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姜太公，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以末致財，用本守之-千年致富秘笈，亙古未變財富經/《貨殖列傳》司馬遷建議，“以末致財，用本守之。”在商海中奮力拼搏，賺了錢后買房買地，才能把賺來的錢牢牢鎖住/1.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  2.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  3.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Zpj56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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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太公

齊國締造者－－姜太公
姜太公是齊國的締造者，周文王傾商武王克殷的首席謀主、最高軍事統帥與西周的開國元勳，齊文化的創始人，亦是中國古代的一位影響久遠的傑出的韜略家、軍事家與政治家。歷代典籍都公認他的歷史地位，儒、道、法、兵、縱橫諸家皆追他為本家人物，被尊為“百家宗師”。
“昭烈武成王”姜子牙
據史書記載，姜太公生於商更丁帝八年八月初三（西元前 1211 年），卒于周康王六年（西元前 1072 年），一共活了139 歲。
姜太公在我國歷史上是一位高壽的人，姜太公死後，返周而葬，葬于文王、武王的陵墓旁。當時周朝規定，姜太公五世之內皆反周而葬，五世之後才能葬于齊地。在唐宋以前，姜太公被歷代皇帝封為"武聖"，唐肅宗封姜太公為"武成王"，宋真宗時，又封姜太公為"昭烈武成王"。到了元朝時期，民間對姜太公增加了一些神話傳說。到明代萬曆年間，許仲琳創作了《封神演義》小說，從此，姜太公由人變成了神，並且為民間廣為信奉。
姜太公釣魚
姜子牙是中國古代歷史上一位著名人物，同時他在道教和民間的地位也較高。他出身貴族家庭，祖先的封地叫"呂"，所以他又被稱為"呂尚"。姜子牙生於山東省的沿海地區，自幼聰慧。據說，他還能預測世界上將要發生的大事。
當時姜子牙所在的王朝商朝的皇帝"紂"是一個殘暴的人，他統治期間戰爭不斷，為了躲避戰亂，姜子牙到中國北方的遼寧隱居了40年，後來又來到西北陜西省的終南山。在那裏，他經常到渭河去釣魚，可是3年中他卻一條魚也沒有釣到，而且他的魚鉤還是直的。人們都嘲笑他，他卻無動於衷，所以在中國有一句成語叫"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神奇的是，後來他果然釣到一條魚，在魚的肚子裏有一本兵法書。更巧合的是，當天晚上，周王朝（西元前11世紀-8世紀）的皇帝文王做了一個夢，夢見一位高人。第二天，他就遇到了姜子牙。姜子牙向周文王講述了自己的身世，文王當時正為了打敗敵人建立王朝而蒐羅人才，所以就對他說："我的先祖太公早就寄希望於你了。"因此，後人又稱他為"太公望"，在民間一般稱他為"姜太公"。文王給他以極高的地位，並在他的幫助下，消滅了商朝。 在以後的中國各朝代都為他建立了神廟，而道家也傳說他升天成仙了。
姜太公的歷史地位 　　
　　姜太公是齊國的締造者，周文王傾商武王克殷的首席謀主、最高軍事統帥與西周的開國元勳，齊文化的創始人，亦是中國古代的一位影響久遠的傑出的韜略家、軍事家與政治家。歷代典籍都公認他的歷史地位，儒、道、法、兵、縱橫諸家皆追他為本家人物，被尊為“百家宗師”，這充分說明瞭其在中國歷史中的重要地位和其思想理論的博大精深。
　　一、姜太公生平及其出生地之歷史考證
　　姜太公姓姜或呂氏，名望、尚，字子牙，號飛熊，炎帝神農皇帝51世孫，伯夷36世孫。為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代太師，齊王，妻名申姜，共有13子（丁、壬、年、奇、枋、紹、駱、銘、青、易、尚、其、佐），女邑姜封周武王妃、皇后。西元前1211年，殷朝庚丁八年已酉年八月初三日出生於今山東省日照市；西元前1072年戊辰年，周康王六年，卒于周首都鎬京，歲壽139歲。陵冢位於陜西省咸陽市周陵鄉，距離文王陵1公里；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姜太公祠內設有衣冠冢。
　　姜太公半生寒微，擇主不遇，飄遊不定，但他能動心忍性，觀察風雲，等待時機，終遇明主，輔佐姬昌，修德振武，以求興周。周武王伐紂，太公為軍師，牧野大戰，滅商盛周，立了首功。周初分封，姜太公被封為齊國君主，他治國有方，創建了泱泱大國，遺風猶存，累世相續，為後來的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為五霸之首而奠定了基礎。
　　關於姜太公的出生地，文獻記載不一，主要是東海說和河內說。
　　《孟子·離婁上》說：“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呂氏春秋·首時》篇說：“太公望，東夷之士也。”高誘注《呂氏春秋·首時》篇說：“太公望，河內人也。”《後漢書·郡國三》注引《博物記》雲：“太公呂望所出，今有東呂鄉。又釣于棘津，其浦今存。”《水經注·汶水》雲：“（汶水）又北過淳于縣西，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曰淳于國。”《水經注·齊乘》雲：“莒州東百六十里有東呂鄉，棘津在瑯邪海曲，太公望所出。”《水經注》引太公廟碑文曰：“太公望，河內汲人。”究竟何說為確，據史籍和當代有關專家的考辨，認為東海說根據較為確鑿。東呂鄉當為姜太公出生地。古代呂、莒本為一字，莒為周代國名，即為現在山東省莒縣。東呂鄉、東呂裏在莒城東面，今屬山東省日照市。漢張華《博物志》明確標出：“海曲城有東呂鄉東呂裏，太公望所出也。”西漢的“海曲’則為現在的“日照”。今人楊伯峻對姜太公里籍作了具體的考辨。他說：“閻若璩《四書釋地續》雲：‘後漢瑯邪國海曲縣，劉昭引《博物記注》雲：太公呂望所出，今有東呂鄉。又釣于棘津，其浦今存。又于清河國廣川縣棘津城，辨其當在瑯邪海曲，此城殊非。余謂海曲故城，《通典》稱在莒縣東，則當日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即是其家。漢崔瑗、晉盧無忌立《齊太公碑》以為汲縣人者，誤。”（《孟子譯注·離婁上》）所論有據、甚確。就是說，姜太公的出生地當今山東省東部黃海之濱的日照、莒縣一帶，亦正是司馬遷所說的“東海上人’之義。據齊國國都，當今的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史記記載姜太公出生地為現今日照市。據姜太公分支後裔盧氏宗親世界研究會（含南韓等國外盧氏）史記記載，姜太公出生地為山東日照市。當今中國研究姜太公的最高權威之一，中國國防大學著名教授，姜太公後裔姜國柱先生，經多年研究考證，確認姜太公出生地為山東省日照市。
　　還需要說明的是，在四千年前，日照市兩城鎮（距市區十八公里），是亞洲最大的城市。這是美國考古專家組同山東大學在實地聯合考察半年之久得出的結論。作為一代偉人姜太公出生在這樣的文化發達地區，應更合乎情理。經綜合考證分析認為，姜太公出生地應為山東省日照市。
　　二、姜太公的歷史地位
　　姜太公一生坎坷多磨而又轟轟烈烈、神秘莫測，確實稱得上是奇人、奇事、奇男子。綜觀太公一生的建樹，無論從軍事、政治、經濟思想等方面，都有卓越貢獻，其中尤以軍事最著，所乙太史公言“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稱得上兵家之鼻祖，軍事之淵藪。
　　姜太公是中國歷史上一位全智全能的人物，也是中國文藝舞臺上一位“高、大、全”的形象，還是中國神壇上一位居眾神之上的神主。作為宗教的神仙，他是武神、智神，被奉為“太公在此，百無禁忌”的護佑神靈。
　　周朝從古公亶父起，就盼望能得到一個聖人……一位武能安邦、文能治國的賢才，來輔助周國實現滅殷興周的任務，所以名太公為“太公望”，到武王執政時，又以“師尚父”相稱，尊寵權貴無以復加。文王所命太公之“師”即“太師”，是西周王朝“三公”中的最高長官，既主軍，也問政。時有“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之言，足見太公在周朝中的地位之重。
　　姜太公是一位滿腹韜略的賢臣和非凡的政治、軍事家，一直受歷代統治者崇尚，這在《詩經》等唐朝以前的許多史料及文學作品中頌文頗多。
　　唐太宗即位後，外夷相侵，內患未除，政局動亂，國家面臨著百亂待治，百廢待興的情況，為了達到“安人理國”的目的，便自稱他是姜太公的化身，便在磻溪建立太公廟，他用這一舉動告訴人們，他要象周文王訪賢並重用姜太公那樣的賢臣良將，他後來果然得到了一大批治世理國的人才，終於實現了“貞觀之治”。唐玄宗為求國內安寧，需要像姜太公那樣披肝瀝膽，嘔心瀝血，忠貞不二的勤勉事主的人才，便於開元十九年（西元731年）敕令天下諸州各建一所太公廟。並要求以張良配享，在春秋仲秋月上戊日祭祀。每當發兵出師或各將領及文武舉人應詔，都要先去太公廟拜謁。開元二十七年（西元739年）追謚姜太公為“武成王”，成為中華民族“武”聖人。宋神宗熙寧五年（西元1072年）為抵禦外冠入侵，下令要求各軍事將領必讀《太公兵法》。司馬遷在《史記》中說：“周西伯昌之脫羑裏，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這就確立了姜太公是中華民族創立韜略理論開山祖的地位。
　　1972年從山東臨沂銀雀山漢武帝初年的墓葬發掘出的《六韜》殘簡，來校勘今天存世的各種《六韜》版本和本注，說明瞭《六韜》一書，在漢武帝以前就流行開了，否定了《六韜》是古人偽托呂尚所著的懷疑，進一步證實了姜太公在軍事理論上的著述是真實的。他在軍事理論方面，在政治、經濟鬥爭的策略思想方面，都為子孫後代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豐富的遺產，人們稱他是兵家權謀思想的始祖是當之無愧的！
　　中國古代的兵論、兵法、兵書、戰策、戰術等一整套的軍事理論學說，就其最早發端、形成體系、構成學說來說，都始自齊國，源自太公，所以說太公為兵家宗師、齊國兵聖、中國武祖是當之無愧的。可以說，沒有太公理論及其所建立的齊國兵家，則不會有如此博大精深、智謀高超、理論完整、源遠流長、綿延不斷、影響巨大的中國兵學理論學說。今天，我們在研究中國古代的治國方略、用兵之道時，不能不重視太公的傑出貢獻、思想價值。中國古今著名的軍事家孫武、鬼穀子、黃石公、諸葛亮等都學習吸收了太公《六韜》的精華，太公的文韜武略被當今世界上的政治、經濟、管理、軍事、科技等各個領域所借鑒。
　　太公治國，確立了“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的治國方針，在齊國數百年的發展史上，代代相傳，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確立了齊文化的歷史地位。
　　太公已去世3000餘年了，人民處於崇拜他的高尚人格，悼念他的豐功偉績，以樸實的感情編造出他的很多神話故事歌頌他。說他曾在昆明山學道，後奉師命下山助周滅商，滅商之後又奉師命發榜封神。這在《太平禦覽》和《封神記》等書上逐步把他神化了。到了明代許仲琳為崇敬太公無法形容時便以神面化之編著了一部《封神演義》，把他說成是管天下所有神的神了，太公的神奇和威嚴，成為驅邪扶正的偶像了。這些雖然超出了歷史的真實，但卻反映出姜太公在人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三、姜太公思想
　　呂尚（姜太公）的文治武略影響深遠。他不僅是開創西周的功臣，而且輔佐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朝之元老，積累了豐富的治國經驗，推動了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他的思想、理論、實踐博大精深。
　　1、韜略鼻祖，千古武聖
　　姜太公作為中國韜略鼻祖、千古武聖，其文韜武略、經國治軍，理民化俗之論、之策、之術，都為後人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併為華夏民族所稱頌、傚法。
