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機體操/台灣1930年起有收音機體操/日本1928年開始播放廣播體操至今也已持續了約90年的時間。廣播體操長盛不衰的秘訣在於它的完美和全面/廣播體操在日本可說是無人不知，當音樂響起，人們的身體就自然而然地活動起來。它通過NHK廣播電臺向日本全國播放，故被稱作「廣播體操」，至今已有近90年的歷史，是日本獨創的體操。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WR2sTN
台灣體操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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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體操時代
你還記得大明湖畔的廣播體操嗎？
在代溝深厚的中國人之間，廣播體操是少有的共同記憶。這要感謝那些年的班主任和體育老師們，再叛逆的野馬、柔弱的書蟲，都曾在懵懂的年齡被教著做過廣播體操。它甚至和春晚一樣重要——陌生人聊天，拋出廣播體操話題，往往能起到救場的奇效。
你還記得大明湖畔的廣播體操嗎？
然而，成年之後人們的體育活動就嚴重分化。野馬們踢球、打籃球、橄欖球，乃至跳傘、蹦極，即使是書蟲，也更多喜歡羽毛球、乒乓球、電子遊戲，極少有人以廣播操為鍛煉方式，使用頻率甚至不如眼保健操。
近兩年廣播操重回公眾視野，也多是以快閃、斗舞的形式，成為年輕人戲謔的對象。
你還記得大明湖畔的廣播體操嗎？2013年，中國留學生在倫敦大學學院的廣場上做起了廣播體操
為什麼成年以後人們不再喜歡廣播體操？
當然不是由於變得冷漠。而是從被發明開始，廣播體操的性質、目標就決定了它無法在高度分化、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現代社會佔據主流，更無法PK足球、籃球等團體球類，以及更個人化的滑板、跳傘等極限運動。
廣播體操的發展歷程也證明了這一點：它從戰爭中興起，在工業化過程中推進，計劃經濟中走向巔峰，又在市場化浪潮中褪去。
這是一項高度同質化、組織化的運動，功能異常明確——「為 祖國/公司/領袖 健康工作五十年」。
【戰敗，然後練體操】
經普魯士人改良之前，19世紀誕生的體操僅以增強體質、維護健康為目的，並未劃分為如今的廣播體操、藝術體操等類別。人們把它當做小眾健身運動，體操館內出入的多是有閑階層。
直到一場戰爭之後。
1805年，普魯士在「三皇會戰」中失利，民眾受到極大刺激。屈辱感之下，體育家弗里德里希?路德維希?楊推出楊氏體操，包括一系列的軍事動作，如手持器械的「戰鬥遊戲」，強調紀律的「隊列練習」。
你還記得大明湖畔的廣播體操嗎？被譽為「國民體操之父」的弗里德里希·路德維希·楊
同時，楊氏非常強調精神培育，更歸納了體操的核心價值：體操永遠是一種特殊形式的愛國行動，是整個民族的事業。做操者要製備統一的體操服、做操前後高唱愛國歌曲、並發表時事評論等。這一理念馬上就得到軍界響應。
與普魯士類似，1864年，丹麥在普丹戰爭中失敗，已在普魯士受重視的全民體操很快得到推廣。丹麥的青少年被組織起來開展體操, 一躍成為了當時的體操大國。
此外，1862年，在抗擊奧地利的戰鬥中，捷克斯洛伐克誕生了體操組織「索柯爾」，意為自由、堅強、勇敢的雄鷹。10年內, 類似的體操組織發展到130多個,會員12000多人，並於1889年建立了全國性的統一領導機構——捷克斯洛伐克雄鷹協會。
為什麼國民體操會受到軍隊的推崇？
很明顯，這種體操與軍事訓練類似，能夠培育紀律、集體意識，消滅個體差異。而這些正是近代軍隊的核心要求。
除了軍隊，另一個領域很快發現了體操的好處——工廠。
19世紀上半葉，業餘體育已在資產階級中蓬勃發展，但沒有太多空閑、低收入的工人階層並沒有合適運動。
人們很快意識到，工人也需要「合理的消遣娛樂」，但哪項運動可以既不佔太多設施、場地，又不會沉溺其中，無需高貴的品位，還能延長勞動力使用時間呢？
體操，滿足上述所有要求，又不必帶有競爭意識和創新精神。
你還記得大明湖畔的廣播體操嗎？19世紀的歐洲體操
【為了有力的殖民統治】
20世紀，廣播的出現大大擴展了體操的應用，使更大範圍內的協調、組織成為可能。
這次結合的理由十分實在——增強客戶體質，減少保險公司成本。1925年，美國保險公司「大都會人壽」在電台廣播中設立體操欄目，很快流行起來。據統計，大約有600萬—800萬人參與該節目。
可惜，廣播體操在美國生不逢時，雖然有德國、瑞典移民建立的體操俱樂部，但1920年代正是美國自然主義教育興盛時期，田徑、球類等個性化較強的運動佔據了主流。
你還記得大明湖畔的廣播體操嗎？1893年在美國密爾沃基舉行的聯邦體操節
廣播體操在另一片國土找到了用武之地——日本，它也是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廣播體操最強國，至今仍有廣泛影響。
同樣，保險業在日本扮演了引進者的角色。1923年後，日本遞信省簡易保險局派遣官員到世界各地考察，發現了「大都會人壽」的廣播體操。考察官員大為讚賞，並將其照搬回日本。
五年後，比保險公司更強大的推廣者出現了。為了提振國民士氣，日本政府正式推出廣播體操，由體育權威人士設計的第一式廣播體操誕生。
廣播與郵電系統的強大傳播力，真正達到了協調各地民眾的效果，全民體操也成為可能——為了推廣，日本要求每個郵遞員攜帶廣播體操的綱要、圖解、伴奏樂譜等四處宣傳。1929年2月，日本建成全國轉播網，廣播體操遍行全國。
廣播體操對精神的塑造作用令日本人印象深刻。很快就用於新佔領的其他地區。
比如台灣。1930年代，日本設立台灣「國民精神總動員本部」，以期對台灣人實施徹底的精神改造，廣播體操當然是重要工具之一。
你還記得大明湖畔的廣播體操嗎？即使在戰場上，日本軍人也不會忘記做廣播體操。（圖為1942年在印尼的日本作戰軍隊）
1933年，殖民政府在台北舉行了第一屆「全台北廣播體操大會」，開閉幕式中都加入了遙拜天皇、高呼萬歲的環節。此後，「廣播體操大會」成為台灣新傳統，儀式不斷成熟，包括大會前後齊唱國歌、升降日本旗、遙拜天皇、三呼萬歲、感謝皇軍將士、默禱等。
同樣被日本佔領的滿洲也不例外。1935年，滿洲鐵路局、關東軍和日本體協共同組成了「建國體操創案委員會」，編創了一套「建國體操」，由「文教部」發訓令，強制全滿執行。
此外，日軍在華北佔領區也推行過類似的「新民體操」，作為學生每日的「必修課程」，並配合唱日滿兩國國歌、遙拜日本皇宮等儀式。
你還記得大明湖畔的廣播體操嗎？「建國體操」宣傳畫
1945年日本戰敗後，因廣播操的「軍國主義」意味，應戰勝國要求禁止。1952年日本政府重獲主權後，雖然廣播體操重新放送，但也只在民間存在。
台灣也是如此，殖民者的撤離讓廣播體操失去了支持。1996年，直選勝出的國民黨次年推出了「第一套新式健身操」，試圖重振民眾熱情，但應者寥寥。
【做操，每月節省3900萬人民幣】
日本之後，廣播體操哪家強？
答案是中國。以及中國的師父，蘇聯。
早在洋務運動時期，由體操改進而成的兵操就被引入中國。甲午戰爭後，西洋式、日本式的練兵操被重點學習。一時之間，各個派別的政治力量都在體操議題上達成默契。與德國、捷克斯洛伐克、丹麥等國做操的原因類似，洋務派、維新派、革命派，乃至如蔡元培這樣的教育界人士，都曾努力推廣過體操，以期強壯國人。他們的熱忱一度影響到軍隊和學校的課程設計。
新文化運動之後，胡適等人提倡「自然主義」教育，開始抵制體操。更重要的是，「軍事體操教父」德國在一戰中戰敗，給擁躉們造成沉重打擊。1923年的《中小學課程綱要》中，體操正式被廢除。
與中國的零星引進不同，蘇聯早在30年代就推行了系統性的體育鍛煉計劃：「勞衛制」。
「勞衛制」覆蓋了全蘇聯7-60歲的公民，包括體操、立定跳遠、扔手榴彈、鉛球、滑雪、游泳等多種項目，以廣播體操形式推廣的「生產操」是其中之一。
1951年，中國體育總局派團訪蘇，諸多考察員對「勞衛制」印象深刻。對於當時的中國，體育設施的匱乏嚴重製約了項目選擇。便宜、方便的廣播體操於是受到矚目，作為重點學習對象，自此，從蘇聯經驗中重新接回了體操的脈絡。
這也得到了廣播網建設的支持。1949年到1951年，廣播收音網已普及全國28省、8個行署、1個自治區的1806個縣和盟旗。
你還記得大明湖畔的廣播體操嗎？「勞衛制」下的蘇聯廣播體操
1951年11月，第一套廣播體操由教育部、總政治部、總工會等9部門聯合推出。輿論也幫助推廣，《人民日報》還發表社論：《推廣體操運動，發展人民體育事業！》。
隨後，中央和各地的人民廣播電台邀請當地教育、衛生、工會、青年和婦女組織商討，組織了「廣播體操推行委員會」。「廣播體操骨幹分子訓練班」、「廣播體操傳授站」、「廣播體操推行小組」遍地出現。
1952年，毛澤東提出「發展體育運動，提高人民體質。提高警惕，保衛祖國」的口號。廣播體操被推向新的高潮，據不完全統計，當時僅13座大型城市，參加廣播體操的就有104.8萬人。
1954年7月，第二套廣播體操、第一套少年廣播體操和兒童廣播體操正式公布。同年，中國版的「勞衛制」開始試行。
這一年，政府、工廠等機關企業也開始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抽出10分鐘做工間操。還未進行公私合營的商店也自動加入做操行列，北京瑞蚨祥等老店每天開門前先來一套「開門操」。
廣播體操也有著「憶苦思甜」功能。當時，一位62歲的老人曾回憶道：「回想舊社會，我們當店員的生活都沒有保障，哪裡談得上做操呢？」
你還記得大明湖畔的廣播體操嗎？北京東風市場的開門操
1957年，為了「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國家體委決定大幅增進群眾性體育運動，並頒布第三套廣播體操。
當時的鐵道部也有正面反饋：因為做操，鐵路員工身心健康，工作效率提高，僅一個鐵路段平均每月可給國家節省3900萬人民幣。
