當小傅被點到名字時,她穿著一雙在獄中自購的木屐,就要走出押房。
“小傅,”同房難友不忍地說:“你換一雙鞋,再走好嗎?”
小傅說:“沒關係!”然後一一跟同房難友握手,從容地走了出去。
就這樣,小傅穿著一雙木屐,在臺北新店溪畔的馬場町刑場,走到她那短短廿三年生命之旅的終站。
幕落以後
1998年11月11日,小傅的弟弟傅祖慶在接受採訪時仍然對姐姐犧牲以後的情景記憶深刻;他說:“姐姐被槍決後,爸爸一接到通知,就在表姐夫的陪伴下,上臺北收屍。我現在還記得,爸爸把姐姐的屍體火化後,捧著一罈骨灰回來,然後安置在青草湖畔的納骨塔裏。爸爸說,姐姐的身上有好幾個彈孔;子彈從前胸穿進去,然後在背部炸開幾個窟窿……;後來,爸爸就幾乎不太講話,想到姐姐時,就自己一個人靜靜地流淚……”
我所知道的小傅的悲劇故事就講到這裏。
一個這樣年輕的女子爲什麽會有這樣的悲劇性下場?
我想,那就留給後來的史家們去研究吧!
新竹高女學生在臺灣神社前的團體合照。(今圓山飯店)
台灣小學課本裡的「殺人」場面（管仁健／著）
五Ο年代的白色恐怖時期，蔣介石有天心血來潮，在巡視途中忽然指示要參觀精神病院。隨從人員手忙腳亂的趕緊安排，醫院也雞飛狗跳的好一陣子，總算把病患都集合在大門口，列隊恭候偉大的領袖蒞臨。
「蔣總統萬歲！」「蔣總統萬歲！」當蔣介石車隊開進醫院時，所有穿著白色制服的病患都在振臂高呼，而蔣介石也意氣風發地頷首回禮。忽然，他發現人群中有位女士只是靜靜的站在一旁，連手也沒舉一下；他於是叫隨從把她叫來辦公室問話。
「你為什麼不敬禮又不喊口號？」顯然老先生今天心情特別好，否則早就有人要人頭落地了。
只見那女士冷冷地答道：「閣下，我只是這裡的護士，我可沒發瘋啊！」
在白色恐怖的四十年裡，台灣成了一個大型精神病院，不歌頌這位「尾」大（尾大不掉）的領袖，立刻就要被隔離出精神病院；不是關進監獄，就是打入地獄。這些罄竹難書的罪行，任何稍有良知的台灣人，都不該遺忘或漠視，甚至文過飾非才對。
雖然台灣解除戒嚴時多年了，不過外在法律上、政治上的戒嚴易解，內在心理上的戒嚴卻永遠禁錮著每一個國民，連我也難逃例外，不過是輕重程度不同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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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我反對台獨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們把老蔣對台灣這塊土地上所有人民的暴行，都解釋成「鎮壓台獨」或針對福佬人。其實不然。老蔣的好殺成性，絕對不是針對台灣人民，他在統治大陸時期的屠殺人數，更是不惶多讓。
1927年4月，老蔣於北伐期間在上海「清黨」，以武力逮捕並處決共產黨人。一夜之間就有300多人被殺,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下落不明。1927年4月到年底，就有33萬7千人被殺害。接下來針對南昌暴動、兩湖秋收暴動，到1932年為止，至少有100萬以上的人民慘遭殺害。
歷史從無例外，任何一個對統治缺乏自信與正當性的政權，一定會採取高壓手段，整肅其心目中的異議份子，以收殺雞警猴之效。老蔣倉皇避難到台灣，透過戒嚴法與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白色恐怖的陰霾，從此籠罩台灣。
1949年5月19日，國民政府在大陸氣數將盡，但台灣並無戰事和動亂，陳誠卻在台灣頒布戒嚴令。隨後國民政府敗退來台，戒嚴繼續實施了38年之久，直到1987年小蔣臨死前才解嚴，成為人類歷史上實施最久的戒嚴令。
「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公佈於1948年5月9日，距離行憲不到5個月，臨時條款凍結了憲法的部份條文。當初陳布雷（就是台灣外獨會發起人陳師孟的爺爺）搞這些條文，是因為中華民國憲法上的總統幾乎是「虛位」，老蔣不想當，臨時條款原本是為了擴充總統的權力。
老蔣來台後，在「動員戡亂」的「臨時」體制下﹐不僅將過去大陸上的許多法律制度成規，一成不變般到台灣來硬套；其他冠上「動員戡亂時期」的嚴峻惡法也紛紛出籠﹐成為整肅異己的工具。例如1950年6月13日公佈的「動員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將「匪諜」「通匪」「知匪不報」等罪名都包含進去，但宋慶齡是匪，蔣與宋是不是「知匪不報」，無法解釋了。
但我也要註明，雖然1949年台灣就已戒嚴，但在1950年夏季韓戰爆發前，台灣並沒有太大規模的整肅運動。因為那時台灣風雨飄搖，共軍揚言要「血洗台灣」，國民黨情治單位對真正的匪諜，都扣了個「活結」做保命符。
