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姜太公/六韜三略/《六韜》被列為《武經七書》之一，為武學必讀之書/《六韜》又稱《太公六韜》或《太公兵法》全書以問答形式呈現，以周武王設問、姜太公答之，來探討各種古代軍政議題。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BCio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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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經七書》是北宋朝廷作為官書頒行的兵法叢書，是中國古代第一部軍事教科書。它由《孫子兵法》《吳子兵法》《六韜》《司馬法》《三略》《尉繚子》《李衛公問對》七部著名兵書彙編而成。宋朝以來一直作為武學必讀的《武經七書》，集中了古代漢族軍事著作的精華。注重軍事史學也是漢族文化史的一個突出的特點。
它是中國古代兵書的精華，是中國軍事理論殿堂裡的瑰寶。它不僅是漢民族的精神財富，也是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財富。它奠定了中國古代軍事學的基礎，對中國和世界發展近代、現代軍事科學起了積極的作用。校定、頒行《武經七書》，是北宋朝廷在軍事理論建設上的一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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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經七書》是中國宋代官方校刊頒行的兵法叢書和軍事教科書。宋神宗於熙寧五年（1072）六月，繼宋仁宗之後重新開設「武學」（軍事學校）。為了適應教學和軍事訓練的需要，元豐三年 (1080)四月，宋神宗詔命國子監司業朱服等人「校定《孫子》、《吳子》、《六韜》、《司馬法》、《三略》、《尉繚子》、《李靖問對》等書，鏤版行之」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百三）。校定后的七部兵書共25卷，於元豐年間（1078～1085）刊行，統稱《武經七書》，以之考選武舉和教學。
1 《武經七書》 -概述

《武經七書》是北宋朝廷作為官書頒行的兵法叢書，

《武經七書》
武經七書
是中國古代第一部軍事教科書。它由《孫子兵法》、《吳子兵法》、《六韜》、《司馬法》、《三略》、《尉繚子》、《李衛公問對》七部著名兵書彙編而成。北宋政府頒行《武經七書》是遵照皇帝趙頊(即宋神宗)的旨意進行的。為適應軍事鬥爭、教學、考選武舉的需要，宋神宗於元豐三年(1080年)命令當朝最高學府國子監司業朱服等人組織力量校定、彙編、出版上述七書。武學博士何去非參與了此項工作。校定這七部兵書，用了三年多的時間，到元豐六年(1083年)冬才完成了刊行的準備工作。校定后的這七部兵書命名為《武經七書》，共25卷。這是北宋朝廷從當時流行的三百四十多部中國古代兵書中挑選出來的，作為武學經典。可見，這七部兵書是何等重要。它是中國古代兵書的精華，是中國軍事理論殿堂里的瑰寶。它不僅是中華民族的精神財富，也是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財富。它奠定了中國古代軍事學的基礎，對中國和世界發展近代、現代軍事科學起了積極的作用。校定、頒行《武經七書》，是北宋朝廷在軍事理論建設上的一個貢獻。
《武經七書》頒行后，備受世人關注。為了更好地發揮它在戰爭、國防、建軍、

《武經七書》
《武經七書》
教學中的作用，注家蜂起，先後出現了幾十種註釋本，其中主要的、有代表性的注本，有宋朝施子美的《武經七書講義》，明朝劉寅的《武經七書直解》、黃獻臣的《武經開宗》，清朝朱塘的《武經七書匯解》、丁洪章的《武經七書全解》等。這些註釋本，對研究、學習《武經七書》，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武經七書》頒行后，成為宋朝以來軍事學校和考選武舉的基本教材。南宋規定，武學(軍事學校)的學生，必須學習兵法。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為軍事鬥爭和教學之急需，命令兵部刻印《武經七書》發給有關官員和高級將領及其子孫學習。《武經七書》宋刊本，曾被日本人買去；後來特別是17世紀以來，在日本出現了多種重刊本、翻譯本和註解本。撈呤閿中的頭兩部兵書《孫子兵法》、《吳子兵法》在歐、亞、美流傳更廣。可見《武經七書》在國外的影響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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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武經七書》 -主要內容

