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年首位皇族能久親王妃富子來台+一九二三年太子的裕仁天皇來台+一九○八年閑院宮載仁親王來台,參觀製造鴉片和樟腦的「專賣局南門工廠」(現為台灣博物館南門分館)起,日本皇族來台多會參觀茶廠、糖廠等,可以說是台灣最早的「觀光工廠」+台灣第一杯「產地直送鮮乳」,在台灣的食品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cFFYCg

能久親王妃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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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白川宮能久大妃訪臺   能久親王妃富子

北白川宮能久大妃訪臺攝於臺灣總督官邸(今之臺北賓館)
清光緒21年,日本明治28年(1895)10月,日本皇族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近衛師團自澳底登陸,同年10月28日因病死於臺南,同年11月5日日本宮內省發佈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死訊.
在第四任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主導下,於明治34年(1901)創建臺灣神社以紀念北白川宮能久.明治34年(1901)神社完工落成時,臺灣總督府並邀北白川宮大妃島津富子訪臺主持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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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10月28日,征臺戰役主帥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病逝臺南 | 台灣回憶探險團 - https://goo.gl/WUDiUP

1895年10月28日,征臺戰役主帥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病逝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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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日清簽訂馬關條約,將臺澎讓與日本。該年五月底日本由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近衛師團來臺接收,於澳底登陸後一路南下,日軍並於10月增援混成第四旅團(布袋嘴上岸)及第二師團(枋寮上岸),第二師團於10月21日進入臺南城後戰事大致告一個階段。據日方記載,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於10月18日抵達後壁庄安溪寮(今臺南後壁北側)後,身體開始感到不適,之後病況不斷加重,到達大目降(今新化)時發燒39度,10月22日進入臺南城時體溫已達40度,在臺南城內先住在安海街張宅(今林百貨店對面富華飯店),之後移到莊雅橋街吳宅(今永福路近友愛街處,美術館預定地),於10月28日病逝。之後病逝地點演變為臺灣第一所官辦博物館「臺南博物館」(1902/2/26開幕)、北白川宮御遺跡所,東側區域之後則成為了臺南神社

日方在第一時間並未發佈消息,而是等遺體運回日本後才公開死訊。一說為面子問題,也有說法認為是要迴避天皇生日(11/3,詳見《1895乙未戰爭撥雲見日》),但最遲在1897年,日方即已10月28日作為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逝世之日。
民間則傳說能久親王是被臺灣反抗勢力擊殺身亡,地點眾說紛紜,包含一些能久親王從未到過之處。在此附上當時軍醫發出的機密電文,有醫學背景的讀者不妨來解讀看看,到底這位征臺戰役主角到底是怎麼死的?

右圖:1895年10月,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進臺南後,軍醫發出的機密電文
10月25日 石坂軍医総監 谷口軍医監発 石黒軍医総監に達したる電報

http://www.jacar.go.jp/DAS/meta/image_C06060467800

左圖: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於澳底上岸後拍攝之照片

延伸閱讀:
1895.4.17 馬關條約簽訂
http://www.twmemory.org/?p=9335
1895.5.15 唐景崧發表《臺民布告》,開啟「臺灣民主國」序曲
http://www.twmemory.org/?p=9539
一張圖秒懂「臺灣民主國」
http://www.twmemory.org/?p=9545
1895.5.25,臺灣民主國於臺北成立情境
http://www.twmemory.org/?p=9591
1895.5.29 前來接收臺灣的日本近衛師團於澳底登陸
http://www.twmemory.org/?p=9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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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害者幾乎都是公務員」吳乃德:台灣政治迫害非常體制化,但社會和民眾不在意-轉型正義|吳乃德|陳昭如|漢娜鄂蘭|謝文定-風傳媒-石秀娟 - https://goo.gl/G5tbBH

「加害者幾乎都是公務員」吳乃德:台灣政治迫害非常體制化,但社會和民眾不在意
石秀娟 2016年10月30日 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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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乃德指出,台灣在威權體制下的政治迫害是「非常體制化」的,這是台灣的特點,不過台灣社會和民眾不是很在意歷史真相、誰是加害者的問題。(甘岱民攝)
吳乃德指出,台灣在威權體制下的政治迫害是「非常體制化」的,這是台灣的特點,不過台灣社會和民眾不是很在意歷史真相、誰是加害者的問題。(甘岱民攝)
台灣曾歷經近50年威權統治,雖已3次政黨輪替,加害體制真相仍不可得。10年前創辦「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的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吳乃德29日指出,台灣在威權體制下的政治迫害是「非常體制化」的,這是台灣的特點,不過台灣社會和民眾不是很在意歷史真相、誰是加害者的問題。

