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無用/沒人文素養的讀書人最壞/「萬般皆下品，唯有理工高」「文學無用」乃至「人文科學無用論」/「唸 文學」乃是一個心智與情感勞動的過程，其目的不在於生產出可被轉化為商品的物， 或獲取多少的利潤回饋，而在於思感過程中自我的擴展、轉化與提升/看似無用柔弱的東西，往往像水一樣，有一種滲透靈魂的力量。/基礎知識和基礎理論是一切實用的工具性知識的基礎，而人文社會科學幾乎可以稱之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社會最基本的文化底蘊和精神素質。由這種文化底蘊和精神素質所影響的社會面貌和社會風尚，則構建出人們的基本生活方式、行為模式和思維定式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YhtlWr
學生帶貓來上課…助理教授這樣做 網友喊暖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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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28 22:40
〔記者洪瑞琴／台南報導〕如果學生帶寵物來上課，身為老師的你，會怎麼辦？向來針砭時事很台味、敢言又嗆辣的實踐大學助理教授蔡亦竹，在臉書分享一則課堂溫馨花絮，網友們紛紛按讚「貼心」送給他說「蔡桑超暖男」！
貓咪好可愛，但學生帶牠來上課，老師怎麼辦？實踐大學助理教授蔡亦竹的臉書分享，網友們紛紛讚說「蔡桑超暖男」！示意圖，與新聞事件無關。（記者洪瑞琴攝）
貓咪好可愛，但學生帶牠來上課，老師怎麼辦？實踐大學助理教授蔡亦竹的臉書分享，網友們紛紛讚說「蔡桑超暖男」！示意圖，與新聞事件無關。（記者洪瑞琴攝）
蔡亦竹說，昨天有同學帶貓來上課，「我跟他們說那是自己的小孩帶來沒關係，只要不吵到別的同學上課就好」、「同樣的原理如果真的有小孩的話帶來上課也OK，大學是求知和培養人文關懷的場所不是大內刑堂」。
蔡亦竹還幽默說，「我就把貓咪抓來抱了一下，結果我的黑T得到了滿身的貓毛」，其實他自己也是很愛貓狗。
網友留言「真有愛心啊」、 「這樣的老師多點，學生很幸福的~這才是生命教育的意義」；也有人分享經驗談，「以前監考的時候也有學生帶著貓來，是超小貓，喵喵喵地討奶喝所以放他出去餵飽再回來，另1個監考的很不爽我XD」「有學生帶蜜袋鼯去上課，可是沒裝在籠子裡，根本1整個可能走失的fu」。
網友推測，可能是貓放在家沒人顧，只好帶過來了；蔡亦竹說，「學生是這麼說的沒錯」。不過，也有人不建議帶貓外出蹓躂，「對怕生的貓而言，絕對是大內刑場RRRR~」，蔡亦竹則表示，「不會啊，看他蠻開心的」。
人文社會學科比較不容易彰顯實用價值，很難用物質衡量，「但一個思想觀念可能影響一個人一輩子，或是影響社會或世代。
大學教授：台灣年輕人執著於小確幸 缺乏對知識的尊重 | 大學研究所 | 文教 | 聯合新聞網 - https://goo.gl/Km8XFz
台灣窮到這地歩…作家爆張忠謀收到講師費用也傻眼
By 徐秀娥, www.chinatimes.com查看原始檔十二月 20日, 2017
講師費到底該付多少才合理？TEDx門票收4800元，卻不付講師費，讓近來在網路聲量高的作家洪雪珍有話要說。洪雪珍表示，不付費用或低付現象普遍存在，連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應邀演講，簽收費用時也很傻眼。洪雪心有所感說，台灣薪資倒退17年，已讓台灣窮到連知識都吝於合理付費。
洪雪珍昨(20)日在臉書貼文表示，自己從事媒體與行銷工作多年，也辛勤筆耕知識分享，今年初也曾參與10場演講，當收到1小時給1,600元的費用時，令她詫異不已。
洪雪珍知道，自己不到名人明星或超級講師的等級，原以為這是學校或公家機關的公定價，後來發現績效良好的大企業也是這樣付費時，她驚訝到下巴都掉了下來了。洪雪珍提問，如果說台灣的薪資倒退17年，知識型演講者是什麼呢？她的心裡OS是--「台灣，現在怎麼窮到這個地步，連知識都吝於合理付費？」
一位國立大學教授安慰洪雪珍，連張忠謀也是這個委曲價。聽到此言，洪雪珍沒被「安慰」到，反而覺得憤怒，這些邀請單位到底有沒有「知識有價」或「機會成本」的概念？教授還具體描述張忠謀拿到演講費簽收時的表情───張忠謀以為金額少了一個零。不過以張忠謀的世界級地位，洪雪珍認為至少少了兩個零。
洪雪珍另舉一個不付錢只請吃飯的例子。一名朋友從小被譽為音樂神童，念過美國茱麗亞音樂學院，曾在全世界音樂大賽拿到第二名，回到台灣之後，在古典音樂電台擔任主持人，有時候被邀請演講，他拿到多少演講費竟是「一頓飯！」
洪雪珍指出，邀請方的企業家或企業家太太們想法很奇怪，覺得跟藝術家談錢不好意思，最好的回報是請吃飯。朋友說，看似對方請吃飯，其實自己也花了兩三小時陪他們吃飯和聊音樂，到底是誰賺了這頓飯？
洪雪珍說，專業的價格是沒有上限的，自己很認同所謂的市場機制，可是眼前的最基本鐘點費是一種定錨效應，由大學或政府的官方定價延伸到民間企業。金融海嘯時將新鮮人薪資定在22K如此，講師費卡在1小時1.6K也如此，這都是上行而下效，風行而草偃的結果
閱讀風氣對國家發展和經濟安定的影響。我國文化部曾在2013年指出，台灣每人每年平均只看2本書，遠低於他國，法國10本、日本8.4本、韓國10.8本、新加坡9.2本。
觀念平台－看見臺灣人文素養嗎？
By 中時電子報, www.chinatimes.com查看原始檔七月 6日, 2017
2017年07月07日 04:10工商時報
楊雅惠考試院考試委員
齊柏林所引起的社會迴響，跨族群，跨黨派，跨世代，跨議題。他的代表作「看見臺灣」，跳脫平面的舊角度，飛至雲空俯瞰，挑高了凝視的視野角度，激發出如許寬廣的省思。這不只是飛行高度與攝影技術的結合，尚有不少人文素養的元素，裏外交融綻放，才能產生這樣震撼的作品，引起社會的廣泛共鳴。當我們隨著齊柏林此片，從高空看到台灣諸多面向之際，能否也能看到並感受到人文在臺灣的角色？
人文素養，是以人為中心的精神，喚醒人的存在自覺，重視人的思維價值，須有寬闊視野與關愛胸懷，呈現在多元的人間，包括人際感觸、藝文造詣等。在人文素養孕育下，激發人的創意，導引萬物萬象昇華。其影響無遠弗屆，感染力跨國度也跨世代。
以齊柏林言，藝文功力、寬闊視野、關愛胸懷等元素處處呈現。其作品立基於紮實的攝影功力，所攝影像超過30萬幅，於《大地地理雜誌》發表空中攝影作品，曾舉辦臺灣最大規模戶外攝影展覽。這項超絕的藝文功力，是他揚翼實現理想的核心能力。齊柏林原已研擬了跨越五國之拍攝計畫，飛出台灣，伸展世界，視野拓及世界，跨國跨洋。這顆關愛的心，讓他熱血飛騰，想向世人訴說台灣的美麗與哀愁。
推廣社會人文素養，予以充實厚植，可有多種管道，增強閱讀以汲取他人經驗與智慧，乃重要一環。美國中央康乃狄克州立大學校長米勒博士（Dr. Miller）2015年調查研究，世界閱讀風氣排名調查，前五名皆位於北歐斯堪地那維亞半島：芬蘭、挪威、冰島、丹麥、瑞典等北歐五國，雖都是小國，但國家富裕，也是近來評比安全係數較高之處，可見閱讀風氣對國家發展和經濟安定的影響。我國文化部曾在2013年指出，台灣每人每年平均只看2本書，遠低於他國，法國10本、日本8.4本、韓國10.8本、新加坡9.2本。偏低的閱讀率，將有何種影響，值得留意。英國教育部長布朗奇（D.Blunkett）說：「每當我們翻開書頁，等於開啟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這條通達成長的康莊大道，切勿淪為荒廢小徑。
中外歷史不少事例，顯見人文素養對國家貢獻的潛能之大。以波蘭為例，三次亡國，三次復國。波蘭鋼琴家蕭邦（Chopin, 1810～1849）遭逢波蘭華沙被淪陷之痛，多年來在歐洲各國演奏波蘭樂曲，傳播波蘭的人文音樂，不讓家園人文色彩消弭。另一位波蘭鋼琴家帕德雷夫斯基（Paderewski, 1860～1941）積極在亡國期間於國際間爭取政治支援，在琴音加持下，加倍感動諸國起身協助，終讓波蘭在1919年復國，獲得全民擁戴而擔任總統兼外交部長，可見人文觸動世眾心田的穿透力道。
廣化並深化人文素養，必有助於生命價值理念之提昇。常見古例，昔人名家熟讀詩書，明辨義理，留為世間美談。宋朝岳飛，文武雙全，戰功顯赫，「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自幼精忠報國的家訓奠下了他歷史上的定位。三國諸葛亮，博覽群籍，融合運用天文地理與心理戰術，讓後進學子津津樂道「草船借箭」的精巧智慧。人文素養在為官志向與軍事戰略上，擎舉著深思熟慮的睿智之旗。
臺灣的人文活動與素養，有諸多面向可以關注，宜進一步深度耕耘。以藝文活動的音樂而言，已有可取之處，近年來國際合唱大賽中，臺灣在社會組與少年組屢獲金銀牌殊榮，堪予肯定。數年來，南北各地的文化創意活動與產值，或已奠基成形，或尚規劃之中，繼續加持下，期望有更豐碩的成果，更深更廣更精緻。
人文不限於本土意識，不限於國內範疇。在寬闊視野與關懷心胸下，深化紮實的造詣，其影響力與觸動力，往往超越國界與語言，直接觸動天下人心。在我們努力改造社會架構，加強經濟實力之際，莫忘卻，莫忽略，人文素養，是健全深處心靈，穩定社會發展，提昇生活品質的永遠基石，也是伸展國際舞台的無限資源。（本文為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服務機關立場）
產學合作 推動人文博雅教育
By 中時電子報, www.chinatimes.com查看原始檔十二月 6日, 2017
中原大學落實全人教育，獲得聯華神通集團的認同，集團所創立的「育秀教育基金會」，贊助校方「風雅頌藝文活動」，期許未來培育更多具有人文素養的專業人才。6日校方舉辦感恩揭牌儀式，這場科技與人文跨域的藝文合作，讓屆滿3周年的風雅頌藝文表演廳展開新的里程碑。
中原大學雖無音樂學系，但每年舉辦超過60場的藝文節目，所需百萬元的演出經費，都是由校長張光正親力親為募款。這次贊助中原風雅頌藝文活動的育秀教育基金會，則是為了紀念聯華神通集團創辦人苗育秀所設立。
集團董事長苗豐強表示，父親一生勤奮務實，以誠信為本，跨行跨界多角化經營事業，中原大學用心辦學有目共睹，基金會期許用愛與關懷，共同投注在人文博雅兼具的人才培育。
校方則說，同樣來自山東的苗育秀與中原大學創辦人張靜愚早年相識，透過一張老照片「聯華麵粉南港工廠開幕典禮」，可見兩人當年情誼深厚。第二代聯華神通集團董事長苗豐強與中原校長張光正，對於治校辦學也有共同的理念，促成這次贊助合作契機，也歡迎民眾到校參加相關藝文饗宴。
教皇方濟各斥偽善教徒
newscdn.newsrep.net查看原始檔
圖：教皇方濟各呵斥偽善天主教徒 美聯社
【大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報道：教皇方濟各於周四早上的一堂彌撒中，痛斥很多天主教徒是偽善的雙面人，一方面去彌撒，另一方面卻在剝削他人甚至從事不法活動。他更表示成為一名無神論者，都比做一個虛偽的天主教徒好。
方濟各在彌撒上直斥有些天主教徒表裏不一的生活，他說：「有些人稱自己是很虔誠的天主教徒，經常參加彌撒，也屬於這個教會、這個團體；但實際生活卻與基督信仰脫節，他們沒有向工人支付合理薪酬，剝削他人、從事骯髒的生意，有的人甚至洗錢……」
方濟各怒斥不少天主教徒都過着這樣的生活，製造很多醜聞，並表示「與其做這樣的天主教徒，倒不如做無神論者」。
自從方濟各上台後，他一直不遺餘力地教導神父及世人實踐宗教教義。他對無神論者也一向態度友善，當選教皇後兩個月內，他便呼籲基督徒應該好好看待無神論者。方濟各在接受一位無神論記者採訪時表示，每個人的信仰都應得到尊重，每個人都要遵循良善並與邪惡勢力做鬥爭。
台灣缺乏創新能量 柯P：不改變就準備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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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長柯文哲今日出席台北全球華人資訊教育創新論壇。（記者羅沛德攝）
2016-12-02 14:33
〔即時新聞／綜合報導〕台北市長柯文哲今日出席台北全球華人資訊教育創新論壇，談到了對台灣與整個華人圈創新實力的看法，他認為國內產業不肯放棄過去的成功模式，是現今失敗的主因之一，「因為過去的經驗太成功了。」
綜合媒體報導，柯文哲在演說中談到，國內代工在過去賺得到錢，但隨著時代演進，土地成本上升、環保意識抬頭和工資調漲等因素，只能搬去中國深圳發展，再進一步可能就搬到長三角、成都、越南，最後只剩非洲可以去，認為台灣產業不肯放棄過往的成功模式是失敗主因之一，「因為過去的經驗實在太成功了。」
柯P舉例，蘋果iPhone手機台灣代工淨利僅0.5%，負責研發和創新的蘋果公司淨利高達58%，直言台灣若還停留在過去的階段，會永遠賺不到錢，所以要鼓勵創新，要創造一個不怕失敗的環境。他還說，上帝也救不了無法迅速改變的人，如果學校還停留在黑板、粉筆、講義的時代，「那我們就準備滅亡吧」
但不只台灣，柯文哲認為整個華人界對創新仍存在著許多障礙。他指出，諾貝爾化學、生物、物理等三個最具創新指標的獎項，117年來只有中國的屠呦呦在2015年獲得生物獎，代表整個民族幾乎沒有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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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文化（英語：The Two Cultures），是英國科學家和小說家C·P·斯諾，於1959年在劍橋大學瑞德講座第一部分的標題[1][2]。它的論點是「整個西方社會知識份子的生活」被名義上分成兩種文化，即科學和人文，對解決世界上的問題是一個重大的障礙。
講座於1959年5月7日在劍橋大學評議會大樓舉行，隨後出版為《兩種文化與科學變革》的書籍。這次講座和擴充後的書籍內容，源自一篇於1956年10月6日，由C·P·斯諾在《新政治家》雜誌發表的文章。而這篇文章，亦題為《兩種文化》[3]。以圖書形式出版後，斯諾的演講被廣泛閱讀，並在大西洋兩岸廣泛討論，以致他在1963年撰寫了一個後續: 《兩種文化與第二種見解》- 兩種文化與科學變革的擴充版[4]。
C·P·斯諾的立場可以概括為文章裏一個經常重複的部分，他寫道：
曾經有很多次，我與一些人在一起聚會，根據傳統的標準來說，他們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並一直對科學家的無知而表現出興致勃勃的，難以置信的樣子。有一兩次我被激怒了，於是質問他們之中，有多少個能夠清楚地解釋熱力學第二定律，即熵的定律？令人沮喪的回答同樣是否定的。然而我問的這一問題大概就是將「你讀過莎士比亞嗎？」這一問題轉為科學語言描述的一樣[5]。
現在我相信如果我當初問的是一個更簡單的問題 - 例如，「你認為質量，加速度是什麼意思？」即與「你能閱讀嗎？」這一問題轉換為科學語言後是等值的。他們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當中，不會有超過十分之一的人，會認為我在表達同一個意思。所以說，當現代物理學的大廈不斷增高時，如今西方世界中大部分最聰明的人，對它的洞察也正如他們新石器時代的祖先一樣[5]。
影響力
斯諾的演講譴責了英國的教育系統。自維多利亞時代，英國運用了科學和工程學的資源，過度地投入在人文學（尤其是拉丁語和希臘語）的教育。儘管它們的科研成果，已經替盟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取得決定性地勝利[6]。這實際上剝奪了英國精英（政治界，行政界和工業界）所需要的充足準備，以管理科學化的現代世界。相比之下，斯諾說，德國和美國的學校，正試圖為他們的公民，給與科學和人文學同等的資源。更好的科學教育能使這些國家的統治者，在科學化的時代更有效地競爭。後來兩種文化的討論，漸漸模糊斯諾最初的重點 - 「英國的教育系統和社會階級，與這些互相競爭的國家之間的差異[6]」。
兩種文化描述的是五十年前的英國，可是在五十年後的今天，這個問題仍然存在。《兩種文化與科學變革》這本書，經常被文化研究論文引用，C·P·斯諾更被譽為最先提出兩個文化這個問題的人，可能比他的作家身份更加有名。他在書中對英國教育制度的評價，許多細節雖然與現在的社會截然不同，但最聰明的學生不選擇修讀科學的核心問題仍舊存在，因為他們多選擇最能賺錢的商科[7]。
2008年，泰晤士報文學副刊的「二戰以來最影嚮西方公眾話語的100本書名單」，包括了《兩種文化與科學變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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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他發表著名的「兩種文化」演講 | 歷史
Posted on 2016-07-01 in 科學
►查爾斯·珀西·斯諾 （Charles Percy Snow）
「現在我相信：如果我當初問的是一個更簡單的問題——比如，你認為質量，加速度是什麼意思？這個問題與『你能閱讀嗎』轉換為科學語言後是等價的——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當中，不會有超過十分之一的人會認同我的意思。所以說，當現代物理學的大廈不斷增高時，如今西方世界中大部分最聰明的人對它的認識和他們的新石器時代的祖先相差無幾。」
這一番話來自1959年英國物理學家、小說家查爾斯·珀西·斯諾 （Charles Percy Snow）在劍橋大學作了一場著名的演講，對英國當時重文輕理的精英社會而言，猶如當頭棒喝。他在演講中提出，存在着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人文文化與科學文化。