《孫子兵法》
《武經七書》
《孫子兵法》

在孫武晉見吳王闔閭時就是一部獨立的軍事著作。既后又增加了他在吳國的戰爭經驗，從而更加完備。它問世之後，得到了社會上廣泛的重視和流傳。《韓非子．五蠹》說：戰國時侯，「藏孫(孫武和孫臏)、吳(吳起)之書者家有之」。從現存漢、唐、宋古籍對《孫子兵法》的徵引看，就有好幾種不同的抄本。銀雀山出土的《孫子兵法》殘簡，是所能看到的最古的抄本了，其中《形篇》就是文字不盡相同的甲乙兩個寫本。北宋時的《十家注孫子》本與《武經七書》系統的《孫子》本也有某些不同。
在漢朝中期以前，《孫子兵法》十三篇是獨立而完整的。西漢未年劉向《七錄》則稱《孫子兵法》三卷。不說「十三篇」而說「三卷」，可能是由於從簡策變為帛書的緣故。而晚於《史記》一百多年的《漢書．藝文志．兵權謀》卻記載為《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清朝學者畢以珣在《孫子敘錄》中指出了這一篇帙驟增的原因。他說：八十二篇中，除了孫武見闔閭以前所作的十三篇外，其餘六十九篇都是孫武的佚文。這六十九篇佚文，大部分已失傳了。恢復十三篇原型的工作，直到距《漢書》六十多年後的東漢末年，才由曹操親自完成。這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宋朝《十家注孫子》古本。它把十三篇以外的六十九篇另編為《續孫子兵法》二卷。在《隋書?經籍志》和《唐書?藝文志》中都有著錄，大概在唐以後才失傳。

《尉繚子》
是中國古代著名兵書，

《武經七書》
《尉繚子》
《武經七書》之一。歷有著錄，但篇數不等，有《續古逸叢書》影宋本及明、清刊本等存世，5卷，24篇，9000餘字。另唐魏徵《群書治要》輯存4篇；1972年，銀雀山漢初墓出土殘簡6篇，與其他版本相應之篇大同小異。《隋書.經籍志》注稱《尉繚子》作者為尉繚，梁惠王時人」，有疑為秦王政時尉繚所作，也有疑為後人偽托。據現有資料推斷，成書似在戰國中期。
《尉繚子》傳世本共五卷二十四篇，以南宋刻《武經七書》本為最古。《漢書·藝文志》雜家著錄《尉繚》二十九篇，兵形勢家著錄《尉繚》三十一篇。據《隋書》、《舊唐書》的《經籍志》和《唐書·藝文志》，傳世的是雜家的《尉繚》。其篇數與《漢書》不符，當因在流傳過程中有部分亡佚。該書內容大部分論兵，因此宋以後多視為兵家著作，但其論兵，與《漢書》所謂兵形勢家異趣，有人以為即《漢書》兵形勢家的《尉繚》，恐不可信。《漢書》雜家《子晚子》下注有「齊人，好議兵，與司馬法相似」，可見今所傳《尉繚子》有可能列入雜家。

《吳子》
中國古代著名兵書，《武經七書》之一。相傳戰國初期吳起所著，戰國末年即已流傳。《漢書.藝文志》稱「吳起四十八篇」，《隋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均載為一卷。今有《續古逸叢書》影宋本及明、清刊本，存圖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六篇，分上下兩卷。《吳子》是在封建制度確立后，戰爭和軍事思想有了顯著發展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這時，軍隊成分的改變，鐵兵器和弩的廣泛使用以及騎兵的出現，引起了作戰方式的明顯變化。它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的戰爭理論、軍隊建設和作戰指導方面的觀點。

《武經七書》
武經七書
《吳子》主張「內修文德，外治武備」(《續古逸叢書》影宋本，下同)，把政治和軍事緊密結合起來，所謂「文德」，就是「道、義、禮、仁」，並以此治理軍隊和民眾。認為「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強調軍隊、國家要和睦。所謂「武備」，就是「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寶」，必須「簡募良材，以備不虞」。它把戰爭區分為義兵、強兵、剛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質，主張對戰爭要採取慎重的態度，反對窮兵黷武。

《司馬法》
古代重要兵書之一。大約成書於戰國初期。據《史記·司馬穰苴列傳》記載：「齊威王(公元前356-前320年)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漢代對《司馬法》評價很高。武帝時，「置尚武之官，以《司馬兵法》選，位秩比博土」。(見苟悅《申鑒·時事篇》)司馬遷稱道《司馬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見《史記·司馬穰苴列傳》)。據《漢書·藝文志》記載，當時《司馬法》共一百五十五卷。東漢以後，馬融、鄭玄、曹操等人的著作中，都曾以《司馬法》為重要文獻資料而加以徵引，據以考證西周和春秋時期的軍制。晉唐之間，杜預、賈公彥、杜佑、杜牧等人，也多以《司馬法》為立說的根據。可見《司馬法》當時仍具有軍事權威著作的聲譽。宋元豐中(公元1078-1085年)把《司馬法》列為《武經七書》之一，頒行武學，定為將校必讀之書，其重視程度，也不減晉唐。
3 《武經七書》 -重要影響