《人民日報》也在《第三套廣播體操公布了》中寫道：「據今年上學期中央黨校220名學員填表調查，有67人體重增加，少則一公斤，多則六公斤，13個胖子的體重則有所減輕；29人反映食慾增加；41人反映睡眠良好或好轉。」
此時，中國終於趕超了日本和蘇聯，成為廣播體操第一大國。一些人回憶：「在大喇叭廣播的帶領下，商場里的顧客和售貨員一塊兒做操；在火車上，列車員帶著乘客站起來做操；馬路兩邊房頂上凡是能站人的地方，總能找到做操的人。」
你還記得大明湖畔的廣播體操嗎？1952年，從東京前往大阪的乘客在半途中的站點停留，做5分鐘的廣播體操
不過，中國的廣播體操很快又完成了自我超越——文革「語錄操」誕生了。
這一體操類型帶有濃厚的精神內涵。例如第一節，「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動作是上肢運動，雙臂上舉、挺胸、抬頭，表現對中國共產黨、馬列主義無限信仰和崇敬，更方便了「偉大領袖」思想的傳播，正如當時一名解放軍所講，「做一次操，就是上一堂生動的毛澤東思想課。」
你還記得大明湖畔的廣播體操嗎？至今，中國已陸續推出23套適合不同年齡的廣播體操，其中，成人廣播體操9套，少年廣播體操5套，兒童廣播體操7套，中小學生（系列）廣播體操2套
1980年代後，中國的廣播體操經歷了一段低谷。1981年起，廣播體操不再由諸多核心部門聯合發布，通常減少到只有體育總局一家。
1987年前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第一次停播廣播體操，各地方廣播電台的廣播操節目也陸續消失。到了21世紀初，廣播體操多以中小學的課間操的形式存在。
2010年8月9日，北京市總工會要求全市職工恢復廣播體操，北京電台體育廣播每天兩次播放八分鐘的第八套廣播體操音樂，總工會定下目標：2011年全市職工參與健身活動比例60%以上，國企100%，機關事業單位至少70%。然而，一年後的調查顯示，只有50%不到的職工配合這一政策，如今不了了之。
當然，有一個人回憶起廣播體操時，大概會滿懷深情：1971年，北京一名小學生因做操姿態優美，被拍攝進當時的新聞紀錄片。這名孩子因此被選入什剎海體校，專門練習武術，成了一代功夫巨星。他就是李連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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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文化資料庫系統識別號 0003396694
來源識別號 0000628677
主要標題 運動會建國體操
別名
主題 老照片
關鍵字 教化
創作者
摘要 昭和十八年，布袋東國民學校舉辦運動會，學生表演建國體操
出版者
其他貢獻者 布袋嘴文化工作室;蔡清田
格式 照片5x7
創作日期 創作日期：1943;典藏日期：2002-12-31
資料來源
作品語文 中文
全集/系列名 文建會老照片
相關人名
相關地點 布袋東國民學校
授權資訊 著作財產權人：文化建設委員會;著作權授權狀態：文建會;使用限制：[20030101,]非商業性使用;典藏單位：數位作品由文建會典藏
本數位作品僅供國家文化資料庫之網際網路公開展示與檢索。
如需進一步使用本數位作品，請逕洽原典藏單位取得授權。
計畫名稱 文建會老照片
DTD代碼 11
作品類型 老照片
媒體類型 照片
內容主題 老照片
技術/技法 老照片
收藏取得方式 文建會系統轉出
創作者所屬朝代 民國
其他貢獻者 照片提供者:布袋嘴文化工作室;照片收藏者:蔡清田
全集/系列名稱 教化
作品語文 中文
作品地點 內容地點：布袋東國民學校
女子体育展覧会出展写真「正しい直立姿勢」 - https://goo.gl/mJ4Rh2
代珂| “滿洲國”的廣播體操及其儀式性構造
2016-06-10 11:15 | 偽滿洲國研究中心
代珂| “滿洲國”的廣播體操及其儀式性構造
作者簡介：代珂，日本首都大學東京（原東京都立大學）人文科學研究院助教。研究方向：殖民主義與傳媒研究，“滿洲國”及同時期無線電廣播等。
2011年8月，中國國家體育總局發布了“第九套廣播體操”，以增進國民身體健康水平為目的，面向學生、工人、公務員、公司職員等人群進行全面普及。以第九套廣播體操為雛形，網絡上後續出現“第十套大眾廣播體操”、“第十一套大眾廣播體操”等由體操愛好者改編而成的、更為簡易通俗的民間體操。廣播體操的受眾近年呈減少的趨勢，但就總人數來說仍保有一定的數量。
廣播體操在中國發展至今，其雛形一般被認為是1951年公開的第一套廣播體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體育事業的發展及國民體質的強化被視為亟待解決的要務之一，基於當時蘇聯和日本的廣播體操開發了第一套廣播體操。在政府普及和民眾需求的雙重刺激下，廣播體操的發展勢頭可謂迅猛，自51年至90年的40年間由第一套進化至第七套，成為直接滲透至民眾生活的近代化體育項目之一。在這一過程中，廣播體操以在校學生為主要普及對象，尤其作為青少年兒童強身健體的輔助項目之一展現了極大的影響力和凝聚力，但隨著時代和環境的變化，其需求漸顯頹勢。現今的廣播體操在作為體育項目的同時，更帶有某種對既成**慣的懷舊意味。對於廣播體操的研究也逐漸從體育領域衍生至歷史、社會領域。
然而，中國的廣播體操歷史中還有一段幾乎被遺忘的時期，即體操通過廣播在日本首度問世的1928年始，至中國吸收蘇聯和日本的經驗研發出第一套廣播體操的1951年止。這一時期的廣播體操在整個中國有如何的發展和變化尚不明確，但至少在中國東北淪陷區，廣播體操隨著無線電廣播的普及在民眾生活中佔據了一席之地。因此本文將從媒體傳播和歷史實證的角度出發，概括這一時期的廣播體操在中國東北淪陷區產生和擴大的過程，同時分析其受眾影響和實際意義。
日本的廣播體操
1925年3月，美國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所公佈的廣播體操於同年7月被介紹至日本。這次引進為廣播體操在日本的誕生提供了契機。經過一系列討論後，1928年在日本放送協會和文部省的共同協助下，簡易保險局製定並發布了“第一廣播體操”。同年11月1日，作為昭和天皇即位大典紀念活動的一環，東京**放送局於上午7時播出了該套廣播體操。次年2月，為將其作為健康保健措施向國民普及，廣播體操開始在日本全國范圍內播出。1932年“第二廣播體操”問世，全國開展廣播體操教學會，同時在各政府機關及公司內部進行推廣並引進校園，廣播體操迎來全面擴張時期。
當時的廣播體操帶有濃厚的集體主義色彩。日本放送協會於1939年從聽眾處徵集的廣播體操感想文中，有人對其作出如下理解。“這是一項集體的運動。它要求全國上下幾千萬人同心協力，在同一時刻整齊劃一地做出幾乎相同的動作。”天皇即位紀念活動中被提倡的廣播體操同樣包涵此般意義： “這不僅是一項旨在提高國民身體健康素質的運動，它將人們納入體制當中，該體制要求國民必須健康，並在潛移默化中將為國家強身健體的思想轉化為值得提倡的社會準則” 。可見在當時廣播體操被認知為：通過電波統一身體律動以完成國民的集團化、同時將其納入國家體制當中以實現對思想和行為引導的裝置。實際上，在日本的軍國主義化過程中，廣播體操的這一特性也的確受到了強化。那麼在此前提下，跨越了空間限製到達“滿洲”的廣播體操又有著怎樣的變化過程呢？
“關東州”大連的廣播體操
廣播體操其實極早便踏入了“滿洲”，最初受到影響的是在當時被稱作“關東州”的租借地大連。大連自引入無線電技術開始便一直轉播日本節目，廣播體操在日本大獲成功之後，自然也被作為轉播內容之一引進大連。最初在大連播出的廣播體操同日本一致，即“第一廣播體操”，由大連JQAK廣播電台每天早晨6時播出。
選擇大連作為最先引進廣播體操的地域，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30年代正值“滿洲國”廣播事業的萌芽期，該時期廣播電台的數量及設備仍未能達到支持遠距離轉播的水準。雖然1932年“新京”(長春)**放送局成立之初便將增設廣播電台、完善同日本之間的直播及轉播活動作為運營方向，但“滿洲國”的廣播真正實現包括聯網轉播在內的諸多功能，是在長春建起大功率廣播設備，日語、中文節目同步播出的“二重放送”系統得以完善之後。所以，在僅靠兩三個廣播電台維持運作的“滿洲國”廣播初期，廣播體操並不是必要構成，更談不上需求。
與之相比，早在1925年7月便幾乎和日本同步引進廣播技術開始試播的大連，在廣播文化上早有一定積累。並且，大連在1931年6月就開始對日本的廣播節目進行常規轉播，在技術和硬件上可以滿足廣播體操被引進時所需的條件。
第二個原因和大連的歷史經驗有關。日俄戰爭後大連作為租借地轉讓日本，在其影響與控制下演化出自身的獨特性質，甚至在文學等方面衍生出“大連意識形態”，與同時期的“滿洲國”文學相呼應，深受日本意識形態影響是其主要特徵之一。30年代初期十幾萬日本人生活於此，他們的文化生活基本處於來自日本的延長線之上。廣播體操之所以在第一時間引入大連，主要理由是期待其能發揮慰藉和豐富當地日本人的日常及文化生活的作用。換句話說，正因為大連處於日本的文化延長線之上，才產生了對廣播體操的需求。
廣播體操在大連的普及
最初的廣播體操普及活動由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以下簡稱“滿鐵”）和大連廣播電台聯合推行。1932年為宣傳“溥儀即位”，“滿洲國”以敦促民眾強身健體為理由從日本引入現行廣播體操。12月7日、8日由大連廣播電台主辦、“滿鐵”協辦體操教學會，於“滿鐵”大樓三樓講堂舉行。教學會從下午4時開始，時長約兩小時，對象除“滿鐵”員工之外，還包括外部公司員工、家庭主婦以及公學堂學生等。為期兩日的教學會大獲成功，參與人數超過四百。經由此般推廣活動，廣播體操開始滲透進居住在大連的日本人群體。
體操教學會場的情形