半個多世紀以來，斯諾的提出這個話題在當時引發的廣泛爭論，至今仍然綿延不斷，不時地得到人們的回應，影響深遠。
1905年，斯諾出生於英國的一個下層中產階級家庭。他的父親靠兩份工作維持生計，除此之外還做了一些小生意，但並不順利，這讓他們常處於破產的邊緣。也許正是因為少時的貧困，造就了斯諾之後的多種才能。此外，貧困對斯諾以後的專業選擇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一開始他立志做一名小說家，但為了生活更有保障，他在大學選擇了化學專業，並繼續攻讀物理學碩士，之後進入劍橋大學卡文迪許實驗室攻讀博士。 25歲，他成為劍橋大學的研究員。
在劍橋，他主要研究簡單分子的紅外光譜以及複雜大分子的晶體結構。斯諾曾和同事發現了一種提取維生素A的方法，這個發現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關注，並發表在《自然》雜誌上，然而後來發現，這種方法存在一個明顯的錯誤，論文被撤稿，這讓斯諾有很大的挫敗感。在做物理研究員期間，他開始發表小說，彼時，他的第三本小說已經被接受。於是斯諾開始將精力轉移到寫作上面。事實上，斯諾在20歲時就寫了第一本小說，他最有名的作品是系列小說「Brothers and strangers」（台灣譯名為《陌路與手足》），在當時引起很大的反響。斯諾對自己的文學才能很自信，覺得自己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機會，但最終他沒有獲得諾獎，倒是娶了一個小說家妻子。
除了科學與文學兩大領域之外，斯諾還參與了大量的行政事務。在大學做研究員期間，他就參與了行政管理並擔任校媒的編輯工作。二戰期間，他在英國皇家學會下屬的一個委員會負責科學資源調度。在英國勞工部擔任技術人員主管，他還幫助挑選參與「曼哈頓計劃」的英國專業人員。因為這些經歷，戰後斯諾離開了劍橋大學，成為了政府的科技顧問。他先後擔任過英國電力公司科技人事主管，英國技術部上議院的政務次官等，參與了大量的科學政策的決定。
斯諾對科學、文學兩大領域都很熟悉。他常在白天和科學家一起討論科學，晚上則進入到文學家的沙龍探討中。他深深地感受到了這兩種文化的隔閡。1959年，斯諾在劍橋大學瑞德講座（The Rede Lecture），就這個問題發表了著名的演講——「兩種文化」，由此引發了多年激烈的爭論，也讓斯諾這個名字一再被提及。斯諾認為，文學在很大程度上是面對過去，而科學則是面對未來。
文學家覺得科學家是膚淺的樂觀主義者，對文化不了解，而科學家又會覺得文學家的想法太厭世，是病態的，甚至這種厭世和病態是奧斯維辛集中營背後的原因之一。斯諾為兩方分別進行了開脫，當然在開脫之餘，斯諾批評了整個文學界對於科學的無知，同時也批評了科學家把書僅當作工具，以及對工程的輕視。不管是科學家沒讀過莎士比亞，還是文學家不懂熱力學第二定律，在斯諾的眼裏這都是不對的。最後，斯諾將矛頭指向了英國的教育系統，認為這一體系過於強調專業化。英國當時是一個重文輕理的社會，最優秀的人才常常從事文藝相關的工作，斯諾以美國和蘇聯作為對比，呼籲增加科學教育和人才的比例。
斯諾之所以大聲疾呼，我們需要回歸到他的人道主義精神上面進行理解。斯諾相信，科學技術的發展不但可以幫助本國窮人，還能夠幫助全人類最終消滅貧困。在一篇名為《貧與富》的文章里，斯諾專門分析了怎樣幫助非洲、拉美等貧困地區發展科技和工業。他希望，通過兩種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最終幫助人類解決貧困問題。
斯諾提出兩種文化隔閡問題的57年後的今天，時空轉換，世界情形已大不同。新學科的發展，尤其是腦科學（比如，記憶、學習、同理心、情緒等機制）作為橋樑，已拉近了科學（生物、化學）與人文（心理現象）的距離。值得注意的是，在經濟轉型時期，國家強調科技創新，也許科技能夠得到足夠的重視，而人文反倒可能被忽視。
斯諾批評了反工業化以及崇尚自然生活方式的盧德派。面對科技飛速發展帶來生活方式的異化，人文可以幫助我們尋找到生活的本質和意義，從這個角度來講，盧德派的主張倒不失為一個提醒；另一方面，科技的進步，的確如斯諾所言，幫助了窮人提高了生活水平，但卻沒能解決貧困問題。科技只是提供了可能，但是否一定適用，仍因人而異，與文化密切相關。應用科技來解決貧困問題，其實是個科學之外的問題，這也是斯諾呼籲的科學和人文應更加緊密結合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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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爾斯·珀西·斯諾，CBE（Charles Percy Snow，1905年10月15日－1980年7月1日），科學家，小說家。
生平
斯諾在英國英格蘭東米德蘭茲萊斯特郡萊斯特出生，在萊斯特大學和劍橋大學受到教育，並於1930年在後者成為劍橋大學基督學院的一個研究員。在1957年他被授予爵士稱號，1960年成為終身貴族——萊斯特的男爵斯諾。他曾在哈羅德·威爾遜的英國工黨政府擔任助手。他的朋友包括數學家高德菲·哈羅德·哈代（曾為哈代的《一個數學家的辯白》（A Mathematician's Apology）寫序），物理學家派屈克·布萊克特與X射線晶體學家約翰·德斯蒙德·貝爾納.[1]
斯諾與小說家帕米拉·漢斯福德·詹森結婚。
事業
斯諾的首部小說是偵探小說《船帆下的死亡》（Death under Sail，1932年出版）。他也為安東尼·特羅洛普（Anthony Trollope）寫了一部傳記。
不管怎樣，他更為人知的是他是題為《陌生人與親兄弟》（Stangers and Brothers）這一系列描述現代學術與政治背景下的聰明人（intellectuals）的政治小說的作者。《院長》（The Masters）是這一系列小說中最為著名的，它通過描寫一個劍橋的學院在選舉院長之前的一系列事情，討論了其內部的政治問題。它表達了作者作為一個局內人的觀點，也揭露出了學術之外的事物對被認為是客觀的學者做出決定時的影響。《院長》與《新人》（The New Men）一同獲得了1954年的詹姆斯·泰特·布萊克紀念獎。[2]《權力走廊》（The Corridors of Power）在今天的英語字典中添加了一個習語。
《寫實主義者》（The Realists）是對這八位作家作品的一個檢驗：司湯達，巴爾扎克，查爾斯·狄更斯，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爾斯泰，貝尼托·佩雷斯·加爾多斯（Benito Pérez Galdós），亨利·詹姆斯和馬塞爾·普魯斯特，斯諾為寫實主義小說做出了一個堅實的辯護。
值得注意的觀點與見解
斯諾最值得人們注意的是他關於他「兩種文化」這一概念的講演與書籍。這一概念在他的《兩種文化與科學變革》（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1959年出版）。在這本書中，斯諾注意到科學與人文中聯繫的中斷對解決世界上的問題是一個主要障礙。
斯諾特別提到如今世界上教育的質量正在逐步地降低。比如說，很多科學家從未讀過查爾斯·狄更斯的作品，同樣，藝術工作者對科學也同樣的不熟悉。他寫道：
曾經有很多次，我與一些人在一起聚會，根據傳統的標準來說，他們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並一直對科學家的無知而表現出興致勃勃的難以置信的樣子。有一兩次我被激怒了，於是質問他們之中有多少個能夠解釋清楚熱力學第二定律，即熵的定律。令人沮喪的回答同樣是否定的。然而我問的這一問題大概就是將「你讀過莎士比亞嗎？」這一問題轉為科學語言描述的一樣。
現在我相信如果我當初問的是一個更簡單的問題——例如，你認為質量，加速度是什麼意思？，即與『你能閱讀嗎？』這一問題轉換為科學語言後是等價的——他們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當中不會有超過十分之一的人會認為我在表達同一意思。所以說，當現代物理學的大廈不斷增高時，如今西方世界中大部分最聰明的人對其的洞察也正如他們新石器時代的祖先一樣。
斯諾的演講在發表之時引起了很多的騷動，一部分原因是他在陳述觀點時不願妥協的態度。他被文學評論家F·R·利維斯（F. R. Leavis）強烈地抨擊。這一激烈的爭辯甚至使夫蘭達斯與史旺創作了一首主題是熱力學第一與第二定律的喜劇歌曲，並起名為《第一與第二定律》（First and Second Law）。
斯諾寫到：
當你想起人類悠久而又黑暗的歷史之時，你會發現可怕的犯罪出於服從之名遠遠多於出於背叛之名的犯罪。
斯諾同時注意到了另一個分化，即富國與窮國之間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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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人史諾（Charles P. Snow）於1959年5月在劍橋大學一年一度的「瑞德講座」發表了一場演講，名為「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史諾的「兩種文化」指的是兩類差異甚大且漸行漸遠的知識分子，也就是文學家與科學家。一邊是「懷舊而保守」，另一邊是「膚淺而樂觀」。他們彼此不相契投，甚至可以說相互還有點敵意，說這兩類人活在不同的文化中並不為過。史諾舉詩人艾略特（T. S. Eliot）與物理學家拉塞福（E. Rutherford）為兩大陣營的代表人物。所以史諾的兩種文化就是科學文化與非科學文化。而文學家只被當作非科學文化氛圍的代表，因他們最能「說出非科學社群的感受」。而史諾的科學社群也包括了技術專業人員。今天我們常把人文（包括宗教、哲學、藝術、文學）與科技對比在一起，這與史諾兩種文化原意相去並不遠。
史諾顯然認為他可以跨越隔離兩種文化的鴻溝，他所依恃的是他受過正統的科學訓練，曾在知名的卡文迪西實驗室研究紅外線光譜，熟識許多知名的科學家。而且後來他開啟了寫作生涯，出版過一系列暢銷的小說。所以他有物理學家與小說家雙重身分，取得談論兩種文化的某種權威性。在演講中史諾抱怨科學與文學相互不了解，對英國來說是一大損失。科學家固然沒有什麼藝術涵養﹝頂多『讀過一點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傳統文人對科學的無知更是嚴重。史諾認為「熱力學第二定律」應該和莎士比亞作品一樣是每個人必備的知識。他很遺憾學生只接受了專業化教育，不能成為健全的人才。
史諾對科技寄予很高的期許。因為有科技，人類才能免於飢餓與疾病，延長壽命。現在我們可能不易想像在十七、十八世紀人類的平均壽命約只有現今的二分之一而已。要消除富國與貧國的差距也必得依賴科技。無論是政治家還是文學家都必須有足夠的科學素養，不能對科學一無所知。
史諾的演講稿後由劍橋大學出版成書，迴響不斷。有熱烈贊成的，也有嚴詞批評的。很多人認為當務之急在於提昇非科學家的科學素養，而非提昇科學家的文學素養。史諾對於科技發展所懷抱的樂觀態度，也有人很不以為然。即使是兩種文化的說法也引人非議：科學與非科學的分界線真有那麼明確嗎？兩者的分野是科學哲學家日夜苦思卻還一直講不清楚的事。科學家之間的異質性也被忽視了。一位理論物理學家與海洋生物學家的差異恐怕不小於他與哲學家的差異。把技術與科學不加區別地擺在一起也有人不贊同。
這些批評在史諾看來都沒能夠擊倒他的論點。他認為他的文章能夠引出一大堆的討論文獻，證明了他的想法「一點都不具原創性」，因為「早已瀰漫在空氣中」，他不說也會有其他人將它說出來。而且這些想法就算是不全然正確也「必然有些道理」，才能引發共鳴。
在台灣，不論是官方或民間，也很熱中於人文與科技的對話。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有代表人文科學的余英時與代表自然科學的吳大猷對談兩門學問「應如何均衡發展」。近兩三年來，這種對話的場合越來越多，只是與談者多已改由佛教高僧與半導體業巨人上場。對談的焦點則為如何加強人文關懷與肯定人的尊嚴。從這些轉變，我們可以看到科技在現世社會的高度優勢地位。雖然科技專家的道德感並沒有明顯地低於﹝或高過﹞文學家、政治家、或木匠，人們還是很擔心科技人忽視了他們的道德責任。所以大家就轉向宗教，期待它可以發揮「教化」的功能。
在西方國家，科學與宗教的關係也一直是停不下來的話題。不過他們多半在爭論兩者之間的矛盾與衝突，不似我們比較有實用傾向的討論。就理念上講，科學可算是人文的一部分，二者都是人以其主體意識去創造出來的東西。所以科學不應該與人文或宗教去對話，反而是人文應該與宗教對話，大家可藉此好好省思人存在的意義。
為了回應眾多的評論，史諾在1963年發表了「兩種文化：重新審視」一文，文中並沒有改變他的基本立場，不過他倒是同意以「熱力學第二定律」做為一般人的科學知識的判準是不恰當的，因為它太難了。史諾提出一個新的判準：分子生物學，認為它應該是「大眾文化裡不可或缺的科學常識」。今天基因已成為大眾非常熟悉的詞彙，回頭看我們還是得稱讚史諾的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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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後的「兩種文化」—C. P. Snow《兩種文化》再探
文／黃春木 臺北市立建國高中歷史科教師
一、前言
1959年5月7日 ，物理學家暨小說家史諾（Charles P. Snow, 1905-1980）在劍橋大學「瑞德講座」（The Rede Lecture）發表題為〈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之演講，英國國內和國際間隨即熱烈迴響，並引發經年的文化論戰；1963年，史諾就各界的評論指教，撰寫〈兩種文化：重新審視〉（The Two Cultures: And A Second Look）回應。隔年，劍橋大學出版社將兩篇長文結集出版，此後且重印近三十次，相關論辯也仍未止息。1993年，劍橋大學出版社將此書重新排版，並邀請劍橋大學專研知識分子歷史與英語文學的柯里尼教授（Stefan Collini, 1947-）撰寫導言；柯里尼的長文回顧「兩種文化」發生的歷史背景、內涵，史諾的生平，「瑞德講座」演講發表後的各方反應和爭議，以及數十年來各類學科的變革與專業化景況，並且就「兩種文化」之提問是否依然適用等課題，進行了評估及反省。
史諾的論述或柯里尼的檢視均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都源自英國歷史文化的脈絡，本文確認「兩種文化」所帶起的問題意識極為重要，因此，將以史諾、柯里尼的觀點為基礎，探索「兩種文化」的歷史性與文化性課題，同時藉以反思「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的理念與意涵。
二、「兩種文化」的歷史性課題─英國的脈絡
史諾的「瑞德講座」演講，初衷在於批評劍橋大學偏好「文學知識份子」（the literary intellectuals），其古典人文傳統只醉心於培育所謂「有教養的人」，貶抑科學或科學教育，甚至斥之為「職業訓練」。不過，史諾擁戴科學（及技術）的立論，並非僅僅試圖釐清「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之間的關係，或者應當如何安排課程以便讓學生適切地瞭解兩種知識，他把論述的範圍發揮得更為遠大，將其與英國國際競爭力之提升、富國如何幫助窮國、如何餵飽地球上的所有人類，以及人類未來的希望何在等議題緊密關聯；簡言之，史諾認定「科學」，或者確切地說，應是「科技及工業化」所帶來的「現代化」，方能使上述的人類社會重大課題獲得妥適的解決。
史諾所引發的「兩種文化」論爭，在劍橋大學歷史上並非首見，最遲在1860年代，「科學」與「人文」的對壘已出現於校園。當時，有感於歐陸大學的強力競爭及英國科學技術優勢的流失，科學教育終於進入劍橋大學（及牛津大學）；然而，劍橋一方面接受了科學的學術價值，另一方面卻始終堅持傳統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理念，輕視科技或者任何實用性、職業性的學科，所謂「兩種文化」，或者劍橋的「分裂性格」（split personality）因而產生（金耀基，1983）。
在這樣的對立中，1880年，因捍衛「進化論」而聲名大噪的赫胥黎（T. H. Huxley, 1825-1895）在英格蘭工業中心伯明翰「梅森學院」創校典禮上發表〈科學與文化〉演說，呼籲要為那些希望從事工業和商業的人們提供有系統的科學教育，他直言批評古典人文教育對於科學課程的抵制，同時主張科學乃是文化的一部份，可以為國家福祉做出深遠的貢獻。1882年，維多利亞時代最優秀的文人阿諾德（M. Arnold, 1822-1888）就在劍橋大學「瑞德講座」發表〈文學與科學〉演講，反擊對於古典人文教育的指責，否定赫胥黎關於「文學將不可避免地被科學所取代」的宣稱，同時強調只要人類天性不變，古典人文的精神便將繼續為人類的道德理解提供支點。
這場英國近代史上相當著名的「兩種文化」論戰，並未達成共識，而阿諾德堅持科學教育或許可以培養出實用而有價值的專家，但卻無法培養出「有教養的君子」之論斷，則依然主宰著劍橋大學，乃至英國的傳統社會。七十七年之後， 面對古典人文教育的優勢，史諾依然得為科學教育的地位而在劍橋校園中奮鬥。
然而，二十世紀的歷史發展其實早就傾向科學，劍橋大學的高大藩籬也無從遏阻。1959年之後的這五十年間，「科學」壓倒「人文」，或者專門化教育取代博雅教育，已然是舉世不爭的事實，甚至劍橋校園中的古典人文傳統也日漸傾頹。這五十年來，身處「科學時代」的人文學者對待科學的態度，或許與其前輩並無太大的不同，但主要扮演的角色已變化為「抗議者」，身影猶如史諾，但這樣的「逆轉」無關乎「兩種文化」對壘的解消，問題持續存在，甚至更形尖銳。