《武經七書》北宋刊本已不可見，現存南宋孝宗或光宗時刻本，原為陸心源宋樓藏書，后被日本岩崎氏買去，藏日本靜嘉堂。國內有《續古逸叢書》影宋本。宋本《武經七書》校刊精審，明清以來翻刻傳抄，多據為底本，成為獨具特色的《武經七書》系統本。

《武經七書》
《武經七書》問世之後，注家蜂起，存世之作，不下數十種。宋朝施子美《施氏七書講義》是現存最早的注本，對明清注家起了發凡啟例的作用。明朝建國，重視武學，太祖朱元璋提倡「軍官子孫，講讀武書」，促進了對《武經七書》的研究。代表性的注本有劉寅《武經七書直解》、黃獻臣《武經開宗》、張居正輯注《武經七書》、李贄《七書參同》、陳玖學《評註七子兵略》等。其中《武經七書直解》因「註疏詳明，引據切當」，最為後人重視。清朝沿襲宋明舊制，亦重《武經七書》，然注家大多限於彙輯前人舊說，少有新意。影響較大的有朱墉《武經七書匯解》、丁洪章《武經七書全解》等。《武經七書》集中了中國古代兵法的精華，被宋及後世確定為兵學經典，對中國軍事思想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各種注本對人們學習和研究《武經七書》具有參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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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經七書》是北宋朝廷作為官書頒行的兵法叢書，是中國古代第一部軍事教科書。它由《孫子兵法》《吳子兵法》《六韜》《司馬法》《三略》《尉繚子》《李衛公問對》七部著名兵書彙編而成。它是中國古代兵書的精華，是中國軍事理論殿堂裡的瑰寶。它不僅是中華民族的精神財富，也是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財富。它奠定了中國古代軍事學的基礎，對中國和世界發展近代、現代軍事科學起了積極的作用。校定、頒行《武經七書》，是北宋朝廷在軍事理論建設上的一個貢獻。
　　北宋政府頒行《武經七書》是遵照皇帝宋神宗的旨意進行的。為適應軍事鬥爭、教學、考選武舉的需要，宋神宗於元豐三年（1080）命令當朝最高學府國子監司業朱服等人組織力量校定、彙編、出版上述七書。武學博士何去非參與了此項工作。校定這七部兵書，用了三年多的時間，到元豐六年（1083）冬才完成了刊行的準備工作。校定後的這七部兵書命名為《武經七書·武經七書相關圖書》，共25卷。這是北宋朝廷從當時流行的340多部中國古代兵書中挑選出來的，作為武學經典。
　　《武經七書》頒行後，備受世人關注。為了更好地發揮它在戰爭、國防、建軍、教學中的作用，注家蜂起，先後出現了幾十種註釋本。其中主要的、有代表性的注本，有宋朝施子美的《武經七書講義》，明朝劉寅的《武經七書直解》、黃獻臣的《武經開宗》，清朝朱塘的《武經七書匯解·武經七書相關圖書》、丁洪章的《武經七書全解》等。這些註釋本，對研究、學習《武經七書》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可見，這七部兵書是何等重要。
《武經七書》頒行後，成為宋朝以來軍事學校和考選武舉的基本教材。南宋規定，武學（軍事學校）的學生，必須學習兵法。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為軍事鬥爭和教學之急需，命令兵部刻印《武經七書》發給有關官員和高級將領及其子孫學習。《武經七書》宋刊本，曾被日本人買去；後來特別是17世紀以來，在日本出現了多種重刊、翻譯本和註解本。頭兩部兵書《孫子兵法》《吳子兵法》在歐、亞、美流傳更廣。
《孫子兵法》
　　在孫武晉見吳王闔閭時就是一部獨立的軍事著作。既後又增加了他在吳國的戰爭經驗，從而更加完備。它問世之後，得到了社會上廣泛的重視和流傳。《韓非子·五蠹》說：戰國時侯，“藏孫(孫武和孫臏)、吳(吳起)之書者家有之”。從現存漢、唐、宋古籍對《孫子兵法》的徵引看，就有好幾種不同的抄本。銀雀山出土的《孫子兵法》殘簡，是所能看到的最古的抄本了，其中《形篇》就是文字不盡相同的甲乙兩個寫本。北宋時的《十家注孫子》本與《武經七書》系統的《孫子》本也有某些不同。
　 在漢朝中期以前，《孫子兵法》13篇是獨立而完整的。西漢未年劉向《七錄》則稱《孫子兵法》三卷。不說“13篇”而說“三卷”，可能是由於從簡策變為帛書的緣故。而晚於《史記》100多年的《漢書·藝文志·兵權謀》卻記載為《孫子兵法》82篇，圖9卷。清朝學者畢以珣在《孫子敘錄》中指出了這一篇帙驟增的原因。他說：82篇中，除了孫武見闔閭以前所作的十三篇外，其餘69篇都是孫武的佚文。這69篇佚文，大部分已失傳了。恢復13篇原型的工作，直到距《漢書》60多年後的東漢末年，才由曹操親自完成。這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宋朝《十家注孫子》古本。它把13篇以外的69篇另編為《續孫子兵法》二卷。在《隋書·經籍志》和《唐書·藝文志》中都有著錄，大概在唐以後才失傳。
《尉繚子》
　　是中國古代著名兵書，《武經七書》之一。歷有著錄，但篇數不等，有《續古逸叢書》影宋本及明、清刊本等存世，5卷，24篇，9000餘字。另唐魏徵《群書治要》輯存4篇；1972年，銀雀山漢初墓出土殘簡6篇，與其他版本相應之篇大同小異。《隋書.經籍志》注稱《尉繚子》作者為尉繚，梁惠王時人”，有疑為秦王政時尉繚所作，也有疑為後人偽託。據現有資料推斷，成書似在戰國中期。
　《尉繚子》傳世本共五卷24篇，以南宋刻《武經七書》本為最古。《漢書·藝文志》雜家著錄《尉繚》29篇，兵形勢家著錄《尉繚》31篇。據《隋書》、《舊唐書》的《經籍志》和《唐書·藝文志》，傳世的是雜家的《尉繚》。其篇數與《漢書》不符，當因在流傳過程中有部分亡佚。該書內容大部分論兵，因此宋以後多視為兵家著作，但其論兵，與《漢書》所謂兵形勢家異趣，有人以為即《漢書》兵形勢家的《尉繚》，恐不可信。《漢書》雜家《子晚子》下注有“齊人，好議兵，與司馬法相似”，可見今所傳《尉繚子》有可能列入雜家。