由《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等單位舉辦的「加害者的過去與現在式」研討會29日舉行,2006年首度提出台灣有「上萬人受害,可是卻沒有加害者」這個特殊現象的吳乃德說,這是台灣社會第1次針對加害者的討論。會議吸引滿座的學生與老師,從政治與法律哲學的觀點思辨主持人、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謝世民所說的這個:「如果沒比黨產更困難,我想一樣困難」的議題討論。

20161029-轉型正義研討會。(甘岱民攝)
「加害者的過去與現在式」研討會29日舉行,邀集學者探討轉型正義。(甘岱民攝)
「謝文定被撤換 失去了解問題的機會」

吳乃德指出,轉型正義有2個不同面向,一個是歷史面向,黑白分明,另外是政治面向,就不是黑白分明;政治上追求的價值,有時互相衝突,例如正義與和解,追求的時候必須考慮當時的處境,而歷史的真相只有一個。

吳乃德說,台灣的社會和民眾不是很在意黑白的問題和歷史價值,例如,日本皇族北白川能久親王的後代在2013年新竹車站百年慶時獲贈車站模型,而該親王是日本接收台灣的指揮官,屠殺好幾萬台灣人,台灣的歷史觀非常奇怪。

2016-10-26-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取自北白川宮家網站
吳乃德說,日本皇族北白川能久親王是日本接收台灣、屠殺好幾萬台灣人的指揮官,他的後代卻在2013年新竹車站百年慶時獲贈車站模型,台灣的歷史觀非常奇怪。(資料照,取自北白川宮家網站)

與部分拉丁美洲國家曾發生多起政治異議者大規模失蹤的狀況不同,吳乃德說,台灣的政治迫害是「非常體制化」的,包括林宅血案等命案,「幾乎所有加害者都是公務員」,暫不談法律責任,他們的處境不一樣,道德責任也不一樣。

吳乃德以德國納粹為例指出,納粹軍人可選擇不在集中營工作,台灣的公務機關,尤其司法機關,有沒有這樣的可能,外界不清楚;先前被提名司法院長的謝文定曾被質疑獲欽點辦政治大案,謝不一定有罪,「但為何都是他?」謝若願說明,本可藉此了解此問題,但他被撤換,失去了機會,外界也只能猜測。

司法院長被提名人謝文定15日拜會親民黨團。(顏麟宇攝)
吳乃德認為,謝文定曾被質疑獲欽點辦政治大案,謝不一定有罪,「但為何都是他?」謝若願說明,本可藉此了解此問題,但他被撤換,失去了機會。圖為謝文定。(資料照,顏麟宇攝)
為何司法界忽視轉型正義? 「謝文定或許是線索」

台大法律系教授陳昭如談謝文定事件對民主與轉型正義的啟示。她指出,當人們不曾追究威權時期執法者的責任,或了解他們的所作所為,他們就有可能在解嚴後繼續維持威權時期的特性:服從威權、不尊重人權;「我們也因此沒有去面對、思考,民主時期的司法與威權時期的司法,可能存在著相似性。」

陳昭如指出,美麗島軍法審判的檢察官林輝煌曾擔任司法官訓練所(現司法官學院)所長16年,領導司法官僚的培訓,謝文定也歷任數個司法要職,或許這提供了理解為何司法界忽視轉型正義,未能進行民主轉型的線索。

謝文定曾致信給「台灣守護民主平台」指出,外界對他「有罪推定」,讓他成為新受害者,也給生長於威權時代的司法官貼上「不公平的標籤」。陳昭如指出,的確可能有參與迫害的司法官因無從選擇,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但研究發現,這並非謝的處境,到目前為止,也沒有任何司法官的例子,可讓外界在了解他的外在作為和內心世界後,認定「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

20161029-轉型正義研討會,台大法律系教授陳昭如。(甘岱民攝)
陳昭如指出,謝文定曾歷任數個司法要職,或許這提供了理解為何司法界忽視轉型正義,未能進行民主轉型的線索。(甘岱民攝)
納粹軍官「罪惡的平庸性」