除教學會之外，為加快廣播體操在民眾間的普及速度，“滿鐵”還嘗試了更為直接的措施。當時的推廣情形可通過《滿洲日報》中的記載一探究竟：
滿鐵員工發起的晨間運動推廣活動得到大連市以及大連神社的全力支持，經相關人員討論後，決定由神社方面提供場所，由大連市社會科以及滿鐵員工協會共同組織。滿鐵方面主要負責提供廣播等相關設備，大連市方面則派遣阪本次人（朝日小學）、岡秋夫（聖徳）、柳井繁利（嶺前）、脅本三一（南山麓）的各位老師作為指導員，自19日起至九月末每日清晨於大連神社廣場教**廣播體操。晨間運動對於一般市民同樣是強身健體的有效方法，因此大連市將在各小學及滿鐵宿舍等處廣發傳單，鼓勵男女老幼積極參加。廣播體操從早晨六點半開始至七點結束，分為兩組進行。
這樣的普及措施相比於在講堂舉行的教學會更為直觀。晨間運動的開展及推廣幾乎完全喚醒了前來大連生活的日本人心中關於廣播體操的記憶。另外，活動選址於神社廣場背後的意義令人深思。不難想像身處此種地域文化氛圍強烈的空間中，身處大連的日本人可以更容易地喚起內心的鄉土記憶，從而更為主動地投身於廣播體操的行列之中。事實也證明，此次晨間運動的成功極大出乎主辦方預料：
每日清晨於大連神社廣場開展的廣播體操活動獲得熱烈好評，參與人數與日俱增，現已達到日均三、四百之程度。大連神社廣場作為活動開展場所已無法容納，（中略）眼下已通過協商，即日可作為後備投入使用的廣播體操場地分別為：沙河口方面沙河口神社；聖徳街方面太子堂附近；老虎灘方面嶺前小學；東部大連日之出町滿鐵宿舍。
僅一個月不到即獲得每日四百人以上的號召力、場地由一處增至五處，廣播體操在大連以其獨特魅力迅速俘獲人心，蔓延勢頭之迅猛不言而喻。1933年包括大連和“滿洲國”在內的廣播持有總數僅為八千不到，然而廣播體操的普及速度卻遠遠超越廣播本身。造成廣播體操迅速擴散的原因之一值得注意：當時的廣播體操並非獨自收聽、自由參與的個人行為，在有計劃的宣傳推動下，它要求人們走出家門，在神社廣場等特定場所以集體的形式共同完成。
廣播體操的儀式性構造
前文所述的對廣播體操的狂熱幾乎只出現在日本人群體。這種現象背後的自發性和自主性的源頭在何處呢？
日本在開始播出第一廣播體操兩年後，致力於普及廣播體操的郵政部簡易保險局曾就民眾對廣播體操的看法做過一次問卷調查。該次調查收到廣泛回應。其中，一名因工作原因隻身奔赴東京、卻無法適應激烈的競爭環境而陷入迷茫的年輕人寫下了他開始廣播體操後的心境變化。
（體操讓我）在汗流浹背中感覺到由肉體至精神的舒爽。不經意間忘記了塵世的繁雜、沉浸入自我的世界中，宛如投入了大自然的懷抱，被一種莊嚴而清純的氣息所包圍。這是一種同現代人所苦苦追求的地位、名譽、金錢完全不同的、健康的美，是生命的奮發，從中滋生的巨大幸福是只屬於我一個人的。
（在所有國民）都開始接觸廣播體操的今天，這不僅僅是增強國民健康的一大福音，這是熱情、這是規矩、這是團結的結晶，這是堅實健碩的大和魂的顯現，它讓不為人知的忠君愛國之美德普照我國。
這是一名獨自上京卻懷才不遇，在嚴苛的生活中被廣播體操所拯救的青年的心聲。他從廣播體操中發現了“規矩”和“團結”，最終在其心中昇華為“大和魂”以及“忠君愛國”，可謂廣播體操振奮人心使人圖強的典型範例。不難想像，在當時的大連，同這名青年抱有類似心路歷程的人不在少數。怀揣著對這片中國北方大陸的憧憬與熱忱，將身心投入其中的日本人在當時不計其數，但“外地”（日本對殖民地的稱呼）的異鄉生活令他們徬徨，心中對“內地”（日本，相對於“外地”）的嚮往愈發強烈，尋求身份認同的意識開始萌生。而能讓他們短暫地切身體會到這份共同意識的場所，正是神社前的廣播體操。
身處“滿洲”的日本人的熱情並不亞於前文所列舉的東京青年，所以廣播體操的普及勢頭在大連亦愈發強盛。至1936年止，供市民進行集體廣播體操的場地已增至“大連神社、日本橋小學、嶺前小學、光明小學、下藤小學、大江町陸軍廣場、忠靈塔、伏見台小學、聖徳太子堂、沙河口神社”共十處。廣播體操也成為身在大連的日本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廣播體操帶給他們身心的愉悅，並且在他們看來，為祖國效力才是這一切行為的源頭。
做廣播體操的大連州廳公務員們
廣播體操在大連的普及過程，同其在日本的過程有許多相似之處。或者說，日本為廣播體操在大連的普及提供了經驗。
首先，與日本將廣播體操作為天皇即位紀念活動開展相一致，大連的廣播體操也同樣是作為即位紀念活動而開始。這和廣播體操要求進行者在同一時間做出完全一致的動作這一特性相關；另外，雙方普及廣播體操的場所均首選神社或廣場等地，並輔以遙拜行禮等儀式行為。
考慮到廣播體操耗時短、運動量少等特徵，它起到的改善體質的作用並不顯著。然而，通過成套簡單的動作而使執行者產生共同意識及歸屬意識的特性卻不可忽視。憑藉這一特性，對廣播體操的理解可以不僅僅作為一種運動項目，而是作為一種面向大眾的動員儀式。
即位紀念時對廣播體操的引入，正是因為廣播體操的儀式功能。所謂儀式，實際上是通過動作展示權力的符號化。帝政儀式中最重要的構成因素是將作為“王”的地位和權威具體化。通過舉行儀式，原本看上去並無特殊意義的集體活動和行為準則可變化為對權力服從的象徵。而定期舉行儀式不僅僅是權威實體化的實證，在這一過程中儀式行為本身也逐漸滲透至集體當中成為**慣。
同時，廣播體操的執行者、即儀式的參與者在這一儀式中所表現出的也並不僅僅是對於權威的服從，當其成為生活**慣被接受後，參與者可從共同執行這一**慣的集團當中獲得歸屬感，進而從中尋找迴避來自周邊環境的危機的可能性。這一點對於身處“外地”的日本人來說尤為重要和必須。正因為作為儀式的廣播體操擁有這樣的特性，對廣播體操的執著才可能被轉化為“值得提倡的社會準則”，才會引發隻身赴任東京的青年般對廣播體操的熱忱。
身處大連的日本人之間產生了上述共通體驗。即是說，通過這種日常的、規律性重複的身體運動，廣播體操成為了日本人之間互相確認民族意識、歸屬意識以及共同體意識的功能性儀式。這種儀式構造是廣播體操在大連迅速普及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連的小學生們在做廣播體操
“建國體操”圖解（部分）
“滿洲國”的“建國體操”
可以想像，在大連獲得意料外的成功後，統治者對廣播體操的期待更加多面化了。沿襲日本經驗，將原本以強化身體素質為出發點的廣播體操同所謂“大和魂”、“忠君愛國”相連接，正是當時的日本在“滿洲國”所需要實現的。因此推廣活動進一步擴大，廣播體操在“滿洲國”也開始產生新的變化。要使廣播體操在“滿洲國”獲得全面普及，僅在日本人群體中產生狂熱情緒顯然不夠，必須考慮如何使其在中國人群體中獲得受眾。
1935年溥儀第一次訪日，同時“滿洲國”文教部開始在“滿鐵”等機構合作嘗試開發可統一實施的廣播體操。1935年5月15日“禦訪日紀念建國體操”發布，次日由滿洲電信電話株式會社協助，通過“新京”廣播電台於每日早晨六時開始在漢語廣播頻道播出。這套廣播體操在日後正式更名為“滿洲國建國體操”（以下簡稱為“建國體操”）在日語和漢語頻道同時播出，伴隨著“建國體操，預備”的漢語口號，“建國體操”開始了其在“滿洲國”跨地域跨民族的擴張過程。
“建國體操”的出現包含了多重意義。借鑒了廣播體操在日本人群體中所發揮的巨大號召力，以溥儀訪日為契機在“滿洲國”發布推行的“建國體操”被冠以“長久穩固一德一心日滿關係”的使命。在此之前的廣播體操幾乎從未將中國人群體納入對象範圍，但自“建國體操”通過“新京”廣播電台在漢語節目中開始播出起，“滿洲國”的廣播體操便開始了一體化。它作為廣播節目之一，但又並未被局限在廣播的普及範圍內，而是迅速滲透至各地學校、民間組織和政府機關。各種普及講座很快出台，並要求各民間公司和政府機關都必須派代表參加。除此之外，“滿鐵”每年還推行“全滿健康週”活動，“建國體操”是其重要構成項目之一。在這些措施下“建國體操”很快進入民眾當中。
“建國體操”的擴大
在此背景下，“建國體操”於發布後第二年迎來重要轉折。“1937年3月1日滿洲國建國紀念日當天，新京大同公園將舉行建國體操集體活動，內地對這一活動進行直播，並與之相呼應，於上午十一時十分開始在全國各城市進行為時二十五分鐘的體操大會”——通過電波，日本和“滿洲”完成了短暫而罕見的跨空間廣播體操。同年7月，“滿洲國”召開了“建國體操”大會，對參賽者的職業、性別、民族均不設限，任何人都可報名參加。該大會從37年開始每年7月均有舉行，成為各學校及官公署的學生和機關職員的定期活動之一。
1937年對“滿洲國”的廣播體操和“建國體操”是特別的一年。同年7月強勢推行的體操大會從側面印證了這一點。從通過電波和日本同步開展體操活動開始，面向學校、政府機關乃至一般民眾的體操推廣活動力度日益強化。這當然不僅僅出於強化民眾身體素質之類的單純目的，隱藏在其背後的重要原因，是發生於同年的盧溝橋事變。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後，迅速在國內展開國民總動員，受其掌控的“滿洲國”自然受影響，迫切試圖通過強化集體主義來穩固統治體系。於是，“建國體操”大會被視為完成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廣播體操才如前文般得以迅速推進。
廣播體操儀式性構造的進一步論證
將廣播體操看作集體主義的道具之一是一種較普遍的論述觀點。通過分析廣播體操的戰時特徵，討論體育同法西斯主義的關係、或者體育同國民意識及集體主義的關係是常見的論證方向。前文同樣從“滿洲國”的視角出發對廣播體操的這一特性展開了分析。然而，若先跳過過程只看結論，可以發現廣播體操在“滿洲國”幾乎未發揮作為強化集體主義的道具的功能。直到“滿洲國”退出歷史舞台為止，雖然總數可觀，但收音機在中國人當中的持有率並未超過4%，廣播體操更不可能成為他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每年一次的“建國體操”大會，也只不過是一場徒有其表的狂歡，它所彰顯的“建國體操”熱潮，在無法讓中國人投身其中的同時，更讓原本在精神上依賴廣播體操的日本人產生了倦怠之心。《滿洲日日新聞》所刊載的讀者來信生動傳達了他們的這種情緒。