《吳子》
　　中國古代著名兵書，《武經七書》之一。相傳戰國初期吳起所著，戰國末年即已流傳。《漢書·藝文志》稱“吳起48篇”，《隋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均載為一卷。今有《續古逸叢書》影宋本及明、清刊本，存圖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6篇，分上下兩卷。
《吳子》是在封建制度確立後，戰爭和軍事思想有了顯著發展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這時，軍隊成分的改變，鐵兵器和弩的廣泛使用以及騎兵的出現，引起了作戰方式的明顯變化。它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的戰爭理論、軍隊建設和作戰指導方面的觀點。《吳子》主張“內修文德，外治武備”(《續古逸叢書》影宋本，下同)，把政治和軍事緊密結合起來，所謂“文德”，就是“道、義、禮、仁”，並以此治理軍隊和民眾。認為“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強調軍隊、國家要和睦。所謂“武備”，就是“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寶”，必須“簡募良材，以備不虞”。它把戰爭區分為義兵、強兵、剛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質，主張對戰爭要採取慎重的態度，反對窮兵黷武。
《司馬法》
　　古代重要兵書之一。大約成書於戰國初期。據《史記·司馬穰苴列傳》記載：“齊威王(公元前356-320年)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漢代對《司馬法》評價很高。武帝時，“置尚武之官，以《司馬兵法》選，位秩比博土”(見苟悅《申鑒·時事篇》)。司馬遷稱道《司馬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見《史記·司馬穰苴列傳》)。據《漢書·藝文志》記載，當時《司馬法》共155卷。東漢以後，馬融、鄭玄、曹操等人的著作中，都曾以《司馬法》為重要文獻資料而加以徵引，據以考證西周和春秋時期的軍制。晉唐之間，杜預、賈公彥、杜佑、杜牧等人，也多以《司馬法》為立說的根據。可見《司馬法》當時仍具有軍事權威著作的聲譽。宋元豐中(公元1078-1085年)把《司馬法》列為《武經七書》之一，頒行武學，定為將校必讀之書，其重視程度，也不減晉唐。
　　中國宋代官方校刊頒行的兵法叢書和軍事教科書。宋神宗於熙寧五年（1072）6月，繼宋仁宗之後重新開設“武學”（軍事學校）。為了適應教學和軍事訓練的需要，元豐三年（1080）4月，宋神宗詔命國子監司業朱服等人“校定《孫子》《吳子》《六韜》《司馬法》《三略》《尉繚子》《李靖問對》等書，鏤版行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三）。校定後的七部兵書共25卷，於元豐年間（1078-1085）刊行，統稱《武經七書》，以之考選武舉和教學。
　 《武經七書》北宋刊本已不可見，現存宋孝宗或宋光宗時刻本，原為陸心源宋樓藏書，後被日本岩崎氏買去，藏日本靜嘉堂。國內有《續古逸叢書》影宋本。宋本《武經七書》校刊精審，明清以來翻刻傳抄，多據為底本，成為獨具特色的《武經七書》系統本。
　 《武經七書》注家數十種，現存最早的注本是宋朝施子美的《施氏七書講義》。明朝建國，重視武學，朱元璋提倡“軍官子孫，講讀武書”，促進了對《武經七書》的研究。代表性的注本有劉寅《武經七書直解》、黃獻臣《武經開宗》、張居正輯註《武經七書》、李贄《七書參同》、陳玖學《評註七子兵略》等。其中《武經七書直解》因“注疏詳明，引據切當”，最為後人重視。清朝沿襲宋明舊制，亦重《武經七書》，然注家大多限於匯輯前人舊說，少有新意。影響較大的有朱墉《武經七書匯解》、丁洪章《武經七書全解》等。《武經七書》集中了中國古代兵法的精華，被宋朝及後世確定為兵學經典，對中國軍事思想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各種注本對人們學習和研究《武經七書》具有參考作用。
　　《武經七書》北宋刊本已不可見，現存南宋孝宗或光宗時刻本，原為陸心源宋樓藏書，後被日本岩崎氏買去，藏日本靜嘉堂。國內有《續古逸叢書》影宋本。宋本《武經七書》校刊精審，明清以來翻刻傳抄，多據為底本，成為獨具特色的《武經七書》系統本。
《武經七書》問世之後，注家蜂起，存世之作，不下數十種。宋朝施子美《施氏七書講義》是現存最早的注本，對明清注家起了發凡啟例的作用。明朝建國，重視武學，太祖朱元璋提倡“軍官子孫，講讀武書”，促進了對《武經七書》的研究。代表性的注本有劉寅《武經七書直解》、黃獻臣《武經開宗》、張居正輯註《武經七書》、李贄《七書參同》、陳玖學《評註七子兵略》等。其中《武經七書直解》因“注疏詳明，引據切當”，最為後人重視。清朝沿襲宋明舊制，亦重《武經七書》，然注家大多限於匯輯前人舊說，少有新意。影響較大的有朱墉《武經七書匯解》、丁洪章《武經七書全解》等。《武經七書》集中了中國古代兵法的精華，被宋及後世確定為兵學經典，對中國軍事思想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各種注本對人們學習和研究《武經七書》具有參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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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兵法武學中的四書五經有哪些，兵法七大經典又是那些？

