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等生（1939年7月23日－），本名劉武雄，台灣現代主義代表作家。
苗栗縣通霄鎮人，為台北師範（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師範科校友（48級），同學席慕蓉、學長雷驤（47級）亦為作家。[1]曾任小學教員。
七等生作品以小說為主，以隱遁小角色作為抗議台灣社會總體壓力的象徵。代表作品有《我愛黑眼珠》《沙河悲歌》《重回沙河》等，其中《沙河悲歌》曾改編為電影。1985年獲第8屆吳三連獎文學獎小說類，2010年又獲得第14屆國家文藝獎文學類。
主要著作[編輯]
1969年第一本小說集《僵局》出版
1970年《放生鼠》、《精神病患》
1972年《巨蟹集》、詩集《五年集》
1973年《離城記》
1975年《來到小鎮的亞茲別》
1976年《我愛黑眼珠》、《沙河悲歌》、《隱遁者》、《削瘦的靈魂》
1977年《城之迷》、《白馬》和《情與思》
1978年《散步去黑橋》
1979年《耶穌的藝術》
1980年《銀波翅膀》
1998年《思慕微微》
2003年遠景出版《七等生全集》1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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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故事書----人物篇
故事名稱： 《沙河悲歌》與酒家茶室--七等生在通霄
故事真實性：■真人真事■文獻記載
故事發生年代：不明
故事發生地點：苗栗縣通宵鎮
作者:舒斐(筆名)
故事本文：
七等生，原名劉武雄（1939-），通霄人。臺北師範學校藝術科畢業，先後於瑞芳、萬里、臺北市、霧社等地任教，民國五十九年（1970）回故鄉通霄在國小復職任教，現已退休。二十三歲開始執筆寫小說，著有《我愛黑眼珠》及《續集》、《離城記》、《來到小鎮的亞茲別》、《僵局》、《沙河悲歌》、《耶穌的藝術》以及《譚郎的書信》等小說、散文集。其中《我愛黑眼珠》系列為最重要的代表作，《沙河悲歌》則被改編為電影。作品曾榮獲第一、二屆臺灣文學獎，六十五年聯合報小說獎等。民國七十二年接受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之邀赴美訪問。退休後仍居通霄小鎮，開始習畫，開過個人習畫觀摩展。
散文家雷驤曾經於某年夏天，獨自在通宵努力捉捕七等生故鄉的印象。他說跨過光復路來到寬闊的中山路，兩旁遙遙相對有兩爿老資格酒家，曰：「樂天地」和「圓滿」。現改稱時髦的ＫＴＶ，但它的營業內容不言可喻。同時，報上有則新聞說道：阮慶岳獨資拍攝七等生紀錄片時，被帶到此場景來，主角的作家當場摸乳。據他自己說：為解除工作組的緊張與嚴肅感。
酒家茶室是五十、六十以及七十年代的台灣男子慣常狎遊的所在，七等生文學中有時涉及。晚近有一部與他的小說《沙河悲歌》同名的電影，大約自原著改編而來。但被導演看上的景物，依照雷驤對照作者生活史所經歷的實際內容，未免有些過於豪華—無論是自宅、池塘或是酒家，在影片中一概十分堂皇。影片中的酒家場景即十分精緻豪奢，通霄本地的根本不能相比擬。以雷驤曾經踏臨的兩家為例，昔日不過面臨崎嶇石子路，餘三面是水田的鄉村所在，猥瑣的建構，年代不一的東一塊西一塊拼組起來。
張校長回憶父親在光復後，抬轎工作日漸減少，不得已去替人做長工，母親則是在襁褓中和姨媽成擔的從銅鑼灣樟樹林被挑過雙峰山，越到後龍溪到石圍牆給祖父鬻承過門做「媳婦仔」（童養媳），長大後才婚配給父親。他的外祖父因嗜吸鴉片，把田地都賣光了，就開始賣女兒；不然就是由外婆?草結、撿木柴賣點小錢買鴉片給外公吃。母親賣到張家，雖然助夫生子，但是一輩子辛勞勤苦。
有一回，七等生邀約來通霄造訪他的台北文友數人（其中包括雷驤以及另外兩對夫婦），當晚隨興到該酒家去。住在英國多年紳士型的文友被迫下場與獷壯的酒女共舞時，仍舊保有溫文的禮節。雷驤啜飲大口啤酒，一邊耳聞格窗外傳來田間蟲啾蛙鳴，一邊轉頭看那黑鴉鴉的田間小路彷彿有人走動。心裡不免懷疑眼下一屋子的陪酒女侍，大約有些才從農事歇下手，粗略塗粉就兼程趕來的吧，聽她們的語聲嘹亮，額面身上不時滲出汗來……。
這是雷驤記憶中的七等生、通宵及酒家茶室的印象。
一九六六年前後，七等生一度辭去教職以專業寫作為職志。當時，他暫時寄住姐夫木柵宿舍樓上，一燈低垂在小方矮桌之上，盤腿伏案書寫，几下已經成疊寫就的原稿紙，隱在燈光所不及的暗影中。
不過，那時的寫作發表場域有限，雖然六十年代末，林海音主編的聯合報副刊採用他不少短章。而此時寄稿的大抵只有文學性的同仁雜誌，如吳濁流辦的《台灣文藝》、白先勇的《現代文學》和尉天驄的《文學季刊》這一類無稿酬的刊物，距離維生的收入遠不可及。大約這時期的經濟來源得靠新婚妻子供給。因此，生活圈地緣也就隨著妻子上班處所而移動，由木柵寄居處退出後，台北信義路的巷底，延平北路和承德路的里弄等處輾轉。
無論如何輾轉，他還是回到通宵，退休後仍居通宵。通宵，是他一輩子永遠的故鄉。
現代主義小說家七等生病逝 作品風格獨特具個人色彩
最新更新：2020/10/26 19:11
作家七等生24日辭世，他被歸類為台灣現代主義小說發展早期重要作家。（圖取自國藝會網頁ncafroc.org.tw）
（中央社台北26日電）作家七等生24日辭世，他被歸類為台灣現代主義小說發展早期重要作家，早年曾受林海音幫助，在聯合報副刊發表處女作，近年獲國家文藝獎後，出版社稱他風格獨特，發展出個人美學。
七等生今天傳出過世消息，作家季季下午在臉書證實，七等生10月24日過世，享壽81歲。中央社記者致電季季證實七等生因癌症過世。
七等生本名劉武雄，在1939年7月23日生於苗栗縣通霄鎮，曾任小學教員，作品以小說為主，常以隱遁在社會上的角色做為抗議台灣總體社會壓力的象徵，代表作有「我愛黑眼珠」、「重回沙河」及「沙河悲歌」等，他在1985年獲得第8屆吳三連文學獎，2010年獲得國家文藝獎等獎項。
畢業於台北師範藝術科的七等生，會踏上文學創作之路，主要是因為1962年時，經由當時聯合報副刊林海音之手，發表處女作「失業、撲克、炸魷魚」，這篇作品為七等生打開創作小說生涯，開啟寫作之路。