／早晨六點過後做第一操、第二操，七點的新聞過後又是第一操、第二操各兩次，加起來總共做了六次。光做廣播體操就已經讓人精疲力盡，簡直沒心情再出去工作了。
／想認真做操，但是次數太多。早晨的體操和音樂本應該帶給人清爽的精神，這是他們應有且唯一的作用。然而七點後的四次體操實在不合常理。寧願將後兩套體操的時間讓出來給孩子播放一些兒歌或唱片。
以上文字摘自1942年的廣播體操聽眾來信。同時期的日本將廣播體操視作強化和鍛煉國民意識的有力道具，進行了近乎強制性的推廣。“滿洲國”被要求實行同樣措施，但顯然並未如預想般收到聽眾們的熱情回饋。
全滿建國體操會海報
廣播體操在日本展現出強盛的勢頭後，被引入大連，大獲成功後擴散至整個“滿洲國”，可結果卻適得其反。生活在“滿洲國”的日本人並未表現出如大連般的狂熱，更不談其在中國人的生活中幾乎未發揮任何實質性功能，甚至時至今日都被遺忘在記憶深處鮮被提及。
在日本深深紮根於民眾生活及意識中的對廣播體操的狂熱，甚至需要戰敗後通過GHQ的明令禁止來遏制。與之相對，流傳至“滿洲國”的廣播體操雖然同樣被用作精神統一的道具，但卻幾乎未在中日兩民族之間產生任何效果。產生此種現象的原因頗耐人尋味。首先，收音機未能大範圍在中國聽眾當中普及這一硬件條件的製約自然不可忽視，那麼，在普及率高達64%以上的日本人當中所產生的對於廣播體操的倦怠感又作何解釋呢？接下來將改變論證視角，就作為媒體的廣播體操的儀式性傳播功能進行分析。
廣播體操的儀式性構造如前文所述，其核心是對權威的服從、藉由服從獲得安定感和歸屬感。這是廣播體操在當時的“關東州”和“滿洲國”被引入和接受的前提。時代背景賦予此種儀式行為以某種特定信息，通過日復一日由收音機中傳出的音樂、伴隨音樂變化的人體律動完成傳遞，這一過程是通過廣播將體操作為媒體內容之一進行發送和接受的傳播過程。在這一過程當中，廣播體操是傳播方對接受方進行教化和信息輸出的工具。然而，此種情形下的教化和信息輸出可能並不直觀。以本文為例，它可以被理解成將為國家強身健體這一行為義務化，並要求民眾在履行義務的過程中服從權力、跨越民族壁壘。這兩點信息在廣播體操的重複過程中不斷地被聽眾即廣播體操的執行者所認識。然而，被寄予如此使命的“滿洲國”的廣播體操最終迎來怎樣的結局呢？
“遙拜建國神廟，遙拜宮城和帝宮，按號令喊出'一、二'的口號，全身心地投入建國體操”——1943年時民眾被強制進行的“建國體操”充滿了儀式感，然而這同身處殖民地的日本人原本追求的儀式功能毫無關係。通過參加集團行為以示對權威的服從，在行為過程中發現與自身採取相同行為的同伴，進而確認某種形式的集體的存在並獲得相應的安全感，這是廣播體操作為儀式成立的功能構造。然而，“滿洲國”雖以“五族共和”為口號，但實際上卻在佔有與被佔有、支配與被支配的力量構成下形成從屬關係。
1943年時做建國體操的人們
“滿洲國”的殖民地屬性決定其自始至終都未有也不可能有關於“國籍”的法律出台，這使得一切關於民族協和或共存的口號停留在表面，除日本之外的民族被置於被統治面，而日本則作為殖民權力的象徵處於最高層，這樣的從屬關係早已形成默認的框架。在此框架之中，“建國神廟”、“帝宮”等雖然在形式上被認定為“滿洲國”最高權力，但其背後來自日本、關東軍的實質性支配並未改變。換言之，並不存在作為權威的“滿洲國”，身在其中的日本人從未將所謂“帝宮”認可為權威的代表，即便他們將空間上的“滿洲國”視為從今往後的新天地，其所需服從的也不會是來自“帝城”或“帝宮”的權威。在這種意識框架下，廣播體操作為儀式的功能越被強調，因對“權威”的理解偏差而造成的溝壑就越大，最終導致廣播體操本身失去應有的意義，成為只單純消耗體力的行為。對於“滿洲國”的日本人來說，他們被強制要求通過“建國體操”對自身並不認可的權威示以服從，導致體操自身以健康為“值得提倡的社會準則”中的“社會準則”所服務的對像變得曖昧，使參與其中的人無法獲得安定感和歸屬感，最終廣播體操對於他們只成為無意義的形式。
“建國體操”在“滿洲國”的登場，帶來了破壞廣播體操所帶有的儀式功能的要素。換言之，它使儀式中代表“權威”和“服從”的符號產生了變化，由原先的“日本人服從日本”變成“日本人和中國人服從滿洲國”。而後者由於前文所述的構造上的破綻，導致了廣播體操作為儀式本身的矛盾並最終破滅。
小結
“建國體操”自始至終未能在中國人群體中產生影響，而“滿洲國”表面推行帝政實際接受日本軍權統治的殖民地屬性使其無法結識真正的權力所在，導致對廣播體操真正有需求的日本人群體產生了對“權威”的認知偏差，使廣播體操所獲得的效果同日本本土天差地別。
通過參與其中而獲得身份認同和歸屬感，是廣播體操被日本人群體所接受的原因，這一構造、或者說這一需求在日本人群體中始終未曾改變。但在“滿洲國”被提倡的廣播體操變身為“建國體操”，並在戰爭後期成為推行“遙拜宮廷”等強制要求的總動員式的體操。這種演變導致廣播體操作為媒體所傳遞的信息發生了變化。隨著“建國體操”的登場，廣播體操中像徵權威的符號由原先的日本變成了“滿洲國”，要求日本人和中國人一同參與，以表演所謂的“日滿一心一體”，使得廣播體操在“滿洲國”的參與主體——日本人所追求的儀式功能遭到破壞。
如今的廣播體操早已脫胎換骨，戰時廣播體操的各種特性並不適用。它仍作為一種運動項目存在於中日兩國。如文章開篇所介紹，雖然總數或呈減少趨勢，但遠不到銷聲匿蹟的地步。本文僅希望通過呈現廣播體操在“滿洲國”作為運動和作為媒體的一段過程，填補一些歷史的空白，為今後的相關研究提供些許參考。
隱藏在“第X套廣播體操”背後的秘密
拾文化<更多內容2016-12-23 23:36:44
為強身健體而引入廣播體操，
卻不只是為了強身健體。
每個中國學生都有這樣的記憶：早上八九點，廣播裡都會傳出“時代在召喚”、“青春的活力”的激昂聲音——又到了做早操的時刻。與廣播裡的激昂相比，很多學生痛恨廣播體操，他們編出各種藉口，想躲掉這個已經在中國存在了65年的運動。
對，廣播體操在中國已經推行65年了，其來源，得從1928年的日本說起。中國的廣播體操，蘇聯爲體，日本為用。
現代意義上的廣播集體操發端於上世紀二十年代的美國，它曾屬於大都會保險公司（Metropolitan Life Insurance Co.）在美國大城市推出的健保事業的一部分。
1928年，裕仁天皇把這一形式引進日本，作為加冕禮慶典的一項活動在全國推廣。截至1933年，已有超過四千萬各年齡段的日本人參與到這項運動中，佔當時日本總人口的60%。時至今日，日本的一些地方仍流行做廣播體操，尤其像日本放送協會（NHK）這樣政治立場偏左的電視台更對廣播體操偏愛有加。
1920年代的日本小學生在做廣播體操
1928年日本引入體操之後，台灣和滿洲國作為日本殖民地也曾掀起過集體做廣播體操的熱潮，這是1949年以前中國人所接觸到的廣播體操形式。
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台灣受日本影響發展廣播事業。那時，“台灣放送協會”推行日語和日本教育，圍繞“皇民化運動”開播廣播節目，要求台灣人每天早晨七點到特定地點集合做早操。
做廣播體操的習慣一直保留到“二戰”後，並被國民黨政權沿用下來，成為有效的意識形態工具。當廣播體操的形式傳播到中國大陸的時候，其內涵已然發生了巨大變化。廣播體操不再屬於保險公司的商業計劃，或者殖民者的殖民手段，抑或黨國意識形態工具。社會主義政權對廣播體操這一形式的徵用影響範圍更大、程度更深遠，它最終成為全方位的社會動員。
身為日本殖民地的“滿洲國”在1932年引進了日本廣播體操，目的是為了宣傳溥儀登基，提高滿洲國國民的身體素質。很快，廣播體操成了身在滿洲國的日本人表達忠君愛國的手段。
1935年溥儀第一次訪問日本，“滿洲國”文教部開發可統一實施的廣播體操。當年的五月份，“禦訪日紀念建國體操”發布，每日早晨六時開始在漢語廣播頻道播出。到1936年，已經由十處場地供滿洲國國民進行集體廣播體操。
50年代的日本小學生在做廣播體操
教育在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嘗試中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作為儒家德育傳統的補充，西方體育教育開始進入中國。當時，國人身體羸弱多病一直是啟蒙家和改革者的共識，他們把復興國力的希望寄託在受教育的希望。
在這個過程中，“私人身體”的複興是重要一環，在前所未有的對“私人身體”的強調中，傳遞出身體改造的努力與強國強民共識之間的邏輯關聯。因此，體育教育從一開始就被認為是教育改革中必不可少的部分。這種觀念在中國現代史中有其延續性，清末學校推行兵式體操，五十年代以降的廣播體操都印證了這種延續性。
廣播體操在中國，是一種政治動員
中國的廣播體操最初是想學蘇聯，那時候蘇聯還是老大哥，一切以蘇俄為師。1950年，中國派出體育代表團訪問蘇聯，希望學習蘇聯的體育制度，廣播體操是其中一種。
蘇聯的廣播體操已經發展得相當完備，有衛生操、輔助性體操、器械體操三種。其中衛生操就類似於早操，在蘇聯已經大範圍普及。體育代表團歸國後，下決心要編排一套自己的廣播體操。他們學的就是在日本流行的體操。
1951年12月1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第一次播放《廣播體操》音樂。自此，中小學校、工礦企業和事業單位每天集體做早操便成為傳統。
從1951年第一套廣播體操推出至2011年最新的第九套廣播體操問世，整整經歷了六十年。六十年多年來，廣播體操已經成為幾代中國人的集體記憶，並陪伴許多中國人走過由讀書到工作的成長歷程。對中國近代史而言，廣播體操也具有舉足輕重的象徵意義。
50年代中國大陸推出第一套廣播體操
不過，無論廣播體操如何劃分和命名，節數和動作要領都大致相同。在前後繼承的歷史中，廣播體操還有更重要的象徵意義。廣播體操誕生的歷史語境決定了我們在看待它時無法去政治化。
按照1951年各部委聯合下發的文件《關於推行廣播體操活動的聯合通知》規定，學校、工礦企業、事業單位要組織個人按時做操。每節操的動作都經過精心設計，力圖做到鍛煉身體之餘，還有配套的象徵意義。