　　“兵聖”孫武及其《孫子兵法》飲譽中外，堪稱兵法之集大成者，其軍事思想亦不乏借鑒太公謀略之處。舉例說明：如《孫子兵法·虛實篇》有“出其所必趨，趨其所不意”之句，而以反映姜太公軍事思想的《六韜》論著中《文韜·兵道》記載即有“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之句；《孫子兵法·計篇》中“將者，智、信、仁、勇、嚴也”與《六韜·龍韜·論將》中“將有五材十過”，“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相近；《孫子兵法·計篇》稱“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國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而《六韜·龍韜·論將》亦言“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等等。
　　有關姜太公軍事思想的著作有《六韜》、《陰符經》、《太公兵法》、《太公金匱》等，但現存甚少。其軍事韜略、戰爭謀略、戰法戰術、軍隊建設、戰爭準備等思想的高明、深邃、可貴之處，就在於他的全面性、創造性、開拓性，他不是單純地就軍事而論軍事，而是從哲人智慧的高度，以聰明政治家的眼光，將政治與軍事、治國與理軍緊密地結合起來，融為一體加以論述。這就使他的軍事韜略、謀略頗具全面性、深刻性、精闢性，因而為歷代的哲學家、政治家、軍事家所推重，並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六韜》作為中國古代偉大的軍事著作，在宋代被列為《武經七書》之一，作為武學教本，成為武將們必讀的兵書。二千多年來，《六韜》與其他“武經”一樣，從先秦至現代，不斷有人註釋、講解、校勘、闡揚，挖掘其思想宏旨奧義，吸取其思想精華，經久不衰，至今愈盛，充分展現了其光輝的思想價值和不朽的生命力。我們應當珍惜這份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使之在新時代更加輝煌。
　　2、權謀思想
《六韜·文韜·文師》最後有一段姜太公的話：“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這是太公“陰謀修德以傾商政”，滅商興周的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權謀思想。因為，最大的權謀莫過於推翻商朝、建立周朝，奇取和建立國家政權是軍事謀略的根本。這一思想，除《文師》外，在《發啟》、《文啟》、《順啟》等篇中也都反覆論述這個道理。太公被封齊，建立齊國之後，推行的根本方針也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的思想。可以看出，姜太公認為，人的本性是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給予人以生利的是道義，能行仁義道德者，則能使天下人歸服。因此，國君應當以天下之利為利，以天下之害為害，以天下之樂為樂，以天下之生為務。只有以仁義道德為天下興利除害，使天下人與之共利害，同生死，共憂患，共苦樂，這樣便可以收攬、固結民心，使萬民歸心、歡心。基於這種認識，《六韜》強調國君要行仁修德，澤及百姓，不可暴民、虐民，為已而害民，。只有這樣，人民才能與國君同舟共濟，擁戴國君。本思想亦在齊國的實踐中貫徹、實現了這一思想。這是其他所有軍事謀略家所沒有的。可見，《六韜》一書的上述內容，與姜太公的軍事謀略思想相符。
　　3、愛民思想
愛民之道，就是以仁義之道，修德惠民，使民和服。如太公所言：“敬其眾，合其親。敬其眾則合，合其親則喜，是謂仁義之紀。無使人奪汝威，因其明，順其常。順者任之以德，逆者絕之以力。敬之無疑，天下和服。”就是說，要尊重民意，敬愛民眾，聚合宗親，行仁舉義，就會受到民眾的擁護愛戴，這樣使天下和服，就可以守土、固國而王天下。因此，威服天下者，不必專任武力，不可橫暴百姓，而要以仁義為本，修德禁暴。這就是姜太公和《六韜》重視文韜而不輕武略，把經國與治軍作為整體而論的高明之處。他治國安民用仁道，施仁政，重教化，因民俗，順民情。這就充分表現了姜太公治政的出發點和歸宿地都是為了愛民。《六韜·文韜·國務》雲：“太公曰：‘利而無害，成而無敗，生而無殺，與而無奪，反而無苦，喜而無怒。'”從上我們不難看出，“愛民”思想之深，在先秦軍事、政治和諸侯君中，也只有姜太公才有如此深刻“愛民”思想。而且，也是由姜太公在齊立國之後，真正把“愛民”思想貫徹到建國的實踐當中去，這就是齊國的富民政策。
　　4、順民思想
姜太公深知“民為邦本，民固國興”的道理，有民則有國，無民則何國可言。因此，他力倡以民為本，仁政順民的思想。順民就是“重民”、“貴民”。如果國君、人臣和各級官吏，不以民為本，以民事為務，而敲剝、殘害民眾，就會使民眾離心離德，離之而去，叛之而反。姜太公通過自己長期生活在民眾中的親自實歷，不斷觀察，精心研究，對於民為貴、民為本的思想有深刻的認識，並樹立了牢固的民本意識，所以他在出山之前和立國治國之中，都始終堅持以民為本，實行仁政，收服民心，使萬民歸心。對如何安靜、安定天下，姜太公指出：天有其自己的運作規律，民眾有其自己的日常生活事業。君主能與民眾共同安生，天下就安靜，民眾就安定了。最好的政治是因民俗、順民心進行治理，其次是宣傳教化，感代民眾。民眾被教化、受感化，就會服從政令，所以說天道無為而能生長萬物、成就萬物，民眾無需給予而能自己富庶，這就是對人治理天下的高尚道德，亦是無為而無所不為的根本道理所在。
　　5、舉賢思想
《六韜·文韜》中《上賢》、《舉賢》兩篇，集中表現了姜太公的重賢、上賢、選賢、舉賢的聖賢治國論及其思想內容。所謂“上賢”，就是尊重、崇尚有道德、有才能的人。尊賢尚功是姜太公“國本”的主要內容之一。姜太公認為，作為君主治理國家，必須尊崇德才兼備的賢人，抑制無才無德的庸人；任用忠實誠信的人，除去奸詐虛偽的人；嚴禁暴亂的行為，禁止奢侈的風俗，因此，明君用人應當警惕六種壞事、七種壞人。六種壞事的危害是：“傷王之德”、“傷王之化”、“傷王之權”、“傷王之威”、“傷功勞之臣”、“傷庶人之業”。對七種壞人，絕對不可信用，即“勿使為將”、“勿與謀”、“勿近”、“勿寵”、“勿使”、“禁之”、“止之”。這就堵死了壞人幹壞事、危國家、害民眾的路徑。
　　姜太公指出，要根據各級官吏的職能分工的要求條件來選取賢能，再依據各官職應具備的條件來考核官吏，鑒別其才智的高下，考核其能力的強弱，評定其政績的優劣，使之名實相當。因此必須堅持選用賢才、任用賢才的標準。關於選拔任用賢才的標準，姜太公提出了“六守”，即六條標準：仁、義、忠、信、勇、謀，具備這六個標準的則為賢人。姜太公還認為，國屬上賢、舉賢，旨在任賢、用賢，如果上賢、舉賢而不任賢、用賢，亦只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這種停留在名義上的上賢、舉賢，是不會獲其功而救其亂的，相反則會使世愈亂，以至造成國家的危亡，所以要上賢、舉賢、任賢、用賢，做到實當其名，名當其實，名實相符。
　　《六韜·文韜·上賢》雲：“太公曰：‘得賢將者兵強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舉賢思想，在姜太公建立齊國之後，又正式列入建國方針之一，即“舉賢而上功”。
　　6、六守三寶
姜太公的理財富國、富民足民的發展經濟的思想主張是全面而週到、精闢而深刻的。《六韜·文韜·六守》載：太公曰：“人君有六守三寶。”六守：仁、義、忠、信、勇、謀。三寶：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谷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無亂其鄉，無亂其族。臣無富於君，都無大於國。六守長則群昌；三寶完則國安。這三寶在齊立國之後，也是列入建國方針之一，即“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農工商同時發展，重點又是發展工商業，因而，後來的齊國才發展或為一個民富、國強的大國。
　　姜太公在“三寶並重”“本末並利”、“上下俱足”、廣開財源的基礎上，提出了他的貨幣政策，確保財貨正常流通、賦稅正常繳納，促進經濟發展、市場繁榮，這種開源節流的經濟、貨幣政策，實為國家經濟發展的上策。姜太公深知，農、工、商三業對國計民生的重要意義。國無農無食不穩，國無工無器不富，國無商無貨不活，故要農、工、商並重，協調發展，使人民有業可從，衣食飽暖，器具足用，財貨流通，財政充裕。姜太公的“三寶”思想，不僅是周朝經濟發展的基本方針政策，而且為齊國的強大奠定了政治、物質基礎。此發展經濟的指導思想，延續至當今世界。
　　7、九府圜法
　　姜太公的貨幣政策，主要是他制定的九府圜法。所謂“九府圜法”，顏師古《注》雲：“《周官》大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雲九府。圜謂均而通也。”姜太公所建立的“九府圜法”，是用行政手段保證財貨的均衡流通和合理出入，使錢幣與布帛不斷流通，聚散適宜，無積滯，無匱乏。國以之富，民以之足。
　　“九府”是“掌財幣之官”。查《周禮》的“九府”之職能，就在於“通貨幣，易有無”。
　　姜太公的財政經濟政策和金融管理制度，不僅為周朝的經濟管理、經濟監督、賦稅收納、貨物保藏等建立了完整、嚴密的管理體系、管理制度，而且為齊國的強大，為齊桓公和管仲的“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霸業奠定了基礎。姜太公的生財之道，理財之策，即開源節流之制，是富民強國之道，為萬世治國興邦之正道，萬事不易之治道，故為萬世法。
　　四、韆鞦功業，後人稱讚
　　姜太公的道德功業，為後人所推崇、稱頌。有人把他由人變為神，列入神仙之首，說他能呼風喚雨、使神役鬼；有人把他尊為“兵家鼻祖”；齊人稱他為“天齊至尊”等等。歷代文人墨客、哲人智士、兵家武士，都在詩詞文論、兵書戰策中，抒發情懷，稱讚有加。他們或觀太公留下的歷史遺跡而抒發已志，或乙太公事跡為據而引申已論，頌揚其功。
　　在《詩經·大明》中寫道：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在諸多讚詩中，對姜太公一生功績給予高度概括、評價的要算《封神演義》的作者許仲琳的《姜元帥讚》：
　　六韜留下成王業，妙算玄機不可窮。
　　出將入相韆鞦業，伐罪吊民萬古功。
　　運籌帷幄欺風後，燮理陰陽壓老彭。
　　亙古軍師為第一，聲名直並泰山隆。
　　對姜太公一生的韆鞦功業，不僅詩詞歌頌，而且經史文論，多有盛讚。
　　對姜太公人們不僅重視他的著作和智慧的價值，還十分尊崇他高尚的人格和不懈奮鬥的精神，懷念他對正義，對文明的孜孜追求；困難，他不退卻，不屈辱，不低頭；饑餓，也不理會；沉淪，他不屈服；年高，他不服老，而對自已的理想、信念和追求毫不動搖。是有志不嫌年高，大器晚成“使老者奮”的典範。他永遠是中華兒女的自豪和驕傲。
　　在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延綿不斷的中華民族傳統思想文化中，齊魯文化是主要來源，集中代表了炎黃這一思想體系的傳統文明。在遠古時代，炎帝、黃帝為首的兩個部落，已開始結合。經過漫長的歷史發展，已融合成為一個民族。在周初，代表這兩個部族的兩個偉大歷史人物，一個是封于齊國的炎帝後裔姜太公，一個是封于魯國的黃帝後裔周公旦。我們說，假如沒有周公的文韜和姜太公的武略，作為“小邦周”是很難戰勝“大國殷”的，即使是戰勝了，也難以鞏固，並創造出那樣燦爛輝煌的周代文明。現在我們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認真研究姜太公的思想，正確評價姜太公的功業，對於深入研究探討中華民族歷史文化，尤其佔其主流的齊魯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中國宰相館在臨淄開館
齊國歷史上，兩位功業顯赫的賢相——管仲和晏嬰，前者為“鄙人之賈”，是個小商人；後者有所謂“東夷之子”之稱，亦非齊之貴族。但二人都在齊國為相，名顯諸侯。齊桓公的幾個得力助手：寧戚是個放牛的，隰朋、鮑叔牙也都出身十分低微。齊威王時重用三個，內相鄒忌，本為布衣之士；外將孫臏，是個身體殘廢的刑余之人；上卿淳于髡，則是一個出身低微的贅婿。齊宣王時，收稷下學者76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可以說，齊國的事業幾乎是代代相承的平民或出身下層的政治家幹出來的。尚賢重士，已不是哪一個當權者的權宜之計或頭腦發熱，而是形成了一種政治文化傳統。