七等生獲得國家文藝獎後，遠景出版社曾為他推出「為何堅持：七等生精選集」，當時介紹七等生寫作風格時，遠景出版表示：「在臺灣文學史的系譜上，七等生向來被歸為戰後的第二代，但毫無疑問的，他是本土派現代主義的先驅者、獨行者，也是代表性、指標性的傑出作家。」也因此，七等生被貼上現代主義小說家的標籤。
以七等生同輩作家觀察，在他們這一輩正值壯年的70、80年代，作品多帶有對社會的批判、抒發鄉土情懷的寫實主義為主，七等生的現代主義文學走出不同的風格。
遠景出版也表示，「他的小說特質，一在主題思想，一在形式風格，一在小說語言。他創作的終極目標，認為是不斷通過文學的再現對生命的冥思，以塑造完整自我的工作歷程，因此其小說的著眼點，自不在於現實表象的反映而是揭露內心的感應」，形式風格則多以寫實、幻想交融的筆法書寫，創造寫實、寓言或象徵的美學形式。
七等生在台灣文壇是相當特別的存在，作家黃春明與中央社記者聊到七等生時，也稱讚七等生寫得很好，有其個人風格。
曾在金馬獎入圍最佳新導演也曾獲最佳紀錄片的導演朱賢哲，今年將在金馬影展首映的作品「削瘦的靈魂」，正是盼透過這部片的影像揭開七等生神秘面紗。（編輯：管中維）109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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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等生（1939年7月23日－2020年10月24日[1]），本名劉武雄，台灣現代主義代表作家。
苗栗縣通霄鎮人，為台北師範學院（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科校友（48級），同學席慕蓉、學長雷驤（47級）亦為作家[2]。曾任小學教員。
七等生作品以小說為主，以隱遁小角色作為抗議台灣社會總體壓力的象徵。代表作品有《我愛黑眼珠》《沙河悲歌》《重回沙河》等，其中《沙河悲歌》曾改編為電影。1985年獲第8屆吳三連獎文學獎小說類，2010年又獲得第14屆國家文藝獎文學類。
2020年10月24日因癌症病逝，享壽81歲[3][4]，
主要著作
1969年第一本小說集《僵局》出版
1970年《放生鼠》、《精神病患》
1972年《巨蟹集》、詩集《五年集》
1973年《離城記》
1975年《來到小鎮的亞茲別》
1976年《我愛黑眼珠》、《沙河悲歌》、《隱遁者》、《削瘦的靈魂》
1977年《城之迷》、《白馬》和《情與思》
1978年《散步去黑橋》
1979年《耶穌的藝術》
1980年《銀波翅膀》
1985年《譚郎的書信》
1991年《兩種文體－阿平之死》
1998年《思慕微微》
2003年遠景出版《七等生全集》1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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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曾被貼變態標籤！作家七等生過世 忘年交阮慶岳悲痛發文：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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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文藝獎第14屆獲獎藝術家，七等生。（圖／國家文藝獎）
▲作家七等生為「第14屆國家文藝獎」獲獎藝術家。（圖／國家文藝獎）
記者林育綾／台北報導
台灣作家七等生24日因癌症過世，享壽81歲。他的作品在過去常被貼上「不道德」、「變態」等標籤而飽受爭議，但也曾獲文學獎，以小說來反映社會不公義的情況。今（27）日七等生過世消息獲證實後，文壇人士、藝術家阮慶岳等皆陸續在臉書發文悼念，由於阮慶岳與七等生擁有忘年之交，兩人作品也恰好都有男同志出現，今（27）日他也在臉書發文「再會了，七等生！」
七等生本名劉武雄，出生於1939年7月23日，卒於2020年10月24日，苗栗縣通霄鎮人，是台灣現代主義代表作家。他的作品以小說為主，據維基百科提到，多半以「隱遁小角色」作為「抗議台灣社會總體壓力」的象徵，代表作品有《我愛黑眼珠》、《沙河悲歌》、《重回沙河》等，其中《沙河悲歌》曾改編為電影。1985年獲第8屆吳三連獎文學獎小說類，2010年又獲得第14屆國家文藝獎文學類。
他的作品在早年時，被評論得體無完膚，例如「對文化或道德毫無敬意」、「構成社會公害」、「萎彌頹廢的論調」。七等生曾提到這些打壓「要把我打死、要把我消之於無形」，但他強調，「我寫的是宇宙，寫的是地球，寫的是人類，而不是寫你們要的東西。」
七等生過世消息獲得證實後，不少藝文人士在臉書悼念，季季表示「悼別老友七等生」，還提到「認識七等生50餘年。感懷良多，此時只想說：老七，行所當行，安然而去吧！」而阮慶岳也特地PO文，「再會了，七等生！」
作品曾被貼變態標籤！作家七等生過世 忘年交阮慶岳悲痛發文：再會 | ETtoday生活新聞 | ETtoday新聞雲 https://bit.ly/3jxsd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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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文藝獎第14屆獲獎藝術家
七等生
得獎理由
表達個人的夢想而能呈現真實，對人的存在意義具有深層的思辨性。
對隱微的人性能深入挖掘，勇於衝撞僵化的成規。
語言文字具奇特的魅力，成為台灣現代主義文學獨特的風格之一，內容、形式都具有藝術上的原創性。 ‧創作量累積豐富，具有持續性的影響力。