等到老蔣免了李宗仁的代總統，在台「復行視事」，尤其是韓戰一起，美國宣佈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後，台灣人民一方面慶幸赤禍可以逃避，但老蔣的白色恐怖也同時揭開序幕。
老蔣到底有多愛殺人，只要從當時台灣課本裡，出現過的那些圖文並茂的「限制級鏡頭」，就可以看出我們這個「民族救星」，對「殺人」這件事的真正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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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斃」是台灣孩子從課本裡學來的第一種殺人方法。這是我姊姊小學三年級讀的課文，國語課本第五冊第二十一課＜愛國的老農夫＞：
一個老農夫，家裡有十幾畝田，自己帶著兩個兒子耕種，一家人辛辛苦苦的過日子。
共匪來到他們鄉下，說老農夫是小地主，就把他的田分了，把他住的房屋拆了，又要他的兩個兒子去參軍。
老農夫沒有房屋住了，只得住在一個破廟裡；他沒有糧食，也只得像人討飯。
一天的晚上，一位遊擊隊長逃到廟裡來。老農夫趕緊把身上的衣服，脫給遊擊隊長穿，好讓他逃走，自己卻穿起遊擊隊長的衣服。
一會兒，共匪追來了，看見老農夫，以為他是遊擊隊長，就把他抓走了。
第二天，共匪問明白了他是農夫，遊擊隊長是他放走的，就用槍把他打死。老農夫死的時候，還高喊：「中華民國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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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槍斃」是台灣孩子從課本裡學來的第二種殺人方法。這是我姊姊小學三年級讀的課文，國語課本第五冊第二十二課＜共匪太殘忍了＞：
四川省出產的東西很多，有米，有糖，有鹽，人人過著快樂的日子。
共匪來了，俄國人也跟著來了。他們到了四川以後，殺了許多人，燒了許多房屋，搶去了許多米糧。大家都非常痛恨，都參加遊擊隊，來打共匪。
有一天，兩個俄國人坐著汽車在鄉下經過。遊擊隊來了，就用槍把他們打死。
後來共匪知道了，派了許多匪兵來打遊擊隊，可是遊擊隊早走了，共匪就把一百多個老百姓，捉到城裡去，說他們是遊擊隊，把他們通通殺死。共匪這樣對待老百姓，真是殘忍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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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刀」是台灣孩子從課本裡學來的第三種殺人方法。這是我姊姊小學三年級讀的課文，國語課本第六冊第十三課＜好人也被害死＞：
林福財是全村敬重的一個好人。他平日修橋補路，救濟窮人，在地方上做了不少的善事。
共匪來了之後，常常要他捐錢，獻糧。他把所有的財產都獻出去了，還是免不了共匪的壓榨。
有一天，他向人說了一句：「這樣的日子怎樣過下去？」被共匪聽見了，認為他有反抗的意思，就想把他害死。
隔了兩天，共匪把林福財捉到「人民大會」去公審，要他跪在台上。會場裡，有被迫參加的老百姓，有別個地方的流氓，有穿著便衣的共匪。
台上的共匪指著林福財像會場上的人說：「他是地主，又不肯捐獻軍糧，你們說，他該殺不該殺？」本村的老百姓都害怕共匪的兇惡，沒有人敢站出來替他說話。
忽然一個穿便衣的共匪高聲的喊：「該殺！該殺！」接著許多流氓都拍手贊成。其實這是共匪預先想好的法子。
台上的共匪說：「好！這是人民的意見，我們要服從。」於是把林福財拖下台來，一陣刺刀，把他活活刺死。村裡的人聽到林福財慘叫的聲音，大家都流著眼淚。暗地裡說：「連這樣的好人都要害死，還成什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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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溺斃」是台灣孩子從課本裡學來的第四種殺人方法。這是我姊姊小學三年級讀的課文，國語課本第五冊第九課＜萬惡的共匪＞：
南京城內，有一家福康綢布店，因為貨物好，價錢便宜，王老闆對待顧客又很和氣，所以生意很好。王老闆辛辛苦苦的積了一點錢，買了幾十畝田地，一家人過著快樂的日子。
共匪到了南京，就要他拿出好幾百兩金子。後來又要他拿出兩萬斤穀子，王老闆把家裡的東西全賣光了，可是還少八千斤穀子。