為紀念中國古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有“中國古代第一相”的管仲而建造的“管仲紀念館”和“中國宰相館”，九月十六日在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舉行了開館儀式。新落成的管仲紀念館，以管仲墓為依託，以《管子》思想為基礎，以管仲的生平為脈絡而設計修建的，整個建築氣勢恢宏。館前廣場上的管仲雕像，與整個紀念館渾然天成。
治國經典－－《管子》
《管子》是戰國時各學派的言論彙編，內容很龐雜，包括法家、儒家、道家、陰陽家、名家、兵家和農家的觀點，傳說是春秋時期管仲的著作。
現在版本的《管子》是在西漢時由劉向編定的，原有八十六篇，現只有七十六篇，內容分為八類：《經言》九篇，《外言》八篇，《內言》七篇，《短語》十七篇，《區言》五篇，《雜篇》十篇，《管子解》四篇，《管子輕重》十六篇。
在劉向編定之前，韓非、賈誼、司馬遷等人都認為它有一個中心思想，即主張法治的同時也提倡用道德教化來進行統治，對禮和法是並重的。所以有人推測這是齊國學者結合本國特點，託名管仲提出的一種新學說。也許是劉向或其他人把各派的著作編進了《管子》，造成了內容龐雜的結果。儘管如此，《管子》還是在保存豐富的史料方面做出了很大貢獻，具有很高的史學價值。
　　《漢書地理志》記載：姜太公被周成王封到齊國的時候，周公旦曾問他治齊方策，姜太公果斷地回答了：“舉賢而上功”五個字。此後，“興賢”就成了齊國政治的傳統。這種傳統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不計出身，唯才是舉；二是以功為尚，不重名分。齊國歷史上，兩位功業顯赫的賢相——管仲和晏嬰，前者為“鄙人之賈”，是個小商人；後者有所謂“東夷之子”之稱，亦非齊之貴族。但二人都在齊國為相，名顯諸侯。齊桓公的幾個得力助手：寧戚是個放牛的，隰朋、鮑叔牙也都出身十分低微。齊威王時重用三個，內相鄒忌，本為布衣之士；外將孫臏，是個身體殘廢的刑余之人；上卿淳于髡，則是一個出身低微的贅婿。齊宣王時，收稷下學者76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可以說，齊國的事業幾乎是代代相承的平民或出身下層的政治家幹出來的。尚賢重士，已不是哪一個當權者的權宜之計或頭腦發熱，而是形成了一種政治文化傳統。
《管子》的人才價值觀
　　《管子》十分重視和肯定人的價值，對此多有精闢論述。
　　一、十年樹木，終身樹人
　　《管子》認為，人在萬物中是最有價值的。
　　《權修》篇說：“一年之計，莫如樹谷；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一樹一獲者，谷也；一樹十獲者，木也；一樹百獲者，人也。我茍種之，如神用之；舉事如神，唯王之門”。
　　這裡是說：比起糧食、樹木這些有用之物來，人的價值最高。“樹人”可以收到“一樹百獲”之利。君主如果能懂得並身體力行，辦事就可以收到神奇之效，這才是稱霸天下的唯一門路。因此，《管子》認為，辦一切事業首先要“得人。”治軍作戰，要“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之駿雄”（《七法》）；治國要“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亡國，繼絕世，起諸孤”（《中匡》）；成霸業要“始於人”，“與其厚于兵，不如厚於人”（《大匡》）；而要“顯于天下”，更須“務得人”。總之“人，不可不務也，此天下之極也”（《五輔》）、“爭天下者，必先爭人”（《霸言》）。作為一個英明的沼國者，“所以取明廣譽，厚功大業，顯于天下而不忘于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五輔》），而“暴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于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同上）。
　　二、人配天地，最為天下貴
　　《管子》不僅把人同穀物、樹木相比較來說明其價值，而且還同其他動物相比較來說明其特點。“附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猿猱飲焉”（《形勢》）。從三仞高的崖頂上跳下來，這是人難以辦到的，而猿猱卻輕而易舉地跳下來喝水。可見人有不如動物的地方。但是，蛟龍得水，虎豹憑幽，動物只能憑藉外部條件，單純依賴自然環境而生存。而人卻能“慮”、能“務”。人之所以寶貴，能成就大事，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此。“是故，事者生於慮，成于務，失于傲；不慮則不生，不務則不成，不傲則不失。”《管子》還認為，人有其“能”，又善於“用道”，才能有成效。凡是能夠做到這一點的人，可以同天地媲美。作為君主應當“參與日月，伍于四時”（《版法》），儘管做到這一點的只有少數聖人，但人人都有這種潛力和可能性。
　　三、以人為本
　　《管子》在把自然與人作比較的同時，還注意到了人與社會的關係，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說：“一農不耕，民或為之饑；一女不織，民或為之寒”（《輕重》甲）。因而“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人眾而不親，非其人也”（《霸言》），土地再多，沒有人去耕種，就等於沒有土地；人口再多，大家都不以為你可親，也不能算你的人民。
　　這是很切實的道理。“有地而務本事，君國不能壹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權修》）因此，管仲認為，不重視人的社會地位的提高，不以人為“本”，則“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殘而國亡”（《五輔》）。
　　四、人者身之本
　　《管子》不僅從整體上肯定了人高於萬物，可以“參之於天地”，而且認為每一個人都有獨立的價值。《權修》篇說：“天下者，國之本也；國者，鄉之本也；鄉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這裡從治理天下以國家為本，最後歸結到人以自身為根本，首先應把自己治理好。管仲在回答齊桓公詢問治國之道時也曾說：“始於為身，中于為國，成于為天下”（《中匡》）。承認“人者，身之本”，也就肯定了個人的獨立價值。那麼，怎樣為身，如何修身？管仲在回答桓公“請問為身”時指出：“道血氣，以還應長年、長心、長德，此為身也”（《中匡》）。“道血氣”是“為身”的辦法，就是自我修養，修身養性。而目的卻是為了延年益壽（“長年”）增長智慧（“長心”）和提高道德水準（“長德”）。
齊國重士尚賢的幾個故事
齊桓公設庭燎招士
春秋初期，齊桓公當政的時候，士的階層開始活躍于政治舞臺上，他們既有文化知識，又有統治才能，其中不乏濟世安邦的人才。具有敏銳政治眼光的齊桓公率先注意到這一新動向，意識到霸業能否實現，關鍵在於能否招攬到天下的人才，能否得到新興的士階層的支援，於是在管仲的輔佐下，採取種種措施，招士養士。
怎樣才能招徠天下賢士？齊桓公煞是費了番苦心。先秦時，人們大都重視等級禮儀，迎接四方之士，當然要用高規格的接待禮儀。古代邦國在朝覲、祭禮和商議軍國大事時，要在大庭中燃起火炬，也就是“庭燎”。並且根據爵位的高低，所用庭燎之數也有很大差別。天子為百，公爵五十，侯伯子男均為三十。桓公是以公爵僭用天子之禮來待士的。當然規格是相當高的，可見桓公求賢若渴的心情。但是一年多的時間過去了，還是滑賢士來到齊國。齊桓公自然有些著急。《說苑·尊賢》記載了這樣一件事。醒公設庭燎之禮接待來齊國的士以後，整整一年，沒有一個賢士前來，這時候東野地方有一個地位低下的人前來求見。齊桓公很是高興，立即昇堂接見。他滿懷喜悅地詢問來人有什麼才能。來人回答說：“我會九九算術。”
齊桓公一聽心裏涼了半截，當時，在齊國會九九算術的人很多，不是為稀奇的。桓公就調笑他說：“九九之術也能算是一技之長拿來見我嗎？”東野之人回答說：“大山不拒絕細小的石頭，江海不拒絕細小的溪流，所以才會成為大山、大江、大海。《詩經》中曾說：‘先民有言，詢于爭蕘’。教導人們施政要廣泛徵詢意見，包括那些割草打柴的人。九九之術固然算不得的什麼高深的學問，但如果您也能以禮相待的話，還怕比我高明的人不來嗎？”齊桓公頻頻點頭，認為東野之人說的很有道理，就按照庭燎之禮接待了他。果然一個月後，四面八方的賢士就接踵而至了。為了大開賢路，招集天下人才，齊桓公不但設立了庭燎之禮，還注意接待好各諸侯國的客人，齊桓公曾委派隰朋管理東方各國的事務，委派賓胥無管理西方各國的事務。齊國國內每30里設置驛站，貯備一些食品，設官司管理。凡諸侯各國來的官吏，派專人用車為他們負載行裝。若是住宿，派人替他喂馬並以所備食品招待。如待客標準與收費標準不當，則要治管理者的罪。齊桓2以還規定，凡國內官吏引薦其他諸侯國來的齊國做事的人，引薦得好，看所薦對象能力的大小，給予賞賜 。引薦的不好，也不追咎。齊桓公還走出去派人四處招攬人才。“為遊士八十人，奉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週游于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管子·小匡》）齊桓公的這些措施，經過歷代齊君的繼承，逐步在齊國形成了一種招賢納士的風氣，在齊宣王時出現了稷下學宮。
晏子尚賢
　　孔子曾稱讚晏子是一個古今少有賢人，他說：“古人善為人臣者，聲名歸之君，禍災歸之身，入則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則高善其君之德義，是以雖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當此道者，其晏子是耶。”晏子不但有賢人的品格，重賢的言論，亦有不省尚賢的佳話。
　　一、馬贖越石父
　　有一次，晏子到晉國去，直到中牟這個地方，看見一個人戴著破帽子，反穿著皮襖背著草在路邊休息。晏子看到此人生得不凡，就派人去問他；“您叫什麼？”那人回答說：“我叫越石父。”又問：“為什麼到這裡？”回答說：“我是奴僕，在中牟當奴僕，被派出來割草，就要回去。”又問：“為什麼當了奴僕？”回答說：“為了自身免於挨餓受凍，因此當了奴僕。”晏子說：“當奴僕幾年了？”回答說三年了。晏子說：“可以贖嗎？”回答說：“可以。”晏子就解下左邊的驂馬用來贖越石父，然後載著他一塊回家。到了住處，晏子沒吱聲就進去了。越石父氣憤地請求絕交。晏子派人回答他說：“我不曾結交于先生，您當了三年奴僕，我今天才看見您，而且把您贖出來，我對您還不可以嗎？
　　您怎麼突然和我絕交呢？”越石父回答說：“我聽說，士人屈服於不了解自己的，而對了解的人就不肯委屈，所以君子不因為自己有功德就輕視別人，也不因為別人有功德而委屈自己。我給人當了三年奴僕，沒有誰了解我。
　　今天您贖出我，我以為您了解我了。先前您上車沒跟我說一聲，我以為您忘了。瑞又一聲不吭地進了屋，這就同把我當奴僕的人一樣了。我還要給人當奴僕，請把我賣到市上。”晏子走出門，對越石父說：“先前看到您的容貌，而現在呢，看到了您的內心。我聽說，檢查行為時不承認自己的過錯，察看實際行動時不譴責自己說的話，是不對的，我可以編個說辭而不拋棄自己的過錯嗎！請讓我改正過錯。”於是就命令灑掃設筵，用尊貴的禮節對待越石父。越石父說：“最恭敬時不必撤幾改筵，尊貴的禮節不用儐相。先生用這樣的禮節招待我，我不敢當啊。”晏子就尊越石父為上客。
　　二、恨不盡泯子午之意
　　據《晏子春秋·內篇雜上》第二十六記載：燕國有個叫泯子午的遊士，往南到齊國拜見晏子，聲言有300篇文章，章法很講究，條理很清楚。從大的方面說，這些文章對治理國家有所補益；從小的方面說，可以對晏子有好處。
　　他很想跟晏子好好談一下。但是當泯子午見到晏子的時候，不知什麼原因他卻嚇得說不出話來。晏子很和氣、禮貌地開導他，這樣泯子午才算鎮靜下來，才能詳盡地回答問話。泯子午走了，晏子端正地坐著，好一段時間沒有上朝。他身旁的人說：“先前燕國的客人陪您說話，先生為什麼憂慮呢？”晏子說：“燕是擁有萬輛兵車的大國，距離齊國有千里的路程。泯子午認為萬乘大國不值得喜歡，認為千里路程不算遙遠，那麼，這個人就在千萬人之上了。這樣的人尚且跟我不能把話說盡，何況是齊國懷有善良願望而死的人呢。我不能看到的人難道不更多嗎！我失去了這麼多賢者，能不憂慮嗎？”
　　三、犬惡酒酸
　　晏子崇尚賢人的同時，又反對任用小人佞臣。據《晏子春秋·內篇問上》記載：景公問晏子：“治理國家最憂慮的是什麼？”晏子回答說：“憂慮那些社鼠。”景公說：“您說的是什麼意思？”晏子說：“那土地廟裏，立下一個木牌，畫上土地神，老鼠就寄身在媾，用火熏它怕燒了木牌，用水灌它怕衝壞了神像，這就是不能弄死老鼠的原因，因為有土地神的緣故。一個國家也有社鼠，就是君王身邊的一夥人。在宮內蒙蔽君王，在宮外對百姓賣弄權勢。