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蔡英文從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理論提供觀點。蔡英文說,鄂蘭認為納粹罪行是「根本之惡」,卻將納粹黨衛軍高級將領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罪行解釋為「罪惡的平庸性」,因他只是服從命令,不思不想;鄂蘭對艾希曼的這個認知,引發極大的爭議。

蔡英文指出,納粹的高官,從1945年紐倫堡大審,到艾希曼1961年在耶路撒冷受審,常以服從國家法令為公務員的德性為自己辯護;對此,他認為,鄂蘭提出他們的作為是「反人性」的,而在極權主義下,不可能冀望每個人是英雄,但她強調,要勇敢走到政治場域表達看法或抗議才是最高的核心。

至於正義的理念,蔡英文表示,鄂蘭主張透過法律途徑,追究重要決策官員的個別罪行;但他也指出,寬恕才能解脫過去對彼此的傷害,透過承諾約定,來克服未來的不確定性,並且要透過歷史的敘事,來療傷止痛。

20161029-轉型正義研討會,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蔡英文。(甘岱民攝)
蔡英文說,鄂蘭認為納粹罪行是「根本之惡」,卻將納粹黨衛軍高級將領艾希曼的罪行解釋為「罪惡的平庸性」,因他只是服從命令,不思不想。(甘岱民攝)
「加害的現在式」德、法禁止否認種族屠殺言論

中研院歐美所助理研究員蘇慧婕就歐洲禁止「否認種族屠殺」言論是否違反言論自由的論證提出報告,因為否認種族屠殺的言論發表,以及受到冒犯的特定族群成員都發生在民主轉型後,她將之稱為「加害的現在式」。

蘇慧婕舉例指出,德、法都禁止發表否認種族屠殺言論;在德國,主要是因納粹屠殺猶太人的事實,對猶太族群傷害非常大,德國對猶太族群負有特殊的道德責任;而法國則是認為,國家的責任不是來自加害者的責任,而是國家有義務平等尊重公民,有反歧視的國家任務,這是憲法的論證,因此,對言論的限制也不僅止於否認猶太屠殺,還包括其他的仇恨言論。

蘇慧婕表示,包括西班牙等國則反對禁止否認種族屠殺,包括否認土耳其對亞美尼亞屠殺的言論,主要理由有2,包括:對歷史事實的否認並沒有傷害到個人的族群認同,此外,單純的宣稱不具煽動效果,言論自由應獲保障。

20161029-轉型正義研討會,中研院歐美所助理研究員蘇慧婕。(甘岱民攝)
蘇慧婕就歐洲禁止「否認種族屠殺」言論是否違反言論自由的論證提出報告。(甘岱民攝)
人事清查制度:反省體制、民主轉型

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陳俊宏介紹聯合國推動轉型正義的4個要素。他指出,聯合國主張採取整合性做法,也就是說,如果沒有真相,就不可能達到正義;如果只是公布真相,而沒有行動,真相並不足以彌補罪行帶來的傷害;如果只做補償,就像過去的台灣,受害者可能認為只是便宜行事的措施,未必覺得獲得正義;如果沒有進行體制的重新反省,就沒有辦法避免歷史不會重演。

陳俊宏指出,對於加害體系的反省,美國知名法律學者泰鐸(Ruti Teitel)提到「行政正義」的概念,例如針對官員進行「人事清查制度」(vetting),評估他們過去做了什麼,是否符合人權規範,如不符合,可能會被要求去職、不得升遷、調職,或揭露相關資訊,讓所有人解過去公務體系的種種事情。

20161029-轉型正義研討會,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陳俊宏。(甘岱民攝)
陳俊宏指出,對於加害體系的反省,美國知名法律學者泰鐸提到「行政正義」的概念,例如針對官員進行「人事清查制度」。(甘岱民攝)
陳俊宏表示,人事清查制度的目的,是「重新對體制進行反省,來進行民主轉型」,除了打擊過去的侵權行為,也重建公民對體制的信任;一般來說,檢視標的多是針對國安機關、警察、監獄及司法體系。

不過,也有些要注意的問題。陳俊宏舉例指出,基於什麼樣的依據及資訊來進行人事清查,必須要謹慎,很多時候,威權時期留下來的檔案很可能是特務、國安人員做的,如果沒辦法檢視人事資料的可信度及真實性,就等於仍然是特務治國,特務留下的資料仍然影響體制的運作。