共匪一再要他拿出這八千斤穀子。王老闆眼看著家裡連買米的錢也沒有，一家人沒有法子活下去，只好跳河死了。
共匪知道了這件事，叫人把王老闆的屍體從水裡撈起來，稱了一下，重一百斤，就對王老闆的太太說：「你家老闆重一百斤，可當一百斤穀子，還有七千九百斤穀子，你要立刻送來。」
王太太氣極了，大聲罵道：「萬惡的共匪，國軍來了，你們的死期就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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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處墜落」是台灣孩子從課本裡學來的第五種殺人方法。這是我姊姊小學三年級讀的課文，國語課本第五冊第九課＜報國的機會到了＞：
共匪和俄寇佔據杭州的時候，到處殺人放火，成裡的老百姓死的死，逃的逃了。本來熱鬧繁華的都市，不久就變成了冷靜荒涼的空城。
當時有一個司機，名叫李必勝。他看到共匪和俄寇隨便槍殺同胞，心理非常痛恨。他不願意再住在杭州，就把行李放在汽車上，準備逃到別處去。
他把汽車開出了杭州，在路上卻碰到三個俄國人和一個共匪。他們拿出槍來攔住去路，李必勝只得把汽車停下來。俄國人叫他把行李搬下來，他沒有辦法，只好把行李搬出。俄國人和共匪就坐進汽車裡，叫他開到杭州去。
他一面開車，一面想到共匪和俄寇槍殺同胞的兇惡樣子，心裡更加痛恨。這時候，恰巧開到一座大橋上，橋下是二丈多深的江水。他心裡想：「報國的機會到了。」他含著熱淚，不顧一切，把汽車轉向江裡開去。「轟隆」一聲，車子衝到江裡，三個俄國人和一個共匪都沈到江底。可是這位愛國的司機也為國犧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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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文明國家裡，電影中若出現殺人鏡頭時，都會列為「兒童不宜」的輔導級，電視更是非深夜時段不准出現。可是大家一定很難想像，在民族救星的領導下，台灣孩子才八九歲的年紀，就必須從國語課本裡看到殺人的文字描寫，還要加上彩色圖畫。這種殘酷而變態的教育方式，人類歷史中少見。
當然，沒有那樣濫施屠殺的社會環境，就不可能出現這種血腥暴戾的課本。1957年7月，台灣的肅殺之氣到了另一高峰。老蔣竟然處決了一大批「非死刑政治犯」，開啟了「第二波白色恐怖」。
為何稱為「非死刑政治犯」？原因是這批人犯都是在1950年「第一波白色恐怖」被捕，他們原本僥倖逃過一劫，不料繫獄多年後，被老蔣抓來「秘密處決」。這次處決人數至今仍是謎，但可以找到姓名的就有34人：
（一）原被判刑15年的有9名：
陳行中、黃藻儒、黃榮昌、陳華、崔乃彬、陳南昌、遊飛、蕭坤裕、楊松齡。
（二）原被判刑12年有3名：
張樹旺、辛水波、賴象。
（三）原各被判刑10年的有16名：
祝英傑、馬時彥、杜誠、郭文魁、劉水龍、林聲發、陳正辰、吳作樞、高木榮、吳聲達、宋盛淼、許學進、張國鎮、劉碧堂、廖學銳、楊清順。
（四）原被判刑5年的有5名：
杜風、郭聰、蔡炳紅、傅如芝、張萬枝。
這34名被處決的「非死刑政治犯」，半數以上根本是冤獄。如王幼石、杜誠、吳聲達等，都是傑出的科技人才，只因熱心於祖國統一而被捕。陳行中原為國民黨東北新一軍團長，國民黨去台後他棄軍回鄉，後從香港來到台受懷疑而被捕。崔乃彬涉嫌將軍艦開往大陸，但毫無實據。郭文魁成立「三民主義研究小組」被誤判。陳華曾任職彰化中學，因傳說他學生時代參加過社團活動而遭判刑。黃藻儒在軍中當書記時，發表諷刺國軍的詩文。陳南昌是工人，參加了一個還沒有查清的會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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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人在老蔣統治下，特別容易被羅織成「冤獄」，因為當年在大陸國共幾度合作過，尤其抗戰時有各種學生社團、文藝組織、讀書會，老實說任何團體中有任何一人是「匪」，其他人都難逃誣陷。
台獨論者把老蔣的白色恐怖解釋成「鎮壓台獨」或針對福佬人，這34名「非死刑政治犯」裡外省人居多，就能證明這說法的荒謬。另一方面，真正主張統一被老蔣槍決的這批人犯中，福佬人、客家人與原住民都有，也證明了當初統在台灣，是被各族群的反國民黨人士一致認同的。但何以半世紀後，台灣統消獨長成今日這地步？