另一方面，鑑於「人文」陣營長久以來對於「科學文化」的漠視或敵視，史諾遂以Luddites名之，指摘其對於機器、科技的無知。史諾如此批評劍橋傳統的人文菁英，其實已碰觸到「兩種文化」所蘊藏的階級問題，而這可能才是最令他難以忍受的「切身之痛」。
英國傳統的「博雅教育」其實是專屬於有閒階級的仕紳教育，而仕紳則是長期執掌英國的統治階級，史諾的家世顯然不符這樣的資格；身處階級認同極其細膩講究的社會傳統，史諾對於階級問題的敏感與關切是十分鮮明的（Collini, 1998）。應該說明的是，即使1880年代那場論戰的雙方，提倡科學教育及工業、商業技術教育的赫胥黎也是出身低微，而阿諾德身世則相當顯赫，擁有研讀人文古典和英語文學的家學淵源。史諾借用Luddites這樣一個描述勞動階級的詞語來批評「文學知識份子」的勢利且懷舊，貶抑厭惡之情表露無遺。這種心態，唯有理解英國社會階級間傳統的緊張關係後方能體會。
整體而論，在劍橋大學，或者英國社會制度化的階層裡頭，史諾所揭露的問題有其歷史、社會傳統的糾葛，並非二十世紀才浮現。但是，史諾批判「兩種文化」的論據卻未必都符合歷史，尤其他明顯低估英國科學技術發展的成就，製造出了「人文」壓制「科學」的假象；再者，他以文學知識份子（尤其是小說家）與自然科學家（尤其是物理學家）分別代表「人文」及「科學」，亦有簡化、錯置之虞（周任芸譯，2004）。「兩種文化」對壘的問題，其實廣泛存在於人文社會學科與數理學科兩大知識陣營中，並非只是文學知識份子與自然科學家之間的猜忌爭執而已。
史諾在1959年重新拋出的「兩種文化」議題，經過五十年來的歷史變遷，兩大陣營主客已經易位；不要說社會科學，即使過去高高在上的人文學也為了追求「科學化」而曾經努力多時。但在科學益發是顯學的時代，史諾當年對於科學技術或者現代化的無比信念，今日看來卻早已非順理成章。這部分的討論留待下文。
三、「兩種文化」的文化性課題─中國的處境
二十世紀初，英國的「兩種文化」問題是以「人文」排斥「科學」的狀態呈現，但在中國，這個問題卻是以「西方」壓倒「東方」的態勢侵入，「西方」代表的是嶄新、現代化的科學，而「東方」代表的即是落伍懷舊的人文古典。換言之，史諾擁護科學的信念，在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卻是以「救亡圖存」的目標，在尋求「西化」的途徑上，使用更為絕決的「整體性反傳統主義」（totalistic anti-traditionalism）手段加以行動的。應該再次提醒的是，作為中國「西化」（或「現代化」）全然指涉的科學，甚至在1959年劍橋大學校園中，還需要史諾極力呼籲應該給予高度重視。
精確地說，英國「兩種文化」的問題主要是以「二元對立」形式存在，儘管晚近此對立性隨著科學優勢日顯而有所轉變，但對立情勢並未消失。然而近代以來的中國，「兩種文化」的問題可說幾乎是以「一方獨霸」形式盤據，「人文」一方只能力求不死而已，於是有關「兩種文化」的思索主要不在於如何「壓制科學」，而是如何「振興人文」，至於科學的強調或是科學教育的推動，不是做得太多，而是依然做得不足。
由此看來，「兩種文化」問題有其不同的歷史文化脈絡，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的變遷甚至促使這個問題以「科學主義」（scientism）的橫決而激起反思與論戰，時間則可以遠溯1920年代。
關於「兩種文化」在近代中國歷史上（或今日臺灣社會中）迥異於史諾所論述、爭辯的型態與意涵，不是本文的焦點，但是，正因如此的殊異性，使得針對「兩種文化」論爭之梳理變得更加艱辛，難以放諸四海而皆準；每個社會自有其文化傳統的、歷史變遷的與當代挑戰的脈絡必須加以理解，這個工作難以假手他人，當然也非研讀由史諾所開啟的「兩種文化」相關論戰資料，就能得到完整解答。
四、「兩種文化」的教育性課題─世代的考驗
在「兩種文化」對壘的歷史變遷中，1959年史諾所開啟的批判對於今日最重要的意義之一，毋寧是激起「專門化」與「博雅教育」的論爭，或者擴大意涵來說，這是一個關於「人」之形象與意義的再探索，而論爭源頭的「兩種文化」對壘，其攻防已然易位。
在近代史上，科學的卓越貢獻是不爭的事實；除了發展物質文明之外，近代科學與工業革命也有助於平等社會的出現，並讓許多寒微之士以其科學成就或技術發明而向上流動，甚至成為社會菁英。史諾自己就是一個顯例，他在劍橋大學基督學院獲得博士學位，生涯發展中成為劍橋大學「卡文迪西實驗室」（Cavendish Laboratory）的研究員、暢銷小說作家、企業顧問及總裁、工黨政府科技部次長，並由王室冊封終身爵位。在英國史上，史諾的成功具有跨越「兩種文化」鴻溝的多重意義，由他來呼籲正視「兩種文化」問題，並試圖予以克服、超越，顯然有相當的說服力。
然而，史諾表述「兩種文化」殊異的方式卻未必妥適，他以「科學─未來」、「人文─傳統」的對比加以凸顯，並因此將樂觀的科學主義發揮得淋漓盡致，視為解除世局困境的唯一良方，這在無形中已將「兩種文化」的誤解推至極端，並且有意無意間將科學抬昇為「至尊」，擁有人類社會文化發展總體指導的無上權威。
五十年來，「科學進步論」、「科學主義」與脈絡相依的「實證主義」，以及「現代化理論」等，誠然風行一時，如今卻已深受批判；基於科學技術信念而來的目標或行動未必一無是處，但其基本預設─「社會發展具有普遍的規律和階段」，則欠缺充分的根據，即使「純科學」（hard science）中最純正的物理學界，關於「客觀性」、「嚴密系統」或「可預測性」等核心本質也已有所修改。然而在實驗室外，由於科學價值的過度強調，「科學」陣營與大財團、政府，甚至軍事權威緊密結合，依附與激化資本主義、世界霸權競爭的態勢，使得「人文」陣營紛以「霸權」（hegemony）、「技術理性」（technical rationality）、「異化」（alienation） 等課題批判科學所帶來的人類社會及文明危機。
因此，所謂「兩種文化」攻防已經易位。若借用左派、右派的概念來區分，晚近五十年的發展已經讓掌握龐大資源與權力的「科學家」變得越來越是保守的右派，而「文學知識份子」則益發是激進、抗議、批判的左派。在赫胥黎或史諾的時代，科學作為「解放的力量」或「人的良心」等角色，在目前似乎已經變得曖昧不明了。
當然，面對「人文」陣營的批判，「科學」陣營未必默默承受。科學家對於所謂「文學知識份子」在科學知識上所顯露的無知，以及動輒將「現代性」困境、生態危機等全歸咎於科學的指控，向來反感且鄙視。最引發議論的反擊，是以「學院左派」統括那些從事「科學的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vism of science）和各種「基進科學研究」（radical science studies）的人文學者或社會科學家，指責其「科學論述」充其量只是一種「高級迷信」（higher superstition），不僅越界，污衊了科學的神聖理性，更誤導社會大眾 。
經歷五十年的論戰與各自的行動，我們在「兩種文化」的爭議中似乎沒能獲得重大突破，但兩大陣營（特別是「科學」）都無法獨佔「唯一真理」的事實，也是顯見的。在這樣狀態下，當年史諾及參與論戰各方所關切的博雅教育、科學技術教育問題，今日必須重新審視。
五十年來的變遷，仕紳階級早已與「舊日美好時光」一同煙消雲散，博雅教育的地位遠不如昔，反倒是史諾等人倡導的「專門化」（或者「實用性」、「職業性」）教育所帶來的「分流教育」問題，成為各國教育改革的焦點。為了化解這個教育問題，「通識教育」的實施常被視為改善的關鍵。
舊有的博雅教育理想旨在培養「有教養的君子」或者「不器」之通人，這在今日已經不易堅持，通識教育帶有「普通」、「普及」之意，又蘊含著「通透」知識從而兼具才識、學識、常識之意，相較之下顯得平實無華，少了博雅教育的菁英氣息，且能切中「專門化」那種偏重技術、強調效益、分殊知識的弊病。通識教育旨在培養一個具有統整知識的人，這樣一種「人」之形象或意義的建構也同時變成因應、化解「兩種文化」對壘的可能途徑。
通識教育主要是針對學科藩籬、技術實用導向等教育現況的改革之道，目的不是替換，而是補強及充實。特別要說明的是，在歷經五十年的教訓之後，我們不應該再把科學及技術奉為衡量知識的唯一尺度，正視科學及技術，既不敵視，也不盲從，應是目前通識教育處理「兩種文化」論爭的重要課程方向；換言之，在培養一個「通識人」的規劃中，科學及技術應是其中的重要課程內容。
反思目前在大學校園的實施狀況，除了「文學與藝術的欣賞」之外，通識教育的理想類型大致可歸納如下：
•日常生活「常識」的理解與反思。
•古典的研讀：仿效阿諾德的主張，將 科學的偉大著作涵括於古典之中。
•跨學科的知識或探究方法之學習。
•科學研究（science studies），或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
•區域、國家重要議題的探究。
•國際間，或者人類整體、地球環境重要議題的探究。
在這六種類型當中，最後兩類所呈現的「議題導向」通識課程，可能是最具實踐效果的方式。因為，通識教育理應努力超越偏重單一學科知識傳授的窠臼，並促使不同領域的學生通過「關心及實踐」的途徑展開對話與合作，由此逐步形成理想的通識能力與素養。以議題整合知識的學習歷程，可淺可深、可近可遠，最能激發學習的主動性，並且涵括其他類型的通識課程。
史諾發表演講的1959年，正值冷戰最深重的時期，就在前二年，蘇聯成功發射第一枚人造衛星進入地球軌道，震懾西方，從史諾來看，這意味著冷戰雙方即將進入更為全面的政治、軍事和經濟的角力。然而，史諾的格局放得更為遠大，他試圖跳脫大國爭霸的零和關係，點明核子戰爭、人口膨脹和貧富差距才是全人類面臨的最嚴重挑戰。
在這樣的體認中，史諾轉而關切傳統的教育制度改革，主張唯有借助科學和科學教育才能解決這些重大問題。史諾開出的藥方在目前看來未必有效，但他關切重大議題的視野，卻可視為今後實施「通識教育」的典範。史諾當年提出人類社會所面臨的三大挑戰，五十年後，世局的考驗更為深重，伴隨全球化而來的區域、階級、資源、環境的變化與衝突，人類文化多樣性與生態多樣性的前景，對科學技術威權的批判與監督，以及民主制度、人權的實踐等，每一項議題都攸關各地區、人類整體與地球的命運。通識教育的實施必須設法讓學生在兩大知識陣營各自內部或兩者間已然分殊的「專門化」中跳脫出來，並能細膩敏銳地以「局部地方的知識」（l ocal knowledge）取代科學家宣稱的「普遍性知識」，由個別內在的脈絡仔細關切和瞭解不同族群、區域的文化，從比較、參照中察覺個別或共通的議題，據以尋求妥善處置之道。
在如此實踐的情況之下，我們應該可以做得比史諾更好。
五、結語
史諾在五十年前發出的大哉問，相當程度上構成今日我們探究「兩種文化」論戰、反思科學、實施「通識教育」的重要基礎之一。姑且不論「兩種文化」的對壘能否解消，就「通識人」的理想來看，確實有機會可以擺脫其間的糾葛，史諾的博學多才、深思當代國際社會與全體人類處境的恢弘格局，已然做出一個重要的展現。
我們不必以「求全」之心來批判史諾，當年他也深知彌合「兩種文化」分裂之困難，於是將希望寄託於教育的改革，誠如史諾在〈兩種文化：重新審視〉一文所說：「改革教育不是為了製造什麼奇蹟。文化上的分裂已經讓我們變得太過遲鈍，我們應該恢復溝通。……如果運氣好的話，我們可以教育出更多比我們更美好的心靈。」（林志成、劉藍玉譯，2000）
「通識教育」能否教育出更多比我們更美好的心靈？這已是我們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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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文化 The Two Cultures - C.P. Snow
週日 2013-02-17 hevangel 兩種文化 The Two Cultures - C.P. Snow
一本五十年前出版的小書，輯錄作家C.P.Snow在劍橋大學的演講，喚醒知識份子正視西方文化界中的危機。知識份子分裂為兩個獨立群體，科學家與人文學者，他們生活於兩個不同世界，在知性上沒有共通的話題和語言，互不來往互不相干。科學家對人文科目最新的發展不感興趣，而文學者則是不折不扣的科學盲，連最基本科學慨念的如「熱力學第二定律」也不懂，其無知程度等同於唸文科的人沒有看過「莎士比亞」一樣。
當科學家埋首在實驗室做研究時，社會上的主流意見，不論是傳媒還是政治，都被讀人文科出身的人控制了。現代國家的發展依靠科學，讓一群科學盲領導國家，只會讓國力停滯裹足不前。Snow認為人文學者應該多認識科學的想法，而科學家也要走出實驗室，面對群眾讓他們明白科學思想。人文和科學的知識份子，要互相合作互相理解，才能保持國家的經濟實力。
作者嘗試解釋兩種文化的成因，他認為是源於教育制度。當時英國成績最好最聰明的學生，不會選擇讀科學，他們寧願讀古典文學來突顯自已的學識。文化人看不起科學人，認為只有二流的腦袋才會讀科學。讀科學出身的人，不論身家背景，宗教信仰，政治取向，經過科學教育的共同洗禮，他們的思想有一個共通點。科學人對世界的看法是樂觀的，他們的價值取向積極面對未來，認為社會是一天比一天進步，科學可以解決人類的難題。反而文科人對世界的看法是消極，他們認為世界的問題源於人類，價值取向面消極，想回到過去的黃金時代。最後作者比較英國，美國和蘇聯的科學教育，指出若果英國不再視重科學，國力將會比美蘇遠遠拋離，失去主導世界的影響力。他指出要維持英國在國際間的影響力，便要把科學出口到發展中國家，而科學發展亦可以拉近國與國之間的貧富差距。
這本書講是五十年前的英國，可是在五十年後的今天，「兩個文化」的問題依然存在。這本小書卻經常被文化研究論文引用，他更被譽為最先提出「兩個文化」這個問題的第一人，比他的作家身份更加出名。他在書中對英國教育制度的批評，很多細節上雖然與今天社會截然不同，但最聰明的學生不選擇讀科學的核心問題仍舊。今天最聰明的學生多選擇最能夠賺錢的商科，但是一個國家生產力的長遠興衰，最終還是取決於該國的科學基礎。
Snow不是以嚴緊的推論出名，事實上因為這本書的演講的關係，內容其實十分鬆散。讀者若要逐字逐句去反駁，會找出很多破綻。全書六十多頁，想說的只有一個大道理，所以看這本書不太需要用腦去看，而是用心去感受。看罷後印證現實生活中遇到的例子，便知道「兩種文化」問題的嚴重性了。不過今天「兩種文化」恐怕已變成「三種文化」的問題，除了文科和理科的分歧外，還多了一群只懂賺錢，財大氣粗的商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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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自己很有人文素養的那些理工人
周偉航 12 Apr, 2016
台灣有一些理工人，覺得自己很有人文素養。
一看到上面這句話，你的腦海可能立刻浮現幾個名字，或是開始比對現有的社會賢達哪些人符合這句話的描述。其實我還蠻鼓勵對號入座的，就當我講的就是你想的那些人好了。
當然，我指的範圍，很可能比你設想的還要來得大一些。我想談的，是那些「並未受過完整人文社會學門訓練，在自己選讀了一些人文書之後，突然蹦出來對人文社會領域指手畫腳，認為他已掌握人文社會學門的某些奧義」的那些理工人。
為什麼要談這些人呢？有很多人文社會學者認為這些人是胡言亂語，誤導社會，教壞小孩。我倒認為這些人對人文社會學門的威脅不大，但他們的這種想法，對於自身與其他理工人卻可能帶來不好的影響。也就是說，這種態度會是個內向的道德問題。
絕大多數的理工人，面對人文社會知識時是非常謙虛與尊重的，也樂於學習人文社會學門的知識，他們往往是人文領域的新媒體寫作者設定的溝通對象，正如某些理工人致力於普及科學知識於文組出身者之上。
但某些「自以為很有人文素養的理工人」，就沒這麼尊重、包容、友善了。他們的想法基本上有以下幾點共通特質。
第一，在學習方面，他們認為自學的文組知識，比學院派的系統閱讀、研究更加精準。
第二，在研究方面，他們認為文組的研究方法大有問題，甚至不能算是研究，只是個人心得的抒發，所以他們也可以抒發。
第三，在對人方面，他們認為讀文組沒什麼難度，就是多看多背而已，所以文組教授笨笨的，在思維嚴謹度上比不上理工教授。
第四，在世界觀方面，他們認為受過理工學門的知識訓練，才能對世界有比較融貫的瞭解，文組的認知都非常狹礙，無法從人文知識貫通到自然科學。
你不難找到一些「社會賢達」符合以上特徵。政府官員的許多施政衝突，特別是與民團的衝突，正是因為其人文素養不足，或是因為「他自以為很有人文素養」所造成的。
台灣還有很多重要的理工人也都有類似的問題。他們以為自己可以跨出原有的專業領域，對人文社會世界提出「最有效的解決方案」，但往往弄得一身腥。為什麼呢？這些「自以為很有人文素養的理工人」問題出在哪？
不妨先來看另一種人，我習慣稱之為「哲學怪人」。
我讀哲學，也在哲學系服務，其實大多數的哲學系師生都很「正常」，但系上還是會有一些怪怪的人出沒，而這些人通常不是學生，只是哲學的愛好者。我不清楚他們真實身份是什麼，但他們常在未告知教師的狀況下，隨意闖入任何一間教室旁聽。
但他們有些人不太想「聽」，只是想找個機會表達自身的「哲學研究成果」。他們可能花了十幾二十年，在學院外發展出一套「掌握天地奧義」的系統哲學理論，從宇宙誕生到公車讓座，這套理論都可以解釋。所以他特地來到哲學系，來好好「教育」一下還沒悟道的師生們。
就哲學專業角度來看，這些「哲學怪人」之中最好的見解，頂多是幾百、幾千年前某位哲學家思想的「弱化版」。因為這些哲學怪人沒受過系統性的中西哲學史訓練，所以他們花時間搞出來的東西，只是把古代思想家的理論「再發明」一次。連錯誤也一樣，甚至更嚴重。
人文社會學門之所以在基礎訓練階段強調「思想史」部份，就是希望學界晚輩可以避免前人的錯誤，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望向更高更遠的知識成果。
因此，要能在人文社會領域提出有價值的意見，在正常狀況下，需要有一定的閱讀量，其中包括大量「自己根本不想看」的文獻資料。這也是「自以為很有人文素養」理工人最大的問題，因為他們往往只看自己有興趣的書，或是比較有名的「經典」。
缺少這些基本訓練，他們在推理上就可能出現很多漏洞。除了重覆前人錯誤之外，他們還有以下的常見問題。