轉型正義研討會》學者:最重要的是文化轉型,「污名化」情緒必須化解
石秀娟 2016年10月30日 14:06

轉型正義研討會(甘岱民攝)
這幾年「轉型正義」成為熱門話題,但為什麼要推動轉型正義?創辦「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的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吳乃德與多名研究這個議題的學者,29日都提出「論述」的重要性,認為這是未來重要的工作。


台灣民主化近30年,民間真促會去年10月出版「階段報告書」,書中說:「如果台灣的民主令國民感到驕傲,台灣處理威權遺緒的表現其實令人汗顏」轉型正義的3個主要任務,處置加害者、賠償受害者與歷史記憶的保存都還需要努力。而吳乃德29日在「轉型者的過去式與現在式」研討會說,台灣轉型正義的工作,「未來最重要的是論述問題」,其他都慢慢在解決。

陳妙芬:轉型正義最重要的是文化轉型

在綜合討論時,台大法律系副教授陳妙芬說,轉型正義最重要的,可能是文化的轉型,由於歷史檔案沒公開,針對個案的討論很多時候只能用「推測」,因為大家有一些「對立」和「二元」的想法,「會不會因此我們的文化沒有辦法真正從威權走出來?」

陳妙芬指出,她上一輩的老師,有的當兵時加入國民黨,有的曾從事軍事審判,在威權時期都與國民黨的政權有牽連,有很多交錯不清的現象,轉型正義的問題,或許更棘手的是文化與思考對立的型態要如何轉型,她也一直在想,有沒有可能有另外的角度,來思考台灣的文化與歷史。

徐斯儉:對國民黨或部分外省人,轉型正義是污名化

民主基金會執行長、中研院政研所研究員徐斯儉指出,對國民黨或部分外省人來說,轉型正義就是對他們的「污名化」,他們認為在成長過程所認同的一切,包括時代意義都被否定,對他們而言,是一種污辱,感覺受「集體審判」,很多公務員反對公開過去的檔案,就是這種心態的反應。

徐斯儉指出,轉型正義的論述必須講得很清楚,這是策略問題,如果有「你們在污名化我」這種情緒存在,結會解不開,攸關歷史真相的檔案永遠無法公開,永遠只能推測,主張轉型正義的論點也永遠沒有正當性。

吳乃德回應時指出,徐斯儉提的問題「非常、非常重要」,但在台灣很少被提及,他接觸很多外省朋友,知道社會在討論228事件的時候,外省人的感觸特別深,有些人以為,支持國民黨的或外省人都被認為是228事件的幫兇,這讓他感受到,未來轉型正義的工作,最重要的是論述

南非種族隔離時代結束後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C),以公聽會的方式讓受害者講述他們的經驗。牛津大學國際法博士候選人宋承恩指出,南非前大法官薩克思(Albie Sachs)日前來台訪問,針對台灣歷史檔案未開放的問題,曾以南非的例子指出,南非的轉型正義「刻意模糊必要的法律化」,用TRC讓大家把真相講出來,揭露資訊,打破檔案因沒有立法而不得公開的困難

宋承恩:對民主、人權的保護不限於1949年前及解嚴後

除了南非這種程序性作法,宋承恩也以西方用「higher law」將納粹對待猶太人的罪行定義為種族滅絕(genocide)為例指出,訴諸對民主、人權的保護不限於1949年前及解嚴後的觀念,或可避免在論辯過程中,威權政體的政治迫害行為被「相對化」的危險;但要打破「相對化」,就「要非常認真的提出轉型正義的論述」為什麼要推動轉型正義,價值何在,這點到現在還沒做到。

20161029-轉型正義研討會,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陳俊宏。(甘岱民攝)
轉型正義研討會,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陳俊宏。(甘岱民攝)
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陳俊宏指出,轉型正義是「文化反省運動」,對加害體系的反省,是為了瞭解今天與過去的不同,重點不在咎責

陳俊宏表示,轉型正義曾被視為應報式正義或修復式正義,但美國政治哲學家艾利絲.楊(Iris Young)提出「社會連結的模式」(social connections model of responsibility)觀念,她指出,轉型正義是在處理「結構性不正義」的問題,在新體制轉型過程中,每個人都有責任,不是罪責(liability),而是「讓不義政權轉型的責任,或不參與不正義體系繼續存在的責任。

