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以文亂法（儒家學者以其學說來擾亂法律）， 俠以武犯禁（俠客用武力來挑戰法禁）
韓非（約前275年－前221年），為中國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 為韓國貴族子弟，他綜合了申不害、商鞅等人的法家思想，發展成為完整的理論。 韓非多次上書韓王，卻不為所用，憤而著《孤憤》、《五蠹》等篇，十餘萬言。 其後，秦王嬴政讀到韓非的文章，大為讚賞，於是以戰爭為要脅，逼韓非出使秦國。 韓非至秦國後，卻受李斯忌妒，向秦王進讒，陷韓非入獄，最後在獄中服毒自盡。
韓非子一書所談論的核心主題是「主道」（君主的統治術），這套學說成為秦統一 天下之後兩千年來帝王專制統治所奉行的法則。韓非的政治主張未必全然適用於 現代社會。而從文學的角度來看，《韓非子》一書，是中國文學的瑰寶。兩千多年前， 韓非竟已能寫出如此犀利深刻的議論文，其文章修辭語言精練，句法富於變化， 極具邏輯及分析力，又善於運用大量的歷史、傳說、典故、寓言以強化論證的說服 力及生動性。據《史記》記載，秦王贏政（秦始皇）看到韓非的《孤憤》、《五蠹》 文章時，慨嘆說：「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
俠就是夾，左邊是仁，右邊是義，頭頂灰天，腳踩泥地。只因存愛，所以存恨，只因心慈，所以心悲，只因成王..
只因存愛，所以存恨；只因心慈，所以心悲；只因成王敗寇，所以助弱扶傾；只因天下無道，所以以武犯禁！
中國歷史上由行伍出身，以武起事，而最終以文為業，成為大詩詞作家的只有一人，這就是辛棄疾。這也注定了..
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
漢景帝以鞅鞅而殺周亞夫，曹操以名重而殺孔融，晉文帝以臥龍而殺嵇康，晉景帝亦以名重而殺夏侯玄，宋明帝..
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
武以快為尊，情以舍為尊，謀以忍為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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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
2015-06-06 19:39:00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語出《韓非子·五蠹》。我個人的理解來說，這裡的「儒」指的是民間思想，包括與正統思想相牴觸與相吻合的；「俠」代表民間武裝與個人行為自由。
韓非是講求中央集權和「法、術、勢」為代表的帝王之術的，一切都是為君主制和中央集權服務，所以，自由斂財的「商」要抑，持反對思想的「儒」要坑，四處遊蕩的「俠」要剪。
韓非。在其著作《韓非子·五蠹》中，提出了儒、遊俠、商人、縱橫家、門客五種危害法家社會的蛀蟲。
「儒以文亂法」
「儒以文亂法」，說的其實是治世。在春秋戰國亂世，民間思想家會向各國君主兜售自己的學問而依附於其，通過自己的思想指導國君完成大業，如果這一位君主不識貨，他們會投奔別處。正像後來在中原西陲崛起的秦國，又有哪一位指導思想家是秦地人？比如商鞅本是衛國人，李斯是楚國人，尉繚是魏國人。儒士，民間思想家四處遊走遊說，是可以左右政治局面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蘇秦張儀。
儒的危害，沒有俠那麼明顯，但對於統治階級來說，儒所代表的潛在的巨大隱患比俠要甚之。依照韓非看來，儒還指的是儒家的思想，是與「法」相牴觸的，使得政府的中心思想不能很好的傳達貫徹。李斯對這個問題有著一針見血的觀點：
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並有天下，別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
《史記·李斯列傳》
李斯認為，我們現今情況（百姓不聽政府的），是由於民間思想太自由，大家就敢誹謗政府，隨意談論政府的是非，在街頭巷尾胡說八道、以標榜自己為意見領袖為高，帶頭傳播民間思想，最終導致皇帝與政府威嚴喪失，民間結黨營私。如果說「俠」殺的是人，那麼「儒」就在誅心。由此，秦始皇帝焚了書，坑了儒。
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易中天先生認為，這是董仲舒代表中國知識分子們一次性地向皇帝、封建統治者交出了靈魂——從此，儒家保持著對國家意思形態壟斷，而自己卻喪失了獨立自由地思考的能力。漢武帝時期儒家成為正統思想後，「亂法」的變成了民間思想家。儒的潛在危害在於理論影響力、民間輿論。後來無論是儒家體制內知識分子還是儒家以外的知識分子，無論東林黨還是李贄，呂留良還是顧炎武，一旦提出了「亂法」的意見，就會在掌權知識分子內部或民間造成強大的輿論導向，這種輿論的力量足以造成高層政治變動和下層人民群眾「揭竿而起」。相應的，統治者們也會大興文字獄整治亂說話的民間思想家。當然，最終千餘年的封建王朝還是亡在了民間思想家孫文手裡，不過他的思想不起源於這片古老的土地，而是舶來品罷了。
「俠以武犯禁」
俠的危害比較明顯。俠，可以是遊俠，刺客，民間武裝，散兵游勇。俠的危害手段也比儒要明顯——刺殺，橫行鄉里，聚眾造反。
俠中排在首位的，是遊俠。司馬遷在《史記·遊俠列傳》中詳寫西漢時代的著名遊俠——郭解。在《史記·遊俠列傳》中，司馬遷如此寫道：「郭解，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可見遊俠是有傳承的，郭解他老子就是個俠。作為休養生息的代表年代，西漢初年實行黃老之術，才有了中國第一個被史家稱頌的「文景之治」，那時候為了休養生息恢復生產力動不動還能大赦天下，而郭解的老子在這種年代也能因「任俠」而被誅死，可見其行徑超越了統治著忍耐力。
年輕時候任俠的郭解年長些後開始以德報怨，於是在《遊俠列傳》中經常出現「少年慕其行」、「客欲殺之」、「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等等言語，這說明，當時郭解身邊存在一批不良少年仰慕郭解，願意為其而死也願意為其殺人——不為國死而為俠死，國家的臉面往哪裡擺？在《遊俠列傳》記錄郭解的後半部，寫了漢武帝為集權而把富戶遷入首都的計劃，這位遊俠的影響力已經達到讓衛青替他向武帝求情的地步。