　　不懲罰他們，他們就作亂；懲罰他們，他們被君王保護、寬宥，這些人也就是國家的社鼠。從前有個賣酒的人，盛酒的器具擦得很乾淨，懸挂的酒旗很高，可是就是沒有人來買酒，酒酸了也賣不出去，賣酒人心裏很納悶，就去問他的鄰居。鄰里說：‘您的狗太風猛了。人家拿著酒瓶來了，要買您的酒，狗迎上去咬人家，因此，大家都不敢來了。這就是酒酸而賣不出去的原因。’國家也有猛狗。有才能的人，想向君王謀求職位，可是當權的人迎上去咬他們，這些人就是猛狗。君王身邊的人是社鼠，當權的人是猛狗，君王怎麼能不被蒙蔽，國家怎麼能沒有憂患呢？”
齊威王用人不疑
齊威王用人，不但能注重察舉選用，還能用人不疑。他信任章子擊敗秦兵就是一例。
據《戰國策·齊策》記載，秦軍向韓魏兩國借道來攻打齊國，齊威王命章子為將，帶兵迎擊秦軍。齊秦兩軍相互對峙還沒有開戰，反而雙方使者多次往來敵營。齊國的探兵回報齊威王說章子副食齊軍投到秦軍那邊去了。威王沒有應聲。不一會兒，又有一個探兵再次回報說章子讓齊兵投降秦國了。威王仍然沒有吱聲，像這樣的情況反覆好幾次，但齊威王始終不動聲色。旁邊的一個官吏沉不住氣了，就請問道：“都說章子打了敗仗，幾個人都說一樣的話。大王為什麼不再派軍隊彈壓章子的叛軍呢？”齊威王胸有成竹地說：“章子這個人不可能叛我，這是很明白的，怎麼能夠攻打他呢！”果然，又過了一會兒，戰場傳來捷報，說齊軍大勝，秦軍大敗。這時，秦王也派來使者情願自稱是西邊的臣子，並表示要到齊國來謝罪。原來，章子派使者到敵營，目的是為了把齊國的戰旗改變成秦軍的樣子，以此混入秦軍，裏應外合打敗秦軍。左右的大臣問威王：“您原先怎麼知道章子不會叛變呢？”齊威王說：“章子的母新叫啟，因為在他父親面前犯了罪，他父親就把她殺了。並且埋在馬圈下面。
這次我任章子為將的時候，曾勉勵他說：‘先生的能力很強，過幾天打了勝伏率領全部軍隊回來的時候，一定把您的母親換個地方埋葬起來。’他回答說：‘我的母親曾在我父親面前犯過罪，我的父親臨去世之前沒有留下遺言，沒有得到父親的遺言就改葬母親，這是欺負死去的父親。因此我沒敢這樣幹。’由此可見，做為人子章子竟不敢欺負死去的父親，難道他做為人臣還能欺辱活著的君王嗎！”
孟嘗君養士 　　
　　戰國時期，士的階層更趨活躍，社會上出現了養士之風。齊國的孟嘗君養士最為著名。
　　孟嘗君姓田，名文。他的父親田嬰是齊宣王的弟弟，在齊宣王時為相，封于薛。田嬰死後，田文繼承封地，號孟嘗君。孟嘗君繼承父業後，就大興土木，修蓋房子，招待天下豪傑。只要投奔他的，他全者收留。由於收留的人太多，他的經濟上就不寬余了。有一次，一個門客看到飯菜不好，心中很不高興，正巧看到孟嘗君獨自一個人在一邊吃得很香。他認為主人一定吃山珍海味，就發脾氣扔了筷子。孟嘗君趕快上前攔陰，門客一看，孟嘗君的飯菜和他吃的一樣。見孟嘗君真心誠意地待他們，他為自己的魯莽後悔，竟自殺而死。這樣，投奔孟嘗君的人反而更多了。
　　孟嘗君的門客各色各樣的人都有。有的人也幫了孟嘗君的大忙。孟嘗君養士引起了秦昭襄王的欽佩，就打發自己的兄弟涇陽君到齊國做抵押，請孟嘗君到咸陽。後來秦昭襄王竟把他軟禁起來，他為了逃出虎口，就託人去走秦王的寵妃燕姬的門子。燕姬提出要一條銀狐皮袍子。這種袍子只有一條，孟嘗君已送給了秦王。一位門客就去想法到秦王那裏去偷，被看門人聽到動靜，門客就學狗叫矇混過去，並偷回了袍子。燕姬得到袍子，一番甜言蜜語，秦王答應放走孟嘗君，併發了文書。
　　孟嘗君匆心離開咸陽，到函谷關時正是半夜。依照秦國的規矩，等到雞叫，才開關門。孟嘗君擔心秦王翻悔追來，心中十分著急。燕姬得到袍子，一番甜言蜜語，秦王答應放走孟嘗君，併發了文書。孟嘗君匆心離開咸陽，到函谷關時正是半夜。依照秦國的規矩，等到雞叫，才開關門。孟嘗君擔心秦王翻悔追來，心中十分著急。有一個門客，學雞叫，引得關內關外的雞全都叫了起來。守關士兵打開關門，孟嘗君一夥出了關門。等到秦兵追來，孟嘗君已不知蹤影。因此，有人就把孟嘗君的門客稱為“雞鳴狗盜之徒”。
　　其實，孟嘗君的門客並非全是雞嗚狗盜之徒，也確有富於政治遠見和才能的人。馮諼就是其中的一個。
　　馮諼是劉國的一個窮人，因生活無著，投奔了孟嘗君。陣嘗君把他安排在三等門客裏，給予普通食客的待遇，吃粗茶談飯。過了十幾天，馮諼倚著柱子，彈著自己帶來的便衣劍唱道：“長劍啊！我們回去吧！這裡沒有魚吃。”總管告訴孟嘗君，孟嘗君說：“就給他魚吃吧，給他二等門客的待遇。”過了一段時間，馮諼仍彈著寶劍唱道：“長劍啊！我們回去吧！這裡沒有車子坐。”孟嘗君又給了他車子，給他一等門客的待遇。
　　又過了一段時間，馮諼又彈著寶劍唱道：“長劍啊！我們還是回去吧！我在這裡不能養我的家。”周圍的人聽了都很討厭他，說他貪得無大厭。孟嘗君了解他有老母在家，於是就派人供養他的母親。從此以後，馮諼就不再彈唱了。馮諼為什麼要彈唱呢？原來馮諼是個有才能的人，他彈劍的目的是為了試探孟嘗君是否真正常識他。馮諼自信他的才能可以報答孟嘗君對他的優厚待遇。孟嘗君也感到馮諼的行動有些不同尋常的地方，思謀著他一定是個不尋常的人。就處處依著馮諼，答應他的要求，心想過後也許能用到他。
　　孟嘗君在薛地大放高利貸，以掠奪更多的財富。有一次，他要派人到薛地去收債，問門客：“有誰熟悉會計，能替我去收債。”三千門客平日養尊處優，這時面面相覷，默不作答。只有自稱無能、平日受人嘲笑的馮諼答道：“我能去！”於是孟嘗君派馮諼到薛地收債。臨行時，馮諼問道：“我把倆收齊了，順便買些什麼東西回來？”孟嘗君回答說：“我這裡缺什麼就買什麼，你看著辦吧。”
　　馮諼趕著車子到了薛地，立即吩咐當地官員通知各倆戶前來合券。古代倆頭緒是合同式的借據，放債的人和借債的人各拿一份，合券就是雙方來核對借據。
　　第二天，薛城的老百姓都悉眉苦臉地拿著債券來核對，併為還不起債而焦急。誰知核對債券以後，馮諼卻假傳孟嘗君的命令，當眾把債券全部燒掉。薛城老百姓萬分感激，竟器嚷著“孟嘗君真是我們的恩人啊！”馮諼很快地回來了。平日收債要用很長時間，而馮諼這次很快地結束了工作。孟嘗君感到非常驚奇，他懷疑地問馮諼：“債收完了嗎？為什麼回來得這樣快？”馮諼說：“收完了。”“你買了些什麼東西回來呢？”馮諼接著說：“您別生氣，那些窮苦老百姓實在還不起債你留著這些債券也沒有用，再過五年、十年，利錢越來越多，他們怎麼也還不清，反倒逼得他們遠走他鄉。你要強去逼債會失去民心的。你說過，要我看你缺什麼就買什麼回來，我看到你家高屋大廈收藏著那麼多的珍寶，你玩弄的狗馬成群，伺侯你的美子出出進進，樣樣不缺，所缺的就是給老百姓做好事，使人民擁護你。所以我用債券買回了民心。”孟嘗君還不明白其中的道理，馮諼接著說：“你現在只有薛城這麼塊小小的地方，你對老百姓不但不愛護，反而不顧他們的死活，發放大量的高利貸在他們身上謀取重利。我這次收債燒掉了債券，免掉了那些窮人的債務，老百姓非常感激你，喊你是他們的恩人。我用債券給你買回了‘義啊！”孟嘗君聽了，雖也覺得有點道理，但是很不滿意。現在既然木已成舟，也只得無可奈何地哼了一聲說：“先生，你算了吧。”
　　過了一年，齊閔王覺得孟嘗君權力太大，又聽信了一些讒言，就罷了他的官。這時候，孟嘗君的三千門客大都離開了他，只有馮諼等少數人跟著他。他們一起跟著孟嘗君驅車往薛地走去，當他們走到離薛城還有100多裏路的時候，只見薛城的老百姓扶老攜幼地夾道歡迎他們。孟嘗君看到這動人的場面，連忙回過頭來對身後的馮諼說：“這是你給我買來的民啊！我今日才見到了。”到薛城後，馮諼更進一步為孟嘗君謀劃，他以“狡兔三窟”作比喻，對孟嘗君說：“機靈的兔子有三個窩兒，你至少也得有三個能安身的地方才行，你現在只有一個薛城，應該還找兩個地方。”於是，孟嘗君就給了馮諼50輛兵車、500兩金幣，西去魏國遊說。馮諼對梁惠王說：“齊國放逐他的大臣孟嘗君到外地去，哪能個諸侯先迎接他，就會富國強兵。”魏王就讓原來的相國做上將軍，空出相國的位子，派使者帶1000兩金幣、100輛兵車，去聘請孟嘗君。馮諼先行一步，預先告訴孟嘗君說：“千金算貴重的禮物，百乘是顯要的使者，齊王可能已聽到這件事了。”魏國使臣三次往返，孟嘗君堅決推辭不去魏國。孟嘗君還不明白其中的道理，馮諼接著說：“你現在只有薛城這麼塊小小的地方，你對老百姓不但不愛護，反而不顧他們的死活，發放大量的高利貸在他們身上謀取重利。我這次收債燒掉了債券，免掉了那些窮人的債務，老百姓非常感激你，喊你是他們的恩人。
　　我用債券給你買回了‘義啊！”孟嘗君聽了，雖也覺得有點道理，但是很不滿意。現在既然木已成舟，也只得無可奈何地哼了一聲說：“先生，你算了吧。”過了一年，齊閔王覺得孟嘗君權力太大，又聽信了一些讒言，就罷了他的官。這時候，孟嘗君的三千門客大都離開了他，只有馮諼等少數人跟著他。他們一起跟著孟嘗君驅車往薛地走去，當他們走到離薛城還有100多裏路的時候，只見薛城的老百姓扶老攜幼地夾道歡迎他們。孟嘗君看到這動人的場面，連忙回過頭來對身後的馮諼說：“這是你給我買來的民啊！我今日才見到了。”
　　到薛城後，馮諼更進一步為孟嘗君謀劃，他以“狡兔三窟”作比喻，對孟嘗君說：“機靈的兔子有三個窩兒，你至少也得有三個能安身的地方才行，你現在只有一個薛城，應該還找兩個地方。”於是，孟嘗君就給了馮諼50輛兵車、500兩金幣，西去魏國遊說。馮諼對梁惠王說：“齊國放逐他的大臣孟嘗君到外地去，哪能個諸侯先迎接他，就會富國強兵。”魏王就讓原來的相國做上將軍，空出相國的位子，派使者帶1000兩金幣、100輛兵車，去聘請孟嘗君。馮諼先行一步，預先告訴孟嘗君說：“千金算貴重的禮物，百乘是顯要的使者，齊王可能已聽到這件事了。”魏國使臣三次往返，孟嘗君堅決推辭不去魏國。
襄王尊田單
據《戰國策·齊策》記載：燕國攻打齊國，險些滅亡齊國。閔王出逃被殺。田單力挽狂瀾，據守即墨城，反擊燕軍，收復失地，後來擁立太子庸為襄王，田單自己做了相國。
田單功績卓著，襄王反而一直放心不下。有一次，他們從淄水邊走過，看見一位老人涉渡寒冷的淄水，過河後就不能動了。田單就讓人分給老人衣服，可是沒有什麼可分的，田單就解開自己的皮衣給老人空上。襄王很厭惡這件事，就自言自語地說：“田單施小恩小惠，將來可能奪取我的國家，不早打主意，恐怕晚了。”
山岩下有一個採珠人，襄王對他說：“你認為應該怎麼辦？”採珠人說：“大王不如借此做一件對自己有好處的事。大王應該稱讚田單的優點，下令說：‘寡人我憂慮人民的饑荒，田單能收來糧食讓百姓吃，寡人我憂慮人民挨凍，田單解下皮衣給百姓穿；寡人我憂慮百姓太辛苦，田單也憂慮這件事，他這樣做很合我的心意。’田單有這些優點而大王又能讚許他，讚美田單的優點，也就是宣揚大王的優點。”襄王果真這樣做了。接著襄王又在宮遷裏親自召見田單，加以慰勞。還發出布千，尋找饑寒的百姓，收容起來使他們有飯吃。果然聽到人們說：“田單那樣的愛人，啊！卻原來是大王讓他做的。”
《戰國策·齊策》還記載：貂勃常誹謗田單是小人。田單卻把他舉薦給齊襄王，倆人成了莫逆之交。當時，齊襄王有九個寵幸的侍臣，都想謀害田單，他們就想法讓襄王派貂勃出使楚國。貂勃還沒回來，這九個人又都說貂勃遲遲不歸，是因為靠了田單的勢力。接著又說田單不講君臣之禮，籠絡人心，企圖謀反。為此，襄王對田單十分無禮。
貂勃從楚國回來，襄 王請他飲酒，酒酣之時，竟喊“叫相國田單馬上來！”貂勃離席叩頭說：“大王怎麼能說這種亡國的話呢？”接著又問襄王比周文王、齊桓公如何？襄王自感不如。貂勃說：“是了！即然如此，那麼周文王得到姜尚，以他為太公，齊桓公得到管仲，尊他為仲父，如今大五得到安平君（田單）卻偏偏直呼其名。”貂勃又歷數田單在齊國生死存亡時的功績，感慨萬分地說：“在那時候，如果田單關閉城陽自稱為王，城陽和天下的人誰能去制止。然而，安平君考慮到君臣之道，本著浩然正氣，認為不能這樣幹，因此才修建棧道木閣到城陽山中去迎接大王，大王才得以返回故國，親撫百姓。如今國事已經安定，人民也已安生，大王卻直呼其名，就是孩子想一下也不會這麼做的。大王不如趕緊快殺掉這九個人，向安平君謝罪，不然國家就危險了。”襄王恍然大悟，殺掉了這九個寵臣，驅逐了他們的家眷，又把萬戶的夜邑封給了安平君。
鄒忌嫉田忌
鮑叔牙讓相是千古傳育的尚賢佳話，鄒忌嫉田忌則是警世的妒賢教訓。據《戰國策·齊策》記載，鄒忌做齊相國，田忌為大將，兩人不和。公孫*為鄒忌謀劃，要鄒忌建議齊王出兵討伐魏國。如果出兵報捷，是鄒忌的謀略；如果出兵受挫折，則是田忌的過失，找個茬就把田忌殺了。鄒忌依計行事，齊王派田忌為將率軍出征，結果三戰三捷，活捉魏太子申，擒住魏將龐涓。孫臏對田忌謀劃說：“將軍敢趁勢做一番大事業嗎？”田忌問：“怎麼講？”孫臏說：“將軍不要解除戰事到齊國，應該讓那疲憊老弱的士兵守住主地要道。主地有一條只能沿著轍才能通行的路，如果兩車相摩而過非撞在一起不可。若讓那些疲憊老弱的士兵守住主地隘口，必然以一當十，以十當百，以百當千。在這之後，可以率領精兵，背向太山，左涉濟水，右過高唐，再把軍中輜重運到高宛，最後派出輕便的戰車，神速的馬隊衝進雍門，如果這樣幹，那麼齊君就可以被制服，成侯鄒忌也得逃命。不然的話，將軍再也不能回到齊國了。”田忌沒有聽從孫子的講謀。田忌三戰三勝，鄒忌又去找公孫*，公孫*就派人拿著二百兩金幣到市集上去算卦：“我是田忌派來的人，我們三戰三勝，聲名威震天下，想幹立國大事，是吉利還是不吉利？”