首先，他們對於美學價值與倫理價值的掌握相對薄弱。他們可能擅長於某種藝術技巧，如繪畫或樂器，但是對其他的價值領域缺乏理解與尊重，像是認為通俗文化很「低等」，沒有價值內涵，或是反過來認為傳統藝文沒有「用」。對於這種價值想法，他們往往提不出個人好惡以外的理論支持。
再者，他們通常擁有許多零碎的人文興趣，但缺乏目標階層概念來安排、整合這些興趣，這會讓他們的行動失去方向。人文研究者之所以探究人文社會領域的知識，是想要建立一種融貫的價值系統來指引人生，讓我們由最基礎的目標一路往上爬，走向人生的終極目標。
最後，如果他們有信仰特定宗教，那他們對於這些宗教的反思往往異常薄弱，遠不如對其他人文知識的批判。檢討他人非常用力，但是花在自省的時間少了些，這種「真理標準」不一的狀況，在知識領域中並不健康。
在個人學習面上，理組與文組沒有矛盾或互斥，理工人只要受過人文社會學門的訓練，同樣可以提出具有高度價值的學術見解，甚至指出純文組學者所忽略掉的重大議題。因此問題在於「自以為」很有人文素養，但實際上沒有。
你很少碰到文組人會「自以為」很有理工知識，因為理工知識「自以為懂」也顯然不濟事。那為什麼反過來，就變得可行？
許多「自以為很有人文素養」的發言之所以能取得社會能見度，通常是因為講述者於理工領域的社會地位，這可能誤導一般人相信他們在人文領域的見解也有可信度。不過，在網路發達的今日，他們如果真的講錯話，人文社會學者也可以快速「打臉」，因此他們對外的負面影響並沒有那麼大。
他們真正的道德問題，在於他們被批判後，卻不願以學術態度面對質疑，有些人只是「裝死」，還有一些反而是情緒性地認為人文社會學界「閉關自守」、「不肯接受新知」。不論是做人或是做研究，這都不是種好現象。要判斷自己的論述在人文社會領域能不能成立，寫篇論文來投看看，不就知道了？
沒有人一生下來就是文組或理組，專精哪種知識方法只是個人選擇。如果要選擇進入某個領域，那就依這個領域典範入門，再想辦法超越其現有的成果。堅持太多的「自以為」，不但無法撼動現有的知識體系，更只是在浪費自我生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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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傳媒 - 為何台灣人文素養落後歐洲？一題讓人哭笑不得的選擇題，揭開輸在起跑點的真相 羅惠珍 2016年10月20日 10:54 141930
在法國，一堂課要考3小時，如果你沒有足夠的寫作能力，以為3句話就交代完畢，那你就完蛋了...（圖/Farzad FARID@flickr） 為何我們總覺得，台灣人文素養比不上歐洲？從一題關於文學名著《天地一沙鷗》的選擇題，或許我們就能看見輸在起跑點的真相：在法國，他們的哲學教育從國小開始訓練，十年養成，高中哲學會考的題目，在台灣連大學生都不見得有把握好好回答…… 近年來，台灣的哲學界很努力地推動高中哲學教育，舉辦了各式各樣的哲學營，吸引不少年輕學子參加。他們一點一滴地澆灌，期待高中哲學的種子能早日萌芽，以翻轉台灣的中學教育，真是振奮人心。然而，從台灣現行的教學思維、學測、統測等考題以及各種考前「大補帖」等現象觀之，要在台灣推展高中哲學課，長路漫漫。 我長年旅居法國，觀察自己的小孩在法國受教育的過程，我獲得了一個結論：法國的小學和中學教育，幾乎是為高三的哲學課做準備。台灣現行的中小學教育，還沒有這樣的條件，要推展高中哲學教育，必須得從國小就開始翻動。 推展高中哲學最基本的說帖是，要培養年輕人「思辨和邏輯」能力。雖然這只是法國的高中哲學的基本步，聽起來很有道理，但「思辨和邏輯」若非從國小就開始訓練，不可能暑假過後，一上了高三，孩子就瞬間「開竅」。 法國高中會考哲學科，4個小時只寫一題，厲害的學生可以字體工整寫滿15頁，幾乎是一篇小論文。這樣的功夫不是天生的，吃再貴的補腦劑都沒用。法國人從小學起就逐步訓練書寫和閱讀習慣，直到高三。 換句話說，十年磨劍，訓練閱讀理解、語文表達和書寫能力，就是為了高三的哲學課做準備。 就如所有國家都重視國語文一樣，法文很重要。十多年前，參加學校的家長會，老師跟家長一個個談。喬艾斯小學小二老師胡怡庸女士說：「如果你法文的理解力不夠，怎麼看得懂數學題目？」喔！原來法國的數學很少考計算題，而是以應用題為主，所以光認得出數字和符號是不夠的。 法文不好，數學就完了。應用題本身就是個推論的過程。「光會寫答案沒有用，我要看你的答案是怎麼來的？」胡怡庸老師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班上有24個學生，每個人分2顆糖，請問糖果罐裡至少要有幾顆糖？」胡怡庸老師接著說：「你不能只回答48顆，你要寫出怎麼會有48顆糖果這個答案，告訴我為什麼是48顆？」 小朋友各自有他們找到48顆糖果的步驟。千萬不要忽略小學二年級這道數學應用題推論演算的過程，因為10年之後，它就是高三學生回答以下這些題目的思考源頭： 「如果國家不存在，我們是否會更自由？」 「我們是否必須尋求真理？」 「工作能讓我們獲得什麼？」 「語言只是溝通的工具嗎？」 「工作的價值是否只在於『有用處』？」 「人應該竭盡所能地讓自己快樂嗎？」 「是否只要有選擇就算自由？」 「藝術作品是否培育了我們的感知？」 「藝術家是作品的主人嗎？」 「法律的定義是否就是正義？」 是的。法國高中哲學會考的考題每年都是個震撼，尤其對渴望有高中哲學課程的許多人。年輕人看到這樣的考題「感動得哭了，因為感覺考生受到尊重。」家長們看到這樣的考題，不禁懷疑他們的孩子是否有能力做答。有些大學生老實回答：「也許到大四，我都回答不了這樣的問題。」 台灣的高三學生甚至大學生回答不了這些試題，其實很正常。因為自從小學二年級的數學應用題後，往後的十年，你都在選擇題、是非題或簡單的問答題裡盤旋，孩子的思考能力被所有的選擇題搞得四分五裂，支離破碎。 國中時代有一選擇題至今我還印象深刻，題目是： （ ）《天地一沙鷗》的作者是誰？ （ａ）查理巴哈；（ｂ）李察哈巴；（ｃ）李察巴哈；（ｄ）查理哈巴 至今仍對這個題目印象深刻，可見我受了多麼大的「創痛」。也許，現在已經沒人會讀《天地一沙鷗》了，可是同樣思維的考題只是換了另一種形式繼續出現。 如果你上網去看看學測等中學考題，你會發現大部分看似很有水準的題目，只是用來訓練你「瞄準」的能力，你只看到標的，卻看不到周圍環境，更不知道「獵物」從哪裡來？ 甚至，為什麼瞄準？ 在作答一些和法律相關的題目時，必須聚精會神看清楚每個字，以便符合課本裡的標準答案。但是「法律的定義是否就是正義？」沒人理會。我們是不是認為高三畢業生，沒有能力回答這個「大哉問」？ 同樣的十年，法國的學生要很認真地學複雜的法文文法、時態、各種詞性。不斷學習書寫，因為大部分的試題都是問答題，而且不是簡答題，小學生從兩行、三行、五行、十行慢慢學會了書寫。到了國中，老師開始要求答題要落落長。最後你終於能一氣呵成，健筆揮灑4個小時，大腦愈寫愈清楚，文字愈寫愈流利。 不僅法文科。地理歷史同樣要寫得落落長。舉個例子吧！一直到國中三年級時，法國的中學生才有他的第一張學業證書（brevet），這項全國性學力測驗是在國三的階段舉行，只考申論題。數年前，這項考試的歷史考題是：「試論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法國的前線和後方的生活狀況」。地理題目很大，以歐盟為考題，考卷上提供許多歐盟相關資料，考生以這些資料為依據答題。題目是：「請說明歐盟的經濟力和歐盟的侷限」。 一堂課要考3小時，如果你沒有足夠的寫作能力，回答得歪七扭八，以為3句話就交代完畢，那你就完蛋了。如果沒有足夠的語文理解力，就不能從所提供的資料中抓住重點，然後一步步深入你的論點。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課本上寫的有限，還不夠你發揮，歷史重要的事件和日期不能搞混，你記住但不是「死背」。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法國的國中生必須從文學作品和電影中擷取更多的歷史面向，注重文化素養的家長，還要帶孩子到一戰博物館，或法國東北部的衛爾登戰場（Verdun）參觀。 國中畢業前，你就要全盤了解區域政治和經濟的問題。到了高三，高中會考的題目拉遠擴大，2014年高中會考歷史科的考題是：「試論1949年起的中國和世界的關係」；地理考卷上則以繪圖表示巴西各地區的經濟發展，考生必須以圖說標出南美洲新興國家的農林畜牧業、輕重工業、高科技、金融的發展現況，巴西各地區的貧富差距，城鄉失衡等問題。 那麼，遠在法國的高中生要怎麼回答1949年以後的中國和世界的關係呢？理龢在法國受完整中小學教育，他說：「你可以從年代區分——中國和蘇聯友好的年代、毛澤東和蘇聯決裂而欲成為第三世界領導人的年代、鄧小平開放改革的年代。」 「不過，你也可以以重大事件為階段。總之，你的每個論點一定會有人看法不同，這裡就會產生矛盾，因此，你就要舉證推論，說明為什麼你會這麼想。」理龢補充道。 「告訴我，為什麼是48顆糖？」我似乎又聽到胡怡庸老師沙啞的聲音。 大國崛起就是話題，今年的考前猜題，多數人還是以中國和美國為熱門考題。自從伊斯蘭國「解構」阿拉伯之春之後，無論歷史或地理，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問題現在變得很棘手，到底碰還是不碰？充滿爭議性。既是緊扣世界脈動，生態、能源和全球化也都是熱門考題。 從國中學力測驗到高中會考（bac），史地科的題目都離不開當前世界局勢，世界經濟地理的比重相當高。從2015年起，高中自然科學組也要考史地科，你就知道全球化時代，史地宏觀的重要性。 法國中學生的全球視野和時事關懷，從各種媒體的專題報導、紀錄片，從史地老師的講課學來。但是，你背不出來，如果你把老師上課講的背得滾瓜爛熟，一字不漏寫在考卷上，「那你大概只有8分。」8分就是8／20。滿分20分，8分就是不及格，「既然你的答案大家早就知道了，而且不是你自己的觀點，當然不及格。」理龢說。 只會認真作筆記是不夠的，法國的教育不是培養跟在老師屁股後面的學生。他們要求你的獨特見解，當然你也不能胡說八道，寫論說文有方法可以訓練，而老師的責任就是教導學生深入發揮。你應該可以感受到高中法文和史地老師任重道遠。 每個國家都重視國語文教學，19世紀法國文學燦爛輝煌，20世紀又出了好幾位大文豪，拉辛（Jean Racine）、莫里哀（Molière）等法國古典劇作家的作品至今仍不斷上演，啟蒙時期的哲學家都出版文學作品，因此學生閱讀的素材相當豐富，從文學閱讀進入哲學世界。他們從小學起幾乎每年都要看一場戲劇，因此到了高中，法文老師不僅要帶學生去看戲，還要分析劇本、角色，甚至教導學生寫劇評。文化素養也需要10年工夫。 到了高二，你終究要同意胡怡庸老師多年前那句話：「法文很重要。」不僅史地科要具備法文書寫能力，連生物、大地科學都考問答題，都得用法文書寫。 那麼法文怎麼考？高二暑假前，法文科和科學先考。2014年的科學科考題出現了能源和核廢料。法文科分筆試和口試，兩試同等權重，所有語言科目都有口試，測驗你的語言表達能力和臨場反應。你到了試場，主考官根據你們學校的教材，當場指定一篇文章和他的問題，你有30分鐘準備，之後，做十分鐘的口頭報告再由考官提問。 筆試有4個小時作答時間。有個讓我心動的模擬試題，那是以莒哈絲（Marguerite Duras）的《廣島之戀》和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的《到斯萬家那邊》(《追憶逝水年華》第一卷)為參考資料。考題這麼出：「《廣島之戀》的女主角說：『回憶是個必要。』請說明『往事』對小說情節的發展和書寫的重要性。」 這樣的題目哪來標準答案？也許要從「接受沒有標準答案」的心態起步，哲學教育才有可能。 文學作品常常憶往，喜歡偵探小說的人對記憶特別敏感，破案的蛛絲馬跡，其實就是循線去追尋一段往事。回憶錄則滿載著那並不如煙的往事。四個小時計時開始，你得先打草稿，把從你懂事以來的閱讀，包括《哈利波特》，全部派上用場，當然你也可以對「往事」提出另類看法，只要你有舉例論證的能力，叫閱卷老師心服口服。 如果你像蘇東坡一樣文思泉湧，或羅琳（J. K. Rowling）的想像力豐富，你也可以選擇創作，也許寫詩、或把一篇未完的短篇小說寫完，寫出不同的結局，甚至，以動物當角色，寫一篇寓意深遠的寓言故事。 打完草稿，再用藍色墨水鋼筆完整寫滿7、8頁，厲害一點的還能寫到14、15頁。現在，你應該不會認為4個小時太長了吧。中間還要扣掉10分鐘上洗手間、走廊有監考老師，所以不用擔心作弊。 用藍色墨水鋼筆寫考卷和作業是法國高中傳統，不知道已經流傳多少年，我看過法國當代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筆記，他也是用藍墨水鋼筆書寫。 好！從7歲開始，十年磨劍，終於升高三，現在你可以開始上高中的哲學課了。 同時，建議你上網去看看台灣各種「測」的題目…… *作者介紹：羅惠珍，長期旅居法國，從事最久的工作是記者，最喜歡的工作是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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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教育與人文素養
湯銘哲 教務長
今年二月一日我應賴明詔校長之邀，擔任成大教務長。理想主義的浪漫情懷再加上一點喜歡冒險的個性，讓我接下這份重任。在以理工起家的成功大學任教十七年的經驗，不難體認人文教育的強化於此綜合大學的重要性，更不要說號稱要進入頂尖大學來自國家社會的壓力。賴校長在就職演講中強調要科技與人文並重，我亦以當一位人文教務長深自期許。
到底人文教育有多重要？我上任的第一個燙手山芋就是即將要招生的成功大學學士學位學程班(菁英班)。學校已規劃好此學士班大一不分系，大二時學生自由選擇科系(醫學系除外)。一開始大部分同仁傾向認定此班學生未來會選擇電機／資訊等熱門學科，因此在定位上很難不往培養理工專業的菁英去思考。多年的綜合大學的經驗告訴我說如果我們好好設計安排一個好的人文教育課程，這樣的學士班將會是最好的機會以展現綜合大學的優勢，培養深具人文素養的多元化專業人才，或許將來有許多文藝復興人（Renaissance man）會在成大出現。台灣有不少菁英班的重點放在培養專業領導人才，因此在課程上授予領導統御的訓練。我總覺得不然。人文教育的目的是透過提昇對人的敏感度來培養人道精神，缺乏人文關懷的領導統御是無法服眾的，反之文藝復興人深具魅力，氣勢難檔，因此，厚植人文教育基礎乃是此學士班第一年的重點目標。
那麼，到底人文教育要怎麼做？我曾經在吳健雄科學營和多位科學界和教育界的大老和菁英討論過此問題，我認為典範型老師的延攬是最重要的。大多數人都可以同意，影響我們一生最大的常是一位老師，或者是一本書。因此延攬好的老師來當學士班學生的導師是當務之急。我有幸運用了教育資源，邀請了許多位深具教育熱忱，人文關懷以及國際觀的老師來指導學生。有趣的是，這些老師中多位來自哈佛、耶魯、牛津、劍橋等世界一流大學，顯然頂尖大學的人文經驗對老師的人格養成也是相當重要的。陳之藩教授在《劍河倒影》中有一篇文章「噴煙制度」對劍橋大學的導師如何指導學生有相當精彩的敘述。國內的大學一談到人文教育，就馬上聯想到文學院或社會科學院的教授。的確，人文課程，包括文學、歷史、藝術、與哲學等等，都是提供人文知識的重要基礎，但仍不及於人文素養。龍應台教授在《百年思索》一書之序「在迷宮中仰望星斗─政治人的人文素養」中說得好：知識是外在於你的東西，必須讓知識進入人的認知本體，滲透他的生活與行為，才能稱之為素養。脫離了對「人」的關懷，你只能有人文知識，不能有人文素養。
好了，那麼重點就是人文素養要怎麼培養？關於這一點，成大有許多老師及校友給了我不少建議。學務長徐畢卿教授推動「愛‧夢想‧成大人」與大師對談的活動，國際學術長蘇慧貞教授積極鼓勵學生出國，拓展視野。統一林蒼生總裁建議讓學生去做Grand tour，背著背包到世界各地去學習漂鳥精神。龍應台教授欣然答應將「思沙龍」的活動帶到成功大學。這些活動都是透過沒有學分的隱藏性課程來影響學生，震撼學生，薰陶學生，以提昇他們對人性的關懷。兩年前醫學院的學生到馬拉威去經歷人道體驗之旅，回來便寫下他們的心得，篇篇感人肺腑。他們也製作一部影片，我曾在醫學院評鑑時放給評鑑委員觀賞，觀者莫不動容。這些成大學生從「愛夢想」提昇到「夢想愛」，僅是一趟人道體驗之旅。這些學生，不難想像他們會開始關心國內偏遠地方或資源較缺乏的群體，而利他主義的誘發，常常源自於感動。透過感動，足以刺激學生的仁人愛物之心以及悲天憫人的胸懷，人文素養的培育，油然而生。因此，我們要善用這些隱藏式的課程或活動來感動學生，讓人性的敏感度深入同學的每一顆細胞。
做一個教務長，不免常常要思索「教育要怎麼做，才能對得起我們下一代」的問題。猶記得醫學院創院院長黃崑巖教授常用的一張幻燈片，「成大醫學院的教育理念，只有兩個字，即就是“照顧”」，一九九一年，他帶著我積極到各高中去做宣傳時，第一張幻燈片總是這句話，至今我還是深受感動。我也認為「先做文化人，再做科技人」的理想應該要努力落實。教育如果做到讓每一位老師皆能照顧到學生的學習，我想，對得起下一代與否的問題就自然隨風飄逝。
成功大學的人文教育
湯銘哲 教務長
一流大學的精神是什麼？大學首重教育，而教育的目的在培育人才，一流大學的目標乃在培育一流的人才。何謂一流的人才？當今社會知識持續爆炸性增加，資訊網路無遠弗屆，地球逐漸趨向平坦(The world is flat)。一流的人才要為社會所用，貢獻於社會，除了要具備有專業的知識之外，還需要有厚實的人文素養，創新與創造能力，開放的胸襟(國際觀)，以及企業家精神，才能對社會有所貢獻，進而能成為領導人物。賴校長上任之後，即揭櫫上述的mission statement，教務處也訂定四大教育目標。國立成功大學向以理工起家，而畢業校友亦以傑出的科技研發能力及誠懇敦厚的行事，深受企業界喜愛，然美中不足之一乃缺乏深厚的人文教育，使得科技與人文無法呈現完美的融通。有鑑於此，成功大學的教育目標將人文教育列為重點之一，我們期許大學生於滿足求知慾的同時，亦能深切體會的社會的脈動，貢獻所學，關懷社會，繼而造福人群。國立成功大學如何提昇及推動全校性的人文教育呢？首先，我們得打造一個優質的學術人文環境。