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
《史記·遊俠列傳》
然而最終這位政府眼中釘的遊俠被誅了九族（遂族郭解翁伯）。一個西漢太平時期的遊俠，都能將自己的名聲從老家傳播到首都，讓不良青少年為其行兇殺人，讓國家軍委主席為他求情，讓富戶在他去首都前為他捐資千萬。在這位著名遊俠被滿門抄斬後，仍湧現了大量遊俠代表，活動在神州大地。（自是之後，為俠者極眾，敖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雖為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
俠的另一大代表，是刺客。與遊俠相同，刺客們也信奉「言必信、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在《史記·刺客列傳》中記載了專諸、豫讓、聶政、荊軻、高漸離等春秋戰國時期的著名殺手。他們的特點就是為了報恩，可以不惜一切手段擊殺仇家，不愛惜自己的身體（哪怕是屍體）。聶政為了怕連累面容相像的姐姐不惜毀容挖眼剖腸而死（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荊軻為了刺秦，用了燕地地圖、樊於期人頭等等高昂成本換取信任與機會。這些刺客作為門客忠於自己的主人，不畏懼對手的高位與重重布防，哪怕瞎了也能施展自己的刺殺技能（高漸離築擊秦王）。
刺客雖然難以阻擋歷史進程，但可以以擊殺高級統治者而使得國家陷入暫時混亂，而且刺客這種成本低廉收效巨大的手段也被歷朝歷代的反對者所喜愛，無論成與不成——張良僱傭大力士在博浪沙擊殺秦始皇、許貢門客為報仇刺殺孫策、「北齊第一殺手」劉桃枝、張差「梃擊」太子朱常洛以至後來革命黨對清廷大員的暗殺，刺客無時無刻不在用手裡的利器「犯禁」。
遊俠、刺客如果作為個人和小團體，除非能力非常牛逼（郭解、荊軻等），那麼影響力也是有限的。但是作為民間武裝則不然，這是有組織的可以真的與政府軍隊相抗衡的力量。當然民間武裝在「犯禁」的時候常常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無論是利用「跳大神式」思想的張角黃巾軍還是「石人一隻眼」傳言的紅巾軍，這些起義軍都是如此。即使是表面上歸屬國家的湘軍，也只認自己的將領不認國家，清廷綠營屢戰屢敗仍不敢啟用民間團練就是基於此原因。雖然曾國藩解散了湘軍，但湘軍成為了近代軍閥的雛形。
當「儒」與「俠」相結合起來，危害就更大了。
這種結合通常表現為民間思想家的思想指導民間武裝進行顛覆國家政權的活動。比如鄉村教師、民間思想家吳用（《大宋宣和遺事》中此君名為吳加亮）。宋代其實是一個文人社會，對文人還算是中國曆朝歷代最為寬厚的了，為了統治集團的「生辰綱」，吳老師鋌而走險，從此以後指揮梁山泊亡命之徒的遊俠武裝對抗政府。值得指出的是無論是何種起義叛亂，凝聚起叛軍、義士的指導思想都不是儒家思想，而是民間宗教信仰，反儒家思想的「異端邪說」。儒家思想提倡忠君愛國，所以像吳用這樣的知識分子參與造反是很少見的。
政府對於散落民間的儒與俠，採用拉攏剿滅、大棒加胡蘿蔔的政策，能拉攏的拉攏，不能拉攏的就處死。處死的代表人物就是郭解和他老子了；成功拉攏的代表作就是受招安的宋江的梁山人馬和文學作品《三俠五義》中的展昭，展昭更是得到了皇帝欽封的「御貓」頭銜。
「儒」與「俠」的民間思想基礎
中國的老百姓是有這種儒俠情節的，簡單來講就是清官，俠客。
當老百姓的財產受到侵害，他們盼一個清官為他們主持公道；當清官不存在，他們更希望有一個俠客為他剪除他的仇人。這也就解釋了《三俠五義》這種清官加俠客的組合故事為什麼在中國大地上廣為流傳。
當然，清官與俠客的存在也代表了百姓們的訴求。正如「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老百姓希望像海瑞那樣家徒四壁的真清官來管事；民間對於雍正評價不高，因而才會有呂留良之女呂四娘的出現。
封建王朝末年，正是一大批民間思想家「儒」手執「民主共和排滿」思想為批判武器，指揮革命黨秘密會社等「俠」，讓他們拿起武器進行批判，才讓這個封建社會垮塌。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然而因為有王朝更迭作為國家自我修復手段，所以直到近代民主思想傳入才打破這一規律。韓非預見到了封建王朝最大的敵人——商、儒、俠，想到了主體，但是沒想到亂法犯禁的武器，更沒想到這一亂一犯結束了封建制度，開始了一個他未曾想到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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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棄疾雕像，位於長沙市營盤街，當年他建立飛虎軍的地址。
辛棄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字幼安，號稼軒居士，山東東路濟南府歷城縣（今山東歷城）人。生於金國，少年抗金歸宋，曾任江西安撫使、福建安撫使等職，因歸正人的身份，辛棄疾也始終未能得到南宋朝廷的重用以及實現他北伐的夙願。追贈少師，諡忠敏。
辛棄疾是中國南宋豪放派詞人，人稱詞中之龍，與蘇軾合稱「蘇辛」，與李清照並稱「濟南二安」，和愛國詩人陸游雙峰並峙。辛棄疾詞風「激昂豪邁，風流豪放」，代表著南宋豪放詞的最高成就。[1][2]
1140年5月28日（金天眷三年，南宋紹興十年五月十一日），辛棄疾生於金朝山東東路濟南府的歷城縣（今山東省濟南市歷城區臨港街道四風閘村）[3]，其時距靖康之變已有十三年。[4]因辛棄疾的父親辛文郁因早亡，而跟隨他的祖父辛贊撫養下長大，其祖父辛贊，是金朝亳州譙縣（今安徽亳縣）的縣令，卻經常灌輸他抗金復宋的教育，「紆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憤」[參 1] ，曾帶他兩次到燕京考察軍情。[5]:79辛棄疾早年受業於毫州劉瞻，劉瞻在金國擔任史館編修，門生諸多，其中，辛棄疾和党懷英是佼佼者，二人並稱「辛黨」，後來，党懷英在金國擔任職務，但是辛棄疾卻走上了抗金道路。[6]:98辛棄疾十四歲、十七歲時兩次參加金朝燕京的科舉考試，不中。但這兩次趕赴科舉考試也是辛棄疾受祖父「隨計吏抵燕山，諦觀形勢」之命所進行的兩次實地考察[7]。