自然，這是集體生活的一部分。而在社會主義中國，學校、工礦企業、事業單位和軍隊幾乎囊括了所有人，這些機構用相同的結構召喚著普通人的身體。它不僅是“新中國”對國民自上而下的身體規訓的一部分，也為新政權創造國民凝聚力、國族認同創造機會。總之，廣播體操在誕生之初絕不僅僅是普通人鍛煉身體的新方式。
廣播體操成了一種有效的政治動員，正如1971年第五套廣播體操音樂開頭那段順應了“文化大革命”的旁白一樣：“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提高警惕，保衛祖國。”很多年過去了，這句宣言被掐頭去尾，唯有中間兩句毛澤東的題詞“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被保留下來，成為了耳熟能詳的口號。
直到今天，這句口號依然在身體的政治實踐性上發揮著重要作用。“增強人民體質”總會和更大的舉國目標聯繫在一起。
政治化的廣播體操，在新時代遭遇困境
1951年至今，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共推出了九套廣播體操，加上國家體育總局於2005年推出的“大眾廣播體操”，共計十套。1998年至今，教育部還在已有成人操動作的基礎上推出過三套專門針對中小學生的“全國中小學廣播體操”。
這三套廣播體操的問世一改過往中小學生做成人操的局面，它們也在全國范圍內迅速普及開來。從動作上看，這三套操更加活潑，每套操分成中小學各兩組動作，最近兩套操的各組動作還有了各自的名字，比如2002年推出的“全國中小學廣播體操”的小學部分分為“初升的太陽”和“雛鷹起飛”兩組動作。
換個角度思考，之所以這句口號依然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和廣泛的可用性，是因為在市場主導的今天，體育仍然是國家行為，國家與體育事業的觀念依然沒有發生質的改變。放在一個更大的框架下說，廣播體操不過是“舉全國之力搞體育事業”的平民化版本。
以社會主義時期為時間中點，往前或往後都能追溯到“平民化”三字背後的意義——教育的現代化和民主化。因此，儘管仍廣泛存在於中國大陸中小學生活中的廣播體操已經失去了國族意識形態色彩，也不再肩負集體歷史的重任，不過廣播體操所代表的教育層面的意義仍然存在，甚至這個面向的歷史源頭可以追溯到晚清，而不僅僅是建國後。
2016年11月11日，運動員在農運會開幕式上表演廣播體操
然而，我們今天也應看到，主打教育理念的廣播體操並沒有真正實現長久以來教育現代化的夢想。現在中小學生每天做的廣播體操普遍動作單調、枯燥乏味、大合唱、沒特點，既不能因材施教，更因學生對它的排斥和敷衍使廣播體操淪為無意義的擺設。
還有的學校以矯正中小學形體姿態為由推廣廣播體操，卻產生適得其反的結果。這些背道而馳的現象表明廣播體操已然成為中小學教育的短板，也警醒教育從業者在改變的歷史語境中探索新的教育方式。
在學校範圍之外，國家體育總局曾於2005年推出“大眾廣播體操”，除此之外一些地方性的全民健身項目也包含了“市民健身操”等活動。但當下已然不可能複現上世紀那種動員各單位集體做操的場面，為全民健身打造的廣播體操也成了走過場的節目。
倒是自發形成的廣場舞可以被視作全民做操的歷史殘影，經歷過集體生活的中老年人借助與廣播體操動作相仿的簡單動作，配以通俗歌曲，復刻著原本由國家權力主導的集體健身行為。
「皇民」一詞 出自《續日本紀》第37卷桓武天皇延曆2年（783年）的勅言：「同曰皇民，豈合如此。」故皇民化運動，即日本化運動，是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對其統治下的本國少數民族以及殖民地族群，推行的一系列同化政策，希望讓這些族群認同日本與日本天皇，同化為完全的日本人，並協助日本人打大東亞戰爭，其主要的推行地區為琉球、台灣、朝鮮、與滿洲等地。
臺灣的皇民化運動主要分成二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是1936年底到1940年的「國民精神總動員」，重點在於「確立對時局的認識，強化國民意識」。通過各種思想宣傳與精神動員，致力於消彌台灣人的中國祖國觀念，灌輸大日本臣民思想。第二階段是1941年到1945年的「皇民奉公運動時期」，主旨在徹底落實日本皇民思想，強調挺身實踐，驅使台灣人為日本帝國盡忠。日人為強化其組織功能，成立各種奉公會團體，將運動推向社會的最基層，皇民奉公會乃應運而生。
皇民奉公會的中央總部設於台灣總督府，由總務長官兼任會長；總部底下還設有事務局、營運委員會、中央實踐協力會議、地方事務局聯絡會議。在地方上則有各州支部、各廳支部、市郡分會、街莊分會、部落會、奉公班。並納入既有的保甲制度，另尚有「大日本婦人會台灣分部」、「台灣青少年團」、「台灣產業奉公會」、「奉公壯年團」等旗下組織。
為推動皇民化運動，臺灣總督府強烈要求台灣人說國語(日語)、穿和服、住日式房子、放棄台灣民間信仰、改信日本神道教並參拜神社、同時也要每日向日本天皇的居所膜拜。此外，總督府也在1940年公布更改姓名法，推動廢漢姓改日本姓名的運動。「國語家庭」享受特惠，公家機關得以優先任用、食物配給較多，連子女在升學競爭上也佔優勢。不過，台灣的皇民化政策的強制性遠低於日本在朝鮮執行的皇民化政策。
最後到了戰爭末期，所需兵員越來越多，日本當局也在1942年開始在台灣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1943年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加上美軍與中華民國政府不斷的聯合空襲臺灣各地，使得臺灣各地烽火連天，人民開始接受軍事與防災訓練，各地廣建防空設施，最後在1945年全面實施徵兵制。
最近受邀撰寫瑞竹國小(日治時期稱為勞水坑公學校)百週年紀念刊物徵文，發現該校有許多皇民化時期的日治老照片，為此一時期的竹山留下彌足珍貴的歷史影像紀錄，在此特選出數幅以饗讀者，共同體驗兵燹時代肅殺氣息，也希望天下再無戰爭，共享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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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民化運動可分為二階段：第一階段是「國民精神總動員」時期（1936~1940），在這段期間內，臺灣總督府透過各種思想宣傳與精神動員，強化臺灣人作為日本臣民的思想。圖為勞水坑、山坪頂與桶頭三處部落在昭和十二年舉行結成式的紀念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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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的勞水坑國民學校畢業照，照片中可以看見部分男老師已穿上戎裝，以便隨時準備上戰場。 |
長谷川清總督統領下的海軍訓練：皇民奉公會海洋訓練隊
本次時空旅行特展旅人－長谷川清（1883-1970），於1940年12月16日，抵臺接任臺灣總督一職，為第十八任臺灣總督。其任內面臨太平洋戰爭爆發，戰事轉趨激烈的時刻，遂展開諸多舉措以為對應。其中，為呼應日本本土大政翼贊會體制，在1941年4月9日，成立皇民奉公會，由總督長谷川清擔任總裁，搭配既有行政系統，全面組織臺灣人民，以配合前線戰爭。（圖1）皇民奉公會旗下更組成各式訓練機構，以支應戰爭所需，首開海軍訓練先例的海洋訓練所（並組成海洋訓練隊）即是其一。本文除透過臺史所檔案館典藏之長谷川清文書外，尚結合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本囯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等數位化資料庫之典藏，介紹在長谷川清總督任內組訓的海洋訓練隊，呈現在戰火方熾下，臺灣青年接受集體訓練實況與戰爭宣傳的一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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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太平洋戰爭爆發之際，長谷川清總督諭告之相關剪報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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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皇民奉公會海洋訓練所的設立