1.成立「成大博物館」、「藝術中心」，推動本校校園人文藝術活動
國立成功大學以理工起家，過去幾十年所培育的學生無數，咸認為是企業家的最愛。最近幾年，我們從企業界及社會菁英人士的口中逐漸發現，成大學生的人文素養仍有加強的空間。針對此問題，成功大學已在硬體建設及軟體的建置上做了許多努力。首先成大是國內大學中率先成立博物館的大學，博物館的成立，具有多重性的指標作用，兼具教育、研究及推廣的工作，本年度，更挹注經費於藝術中心、鳳凰樹劇場，積極開設相關人文藝術課程，推動人文藝術展演活動。未來數年，我們將每年固定挹注經費入博物館，以強化博物館的功能。
另外成大亦設有藝術中心，持續推動本校各類文化藝術展演活動。96年度藝術中心每週五下午於奇美咖啡館舉辦「成大叩門活動」，建立一個在正規的研究合作管道之外，各學科、各領域之間的對話平台。「成大叩門(ecko)──成大咖啡時間」賴校長邀請所有成大人，包括師生、教職員工，甚至校友、社區人士、企業領袖，聚集成大自強校區電機系「奇美樓」的一樓咖啡部，大家聊天、交誼並期待許多創意性的想法，能在這裡激發出旺盛的火光，迄今已辦理近二十場。
2.促進校內人文社會學門之發展，建立具本校特色之人文教育課程及活動
在綜合大學中的人文社會學者，較少受到重視，這是國內相當普遍的現象，在諸多一流大學，也有此事實。過去成功大學的人文社會學門，較少有突破性的學術發現，一方面因為人文社會學者習慣單打獨鬥，其學術著作以單一作者掛名為主，對於帶領研究生做研究論文的興趣較低。另一方面教學負擔過重，亦減少其學術研究的熱忱。有鑑於此，我們首先要減輕社會人文學者的教學負擔，倡議大班教學(教師)，小班輔導(教學助理)的方式，提供獎學金給博士班學生當教學助理，一方面可以讓人文學者的負擔下降，一方面培養人文博士生的教學。另外，我們也積極鼓勵人文學者組織研究群，做跨科系及跨領域的研究，優先給予足夠的經費補助並積極延攬大師級人文學者，增加人文社會學科之經費，建立具本校特色之人文教育課程及活動，同步規劃人文社會與科技教育並重之學習領域。目前校級的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已在規劃之中。
俟校務會議通過之後，此中心即可全力運作，有助本校人文教育之推展。
3.規劃「成大思沙龍」，透過思想論壇、活動與課程來開拓師生之生命視野，提升慎思明辨及社會關懷能力
為積極提升提昇本校人文教育，教務處與財團法人龍應台文化基金會合作規劃「成大思沙龍」系列活動，從「心 • 啟蒙運動」，以區域問題為焦點，以「你所不知道的香港」、「你所不知道的中亞－亞洲的新爆點」、「你所不知道的南北韓」、「你所不知道的伊斯蘭」、「你所不知道的拉丁美洲」等為主題，迄今已舉辦過五場思沙龍講座，獲得全校師生廣大迴響。透過思想論壇、活動與課程，深入探討主題和相關的國際議題及現象，以開拓師生之生命視野，具備社會關懷的胸襟，累積國際知識關心全球議題，並提升深思辯論能力，培養具備國際觀及深度人文社會關懷之世界公民。
4.人文教育從新生訓練開始做起
為了有效傳達成大的教育目標，人文素養，創新與創造能力，開放的胸襟(國際觀)，以及企業家精神四大教育目標。我們首先從本學年度新鮮人成長營開始做起。
我們揚棄以往各一級單位逐一做業務報告的方式，轉而針對四大教育目標，邀請最具開放胸襟且有宏觀視野的大師級人物諸如：劉炯朗、斯華齡、劉開鈴等大師來演講，
演講之後再分130組座談。每一個小組約20位學生，皆有一位老師及高年級的學生社團幹部來帶領。藉著新生入學的契機，將成大的教育目標烙印入學生的腦海之中，也藉著小組討論，提醒及引導學生如何在大學生涯中如何學習以達成這些目標。本年度的新鮮人成長營，由賴明詔校長帶著小提琴上場，與奇美許文龍董事長兩人聯手譜出迎新曲。成大新生的第一堂課不是呆板的業務說明，而是優美的音樂饗宴。用音樂取代冗長的致詞，用音樂讓新生感受成大的人文風貌，賴明詔校長強調，尤其是人文素養，
是成大未來特別重視的。他說：「我與許文龍創辦人都不是職業的音樂家，一位是科學家，一位是企業家，但兩人皆喜愛音樂，因此以身作則，要把人文的精神傳遞給大家，也藉由許文龍創辦人兼具成功的企業家與音樂素養的特質，將這個觀念灌輸在新生的心中，成為永遠的影響。」這就是成大人文教育的濫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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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與「人文」的惡鬥之觀眾Call-in 篇
今日偶然看到了三篇文章，講的大概就是人文與科學的敵對狀況：
覺得自己很有人文素養的那些理工人~人渣文本
不覺得自己該有理工素養的那些文科人~黃俊儒
詩人屈原也是個科學家？龍應台VS朱經武~印刻文學生活誌
寫這篇文章，好像我跟這幾位科學人文界的先知們說起話來了，我先想發表何謂「人文素養」，這個問題，我從小學讀到研究所，從台灣讀到美國，從來也沒哪個有職業道德的老師教過我。又因為我也已經是中年人了，是社會的中堅份子，我想自己有必要來想想「人文素養」究竟是什麼？終於爸媽不懂，老師不教，但隨著時間的過去，皺折深化，生活磨難了我，我終於得出了一個自己的答案：
人文素養沒人能教你，也沒有學校會開一門課叫人文素養，因為素養不是知識，不能突然被教會。會有某種「素養」的人，都嘛是一直在該領域裡浸淫著，因為他總是很想了解，在強烈的好奇心驅使下，就會一直用各種方法，不擇手段鑽研其中的知識，然後他的感受，也會被這件事物影響著，所以，要得到某種「素養」，人一定得有熱情。
就像我的本科系是農業，雖然畢了業後，我做了幾份相關工作，通常不是被fire, 就是受不了低薪又太累而跑掉了。後來嫁作人妻，因為夫家深似海，也一直進不了這行，但我仍然覺得我是一個很有「農業素養」的人，雖然我沒辦法「種田」，但卻會一直看這方面的書，有時候去到別人的田裡，遇上懂的人，就東問問西問問，跟他們聊天，然後看到眼前的農作物欣欣向榮，我就會覺得好快樂呀！我有心中，就是有股動力，很想了解現在大家農民到底都在做什麼，我一直有欲望想提升自己的知識，因為我形而下的目標，就是有天要當一個百萬大農民！
人文素養也是，你每天的生活，其實就構成了人的文化，想要人文素養，不用去蠻荒部落裡看人家怎麼生活啦！如果你對自己的生活一切背後的奧義，都有欲望去了解的話，那就是人文素養了。比方說，每天上班累死了，難道只為了養大小孩付清房貸嗎？把小孩養大，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要培養他進台大唸醫科？沒別的了，我們就是照著別人做什麼，然後我們跟著做；別人說什麼好，我們就去搶！也不用思考這一切對你有何意義。這，也就是蘇格拉底會說：「未經思考的人生不值得活」。看吧！我最後還是扯到了哲學家，我可是真的有人文素養呢！不管你用什麼方式來謀生，如果你對生活的狗屁事，還有熱情跟強烈的好奇心，會盡情的放縱你的感受，於是對生活中種種問題有自發的思考，那就決定了你是否會有人文素養。
再來，為什麼人文素養總會跟音樂、藝術、文學、政治、法律、宗教扯在一塊呢？因為音樂、藝術、文學，都是不同的人，對他們生活中種種事件所刺激出的紀錄。你如果對自己的生活背後的奧義有興趣，那你自然也會想知道別人的，所以久了之後，你思考不出，感受不出自己的生活有何意義，就就會去看別人的，思考別人的。關於集體的人類生活，也會紀錄在政治、法律、宗教這些領域上。
但是，會構成任何素養的重要條件，就是你本身有沒有非常強烈的熱情，用各種方式想要去了解一樣東西。並不是你擁有某種知識，就會自然產生那種素養。比方說，我認識一些音樂系的同學，都是從小練樂器，長大讀音樂系的，但是陪她們聊的，永遠都是買什麼名牌啦！自己老公多有錢啊，教一堂課可以賺多少，順便挖苦業餘音樂者不夠專業。這種人雖然具有人文學科的技能與知識，但跟人文素養，是真的扯不上邊，想跟她們聊聊音樂，試著從她們身上發掘一些關於音樂的知識，我也發現這些人通常都是對音樂沒強烈興趣的。
大家會瞧不起沒有「人文素養」的人，或是說，社會風氣總是盲目鄙視沒有人文素養的人，這次他們抓到了重點！是因為「人文」本身就是一個人生活的一部份，而且你每天都在生活，你如果對自己的生活的目的或背後種種，都沒欲望想了解，那表示你對任何其他的事物，應該都沒有好奇心了吧？
但是，有人文素養的人，會表示你一定比較 nice嗎？比較懂得體貼別人？人格或道德比較高尚？也就是變成了所謂的「人文關懷」，其實我只能假設有相關性。因為你有欲望想要了解自己跟別人的生活，也很想去思考某些問題為什麼會存在。比方說，因為看到殘酷的戰爭，然後他們就死掉了，你覺得心裡很難過，而讓你不斷思考：「這個世界為什麼會有戰爭發生？！」，所以，自然你的面相，看起來就比較和善了！而人文的議題百百種，而我們會有欲望想思考的，都是因為和我們本身相關的，如果你連這丁點欲望都沒有，就暗示著你可能只是一個沒有感受與思考能力的空殼子，人家叫你做什麼你就做，人家吃屎你也跟著吃！
那麼，有了人文素養，人就會比較謙卑嗎？周偉航的這篇中，寫出「有一些自以為很有人文素養的理工人，就沒那麼包容了」。哦？反過來說，就是別人認為他很有人文素養的人，就會比較包容？這點你可用邏輯提出一假設：「如果你對自己的生活，別人的生活，都抱有強烈的好奇心，那你很容易會發現這個世界上，其實有很多自己不懂的事情啊！那人自然就比較謙卑了。
最後，那些周偉航寫作的靈感來源→「自以為很有人文素養的理工人」，究竟是誰呢？大家都口徑一致，指向兩位苦口婆心的老師，李家同或彭明輝，但李遠哲則沒人敢講。因為人家可是得過天仙般的諾貝爾獎的呢！哪像你這輩子只能吃諾貝爾奶凍？但其實我懷疑，這些理工人喜歡發表人文區的高見，也只是停留在「假設階段」。因為科學的訓練教過我們，提出「假設」只是研究問題的第一步，任何人對現象有懷疑 ，都能提出一個「合理的假設」，然後第二步是找前人的文獻來檢視是否有研究的必要。有了研究的必要，才能設計實驗方法，這些理工教授們平常也忙著搞自己的錢、事和寫部落格，他們最多可能只是像宋世傑那樣，在公堂上假設一下，看能不能「啟發」人文學科的教授，有興趣來研究看看他偉大的假設，根據大清例律，能判什麼罪嗎？
所以，對生活，睜開眼睛的每一天，我還記得有一種不斷想追尋某個答案的衝動，雖然每天都困惑著，但是最後卻還是匯流到同一個問題上，這就讓我想起我十九歲時，在課業、生活都覺得無比歡樂、頹廢、哀傷與困惑時，所讀到的聖書「傷心咖啡店之歌」，你為什麼現在要過這種生活？你為什麼在做這些事情？你究竟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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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覺得自己該有理工素養的那些文科人
最近人渣文本大大寫了一篇〈覺得自己很有人文素養的那些理工人〉，引起許多的討論，大體上裡面的觀點我多是贊同的。不少理工人在看待人文學科時，確實很容易有一種觀念就是：你們懂的，其實我花點精神也會懂，我們懂的，你們可能花一輩子都不一定會懂。我們確實很少碰到文科人會「自以為」很有理工知識，但是骨子裡我卻好期待文科人也能夠有這種自大。
其實理工跟人文在知識屬性上的差異，已有許多哲學家用盡一生的努力在探討。如果用個粗略比喻來說明的話，理工知識的累積比較像是蓋大樓，蓋完第一層才能再蓋第二層，循序漸進，而現在有許多都已經蓋得像高樓大廈了。文科知識就比較像聚落，由許多不同的門庭、房舍所組成，發展至今也已經是很大的群聚。但是逛大樓跟逛聚落的方式跟視角不盡相同，各有各自的情調及功能，實難有優劣之分。
我們可以說有些理工人驕傲、粗魯，因此常用高樓大廈的標準在睥睨文科知識，但是我們卻也不難發現有些文科人在自我設限下，表現出來對於理工的過度排拒。以學院裡的狀況為例，理工在許多文科人的眼中幾乎是一道無可跨越的高牆，如果問大家「科學重不重要？」大概很少人會反對，但是如果進一步問，你要不要來共同參與，那答案可能是「我很想……但是……我對於這個議題不太熟……」，反正就是謝謝再聯絡的意思。
在人類文明的長河中，理工與人文原本就是融通的一體，部分理工人被批評自以為是，可能源自於他過去所受的文科教育中，對於人類文明的某些描述原本就是殘缺的。例如我們的文科教育常常不自覺地顯露出自己與理工之間井水不犯河水的關係，不僅各幹各的，甚至是無意間的自我矮化（例如暗示他們錢多，我們錢少），以及不自覺的自我膨脹（例如暗示我們精神富足，他們膚淺貧乏）。也因此雖然文科人不滿部分理工人的跋扈囂張，但自己另外造就的卻也不過是與理工知識分道揚鑣的文科人。
這樣的推論並不是無中生有，看看記者遇見政治人物或名人都會積極提問，遇見科學家或工程師就瞬間變成矮一截的學生，只能頻頻稱是、照單全收；我們的各種文學作品中，幾乎找不到跟理工相關的題材，電視劇中沒有理工、電影中沒有理工、流行音樂中沒有理工，所有原本應該由文科生大顯身手的各種文化產出，幾乎都是理工的絕緣體。這是向理工致敬嗎？還是我們壓根把理工視為文科的禁地？還是我們的文科人壓根不覺得自己應該擁有理工素養？
自從五十多年前英國的「兩種文化」論戰開始，科學與人文間的斷裂，這已經是一個討論已久的老議題了。只是時至今日，我們仍然相信找個科技大老跟和尚講講話就是科學與宗教的交會，安排科學家跟文學家聊聊天就叫科學與人文的對話。在這麼薄弱的溝通基礎上，他們究竟是在相互溝通還是在彼此誤解，恐怕都還是一個謎。
文科人可以不用會算微積分、不用會解薛丁格方程式，但是他可以瞭解科學的歷史、科學的過程、科學的方法，並不需要把自己完全當成是理工的局外人。教育的偏食，往往讓我們從很小的時候就破壞了對於知識的品味，彷彿知識只是一種換算成績，最後能夠兌換功名的工具。我們要知道理工人的壞品味，文科人也是難辭其咎的。要把我們某些人眼中跋扈的理工人教會，除了告訴他「謙虛一點，事情不是你想像的那樣」之外，可能需要有更多願意將理工納入思考的文科教育，才能避免創造出更多我們彼此眼中那些自以為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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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屈原也是個科學家？──龍應台VS.科學家朱經武
2010年06月01日 15:42 台北／李應平／記錄撰文
詩人屈原也是個科學家？──龍應台VS.科學家朱經武
中研院院士朱經武。
詩人屈原也是個科學家？兩千年前，屈原在氣勢磅礡的長詩〈天問〉裡，一口氣提出了一百七十多個問題，詰問天文、物理、哲學、人類學的奧理。濃厚的文學熱度，包裹詩人對宇宙、自然的探索，也表現實證、理性、同行評議的科學特質。
龍應台文化基金會「國際名家論壇」邀請德州超導中心資深主任暨中研院院士朱經武、香港大學教授龍應台比劍，看人文與科學電光火石的撞擊。
龍應台：今天雖然名為對談，但我希望把重點放在科學家的身上。
朱經武教授曾榮獲十個榮譽學位；六個榮譽教授的頭銜；超過五百七十篇論文；二○○九年七月一日才離開香港科技大學校長一職，回到休士頓投入自己一生的志業，就是他的物理實驗。
朱經武院士生於湖南芷江，這裡是抗戰期間重要的空軍基地，飛虎隊從此地起飛；抗戰結束以後，協商受降的會議都是在芷江開的，朱教授也是空軍的小孩。到了台灣，他在清水小鎮長大，在清水的童年，他會把破銅爛鐵收集起來做實驗，他對清水的情感，使得他後來雖然離開台灣多年，卻始終抱著深刻的情懷。
朱經武曾問我為什麼要討論這個題目？小時候我讀屈原的文章，當我讀到〈天問〉的時候，雖然文字非常難懂，卻忽然有一種晴天霹靂的感覺，一個詩人在一篇文章裡面，氣勢磅礡的提出一百七十個問題，這些在我看來全部都是科學的問題，講宇宙萬象，開天闢地、從頭說起。
我特別注意到，在人類早期的歷史裡，尤其到我後來接觸到西方思想史時，更有一個很深刻的發現，像屈原這樣一個詩人提出科學的問題，在希臘的歷史或早期的科學史裡，一點都不特別。因為，在西方的思想史裡，科學和其他學問從來都不是割裂的。
如果上網搜尋亞里斯多德的文章涵蓋哪些層面，你會看到物理、生物、戲劇、音樂、邏輯、修辭、政治、倫理、動物學等等，科學與人文學不是割裂的。再往後走，你看達文西跨界跨到什麼程度呢？數學家、建築師、發明家、工程師、音樂家、雕刻家、植物學家、解剖學家、畫家……。如果對達文西這樣一個人去談科學與人文之間有什麼橋梁？在他們那個時代，可能會是一個非常奇怪的問題。對我而言，達文西《維特魯威人》這張圖幾乎涵蓋了從最柔軟的人文到最硬的科學。
在香港認識了香港科技大學校長朱經武之後，我自己有一個撞擊，就是我每一本書朱經武一看就懂，但是，朱經武跟我解釋物理的、高溫超導的兩句話，我卻怎麼都聽不懂。
這樣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我們一直在說無論科學家、醫學家、經濟學家，還是企業家，都要有人文素養，這個說法已經深入社會、沒有人會去懷疑。但是，當我進一步認識像朱教授這樣的物理學家時，我開始對自己有一種懷疑，那就是作為一個文學的創作者，我的科學素養有多少？在哪裡？我發現，與我們對科學家、醫學家、經濟學家、企業家所要求的人文素養，不成比例。
從這個自我懷疑開始，讓我們慢慢走到今天來談論這個問題。
朱經武：剛才龍教授所說的聽起來好像是對的。其實有一句她沒有講，就是這個社會上很多人文知識分子，他懂得的科學知識比較少，而且他以此為榮，我們科學家不懂人文方面的知識，反而會覺得不好意思。
作為一個科學家，他的工作方式、品味、風格、想法，都由幾樣東西來決定。第一點，我想每個人做事都由他的經驗、興趣、教育來決定，這裡面取決於他的社會經驗、人文素養、大環境的情況與時代的關係。
譬如，氫彈之父也是楊振寧先生的論文導師愛德華‧特勒（Edward Teller），他除了在物理、氫彈做了很大的貢獻，更在美國國防扮演重要角色，同時，也是一位極端的反共主義者。特勒是在匈牙利畢業的，所以他對於文學、音樂、數學的修養都非常好，可以看出社會對一個人的影響多麼的重要。
其實，不論是做科學或其他各種領域，最重要的，是看自己的興趣在哪裡。我從小就對「電磁」很有興趣，興趣雖然重要，但是也會受到大環境的影響，決定朝向哪個方向走。
家父年輕時就一個人在美國讀書，當時日本侵略中國，他就到各個地方演講募款為中國空軍買飛機，靠著個人募款，買了一百多架飛機。到了三○年代，他放棄一切回中國，他各訴我們兄弟姊妹，看著美國沿海的軍艦與中國沿海的帆船，感受特別深，他覺得中國的貧窮是因為科技不夠，所以，一直鼓勵我們往科技發展。那是很單純的一個動機。