殺賊歸宋
1161年（紹興三十一年）夏秋季節，金國君主完顏亮入侵南宋，北方抗金部隊烽煙四起，在山東有耿京、開趙等人聚眾起義。22歲的辛棄疾在濟南南部山區聚集人馬2000人，加入耿京的起義軍，辛棄疾擔任掌書記。[6]:98辛棄疾極力勸說耿京「決策南向」，和南宋的朝廷正規軍配合，一同抗擊金兵，耿京於是派遣辛棄疾等11人奉表歸宋，宋高宗召見之後委任辛棄疾承郎務、天平節度使掌書記，耿京為天平節度使。[6]:98[5]:791162年（紹興三十二年閏二月），辛棄疾在北歸途中聽說耿京被叛徒張安國殺害的消息，率領50騎兵直驅山東，奔入5萬人中，將正在飲酒作樂的張安國捉拿，並且號召耿京舊部反正。[6]:98[5]:79之後，辛棄疾長驅渡淮，押解張安國到建康城斬首。[6]:98此時，辛棄疾年紀輕輕，名重一時，南宋君主大為驚異[參 2] ，委任其江陰簽判，自此，辛棄疾一直居住在南宋，不再北歸，[6]:98南宋乾道六年被召為司農寺主簿。
南歸綜述
南歸之後的辛棄疾在餘生40餘年間，沒有受到南宋朝廷的重用，或者浮現閒居，或者沉淪下僚，不得盡用其才。[6]:98「一腔忠憤，無處發泄」，「自詭放浪林泉，從老農學稼」，並且用「詞」作為發泄工具，成了一代詞宗。[6]:99
在南宋期間，辛曾任建康通判，知滁州，提點江西刑獄，湖北轉運副使，湖南安撫使，淳熙五年（1178年），擔任江西安撫使等職，是年二月，奏劾知興國軍黃茂材「過數收納苗米，致人戶陳訴故也」[8]。召為大理少卿[9]。
歷任地方官期間，重視發展生產，訓練軍隊，為北伐積極做好準備。他一生被彈劾七次。在被罷職後，閒居在信州上饒（今江西省上饒市）前後近20年，中間雖短期出任福建安撫使等職，但很快就被罷免。1180年，再次任隆興（南昌）知府兼江西安撫使時，在上饒建園林式的莊園[10]。晚年一度被韓侂胄起用，但仍然得不到信任，最後含恨辭世。據說他臨終時還大呼「殺賊！殺賊」[11]。
南歸十年
辛棄疾歸南宋的前十年，對恢復舊山河飽含信心和希望，他雖然官職卑微，但是不斷上書獻策，其中，《十論》和《九議》是其政論文代表作，體現了其經濟救世的才華。[6]:99但是，辛棄疾的策略沒有被朝廷採納，10年里，他只是擔任江陰通判、建康府通判、司農主簿。[6]:991165年（乾道元年），辛棄疾寫了《美芹十論》給宋孝宗，但是沒有回應。[5]:801168年（乾道四年），主戰派虞允文當宰相，辛棄疾又寫了《九議》，仍沒有受到朝廷的重視。
晚年時辛棄疾曾感嘆說[5]:80：
“ 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 ”
其中「萬字平戎策」當指此。
南歸二十年
乾道八年，辛棄疾擔任滁州（今安徽省滁縣）知府，開始了南歸的第二個十年仕途生涯。[6]:99當時的滁州因常年兵亂而凋敝，辛棄疾到任後「寬征薄賦，招流散，教民兵」，[參 3]改善了當地的社會、經濟狀況。
淳熙二年四月，以賴文政為首的茶商武裝集團在常德府、岳州一帶稱亂，並先後於湖南、江西大敗官軍。辛棄疾為宰相葉衡所薦，前往江西任提刑以討捕茶寇。辛棄疾「親提死士與之角」，使茶寇「困屈請降」[12]辛棄疾雖然於當年平定這場叛亂，但他對於鎮壓內亂心裡充滿矛盾，他既不認同南宋朝廷「偃武修文」的大政策，也不認同「攘外必先安內」的治國方略。他在淳熙六年寫成的奏章《論盜賊劄子》中提到「痴者國之根本，而貪濁之吏迫使為盜」指出農民在南宋官吏豪紳逼迫下成為盜賊，以至「今年剿除，明年掃蕩」，希望朝廷下令各路州縣「洗心革面，皆以惠養元元為意」。[參 4]此間可以看出他對農民寄予了深切同情。[6]:99
淳熙七年，辛棄疾任湖南安撫使。他以湖南「風俗頑悍」、「武備空虛」為由，上疏朝廷請求在湖南建立一支地方軍隊，命名為「湖南飛虎軍」。經朝廷准許後，他於當年夏開始籌建軍隊，共招募二千步軍、五百馬軍，並在馬殷營壘的遺址上建造軍營。[6]:99《宋史》載飛虎軍建成後「雄鎮一方，為江上諸軍之冠」[參 5]。此後的八十餘年時間裡，雖然飛虎軍的性質、駐地有所變化，但它始終是朝廷鎮壓當地叛亂、抗擊金兵的重要力量。[12]:123-138辛棄疾希望南宋朝廷能夠國富民強，再恢復舊山河，但他也漸漸意識到自己在官場中「不為眾人所容」。[參 6]
淳熙八年，辛棄疾任江西安撫使。是年江西一帶發生嚴重的饑荒，朝廷命其處理賑災事務。他到任後在要道旁張貼「閉糴者配，強糴者斬」，以控制糧食買賣；又拿出官府的錢，派能人從外地運糧。這些舉措使得糧價穩定下來，民眾得以購買糧食。他也因此受到了宋孝宗的嘉獎。[參 7]同年冬，御史王藺彈劾他貪污而殘暴，辛棄疾被革職處分，退隱田園。[6]:99
隱居生涯
淳熙九年之後，辛棄疾開始隱居，取意「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為先」，自號「稼軒」，[參 8]，除了1192年（紹熙三年）到1194年（紹熙五年），短暫出任福建提點刑獄和安撫使，這前後18年里，他一直隱居在江西上饒城外的帶湖和鉛山的瓢泉。[6]:99因其所居的代湖失火，辛棄疾便遷往了他曾買下並整飭後的瓢泉。1195或1196或1198年，在瓢泉的停雲堂內，快要接近六十歲的辛棄疾寫下了思親懷人、抒壯志難酬而人卻老去的《賀新郎·甚矣吾衰矣》[13]。
1188年（淳熙十五年），辛棄疾和愛國詞人陳亮在瓢泉附近的鵝湖寺相會，兩人在鵝湖寺居住10天，「長歌相答，極論世事」，共商恢復大計，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繼朱熹和陸九淵之後的第二次「鵝湖寺之會」，兩人唱和，辛棄疾寫了《賀新郎》詞數闕，表達了[6]:99：
“ 男兒到死心如鐵，看試手，補天裂。 ”
辛棄疾曾與理學大師朱熹同游武夷山。1200年（慶元六年），朱熹去世。當時由於慶元黨禁，其舊友、門生無一送葬。辛棄疾親自前往，並寫祭文哀悼。文中讚嘆朱熹：
“ 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 ”
再度起用
1203年（嘉泰三年），64歲的辛棄疾起任紹興府知府和浙東安撫使，辛棄疾欣然上任，「不以久閒為念，不以家事為懷，單車就道，風采凜然」[參 9]，這個時期，蒙古族壯大，金國被擠壓，勢力範圍往南擴張，河北、河南、山東人民奮起反抗。[6]:100南宋朝廷宰相韓侂胄利用辛棄疾的名望，派遣他擔任鎮江知府，辛棄疾打造了1萬套軍服，招募1萬名士兵，訓練一支精銳軍隊準備抗金，但是被南宋官員彈劾而去職。[6]:1001205年（開禧元年）秋季，辛棄疾從鎮江調回紹興府任知府，他上章辭免，[參 10]回到鉛山。[5]:841206年，南宋王朝北伐失敗，南宋朝廷委任其兵部侍郎，他仍上章辭免。[參 11]十二月，南宋向金國求和。[5]:841207年，金國要求南宋把韓侂胄的人頭送到金國才答應議和，韓侂胄大怒再次用兵，召集辛棄疾出山，但是詔命到達鉛山的日子，辛棄疾已經病重，九月十日，一代詞宗和愛國者辛棄疾「抱恨入地，賚志以歿」，終年68歲。[6]:100[5]:81