我不知道這事是否合適，當基金會向我表示可以由我指定一位頒獎人。我沉靜了片刻。我說任何人都可以嗎？沒錯任何人都行，譬如......。他們說出前幾屆誰選了誰，許許多多，非常有趣。我笑了一下。你現在心中有了名單嗎？我微微點頭，但沒有開口；我的喉嚨已經不適合說話，發出來的聲音微弱緩慢又沙啞。他們都在等著和注視我。我說即使那人久遠未見，也不明是否還在原地，如果能請來......。這幾年身體日漸老衰，時常躺下來，思緒就連到童年......。沒關係，你就說出來好了。好，我說：要是能在會場上相見，一定......。請你放心說出來。Akin，我終於說。突然間寂靜無聲，可能沒有人聽懂和會意，只是瞪眼看著我。有個聲音說是阿琴嗎？我回答不知道，我說這是日文發音，至今也未知她真正的中文名，那時我們都說母語和日文。那時Akin叫我Takey；現在你們大家叫我七等生。大家終於明白了，似乎也鬆了一口氣。當我繼續回答他們進一步的追問後，基金會一下子忙碌起來，發動有關人員打電腦和影印，一張有色彩的通霄鎮街道地圖拿過來了。我拿筆指出一條名為仁愛路的街道；我住這裡，連家Akin住這邊；同條街她在街頭我在街尾，相距約百多公尺而已。Akin家是大家族，合開一家富村豆腐房，我才剛學齡年紀，Akin看像是青春的姑娘了。 但是，為何？面對高大的基金會，我有什麼心血來潮呢？我說那時（昔日）每當我孤獨落寞（友伴家已搬走）行過連家屋外的寬長籬笆，要是適逢Akin正好出來看到我，一定叫我一聲Takey！起先我聽到有人叫我時，就開始急急走開，或奔跑。Akin開朗的聲音震撼和裂開我鬱悶窒息的心坎，我不高興別人知道我的心事，我家發生的事故。
因為改朝換代，原先在役場（現今的鄉鎮公所）工作的父親被排擠出來，他失業後又染上天花躲在家裡；家裡生活產生了困頓，兩個弟妹被人抱走了。青少的大哥因戰爭轟炸的關係，耽誤進城去考專科卻跟歌仔戲班跑了，母親和姐姐在家編草蓆維持生計。我上學或放學走在街上走廊，就會有無數的歧視眼光看我，指指點點說我是那個天賜（父名）的孩子......。
我稍年長一些，我會回應Akin，轉身或回頭向她微笑，不再逃走。有一次，我到連家豆腐房去買豆頭（豆渣），Akin從磨房那邊看到我馬上呼我一聲，且走過來，用木瓢往大桶裡掏了一大瓢，重重地倒在我雙手捧著的錫鍋。她說這給你，不用錢，你拿回去。我把五角錢放在桌面上，轉身就走，Akin在背後喚我，我已經跑出門外了。當我在路上回頭看到她站在門口望我時，我已經走遠，快到家了。
全集出版後，我的心不思寫作；幾年來陸續賣了幾張畫給一位美國的猶太人，有了一點錢可以買醉。我自來不善讀書，卻巧遇了這段文字： The eternal had broken through into time. Almost from the start the church made a clean departure from historical contingencies, straining forward to what lies ahead, ...（引自The New Oxford Annotated BiBle with the Apocrypha 1545頁末段）。
這返回到童年的我自己的老年思緒終於明白Akin是我最早生涯之路的church（橋者；教會），何者藉她發聲呼叫我，關心我，視我有如我是她的親弟弟？之後，在我學習認知和成長的彷徨路上，有周寧、楊牧、馬森、張恆豪、蘇峰山......像Akin一樣，他們對我而言，又是何者藉他們豐厚才學的筆寫出瞭解我，詮釋我，維護我，當有人有意無意拋出石頭擊傷我的時候，他們義不容辭的挺身而出，成為我慚愧的心的church。今天的基金會更是不折不扣的高大church，有不怕他人責難和批評的評審委員，自信而負責任的大膽接受我，包容我（勝於肯定）。總之，我感激他們，猶如我感激神恩。
在一個沒人注意或有意疏忽的角落，固執地種植我的花朵──七等生
文∣ 廖淑芳
七等生原名劉武雄，1939年7月23日淩晨出生於苗栗縣通霄鎮。父親劉天賜，母詹阿金。在十位子女中，七等生排列第五（兩位夭折），是家中次男。父親日據時期原任職於鎮公所，曾有不錯的戰前生活。然戰後失業，又染上天花及胃疾，家中從此陷入赤貧。七等生十三歲時（1952年），即就讀大甲中學初中部期間，父親終因胃癌過世，享年五十。由於戰後長期經濟拮据，家中食指浩繁，大妹小弟均送人領養，全靠母親與姐姐們編織草蓆維持。父親過世不久，七等生也曾自行休學至臺北廣告社當學徒。後因導師王立中老師要求，才回來繼續初中學業。這些年幼時期的辛酸經驗，成為日後他寫作小說的重要題材。
七等生自幼善於數算、天份強記，尤其顯露熱愛繪畫的傾向。小學時期即曾受家鄉土奎伯之託，用水彩畫出全張大的中國地圖，並加以分省彩色，因此獲得一大簍子蕃薯的獎賞。然而家境的貧寒與課堂的束縛，讓他從小就對體制高度質疑。中學考進臺北師範藝術科，第一堂素描課，即因不想跟同學爭搶教授認為最佳的受光位置，獨自坐在背光處畫出一個黑磁瓶，而遭老師嚴厲責罵。第二年經常跳窗蹺課，至圖書館讀自己喜愛的書。第三年因學校伙食不好，曾在學校餐廳用筷子敲碗，為了好玩跳上餐桌而遭致勒令退學。兩星期後，由洪文彬教授作保復學。隨後又因教材教法不及格重修一年。這些經歷成為後來《削瘦的靈魂》（又名《跳出學園的圍牆》）的原始材料，書中主角，甚至直接用作者本名劉武雄。
師範畢業後，前後任職於九份與萬里國小。因為與教育體制的格格不入，加上熱愛創作，1965年與許玉燕（1941-）結婚後辭去教職。隨後與尉天驄、陳映真、施叔青相識於臺北鐵路餐廳，商辦《文學季刊》。前五期主要均由其擔任實際編輯工作。但到第五期後因自覺與雜誌趨向不合，退出《文學季刊》。期間除曾經鍾肇政介紹至臺中東海花園楊逵家暫住數週外，均依靠打零工為生。曾任職台電公司臨時職員、廣告公司企畫、皮鞋店、報社會議速寫、文藝沙龍咖啡廳、代課老師等，由於子女相繼出生，直到1969年獨自前往霧社發電廠分校任教，才離開短暫幾年的台北城生活，1970年攜眷回苗栗通霄定居，申請國小復職，後在通霄的城中及五福幾個國小任職，到1989年退休。通霄教職期間，曾在家自設暗房學習攝影。退休後則潛心繪畫，在花蓮賃居作畫一年後，1994年出售位於通霄坪頂房屋，正式移居台北。曾在阿波羅大廈畫廊區設「七等生畫鋪子」，推出「七等生與台灣畫家對決展」。1996年與南管樂手後來成為其女友的吳欣霏小姐相識，受其指導學習南管彈唱。2005年11月在公車上巧遇於九份國小教書時的女學生「黑眼珠」。
觀察其一生創作，初遇重要創作原型──「黑眼珠」──的最初九份國小教書經歷具有重要意義。他曾在〈我年輕的時候〉一文中說明自己在23歲時已在九份教書了兩年，但當時既無異性朋友相伴，也沒有什麼值得安慰心靈的事物，只能獨自徘徊於海灘或赤裸暴曬於小沙灣，和水草游魚為伴。「那時我的心在海洋上的空際鳴響著，想呼求什麼與我在這宇宙結合，但我很愚蠢，找不到方法將我獻出和迎取。」一段時間後，這些經歷使他變得「自我異化」與「自我疏離」了。直到有一天他路經一個礦工們的休息處，看到一位「矮胖年紀較大的人（案：即著名的九份礦工畫家洪瑞麟）特殊地躺在一張長板凳上，眼望著樹葉的華蓋，那頂上陽光從隙間透出一個一個閃亮的白光，他眼望手擺做出觀窺的姿態，然後發表一些他的觀察心得。」