長谷川清總督就任翌年（1941年），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擴大戰局，臺灣統治當局配合軍方動員，亦由皇民奉公會在1942年間先後成立海洋訓練所、拓南工業戰士訓練所與拓南農業戰士訓練所，培養南方建設人員。於臺北圓山町（今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三段、酒泉街一帶）率先設立的海洋訓練所（圖2），並組成海洋訓練隊，係為集訓本島青壯年，培育其具備海事基礎能力所成立之具體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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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皇民奉公會海洋訓練所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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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訓練所前3期各招募50人，訓練時間為期3個月，從第四期開始訓練時間延長為4個月，並將人數增加為100名，前後歷時兩年餘，海洋訓練所合計招募5期隊員，總計組訓了345人。第一期隊員在1942年4月22日正式入所，開所典禮上除皇民奉公會事務總長、參事等高層出席之外，尚有臺灣總督府社會課長、事務官與情報課課長等官員列席。長谷川清總督亦曾親赴巡視檢閱，在臺史所檔案館典藏之長谷川清文書剪報冊中，即留有剪存相關報導（圖3），顯示官方對於海洋訓練所的高度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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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943年12月17日長谷川清總督前往海洋訓練所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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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率先施行海軍訓練
海洋訓練隊密集訓練的3至4個月期間，施行課程包括普通學科之歷史、地理等科目，同時授予海洋知識相關的特種學科，內容包含船舶、機械、航海術、水產知識等。尚有教育軍人戰鬥動作的教練技術，例如體操、手旗與短艇操作，以及有關「敬神尊皇」與「盡忠報國」精神教育的公民與修身課程。並實際出海模擬作戰，透過逼真的演習情境，培養隊員的船艇操作能力與臨戰反應。（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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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海洋訓練隊進行的各式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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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看海洋訓練隊進行的訓練內容，可發現與海軍新兵訓練無異。訓練隊隊長宣稱僅就游泳一項，在第一期隊員甫入所時能游5、6公尺者僅有5人，經嚴格訓練後，全員平均能游1公里，突顯出海洋訓練隊極佳的特訓成果。
三、支援日軍海外軍務
海洋訓練隊在結束組訓後，旋即展開隊員的分派作業。（圖5）觀察隊員分派統計資料，除第五期隊員派遣狀況不明之外，前4期結訓的225人，其中33人投入島內海軍軍務、24人被派任為船員、留用助手或從事其他實業則有19人。而有高達149人被派至東南亞，顯示在海洋訓練隊在組訓完畢後，隊員主要做為支援日軍海外佔領地軍務之用。（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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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海洋訓練隊第二期隊員結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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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海洋訓練隊結訓隊員派遣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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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募兵宣傳功能
海洋訓練隊第三、四、五期隊員入所訓練期間，適逢日本內閣通過閣議，宣佈在臺灣和朝鮮同步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的時間點，先行接受海軍訓練的隊員深受注目。於是在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施行前後，海洋訓練隊成為海軍訓練的具體示範標的。海洋訓練隊的操練圖像，亦刊登於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的宣傳指南內頁（圖7），足見在當局募集海軍特別志願兵時，被賦予媒介海軍操練的重要性，甚而有將海洋訓練所視為海軍特別志願兵養成所的言論出現。故在支援日軍海外軍務外，海洋訓練隊做為當局在政策推行時重要的宣傳標的，也係其另一項的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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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讀本內海洋訓練隊的訓練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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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透過對相關資料的爬梳，得以瞭解首開海軍訓練先例的海洋訓練隊，不但支援日軍海外軍務，也在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施行之際，被臺灣當局賦予募兵宣傳之用。由此，突顯出海洋訓練隊在戰爭時期所發揮的功能性，亦能呈現出在長谷川清總督任內，當局為因應戰事日趨激烈的態勢下，進行組織動員的一個實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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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三節 日據晚期的「皇民化」統治──〈之一〉
日本殖民統治的設計與運作既如上述，然而，並不是一成不變地在時代中模印著；前述其「同化」的口號隨著時代的處境而變化，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而1937年以前，美名為所謂「部落振興會」的地方組織，為了因應中國開始正式對日宣戰後的新局勢，轉型為所謂的「皇民奉公會」，也是一個重要的史實；此後，我們以高壓的增高程度看，就能認知到統治者對於前述的所謂「同化」，確實已更為注重；而在高壓撥弄下的政治、經濟、教育與文化，與不幸生活於其中被扭曲的先民們，真是應該得到我們深切同情的。
一、皇民化在教育與文化中的宰制
前述關於各項重要政策，多屬於法律、政治、社會各方面，可說都是當我們先民稍有積極的意思表示或作為時，統治者就針對該作為採取操控與壓制的態度和行動。然而，對於社會裡並未展開積極行動的絕大多數人，當然任何統治者絕不會忘記他們的重要性。現在就讓我們從這個最具普遍性的角度，來認知日本殖民統治的型態；首先，我們要回顧本研究開始時所及，小林躋造總督揭示的所謂「日本是全世界無與倫比的國家，作為日本臣民應該如何做，同時要與支那歷史、外國對新領土如何統治等做比較，這樣就會感謝日本一視同仁之仁政揚棄支那民族特有的想法」的指導原則，然後，可以用1941年由權威的「台灣警察協會」印行的「台灣保甲皇民化讀本」來認知，即學者對該書內容批判的所謂：
「所記述的台灣人形象是『髒』與『臭』的，台灣人的信仰、寺廟、敬祖、敬神的思想，在書中被解釋為『淫柌邪教』；而台灣人對祭典、喜慶、婚葬等的重視，則被指為『與身份不相符的浪費錢財』之陋習；關於台灣的民族性，則用『利己的』『無感激之心』等先入為主的偏見語來形容。」1
原來，他們要我們台灣人對於自己先民所遭遇的不幸，不僅沒有同情，還用最低劣的形容詞加以羞辱；對於因現實生活失望而產生的宗教寄託，則被無情的醜詆；還將民俗活動批判成所謂『與身份不相符的浪費錢財』的陋習與種種對於我台灣人民族性的偏見，啊，加上在「日本的鴉片統治術」裡，對於我先民假扮同情的惡質污衊，我們的先民豈不是簡直一無是處了！換言之，所謂「皇民化運動」，一般論者往往只是及於「神道信仰、寺廟改革、推行日語、改姓名」這一類制度面的名詞，很少研究者指出那一切竟是建立在這樣的「教化」基礎之上；而其「日本化」40多年後，既使忍受了「將自己的祖先牌位與馬桶一起燒掉」1一類的羞辱，努力學習日語，而被承認為所謂「國語家庭」，其實，卻也仍完全不能得到與日人相等的待遇2。
其次，更悲哀的，可能是當時的所謂「義務教育」──名為義務，其實並非是全民公費，所謂之
「順應地方團體的實際負擔能力，……應基於市街庄的希望，由州知事或廳長呈報，台灣總督批准。」3