廖學銳（23歲）是台中市福佬人，原本是台中光復國民學校教員，他所參加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根據1947年3月8日的延安電台和3月20日解放日報社論「中國共產黨支持台灣人民民主自治運動」的精神，經中共上海局的同意，在1947年11月12日成立。「台盟」總部由香港遷往北京後，廖學銳遭老蔣槍決。
傅如芝（23歲）是新竹客家人，被捕時是新竹女中高二學生，和初中同班同學黃竹櫻、曾美容，參加老師黎子松的讀書會被捕。又被「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事件牽連，被指控「參與叛亂組織、繼續叛亂行為」遭老蔣槍決。
劉水龍是嘉義阿里山的曹族原住民，因高一生、湯守仁案被捕。高一生是前阿里山鄉鄉長，也是三青團團員；湯守仁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特訓班結業，也是原住民中軍階最高者。二二八事件後二人因「自新」獲保安司令部開釋。1951年高、湯等人突遭誘捕，被誣指籌組「高砂民族自治會」被槍決，劉水龍6年後遭老蔣槍決。
老蔣之所以突然對這些人「舊案新判」，主因是1957年周恩來總理在北京發表「和平解放台灣」談話，引起老蔣的恐慌。老蔣深知美國如果擔心蔣會舉行「第三次國共和談」，可能就會扶植本土政權。老蔣為了向美國表明其反共立場和決心，這一大批「非死刑政治犯」，就成了老蔣表態獻媚的祭品。
從這批34人的「非死刑政治犯」名單裡，一來我們可以證明老蔣的嗜殺成性；二來可見老蔣殺人是冤案居多、統派其次（當時主張統的福佬、客家與原住民都有），獨派反而最少（有老美撐腰也是原因之一）；三是老蔣與獨派鬥爭的不是立場，而是對老美的效忠程度。
回頭一看，當年主張統的那些台灣反蔣鬥士，回歸大陸後也是淒慘堪憐，謝雪紅、蘇新等也都身繫囹圄；台灣今日統消獨漲的趨勢，原因也就在兩岸政客的輕賤人命、嗜殺成性，讓台灣人民希望在政治上另闢蹊徑。促統反獨不必訴諸血緣文化、也不必刻意拉攏，更不要武力恐嚇。還是孟子的一句老話：「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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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叫做「白色恐怖」？
文／展昭（教師） 2017-12-23 10:05
白色恐怖受難者中，有許多花樣年華的年輕女子喪命。圖為周婉窈教授在「白色恐怖、轉型正義，以及我們的責任」演講中分享珍貴的舊照片，圖中為白色恐怖女性受難者在綠島受刑時合照。圖／張家銘攝
白色恐怖受難者中，有許多花樣年華的年輕女子喪命。圖為周婉窈教授在「白色恐怖、轉型正義，以及我們的責任」演講中分享珍貴的舊照片，圖中為白色恐怖女性受難者在綠島受刑時合照。圖／張家銘攝
日前新黨青年軍涉嫌國安法被逮，不到一天又被釋放，全黨上下就哭哭啼啼，如喪考妣，痛罵小英政府實施如同當年國民黨「白色恐怖」的「綠色恐怖」，其實他們知道甚麼叫做「白色恐怖」嗎？
最近筆者第一次看到有關「白色恐怖」的網路報導，其中喪命的有許多花樣年華的年輕女子，且不分本首或外省籍人士，當時國民黨毫無人性的劣行，才真的叫人深惡痛絕，其殘酷手段，絕不下於當年納粹黨與共產黨對付異議人士。
其中一位叫丁窈窕女士，1927年出生於台南市，1956年7月24日被槍決身亡，只活了29歲。另一位名叫傅如芝，新竹縣客家人，1932出生於新竹縣，1956年1月13日被槍決身亡，更年輕，只活了24歲，兩人都是當時台灣名校女中的畢業生。
1945年，丁窈窕女士畢業於臺南第二高等女學校，後任職於阿歐西交通部郵政總局台南郵局。1950年前後，丁窈窕的好友施水環，遇到一名男子熱烈追求，但是施水環聽從丁窈窕建議，與該人保持距離，該人因而心生憤恨，並將丁窈窕所收到之所謂「禁書」，寄送至台灣省保安司令部，以告發其為匪諜，但幾乎都為丁窈窕同事吳麗水攔截燒毀。
1954年發生「台南市委會郵電支部案」，以吳麗水為案首，故又稱「吳麗水案」。當時按照國府獎勵檢舉匪諜規定，因匪諜案所沒收之財產，承辦人員可得百分之三十五之獎金。承辦吳麗水案的保安司令部人員，為了增加自己的獎金，刑求吳麗水，誘導她擴大誅連無辜的人。吳麗水受不了刑求，於是供出丁窈窕是「同謀」，丁窈窕因「知匪不報」而被判刑。丁窈窕被判刑已是身懷六甲的婦女，進入監獄後不久臨盆，生下一女。
丁窈窕在綠島監獄的縫衣工廠工作，當時也有許多其他女性政治犯被捕，如同丁窈窕一樣，連其年幼的孩子也一起帶進來坐牢。她女兒長於女子監獄，因而每次監獄官唱名「某某某，出來」時，該小女孩就知道什麼叫做「槍斃」。十幾年前，台灣民視曾經播放「台灣百合」連續劇，說明綠島監獄關了許多女性政治犯，有台灣普通百姓，也有孫立人在部隊中的女性幹部，這些人可能只是私下批評蔣介石或長官，就被密告是「匪諜」。裡面的女監獄幹部都像凶神惡煞，以各種非人手段凌虐囚犯。