身後
1208年，攝給事中倪思彈劾辛棄疾「迎合開邊」，奏請朝廷「追削爵秩，奪從官恤典」。[參 12]1233年，朝廷追贈辛棄疾光祿大夫。咸淳年間，謝枋得路過辛墓，寫下《祭辛稼軒先生墓記》，決心「披肝瀝膽」以雪其冤。[參 13]。德祐初，謝枋得向朝廷上疏，要為辛棄疾洗冤，朝廷後加贈辛棄疾少師，諡號「忠敏」。[參 14]
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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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詞
辛棄疾是中國南宋的著名詞人，現存詞六百二十六首，是兩宋現存詞最多的作家。詞中表現了他積極主張抗金和由南宋收復中原的愛國熱忱。作品題材廣闊，風格多樣，以豪放為主，善於用典，也善於白描，開拓了詞的疆域，提高了詞的表現力，成為南宋詞壇最傑出的代表作家之一。人稱他的詞作「色笑如花，肝腸如火」。元大德年間編有《稼軒長短句》十二卷存世，是辛詞中較完備版本。詞與北宋的蘇軾有「蘇辛」之稱，被認為是豪放詞派的代表人物。被譽為詞中之龍。著名詞作：《水調歌頭(帶湖吾甚愛)》、《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滿江紅(家住江南)》、《沁園春(杯汝來前)》、《水龍吟·過南劍雙溪樓》、《青玉案·元夕》、《破陣子》、《醜奴兒》、《永遇樂》、《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西江月·夜行黃沙道中》。
辛棄疾詞的不足之處是有的詞議論化、散文化，但是缺乏具體形象，有的堆砌典故，有掉書袋的毛病。[6]:102
詞風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bi)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 《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楊慎在《詞品》：「辛詞當以京口北固亭懷古《永遇樂》為第一。」）
辛棄疾今存詞629首，抗金和恢復舊河山是主要內容。[6]:100辛詞多愛國傷時及復國之作，充滿濟世愛國的熱情，洋溢著建功立業、報效國家之思想。辛詞內容廣泛，也有寫田園山水，農村生活及其他內容的詞作，流露出對田園山水和農村生活的熱愛。如埋怨閒置，「長安故人問我，道惆悵殢酒只依然。目斷秋霄落雁，醒來時響空弦」[參 16]，如譴責主和派，「舉頭西北浮雲，倚天萬里須長劍。人言此地，夜深長見，斗牛光焰。我覺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待燃犀下看，憑欄卻怕，風雷怒，魚龍慘。」[參 17]，如夢想奔赴沙場，收拾舊河山，「追往事，今不見，但見山川滿目淚沾衣。落日胡塵位斷，西風塞馬空肥。」[參 18]
辛派詞人有：陳亮、劉過、劉克莊、劉辰翁。[5]:92
豪放詞之抗戰詞
辛棄疾的抗戰詞，主要抒發了「整頓乾坤，恢復山河」的壯志，常常以英雄自許，也以英雄許人，在飲宴酬答，祝壽感懷裡，藉助追思往日在金國的戰鬥歲月抒發豪情，如：「壯歲旌旗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初。燕兵夜娖銀胡觮，漢箭朝飛金僕姑。」[參 19] ；如描寫自己早年和金兵鏖戰，「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參 20] ，這些詞表達了理想空落的悲嘆，但是並不消沉，而是悲壯，在給韓元吉祝壽時抒發了愛國之情，「夷甫諸人，神州沉陸，幾曾回首！算平戎萬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待他年，整頓乾坤事了，為先生壽。」[參 21] ；晚年在鎮江任職的時候借景抒情，以劉備、孫權、曹操等英雄豪傑表達自己至老不衰的抗金鬥志：「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袞袞流。年少萬兜鍪。坐斷東南戰未休。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參 22]
豪放詞之悲憤詞
辛棄疾的豪放詞里，有諸多抒發壯志未酬的悲憤詞，表達滿腔報國熱情被冷落和閒置的悲憤，如：「樓觀才成人已去，旌旗未卷頭先白。」[參 23] ；想要馳騁疆場，但是「短檠燈，長劍鋏，欲生苔。雕弓掛壁無用，照影落清杯。」[參 24] ；28歲時的作品《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搵英雄淚！」抒發了壯志難酬、有家難歸、歲月空度的悲憤[參 25] ；《菩薩蠻》「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則表達了恢復舊山河的強烈願望[參 26] 。[5]:83
農村詞
除了抗戰詞、閒適詞，辛棄疾還有大部分的農村詞（也稱作田園詞），辛棄疾在第二次致仕時歸隱上饒，有二十多年的時間。農場田園的生活也便成為了辛棄疾農村詞（田園詞）的源泉，雖然也受到了蘇軾的田園詩影響但辛棄疾又在這一領域實現了超越與突破，雖然辛棄疾的田園詩數量由二十五首左右，但也被認為是田園詩歌的一個高峰[15]，也有評論者指出辛棄疾與蘇軾的田園詞未能像陶淵明那樣切近農村生活，與農民之間由隔膜[16][17]。辛棄疾在農村詞表現手法上多用白描，來描繪人物情態動作和農村生活圖景。辛棄疾在繼承蘇軾白描手法上，形成了與蘇軾詞般的語言樸素自然，通俗、清新，同時又熟練地將農民生活用語融入詞中，使得詞有淳樸特點[18]。
辛棄疾的農場詞講述農村的美好生活，樸實、安定、充滿活力，如「雞鴨成群晚不收」[參 27]、「明月別枝驚鵲」[參 28]；描寫蠶、小牛的「陌上柔桑破嫩芽，東鄰蠶種已生些。平岡細草鳴黃犢，斜日寒林點暮鴉」[參 29] ；描寫農人勤勞，農家生活和睦融洽、快樂的「最喜小兒無賴，溪頭臥剝蓮蓬」[參 30] 、「莫遣旁人驚去，老夫靜處閒看。」[參 31]