《孫子兵法》有兩個版本的系統。一個是《孫子兵法》十家注或者十一家注，曹操帶頭，後面也有一些是文人，包括唐朝的詩人杜牧，文人也一樣對兵法有興趣。像杜牧對兵法也下了三十年的工夫，樂此不疲。文人愛兵，不是說愛殺人，而是動腦筋，有創造性。杜牧是一個風流詩人，他也是注《孫子兵法》之一家。

第二個版本系統就是《武經七書》，《武經七書》是北宋朝廷作為官書頒行的兵法叢書，北宋時要考武科狀元，但是武科不能是大老粗，也有理論考試，國家就編了七本具有代表性的兵學著作，為武科科考用書，即《武經七書》。它是中國古代第一部軍事教科書，《孫子兵法》為首，《吳子兵法》第二，第三就是《司馬法))。第四《尉繚子》、第五《黃石公三略》、第六《六韜》、第七《唐太宗李衛公問對》。這七部兵書是北宋朝廷從當時流行的三百四十多部中國古代兵書中挑選出來的，作為武學經典。可見，這七部兵書是何等重要。它是中國古代兵書的精華，奠定了中國古代軍事學的基礎，這也是北宋朝廷在軍事理論建設上的一大功績吧。《武經七書》前六本都是先秦時代成書，只有第七本是唐朝的。我們都知道有四書五經，但是武學這方面也有經，可見中國人很是迷戀經典。