1954年7月24日，丁窈窕正在監獄工廠做衣服，她的女兒和其他小孩子在一旁嬉戲。一個女性獄官來找丁窈窕：「妳有特別接見。」丁窈窕以為有人來訪，就抱起女兒走向大廳。一到門口，獄方就把丁窈窕雙手反綁並上手銬，她女兒就抱住媽媽，回頭對所有在場的受刑人說：「我媽媽不是壞人，你們不要槍斃她。」獄方要把丁窈窕帶走的時候，小女孩跳上媽媽的背上緊緊抱住。獄方於是就把小女孩的腳往外一折、往後一拉，抓頭強行拉開，連小女生部分頭髮，都被扯下來，丁窈窕終究被拖出去槍決。同日槍決者還有丁窈窕好友施水環。國民黨這樣子有一點點人性嗎？這才真正叫做恐怖，恐怕毛澤東政權也做不出來。筆者還合理懷疑該案被槍斃的這些女性受害者，應該都是老蔣親批或授意的。
1975年，蔣介石死了，國府實施大赦，丁窈窕以前一位女囚室友郭振純，得到特赦減刑釋放，才得知丁窈窕已經被槍決身亡，他想起丁女曾說在南女時，是她人生最快樂的日子，沒想到丁窈窕因白色恐怖，在花樣年華被國民黨處死刑，心痛不已。1979年，她將丁女交付他的一撮頭髮用紙袋裝好，埋在台南女中操場邊的一棵金龜樹下。數年之後，蔣介石銅像被豎立在與金龜樹遙遙相對的南側花園，上面銘刻「永懷德澤」，對丁窈窕寃魂何堪？又對她家人而言，這無異於在傷口撒鹽，實乃人神共憤！
另一位受害人傅如芝，在新竹女中就讀二年級時，因參加初中老師黎子松的讀書會，受「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案」牽連而被捕入獄。1950年代的台灣，本省年輕人熱衷於學習國語與閱讀中文書籍，因此盛行「讀書會」，其中便有人因接觸左翼書籍而入罪，並因參與讀書會而成案，常常有人因細故或被告密而被關或被殺，從此從人間蒸發，這才叫做真正的恐怖，所謂「綠色恐怖」算甚麼？傅如芝一介年輕女子，只因參加讀書會就被槍斃，套句郁慕明現在的話，「她只不過是高中女孩子，能叛什麼亂？」
當時許多案件都由《懲治叛亂條例》第五條「參加叛亂組織或集會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推進到以《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之「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者」，處以無期徒刑或死刑，故有「二條一」此稱。國府都抱著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放過一人」的心態，不論是本省或外省人，不管男生或女生，均以「匪諜」或「叛亂犯」視之。其中有「高雄屠夫」之稱的彭孟緝後來當警備總司令，正是劊子手之一。台灣人還以上將尊榮，用一百多坪官邸和優厚待遇，奉養他到老死。
日前中國民主人士王丹就說，當年國民黨與蔣介石，在中國大肆屠殺共產黨人時，共產黨年輕人，常面帶笑容，慷慨就義，哪像現在新黨那些年輕人這麼孬種？新黨這些人，以前可說是蔣介石的忠貞「奴才」，凡事言聽計從，把蔣介石當作「民族救星」與「世界偉人」崇拜，每天高喊「反攻大陸，殺朱拔毛」，如今怎麼搖身一變，變成中共附庸，又變成這麼孬種？「偉大」的領袖和中華文化是這樣教育你們嗎？
至今一些國民黨人還假惺惺說，當年若非蔣介石保衛台灣，台灣早已被赤化，其實國民黨也一樣是不仁不義，沒有比中共好到哪裡，可說是一丘之貉。當初麥帥用船艦把他們接來台灣，無異於「引狼入室」，占據台灣不依國際法給聯合國託管後「住民自決」，斷送台灣獨立自主之路。那時的白色恐怖才叫做恐怖，而且往往是人頭落地，如今的「綠色恐怖」，如何與其相提並論？實在比喻不當，不倫不類，比台語所言「爛X比雞腿」還要誇張百倍！
立院民進黨團總召柯建銘（左）表示，若哪天蜜蜂咖啡館老闆娘（右）不做了，希望他在退休後能接手繼續經營。 圖：翻攝自柯建銘臉書
「蜜蜂咖啡」前身為軍法局 柯建銘︰默默見證台灣民主發展史 https://bit.ly/2QBeIBH
立法院對街、青島東路3號上有一間「蜜蜂咖啡」，自1978年開店至今已43個年頭，立法院民進黨團總召柯建銘今（18）日表示，「蜜蜂咖啡」前身為軍法局，默默見證台灣民主發展史，是不義遺址，可說是「歷史資產」。
柯建銘今天在臉書上分享，立法院周邊餐廳開開關關，唯有「蜜蜂咖啡」屹立不搖，與立院同在並存，默默見證台灣民主發展史，加上這裡過去是國防部軍法局及台灣省保安司令部看守所，是不義遺址，可說是「歷史資產」，何其可貴，他在1996年後將辦公室遷到「蜜蜂咖啡」的樓上，在不義遺址從事轉型正義對他而言是有歷史的急迫感及責任感。
他說，咖啡廳已與立法院共長天一色，尤其開在不義遺址上面，可說是歷史的「資產」、「勝地」，這種店，大概只有歐洲才有，何其可貴！哪天老闆娘不做了，希望退休後的他能接手來繼續經營。