即必須由地方人士提出設校聲請，自行負擔建校與維持學校的經費（包括校地），再經過台灣總督大人的同意批准，才能設立地方的學校；我台人所納稅只用在日本人就讀的小學校，而小學校竟然曾有一校一日本學童之情況[1]。
此外，依少數具反省力的學者所曾描述，學校教育在皇民化運動中完全是一套剛性的軍國主義教育；不但是「每天朝會照例要升旗」、唱國歌，唱「隨軍征海」之類歌曲，灌輸決心隨時隨地為天皇捐軀效忠；每天開始上課前要背誦「教育敕語」，並且上、下學在校門口謹向奉安室（各校安放天皇照片的場所）行最敬禮；講授有關皇室事項也要向宮城照行禮；上課前教師、兒童均需行最敬禮，最後一堂課下課前亦同樣行最敬禮；講解「教育敕語」的修身課，一定排在星期一第一節，並且，規定對「教育敕語」不得有任何「不禮貌」的行為4，而各種科目也應與之配合；簡直可說只有在暗示戰爭的情境裡，例如體育課，才讓學生有充分解放內在衝動的機會，結果不僅強烈暗示「弱肉強食」、「你死我活」的人生態度1，更造成「戰爭如桃太郎征伐鬼島」的輕鬆氣氛2，和「不勝利，不想要我想要的東西」3的征服與支配的觀念。
依據曾在公學校任教的吳濁流先生，在其回憶辭職的理由時就指出了當時的狀況是：
「把公學校畢業生全部納入青年團的組織，加以訓練；……每週舉辦一天，……訓練都是軍隊式，天天都毆打喝叱，教員室成了刑事審問室。……這種情形不久便影響到學校教育，那種殺伐野蠻的作風也肆虐到純真的兒童們的身上。」[2]
依據我先民的志願兵對當時教育的回憶，是
「我懂事時，就已經是戰亂時代了，戰爭發生那年的七月七日，我還在唸國民學校二年級，……那時我聽老師說：『現在是非常時期我要認真唸書以後成年踏出會才能成為一個勇敢的軍人出國為國家服務』我們同學之間還認為老師在胡說，那時我才十二歲（因為晚入學的關係，二年級時是十二歲）。不過老師說的話我還是謹記在心，……竟然全班的人都願意去，所以我們就全班十五個集體志願。」1
據曾任台北市長的張豐緒先生的回憶，是：
「日治時代的教育，……簡直就是洗腦，……學生時代搭車上下學，看到老師上車，不論是哪一個學校的老師，我們都馬上起立行禮，並讓位給老師坐。……與老師同行，學生必須退後三尺，不可以踩到老師的影子；看到長官，一定要敬禮。不管長官有沒有看到你，都必須敬禮，長官回頭一次，就要再敬禮一次。很多禮儀是我們從小就被訓練必須徹底遵守的」2
對於被這樣氛圍籠罩下的可憐的孩子們，如果不是有家長適時給予批判性的指導，那會形成多麼盲目的皇民觀念3。
二、永續的「六三法制」與台灣社會
關於日本統治者究竟如何看待我們的先民與土地？
「六三法制」的永續發展，和前述綿亙近50年的台灣鴉片問題很像，都是研究者很好的切入點；在權威日文論述的導引下，日據51年，常被劃分為文官總督、武官總督；律令時期、敕令時期；或特別法制、內地延長主義；部落振興運動、皇民化運動；或農業殖民地與工業化之類，於是，這高壓統治者的歷史，由此看來似真有可以截然區別的轉變；但是，由日據期間法律制度上的變革，是否能帶動我們先民的生活條件的改善上著眼，它實在缺乏進步的意義；一般只知，對付不滿份子時，1898年「匪徒刑罰令」比1895年的「台灣人民軍事犯處分之諭示」及「台灣住民刑罰令」的兩項法令更苛虐、更恐怖；其實，由1897年的「犯罪即決例」將司法的審判權和執法權都交給中、下級的地方行政官便宜行使，絕對更令動輒得咎的市井小民震懾；而這類法律不僅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都不曾廢止；並且還因戰時增加了種種統制法令，使我台民的處境更為險峻和悲慘[3]。下面我們就看在此時的台灣社會的知識界與文化界兩方面：
一〉知識界
不論日本統治者使用怎樣堂皇的名詞為自己裝扮；即由日本天皇所謂「一視同仁」、田總督的「內台共學」、中川總督的「內台通婚」之類的「內地延長」；或「敕令原則」與「皇民鍊成」之類熱烈宣告雖多，其統治的本質實在可謂絕未改善；甚至有倒退的情形，我們看自1922年田總督實施「內台共學」後，在台灣師範教育所培育出的社會知識地位崇高的台灣人教師不增反減的情形，可見其端倪：即，1922年，台籍生1533人，日籍生135人；1930年，台籍生已減至535人，日籍生增至647人；1936年，台籍生再減至384人，日籍生增至985人；1941年台籍生略增至497人，日籍生則更增至2082人，就是其口號的實際內容[4]；而小說家吳濁流先生在他的回憶錄裡所說
「……像師範學校，一郡平均只有一個人，中學也只有極少數能入學。尤其在『內台同校』之後本島人的入學更為困難了。表面上揭出門戶開放的招牌，暗地裡卻在限制本島人的入學。……台北一中一年只讓四、五個本島人入學，……台北帝大第一屆畢業生……合起來三名而已。如果不是『內台同校』，另外設立專門學校收容本島人的學校，就不會有這種事了。這一點正是田總督的狡黠處，宣言為提高台灣人的地位，實行內台同校制，卻在扼殺人才。」1
就是很深刻而適切的批判。
此外，由於升學機會很少，能讀中學就已是高學歷了，所以此借日人宇敷哲夫讀中學時的回憶來體會當時的實況：
「台東小學畢業……我乃入學高雄中學，……學校內的軍國主義和皇道主義牢不可破，……所以軍訓、武道、體操課的時間好像在地獄的煎熬。高年級的學生被這種粗暴的氣氛傳染，找藉口對低年級學生加以修理，內地人趁機對台灣人找碴，毆打他們。一部分老師對看得不順眼的學生就吹毛求疵，狠狠打倒他們，如對不太會作單雙槓體操的學生，老師讓他們不穿衣服地吊在單槓上，再用藤條往肚子打，打到像蚯蚓一樣地條狀浮腫，全身則像滲血的五線譜。在低年級的台灣學生中，因這些科目不拿手且看起來有點強壯的學生，就成為老師的眼中釘，說他是24小時都被迫害也不為過。表面上柔道很強似的傢伙……流氓似的一群學生把那傢伙叫出來，藉團團圍住的方式加以激烈的私刑……」[5]
日據晚期高等學校的實際情形，當然也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當時的實況，除了李登輝總統任內所語焉不詳地說到的「舊制日本高校實在非常粗暴；入學後曾被學長叫住，不分青紅皂白先痛毆一頓」2的情形固然可以幫助我們想像；在被稱為「都市叢林醫生」的著名醫師，早李氏兩年畢業的郭維租氏傳記3裡，對於台灣的大學先修班──台北高等學校──的回憶裡，對於當時應該最有理想氣息的日本青年學生，則有以下的真實的例子：
「當時就讀台北高校的日本子弟，他們仗恃著錄取名額保有絕對的優勢的特權，加上父親位居高位，在學校一派傲慢，高高在上，蠻不講理，盛勢凌人的氣焰，實在令人消受不了。他們明顯的對本省子弟帶有強烈的種族歧視，視本地人如未開發地區的蠻荒土著，他們的一言一行使人不禁想起『大陸浪人』的作風」
「最令人氣憤的，是他們這些紈跨子弟，仗著自己是高官權貴，平日荒疏課業，一旦要考試了，不免要臨時抱佛腳，於是就要命令我們幾個功課好的同學，義務替他們『加工』，為了不使這關係惡化到不可收拾，表面上只得敷衍搪塞一番，甚至連日本『古文』也要我們教他……」
然後，請看前引的日人宇敷哲夫在高校〈大學的先修班〉的經驗則是：
「先修班的生活像愉悅的夢境一般，第一件是沒有學長的壓迫，軍訓等也像兒戲一般。但從內地來的同學門竟異口同聲說『軍訓的嚴格是美中不足之處』，我感到驚訝……」[6]
以上就是日據末期日台學生在大學先修班的情形；由於能進先修班者極少，而大學的錄取率更低，所以大學裡台灣人學生極少[7]；這就是在日本皇民化統治下，所謂「一視同仁」口號下的實際狀況。
二〉文化界
這是關於當年文化人的處境；知識界的處境已如上述，主要是青年人與學校關係較密切，文化界則是已進入社會的成年人，是對社會言論有影響的，出身知識界的人物；我們來探究戰爭末期當時的實況──
我們所知，當年的情況是1942年日據當局已開始了對於島上的電影戲劇和演藝都進行了嚴厲的管制，然後台灣皇民文學運動的總管西川滿在1943年11月高揭出所謂「為了建設大東亞的國家的心，我們文學創作的心只有呼應這『國家的心』才能躍動，」後，怒批我台灣人作家共同堅持的寫實主義文學為「狗屎」，雖有跟在西川腳前後的台灣新進作家葉石濤作為副手在旁應和著，但是當時的我台人文學作家如楊逵、呂赫若、吳濁流等雖不能不參加「決戰文學會議」，皆不為所動；最後在高壓下，大多數作家只在援助弱小民族反抗英美帝國主義的角度上，發表些應付的文字！可惜關於當年這類的資料，我們所見不多──不過卻可以借當年日本獲得大東亞文學賞的皇民作家濱田隼雄〈原在北一女教日文〉在軍部審查時曾經捱揍的回憶，作為參考的說明：
「……『聽說你身為教員寫名為文學的東西，偷偷寫一些軟乎乎、妖冶動人的東西給我看吧；在表面上，讓國民輕易死心塌地的信賴軍隊的，文學也好，文章也罷，什摩都可以。……不要自以為是知識份子，因為那會成為反戰份子的因素。你將自己當做敲鑼打鼓的街頭宣傳人……』……有時搞不好，也會有被揍的情形。必須努力做個模範兵，這樣寫點激勵的話，然後給參謀大人過目。……『笨蛋，在軍隊中絕對不許有像毆打之類的野蠻情形存在，擦掉！擦掉！你是搞文學的，竟然還不知道舞文弄墨！不要呆呆的嘛！』被臭罵了一頓。」[8]
然後再看1944年日本當局的一段極具代表性的內部講話來印証此一事實──這是在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結束的近十年後，著名的所謂「皇民化運動」已有推行九年的歷史──它比「內地延長主義」更積極，強調.透過「強迫愛用國語」、「強迫使用日姓」、「強制生活日本化」1、「熱汗奉公」、「南進基地」，來對日本統治者認同──此內部講話的講話者是當時的台灣軍司令官安藤利吉，當年的他，很快就得晉升為台灣總督，其講話內容如下：
「……領台五十年，如今正是要把歷任總督之政治成績單公諸於事的時候。倘若統治甚得民心，萬一敵軍登陸而全島戰場化，台灣同胞應該會與皇軍合作，挺身與敵軍登陸部隊作殊死戰才對；真正的皇民化必須如此，萬一與此相反，倘若台灣同胞中有與敵人相互呼應，甚至由背後突襲我皇軍，這不是茲事體大嗎？；而以我個人的看法，我還不敢對台灣同胞寄予絕對的信賴……」2