但是，在我那個年代還有很多事情發生，影響我選擇讀科學。一個最起碼的想法就是要經過科技報國。在我讀中學時，楊振寧、李政道拿了諾貝爾獎，對我們是很大的鼓舞，因為這是中國人第一次拿到世界上最偉大的科學獎。
以前，很多東方人覺得自己只能寫寫文章，科學則是由西方做的，楊振寧、李政道得獎使得東方的年輕人，特別是中國年輕人得到了信心。所以，很多年後有人問楊振寧，你覺得你在科學上最大的貢獻是什麼？他說，最大的貢獻就是幫中國的年輕人找回了信心。
由於這點，我決定要做一些科技的東西。一九五七年，蘇聯釋放人造衛星，美國嚇得一塌糊塗，就設了一堆獎學金，因為這些獎學金使得很多外國學生可以去念書，我們讀科學的到美國很容易拿到獎學金。另外一個原因，老實說要到美國讀文學談何容易，科學因為讀的是公式，不論哪個國家都一樣。
社會、人文的大環境會影響一個人。我跟龍應台講，她能夠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寫別人寫不出來的東西，其實做個科學家也是一樣，必須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想到別人想不到的東西，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龍應台的《目送》出版時，我在回美國的路上看完了，我跟龍應台說，你這本書就像我在高中時讀朱自清的〈背影〉。很多人看到父親的背影時，沒有辦法寫出深情的感受，但是，文學卻可以做到。
所以，我常常說，做科學研究的人不應該只看到手邊的東西，應該要看到更上層的東西。人文素養的確在人的思想上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可以使人有一種中心思想，有人稱它是「信念」或者「信仰」。
愛因斯坦說過一句話，他說，老天爺總是找最簡單的路子走，使我產生一個中心思想就是「很多東西應該朝簡單的做」。這些年來，我一直覺得大自然是很簡單的，簡單是非常美麗的東西。
所以，我常常跟同學及同事們講，實驗可以分為四大類，第一種也是最好的實驗就是「很簡單而且很有意義」的實驗；第二種是「很複雜但是也有意義」的實驗；第三種是「簡單而沒有意義」的實驗；第四種是「複雜而沒有意義」的實驗。
人文，可以讓我們大規模的釋放對創新的想像力。愛因斯坦說「Imagination is everything. It is the preview of life's coming attraction.」世界如果一直向前走，想像力是最重要的東西。所以，這幾十年來我在工作的過程中，總是希望不要跟著人家趕鴨子，希望走出自己的路，別人都走的例子，你最好避開。工作也需要冒險的精神，失敗了也要承受責任與打擊。
我是做高溫超導的。我們是怎麼能做出一些別人沒做出來的東西？基本上，這裡面也有跳躍式的思想，當別人按部就班的走下去時，我們忽然轉了一個方向，往別的地方走，簡單的說，當時全世界做高溫超導的人都向一個方向走，是物理的傳統方法，先找出最好的材料，搞懂了之後才往下一步走。但是，我們卻是在沒弄懂之前，就跳了一步去思考。結果我和吳茂昆教授與同學們就做出來了。這是人文教導我們跳躍性的思維。所以，社會、人文、教育對一個人的工作、態度及工作的結果，是有極密切的關係。
龍應台：史諾（C. P. Snow）是英國有名的科學家暨小說家，同時也是政府官員，他在一九五九年時做過一場演講名為〈兩種文化〉（The Two Cultures），你很難見到一篇演講，五十年後還被當作國際會議的主題來討論。
朱經武給我的刺激，就是讓我發現自己對科學的無知，在自我覺醒、自我批判的過程裡，我回頭去看史諾這篇五十年前的經典演講，他在文章裡提及常常在科學家與人文知識分子聚會的場合裡，看到人文知識分子問科學家「你知道莎士比亞多少？」或者「你讀了幾本狄更斯的作品？」科學家如果沒有讀過或不知道某個作品，就會覺得很羞愧。
史諾在演講裡提到，這個時候他就有一種衝動，想要問這些人文知識分子「熱力學的第二定律是什麼？」把他們全部打倒在地，可是，人文知識分子即使回答「不知道」，還會覺得引以為榮。
史諾批判的是整個社會的決策者，大部分都是由非科學的人文知識分子所主導，這些人是對科學的知識與常識所知有限的「科學盲」，他說，這樣的人怎麼做決策？五十年前史諾就對人文知識分子提出了如此尖銳的批判。
我想問朱經武，在你所接觸的科學家與非科學領域的菁英，史諾的觀察是否也讓你深有體會？還是你不贊同他的看法？
朱經武：一般來說，你講的是對的。現在很多從事經濟、法律或各種領域的政府領導，表面上，是不需要科技知識的，但這是很危險的情況。因為，這個社會越來越進步，它的進步必須要靠科技的發展來維持繁榮，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同意你這一點。
不過，社會慢慢在變，史諾這篇文章是一九五九年在英國劍橋大學發表的演講，勾勒出科學家與非科學家很大的差別，後來有些人也批判他這場演講。有的人引用史諾的看法，覺得科技發展得正當，促使社會向前走，人文就發展出來了，是科技的一部分，但是，大家也知道，人文其實可以主導科技的發展。反對者的說法是史諾勾出了兩者的差別，使得科學與人文知識學者互相對立，這是很不幸的事情。另一方面，從某個程度來看，六○年代、七○年代，人文知識分子確實也有狂妄自大的心理，使得科學家受不了。
這些年來，問題還繼續存在。但是，有些人也慢慢意識到，並開始經過不同的途徑，慢慢的減少兩者之間的不了解，因為，社會的進步一定要這兩部分的知識分子互相溝通，才能夠向前走。
龍應台：前幾天，我和朱教授為了這場演講做功課。五十年前，史諾給了科學家有關人文常識的題目，也給了人文知識分子有關科學常識的題目，我看了嚇壞了，因為，我完全不知道什麼是「熱力學」，更不知道它的「第一定律」、「第二定律」是什麼。
所以，在做功課時，我提出五個人文基本ABC，看朱教授能答對幾個，然後，朱教授開五題他認為的科學基本常識，彼此測試，我把這十個題目拿出來給大家玩玩。
先看我考朱經武的題目：
一、《道德經》是誰寫的？
二、曹雪芹寫了什麼？
三、馬克斯是哪國人？生在什麼時代？
四、誰寫了《浮士德》？
五、畢卡索是做什麼的？
接下來，朱經武給了我說是與前面五題對等的題目：
一、James Watson做了什麼？
二、人為何不能把自己抱起來？
三、為什麼樹下的光影是圓的？
四、如果你坐在時速一百公里的火車裡，拿燈；另一人靜止不動，拿燈。同時開燈，二公里外有人在測光，請問哪一盞燈光先到？
五、牛頓第二定律是什麼？
我打死不相信，這突顯了科學家不知道什麼叫簡單嗎？還是突顯了我這個人文知識分子所有的「科學盲」。兩種文化怎麼溝通？這中間是不是有很大的鴻溝？
如果我們兩個都同意，確實有人文知識分子對科學了解程度，與我們要求科學家具備人文素養的程度不成比例的現象，我想問朱經武的是，So what？有什麼不好？
朱經武：這個社會科學家還是少數，但是在社會發展裡，管理階層很多都是人文知識分子負責，但是我們也知道，整個社會向前進時，科技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看看過去一百年來的變化，《封神榜》上面說千里眼、順風耳，現在都實現了，人類的財富增加了，各種東西都向上提升，如果你追究它的原動力，既非經濟也非政治，而是科技。所以，科技發展對於維繫社會向前走，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這些年，社會的價值觀慢慢在變，大家不做真實的東西，去做虛擬的經濟，才會有金融海嘯，所以，歐巴馬在幾個月前講了一句話，他說，當金融海嘯過去以後，華爾街的影響力會減少一半，最後會有很多年輕人把智慧投入社會，做創新的工作，特別是在科學技術上。
去年，也是在龍應台基金會舉辦的論壇上，我與楊振寧先生有一段對話，當時正值金融海嘯發生，楊先生說了一句話，他說：「今天在這裡大家擔心的都是金融崩潰，金融海嘯的確是很嚴重的問題，但是等到十年、十五年後，真正要擔心的問題是社會對科技的漠視。」
幾年前，我有個朋友在英國開會，當時的首相召集一個會議，找了很多大公司的總裁與政府官員參加，他最後問了一個問題，他說，今天我們的社會那麼富足，到底是什麼原因？現場提出有很多答案。他卻說，不對，應該是麥克斯威爾（Maxwell）電磁波的四條公式。
你可以想像，科技對社會繼續發展到底有多麼重要，而創新發明正是持續的步驟，因為，今天的發現，明天就變成常識。要維持領先的競爭力，一定要不斷有新東西產生。
所以，我覺得，整個社會應該對科技有欣賞、了解的能力，並不是要每個社會的公民都變成科學家，而是希望他們支持科學家做新的發明，因為，這些發明最後都會造福社會人群。
（※完整內容請見印刻雜誌第8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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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文化的百年思索【轉載余英時文章】
關鍵詞：余英時博客發表時間：2015-04-02 22:04:07 文章來源：學習島
中院副院長朱敬一先生約我為他所策劃的「時報科學與人文」版撰稿,談談中國人文研究的現狀和展望。我很理解他的關懷,所以一口答應了下來。及至開始運思時,才發現這篇文字實在不易下筆。「人文」的範圍如此廣闊,我的知識又極其有很,真有「一部十七史不知從何說起」的惶恐。
最後我決定從一百年來西方人文研究的大趨勢開始,然後歸結到中國的現狀。這是因為我們現代的人文處境是由西方文化入侵開始的,潮流必須探源。在撰寫期間,關於二十世紀西方學術思想的動向,我特別參考了下列兩本書:英國作家華特生《現代心靈—— 二十世紀知識思想史》(Modern Min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2001)和《變動中的美國學院文化》(Thomas Bender and Carl E.
Schorske, eds., 《American Academic Culture in Transformation》,1997),前者從空中作全面的俯瞰,後者經內部作體道式的反思,同是可以信賴的資料。特附志於此,以示不敢掠美之意。至於文中的論點則必須由我自己負責。
兩種文化的百年思索【轉載余英時文章】
回顧二十世紀科學典範下的人文研究
科學革命雖早始於十七世紀,但科學主宰人類的生活,從局部到全面,則是二十世紀的新發展。科學及其所衍生的實用技術今天已經由西方傳布至全世界,這是所謂「全球化」的基本動力之所在。我們必須牢牢記住科技越來越支配現代生活這一事實,然後才能對人文研究在今天的處境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讓我略舉實例,以說明我的意思。一九00年發現了量子學說的蒲朗克(Max Planck)自然是公認的物理學大家,毫無爭議。但十九世紀下半葉的德國,人文學科的地位仍遠在新興的科學之上。
蒲氏出生在一個宗教和學術的世家,家人和親戚並不鼓勵他去學物理,甚至還有加以嘲笑的。他們都認為人文是比科學更為優越的知識方式。到了二十世紀中期,人文與科學之間的相對比重已發生巨大的變化。
兩種文化的百年思索【轉載余英時文章】
一九五九年英國劍橋大學所爆發的「兩種文化」爭論,便是最有像徵性的事件。
斯諾(CP Snow)是出身劍橋的科學家,其科學研究卻以失敗著名,後來改寫小說,同時又兼任政府的科學顧問。這年五月他去母校演講,題目是「兩個文化與科學革命」。
他將英國知識人分為兩類,一類是人文,一類是科學。他對這兩類知識人都提出了尖銳的指責:英國的政治與社會決策權力大體上掌握在人文知識人的手上,他們在大學時期的訓練不外經典、史學和文學,但對科學卻一竅不通。在他看來,二十世紀才是真正科學革命的時代,許多基本發現,如物理、生物等,都出現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因此國家政策由科學外行來擬定,是極危險的事。
兩種文化的百年思索【轉載余英時文章】
另一方面,他也批評科學知識人缺少人文修養,以致往往輕視人文學。斯諾的主要論點在今天看來實在很平常,但當時卻引起了西方學術文化界的巨大震撼。首先發難的是劍橋大學的文學批評家李維思(FRLeavis),強調科學與人文的方法不同,語言不同,「兩種文化」之說是無知妄作。
隨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崔林(Lionel Trlling)評論這一爭論,也認為斯諾過於簡化人文的複雜內涵,「兩種文化」的對比不能成立。
我引用這個公案並不是對爭論的本身有興趣,而是藉此說明:從蒲朗克到斯諾,短短七、八十年之間,科學與人文在西方社會的地位,一升一降,已發生了驚人的變化。爭論之所以出現,並持續至今(按:一九九九年英國廣播公司曾特製四十年紀念的討論節目),象徵著科學迅速地取代人文的新現象。
兩種文化的百年思索【轉載余英時文章】
四十年後反觀這場爭辯,似乎斯諾更有先見之明,科學文化現在幾乎已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角落。相隨而來的,則是文化評論家對科學的中心地位比斯諾更加肯定了。因此繼「兩種文化」的討論之後,布洛克曼(John Brockman)在一九九五年又提出《第三種文化》(The Third Culture)的說法。
所謂「第三種文化」並不是科學與人文交流以後的新綜合,而是科學知識的通俗化和普及化。
最近二、三十年來,物理學家、天文學家、生物學家中已有不少人開始專為一般讀者寫深入淺出的通俗讀物。
這些作品雖說是為了「雅俗共賞」(Popluar),其實還是假定了一定程度的科學訓練,讀者若沒有相當的數理知識,還是不容易吸收的。
兩種文化的百年思索【轉載余英時文章】
今天西方任何一家具規模的書店都有幾個書架列著這些讀物,這是二、三十年前所未有的現象;一般人的「人文修養」大有為「科學修養」取而代之的趨勢。
一九八七年賈柯比(Russell Jacoby)出版了一部書,名為《最後的知識人》(The Last Intellectuals),主要討論為什麼所謂「公共知識人」(Public Intellectual)在美國社會呈現逐漸減少的傾向?此書的解說很繁複,這裡不能也不必涉及。
值得注意是布洛克曼在《第三種文化》中所提出的答案。他認為二十世紀中葉以來美國的公共知識人大多數都是人文、社會科學出身,他們所發揮的功能今天已為科學家所取代。
譬如賈柯比書中特別指出,英、美的分析哲學已取得全面的勝利,應該更合乎科學時代的需要,但何以他們在社會上的一般影響力反而比不上二十世紀中葉以前的哲學家?布氏的回答非常乾脆:科學今天無論在政策或哲學涵義方面,其所引申的後果比從前越來越深遠,政府與社會都不能不更加重視。
分析哲學家儘管在「科學的哲學」(Philosophy Science)方面有種種精巧的建構,但是畢竟還是科學家對他本行所進行的哲學家思考更為先進,也更為有用。
我必須說明,這裡引布洛克曼的話,不過是藉以指出一個無可否認的歷史事實,即在一般人的意識中,科學今天已穩居文化領航的地位,人文則退處次席。
我雖不同意布洛克曼對整個問題的分析,但不能不接受他所陳述的事實。現在人文與科學之間「霸權」交替的史蹟已明,讓我在這個基礎上,檢視一下人文研究在二十世紀的動向。
在這篇短論中,我試圖提出一個高度概括性的觀察:二十世紀的人文、社會科學在建立它們個別領域中的「知識」時,都曾奉自然科學為典範。
這顯然是因為自然科學如物理所創獲的知識不但具有普遍性、準確性、穩定性,而且它的方法也十分嚴格。人文研究見賢思齊,毋寧是很自然的。
儘管這一效顰運動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甚至失敗遠多於成功,但整體來看,二十世紀的人文研究一直在科學典範的引誘之下游移徘徊,則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姑就文、史、哲三門各說幾句話,以見其梗概。
六十年代重視量化史學八○年代後逐漸冷淡
先從我比較熟悉的史學說起,由於對蘭克(Leopold von Ranke)的不完整的了解,自十九世紀末以來,西方(英、美、法)史學主流便是要把它變成一種「科學」(即所謂「科學的史學」,Scientific History)。
二十世紀西方史學的流派多不勝數,但其中最有勢力的幾乎都企圖從不同的角度與層面把史學化為「科學」。馬克思派的歷史「規律」說固不必說,法國年鑑派的「長期」結構或系統也是盡量要使歷史現象和自然現象減少距離,因而可以接受「科學的處理」。
二十世紀初葉美國「新史學」繼「科學史學」之後,其目的仍然是為了擴大史學的「科學化」,不過不是直接與自然科學接軌,而是與社會科學合流,而社會科學當然奉自然科學為最高的知識典範。
這一潮流在美繼長增高,至五十、六十年代而登峰造極。
在這一風氣下所取得的最大創獲,則在美國經濟史方面。佛格爾(Robert W. Fogel)與諾爾思(Douglass C.North)等從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曾運用經濟計量的方法,通過計算機對龐大統計數字的處理,研究了美國史上的經濟成長、鐵路建造、以及奴隸制度等多方面問題,得出了許多重要的新結論。
但嚴格地說,這項成就已屬於經濟學,而不是史學。
所以他們在幾年前因此而獲得了諾貝爾經濟獎。
儘管如此,美國一般史學家對於他們的結論還是頗多持疑。佛格爾關於南方黑奴是奴隸制度的受益者之說,便引起了巨大的爭論。量化史學在六十年代極受重視,社會史(如家庭關係)、政治史(如投票行為)都曾予以援用。
但時間久了,大家發現統計數字的解釋甚難確定,這樣的「科學的史學」還是無法達到自然科學關於建立規律、精確、預言或預測等等的需求。
八十年代以來,美國史學界對它的熱烈期望終於逐漸冷淡了。這裡我必須補充一句,二十世紀中也仍然有不少人把史學列入「人文」的範疇,因為史學究屬「理科」(Sciences)或「文科」(Arts),是一個爭辯不休的問題。
五十年代以後美國思想史的研究受到歐陸「精神科學」傳說的影響,特別是柯林烏(R.