《司馬法》流傳下的文字不多，但是最早的作者比孫武還要古，是我國古代重要兵書之一。戰國初，「司馬法》已經失傳，據《史記·司馬穰苴列傳))記載：「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日((司馬穰苴兵法》。」也就是說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把司馬穰苴的著作也附在其中，編成《司馬穰苴兵法》。因此，《司馬穰苴兵法》既包括有古代《司馬法》的內容，又有司馬穰苴對《司馬法》的詮釋和自己的著作。《司馬法》流傳至今已兩千多年，亡佚很多，現僅殘存五篇。但就在這殘存的五篇中，也還記載著從殷周到春秋、戰國時期的一些古代作戰原則和方法，對我們研究那個時期的軍事思想，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還有就是姜太公的兵法，姜太公當然更早了，三千一百多年前，太公兵法彙編為《六韜))，((六韜》很豐富，有六十卷，分成六個部分，有《文韜》、《武韜》，還有以動物為名的《龍韜》、《虎韜》、《豹韜))、《犬韜》。《六韜》很值得看，當然絕對不是姜子牙寫的，但是他的思想、事跡，以及武王伐紂的戰爭，都在其中。「韜」字本意就是弓或劍的套子，要把弓和劍隱藏起來，不要鋒芒畢露，即戰略企圖、兵力配置不可以讓別人知道，所以有一定的隱秘性。革命戰爭更是如此，要隱秘，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有了《六韜》，就有((黃石公三略》，簡稱((三略》，分上略、中略、下略。傳說是張良的老師黃石公留下來的兵法，跟姜太公有思想源流上的關聯。《三略》不完全談軍事，從以政領軍的角度出發，就如《易經》中的師卦，強調軍事是為政治服務的。除了有軍事大戰略，還有國家戰略，即「政略」。張良在楚漢相爭那個時代背景中，《三略》的思想是很寶貴的。我們所了解的張良沒寫過書，但是他的大功業肯定超過春秋時代的范蠡。范蠡只是處理好一個地區而已，而張良面對的是全中國。先秦的《孫子兵法》、《吳子兵法》、《六韜》、《三略))、《司馬法》以外，還有一本叫《尉繚子》。《尉繚子》一書在西漢已流行，一般認為成書於戰國時代。對於它的作者、成書年代以及性質歸屬，歷代頗有爭議，因為戰國時代有兩個有名的尉繚子，一是魏惠王時的隱士，一為秦始皇時的大梁人尉繚。這一部書應該是跟秦始皇打過交道的尉繚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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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兵法》
在孫武晉見吳王闔閭時就是一部獨立的軍事著作。既後又增加了他在吳國的戰爭經驗，從而更加完備。它問世之後，得到了社會上廣泛的重視和流傳。《韓非子．五蠹》說：戰國時候，“藏孫(孫武和孫臏 )、吳( 吳起 )之書者家有之”。從現存漢、唐、宋古籍對《孫子兵法》的徵引看，就有好幾種不同的抄本。銀雀山出土的《孫子兵法》殘簡，是所能看到的最古的抄本了，其中《形篇》就是文字不盡相同的甲乙兩個寫本。北宋時的《十家注孫子》本與《武經七書》系統的《孫子》本也有某些不同。
在漢朝中期以前，《孫子兵法》十三篇是獨立而完整的。西漢未年劉向《七錄》則稱《孫子兵法》三卷。不說“十三篇”而說“三卷”，可能是由於從簡策變為帛書的緣故。而晚於《史記》一百多年的《漢書．藝文志．兵權謀》卻記載為《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清朝學者畢以珣在《孫子敘錄》中指出了這一篇帙驟增的原因。他說：八十二篇中，除了孫武見闔閭以前所作的十三篇外，其餘六十九篇都是孫武的佚文。這六十九篇佚文，大部分已失傳了。恢復十三篇原型的工作，直到距《漢書》六十多年後的東漢末年，才由曹操親自完成。這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宋朝《十家注孫子》古本。它把十三篇以外的六十九篇另編為《續孫子兵法》二卷。在《隋書?經籍志》和《唐書·藝文志》中都有著錄，大概在唐以後才失傳。
《尉繚子》
是中國古代著名兵書，《武經七書》之一。歷有著錄，但篇數不等，有《續古逸叢書》影宋本及明、清刊本等存世，5卷，24篇，9000餘字。另唐魏徵《群書治要》輯存4篇；1972年，銀雀山漢初墓出土殘簡6篇，與其他版本相應之篇大同小異。《隋書.經籍志》注稱《尉繚子》作者為尉繚，梁惠王時人”，有疑為秦王政時尉繚所作，也有疑為後人偽託。據現有資料推斷，成書似在戰國中期。
《尉繚子》傳世本共五卷二十四篇，以南宋刻《武經七書》本為最古。《漢書·藝文志》雜家著錄《尉繚》二十九篇，兵形勢家著錄《尉繚》三十一篇。據《隋書》、《舊唐書》的《經籍志》和《唐書·藝文志》，傳世的是雜家的《尉繚》。其篇數與《漢書》不符，當因在流傳過程中有部分亡佚。該書內容大部分論兵，因此宋以後多視為兵家著作，但其論兵，與《漢書》所謂兵形勢家異趣，有人以為即《漢書》兵形勢家的《尉繚》，恐不可信。《漢書》雜家《子晚子》下注有“齊人，好議兵，與司馬法相似”，可見今所傳《尉繚子》有可能列入雜家。
《吳子》
中國古代著名兵書，《武經七書》之一。相傳戰國初期吳起所著，戰國末年即已流傳。《漢書.藝文志》稱“吳起四十八篇”，《隋書.經籍志》、《新唐書 .藝文志》均載為一卷。今有《續古逸叢書》影宋本及明、清刊本，存圖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六篇，分上下兩卷。《吳子》是在封建制度確立後，戰爭和軍事思想有了顯著發展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這時，軍隊成分的改變，鐵兵器和弩的廣泛使用以及騎兵的出現，引起了作戰方式的明顯變化。它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的戰爭理論、軍隊建設和作戰指導方面的觀點。