算卦的人剛走到外面，公孫*就派人逮捕了他。算卦的先生也在大王面前供認不諱。田忌聽到這件事就只好逃到了楚國。這樣鄒忌就代替田忌掌管了齊國的軍政。可他又擔心田忌靠著楚國的勢力返回齊國。杜赫說：“請讓我設法使他長久留居楚國。”杜赫就去對楚王說：“鄒忌不同楚國親善的原因，是惟恐田忌重返齊國。大王不如在江南封給田忌一塊地方，以表明田忌不可能再回齊國，鄒忌也會拿齊國貴重的禮物來酬謝楚國。田忌本是逃亡的人，如果他得封賞，必定感激大王的恩。倘若將來他回到齊國也必定把齊國的利益送給楚國。這才是利用鄒忌和田忌的辦法。”楚王果然封田忌定居江南。

齊國的“東方海上絲綢之路”
作者：李英森 程剛 王秀珠
　　大致說來，我國傳統的經濟文化表現為重農抑商，或曰重本抑末。先秦時期的齊國則不然。
　　姜齊建國伊始，面對的具體情況是：人少、地狹，近海有魚鹽之利，多山擁桑麻之饒；地處交通要道，商旅往來頻繁等。上述這些客觀條件和地理環境，無疑促使當時的齊國朝著工商經濟的方向發展。因此，姜太公從特定的國情出發，正確地制定了“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勸女工，極技巧”的優先大力發展工商經濟的基本國策，從而建構了一個嶄新的濱海工商經濟發展模式。這种經濟模式使齊人把眼光放得很寬很遠，將齊國以外的廣大地區和許多諸侯國都納入本國經濟發展體系之中。歷史證明，齊國的工商開放型經濟，確已達到了強國、富民的目的。據史載：太公當世就大見成效，齊國冠帶衣履天下，成為東方大國。
　　春秋前中期，桓公即位，管仲相齊。這時齊國的客觀條件和外部環境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農業生產已經成了齊國主要的經濟部門之一。既便如此，姜太公倡導的“工商之業”，不但沒有遭到削弱，反而得以繼承創新、發揚光大。
　　據《史記·貨殖列傳》載：“（太公）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齊太公世家》亦載：“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袜明、高䙛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國語·齊語》又雲：“通齊國魚鹽于東萊，使關市譏而不徵，以為諸侯利，諸侯稱廣焉。”可見，這時的齊國在農工商三業並舉、高度發達的基礎上，其商品經濟和對外貿易迅速發展起來了。
　　以鹽為例。從社會需求來看，鹽具有廣闊的市場；從客觀條件來看，內陸各諸侯國很少產鹽，而齊國則三面環海，擁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自然資源；從產鹽方式來看，太公建國時，生產技術落後，主要靠自然蒸發而得鹽，週期長，產量低。到了春秋時期，已經發明瞭海水煮鹽技術。煮鹽，可使水分蒸發快，生產週期短，操作簡便易行，產量也相應地得到提高。因此，齊桓公下令每年冬閒之際都要“伐菹薪，煮沸水為鹽……十月始徵，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鐘”，“糶之梁趙宋魏濮陽，彼盡饋食之也。”（《管子·輕重甲》）大批食鹽出口到各內陸國，換得“成金萬一千余斤”，再以這筆鉅款買回糧食，又得千萬鐘，再通過糧食專賣，一進一齣，盈利百萬。
　　齊國通過發展生產不僅促進了進出口貿易和周邊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而且更以外貿為政治、軍事、外交活動的輔助手段，威德並施，匡服天下，使齊國成為春秋五霸之首。
　　以紡織業為例，一向被稱為紡織業發達的齊國，到了戰國時期，紡織技術更加先進，產品品質更加提高，花色更加精美。齊國不僅能生產出羅、紈、紗、袴等大批絲織品，而且能生產出更加精緻的錦帛縞縑、文秀纂組等近20種精品，成為擴大出口貿易的重要物資資源。張騫通西域，開闢絲綢之路的壯舉，人皆盡曉。而齊國早在戰國以前，就已經開始了東方“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闢和海外貿易了。這條路是由齊地商民或移民自發開闢而成的，因而具有開放性和分散性特點。它不像陸上絲綢之路那樣，由官方出使外國到達西域各國，進行國事交往，而是由齊國沿海的芝罘（煙臺）、蓬萊、海陽、嶗山（青島袵琊（膠南縣），海陽、斥山（石島）等港口出發，北渡長山列島至大連，再轉向東南，沿帶方（朝鮮）西海岸南下，過濟州海峽到達倭奴（日本）的。由於當時的航海條件還不能抵禦大海的狂風巨浪，無法橫渡大海直達日本，只能繞道而行。這樣，可利用海水左旋回流的漂移作用減少人力消耗。同時沿大連或帶方海岸航行，還便於補充糧食和淡水。同時朝鮮、日本的商民也有沿此航線到達齊國進行貿易的。例如，當時漁村小港斥山就出現過中、日、朝商人在此轉口貿易，進行文皮（虎豹之皮）的交易活動。　
　　從史料記載和考古發掘來看，這條海上絲綢之路是存在的。日本在西元前3—4世紀時，還處於繩文化時期（日本的新石器時代），沒有銅、鐵和紡織品，然而在左賀縣高來郡三會樹景化園的墓葬中，卻發掘出了紡織品隨葬物，經測定為日本彌生文化時期（相當於我國戰國末年）的產物，而且經緯線與齊地所產絲絹極為相似。據專家推斷，這可能是齊國商民為中日文化交流留下的原始記錄。
　　東方海上絲綢之路，開闢于戰國時期的齊國，發展于秦漢，盛行于唐宋，繁榮于明清，是中、朝、日人民自古以來友好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的見證。至今，日本的羽田、波多、羽太、八田等姓氏日語發音為“八夕”（意為“機織人”）。他們曾自豪地稱自己的祖先是來自中國的移民。許多日本人以從事採桑養蠶和紡織為生，故日本又稱“扶桑”。
　　總之，齊國由姜太公奠基的“工商之業”及隨之發展起來的對外經濟文化交流，是同時代的其他諸侯國所不能比擬的，其開放政策的先進性、措施的適用性、政令的可行性也是其他諸侯國所不及的。

稷下學宮與尊師重道傳統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兩千三百多年前的稷下學宮早已成為歷史。但其流風余韻澤及後世，以迄至今。我國古代有悠久的尊師重道傳統，給予教師以很高的地位。這其中稷下學宮的辦學歷程起到了承上啟下的關鍵作用。
作者：劉捷
　　稷下學宮或稱稷下之學(約西元前4世紀60年代至前221年),是我國戰國時期齊國的官辦大學堂。它是以位於齊國國都臨淄（今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的稷門附近而得名。漢代徐幹曾追述說：“齊桓公（田午）立稷下之官（宮），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中論·亡國》）。作為當時東方文化教育與學術的中心，它既弘揚了西周官學的辦學形式，又綜合發展了春秋戰國時期私學的長處，為先秦教育史揭開了新的一頁，對中國文化和教育的發展，對我國尊師重道教育傳統的豐富和傳承，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尊賢禮士，提高教師的社會地位。
　　稷下學宮是中國封建官學的濫觴，在某種程度上它的產生又促進了私學的發展。春秋戰國時代，我國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西周奴隸制官學已不能適應新的時代要求，官府壟斷文教的局面被打破。由此私學興起，並影響和推動了當時諸侯各國公室養士用士制度的發展。齊國富有收攬賢士的光榮傳統。田齊奪取政權後，隨著政治經濟的迅速發展，擴大了禮賢的規模，專門設置了培養官僚和政客的大學------稷下學宮，廣招人才。齊政權尊賢禮士，在政治上給他們以相當高的地位，在經濟上給他們以豐厚的待遇。凡來稷下的學者，都要經過齊王召見，或伺機覲見，通過問答及對其學術水準、社會名望、帶徒多少、資歷深淺等條件的了解，授予不同的等級稱號，按等級享受不同標準的待遇。例號稱“稷下之冠”的淳于髡有功於齊，被貴列“上卿”；孟子被列為“客卿”；荀子則是“三為祭酒”、“最為老師”（《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齊宣王時“鄒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齊政權為這些稷下先生們“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崇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府第壯觀，俸祿優厚，很是誘人。齊國“立淳于髡為上卿。賜之千金，革車百乘，與平諸侯之事”（《說苑·尊賢》），完全是一方諸侯的宏大氣勢。孟子離齊時，齊威王曾以“饋兼金一百”與之，齊宣王也以“養弟子以萬鍾”（《孟子·公孫醜下》），為條件來挽留孟子。不僅如此，田駢“設為不宦”，齊為他“訾養千鍾，徒百人”（《戰國策·齊策四》）；孟子出門時“後車數十乘，從著數百人”（《孟子·滕文公下》），排場很是闊氣。齊國君視他們為“瑰寶”，把他們看成是光照千里的人物，是金銀明珠無可倫比的寶貴財富。這不僅防止了人才的外流，而且吸引著天下名士紛至遝來，使稷下成為當時人才聚集的學術中心和教育場所。齊宣王時“蓋齊稷下先生，千有餘人”（《鹽鐵論·論儒》）。如果再加上學生，學宮在當時就是擁有數千人規模的高等學府了。齊宣王時，正值齊國鼎盛之時，曾大敗魏于馬陵，出兵伐燕，僅用了五十天的時間就攻入燕都，齊國國威大震諸侯。而這時也是稷下學宮發展的高峰，二者珠聯璧合，相映增輝。反過來，興旺發達的稷下學宮作為封建官吏的養成所，也為齊統治者進行改革和整頓吏治，源源不斷地輸送大批有真才實學的官吏做了準備。例如，“淳于髡一日而見（薦）七人于宣王”（《戰國策·齊策三》）；齊宣王在稷下先生王鬥的勸說下，“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戰國策·齊策四》）；鄒忌更是從稷下學宮走上仕途，官至齊相，並成功地實施了其法治思想的代表人物；等等。
　　人們的社會地位是其經濟地位、政治地位、職業聲望的綜合反映。在當時中國古代社會裏，雖然已經有了學校，但還沒有從官府中完全分離出來；雖然已經有了教師這個職業，但還沒有成為專門的職業。由於“官本位”的傳統文化心理和價值觀念的影響，教師在人們心目中潛在地擁有較高的地位。齊國的教育是齊國封建社會的精神支柱、維繫紐帶和文化控制的工具，官師王師是封建統治者標榜自我、規範他人、附庸風雅的楷模依據，是封建社會中唯一能夠跟封建官僚以至最高統治階級平起平坐，被奉為上賓的群體，也是能夠通過遊說各自之“道”進入統治階級階層的後備性社會階層。因此，他們有較高的社會政治地位和職業聲望，經濟地位也相應地比較優越，跟封建官僚一樣“吃皇糧”、拿俸祿，與天、地、君、親並列，被排在“士農工商”之首。
　　相容並包，尊重教師的學術自由。
　　當我們把稷下學宮放到先秦教育及學術發展的長河中去觀察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它對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對學術思想起到了承前啟後、轉關樞紐的作用。因此，給予稷下學宮的先生們以充分寬鬆的文教政策，追求學術自由、百家爭鳴，使教學和科研結合起來，是稷下學宮尊師重道的另一個體現。