G. Collingwood)的啟發,也開始重視「同情的理解」以及「人」主觀作用。這條途徑終於引出了今天所謂「詮釋學」的流行。但整體觀察,追求各式各樣的「科學化」則一直是史學的主流。
新批評以分析技術為工具與史、哲學同步調
關於哲學與文學也取法於自然科學,我祇能說得更簡略。二十世紀是所謂「分析哲學」的時代。這籠統的名詞雖然包涵著極複雜的內容和不同方向的內在發展,但專就它與科學關係而言,分析哲學甘居於輔佐地位,則始終未變。從開山大師羅素,三十年代的維也納學派,到五十年代以後的蒯因(W.
V. Quine)都是環繞著科學知識(特別是物理知識)而建立一種「科學的哲學」(Scientific philosophy)。蒯因有一句名言:「哲學祇要以科學為對象便盡夠了。
」這句話雖引起不少同行的詬病,但的確表達了分析哲學的主要精神。所以在它的籠罩之下,政治、社會、哲學十分寂寞,直到一九七一年勞爾斯(John Rowls,剛剛過世)的《公平理論》出版,才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而其書究竟是否應當歸功於分析哲學還大成問題。
八十年代中期我曾寫過兩篇關於分析哲學的評論,這里便不再詳說了。(見《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台北,允晨,1996,12511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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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兩種文化的百年思索（一）
2014-05-05 11:35:35
回顧二十世紀科學典範下的人文研究
查爾斯·珀西·斯諾夫妻
查爾斯·珀西·斯諾夫妻
科學革命雖早始於十七世紀，但科學主宰人類的生活，從局部到全面，則是二十世紀的新發展。科學及其所衍生的實用技術今天已經由西方傳布至全世界，這是所謂“全球化”的基本動力之所在。我們必須牢牢記住科技越來越支配現代生活這一事實，然後才能對人文研究在今天的處境有一個清醒的認識。讓我略舉實例，以說明我的意思。
一九00年發現了量子學說的蒲朗克（MaxPlanck）自然是公認的物理學大家，毫無爭議。但十九世紀下半葉的德國，人文學科的地位仍遠在新興的科學之上。蒲氏出生在一個宗教和學術的世家，家人和親戚並不鼓勵他去學物理，甚至還有加以嘲笑的。他們都認為人文是比科學更為優越的知識方式。到了二十世紀中期，人文與科學之間的相對比重已發生巨大的變化。一九五九年英國劍橋大學所爆發的“兩種文化”爭論，便是最有像徵性的事件。
斯諾（CPSnow）是出身劍橋的科學家，其科學研究卻以失敗著名，後來改寫小說，同時又兼任政府的科學顧問。這年五月他去母校演講，題目是“兩個文化與科學革命”。他將英國知識人分為兩類，一類是人文，一類是科學。他對這兩類知識人都提出了尖銳的指責：英國的政治與社會決策權力大體上掌握在人文知識人的手上，他們在大學時期的訓練不外經典、史學和文學，但對科學卻一竅不通。在他看來，二十世紀才是真正科學革命的時代，許多基本發現，如物理、生物等，都出現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因此國家政策由科學外行來擬定，是極危險的事。
另一方面，他也批評科學知識人缺少人文修養，以致往往輕視人文學。斯諾的主要論點在今天看來實在很平常，但當時卻引起了西方學術文化界的巨大震撼。首先發難的是劍橋大學的文學批評家李維思（FRLeavis），強調科學與人文的方法不同，語言不同，“兩種文化”之說是無知妄作。隨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崔林（LionelTrlling）評論這一爭論，也認為斯諾過於簡化人文的複雜內涵，“兩種文化”的對比不能成立。
我引用這個公案並不是對爭論的本身有興趣，而是藉此說明：從蒲朗克到斯諾，短短七、八十年之間，科學與人文在西方社會的地位，一升一降，已發生了驚人的變化。爭論之所以出現，並持續至今（按：一九九九年英國廣播公司曾特製四十年紀念的討論節目），象徵著科學迅速地取代人文的新現象。四十年後反觀這場爭辯，似乎斯諾更有先見之明，科學文化現在幾乎已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角落。相隨而來的，則是文化評論家對科學的中心地位比斯諾更加肯定了。因此繼“兩種文化”的討論之後，布洛克曼（JohnBrockman）在一九九五年又提出《第三種文化》（TheThirdCulture）的說法。所謂“第三種文化”並不是科學與人文交流以後的新綜合，而是科學知識的通俗化和普及化。
最近二、三十年來，物理學家、天文學家、生物學家中已有不少人開始專為一般讀者寫深入淺出的通俗讀物。這些作品雖說是為了“雅俗共賞”（Popluar），其實還是假定了一定程度的科學訓練，讀者若沒有相當的數理知識，還是不容易吸收的。今天西方任何一家具規模的書店都有幾個書架列著這些讀物，這是二、三十年前所未有的現象；一般人的“人文修養”大有為“科學修養”取而代之的趨勢。
一九八七年賈柯比（RussellJacoby）出版了一部書，名為《最後的知識人》（TheLastIntellectuals），主要討論為什麼所謂“公共知識人”（PublicIntellectual）在美國社會呈現逐漸減少的傾向？此書的解說很繁複，這裡不能也不必涉及。值得注意是布洛克曼在《第三種文化》中所提出的答案。他認為二十世紀中葉以來美國的公共知識人大多數都是人文、社會科學出身，他們所發揮的功能今天已為科學家所取代。
譬如賈柯比書中特別指出，英、美的分析哲學已取得全面的勝利，應該更合乎科學時代的需要，但何以他們在社會上的一般影響力反而比不上二十世紀中葉以前的哲學家？布氏的回答非常乾脆：科學今天無論在政策或哲學涵義方面，其所引申的後果比從前越來越深遠，政府與社會都不能不更加重視。分析哲學家儘管在“科學的哲學”（PhilosophyScience）方面有種種精巧的建構，但是畢竟還是科學家對他本行所進行的哲學家思考更為先進，也更為有用。
我必須說明，這裡引布洛克曼的話，不過是藉以指出一個無可否認的歷史事實，即在一般人的意識中，科學今天已穩居文化領航的地位，人文則退處次席。我雖不同意布洛克曼對整個問題的分析，但不能不接受他所陳述的事實。現在人文與科學之間“霸權”交替的史蹟已明，讓我在這個基礎上，檢視一下人文研究在二十世紀的動向。
在這篇短論中，我試圖提出一個高度概括性的觀察：二十世紀的人文、社會科學在建立它們個別領域中的“知識”時，都曾奉自然科學為典範。這顯然是因為自然科學如物理所創獲的知識不但具有普遍性、準確性、穩定性，而且它的方法也十分嚴格。人文研究見賢思齊，毋寧是很自然的。儘管這一效顰運動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甚至失敗遠多於成功，但整體來看，二十世紀的人文研究一直在科學典範的引誘之下游移徘徊，則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姑就文、史、哲三門各說幾句話，以見其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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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文化的百年思索
文／余英時﹙中研院院士﹚
★回顧二十世紀科學典範下的人文研究--
科學革命雖早始於十七世紀，但科學主宰人類的生活，從局部到全面，則是二十世紀的新發展。科學及其所衍生的實用技術今天已經由西方傳佈至全世界，這是所謂「全球化」的基本動力之所在。我們必須牢牢記住科技越來越支配現代生活這一事實，然後才能對人文研究在今天的處境有一個清醒的認識。讓我略舉實例，以說明我的意思。
一九００年發現了量子學說的蒲朗克（Ｍax Ｐlanck）自然是公認的物理學大家，毫無爭議。但十九世紀下半葉的德國，人文學科的地位仍遠在新興的科學之上。蒲氏出生在一個宗教和學術的世家，家人和親戚並不鼓勵他去學物理，甚至還有加以嘲笑的。他們都認為人文是比科學更為優越的知識方式。到了二十世紀中期，人文與科學之間的相對比重已發生巨大的變化。一九五九年英國劍橋大學所爆發的「兩種文化」爭論，便是最有象徵性的事件。
斯諾（C.P. Snow）是出身劍橋的科學家，其科學研究卻以失敗著名，後來改寫小說，同時又兼任政府的科學顧問。這年五月他去母校演講，題目是「兩個文化與科學革命」。他將英國知識人分為兩類，一類是人文，一類是科學。他對這兩類知識人都提出了尖銳的指責：英國的政治與社會決策權力大體上掌握在人文知識人的手上，他們在大學時期的訓練不外經典、史學和文學，但對科學卻一竅不通。在他看來，二十世紀才是真正科學革命的時代，許多基本發現，如物理、生物等，都出現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因此國家政策由科學外行來擬定，是極危險的事。
另一方面，他也批評科學知識人缺少人文修養，以致往往輕視人文學。斯諾的主要論點在今天看來實在很平常，但當時卻引起了西方學術文化界的巨大震撼。首先發難的是劍橋大學的文學批評家李維思（F.R.Leavis），強調科學與人文的方法不同，語言不同，「兩種文化」之說是無知妄作。隨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崔林（Lionel Trlling）評論這一爭論，也認為斯諾過於簡化人文的複雜內涵，「兩種文化」的對比不能成立。
我引用這個公案並不是對爭論的本身有興趣，而是借此說明：從蒲朗克到斯諾，短短七、八十年之間，科學與人文在西方社會的地位，一升一降，已發生了驚人的變化。爭論之所以出現，並持續至今（按：一九九九年英國廣播公司曾特製四十年紀念的討論節目），象徵著科學迅速地取代人文的新現象。四十年後反觀這場爭辯，似乎斯諾更有先見之明，科學文化現在幾乎已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角落。相隨而來的，則是文化評論家對科學的中心地位比斯諾更加肯定了。因此繼「兩種文化」的討論之後，布洛克曼（John Brockman）在一九九五年又提出《第三種文化》（The Third Culture）的說法。所謂「第三種文化」並不是科學與人文交流以後的新綜合，而是科學知識的通俗化和普及化。
最近二、三十年來，物理學家、天文學家、生物學家中已有不少人開始專為一般讀者寫深入淺出的通俗讀物。這些作品雖說是為了「雅俗共賞」（Popluar），其實還是假定了一定程度的科學訓練，讀者若沒有相當的數理知識，還是不容易吸收的。今天西方任何一家具規模的書店都有幾個書架列著這些讀物，這是二、三十年前所未有的現象；一般人的「人文修養」大有為「科學修養」取而代之的趨勢。
一九八七年賈柯比（Russell Jacoby）出版了一部書，名為《最後的知識人》（The Last Intellectuals），主要討論為什麼所謂「公共知識人」（Public Intellectual）在美國社會呈現逐漸減少的傾向？此書的解說很繁複，這裡不能也不必涉及。值得注意是布洛克曼在《第三種文化》中所提出的答案。他認為二十世紀中葉以來美國的公共知識人大多數都是人文、社會科學出身，他們所發揮的功能今天已為科學家所取代。
譬如賈柯比書中特別指出，英、美的分析哲學已取得全面的勝利，應該更合乎科學時代的需要，但何以他們在社會上的一般影響力反而比不上二十世紀中葉以前的哲學家？布氏的回答非常乾脆：科學今天無論在政策或哲學涵義方面，其所引申的後果比從前越來越深遠，政府與社會都不能不更加重視。分析哲學家儘管在「科學的哲學」（Philosophy Science）方面有種種精巧的建構，但是畢竟還是科學家對他本行所進行的哲學家思考更為先進，也更為有用。
我必須說明，這裡引布洛克曼的話，不過是借以指出一個無可否認的歷史事實，即在一般人的意識中，科學今天已穩居文化領航的地位，人文則退處次席。我雖不同意布洛克曼對整個問題的分析，但不能不接受他所陳述的事實。現在人文與科學之間「霸權」交替的史跡已明，讓我在這個基礎上，檢視一下人文研究在二十世紀的動向。
在這篇短論中，我試圖提出一個高度概括性的觀察：二十世紀的人文、社會科學在建立它們個別領域中的「知識」時，都曾奉自然科學為典範。這顯然是因為自然科學如物理所創獲的知識不但具有普遍性、準確性、穩定性，而且它的方法也十分嚴格。人文研究見賢思齊，毋寧是很自然的。儘管這一效顰運動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甚至失敗遠多於成功，但整體來看，二十世紀的人文研究一直在科學典範的引誘之下游移徘徊，則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姑就文、史、哲三門各說幾句話，以見其梗概。
余英時：兩種文化的百年思索_新聞_騰訊網 - https://goo.gl/eXG7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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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人文價值 只會教出科學怪人
精華簡文放棄人文價值 只會教出科學怪人
作者：程晏鈴 2016-11-09 天下雜誌6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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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佛大學被譽為矽谷創新的核心，卻讓人文與科學院院長沙勒（Richard Saller）危機感愈來愈深。沙勒每週的行程，就是坐在會議室裡，一邊用研究古羅馬的歷史學者思惟，一邊談科技創新思考，與工學院的教授討論如何「培育二十一世紀人才」。
他深刻感受到，從過去人文學科回頭張望歷史文化的軌跡，到現在必須接受科技與人文匯流為日常，學校需要設計跨領域實作，才有創新土壤。
在任將滿十年，沙勒認為自己還在做實驗：不放棄傳統的哲學人文思想；大刀闊斧將數位能力融入課程、新增數位人文（digital humanities）等學程，培育人才的基本能力。
在強調科技創新的世界裡，人文思惟如何導入史丹佛大學的課程設計，培養出有觀點的數位人才？
以下為專訪摘要：
我們的挑戰，是教育學生如何從歷史縱深和哲學價值中找問題，同時運用數位科技回答問題。
單純學寫程式，沒辦法讓學生去辨識社會問題，自然沒辦法將技能應用在我們面臨的經濟或社會層次，所以，史丹佛不放掉傳統哲學課程。
過於強調新科技帶來的無限可能，容易忘記對「未知」感到謙虛。現在每個會議都說，學生需要社會科學教育，連工學院教授也認為，沒有人文價值，恐怕創造下一個科學怪人。
怎麼在矽谷平衡科技與人文，史丹佛還在實驗階段。五、六年前，史丹佛重新審查與修訂大學部課綱，當時電腦科學甚至不在史丹佛大學五大主修之內。如今，我們怎麼將科技融合到人文裡？
第一、辨別資訊。在數位時代做研究的方法，不是用酷炫的工具，而是更批判地去辨別網路上的資訊。
第二、強調視覺。在傳統必修課程，例如寫作跟修辭學，減少單向授課比例，要求學生結合視覺與文本。該用創新的思惟看未來的教育，閱讀和分析文本的能力還是重要，只是媒介改變，包括數位閱讀與分析、如何用線上資料庫挖掘故事、如何用視覺呈現文本等能力。
第三、加強數位人文學程。文學實驗室將電腦運算、數位工具應用到人文研究上。舉例來說，我們學院建置線上互動的古羅馬帝國地圖網站，可調整地點、運輸工具、運輸貨物與季節等變項，算出古羅馬時期運輸的經濟成本，包括費用與時間。
「跨」出新創意、新價值
史丹佛為什麼不斷創新？是因為環境讓我們每天不斷想創新、創新和創新。
史丹佛最大的特色是，為學生提供大量研究機會和跨領域的課程，包括獨立的實驗室，提供學生跨領域研究基金，甚至資助學生，去加入跟自己科系無關的實驗室與研究領域。論文審查委員會則是由來自不同科系的教授組成。
跨領域把人文學科帶進來，在成堆以創新為名的產品或服務中，辨別什麼是有價值、好的創新。
工學院有產品設計課程，要求學生結合藝術美感與設計帶來創造力，就像設計思考加上電腦運算思惟，同時找問題，也解決問題。
五年前，我們推電腦科學跟人文學科雙學位計劃，目的就是要培育跨領域數位人才，但課程要求太重；所以另一個方案是，將人文學科作為電腦科學的輔修，負擔減少一半；或者是，設計專為人文學科畢業生提供的電腦科學碩士。
除了課程，因為有資助機制，教授跨領域合作的風氣非常盛行，最成功的就是生物科技中心Bio-X；也有種子基金，鼓勵教師創業。
史丹佛的資源是透過獨立的行政機制分配，不像傳統各學院自己找資源。這個機構鼓勵跨部門、跨學科與跨活動研究。
在史丹佛，醫學院醫生都願意在大學部提案開課，甚至結合人文科學。正因為這種機制，史丹佛更容易鼓勵剛萌芽的創新（baby innovations）。
很多矽谷企業的創辦人談人文和藝術。學生也必修「創意表達」。這裡的想法是，讓學生學習如何呈現自己的想法與邏輯，可以是各種形式，雕塑、繪畫、跳舞或音樂，沒有標準答案。