《吳子》主張“內修文德，外治武備”(《續古逸叢書》影宋本，下同)，把政治和軍事緊密結合起來，所謂“文德”，就是“道、義、禮、仁”，並以此治理軍隊和民眾。認為“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強調軍隊、國家要和睦。所謂“武備”，就是“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寶”，必須“簡募良材，以備不虞”。它把戰爭區分為義兵、強兵、剛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質，主張對戰爭要採取慎重的態度，反對窮兵黷武。
《司馬法》
古代重要兵書之一。大約成書於戰國初期。據《史記·司馬穰苴列傳》記載：“ 齊威王 (公元前356-前320年)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武經七書相關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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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對《司馬法》評價很高。武帝時，“置尚武之官，以《司馬兵法》選，位秩比博土”。(見苟悅《申鑒·時事篇》) 司馬遷稱道《司馬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見《史記·司馬穰苴列傳》)。據《漢書·藝文志》記載，當時《司馬法》共一百五十五卷。東漢以後，馬融、鄭玄、曹操等人的著作中，都曾以《司馬法》為重要文獻資料而加以徵引，據以考證西周和春秋時期的軍制。晉唐之間，杜預、賈公彥、杜佑、杜牧等人，也多以《司馬法》為立說的根據。可見《司馬法》當時仍具有軍事權威著作的聲譽。宋元豐中(公元1078-1085年)把《司馬法》列為《武經七書》之一，頒行武學，定為將校必讀之書，其重視程度，也不減晉唐。
《六韜》
《六韜》又稱《太公六韜》、《太公兵法》、《素書》，舊題周初太公望（即呂尚、姜子牙）所著，普遍認為是後人依托，作者已不可考。現在一般認為此書成於戰國時代。全書以太公與文王、武王對話的方式編成。此書在“道家”列“《太公》 ，二百三十七篇”，其中《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儒家類著錄有《國史六》“即今之《六韜》也，蓋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字與韜同也。”《隋書·經籍志》明確記載：“《太公六韜》五卷，周文王師姜望撰。”1972年4月，在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古墓中，發現了大批竹簡，其中就有《六韜》的五十多枚，這就證明《六韜》至少在西漢時已廣泛流傳了。
《六韜》是一部集先秦軍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對後代的軍事思想有很大的影響，被譽為是兵家權謀類的始祖。司馬遷《史記。齊太公世家》稱：“後世之言兵及週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北宋神宗元豐年間，《六韜》被列為《武經七書》之一，為武學必讀之書。《六韜》在16世紀傳入日本，18世紀傳入歐洲，現今已翻譯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種文字。
《三略》
《三略》，原名《黃石公三略》，是我國古代著名的兵書，相傳作者為漢初隱士黃石公。最早提及此書的是司馬遷。《史記。留侯世家》中記載：張良刺殺秦始皇未成，遭追捕，被迫隱姓埋名藏匿於下邳（今江蘇邳縣），在這裡遇見一位自稱谷城山下黃石的老者，授其一部《太公兵法》，即《黃石公三略》，其後此公便不見於史載。張良得書，潛心研究，後幫助劉邦取得天下，建立了西漢政權。但據考證，《黃石公三略》的成書當不早於西漢中期，它是後人在吸收先秦優秀軍事思想的基礎上，總結秦漢初政治統治和治軍用兵的經驗，假託前人名義編纂而成，其中有許多獨到之處。
《黃石公三略》分上略、中略、下略3個部分，共3800餘字。與前代兵書不同，它是一部專論戰略的兵書，尤其側重闡述政略，這是該書的一個顯著特點。它是我國古代第一部專講戰略的專著。《三略》的另一個特點，即是大量引用古代兵書《軍讖》、《軍勢》中的內容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共引用了700餘字，佔全書的1/6強。因而為後人保留了這兩部已佚兵書的部分精華。
《李衛公問對》
《李衛公問對》，又稱《唐太宗李衛公問對》、《李靖問對》。唐代著名軍事家李靖撰，是唐太宗李世民與李靖討論軍事問題的言論輯錄。此書有人懷疑是北宋阮逸偽作，因為此書在史書《舊唐書》和《新唐書》沒有記載。此書多半為後人託名之作。
現存《李衛公問對》共三卷，分為上、中、下三部分，一萬餘字，記錄了唐太宗與李靖問答九十八條次。內容豐富，多聯繫唐以前戰例及太宗、李靖本人的親身經歷，參照歷代兵家言論，圍繞著奪取主動權、奇正、虛實、主客、攻守、形勢等問題進行討論，闡述其軍事思想。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其書分別奇正，指畫攻守，亦易主客，於兵家微言，時有所得”。這一概括應該說是簡明扼要的。