週末早餐何處去？他說，最方便的就是辦公室樓下的蜜蜂咖啡，一樣的味道吃了近30年，週末人少，無上班族，較自在。進入立法院後，最平價、最方便用餐之處（中午有台式簡餐）就是蜜蜂咖啡了，創業於1978年，已43個年頭了，從老立委、增額立委，到今天第10屆立委，不管立委、助理、記者、國會聯絡人、國會訪客，相信是很多人並不陌生的地方，有近半世紀共同記憶，立法院周邊餐廳開開關關，唯有蜜蜂，屹立不搖，與立法院同在、並存，默默見證台灣民主發展史。
柯建銘指出，1978年逢中美斷交，尚屬戒嚴時期，還是蔣經國時代，風雨中國家一路走來，有數不盡的台灣民主轉型，衝突、變革、改革，皆在不到30公尺對街的立法院上演，43年台灣歷史事件簿，何其豐沛、動人、澎湃、扎心，從生死存亡、風雨飄渺、民主轉型、政權交替，到今日台灣成為全球矚目關鍵地位，重要性不言可喻，這是三代台灣共同打拼的結果。
青島東路3號是不義遺址
柯建銘說，東西向的青島東路、忠孝東路，南北向的鎮江街、林森南路所圍起長方形街廓（包括喜來登飯店在內），這裡就是青島東路3號，過了紅綠燈就是立法院。1949年，青島東路3號是國防部軍法局及台灣省保安司令部看守所，1967年遷至景美看守所，美麗島事件審判處，在戒嚴時期、白色恐怖時代，軍事犯、政治犯、思想犯、重刑犯皆關押於此，「施明德」、「黃華」皆曾落難於此。
他說，那年代台灣知識份子、理想主義者、反威權體制者，都走入青島東路3號，命運只有三種，幸運的人下一站是綠島監獄。不幸的人下一站則是槍決，血濺「馬場町」。最慘的在看守所就被凌虐至死。而不服判決、喊冤、上訴者，刑期加倍，甚而改判無期徒刑，送蔣介石的簽呈，原槍決5人，回來可能改變為7人、9人等，如台南案、麻豆案…等，就他一個人決定所有人的生死、命運，是悲慘荒謬年代。
見證歷史 沒有轉型的咖啡館
「蜜蜂咖啡」的牆上掛了一段文字，「推開門在咖啡館裡，點一杯記憶的香氣，記錄一段陳舊過去，溫度撫慰了不安，香氣豐富了回憶，慶幸我還有一杯咖啡的幸福。」柯建銘讚嘆，有意思！是內行人寫的，道盡對歷史見證與寬容，同時也是獻給在民主化運動中仆倒的人們。
柯建銘透露，蜜蜂咖啡老闆娘纖瘦、溫柔、待人客氣，從少女時開店，至今卻看不出是祖母級，43年如一日，貨真平價，微利經營，堅守著歷史的情愫，數十年裝潢不改，不隨波逐流而變，堅持原味，故「沒有轉型的問題」。
柯建銘坦言，老闆娘曾多次告訴他以前資深老立委，誰誰常來用餐、喝咖啡，有的退休後拄著拐杖，結伴或獨來，看盡多少英雄豪傑、政客、騷人，彷彿歷史的幻燈片，是可成見證、口述歷史的人。
在不義遺址上 從事轉型正義
柯建銘指出，他在1996年連任後，辦公室就搬到蜜蜂咖啡樓上，因為同屬青島東路3號，同屬不義遺址，已1/4世紀了，在歷史洪流算是短的，但在不義遺址從事轉型正義，對他而言是有歷史的急迫感及責任感，「故會計法99條之一修正案須嚴肅面對」。
柯建銘表示，昨日下樓用早餐，想起上週日（11日）到總統官邸開會，大家共同決定8月28日公投不提對案，短短一週內大家可見到，除公投案外，陶德訪台、日本首相菅義偉訪美發表聯合聲明，顯示台美合作發展推上高峰，及台灣在亞太和平穩定的重要地位，卻見國民黨左支右絀，不知所云，殘抱92共識，戰略模糊、搖擺不定。「奉勸國民黨朋友應改弦易轍，勿再抹黑、對立、為反對而反對，共同為國家努力，可否？善哉，善哉！」
「蜜蜂咖啡」前身為軍法局 柯建銘︰默默見證台灣民主發展史 https://bit.ly/2QBeIBH
胡清雅 2022年6月25日(7) 大話歷史 | 胡清雅 2022年6月25日 | Facebook https://bit.ly/3Rbghkz
《激進1949：白色恐怖郵電案紀實》，一本好書出版了，在這樣一個半陰雨、半陽光的初夏午後，在過去的軍法處、如今人權紀念園區，舉辦了新書發表會。我曾在2013年，與孟祥、雅慧、文婷訪問了1950年郵電支部案倖存受難人劉建修、李熒台與李金火三位先生。將近十年之後，通過諸多朋友接續工作，郵電案的口訪史料竟能成書出版，特別開心。
我已非學術研究者，寫出這篇，出自對於三位前輩的感念，以及對於這份感念的慎重。我想以三段回憶來回應這個如此特別的午後，進而提出一個疑惑，盼與朋友們一起找答案。
第一個記憶是關於劉健修先生。2013年訪問劉建修先生時他已85歲，但仍精神健明、表述清晰，我們至少四度拜訪，他總是嚴謹而爽朗，未曾表露任何悲戚、傷感。然而他唯一一次紅眼眶，是在談到他的老師，計梅真女士的一個場景。
他說，那時計老師失聯將近一個月，他心慌，又憂慮已遭監控而不敢聯絡其他人。某日憲兵突然來到他家中，後面押著計梅真。他記得計老師沒有表情，也不看他，直到最後，計老師把手放到桌子上，劉先生才看見，原來計老師雙手五指已沒有指甲。他抬頭，計老師也盯著他。憲兵們一離開，劉先生馬上聯繫他的好友李熒台先生，要他快逃，可惜已晚。沒多時，劉建修被捕，李熒台被捕，郵電工會同學們都被捕了。