這個特殊經驗隨後成為深具啟蒙意義的引導，將前幾年苦悶的醞蓄，一轉成為從現實無明的混沌中，分離出的精神的、自覺的自我力量。由疑問著那單純平常的景象於這位畫家（洪瑞麟）有何深動的感觸，為何他能以這種平易的語言向周圍的人講述喻象？轉為有一對眼睛看到「我」過去的形體，並且看到有個「我」在夢中的天啟式神秘經驗。他比喻這力量就像絲繭中的蛹，突破絲殼，蛻變成蛾，甚至飛出來下蛋，也就是他找到自己與眾不同的性情（陰沉的姿態）、獨特的語言，他清晰地看懂自己，並且突破自己破繭而出，開始創作。
1962年他調萬里國小任教，也首次在聯合報副刊發表短篇小說，當時主編是林海音女士，在她的鼓勵下，半年間刊登 〈失業·撲克·炸魷魚〉、〈橋〉、〈圍獵〉、〈午後的男孩〉、〈會議〉、〈白馬〉、〈黑夜的屏息〉、〈早晨〉、〈賊星〉、〈黃昏·再見〉、〈阿里鎊的連金發〉等十一篇短篇小說，以及散文 〈黑眼珠與我（一）〉、〈囂浮〉、〈狄克·平凡的女人·漁夫〉等，以驚人的創作力出現在台灣文壇。1966、1967年年並以〈回鄉的人〉、〈灰色鳥〉連獲第一、二屆台灣文學獎。
閱讀他早期的創作，如最早第一篇〈失業．撲克．炸魷魚〉，描述的是剛退伍失業中的透西到敘述者的屋子來找敘述者「我」和音樂家，後來又找了透西的親戚女孩阿薩幾一起去買魷魚的一些簡單對話。一方面以充滿音樂性的對話文字，讓全文搖曳著甜悅的節奏與詩意，一方面在對話中帶出對台灣蒼白停滯的現實環境，和虛偽功利的教育界隱晦的不滿與批判。全文承載的是一種年輕人極度苦悶、前途無著的虛無情緒，卻充滿元氣淋漓的文學性。
接著第二篇〈橋〉敘述兩個高中生平助和吉雄，約好在大甲鐵砧山下的大安溪鐵橋比試膽量，以決定誰能贏得他們共同喜愛的女孩采卿。這樣的比試危及兩岸交通及他們自己的生命安全，因此招來民眾警官和議員的關切，形成一種對峙緊張的氣氛；但原本較為膽怯的吉雄在這氣氛中反而增長了膽量，決定一定要走完鐵橋。最後當他們都平安過橋之後，便因導致交通阻塞為警官所逮捕。本篇架構了一個由三角愛情關係所延伸而成的人群互動經驗，可以看到七等生透過一個小事件，捕捉人性及隱喻社會問題的敏銳能力。
由此上兩篇最早的作品和之後作品相較，可以發現〈失業．撲克．炸魷魚〉 中透過幾個年輕人到街尾買魷魚的生活微細，以帶音樂性節奏的詩意對話，將苦悶轉化為善良無害自我宣洩的方式，並從中呈現其社會觀察或社會批判。此一進路，成為後來其自傳式書寫的主要模式；而〈橋〉中由最具張力的三角愛情問題，延伸探討其引發的幽微曲折人際問題。此一進路，則成為其後重要的書寫題材。蔡英俊便曾說，要掌握七等生小說的世界樣態，可以從小說中描述的男女情愛的經驗模式出發，藉此返照其小說世界所映射的曲折複雜的人倫秩序。這種敏銳的直覺，是七等生作品具有形上意味的一個要素。
然而如楊牧所言，幻想和真實同時存在於七等生的小說世界，若是現實已經勾畫清晰，則幻想擴張之、深刻之；若是現實僅見梗概，則幻想揭而顯之。然而，由於七等生大部份作品的現實相當隱晦，而讀者大多數習慣閱讀寫實小說，這便增加了對七等生作品了解的困難，甚至引發許多誤解。
其中引起最大爭議的是〈我愛黑眼珠〉一文，文中主角李龍第因為在突來的洪水中拯救了一名妓女，卻不救自己的妻子晴子，而引起最多困惑混亂的批評。「到底為什麼李龍第忽然移情別戀一個妓女？」這是稱讚七等生作品具有一股震撼心靈的力量、咄咄逼人美感的葉石濤都要感到不解的；另外也有如陳明福在〈李龍第：理性的頹廢主義者──再論七等生的我愛黑眼珠〉一文中，從道德與非道德的區分，說明富於人性價值的藝術品不必皆口說仁義道德。但在嘗試理解李龍第行為邏輯時，陳明福卻認為李龍第最終的想念及關心晴子下落，不過是微溫地想想了就作罷，因為他太強調自己的個性了，完全忽略了個體生命與這個世界還有其總體的一面。因此李龍第秉持的是理性的頹廢主義信念。似乎意味著如此他才能在災難中保留自己，並且感受到最少的痛苦。
這些似是而非的觀點，及諸多評家的投入探討，一方面增加七等生被重視的程度，另方面也加深了七等生作品怪異神秘的印象。如此下來，愛之者與恨之者各執一詞，彷彿「七等生若非聖人再生，便是齷齪懺情的叛道者。」其實如陳麗芬所言，過度詩化七等生或過度現實化七等生，可能都忽略了七等生創作中一些較為複雜的面向，尤其忽視了作家與其身處的社會文化環境，同時代作家與作家之間的多元互動，及文學創作行為與文學史建構之間的矛盾辯證關係。
張恆豪曾將七等生在1977年之前的著作分為：居城時期、離城時期及沙河時期。居城時期即1970年七等生回鄉定居之前的最初創作階段。這一階段，尤其從約26到31歲的時期，七等生經歷了結婚、生子等人生重大事件，但在婚後初要挑起家庭擔子的當兒，他卻辭去了教職，以自動去職而非被迫離職的失業狀態參加《文學季刊》之創辦，足見當時他對文學追求的熱烈純真。但他的追求導致的是居無定所、顛沛流離的處境。尤其在60年代中西文化論戰風波未平的時期，他帶有歐化語法的文字，部份隱晦難以理解的小說形式，甚至某些道德倫理觀，都讓一般讀者感到困惑迷亂。從七等生在這段時間結集出版的第一、二本小說集《僵局》、《精神病患》的書名，就可以看出當時那種憂患的色彩。而《僵局》一名既說明了他當時和整個大環境的「僵持現象」，也可以看到他對自身相當程度的自覺。
〈跳遠選手退休了〉是相當能代表他這種既有追尋的執著又有清醒自覺的作品。本文描述一個初到城市的青年原本在物產公司得到工作，他人緣很好，外表有著體育家的英挺風貌。但由於他每夜為居屋對面數丈遠一口高窗裡的動人形態所吸引，其線條和色塊像喻示著一個他心中恆久艱難問題的解答。因此他不斷練習撐竿跳，甚至幾乎斷絕戀愛、友誼和一切的玩樂，只想跳過去一探究竟。但因為人們注意到他勤奮的行為和驚人的成績，開始要求他參加運動場競技，為鄉土種族爭取光榮，他緘默地婉拒，終於他惹惱了朋友們及城市的執政官，遭到驅逐離城的命運。這是一則指控激烈的淒涼寓言，反映出群體力量的冷酷專制。但更特別的是，本文並不結束於此，而是在被驅逐離城後他來到一座冷街，神秘的力量似乎引導著他到達那夢幻似的「美的窗口」，但最終他發現其中住著的，原來只是一顆「靜靜的驢頭」──一個虛無的「廢墟」。