　　稷下學宮前期，正值齊國封建制剛剛確立，而代表新興地主階級成熟的“道”--封建社會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規範尚未確定。為此，齊國統治者迫切尋求適合其政治需要的上層建築。齊王曾說：“寡人所有者齊國也，願聞齊國之政”（《呂氏春秋·執一》）。因此，在文化教育上，他們就實行開明的政策，明智地將各家之長熔為一爐。使得不同的學說、不同的觀點一時間如雨後春筍般地破土而出。稷下學宮招致列國名流，匯集百家偉說，是當時的“齊國社會科學研究院”；又是一個官辦之下有私學，私學之上是官學的官私合營的“齊國國立大學”，是由西周官學、春秋私學，通向西漢太學的過度形式。一身而二任的稷下學宮既有私學的性質又有官學的性質，它自然而然地繼承和發揚了私學的特點，即相容並包、來去自由，並形成了百家爭鳴、自由辯論的局面。西漢大學者劉向在《別錄》中說：“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于稷下也。”即是指各派學者定期聚會，探討學術問題。齊國統治者也打破門戶之見，吸收列國諸子各派，不給稷下學宮師生以任何政治壓力與限制，不依其好惡獨尊一家，而是對各學派平等看待，並設法從各種角度來汲取營養。正由於當時齊國統治者為稷下學宮的先生們創造了講學、著書、爭鳴的良好條件，才使他們放心大膽、專心致志地從事精神勞動生產，並創造了令後世觀為嘆止的精神財富。儒、法、道、名、陰陽、黃老學派，在這個高等學府裏相互詰難。孟子、荀子、鄒衍、淳于髡、慎到、環淵、接予、田駢等思想家、教育家皆有所著，洋洋大觀，闡述了他們的學術觀點和政治主張。而“《管子》這部書，就是稷下學術中心的一部論文總集”（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上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99頁）。這一些成為人們研究戰國政治史、思想史、制度史、文化史、教育史的重要資料來源。稷下學宮教學與學術研究相結合的辦學原則，相容並包各學派的辦學方針，提倡百家爭鳴的教風學風，成為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大“景觀”，也為我國留下了許多彪炳史冊的寶貴教育遺產。例如，由於各派名流所隨弟子多者千數百人，少者也有幾十人或數人，在稷下群徒講學，年深日久，自然而然形成許多規章制度。《管子·弟子職》“言童子入學受業事師之法”（朱熹語），而郭沫若則認定《弟子職》“當是齊稷下學宮之學則”（孟憲承：《中國古代教育文選》，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頁）。它記述了學宮弟子起居、受業、應客、坐立、進退、用餐、灑掃、執炬等禮節的內容，詳細規定了在各種場合下學生尊師敬長的言行規範，開了中國學校教育專定學生“守則”和“規範”的先河。它成為後世官學、私學、書院制定學則、學規的範本。這表明稷下學宮已成為有較完整的體制，有組織、有領導、有嚴格規章制度的較為正規化的學校。再如，《學記》是先秦時期集中地、系統地論述教育教學的一本專著，也是中國教育史和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專著，更是稷下學宮長期辦學經驗的結晶。它以簡練的文字，生動的比喻，闡述了教育的作用、目的和任務，教育和教學制度，教學原則和方法，教師的地位和作用，在教育過程中的師生關係以及同學之間的關係等等。今天讀來，字字句句仍促人深省、發人深思。上述一切，與稷下學宮尊師重道、百家爭鳴、博採眾長的辦學思想和教育教學實踐不無關聯。這使得我國的封建文化教育達到了當時世界上的最高峰，對我國優秀文化教育的繼承和發展做出了獨特的貢獻，尤其對後世書院的出現及注重討論、尊師重道、門戶開放、相互問難、定期“講會”、教學與學術研究相結合的書院辦學風格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國在以後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再也沒有出現過象稷下學宮這樣的學術充分自由和百花競放的繁榮景象。
　　不治而議論，取得教師的智力支援。
　　中國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學校教育的最大特點是“學在官府”、“官守學業（術）”，其重要標誌是政教合一、官師一體。在戰國時期七國爭雄、戰事紛亂的歷史大背景下，稷下學宮既是當時思想家、教育家的聚散地，又是齊政權“智囊團”的大本營，自然捲入到列國紛爭的政治風雲之中。稷下先生不僅要教授弟子、研習學問，還要擔負議政、備顧問、制禮的職責，幫助齊國設計治國藍圖、擬訂典章制度，不過是以教職為主、政務為輔罷了。這些稷下先生甚得齊王的關注與重視，他們每天都在為以齊王為首的齊國政權大喊大叫，為齊國所產生的作用是其他諸侯列國無與倫比的。當時時代的政治需要，要求知識分子們努力來說明兩個問題。一是如何鞏固地主階級封建統治，二是如何實現中國的統一。為了鼓勵稷下學宮的賢士們進行理論探討，貢獻各自主張，以供採擇，齊統治者們採取了闊達的態度，讓他們“不任職而論國事”（《鹽鐵論·論儒》），對時政發表自己的意見，並對合理的意見認真推行。齊宣王說“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戰國策·齊策四》）。因此，稷下學宮的賢士們在這所高等學府著書立說、教書育人，力圖投合齊王與時代的需要，具有明顯的政治色彩。他們“不治而議論”（《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鹹作書刺世”，“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幹世主”（《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他們說威王、諫宣王、譏鄒忌、勸閔王、規襄王，上說下教，各述己見，企圖得到齊統治者的青睞，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和學術見解。這種“不治而議論”有以下特點。一是“不治而議論”，既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生活保障，又無政事上的煩勞，有較多的餘暇來考慮國事，專心致力於精神勞動的生產。二是議論不合不加罪。齊王兼聽而不盲從，在決定國家大事時，徵求他們的意見，認為對的予以採納，議不合其意、甚至大相徑庭者不加罪。三是允許士無定主，人才流動。稷下先生們以言行合則留不合則去為原則，自由來去。齊政權對他們來者不拒，去者不止，還歡迎去者復還。四是建議方式多，廣開言路。正象齊威王所說的那樣：“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于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戰國策·齊策一》）。齊威王勵精圖治、廣開言路，在政治經濟上採用法家主張，在文化教育上採取開放政策，大辦稷下之學，顯示了他雄韜偉略的治國才能和日臻成熟的治國經驗。結果是“燕、趙、韓、魏聞之，皆朝于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戰國策·齊策一》）。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兩千三百多年前的稷下學宮早已成為歷史。但其流風余韻澤及後世，以迄至今。我國古代有悠久的尊師重道傳統，給予教師以很高的地位。這其中稷下學宮的辦學歷程起到了承上啟下的關鍵作用。古代政教一體、官師一體的教育制度必然要求尊師重道。孔子“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是我國教師的“萬世師表”。他熱愛教育，正是基於他認為教師的工作與政治家的活動具有同等重要性。他說：“《書》雲：'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論語·為政》），意思是說，通過文化教育工作把孝順父母、友愛兄弟的風氣傳開來，就會影響政治。曾在稷下學宮“最為老師”、“三為祭酒”的荀子發展了這一思想，並使尊師隆禮成為其教育思想的最大特點。他把天、地、君、親、師並列起來，提到同樣崇高尊貴的地位。他說：“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業；君師者，治之本也”（《荀子·禮論》）。他認為是否重視教師的地位與國家興衰存亡關係極為密切，“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傅”（《荀子·大略》）。因為在他看來，教師是禮的化身，其主要職責是“正禮”，“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雲而雲，則是智若師也。情安禮，智若師，則是聖人也”（《荀子·修身》）。這樣，荀子就在中國教育史上第一次把“師”與“道”連接起來了，為尊師重道的歷史傳統奠定了理論基礎。中國古代尊師重道的典型代表正是荀子。戰國末期的《學記》對稷下學宮的辦學經驗進行了總結，逐步論證了“師嚴而道尊”的思想，並且論證了尊師與重道的內在聯繫。其中講到“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這顯然又是繼承和發展了荀子的思想，從政治上和教育上強調了尊師重道的極端重要性。唐代的教育家韓愈又繼承和發展了《學記》“師嚴道尊”的思想，在《師說》中提出了“道之所存，師之所存”的命題，明確提出了教師的三大任務是傳道、授業、解惑。認為古之學者必有師，只要聞道在先、術業專攻，就應不分貴賤、不論長幼，皆應尊之為師。這些思想都是十分可貴的。政教合一、官師一體、尊師重道的歷史傳統極大地提高了教師的社會地位，也加重了教師的社會責任，導致了中國古代教師具有明顯的政治化、倫理化的傾向。西漢以後，中央及地方官學的教師有博士、祭酒、助教、直講、典學。其中掌古通今的博士的設立及員額，是沿襲稷下學宮“上大夫”之制的。這些人的任用注意德才兼備，由徵召、薦舉、選試、諸科始進，或由他官升遷。他們享有優厚的待遇，免費住宿，常有勞賜，併為之制定了統一的衣冠。唐代以後，除有祭酒、司業、博士、助教外，還有學正、學錄、監丞、典簿、典籍、掌饌等。這些人具有兩種身份，一方面是學校的教師，另一方面是政府的官員，而他們教職的大小，又以他們在政府所任職位的高低為標準。如唐代國子學博士須有正五品以上的資格，助教須有從七品以上的資格等等。由於政教合一、官師一體，從業教師者不多，教授少數有特權的統治階級的子弟，教學內容以政治和倫理教育為主，教師在中國古代社會就成為“道”的化身，是具有神聖靈光的職業之一，處在社會的上層。但提高教師的社會地位卻是為了強化“道”--封建社會的政治制度和道德規範的無限權威。教師的首要職責是傳道，對於術業雖有要求，其目的還是為了明道、弘道。受政治倫理本位、官師一體、“學而優則仕”和看重職業實利特權文化的影響，在中國古代長期的歷史發展中，並沒有把教書這個職業視為一種專門化的職業，給予專業化的訓練。教師不需要通過專門的師資培養機構來學習科學的知識和教學技藝，不論是在社會上還是在學校中，多是長者為師、能者為師、學者為師、以吏為師。教師崗位往往成為官吏的暫居地或儲備所，具有很大的隨意性、變動性、和流動性。崗位要求是專業化的，但人員是非專業化的，尊師重道在實際當中變成了官比師榮，導致了教師職業的非專業化和實際地位的低下（王炳照：《中國師資培養與師範教育》，《高等師範教育研究》1997年第6期）。更有許多流落民間鄉野的窮困民師，扮演著“孩子王”式的角色，職業極不穩定，最終落入了“下九流”（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農、九儒、十丐）之輩。教育史就是這麼地充滿矛盾和意味！
　　尊師重道是我國古代教育的傳統美德，但沒有得到很好地繼承和弘揚。在當今社會中，現代教育以及教師的社會地位和作用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教育從少數人的特權變成了每一個人的基本權利；教師由“傳道者”變成了“教育教學專業人員”；教師的選任由“以學者為師、以吏為師”變為“以師範院校畢業生充任”；從事教職者由很少變為較多；“我們要提高人民教師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不但學生應該尊重教師，整個社會都應該尊重教師”（《鄧小平論教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頁）的思想也已經深入人心。1985年為提高教師的政治地位和職業聲望，我國決定每年九月十日為教師節。1993年通過的《教師法》在我國教育史上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了教師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地位，對教師的權利、義務、資格、任用、培養、培訓、考核、待遇、獎勵、法律責任等作了全面的規定。應該說，這一些都是對我國數千年來尊師重道優良傳統，包括稷下學宮辦學歷程和傳統的發展和昇華。“改善教師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保障教師的合法權益，提高教師的社會地位”，這是《教師法》的明文規定，也是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以及“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的基本要求，還是中國教育歷史傳統和現實發展的迫切要求。