從現存的《李衛公問對》來看，該書主要表現了李靖如下幾個方面的軍事思想：一、“致人而不致於人”的思想。李靖說，兵法“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人已”。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就是掌握戰場上的主動權，讓敵人受制於己方，而不讓己方受制於敵方。李靖在書中提出的奇正、虛實、攻守等，都是為了實現“致人而不致於人”的目的。也可以說，李靖的整套戰略戰術都是圍繞這一中心來設計的。客觀地說，這種“致人而不致於人”的思想並非李靖的首創，在《孫子兵法》等兵書中都有反映，但都沒有李靖強調得這麼突出。二、奇正思想。“奇”與“正”是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一對重要範疇。。《李衛公問對》對這一問題的貢獻和發展表現在：首先是進一步充實了奇、正的內容，認為奇、正包含著豐富的內涵。例如，它認為，對敵進行政治聲討是正，進行軍事打擊是奇；公開出兵是正，奇襲是奇；主攻方向或主要防禦方向是正，助攻方向或次要防禦方向是奇；前進為正，後退為奇等等。其次是提出了“正亦勝，奇亦勝”的思想。《孫子兵法》曾提出了“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的思想，而《李衛公問對》則認為，善於用兵的人，無處不是正，無處不是奇。
版本介紹
《武經七書》頒行後，備受世人關注。為了更好地發揮它在戰爭、國防、建軍、教學中的作用，注家蜂起，先後出現了幾十種註釋本，其中主要的、有代表性的注本，有宋朝施子美的《武經七書講義》，明朝劉寅的《武經七書直解》、黃獻臣的《武經開宗》，清朝朱塘的《武經七書匯解
武經七書相關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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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洪章的《武經七書全解》等。這些註釋本，對研究、學習《武經七書》，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可見，這七部兵書是何等重要。《武經七書》頒行後，成為宋朝以來軍事學校和考選武舉的基本教材。南宋規定，武學（軍事學校）的學生，必須學習兵法。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為軍事鬥爭和教學之急需，命令兵部刻印《武經七書》發給有關官員和高級將領及其子孫學習。《武經七書》宋刊本，曾被日本人買去；後來特別是17世紀以來，在日本出現了多種重刊本、翻譯本和註解本。《武經七書》中的頭兩部兵書《孫子兵法》《吳子兵法》在歐、亞、美流傳更廣。可見《武經七書》在國外的影響之大。
歷史變遷
宋神宗於熙寧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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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72）六月，繼宋仁宗之後重新開設“武學”（軍事學校）。為了適應教學和軍事訓練的需要，元豐三年（1080）四月，宋神宗詔命國子監司業朱服等人“校定《孫子》《吳子》《六韜》《司馬法》《三略》《尉繚子》《李靖問對》等書，鏤版行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三）。校定後的七部兵書共25卷，於元豐年間（1078～1085）刊行，統稱《武經七書》，以之考選武舉和教學。中國的歷代官員必須閱讀《武經七書》的部分或全部，方可獲得升遷。多個世紀以來，學者們的各樣註釋及分析生成了多個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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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繚子》是中國古代的一部重要的兵書。
《尉繚子》一書，對於它的作者、成書年代以及性質歸屬歷代都頗有爭議。一說《尉繚子》的作者是魏惠王時的隱士，一說為秦始皇時的大梁人尉繚。一般署名是尉繚子。最早著錄於《漢書·藝文志》，書中雜家類著錄《尉繚》29篇，兵形勢家類著錄《尉繚》31篇。1972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了《尉繚子》殘簡，說明此書在西漢已流行，一般認為成書於戰國時代。
評價
《尉繚子》的軍事思想具有戰國時代的特色，頗有價值。宋元豐年間（1078年—1085年），被定為《武經七書》之一，為武學科舉必讀的兵學教材。雖然此書多少有其時代局限，但書中最後結語說：「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故曰：『百萬之眾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鬥也...』。」文中(殺)為裁減之意，明確指出精兵主義之必要性，值得後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