辛棄疾的農村詞，也有講述了自己孤苦寂寞和對國事憂慮的感情，如：「屋上松風吹急雨。破紙窗間自語。」[參 32] ，有解酒消愁，抒發牢騷的詞，如「昨夜松邊醉倒，問松『我醉何如』。只疑鬆動要來扶。以手推松曰『去』」[參 33]也有講述自己年老體衰、功業未成的痛苦，如「少日春懷似酒濃。插花走馬醉千鍾。老去逢春如病酒。」 [參 34]
婉約詞
辛棄疾描寫愛情、男女離別的婉約詞約有70多首，「其穠纖綿密，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參 35] ，「絕不做妮子態」[參 36] ，辛棄疾的婉約詞通常是借兒女情長之情和風月花草的景來抒發自身身世之感，並從中折射政治現實。據《鶴林玉露》載當時宋孝宗在讀罷辛棄疾的《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後頗為不高興[參 37]。
辛棄疾代表作有《祝英台令·晚春》「寶釵分，桃葉渡，煙柳暗南浦。怕上層樓，十日九風雨。斷腸片片飛紅，都無人管，更誰勸、啼鶯聲住？鬢邊覷，試把花卜歸期，才簪又重數。羅帳燈昏，哽咽夢中語：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卻不解、帶將愁去。」[5]:86辛棄疾寫婉約的愛情詞，如「卻把淚來做水，流也流到伊邊」[參 38]，如「如今只恨因緣淺，也不曾抵死恨伊。」「我自是，笑別人底，卻無來，當局者迷」[參 39]。
藝術成就
辛詞多豪放之作，意境雄奇闊大，形象生動，充滿浪漫主義色彩（王國維曰「稼軒之詞豪」），感情悲沾慷慨，豪壯熾烈。辛詞風格多樣化，也有纏綿細緻，自然閑淡，及其他風格的作品。辛棄疾的詞，打破了詞和詩，詞和散文的界限，融合詩、詞、散文、辭賦，豐富了詞的內涵，擴大了詞的表現力和境界。[5]:88手法上，辛詞形式解放，詩詞散文合流，將詞散文化，善於鎔鑄經史百家，驅遣散文詩歌入詞。辛詞中並多議論，楊慎曰：「稼軒為詞論。」辛棄疾喜運用口語，善於提煉民間口語入詞，帶來新鮮活潑氣息。辛詞又善於用典，善用比興寄託、比喻、擬人等手法。語言上，辛棄疾的詞「趨勢莊、騷、經、史，無一點斧鑿痕，筆力甚峭」[參 40]，並且「用事最多，然圓轉流麗，不為事所使，稱是妙手」[參 41]。辛棄疾的詞慷慨豪放，熔鑄百家，有豪放有婉約，汪洋恣肆，盡情揮灑，氣勢磅礴，風格豪邁，沉鬱雄渾，筆酣墨飽，「稼軒斂雄心，抗高調，變溫婉，成悲涼」[參 42] 。
意境
辛棄疾的詞的意境雄奇闊大，「幼安之佳處，在有性情，有境界」[參 43]，他以「英雄之才、忠義之心、剛大之氣」寫詞，特定的時代環境、曲折的生活經歷、強烈的個性氣質、遠大的政治抱負，決定了他的詞富有「廣闊的場景、戰鬥的英姿、堅強的性格」的形象，有雄奇的畫面、悲壯的聲響、飛動的景物、光怪陸離的神話傳奇等，如《水龍吟》[參 44] ：
“ 舉頭西北浮雲，倚天萬里須長劍。人言此地，夜深長見，斗牛光焰。我覺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待燃犀下看，憑欄卻怕，風雷怒，魚龍慘。
峽束蒼江對起，過危樓，欲飛還斂。元龍老矣！不妨高臥，冰壺涼簟。千古興亡，百年悲笑，一時登覽。問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陽纜？ ”
手法
辛棄疾的詞，「詞之妙莫妙於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如寄深於淺，寄厚於輕，寄勁於婉，寄直於曲，寄實於虛，寄正於余皆是」[參 45] ，常常使用「比興」手法，藉助黃葉、草、鳥、山、風、水、月等景物寄託自己的情懷，如《摸魚兒》用寫男女愛情來寫君臣之事，用惜春怨春寫自己對南宋王朝的愛恨，用蛾眉遭妒寫自己被朝廷拋棄，用玉環飛燕寫南宋投降派，用斜陽煙柳寫風雨飄搖的南宋王朝；如《蝶戀花》用「風雨無憑準」寫朝廷反覆無常。
想像
辛棄疾的詞藉助浪漫的想像來塑造，他把大自然的山水、風雨、草木、山石賦予人的感情和性格，如《太常引》：
“ 一輪秋影轉金波。飛鏡又重磨。把酒問姮娥。被白髮、欺人奈何。乘風好去，長空萬里，直下看山河。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 ”
辛棄疾向嫦娥傾訴衷腸，要乘風遨遊太空，砍斷月桂樹來澄清宇宙，表達自己的報國之志；如《沁園春》「杯，汝來前」，跟酒杯對話，顯得幽默詼諧；如《西江月》「以手推松曰『去』」，表達自己獨立傲世、無求於人。
語言
辛棄疾的詞打破了詞以往的狹小天地，運用了詩句、古文、辭賦，豐富了詞的語言範圍，點化和化用前人的句子、詩歌，可以說是在詞的歷史上語彙最為豐富[19]。「辛稼軒別開天地，橫絕古今，論、孟、詩小序、左氏春秋、南華、離騷、史、漢、世說、選學、李杜詩，拉雜運用，彌見其筆力之峭」[參 46]，「稼軒詞龍騰虎擲，任古書中俚語瘦語，一經運用，便得風流」[參 47] ，代表作如《踏莎行》，全部化用了《易經》、《論語》、《詩經》與《禮記》，但是從容不迫、揮灑自如、毫無捏合之感：
“ 進退存亡，行藏用舍。小人請學樊須稼。衡門之下可棲遲，日之夕矣牛羊下。
去衛靈公，遭桓司馬。東西南北之人也。長沮桀溺耦而耕，丘何為是棲棲者。 ”
辛棄疾的詞運用了大量人民群眾的口語，有著濃烈的生活氣息，如「千峰雲起，驟雨一霎兒價」[參 48] ；「轎兒挑了，擔兒裝了，杜鵑一聲鵲起」；如「些底事，誤認哪，不成真箇不思家」[參 49] ；「卻怪白鷗，覷著人慾下未下」。
詩
辛棄疾也寫詩，題材多樣，整理編輯的《全宋詩》中留有辛棄疾的140首詩，他的詩如《送別湖南部曲》[參 50]，寫自己的政治遭遇，詩風俊逸，和當時的詩壇「江西派」、「江湖派」不同，部分抗戰詩，悲壯雄邁，不在其豪放詞之下。[6]:102辛棄疾的詩歌沒有得到太大的關注，同時代的劉克莊認為是因為辛棄疾的詞太富盛名，而掩蓋了他的詩光輝，他也認為辛棄疾的詩（《送別湖南部曲》）「悲壯激烈」，清代的鄒祗謨則分析認為辛棄疾工於詞，使得詩「不強人意」[20]。
文章
辛棄疾的文章，虎虎有生氣，如「筆勢浩蕩，智略輻湊，有權書論衡之風」[參 51]。
書法
辛棄疾留存於世的墨跡甚少，《去國帖》是其為數不多的行楷書作品之一。此帖書法中鋒用筆，點畫盡合法度，書寫流暢自如，渾厚沉婉，雖無甚特色，亦不失方正挺拔之氣。現存北京故宮博物院。[21]
評價
正面評價
《宋史·卷四〇一》：「辛棄疾知大義而歸宋。」