稷下先生社會地位芻議
　　稷下先生一般分為兩類，一類專門從事教學，無顯著的學術號召力與政治影響力；另一類則是傑出人物，他們大多是學派領頭人，其名聞于諸國。
作者：李健勝
　　盛行于齊國的稷下之學，自西元前4世紀中葉至西元前3世紀後期，共持續了一百多年。錢穆先生說：“蓋齊之稷下，始自桓公，歷威、宣、湣、襄，前後五世，垂及王建，終齊之亡，逾百年外，可謂盛矣。”一 當代大陸學者著重研究稷下學學術分類及其所處的政治文化環境，他們認為“稷下學宮具有雙重的性質，集政治和學術性為一體，”二是在“齊國的原始民主和自由氣息還相當活躍的社會條件下創辦的。”三 著名海外學者余英時先生在《道統與政統之間》一文中說：“稷下學有兩個特點最值得注意：第一是君主待知識界領袖以師友之禮；第二是這些知識界領袖的專職即是各持其道以批評故事。”四 他認為稷下先生“不是君主的臣下而是師友”伍。余英時先生通過分析道統與政統之間的內在關係，提出“依照當時的一般觀念，士和君主的關係可分為三類，即師、友、臣。”六，而稷下先生的社會地位由前兩種身份來界定。
　　根據錢穆先生的《稷下通考》可知，齊威王時已有稷下先生的稱謂七。稷下先生一般分為兩類，一類專門從事教學，無顯著的學術號召力與政治影響力；另一類則是傑出人物，他們大多是學派領頭人，其名聞于諸國。“不治而議論”（《史記·田敬仲完世家》）的稷下先生，在各國都受到優待。《史記·荀卿列傳》說“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 可見師友之禮的確是存在的。然而，我們認為君主與稷下先生以師友之禮相待，只能說明一種泛社會化的關係，它並不能對“不治而議論”進行全面涵蓋。如何客觀地界定稷下先生的社會地位仍然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本文通過以下幾方面的分析，試圖對稷下先生的社會地位問題進行較全面的認知。
　　首先，戰國時期，諸子中對君主與“士”的關係最為敏感的孟子，曾拒絕為稷下先生。錢穆先生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考辯，認為“孟子不列稷下。”八孟子曾今遊歷齊國，齊宣王以客卿待之，孟子因宣王不能用其治國之術，離開齊國。宣王挽留孟子，還說：“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鐘，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孟子·公孫醜》下）齊宣王想以稷下之禮來待孟子，孟子不受。孟子認為“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可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孟子·萬章》下） 在位之“士”必是君主之“臣”，以“德”視“位”則君主可以與臣下為友，“位”與“德”是相輔相成的。“不治而議論”的稷下先生有“位”卻不以臣子之心行“德”，孟子痛恨“處士橫議”（《孟子·滕文公》下），蓋由此而出。孟子還認為“士不托于諸候，抱缺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于上。無常職而賜于上者，為不恭。”（《孟子·萬章》下）孟子向住既有君臣之義，又有師友之誼的君臣關係，他不願列于稷下之門，主要原因是稷下先生徒有“議論”之名而無臣下之“義”，更無師友之“德”。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對孟子來說，君主與臣下“師、友、臣”的關係是一個整體，它們互為表裏，並不分立。稷下先生食祿于朝，任教學之“師”或“大夫”之臣，仍然是齊國官僚系統中的組成部分，他們與君主不是單純的師友關係，而一種“執議論”或“教授”之臣。孟子在齊國失意後，曾表述過對稷下先生職位的看法，他說：“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裕哉！”（《孟子·公孫醜》下）孟子不立稷下之門的事實以及孟子對稷下先生職位的看法是本文的立論基礎之一。
　　其次，稷下學宮是一種純粹的政府行為，它的興衰與君主的好惡有直接的聯繫。齊國設立稷下學的目的，一方面可以招攬天下游士，以備咨政之用，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齊政權標榜實力、圖謀霸業的政治投資。《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說：“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這一段話透露出兩方面的資訊：第一，稷下先生按次第學問都有“大夫”之職。稷下先生在學宮內部被尊為“祭酒”、“博士”等，如“荀卿最為老師”，“而荀卿三為祭酒焉。”（《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這些稱號僅指涉學宮內部的名位等份，並非官職，也不能指涉君臣關係。在政治上，稷下先生都有職事，著名遊士一般被列為“大夫”。淳于髡為稷下早期學士，威王時他“數使諸候，未嘗辱命”，（《史記·滑稽列傳》）還以“國中有大鳥”為喻諷諫威王，官至“上大夫”（同上）。第二，稷下學所以“復盛”是因為齊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其實非但宣王如此，自桓王始，稷下學的興衰明顯地與君主的好惡有必然聯繫。《鹽鐵論》載：“及湣王奮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並巨寧，苞十二國。西摧三晉，卻強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泗上諸候，皆人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候分散。慎到接子亡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 湣王時專志於攻城掠地，稷下學宮受到冷落，稷下先生散去。《史記·孟荀列傳》中說：“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 襄王時因君主復重視起稷下學宮，齊稷下先生又得到重視。如此反覆，直到齊滅。另外，稷下之興起還與田氏代齊的政治背景有密切的聯繫。西元前481年，田常發動政變，殺齊簡公自任齊相。田氏撐權後，面臨著對內如何安撫民心，消除異己，對外如何獲取諸候國承認的各種現實問題。稷下學宮作為一種政治投資，它一方面可以集中天下有名之士，為田氏政權提供合理存續的理論依據，為齊王稱霸出謀劃策；另一方面以豢養之名博得士人讚頌，利用他們的話語權力，主動引導社會輿論，以此作為一種政治優勢。
　　再次，稷下學術具有明顯的服務性特徵。雖“不治”但必須“議論”，“議論”的內容主要集中于“王霸之道”。一般概念上，儒、墨、道、法是講治道之術的，而盛行于稷下之門的名家、陰陽家好象並不直接關心天下治術。其實先秦諸家，包括名家、陰陽家都以國家綱紀作為思索宇宙人生的最終歸宿的，《史記·太史公自序》說：“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各家的學術興趣和理路雖多有不同，但他們的最終目的都是想給普遍混亂的時代“開出一套整頓社會秩序的方法”。九 這個論斷表明稷下之學的各個學術派別也是以王霸治亂為論辯的核心命題的。劉向《新序》說“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鹽鐵論·論儒》說稷下先生“不任職而論國事。” 雖然稷下學宮中討論的命題較為多雜，最核心的辯題與議論還是集中在如何王霸天下這一核心問題上。《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說：“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幹世主，豈可勝道哉！” 稷下學的核心在於窮究“治亂之事”，稷下先生的學術興趣如果能與君主所需相吻合，則此學派會興盛，否則，往往徒有虛名或銷聲匿跡。由此可見，稷下先生集于稷門，主要原因不在於齊國有原始民主遺風和學術的自由氣息，而在於稷下之學的現實功用。
　　第四，稷下先生雖有“師”或“大夫”之職，但他們的身份具有明鮮的不穩定性。稷下先生有強烈的內省意識和理性精神，都希望以一己之學救亂世于水火之中，然而，誠如余英時先生所說：“中國的道統包涵了宗教的成份，但並不是一般意義上所謂的宗教；它不具備有形式的組織。”十 從稷下學宮的建制來看，它是特定政權設立的文化政治機構，並不具備相對獨立的學術機制。在齊國國運及君主好惡等因素的影響下，在一百多年的存在時間裏，幾次沉淪復興，缺乏穩定性；加上稷下先生諳熟權變之術，流動性也很強，使得稷下先生的社會身份模糊化，稷下先生之間也缺乏統一的身份認同。荀子曾為稷下先生，因“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在此過程中，荀子還于西元前266年到過秦國，後又返趙國，四處尋求實現其政治理想的合理土壤。稷下先生在列國間遊移的狀態，使他們無法實質性地參與到解決社會秩序和話語權力問題的時代主題中去，最後大多以著書立說，私授門徒為終業。
　　最後，從稷下學宮建制的淵源及影響來參比，我們認為稷下學宮具有一定特殊性。稷下學宮的歷史淵源是周朝“王官之學”，周朝的“王官之學”是“貴族子弟學習之處，也是貴族成員集體行禮、集會、聚餐、練武、奏樂之處……實際上就是當時貴族公共活動的場所。”，它的教學內容是“以禮樂和射為主”並且也有“師”這一職份⑾。稷下學宮雖在形式上的確繼承了周朝古制，然而戰國時代，“禮崩樂壞”已成為事實，稷下學宮中的“大夫”之職並不代表穩定的社會地位，稷下先生週游列國，來去自由，職份上沒有穩定性（可以以淳于髡、荀子為例），“師”的血統繼承體系也已被瓦解。秦漢的博士制度也與稷下學宮有一定的聯繫，《史記·秦始皇本記》載：“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 秦博士制度由戰國稷下及其他學宮發展而來，博士承擔著教授文化，參定禮儀，備問咨政的作用。秦博士淳於越曾要求恢復分封舊制，遭到丞相李斯的強烈反對，由此引發了“焚書坑儒”。當時遺存的戰國之士好議之風受到了打擊，但博士制度是建立在穩定的君主專制政權之上的，博士的參政議政有一系列的法規做保證，它是君主專制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並不是秦政權偶而為之的事項，也不像稷下學那樣因君主好惡可以隨意更改“議論”的主題或放棄“議論”。稷下學宮與秦博士制度在形式上較為類似，秦博士制由先代學宮建制發展而來，但秦博士制有穩定的制體保證，這是稷下學宮所沒有的。
　　總之，我們認為稷下先生並非單純的君主之“師友”，他們中較具影響力的一部分人有“大夫”之職，執“議論”之事。有些人物如淳于髡等還諷諫國政，出使諸候，參與到具體的行政事務中去了。在普遍混亂的時代，他們的諷諫效用與治國理想往往得不到實現。稷下先生的政治作用並非像有些學者描述的那樣，對齊國乃至整個戰國時代造成了很大影響。稷下先生作為君主之臣，他們的身份還有一定的模糊性，這表明以“道”為己任的稷下先生企圖以所持之學，在政治領域內進行知識性救贖的努力⑿在當時更大程度上只是一種假設。孟子所以離開齊國不願列為稷下先生，部分原因是他看到了稷下先生“橫議”的黯淡前景。在我們看來，戰國時代的知識主體企圖與權力分野，以其在知識上的優勢影響政治的作法，只是一種思路而非事實。稷下學宮是一個較為特殊的歷史現象，稷下先生也是一個特殊時代的知識群落，他們的社會地位具有模糊性、不連續和不穩定的特點。
　　注：此文已在《管子學刊》2003年第1期上發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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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于孔寶.《論稷下之學與戰國文化中心》，人民大學複印資料1998年第4期，P11.