劉建修先生解釋，憲兵帶著計老師來，是要他知道老師已被捕，大勢已去；計老師讓他知道自己被用刑了，是要暗示她已保不住大家，快逃命。劉先生講到計老師沒有指甲的手，哽咽無法發話。對比之下，當我們訪問到劉先生關於自身所經歷的審訊、非人道逼供過程時，他不願多談，只輕描一句：「這些不是重點，我個人不是重點。」
那時是2010年代初期，台灣的白色恐怖書寫，多關注冤假錯案與其平反，當中最易引人情緒（無論憤慨、恐懼或悲憫），是關於刑求的方式、細節的迫害描述，強化個人的受創，也更能彰顯戒嚴時期軍國體制凌駕人權的非人道、前現代。然而對劉建修先生而言（以及我日後陸續接觸的社會主義左派政治犯們），這類描述是非常「個人主義」、且他們不以為然的。他認為，一但自己越去控訴所遭遇之殘酷，就越彰顯個人處境之悲戚，這所引發的「同情」，將僅侷限於人道主義，取消了他所宣揚的更高層次、超越個體、具有連帶性的「理念」。正是這份理念，支撐他度過15年的牢獄生活，並在出獄後，持續投入社會變革進而二度入獄。但這樣的他，卻因為想起遭刑的計老師而哭了。
第二個記憶，還是關於劉建修先生。2013年拜訪他時，逢秋轉冬、冬跨春，劉先生因慢性病與高血壓，約訪時間多在他身心較為輕盈的早晨，每回時長約3~4小時，劉先生講、我們聽。常在訪問接近收尾時，我會看到劉夫人默默地站在外頭，通過玻璃窗，觀察劉先生的狀態，她掛心卻不打擾。某次訪問時間較長，那天又特冷，劉先生與我們講話到一半，突然鼻子湧出血，他以為鼻水，用手抹抹又繼續講，我們趕緊停止訪問。那天劉夫人送我們出來，才有些委婉地說，每回訪談結束，劉先生的身體與精神狀態會較差，昏睡一下午。那時我才警覺，老人家答應年輕人口述，原來要賭上身體。
第三段記憶，不再是劉建修先生了，而是李金火先生。聯繫上李金火先生後，我們詢問能否到他家中拜訪，本想他或許較自在，他卻顯示為難，最後地點約在互助會辦公室。後來我才知道，原來李金火先生的兒孫輩，對這位「政治犯父親」，是無法同理、接納的。一方面他們不希望李先生與相關組織、人事有瓜葛，另方面，也無法理解他做出「共產主義統左派」的選擇。
我記得李金火來到我們面前時，開口就為「地點」而道歉。道歉時的他，有點難為情，也有那麼一點落寞，但我們未追問，他也未著墨。接著在訪談開始，他說了這樣一段話：「有時候就像背負歷史一樣，我不擅長語言，也不會用純粹的國語、台語、日語講話，有時夾雜客家語，要請你們原諒…」（非原文，但文意確實完整如此）。
李金火是外圍被牽連入郵電案的政治犯。雖說輕判，也實坐了七年牢。訪談後我才知道，出身工人家庭的他，國小畢業就遠渡到日本座間市（神奈川縣）的「高座海軍工廠」（也稱「空C廠））當「軍屬」。軍屬，「屬於軍隊」的兵工廠底層勞工，特指殖民地人民身份的工種，因為被殖民者不可被納入為日本軍人。二戰期間，日本年輕人大規模被徵召入伍，但本島又必須擴增軍事工業以供應戰爭，於是從台灣、朝鮮等殖民地，運來這些曾受過日本國民小學教育、具備基礎日文溝通能力的少年工，作為幾乎奴工般的廉價勞動力。12、13歲，還是孩子啊。
訪談接近收尾時，李金火先生談了他對現實政治的分析，最後他總結了自己：我被國民黨戴上紅帽子，並不冤枉，因為我本來就是「紅底」啊，「貧窮、被當作次等人的做工生活，讓我很自然地就會選擇共產主義，幾乎是不用選擇，一定會走上這條路…現在的孩子，恐怕很難理解吧」。記憶中，李先生泰然而文雅。既然過去的選擇是自然，那麼今日的不被理解，也是自然。那次訪談後我沒再見過李先生，再聽到他消息，是他病逝。
從那之後，只要想起李金火先生，我總會再次地把那唯一見面的記憶翻出來推敲。他為什麼要跟我們道歉？因為自已無法選擇訪談地點？還是因為自己無力影響子孫？又或，他是要為他的子孫的選擇，向我們致歉？他坐了政治的牢，難道不是我們這個「無法理解他」的時代，才應該向他致歉嗎？「有時就像背負歷史一樣」。這句開場，我推敲半天還是想不通。為什麼歷史是他在他背？
李金火先生，終究是郵電案的「太外圍」，而他在當時也並非郵電工人而是鐵路工人，他的訪談，未能收錄於本書。但我也因為想起他，進而想提出一個關於這場發表會的疑問。
我們怎麼看這場發生在1948-1950年間的郵電工人案？用現代的眼光，將它定位為「戰後初期的台灣工人運動」，會不會是我們的轉譯或超譯？
我沒有答案。我能做的，大概是一起和同行的朋友們，來斟酌這些詞語吧。首先是「戰後」。在與老同學的訪談中，我不曾聽過「戰後」兩字。他可能會說「戰爭結束」，指二次大戰日本宣佈戰敗所代表的二戰終結。但若「戰後」所指的是1945年日本殖民結束後的台灣，老同學們的用語是「光復」：對他們來說，那時間正逢國共內戰上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與反共勢力的對立局勢，正在成形；台灣脫離日本殖民後，「回歸中國祖國」，而回歸所帶來的軍民矛盾與本外差異，甚至各種文化交融碰撞與衝突，重疊於國共內戰與國際共運情勢之中。事實上，1950年代白色恐怖，就是國共內戰延續、冷戰局勢形成，蔣氏軍事政權在美國扶植下，對島內共產黨主義徹底剿殺。那段時間裡被入獄的反抗者們，真的進入了「戰後」嗎？對他們而言，這是戰爭狀態啊，否則「戒嚴」為何、他們又為何入獄？