都可以作為理解我台灣知識精英在戰爭晚期處境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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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谷川清總督統領下的海軍訓練：皇民奉公會海洋訓練隊
本次時空旅行特展旅人－長谷川清（1883-1970），於1940年12月16日，抵臺接任臺灣總督一職，為第十八任臺灣總督。其任內面臨太平洋戰爭爆發，戰事轉趨激烈的時刻，遂展開諸多舉措以為對應。其中，為呼應日本本土大政翼贊會體制，在1941年4月9日，成立皇民奉公會，由總督長谷川清擔任總裁，搭配既有行政系統，全面組織臺灣人民，以配合前線戰爭。（圖1）皇民奉公會旗下更組成各式訓練機構，以支應戰爭所需，首開海軍訓練先例的海洋訓練所（並組成海洋訓練隊）即是其一。本文除透過臺史所檔案館典藏之長谷川清文書外，尚結合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本囯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等數位化資料庫之典藏，介紹在長谷川清總督任內組訓的海洋訓練隊，呈現在戰火方熾下，臺灣青年接受集體訓練實況與戰爭宣傳的一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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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太平洋戰爭爆發之際，長谷川清總督諭告之相關剪報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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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皇民奉公會海洋訓練所的設立
長谷川清總督就任翌年（1941年），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擴大戰局，臺灣統治當局配合軍方動員，亦由皇民奉公會在1942年間先後成立海洋訓練所、拓南工業戰士訓練所與拓南農業戰士訓練所，培養南方建設人員。於臺北圓山町（今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三段、酒泉街一帶）率先設立的海洋訓練所（圖2），並組成海洋訓練隊，係為集訓本島青壯年，培育其具備海事基礎能力所成立之具體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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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皇民奉公會海洋訓練所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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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訓練所前3期各招募50人，訓練時間為期3個月，從第四期開始訓練時間延長為4個月，並將人數增加為100名，前後歷時兩年餘，海洋訓練所合計招募5期隊員，總計組訓了345人。第一期隊員在1942年4月22日正式入所，開所典禮上除皇民奉公會事務總長、參事等高層出席之外，尚有臺灣總督府社會課長、事務官與情報課課長等官員列席。長谷川清總督亦曾親赴巡視檢閱，在臺史所檔案館典藏之長谷川清文書剪報冊中，即留有剪存相關報導（圖3），顯示官方對於海洋訓練所的高度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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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943年12月17日長谷川清總督前往海洋訓練所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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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率先施行海軍訓練
海洋訓練隊密集訓練的3至4個月期間，施行課程包括普通學科之歷史、地理等科目，同時授予海洋知識相關的特種學科，內容包含船舶、機械、航海術、水產知識等。尚有教育軍人戰鬥動作的教練技術，例如體操、手旗與短艇操作，以及有關「敬神尊皇」與「盡忠報國」精神教育的公民與修身課程。並實際出海模擬作戰，透過逼真的演習情境，培養隊員的船艇操作能力與臨戰反應。（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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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海洋訓練隊進行的各式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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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看海洋訓練隊進行的訓練內容，可發現與海軍新兵訓練無異。訓練隊隊長宣稱僅就游泳一項，在第一期隊員甫入所時能游5、6公尺者僅有5人，經嚴格訓練後，全員平均能游1公里，突顯出海洋訓練隊極佳的特訓成果。
三、支援日軍海外軍務
海洋訓練隊在結束組訓後，旋即展開隊員的分派作業。（圖5）觀察隊員分派統計資料，除第五期隊員派遣狀況不明之外，前4期結訓的225人，其中33人投入島內海軍軍務、24人被派任為船員、留用助手或從事其他實業則有19人。而有高達149人被派至東南亞，顯示在海洋訓練隊在組訓完畢後，隊員主要做為支援日軍海外佔領地軍務之用。（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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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海洋訓練隊第二期隊員結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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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海洋訓練隊結訓隊員派遣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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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募兵宣傳功能
海洋訓練隊第三、四、五期隊員入所訓練期間，適逢日本內閣通過閣議，宣佈在臺灣和朝鮮同步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的時間點，先行接受海軍訓練的隊員深受注目。於是在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施行前後，海洋訓練隊成為海軍訓練的具體示範標的。海洋訓練隊的操練圖像，亦刊登於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的宣傳指南內頁（圖7），足見在當局募集海軍特別志願兵時，被賦予媒介海軍操練的重要性，甚而有將海洋訓練所視為海軍特別志願兵養成所的言論出現。故在支援日軍海外軍務外，海洋訓練隊做為當局在政策推行時重要的宣傳標的，也係其另一項的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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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讀本內海洋訓練隊的訓練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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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透過對相關資料的爬梳，得以瞭解首開海軍訓練先例的海洋訓練隊，不但支援日軍海外軍務，也在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施行之際，被臺灣當局賦予募兵宣傳之用。由此，突顯出海洋訓練隊在戰爭時期所發揮的功能性，亦能呈現出在長谷川清總督任內，當局為因應戰事日趨激烈的態勢下，進行組織動員的一個實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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