過去大家談人文，傾向回頭看歷史，但我認為現在應該開始改變，向前看未來。（英文版請見english.cw.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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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勒
現任》史丹佛大學人文與科學院院長
學歷》伊利諾大學希臘與歷史研究學士、劍橋大學歷史博士
經歷》芝加哥大學教務長、芝加哥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芝加哥大學教授、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訪問學者、斯沃斯莫爾學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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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實力 + AI 文史哲也能逆襲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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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哲科系畢業生市場上的工作機會不多，該如何殺出一條生路? 104人力銀行職涯事業處副總經理陳嵩榮說，要善用文字能力、口語表達、故事講述分析及邏輯思考判斷力，這些「軟實力」，結合網路科技甚至當紅的AI人工智慧，就能找到屬於自己的一片天。
陳嵩榮表示，文史哲背景的學生，專長在於為跨領域、跨產業所需，從企業開出的職務需求或指定科系來看，104線上至少就有5大跨界出路歡迎文史哲畢業生。
【出路1】文字力+影像力：行銷/網站企劃、數位教材編輯
影像當道的年代，一個好的圖像勝過千言萬語！陳嵩榮說，無論行銷企劃、網站行銷，甚至教材編撰，都越來越強調影像，從104職缺需求來看，企業網站企劃需同時具備基本文書處理及影像處理軟體能力；數位教材編輯則需結合多媒體動畫/遊戲，更生動地傳遞知識訊息，將是未來大勢所趨。
【出路2】語文+ AI：語言學家、語音及語義產品專員
科技愈發智慧化，當我們用iPhone Siri與手機互動、查詢天氣、播出電話、設定鬧鈴等，但科技始終要來自於人性！陳嵩榮說，像Siri、Alexa這種人工智慧語音助理，需建立強大的語音辨識系統，104線上相關職缺如語言學家、語音及語義產品專員等，均直接指名中文科系相關背景學生。
【出路3】人文歷史+深度旅遊：旅遊企劃、飯店行銷企劃
主題深度旅遊愈發盛行，陳嵩榮說，從104職缺中發現，旅遊休閒或飯店住宿業的旅遊企劃、飯店行銷企劃等職務，需對當地歷史、地理等文化風情有深入了解，並有能力透過文字、影像或口說實際導覽，增加遊客對在地風土民情的認識，部份企業已特別指定中文、歷史系相關背景學生。
【出路4】人文歷史+休閒娛樂：遊戲企劃
現在有越來越多線上遊戲或桌遊，以歷史故事或人物為背景，陳嵩榮說，104線上已有遊戲公司徵求遊戲企劃，職務需求中載明，需熟悉各地神話及歷史，並有良好的中文寫作能力，看似文靜的文史哲學生，也可跨足遊戲娛樂產業！
【出路5】邏輯思辨+廣告行銷：廣告文案、廣告企劃
104升學就業地圖顯示，哲學系學生畢業後第一份工作的所在產業，「廣告行銷公關業」高居第4名。陳嵩榮說，哲學系長期訓練學生邏輯思考及批判思辨能力，永遠對事物充滿好奇心與懷疑，並用不同的方式驗證，對於強調高度靈活、創意思維的廣告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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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哲「穩死折」？ 就業五大困境待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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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哲學系的畢業生初入職場，真的「穩死折」嗎？104資訊科技發現，企業職缺「保留席」，限定文史哲的比例，居18學群之末、不到1%，若以保留席除以文史哲畢業求職會員，平均5搶1，求供比僅0.2。
104人力銀行職涯事業處副總經理陳嵩榮說，文史哲畢業生進入職場容易呈現「短空長多」，剛開始，雖然較難看出立即而實用的指定專業，但紮實的邏輯思維、判斷推理、以及內含的人文素養與美學，長期下來的軟實力，反而適用各行各業。
文史哲畢業生求職，主要遇到哪些求職困境？104銀行表示，可從以下5面向分析：
【困境1】工作型態：不易找到正職工作，兼職比例TOP 1
104追蹤2005～2015年該年度畢業新鮮人第一份工作狀態，發現文史哲畢業生第一份工作，「兼職」比例為18個學群中TOP 1，有16.3%的文史哲畢業生第一工作為兼職，該比例高於大盤（10.2%）。
104統計2011～2015年畢業生的平均就業率（畢業後6個月內找到正職工作的比率），發現文史哲畢業生就業率60.7%，在18個學群中，倒數第二。
【困境3】議價籌碼：第一份正職工作平均薪資，倒數第二
104追蹤2011～2015年畢業生，履歷表填寫第一份正職工作的平均薪資，發現過去5年，文史哲畢業生平均薪資皆低於整體。以2015年為例，全體畢業生平均起薪約3萬，文史哲約2萬8，在18個學群中倒數第二。
【困境4】指定需求：企業指定文史哲科系職務，僅占1%
104統計，2012～2016年企業接受新鮮人的職缺中，徵才條件有「指定科系」，每一年約10～12萬筆，但指定文史哲的職缺，每一年都低於1%，顯示企業對文史哲科系指定需求度不高。
陳嵩榮分析，前三大企業指定需求最高的科系分別是：工程、資訊及醫藥衛生，多屬專業能力門檻較高、可高度對應市場需求的科系，亦顯示國內職場對於顯性技能專長的重視度，仍大於相對隱性的人文素養。
【困境5】出路廣度：長年侷限教育輔導、文字編譯兩類
104統計，企業指定文史哲科系的職務，長期集中在教育輔導、文字編譯兩類，自2012年到2016年，職務類型皆未見增加，顯示相關科系出路相對侷限。
畢業起薪 科系有差...理工最吃香
2017-08-06 00:46 經濟日報 記者江睿智／台北報導
台大國發所教授辛炳隆指出，研究所畢業起薪，科系會有很大差異。現在的確有很多廠商要的是工科研究所畢業生，給的薪水也比較高。但是相較之下，文科研究所畢業就業薪情就沒那麼吃香。
他說，工科研究所畢業生是買方市場，廠商也願意給較高的薪資，現在較嚴重的問題是年輕人念工科博士愈來愈少，很多科技公司很擔憂此問題，因為這會影響科技公司的研發人力。
至於大學畢業和研究所起薪差距拉大，他觀察，大學生太普遍，專業度亦下降，供給明顯大於需求，起薪自然長年未有起色，且廠商普遍會認為現在大學生不好用，專業不夠，會乾脆直接找研究所畢業的。
他還說，早些年很多年輕人因大學畢業後求職不易，所以繼續讀研究所，若是讀文史科或是讀設計、資管等供給過多的研究所，頂著碩士桂冠，畢業後依然不好找工作，起薪不佳；之後，讀研究所的人愈來愈少，研究所現面臨招生困難。
至於工科研究所，市場需求大，工學院教授也有很多計畫和資源，需要較多研究生幫忙，而廠商也會直接指明要研究所畢業的。
顏雪花
臺灣世族的社會責任與文化 Clan Social Responsibility & Culture in Taiwan | Facebook https://bit.ly/3emcsdu
談知識份子
我常常問朋友何謂「知識份子」(The Intellectual)，也問他們認不認為自己是知識份子？這些大學畢業以上的人，都自認自己是「知識份子」；他們也許是具有學術與專業背景的知識者，但缺乏對社會進言並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也不具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我覺得在撥亂反正的時代，自認是「知識份子」者要深刻反省並自我期許更深一些，因僅具備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只能稱為Academic or knowledgeable，我不認同這種人是The Intellectual。
近年來媒體蓬勃發展，資訊評論的需求巨大，促使部份學院人士（通常是學術生命已近尾聲的人）踏出象牙塔，與受過若干高等教育、行業出身各異的媒體人、作家、政客，隱然形成一個聚落(cluster)，通常自謂為「公共知識份子」。
畢業於哈佛法學院，曾任美國首席法官，且目前仍在芝加哥大學擔任資深講師的理查‧波斯納（Richard Posner）說：這批人由於只要搖筆桿、耍嘴皮，投入的成本極低，一旦暴得虛名，便成為媒體寵兒。更糟的是，社會上並沒有評判公共知識份子的客觀標準及能力，以致這批人膽子越講越大，場子越講越旺，哪怕所談遠離自己的專業，照樣到處插花客串，信口開河。可歎真理越辯越糊，偏見越加越深，見解水準節節下降，就算講錯被人抓包，為了捍衛荷包也要硬拗。只要媒體關係良好，節目照上，文章照寫。只要抓對市場脾胃，總會有人捧場。波斯納的分析犀利，用語辛辣，套用在媒體過份發達、亂象叢生的台灣，彷彿一面照妖鏡，台灣的「公共知識份子」群像，呼之欲出！今天我們面對媒體及媒體人做為對弱勢族群打手的無恥~尤其是台灣某T台仗勢與介入的不當、言論之猖狂實已進入人人喊打的地步，其失智與理盲已像無所不能的東廠，這些人必須接受身為公共發言者的嚴格檢驗。
將以上論點，回應在”閱聽人” 接受或認知訊息的理性與否，也同樣重要。在傳播理論中的「沉默螺旋」(Spiral of Silence)理論，就是對大多數的閱聽人而言──當強勢的傳播訊息出現時，不明究理的閱聽人會沉默，也會受到影響，或者就是沉默地照章全收，此理論亦同樣可用之於”閱讀人”。
艾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阿拉伯人，巴勒斯坦—美國籍的文學理論家，因為他身份的多重性，使他能夠敏銳而深刻地理解，只有一個外來者、一個權勢之外、體制之外的「他者」，才能更容易地在距離之外，對體制、權勢加以批判；薩依德心目中理想的「知識份子」，絕對不是一小群學有專精的專家，而是一些業餘的知識份子。因為，只有一個業餘的知識份子才能對團體說真話，其他的專業份子都隸屬在團體裡，而隸屬在團體、體制內的知識份子，如何可能說真話、又怎麼可能批判自己的團體？
薩依德說：『對我來說，知識份子是具有能力「向」公眾以及「為」公眾來代表、具現、表明訊息、觀點、態度、哲學或意見的個人。…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必須意識到其處境並公開提出需要辯證或可能引發令人尷尬的問題者，以對抗（而不是產生）正統與教條，且不能輕易被政府與集團收編，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經常被遺忘、忽略或棄置不顧的人們和議題。』換言之，知識份子應當要反抗權威，並對所有的神祇說不，因為『在今天的世界裡，毫不質疑地屈從於權威是對主動、道德、知識的生活最大的威脅之一。』
當我把「知識份子」的定義與特質放在審度文學的象限時，它就與形成「詩與詩人」的範疇有相當密切的關係。詩是一種宏大的見證，它的藝術在於把核心的價值觀念顯現，並傳遞給讀者。 許多寫詩的人常常只想寫恰當的詩，而不是重要的詩，或者只寫夠格的詩，而非有意義的詩，人們以為一篇傑作應是一般人慣常寫的東西，包括形式與內容，而批評家（包括文學比賽的評審）幾乎都是些博學、生活平靜之人，因為他們強行推銷的美學，及對詩首要的價值觀，就是那些生活平靜而博學的人最容易獲得的東西，對這樣的批評家或比賽評審而言，這只不過是「作態的機器」(a Machine of Manner)，一個形式架構，而內容只是附屬。這樣的詩人與評論、評審者就像受高深教育、機警、舉止優雅、有良心、見到人懂得讚美的人，這些人觀賞了教堂裡崇高的三角穹窿，對祈禱儀式也尊崇備至，但，老實說，他們並非來祈禱。
今日大部分的詩人比較關心做為詩人的事業，而非他們創作出來的詩，許多人花精力在做好形式或利益上的一個追隨者，以討好現今統領詩壇的派閥，以大樹理論依附，通常他們並非因為詩的素質而達此地步，主要是因為常常發表平庸之作，而逐漸在那一個公會裡建立一個會籍，然後公會 (或者其他各種名稱的會名)就會主動給所有活躍或服從的會員提供利益，有肥差事，會員先瓜分，不管作品多平庸，有一些利益就會分給最忠心、最勤勞也是最低劣的份子。
在派閥中，有一種「在朝派」，即所謂的「學院派」～一股結構紮實的保守勢力；另一個姑且稱為「急進派」，這種名稱的分法雖然生硬、武斷，卻也與事實相去不遠。「在朝派」的作品被稱為「學院詩」，因為詩人大都在大學執教，因為他們的詩關注的是傳統式對詩才的看法，而非內容與形式上灌輸激進的價值觀；廣泛言之，他們從事維護現狀，或者做某種廣義合理的改進，他們的詩常批評社會及社會價值，但他們的腦子卻常常是跟社會有密切關係的情況下被約制俗成的。他們除了優越的生活及侷限於大學校園的環境，相處的對象除了同質性的學者、職員以外，其實他們是與世隔絕的。他們常是紳士、淑女，家庭環境不錯、人品不錯、工作努力、常在文學刊物發表東西、常常獲獎、訓練有素、且論述技巧很高。除此之外，他們沒什麼可說，因他們沒有內在的生命逼他們發言，甚至說真話，他們被包裹在溫柔和藹中，不必面對挑戰，任何衝擊、挑戰對他們而言就像革命，他們只與馴良、服從、溫和及心靈不成熟的人交往，也因此在勇氣、膽識與識見的高度上呈現極大的營養不良，只能在心智與文字的經驗裡，訓練成常常去適應合乎禮儀及場合的需要。學院派的人也會大聲抗議，說他們有經驗，他們並不落伍，但他們仍然繼續抗議，說學術界與其他行業一樣現實——學術界有衝突、嫉妒、野心、失望、欺騙、色慾、腐化、及其他不愉快的現實，但是，這些現象在修道院、佛教院也可以發現。
我們也許對學院派詩人期待太多，但嚴格說，這是非常必要的，因在永遠和氣的氣氛下，平庸之作就像蟹行草一樣蔓延，直到它扼殺其他東西為止，且學院派控制支配詩的力量，比如金錢、出版、宣傳、選集、頒獎等等，而且因為隱含容忍～一種近乎苟且與鄉愿的缺點，它使人避開了詩的嚴肅性，反而去讚賞了描寫柔弱閨閣、不關痛癢的作品。重要的詩，要讀後能改變我們固定的秩序，而缺乏思想的詩，則只能是一片荒地。
知識份子的骨骾與詩人氣質或氣性的被期許，是社會心靈一大步的探索，社會必須盛開許許多多的詩人之花，這也是真正的知識份子之花——它的精神必須四方放射，向每個人放射，它也必須以人的存在和他的行為來表現——它需要兩個世界——「詩人的世界」及「人人的世界」攜手合作，而成為一種完善社會、完善學術結構，以及公平、正直、具現代美學及成熟的詩學世界的可能。
photo: Jane Austin's writing desk臺灣世族的社會責任與文化 Clan Social Responsibility & Culture in Taiwan | Facebook https://bit.ly/3emcsdu
一名網友好奇「估計」為何會是中國用語。（翻攝自PTT）
© 由 中時新聞網 提供小朋友聯絡簿寫「估計」老師：別用中國用語！全場傻了 https://bit.ly/3wpa1jA
一名網友日前分享一張照片，有小朋友在聯絡簿的生活札記寫，「鞋子不換估計是不行的了。」結果老師把「估計」畫紅線，標註「別用中國用語比較好」，讓網友納悶「估計」何時是中國用語了，引發網友討論。
原PO日前在PTT發文詢問，「估計是對岸用語嗎？」並貼出他在網路上看到的聯絡簿內容，一名小朋友在聯絡薄的生活札記欄寫，明天打算去買新鞋子，現在的鞋子已經破了大洞，下雨的時候鞋子裡就像細菌的游泳池，並在最後一句寫「所以不換估計是不行了」，結果老師用紅筆把「估計」畫線，提醒學生「別用大陸用語比較好」。
原PO看了困惑，認為小朋友沒用錯，根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估計的解釋有估量價值或數量，例如《舊唐書．卷一五．憲宗本紀下》：「出內庫羅綺、犀玉金帶之具，送度支估計供軍。」另外估計也有推測的意思，例如「我估計他今天不會來。」
貼文PO出後，許多網友也看傻眼，「估計哪時變大陸用語了」、「蛤，估計欸」、「老師有問題+1」；不過也有人指出在這句話中，台灣比較常用恐怕、大概，不是估計，「大陸用語會把『估計』或『我估計』放在句首」、「估計以前台灣比較常用在數學」、「估計不是大陸詞語，但是這種用法是大陸用法」、「感覺台灣用詞語意真的比較少用估計，但我也不知道老師管這個有沒有必要」。小朋友聯絡簿寫「估計」老師：別用中國用語！全場傻了 https://bit.ly/3wpa1jA
最好避免習慣使用中國用語，這記者還偷改原稿，立場偏頗。文化入侵，一不注意，自己的習慣語或母語就被消滅了。 https://bit.ly/3wpa1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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