陳亮《辛稼軒畫像贊》：「呼而來，麾而去，無所逃天地之間；撓弗濁，澄弗清，豈自為將相之種！」
范開《稼軒詞序》：「公一世之豪，以氣節自負，以功業自許。」
劉克莊《辛稼軒集序》：「辛公文墨議論尤英偉磊落……筆勢浩蕩，智略輻湊，有權書衡論之風……嗚呼，以孝皇之神武，及公盛壯之時，行其說而盡其才，縱未封狼居胥，豈遂置中原於度外哉……公所作大聲鞺鞳，小聲鏗鍧，橫絕六合，掃空萬古，自有蒼生以來所無。其穠纖綿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
謝枋得《祭辛稼軒先生墓記》：「公有英雄之才，忠義之心，剛大之氣，所學皆聖賢之事……公精忠大義，不在張忠獻、岳武穆下。……使公生於藝祖、太宗時，必旬日取宰相。……公沒，西北忠義始絕望。」
劉熙載《藝概·詞概》：「稼軒詞龍騰虎擲，任古書中理語瘦語，一經運用，便得風流，天資是何夐異。」又「辛稼軒風節建豎，卓絕一時，惜每有成功，輒為議者所沮。」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辛稼軒，詞中之龍也！」又「稼軒有吞吐八荒之概，而機會不來。正則可以為溫、李，為岳、韓，變則即桓溫之流亞。」
胡適《詞選》：「（辛棄疾）是詞中的第一大家。他的才氣縱橫，見解超脫，情感濃摯。」[22]
負面評價
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幼安久宦南朝，未得大用，晚年多有淪落之感，亦廉頗思用趙人之意爾。觀其與陳同甫酒後之言，不可知其心事哉。」[參 52]
爭議
香港大學羅忼烈教授在《漫談辛稼軒的經濟生活》一文中指出辛棄疾落職後生活豪奢，從而推斷其為官時可能有貪污行為。[23]在辛棄疾晚年短暫出任期間，就有多次因貪腐之罪名受彈劾而被罷官，在《宋會要》之中也有記載[參 53][24]。鄧廣銘等學者則對這一觀點加以了駁斥。[25]
紀念
濟南
大明湖辛稼軒紀念祠
位於大明湖南岸，建於清光緒三十年(公元1904年)，原為紀念李鴻章的祠堂，1960年改建為辛稼軒紀念祠。[26]建築面積1400平方米，保存比較完好。
四風閘辛棄疾紀念館
位於辛棄疾出生地歷城臨港街道四風閘村南，修建於1996年，占地總面積31畝，建築面積4000平方米。紀念館正門為四柱三開間石牌坊。進入仿宋山門，館前立有「稼軒故里」雕刻石碑，由書法名家歐陽中石題寫。紀念館由位於正北方的三座展廳組成，正中展廳展示了辛棄疾生平事跡，兩側展室則展現辛棄疾的一些有代表意義的歷史畫面。紀念館後與四風閘隔著一片樹林，樹林中是是辛家墳的舊址。[3][27]
長沙
營盤路
辛棄疾雕像，位於長沙市營盤街，當年他建立飛虎軍的地址。
原為營盤街，為長沙城北的一條麻石街，長600餘米。辛棄疾任湖南安撫使時，在潭州建立「飛虎軍」，在馬殷營壘的遺址上建造軍營。該街地處飛虎軍營盤舊址，故而得名「營盤街」。[28][29]1999年，該路被拆除拓寬，初名「展覽館路」，後應學者和市民呼籲，將其更名為營盤路。[30]2003年初，長沙市政府在該路安置了辛棄疾銅像，人物高高約3.5米，馬身長約4米。[31]
上饒
辛棄疾墓
主條目：辛棄疾墓
辛棄疾墓位於中國江西省上饒市鉛山縣永平鎮鼓樓門村陽源山麓。辛棄疾晚年定居鉛山瓢泉，死後葬於陽源山麓，原墓碑立於南宋紹定年間，清代乾隆年間辛棄疾後裔於墓前又立新碑。《鉛山縣誌》載：「辛忠敏棄疾墓，在七都虎頭門。宋紹定間贈光祿大夫，敕葬於此。舊有金字碑立驛道旁，曰稼軒先生神道。」郭沫若為之題寫對聯：「鐵板銅琶繼東坡高唱大江東去，美芹悲黍冀南宋莫隨鴻雁南飛。」[32][33]
電影
《辛棄疾鐵血傳奇》：峨眉電影製片廠於1993年出品的一部影片，虛構了辛棄疾少年時的一段故事。劇中辛棄疾由劉燕軍飾演，其妻范如玉（姓名虛構）由蔣勤勤飾演。[34]
五蠹: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群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脩行義而習文學。行義脩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為明師，為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為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游學者日眾，是世之所以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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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
2015-06-06 19:39:00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語出《韓非子·五蠹》。我個人的理解來說，這裡的「儒」指的是民間思想，包括與正統思想相牴觸與相吻合的；「俠」代表民間武裝與個人行為自由。
韓非是講求中央集權和「法、術、勢」為代表的帝王之術的，一切都是為君主制和中央集權服務，所以，自由斂財的「商」要抑，持反對思想的「儒」要坑，四處遊蕩的「俠」要剪。
韓非。在其著作《韓非子·五蠹》中，提出了儒、遊俠、商人、縱橫家、門客五種危害法家社會的蛀蟲。
「儒以文亂法」
「儒以文亂法」，說的其實是治世。在春秋戰國亂世，民間思想家會向各國君主兜售自己的學問而依附於其，通過自己的思想指導國君完成大業，如果這一位君主不識貨，他們會投奔別處。正像後來在中原西陲崛起的秦國，又有哪一位指導思想家是秦地人？比如商鞅本是衛國人，李斯是楚國人，尉繚是魏國人。儒士，民間思想家四處遊走遊說，是可以左右政治局面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蘇秦張儀。
儒的危害，沒有俠那麼明顯，但對於統治階級來說，儒所代表的潛在的巨大隱患比俠要甚之。依照韓非看來，儒還指的是儒家的思想，是與「法」相牴觸的，使得政府的中心思想不能很好的傳達貫徹。李斯對這個問題有著一針見血的觀點：
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並有天下，別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
《史記·李斯列傳》