張恆豪曾觀察到，此一對峙外界又自覺自身不足的敏銳，使他在〈跳遠選手退休了〉、〈僵局〉、〈巨蟹〉之後，作品逐漸顯露出莫名的孤獨、疑慮、不安與恐懼。主角表現出對外界的不信任和防衛心 ，經常感覺著有人在「窺視」；或者，主角是一「隱遁者」，以「窺視」或「凝視」的方式，靜靜處身無人的角落，靜觀外在世界。此一尖銳不安，可以視為作品中經常出現的主角──隱遁的小角色──既希望觀察外界參與社會，又敏感於與社會不調和關係的現象呈現。
從主體角度而言，被窺視是一種主體的不自由狀態，但窺視或凝視則是身體不在場，又在想像中參與。七等生作品二者兼而有之，主角既是窺視者，也常成為被窺視者，說明他是一個既重視主體自由，又具有高度社會意識的創作者。要了解這種人物的特殊心態，可能必須還原到過去較為封閉年代下的時代處境，認識當時道德的相對封閉性，才更容易理解他的某些怪異性發生的因由。
此一情境一直到1977年遠景出版社為其出版小全集十冊，並由張恆豪編輯出版《火獄的自焚──七等生小說論評》之後情形才有所改善。《火獄的自焚──七等生小說論評》的出版，七等生成為台灣作家中最早擁有作品評論專集的作者，而1976到1977年對他作品的眾多文評及頻頻受訪，充份說明七等生當時受到重視與討論的狀況。1978年，〈散步去黑橋〉一作是其騷亂靈魂終獲平靜的安魂曲，幾乎可視為其自剖自繪最為成功的一篇，深具哲思與詩意。敘述者我午覺醒來與童年的靈魂邁叟相偕去散步，在家鄉鄉野小徑，成年後較為世故憂鬱的敘述者與仍然純真執?的童年邁叟，藉散步一路爭辯所見所憶。除了回顧過往，並發抒家鄉人事地景在時間流動後的現在變貌。雖然意見不同，邁叟畢竟是敘述者我最親近的友伴，因此邁叟的堅持下，他們共同找到對成年後的我早已改變，但對童年邁叟意義重大的黑橋。而原本已較為憂患世故的敘述者終於領悟到，即使黑橋如今只是一座灰白水泥橋，不再是邁叟口中的黑色木橋，但真理在時間中存在，因為重要的不是橋名，而是那座橋把河水經過所形成的深的斷痕兩邊接通了。這篇以人物分化手法寫就的詩意寓言，不但讓敘述者我與邁叟既辯證又統一，也帶有為人間所有被侮辱者與被損害者──以文中善良助人卻晚景淒良的土奎伯為代表──還原他們應得的生命榮耀與尊嚴的意味。同時在找尋黑橋途中，透過一一巡禮的那些看來表面毫不起眼的鄉野景致，七等生也捕捉住了最具台灣風味的庶民地景。
除了黑橋，七等生筆下常出現的還有沙河、樹林、海岸、白馬、鳥，以及一些與個人生命經歷相關的記憶片段等等。這些經常出現的意象場景，和他的一些帶著怪異味道的姓名如杜黑、亞茲別、土給色、羅武格、李龍第、詹生、余索、蘇君、魯道夫等，共同形成七等生個人完全殊異和獨特的文學風景。其特殊性在於他的筆下景致深深點染著台灣鄉野特有的蒼鬱與濃綠色彩，但人物姓名和行動卻又極為抽象夢幻、現實也因此顯得片斷不全。
然而如蘇峰山在〈七等生的夢幻──兼論社會學的實在論〉中所言，對涂爾幹而言，社會學理論以集體表象的共同性來銜接真實；而七等生則以幻想來開展，而其幻想所開展的是自然整體，個人藉由幻想逐漸融入大自然時，特定的現實才有意義。亦即其夢幻般的情節並非附屬於現實，反而是現實的根源之一。對七等生而言，現實是被構作的，個體自身才是超越的源頭，然而個體的認知也是有限的，須經由生命的歷程去完整之。他在〈《離城記》後記〉一段話說明了他對現實人生與文學寫作之間關係的看法：「我的每一個作品都僅是整個的我的一部份，它們的單獨存在總被認為有些缺陷和遺落。寫作是塑造完整的我的工作過程，一切都指向將來；我雖不能要求別人耐心等待，但我有義務藉解釋來釋清一些誤解。」足見他雖嘗試為難以捕捉的現實構築意義，但對意義開發的暫時性卻極有自覺。作為讀者的我們也唯有不偏離這一點，才能更直接進入他小說藝術的核心，對他作為台灣小說的現代性有進一步的理解。
把他和同樣被視為台灣現代派文學代表作家王文興相較，可以更明顯看出他創作的特殊性。如果說王文興是位出身外文系，受西方現代主義深刻影響，又苦心孤詣追求文字與文學創新實驗的代表；則和王文興相當不同的，七等生更有意識疏離於以台北為中心的精英文化與文學系統。如陳麗芬所說，他以一個苗栗通宵人的身份，心醉迷戀於台北，又抗拒甚至帶著自卑與自戀的混合情緒蔑視台北。因為台北在此代表的不僅是地理，更有台北知識界所代表的品味、價值觀、甚至文化霸權。因此，他以一種肆無忌憚任意揮灑的方式，對西方現代主義加以任意扭曲、衍生，和斷章取義。相對於王文興創作態度的古典節制，因為形式極致化普遍受到學院內文學評家的高度肯定，七等生喜愛將學院派評家認為不合格的殘渣剩餘一起納入作品中，而且堅持如此。
「如果美學／文學的形式在王文興那裡被推至一個非人格化的崇高層次，從而獲得了包舉一切的意義，這種形式的終極性正是七等生想要屏棄的。」他專注於經驗本身的粗糙駁雜，甚於由經驗所轉換為文學主題的情節呈現。因此，他的文學現代性表現開拓出一種創作精神上的高度自由，是相當另類的現代性。他在〈《離城記》後記〉有段耐人尋味的文字說明了他的創作根源於清醒的執著：「我的個人意志驅迫我邁向這樣的一條路，我必須退讓出大耕耘的土地範圍，在一個沒有人注意或有意疏忽的角落，固執地種植我的花朵。」
綜觀其不懈而一致的整體創作脈絡，可以察覺他藉由不斷回顧自我、自憐、自剖、自繪的方式，實為自己勾畫出一幅全面而清晰的人格發展歷程。而他有意在藝術創作中維持的那份形式與意義的「不完整」狀態，正是對人類現實擔負的沉重與荒謬斷裂的現實發出的強烈質疑。此不但挑戰「文學形式」本身的認知，也說明了「文學創作」作為一種不圓滿宇宙的「幻想形式」的重要現實意義。正如文評家馬森所言：「他是少有的一位敢於把他的光明與黑暗面同時呈現於人的作家。」他對自由創作精神的開拓與對人性隱微面的深邃挖掘，使他不但在台灣文學史上意義獨具、不容忽視，也成為最足以代表60、70年代台灣特殊時代氛圍的經典作家之一。
本文作者∣廖淑芳
廖淑芳，1962年出生，雲林虎尾人。政大中文系學士、成大歷史語言所碩士、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著有《七等生文體研究》、《國家想像、現代主義文學與文學現代性─以七等生文學現實為核心》等碩博士論文及相關以七等生及戰後台灣小說為主之論文十數篇。專長為戰後台灣小說、現代主義文學、當代文學理論等。曾獲府城文學獎、竹塹文學獎等文學評論獎項。目前任教於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
《僵局》‧林白‧1969