　　三張秉楠.《稷下學宮與百家爭鳴》一文，《歷史研究》1990年第5期，P79.
　　四、伍、六、十余英時.《內在超越之路》，P163、P164、P158，P157.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
　　九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P263. 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年.
　　⑾ 楊寬先生在《西周史》中系統地論說了西周的教育制度，本文引用了他對西周“大學”給出的三個特點的觀點及對“師”的解說。P667-684。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⑿ 劉小楓先生在《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中根據舍勒知識社會學對知識類型的分類，將知識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統治-事功型；第二類是本質-教養型；第三類是獲救型知識。稷下學術以治亂王霸作為學術思考的中心，顯然屬於第一類型。劉小楓認為知識主體通過所持有的知識資本，在不同的領域內以不同的方式進行社會及人生救贖。筆者認為先秦諸子之學的功用主要集在如何安排社會秩序這一領域內，符合舍勒的知識社會學概念，故引此概念加以說明。舍勒的知識論要點在《現代性社會理論諸論》，P251。上海三聯出版社，1998。

稷下學術與管仲思想
中國古代名相管仲畫像
　　稷下學術與管仲思想是什麼關係呢？它們二者之間應該是流和源的關係。管仲是儒道法思想的先驅，他的思想，借助於稷下學宮各派人物而更廣泛地傳播、發揚光大；稷下各派則繼承併發展了管仲的思想，憑藉對管仲思想的探討研究而受到齊王的優待，在稷下站穩腳跟。
　　管仲思想與稷下諸學派
　　管仲是春秋齊國著名政治家，倍受齊國人的尊崇。田齊統治者也時時不忘要繼承桓公與管仲的霸業，爭雄于天下。稷下學宮作為田齊統治者的智囊團，受到優厚待遇，自然要適應田齊統治者的需要，深入探討管仲輔佐齊桓公稱霸諸侯、匡正天下的成功經驗，供平齊統治者決策參考。
　　況且，管仲思想博大宏富，既有政治的實踐經驗，又有理論上的總結。所以，他的思想，舉凡政治、經濟、軍事、哲學、道德倫理等方面，都有相當深刻的認識，比起那些坐而論道、高談闊論、偏執一端的理論家，管仲的思想更少有片面性。稷下的各個學派就是在探討管仲思想的過程中，將管仲思想中合於自己學派的觀點融進他們的學術思想中。當時，諸子百家幾乎都來過稷下學宮參與學術交流與爭鳴，作為他們探討的一個重要內容的管仲思想，也就成為他們汲取營養的對象。
　　《管子》與管仲學派
　　管仲學派是稷下學宮中一個力量最強大的派別。
　　王德敏先生認為，管仲學派是中國古代學術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流派。它是由該學派奠基人管仲及齊國推崇管仲的歷代學者構成，並受到官方扶持的歷史悠久、陣容龐大的學術派別。它植根于齊文化的土壤中，對齊學的形成和發展起了重大作用。他還認為，《管于》一書是管仲學派的一部獨立的代表作。
　　就《管子》書而言，"它是一部獨立的著作，它有自己的理論體系，有'一以貫之'的核心思想。""具體來說，一是內容全面完整。大凡經濟、哲學、政治、法學、倫理、教育、人才、管理等社會科學方面的理論幾乎無所不包，對自然科學和思維科學的某些內容也多有論述。像這樣全面完整的著作在先秦古籍中是罕見的。二是思想基本一致。一些最基本的思想觀點如'法天'、'用道'、務實求是，因地因俗制宜、'予之為取'、以民為本、禮法並用、君權集中、厚賞嚴刑、富國強兵、重農而不輕商、綜合治理等等，全書前後一致，貫徹始終。三是結構比較嚴密。"（王德敏：《管仲學派研究》，載《哲學研究》1990年增刊）

寂寞的夜裏想起稷下學宮
　　我曾經看過小說《風姿正傳》 第一部中有一個叫源五郎的說：“稷下學宮的學風，確實是號稱大陸最開明、自由的。但是你們似乎不曉得，稷下學宮的學生七成以上是貴族出身，剩下的也多半擁有貴族血裔，或是出身富家。平民子弟除非真是極度優秀，獲得地方神官推薦，不然是沒指望進入稷下學宮的。”
作者：臺靜農　　
　　寂寞的夜裏想起稷下學宮，便告訴自己一定要記下來，不管別人願不願意看。
　　稷下學宮是過去的文化，但是不是過時的文化，至少我們應該記住那種文化氛圍。
　　想想現在，不知道是替古人擔憂還是要讓古人替我們擔憂。
　　從頭說起，稷下為古地名。故址在今山東臨淄附近,是戰國齊都臨淄西邊南首門，一稱稷門。順地近稷山，設館其下，故名稷下。為戰國各學派薈萃的中心。齊宣王繼其祖桓公、父威王曾于稷門設假定，招攬文學遊說之士數千人，任其講學議論。有淳于髡、騶衍、田駢、接子、慎到、宋鈃、尹文、環淵、田巴、魯仲連和荀況等七十六著名人物，賜第為上大夫，不治事而議論，有稷下學士之稱。學官的設置，對開展百家爭鳴，繁榮當時學術起了很大作用。有了稷下學宮之後，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很大。
　　那是古代齊國設立的一處專供各地學者著書論辯、傳道授業的場所和機構，是我國最早的由政府創辦的高等學府，也是我國最早的多學科的社會科學院。同時，它還明顯地具有政府的諮詢參議機構的性質。位於齊國都今山東臨淄西門外，大約創建於齊桓公田午時期，至齊王建時衰弱，歷時一百四十餘年，繁盛時達“數百千人”。當時各國著名的文學遊說之士多曾先後或長期在此著書講學，互相切磋駁難，掀起了當時思想界的一大波瀾，形成了空前繁榮、百家爭鳴的局面。其規模之大，人員之眾，陣容之強，歷史之久，史所罕見。當時雲集稷下的主要學者有孟子、荀子、宋钘、尹文、慎到、環淵、鄒衍，田駢、彭蒙、淳于髡、接子、魯仲連、田巴、貌說、鄒奭等。這些學者在學術上各有所主，分屬各派，沒有統一的模式，也不威懾于權勢，自由地宣傳自己的學說和主張，百家立異，各馳其說，爭辯求知，蔚成風氣。例如，孟軻、荀況宣傳儒家思想，鄒衍、鄒奭宣揚陰陽五行思想，宋钘，尹文、田駢、環淵、接子宣傳道家觀點，慎到宣傳法家精神，貌說鼓吹名家理論。在宣傳自己的同時，各家各派也不斷地取人之長，補已之短，完善自己的學說。荀子就強調要在論辯中“兼聽齊明”“篡論公察”。他正是通過對別人理論的辯難，總結創造，形成了自己系統的理論學說。孟子在論辯中也注意吸收了道家和“寡欲論”，來充實自己的“盡心說”。慎到、田駢都注意吸收了法家某些思想，以倡自我。各家皆以開放的心態和進取的精神，吸收新的思想營養，使自己的學說趨向成熟和系統化。齊國為促進稷下學宮的發展，制定了切實具體的保護措施。拿出了大量物力財力，大興土木，廣建學宮，“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提供了優越的生活條件，孟子出行“從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根據學者的學問、資歷、成就、貢獻等，授予其不同的稱號和榮譽，包括博士、學士、上大夫、列大夫等。淳于髡即被授予“博士”稱號。荀況曾“三為祭酒”，弟子滿門，當為大師級學者。齊國統治者開放的學術政策，加上文人學士在社會變革時覺醒的主體精神，積極的創造意識標新立異的理論勇氣，促成了稷下學宮的繁榮昌盛，推動了整個中國先秦學術文化的發展，對後世也有著極其深遠的意義。
　　關於稷下學宮的記載，我零星的記得。《左傳.昭公二十二年》：“莒子如齊蒞盟，盟于稷門之外。”《史記.孟子荀卿例傳》：“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爽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幹世主，豈可勝道哉！”司馬貞索隱：“按稷，齊之城門也。”或雲‘稷下，山名’，謂齊之學士集于稷門之下也。”
　　我曾經看過小說《風姿正傳》 第一部中有一個叫源五郎的說：“稷下學宮的學風，確實是號稱大陸最開明、自由的。但是你們似乎不曉得，稷下學宮的學生七成以上是貴族出身，剩下的也多半擁有貴族血裔，或是出身富家。平民子弟除非真是極度優秀，獲得地方神官推薦，不然是沒指望進入稷下學宮的。”
　　這很像現在。
　　我坐在床上想。
　　然後我又想起史鐵生、北島以及像張潔那樣的文藝者，我又就迷迷糊糊的睡去。

孔子聞韶處

　　在臨淄區齊都鎮韶院村，它是一處規模不大的淡灰色倣古建築。門內北墻正中，鑲嵌著一方石碑，隸書大字題曰“孔子聞韶處”，是清朝宣統三年(1991年)所立。石碑的左右，分嵌兩方石刻，比碑略小。左邊一塊為“舞樂圖”，上刻二人席地而坐，一人執管橫吹，另一人居右,端坐正視，似乎全部心神沉入美妙的藝術境界中，當是孔子在欣賞音樂。下刻兩個美女，長袖飄帶，翩翩起舞；右邊的石刻為“韶樂及子在齊聞韶”簡介。一九一0年的《臨淄縣誌》記載：韶院原名棗院村，清嘉靖年間，村人掘地得一古碑，上書“孔子聞韶處”，後又于附近地下得石磐數枚，遂易村名。因舊碑石年深日久，字跡已磨滅不清。父老恐古跡湮沒，盛事無傳，于宣統三年闔莊又重立了現存的“孔于聞韶處”石碑。
　　孔子來齊聞韶的記載見於《史記·孔子世家》。西元前五一七年，孔于三十五歲時，魯國上卿季平子與郈昭伯因為鬥雞發生了爭執，得罪了魯昭公，昭公率師攻打季平子。季平子便約同魯國的另外兩個大家族盂氏和叔孫氏，三家共同攻擊魯昭公，結果，魯昭公師敗，逃奔齊國，被安置在乾侯。因魯國發生了內亂，也就在這個時候，孔子也投奔了齊國，在高昭子家做了家臣，想通過高昭子關係去見齊景公。這期間，孔子“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並稱讚韶樂“盡美矣，又盡善也！”
　　韶樂是距今四千多年前舜時的音樂，春秋時期仍能演奏的國家已經很少，如今，韶樂內容早已失傳，但孔子聞韶處依然存在。齊國故城內外，歷年多次出土石罄、編鐘等古樂器，若用錘擊奏幾下，聲音確也悠揚悅耳。

齊國歷史博物館
　　臨淄，是我國古代東方歷史名都。從西周初年姜太公封齊建國，經春秋桓公稱霸，戰國威宣稱雄，開創稷下學宮，倡百家爭鳴，至西晉廢齊，臨淄作為諸侯王國的都城累計1300 餘年。
　　時光流逝，那宏偉華麗的宮室臺榭雖不復存，但齊國故城垣和宮殿臺基依然存在，故城內外還聳立著150 多座齊王和名士陵墓。齊國故城人為景觀薈萃，文物古跡聞名遐邇，地上地下蘊藏著極為豐富的文物，素有“地下博物館”之美譽。國家已經採取了多種保護措施，市、區人民政府充分利用齊文化，發展文物旅遊事業，建起了既有文物價值，又有觀賞遊樂性的文物旅遊景點，如倣城堡式的齊國歷史陳列館、東周殉馬館、臨淄石刻藝術館、齊故城排水道口、孔子聞韶處等，形式各異，各具特色。僅從十幾處文物景點便可窺視到泱泱大國之風貌，領略那昔日霸主之雄風。
　　齊國歷史博物館位於臨淄區齊都鎮政府駐地，是全國十大異型博物館之一。它是在齊國故城遺址博物館文物陳列館的基礎上改建而成，以齊國故城大城與小城相互銜接的特殊形製作外形，青磚砌壘，形似古城堡，別具一格，內部裝飾古樸典雅，總建築面積2600平方米，頂高15米，與宮城西部的宮殿建築遺址桓公台東西相望，交相輝映，顯得格外雄偉壯觀。陳列內容是以齊國歷史為綱，以時代先後為序，分先齊時期、周代齊國，以此為重點，突出了西周、春秋、戰國三個時期，最後是秦漢時期。全面細緻地反映了齊國八百多年的輝煌歷史和燦爛文化，展示了齊文化在華夏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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