李斯認為，我們現今情況（百姓不聽政府的），是由於民間思想太自由，大家就敢誹謗政府，隨意談論政府的是非，在街頭巷尾胡說八道、以標榜自己為意見領袖為高，帶頭傳播民間思想，最終導致皇帝與政府威嚴喪失，民間結黨營私。如果說「俠」殺的是人，那麼「儒」就在誅心。由此，秦始皇帝焚了書，坑了儒。
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易中天先生認為，這是董仲舒代表中國知識分子們一次性地向皇帝、封建統治者交出了靈魂——從此，儒家保持著對國家意思形態壟斷，而自己卻喪失了獨立自由地思考的能力。漢武帝時期儒家成為正統思想後，「亂法」的變成了民間思想家。儒的潛在危害在於理論影響力、民間輿論。後來無論是儒家體制內知識分子還是儒家以外的知識分子，無論東林黨還是李贄，呂留良還是顧炎武，一旦提出了「亂法」的意見，就會在掌權知識分子內部或民間造成強大的輿論導向，這種輿論的力量足以造成高層政治變動和下層人民群眾「揭竿而起」。相應的，統治者們也會大興文字獄整治亂說話的民間思想家。當然，最終千餘年的封建王朝還是亡在了民間思想家孫文手裡，不過他的思想不起源於這片古老的土地，而是舶來品罷了。
「俠以武犯禁」
俠的危害比較明顯。俠，可以是遊俠，刺客，民間武裝，散兵游勇。俠的危害手段也比儒要明顯——刺殺，橫行鄉里，聚眾造反。
俠中排在首位的，是遊俠。司馬遷在《史記·遊俠列傳》中詳寫西漢時代的著名遊俠——郭解。在《史記·遊俠列傳》中，司馬遷如此寫道：「郭解，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可見遊俠是有傳承的，郭解他老子就是個俠。作為休養生息的代表年代，西漢初年實行黃老之術，才有了中國第一個被史家稱頌的「文景之治」，那時候為了休養生息恢復生產力動不動還能大赦天下，而郭解的老子在這種年代也能因「任俠」而被誅死，可見其行徑超越了統治著忍耐力。
年輕時候任俠的郭解年長些後開始以德報怨，於是在《遊俠列傳》中經常出現「少年慕其行」、「客欲殺之」、「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等等言語，這說明，當時郭解身邊存在一批不良少年仰慕郭解，願意為其而死也願意為其殺人——不為國死而為俠死，國家的臉面往哪裡擺？在《遊俠列傳》記錄郭解的後半部，寫了漢武帝為集權而把富戶遷入首都的計劃，這位遊俠的影響力已經達到讓衛青替他向武帝求情的地步。
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
《史記·遊俠列傳》
然而最終這位政府眼中釘的遊俠被誅了九族（遂族郭解翁伯）。一個西漢太平時期的遊俠，都能將自己的名聲從老家傳播到首都，讓不良青少年為其行兇殺人，讓國家軍委主席為他求情，讓富戶在他去首都前為他捐資千萬。在這位著名遊俠被滿門抄斬後，仍湧現了大量遊俠代表，活動在神州大地。（自是之後，為俠者極眾，敖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雖為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
俠的另一大代表，是刺客。與遊俠相同，刺客們也信奉「言必信、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在《史記·刺客列傳》中記載了專諸、豫讓、聶政、荊軻、高漸離等春秋戰國時期的著名殺手。他們的特點就是為了報恩，可以不惜一切手段擊殺仇家，不愛惜自己的身體（哪怕是屍體）。聶政為了怕連累面容相像的姐姐不惜毀容挖眼剖腸而死（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荊軻為了刺秦，用了燕地地圖、樊於期人頭等等高昂成本換取信任與機會。這些刺客作為門客忠於自己的主人，不畏懼對手的高位與重重布防，哪怕瞎了也能施展自己的刺殺技能（高漸離築擊秦王）。
刺客雖然難以阻擋歷史進程，但可以以擊殺高級統治者而使得國家陷入暫時混亂，而且刺客這種成本低廉收效巨大的手段也被歷朝歷代的反對者所喜愛，無論成與不成——張良僱傭大力士在博浪沙擊殺秦始皇、許貢門客為報仇刺殺孫策、「北齊第一殺手」劉桃枝、張差「梃擊」太子朱常洛以至後來革命黨對清廷大員的暗殺，刺客無時無刻不在用手裡的利器「犯禁」。
遊俠、刺客如果作為個人和小團體，除非能力非常牛逼（郭解、荊軻等），那麼影響力也是有限的。但是作為民間武裝則不然，這是有組織的可以真的與政府軍隊相抗衡的力量。當然民間武裝在「犯禁」的時候常常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無論是利用「跳大神式」思想的張角黃巾軍還是「石人一隻眼」傳言的紅巾軍，這些起義軍都是如此。即使是表面上歸屬國家的湘軍，也只認自己的將領不認國家，清廷綠營屢戰屢敗仍不敢啟用民間團練就是基於此原因。雖然曾國藩解散了湘軍，但湘軍成為了近代軍閥的雛形。
當「儒」與「俠」相結合起來，危害就更大了。
這種結合通常表現為民間思想家的思想指導民間武裝進行顛覆國家政權的活動。比如鄉村教師、民間思想家吳用（《大宋宣和遺事》中此君名為吳加亮）。宋代其實是一個文人社會，對文人還算是中國曆朝歷代最為寬厚的了，為了統治集團的「生辰綱」，吳老師鋌而走險，從此以後指揮梁山泊亡命之徒的遊俠武裝對抗政府。值得指出的是無論是何種起義叛亂，凝聚起叛軍、義士的指導思想都不是儒家思想，而是民間宗教信仰，反儒家思想的「異端邪說」。儒家思想提倡忠君愛國，所以像吳用這樣的知識分子參與造反是很少見的。
政府對於散落民間的儒與俠，採用拉攏剿滅、大棒加胡蘿蔔的政策，能拉攏的拉攏，不能拉攏的就處死。處死的代表人物就是郭解和他老子了；成功拉攏的代表作就是受招安的宋江的梁山人馬和文學作品《三俠五義》中的展昭，展昭更是得到了皇帝欽封的「御貓」頭銜。
「儒」與「俠」的民間思想基礎
中國的老百姓是有這種儒俠情節的，簡單來講就是清官，俠客。
當老百姓的財產受到侵害，他們盼一個清官為他們主持公道；當清官不存在，他們更希望有一個俠客為他剪除他的仇人。這也就解釋了《三俠五義》這種清官加俠客的組合故事為什麼在中國大地上廣為流傳。
當然，清官與俠客的存在也代表了百姓們的訴求。正如「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老百姓希望像海瑞那樣家徒四壁的真清官來管事；民間對於雍正評價不高，因而才會有呂留良之女呂四娘的出現。