本書為七等生創作生涯中最早結集出版的書，集中收錄了他寫於1964至1968五年間最重要的早期短篇小說，如〈我愛黑眼珠〉、〈隱遁的小角色〉、〈AB夫婦〉、〈跳遠選手退休了〉……等。整體而言，是最能代表「七等生」一詞所代表的奇異形式與怪特思維的著作。這個階段，七等生辭去教職，一心希望留在台北寫作，是他一生相當重要的「居城時期」。但由於文學理念不茍合於當時，又乏負擔家庭的生計收入，最終選擇離城回鄉。由其好友雷驤設計的本書封面──一對男女疲乏無歡的旅程，可以看出七等生想傳達的意旨。書名選擇內容形式皆頗怪異的〈僵局〉一篇為名，更充份說明七等生對人類存在處境與現實條件往往荒謬對立的深刻理解。要認識七等生所代表的另類現代主義特質，可以由此書開始。 在隨後的幾次改版中，1977年的作品集與2003年的全集，本書都同樣以〈僵局〉為名，並分別將之編入第二及第三冊，且大林最初版與當時書中雷驤插畫，也特別被選出來放在2003版全集第三冊的前面照相集中，可以看出此書對七等生本人的重大意義。
《隱遁者》‧遠行‧1976
本書有個非常怪異有特色的封面，一個戴大型蛙鏡的人臉佔據幾乎整個封面，他白色石膏般睜眼望著的是蛙鏡裡兩條金魚的游動，以及一個僅僅頭端浮在水面的小小機械電池。奇特的是電池也在水裡，卻什麼都沒接上。滴著水的寬挺下巴顯示這人似乎剛從水裡出來，但他的眼睛、鼻子卻和金魚、電池一起，泡在幾乎滿水位的蛙鏡裡。 這幅由黃華成設計、立青攝影，充滿現代感的攝影圖，幾乎隱喻般說明了本書帶著「觀看」與「認同」對位辯證的書寫內容。全書收錄十篇短篇小說及題為「無葉之樹集」的九篇小說極短篇，相當代表性地呈現出七等生離城回鄉階段，省視自我與觀視外在的極端複雜矛盾心態。同書名的〈隱遁者〉一文交錯著詩歌、散文、小說的混融形式，已開始呈現出七等生有別於前期更為自由不羈的自我風格。文中主角隱遁者魯道夫拿望遠鏡觀看對岸，有意地孤獨置身此岸：卻又感受著隔絕於彼岸，未能參與人群的失落。其行動與形象既捕捉住自我對理想生活的具體構想，又描繪人類熱情落空的巨大失落，與書中另篇〈巨蟹集〉可相互參照。而「無葉之樹集」的幾篇短作，寓言般的隱晦形式下，不斷描繪出一個動機模糊，卻又不斷行走；缺乏具體意指性，卻又孤獨執著的人物典型。這些鮮明的特質可以看出是七等生自繪自剖，淬鍊隱遁者自由意志的重要結集。
《沙河悲歌》‧商務‧1997 初版：遠行‧1976
本書描述酷愛樂器吹奏技藝的主角──樂師李文龍，漂盪流離的生命歷程與藝術追求的艱苦之路。為了追求吹奏的高音，他加入前來沙河鎮公演的「葉德星歌劇團」，成為該團的一名樂師，輾轉奔走於彰化、清水、草屯等地之間，展開他漂泊困頓的人生經歷。故事從他的雙親、兄弟姐妹、結識的朋友，他第一次的性愛、病痛、結婚和情愛，直到對生命有所醒悟的整個生活史。起初李文龍在酒家奏唱後的深夜，受到潛意識「魔神」的召喚，昏迷般地步向郊外的沙河；隨後「沙河淺流潺潺細訴」象徵生命的混雜與流動特性；而最終罹患肺癆的李文龍，以留在家鄉沙河鎮一家酒家堅持吹奏樂器克拉里內德終其生，「沙河」隱喻在人世的漂泊與遷移，但最終朝向「海洋」的形姿與面貌，也象徵著生命境界的開展與提昇。 本書與前期奇特怪誕的風格頗為差異，是一篇相當寫實的著作。故事以七等生大哥劉玉明一生經歷為根基，背景是戰後初期台灣最貧困的十多年。開頭題字：「獻亡兄玉明及一般吹奏樂者。」其為早期廣大低階藝術工作者致敬發聲的動機昭著明顯，悲辛感人的內容與明朗寫實的形式使它成為七等生作品中最受重視的著作，曾獲選1999年台灣文學經典作品，並於2000年改編為電影。
《耶穌的藝術》‧遠景‧1979
本書為七等生寫作以來最為特殊的文學實驗。將新約聖經中的福音書──尤其是馬太福音，以小說家的筆法，分二十七章逐章敘述耶穌的救世主生涯，並發抒個人的讀解心得。 馬太福音為新約聖經四福音書之一，主要敘述耶穌誕生，至被釘十字架，死後復活的故事。七等生寫作《耶穌的藝術》極特殊之處在，他既說明自己並非基督徒，寫作此書非出於為信作宣，只是希望從中揭示自己的無知，找尋一個虔誠有益學習的立場；但在依循馬太福音一節一節逐節表述的形式之餘，七等生也將福音書各節雖單獨存在，卻絕對不失連貫的形式，扣合他個人貌似碎片的自傳式抒情哲思風格。因此書中逐節融入引述的中英經文，並在各節結束時與讀者道說「晚安」，讓全書形成一隨時間平穩流動，虔敬莊重的時間感；同時，在隨福音書的經脈網絡筆記詮解之餘，又織入個人對世務的見解，甚至對耶穌行跡與聖經紀錄的質疑、協商與衍義，卻終歸又在相當意義下服膺聖經教義。書末他強調，「耶穌是復活的嗎？沒有這回事；但如果我是撰寫這部福音的人，依然要安排他的復活。」說明了他充滿冥想沉思、又出為現代思想的詮釋立場。
《思慕微微》‧商務‧1997
七等生在本書前有序曰：「簡單說這是一雜集，情書二題，小說二則，筆記三出，共七篇是也。」細探其內容，本書形式雖雜，作為篇名的〈思慕微微〉和〈一紙相思〉二作佔全書篇幅一半以上，點出了本書的愛情主題。且二篇貌似各自獨立，實則內容一貫，各是十幾則年衰力薄的退休男人「我」，給青春的傳統戲曲演員「菱仙」寫的情書。透過飽蘸哲思與情韻綿邈的戀戀絮語，吐露「我」在菱仙因故離去時的不盡愛慕，與對愛情與生命的深刻思考。二文在殷殷熱情的情感坦露之餘，又織入古代神話、聖經、釋迦、孔子甚至奧修等哲人的思想啟示與個己體悟，使文章在情與思之間往來搖曳，既熱情洋溢，又高度優美和諧。七等生將一段黃昏戀情的快樂與悲傷、熱情與絕望表達得深情坦直、詩意動人。尤其以正衰老去的男性口吻，描繪自己正如浮士德出賣肉體以換取青春，坦露如樂音般自然的情愛節奏及生命交合的喜悅最為感人。如陳萬益所說，此書「在不擅於談情說愛的台灣男性的現實中，留下情欲書寫的典範。」 與之前的作品相較，本書維持了七等生後期一貫的詩意悠揚。而除了〈思慕微微〉和〈一紙相思〉二作，〈讀寫給永恆的戀人手記〉與〈愛樂斯的傳說〉同樣是探討愛情或愛欲的篇章，可以看出他不僅將愛欲形上化，也視之為生命自由之實踐的執著探索。
1939
出生於臺灣省苗栗縣通霄鎮。原名劉武雄。父劉天賜，母詹阿金。生為次子，在十位子女中排列第五。
1943
大東亞戰爭後期，為躲避美軍的空襲，全家遷入黑橋對面呂家農莊，父親僅於假日回農莊。夏日，他們將草蓆鋪在黑橋上躺下來仰望星空，說出星星的故事。此為其後〈散步去黑橋〉重要材料。
1946
父親失去在鎮公所職位，失業在家，家庭陷於貧困。由母親肩挑生活重擔。
1947
小弟阿鐘送新竹做鉛工的夫婦當養子，後舉家遷至台南定居。
1950
大妹敏子（十歲）被農夫吳愚收養。
1952
小學畢業，考入大甲中學初中部。同年父親以胃癌病逝通霄老家，享年五十；家庭更加窮困。
1953
開始在自己所編週報上署名「七等生」。