陳俊宏:重點在於所有人都堅信要在共同的價值規範下生活

他認為,南非TRC的意義在於讓黑、白兩個種族的人,不再認為彼此是敵人,而是要建立彩虹國度,重點在於所有人都堅信並認可要在共同的價值規範下生活,這才是真正和解的意義;台灣必須思考蔣公銅像與現在民主價值的衝突,進行文化反省,才能回到轉型正義很核心的目的

20161029-轉型正義研討會,政大政治系副教授葉浩。(甘岱民攝)
轉型正義研討會,政大政治系副教授葉浩(甘岱民攝)
在研討會上發表論文的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葉浩指出,因為他的成長背景,他對轉型正義的議題始終抱持高度的學術興趣,出國多年後回國任教就是因他對此議題的切身關懷,但8年前回國後,曾寫了一篇論文,卻遭到審查者辱罵,批評這是「綠營」的題目,不具學術價值,是「仇恨政治」;不過,近年轉型正義變成應該談的議題,他從中也看到「價值的翻轉」

葉浩:轉型正義是整套體制的價值翻轉

葉浩指出,轉型正義的問題,是整套體制的價值翻轉,但在台灣,藍營、綠營有很不同的世界觀、民主觀及國家觀,對政治自由也有消極自由、積極自由兩種看法。例如,綠營認為,轉型正義是民主化的未竟事業,一定要有轉型正義,民主才能鞏固,藍營向來則喜歡講,國民黨促成了民主轉型,談轉型正義是一種仇恨政治,又例如,綠營認為民主轉型除了制度轉型,還包括國家主體的轉型,藍營則強調已做了228事件的轉型正義,一切盡量往前看。

葉浩認為,綠營只處理國民黨黨產的轉型正義是「半套」的轉型正義,不敢像前東德等國家一樣,清查威權時代公務體系的公務員在民主轉型後是否適任;對藍營而言,他們的歷史記憶可以長達中國5000年歷史,對於近幾十年的事情,卻要大家都忘掉,只要記得國民黨有功的歷史

他指出,在德國,國家不能踐踏人民的基本人權等自然法概念,在納粹崛起前本來就是德國認同的基本價值,只是被納粹破壞,因此,德國可以採取強烈的法律手段實踐轉型正義,因為他們的價值觀是連續的,南非沒有可以採取德國模式的現實條件,但南非的基督教文化和自己的文化裡,有和解的元素。

葉浩:很不一樣的史觀、時間感,是台灣特殊的問題

而在台灣,葉浩指出,對歷史有很不一樣的史觀、時間感,是台灣特殊的問題,台灣在傳統上有沒有認同德國所認同的基本價值,有沒有像南非一樣有支持轉型正義的民間文化,或者要創造新的政治文化,走出台灣自己的路;他認為,起點就是「爭辯、思考轉型正義」,這也是創造新政治文化的方法。