再來是「台灣工人運動」。先不談日本殖民時期的台共運動，1945-1949年之間，台灣各種工農組織與抗爭，幾乎都和中共在台地下組織相關聯，而運動的主要綱領，從來都不只是在島內奪權，而是要取得中國的代表性、推翻代表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權、進而與國際共運相連帶，這是一場持續中的人民解放運動。對於老同學來說，工農階級眼前的抗爭，就是左右之爭、就是關乎中國人該選擇祖國往哪去的思想與現實鬥爭，而這終將關乎全體人類的未來…。
就如發表會現場陳信行老師所說，80、90年代的青年學子與新興社會運動，在與自身的歷史徹底斷裂下，什麼是組織、運動方法，幾乎都是在「憑空想像」中自己摸索來的。而當時的理論與經驗資源，只能是現代西方左翼運動。如果我們的知識框架與身體經驗，幾乎只能來自於現代國家內的工人階級鬥爭或社運（或許組黨、組工會、組NGO、成立刊物吧），那我們用受限於「現代」的知識框架，去詮釋50年代的時空背景，夠用嗎？——在那個時代裡，第三世界們才剛剛脫離殖民地、才剛剛從泥濘中建立孱弱的國家，甚至連國家的具體機制、構造，都未有雛型，由中共組織單線領導所催生的這場郵電工人組織，與我們今日所習慣的工會運動，真的能是同一脈絡、同件事情？從而又只是「台灣的」？（這裡的「台灣」，是指自1950年以來，在內戰與冷戰構造下逐步建立與累積起、具有現代國家形式的一島地域主權）
我還是沒有答案。我沒有足夠的方法與經驗，我超越不了既定的現代知識框架與語言，因為，我就是從中訓練出來的（自我批判地說，它是西方中心的，而且是為西方現代性服務的）。我若有任何微乎其微、屬於自身的「歷史感覺」，都來自於這些少數倖存的老紅帽政治犯們。
也特別因為熟此，我非常開心、感念這本書的出版。它節錄了老政治犯們的第一手口訪，甚至鉛印出當年的刊物《野草》，尊重、謹慎地重現最原初的史料。在找到方法之前，我想我們能做的，或許就是盡力地去還原他們的詞語與時代吧，「就像背負歷史一樣」。
從1949年實施戒嚴令、肅殺「匪諜」，到80年代釋放政治犯、解除戒嚴（但別忘了我們還有國安法），整整三十多年的白色恐怖。共產主義左派的鬥爭歷史，被槍決於馬場町、被湮沒於六張犁、被關在軍事監獄的高牆裡。三十多年耶，至少兩個世代。然而這些老政治犯讓我感到最最最不可思議的是，為什麼他們還可以對時代保持樂觀？為什漫長的牢獄歲月，未曾使他們放棄信仰？為什麼他們出獄後，還要不合時宜地堅持左翼道路，深信總有一天世界將會改變？
直到近日我才突然想通。他們的樂觀，正是因為他們經歷過那個時代。在那個時代裡，革命才剛發生、革命就在身邊、革命將在眼前；誰知道蔣介石兵敗如山倒、新中國突然就成立了？誰知道，韓戰突然爆發、第七艦隊駛入台海、蔣氏政權竟又復活？甚至到了七零年代，誰知道蔣介石會死會特赦、誰又知道1987年突然就解嚴了？當然，誰又料得到蘇聯會解體、柏林圍牆會倒塌、六四發生了、中國改革開放了、中美對峙了？是他們活過那個「沒人說得準」的年代，那個時代，造就了他們獨特的人格特質：即便身陷囹圄，仍要準備好，樂觀以對全世界。
反觀我們這些出生在70、80、90後的幾代人，活在鞏固的資本主義現代國家裡，所搞的社運、工運，不是死於政黨參政，就是半死於一國內的福利鬥爭，而苟活在邊緣的少數，卻比誰都愛分派內鬥，自己把自己往死裡鬥…，然後看著社會兩極分化、生存不易日益、民粹與排外主義升起…我們悲觀，一如西左。
與自身歷史斷裂的我們，其實未曾背負什麼歷史啊。被時空侷限視野的，究竟是「與時代脫節、活在自己認知裡」的老紅帽們，還是聽到「祖國、光復、回歸」幾個字就急著解釋、批鬥或撇清的我們？
我這才想起，從2013到2020年之間，我幾乎隔幾週、幾個月，就會收到劉建修先生寄來的信。內容要不是關於歷史再書寫，就是他對當前兩岸與國際情勢的分析。雖說是打字列印、大宗郵件寄送，七年間，也在我老家的書桌下積了幾個紙箱。汗顏的是，庸人如我庸事多，竟未回信過。
2020年初夏，劉建修先生過世了。正午烈陽下的公祭，蒼蒼白髮的老政治犯們聚集靈堂，合唱《安息歌》，要逝者好好地走，莫再為祖國擔憂。而今晚，我竟又不合時宜地想起李金火先生，他的老同學們終究未能集體參與他的喪禮，餞別以歌。對於這些曾親歷過「那個時代」，又來到「這個時代」的人，能在身後被「遂其所願」地悼念，竟也是一種幸。
（圖片為郵電案兩位老師計梅真、錢靜芝遭處決前的照片。轉引出處：《激進1949：白色恐怖郵電案紀實》，頁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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