1955
中學畢業，考入臺北師範藝術科。首次接觸海明威作品《老人與海》和史篤姆《茵夢湖》。第一堂素描課，因不想跟同學搶教授認為的最佳受光位置，獨自坐背光處畫出一黑磁瓶，遭老師嚴厲責罵。
1958
因學校伙食不好，跳上餐桌而遭致勒令退學。兩星期後，由洪文彬教授作保復學。隨後因教材教法不及格重修一年。讀《諸神復活》、（雷翁那圖、達文西傳記），惠特曼《草葉集》、胡品清譯《法蘭西詩選》，愛不釋手。
在學校舉行創校以來第一個學生個人畫展。
1959
延畢寒假期間，單車（腳踏車）環島旅行。
師範學校畢業。分派臺北縣瑞芳鎮九份國小任教。
讀海明威《戰地鐘聲》、《戰地春夢》、《旭日東昇》，及D.H.勞倫斯《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沈迷於法國作家蒙田、莫泊桑和莫瑞亞訶文體。
1960
假日常至附近寫生。對所教國小五年級女學生「黑眼珠」有特殊好感，以她為創作原型。
1962
改調萬里國民小學任教。首次在聯合報副刊發表短篇小說，受當時主編林海音鼓勵，半年間刊登〈失業‧撲克‧炸魷魚〉、〈橋〉、〈白馬〉等十一篇短篇小說，及散文〈黑眼珠與我（一）〉、〈囂浮〉、〈狄克‧平凡的女人‧漁夫〉等。第一篇小說即署名「七等生」。
長兄玉明因肺病去世，享年32。
1963
與東方白會晤於嘉義鐵路餐廳。〈青春鳥〉發表在《皇冠》第19卷第2期（總號第116期，1963年4月）。
1964
在嘉義退伍，回萬里國民小學任教。在《現代文學》雜誌發表短篇小說〈隱遁的小角色〉、〈讚賞〉、〈綢絲綠巾〉。詩〈紫茶〉。
1965
與許玉燕小姐（1941-）結婚。年底辭去教職。
繼續在《現代文學》和《臺灣文藝》雜誌發表小說作品，計有〈獵槍〉、〈來到小鎮的亞茲別〉、〈九月孩子們的帽子〉、〈回鄉的人〉、〈傲視的山〉（後更名〈女人〉重新發表）等六篇。
1966
任台電公司臨時職員。經鍾肇政介紹至臺中東海花園楊逵家暫住。
與尉天驄、陳映真、施叔青等相識於臺北鐵路餐廳，商辦《文學季刊》。發表短篇小說〈牌戲〉、〈女人〉（〈林洛甫〉）、〈我愛黑眼珠〉、〈黃阿水的黃金稻穗〉，中篇〈放生鼠〉。以〈回鄉的人）獲第一屆「臺灣文學獎」。
1967
長子懷拙出生。前後任職廣告公司企劃、皮鞋店、報社當會議速寫等，頻頻搬家。
發表短篇小說〈我愛黑眼珠〉、〈私奔〉、〈AB夫婦〉、〈昨夜在鹿鎮〉，中篇：〈精神病患〉。以〈灰色鳥）獲第二屆「臺灣文學獎」。
1968 經舒凡介紹認識龍思良和羅珞珈夫婦。工作不定，頻頻搬家。
發表短篇小說〈結婚〉、〈跳遠選手退休了〉、〈天使〉、〈父親之死〉、〈僵局〉、〈虔誠之日〉、〈爭執〉、〈呆板〉、〈空心球〉……等近二十篇。創作詩〈美麗〉、〈在昨夜我們〉、〈小夜曲〉、〈嫉妒〉、〈冬日〉、〈打鬥〉、〈春天沒有〉、〈現在只剩下空漠〉、〈十四行〉、〈告密者〉、〈牙痛〉、〈在黑色沙龍〉、〈這是不能〉等。
1969
長女小書出生。離開臺北獨往霧社，在萬大發電廠分校任教。
發表短篇小說〈木塊〉、〈回響〉、〈希臘、希臘〉、〈十七章〉（改〈分道〉）等。出版短篇小說集《僵局》（林白出版社。後絕版由遠景出版社重出）。
1970
攜眷回出生地通霄定居。幾經波折後於通霄之國小復職。
發表短篇小說〈訪問〉、〈銀幣〉、〈海彎〉、〈來吧，爸爸給你講個故事〉，
中篇〈巨蟹〉（翌年元月發表於《文季》雙月刊第一期）。
《精神病患》出版（大林出版社，後絕版由遠景重出）。
1971
調五福國小。
發表短篇小說〈絲瓜布〉、〈流徙〉、〈離開〉、〈笑容〉、〈墓場〉、〈漫遊者〉、〈禁足的海岸〉。詩〈值夜〉、〈跡象〉、〈秋日偶感〉。散文〈棕膚少女〉、〈兩個月亮〉等。
1972
發表短篇小說〈期待白馬而顯現唐情〉。出版小說集《巨蟹集》（新風出版社，絕版）。自費出版詩集《五年集》（絕版）。
1973
次子保羅出生。
發表短篇小說〈自喪者〉、〈聖‧月芬〉、〈在霧社〉、〈無葉之樹集〉。詩〈戀愛〉。雜文〈離城記序〉、〈離城記後序〉等。出版中篇小說《離城記》（晨鐘出版社，絕版）。
1974
興趣轉向歷史，展開37冊《世界文明史》及湯恩比《歷史研究》的閱讀。發表短篇小說〈蘇君夢鳳〉、〈年輕博士的劍法〉、〈睡衣〉等三篇。撰寫長篇《削廋的靈魂》。詩〈有什麼能強過黑色〉、〈海思〉、〈斷樹吟〉、〈落落之歌〉、〈一隻單獨的白鷺鷥〉等。
1975
撰寫小說〈余索式怪誕〉、〈沙河悲歌〉。詩〈當我仰躺在海邊的草坡〉。散文〈致愛書簡〉。雜文〈來到小鎮的亞茲別序〉等。出版小說集《來到小鎮的亞茲別》（遠行出版社，後絕版由遠景重出）。
1976
重讀《簡愛》等西方文學名著。
撰寫小說《隱遁者》。《我愛黑眼珠》、《僵局》、《沙河悲歌》、《隱遁者》、《削瘦的靈魂》等五部小說集出版（遠行出版社）。
1977
接受《臺灣文藝》雜誌安排，與學者梁景峰對談。接受成大中文系系刊、作家心岱（《小說新潮》七等生專輯）、《婦女雜誌》訪問。出版《七等生作品集》十冊（遠行出版社，後絕版由遠景出版社重出）。
張恆豪整理編撰《火獄的自焚》論文集出版（遠行出版社）。
出版《放生鼠》、《城之迷》、《白馬》、《情與思》（遠行出版社）。
1978
赴高雄與從小分別的胞弟阿鐘會面。獲留宿之飯店主管贈《聖經》一書。撰寫《耶穌的藝術》。出版《散步去黒橋》小說集（遠景出版社）。
1979
撰寫〈譚郎的書信──獻給黛安娜女神〉。
1980
決定暫時停筆小說。開始撰寫生活劄記及研習攝影和暗房工作。出版《銀波翅膀》小說集（遠景出版社）。
1982
與美國華盛頓大學研究生安東尼．詹姆斯（Anthony James Demko）通信。
1983
與作家陳映真共同接受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之邀訪美。
發表〈垃圾〉等小說。Anthony James Demko碩士論文《七等生的內心世界──一個臺灣現代作家》（The Internal world of Chi-teng Sheng, A Modern Taiwanese Writer）通過。
1984
澳洲學者凱文‧巴略特（Kevin Bartlett）來訪，接受其碩士論文《七等生早期短篇小說中的哲學、神學與文學理論》（Literary Theory,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in Chi-teng Sheng's Early Short Stories）。