封建王朝末年，正是一大批民間思想家「儒」手執「民主共和排滿」思想為批判武器，指揮革命黨秘密會社等「俠」，讓他們拿起武器進行批判，才讓這個封建社會垮塌。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然而因為有王朝更迭作為國家自我修復手段，所以直到近代民主思想傳入才打破這一規律。韓非預見到了封建王朝最大的敵人——商、儒、俠，想到了主體，但是沒想到亂法犯禁的武器，更沒想到這一亂一犯結束了封建制度，開始了一個他未曾想到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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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蠹，就是五種蛀蟲，韓非子認為學者（儒者）、言談著（縱橫家）、帶劍者（俠客）、患御者（害怕戰爭當兵的人） 、商工之民是擾亂法治的五種人。 本篇是韓非重要的一篇文章，據《史記》記載，秦王讀到這篇文章時，慨嘆說：「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這篇文 章強調法治的重要性，以及時代的不同，治理的方式亦不同，反對儒家的崇古（法先王、講仁義），而強調重賞嚴刑的重要性。
（～續前篇）
儒以文亂法（儒家學者以其學說來擾亂法律）， 俠以武犯禁（俠客用武力來挑戰法禁），而人主兼禮之， 此所以亂也。夫離法（違背法律）者罪，而諸先生以 文學取（被人主錄用）； 犯罪者誅，而群俠以私劍養（以私人武力被蓄養）。 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取、上、下（法令、錄用、君主、官吏）， 四相反也，而無所定（四方面的做法相抵觸，而沒有明確的標準）， 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不應當被稱讚）， 譽之則害功（功業）。 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有直躬（人名，可能是韓非子虛擬的人物，表示 正直的人），其父竊羊而謁（稟告）之吏。 令尹曰：「殺之！（殺了直躬！）」， 以為直於君而曲於父（對國君盡忠，而對父親不孝）， 報（審判）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 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背；逃跑）。仲尼問其故， 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如果戰死就無法奉養老父）。」仲尼以 為孝，舉而上之（升官）。以是觀之， 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以直躬不孝而殺之）而楚姦不 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相反）也。 而人主兼舉（讚揚）匹夫 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冀；必定是沒有希望的）矣。
古者，倉頡之作書（發明文字）也， 自環者謂之「私」（古代篆文的「私」字 就像環抱的形狀），背私謂之「公」（古代篆文的「公」字， 就像違背環抱的形狀）。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 蒼頡發明文字時，就知道私利與公利是相反，無法兼顧的）。 今以為同利者，不察（不仔細研究）之患也。 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授事，任以政事）； 文學習則為明師，為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為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 故不相容之事，不可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卻又讚美仁慈施恩的行為）。 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兼愛之說（卻又相信兼愛的主張）。堅甲厲兵以 備難（防備危難）， 而美薦紳之飾（卻又讚美文官的服飾；指重用文官）。 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軍人），貴文學之 士（卻又尊貴文學之士）。廢（不任用）敬 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這一類的人物）。 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 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服役者， 指從事耕戰的人）簡 其業（鬆懈荒廢其本業），而游學者（周遊 講學的人）日眾，是世之所以亂也。（～待續）
韓非（約前275年－前221年），為中國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 為韓國貴族子弟，他綜合了申不害、商鞅等人的法家思想，發展成為完整的理論。 韓非多次上書韓王，卻不為所用，憤而著《孤憤》、《五蠹》等篇，十餘萬言。 其後，秦王嬴政讀到韓非的文章，大為讚賞，於是以戰爭為要脅，逼韓非出使秦國。 韓非至秦國後，卻受李斯忌妒，向秦王進讒，陷韓非入獄，最後在獄中服毒自盡。
韓非子一書所談論的核心主題是「主道」（君主的統治術），這套學說成為秦統一 天下之後兩千年來帝王專制統治所奉行的法則。韓非的政治主張未必全然適用於 現代社會。而從文學的角度來看，《韓非子》一書，是中國文學的瑰寶。兩千多年前， 韓非竟已能寫出如此犀利深刻的議論文，其文章修辭語言精練，句法富於變化， 極具邏輯及分析力，又善於運用大量的歷史、傳說、典故、寓言以強化論證的說服 力及生動性。據《史記》記載，秦王贏政（秦始皇）看到韓非的《孤憤》、《五蠹》 文章時，慨嘆說：「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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