出版《老婦人》小說集（洪範書店）。
1985
以〈幻象〉、〈憧憬船〉、〈垃圾〉、〈環墟〉等四篇短篇小說，同年獲中國時報文學獎推薦獎，及吳三連先生文藝獎。出版《譚郎的書信》（圓神出版社）。小說〈結婚〉拍成電影，陳坤厚導演。
1986
出版《重回沙河》（遠景出版社）。
1987
發表小說〈目孔赤〉。
1988
妻子開始茹素，潛心修佛。
發表《我愛黑眼珠續集》小說集（漢藝色研文化事業）。
1989
自小學教師工作退休。重握畫筆，設工作室於通霄（坪頂）。
接受法國巴黎大學研究生白麗詩Catherime BLAVET女士碩士論文《QI DENG-SHENG七等生TAIWAN AISPRESENTATION ET》。
1990
開始積極作畫。成大歷史語言所廖淑芳碩士論文《七等生文體研究》通過，為國內學院第一篇研究七等生論文。
1991
與女作家三毛書信往返。於臺北東之畫廊舉辦「鄉居隨筆粉彩畫個展」。
出版《兩種文體──阿平之死》（圓神出版社）。
1992
與美國漢學家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相會於通霄，此後，成為莫逆。
受臺北欣賞家藝術中心邀請，舉辦「油畫與一張鉛筆素描」個展。
1993
移居花蓮，設繪畫工作室於吉安鄉。
張恆豪受苗栗縣文化中心之邀編撰《認識七等生》論文集。
《沙河悲歌》法文本出版。由林瑞明、陳萬益主編，前衛出版社版之《七等生集》，收入《台灣作家全集‧短篇小說卷／戰後第二代（10）》。
1994 移居臺北市，在阿波羅大廈設「七等生畫鋪子」。
義國威尼斯大學Elena Roggi女士碩士論文及義文翻譯小說《跳出學園的圍牆》（原名：削廋的靈魂）完成。
1995
結束畫鋪子，退居木柵溝子口。
1997
受南管樂手吳欣霏教導，學習彈唱南管。《思慕微微》出版（商務印書館）。
1998
妻子在兒女見證下，剃度出家。
1999
於臺南國家文學館展出「七等生文學特展」。
2000
《沙河悲歌》由中影公司改編拍攝成同名電影，張志勇導演，陳義雄、劉懷拙編劇。成大中文所葉昊謹碩士論文《七等生書信體小說研究》通過。
2002
母親辭世，享年89。
2003
彰化師大中文所陳季嫻碩士論文《「惡」的書寫──七等生小說研究》通過。十冊《七等生全集》由遠景出版社出版。
2004
遠景出版社社長沈登恩病逝（1949-2004）。「重回沙河」攝影作品收入由文建會策劃之《台灣現代美術大系‧攝影類：現代意識攝影》。
政大中文所張雅惠碩士論文《存在與欲望──七等生小說主題研究》通過。
2005
在公車上巧遇於九份教書時的女學生「黑眼珠」。
撰文〈無題〉，悼念「出版業小巨人」沈登恩逝世一週年。清大中文所廖
淑芳博士論文《國家想像、現代主義與文學現代性──以七等生文學現象為核心》通過。
2006
平日深居簡出，偶而做簡易木工。靜宜大學中文所吳孟昌碩士論文《七等生小說研究──自我治療的書寫旅程》通過。
2007
在兒女的見證下，與妻子婚約正式劃上句點。
2008
東海中文所劉慧珠博士論文《在介入與隱遁之間──七等生文學中的沙河象徵》通過。
（以上由七等生整理撰寫，經劉慧珠整理增修，再由廖淑芳增刪修訂）
※西元2020年7月 製表
國家文藝獎 |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https://bit.ly/34thCwO
https://nccur.lib.nccu.edu.tw/bitstream/140.119/35528/7/15101907.pdf
本名劉武雄，1939年生於通霄。1958年在台北師範舉行個人畫展，1959年分派瑞芳九份國小擔任教師，以單車環島旅行。
1962年開始在聯合副刊發表短篇小說。1933年與東方白會晤於嘉義鐵路餐廳。1964年退伍，在《現代文學》發表小說，1965年結婚，並辭去教職，1966年在東海花園楊逵家暫住數週，與尉天聰、陳映真、施淑青相識於台北鐵路餐廳，並獲第一屆、第二屆「台灣文學獎」。
1969年短篇小說集《僵局》出版，至今已出版作品集近二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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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家七等生因癌症辭世，享壽八十一歲。本報資料照片
小說家七等生廿四日因癌症辭世，享壽八十一歲。七等生生前低調，要求身後事不打擾人，家屬依其遺願不辦公開告別式，近日舉行海葬。作家陳芳明認為七等生是「非典型現代主義小說家」，創作是「為了讓自己的靈魂得到解放」，透過小說「讓世俗的東西都得到靈魂的提升」。
七等生本名劉武雄，一九三九年出生，苗栗縣通霄鎮人，畢業於台北師範學院藝術科，曾任小學教師多年。他一九六二年在作家林海音主編的「聯合副刊」發表第一篇短篇小說「失業、撲克、炸魷魚」，開啟寫作生涯，創作橫跨小說與散文，代表作包括「來到小鎮的亞茲別」、「沙河悲歌」、「我愛黑眼珠」等，二○一○年獲國家文藝獎。
七等生小說多描寫底層或隱遁人物，成為現代主義小說抗議社會壓力的象徵。小說形式怪誕、文體奇特，尤以一九六七年發表的「我愛黑眼珠」為代表，出版後引發爭議，被認為是台灣戰後最難懂、最受爭議的小說家。評者有人認為其小說離經叛道、違背倫常；也有人認為他是先知與天使，洞察人性的美醜。
一九九七年寫完中篇小說「一紙相思」後，七等生便封筆不再寫作，沉浸於音樂和電影世界。他受訪時曾告訴記者「寫作是為了了解自己」，封筆代表對自己有了理解。
陳芳明表示，七等生創作是「為了讓自己的靈魂得到解放」，並不求外界理解。陳芳明每當在大學教授台灣文學，現代主義必從七等生教起。在七等生的作品中，撿骨師擦拭遺骨彷彿擦拭藝術品，歌舞團的音樂彷彿來自國家音樂廳，「所有世俗的東西都得到靈魂的提升」。他認為，讀七等生必須「緩慢仔細地閱讀」，加上想像，「才能貼近、理解他的生命一點點。」 七等生辭世 享壽81歲 | 訊息藝開罐 | 閱讀 | 聯合新聞網
台灣最具爭議的現代主義小說家 小說家「七等生」辭世享壽81歲 | 文教新訊 | 文教 | 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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