他指出,透過爭辯、思考轉型正義,台灣可以同時做到3件事:1.決定我們是誰,共同體在那裡;2.調整時差,讓不同政黨對歷史的時間感稍有認同;3.釐清對加害者在政治、法律、道德這3種不同面向的咎責,透過這些做法,可能可以做到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所講的,轉型正義是一種大的政治演出,有宣示性的效果,可以與過去做某種程度的切割、迎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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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乃德老師退休演講:政治對政治學的召喚
CHIA-MING CHEN·2016年10月30日
吳乃德老師1987年拿到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他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國民黨如何鞏固它的威權政體("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 system"),這本論文雖然沒有出版成書,但是到現在還是國際政治學界研究台灣最廣泛閱讀和引用的著作。他的研究除了威權鞏固,還包括了民主化、國家認同、社會平等和轉型正義等等。
乃德老師的談話充滿他的知識英雄們的軼事趣聞,他說在芝加哥大學上課時,後來影響他最深的往往是老師上課講的這些軼事,而不是上課內容。
他首先說了兩個學者對「什麼是有價值的知識」的看法。
一是Abraham Flexner,他沒有拿到任何高等學位,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的創建者,當時創立目的是引進歐陸猶太知識份子,美國第二次無償獲得許多歐洲文化和思想的寶藏。Flexner曾經寫書痛批美國大學課堂亂教,他認為知識不該講求用處,只要鼓勵創新和好奇心,電磁波的發現者不會知道以後會有什麼用處。
二是我們都熟知的Barrington Moore Jr.,他持完全相反的立場,他反對好奇心的平等化,認為很多事情都不值得知道,「一個人如果無法分辨瑣碎的知識和有意義的知識,他的頭腦就會變得像久未清洗的吸塵器。」(相信聽到這句話每個人心裡都倒吸一口涼氣吧,這不是在說我嗎?)Moore認為有意義的知識的判準就是「實用」和「美」。
Moore一輩子不升等(後來哈佛大學頭大到發明一個頭銜給他)、不拿grant、不參加研討會(乃德說這真令人羨慕啊 :D),上課對學生非常嚴厲,乃德說Theda Skocpol上課時說學生那時上Moore課前都要先喝酒才敢去上課,因為Moore採取蘇格拉底獨裁教學法,經常點學生起來問why it matters。Moore不升等、不拿grant的故事,對乃德老師渡過當年政治壓迫學術界的困境有很大幫助。
「實用」是可以減少人類社會的苦難、痛苦和不平等。關於「美」,乃德說大概只有Albert Hirschman的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有朋友提醒我記錯了,乃德老師說的是Exit, Voice, and Loyalty)可以稱為美,薄薄一本書,用所有人都可以理解的文字,解釋了這麼困難的問題。
乃德老師說他檢討自己這輩子的著作,既不實用也不美,他研究威權鞏固沒有用(國民黨倒台和他的著作一點關係都沒有用),研究民主化沒有用(民主化研究都研究已經民主化的國家,對他們有什麼用?)、研究國家認同、社會平等和轉型正義都沒有用。無助於社會減輕痛苦,減少不平等。美就更不用談了。
(聽到這裡,我被雷打到,怎麼會有人一輩子這麼努力了,沒有人比吳乃德老師更重視知識的實踐意義,念茲在茲都要做對台灣現在最有意義和重要的政治學研究。而當他評估「沒有用」絕對不是出自做作,而是出自於真誠,像刀鋒一樣真誠到痛。)
乃德老師說,不實用又不美,那他這輩子的研究到底在做什麼,他不能不問自己?
他開始說了幾個他的知識英雄,全部都是熱情的政治行動者,包括熱情的德國民族主義者Max Weber,韋伯所有的研究都是為了對他那時德國社會各種弊病深惡痛絕,為了振興德國民族。Wittgenstein在二戰期間1941年辭去劍橋大學的教授職去當兵,但是資格不符,他就去倫敦戰時的醫院當雜役(我還有一個軼事,維根斯坦那時教書時,每當他知道他的學生想當職業哲學家,他都氣得暴跳如雷)。法國年鑑學派大師Marc Bloch當了兩次兵,第二次是在德國佔領期間當地下游擊隊,他被抓到處決前和身邊的年輕人說「我保證,一點都不痛」。Lipset曾經做過年輕社會主義人的主席。
乃德老師說,從他的知識英雄們身上看到「值得的知識」的另一種可能:「價值和意義」。如果這些人不做他們的知識研究,那他們的行動在這個世界,就會如同馬克白裡的這段話:
It is a tale. Told by an idiot, full of sound and fury, Signifying nothing.
乃德老師也講到了台灣民族認同這幾年的興起,民族主義當然是上述這些偉大學者的熱情來源,想見台灣的學者接下來也會有這樣的民族熱情做研究吧。那台灣民族主義者接下來最有意義的研究題目是什麼?他認為台灣這個民族50年後應該是會滅亡,沒有人肯當兵是一個重要的徵候,藍綠唯一有的共識就是廢除徵兵、不保衛台灣,連中立、和平兩百年的瑞士都沒有廢除徵兵制,都還在所有橋頭兩側準備炸彈,準備焦土抗戰。台灣面臨Marc Bloc所說當年法國面對納粹的strange defeat,「沒有人認知到一群強盜來當你的政府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情」。因此台灣民族主義者接下來的最有意義的研究題目就是研究台灣民族怎麼滅亡。

(奇怪,我聽了這段話,不覺得諷刺,也不覺得乃德老師在諷刺,甚至不覺得悲哀,我覺得有一種平衡的公道在裡面,其實我一直已經在準備這樣的研究,the death of body politic,就如同乃德老師的研究不斷在尋求的社會公道一樣。)
後記1:昨天在台大社科院的轉型正義論壇,我正好坐在乃德老師旁邊,又再和他討論馬克白這段話的意思。他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說,他其實想的主要是對該學者自己的意義。他們都是極度熱情和熱烈的政治行動者,他們的研究為他們自己的行動提供了意義。乃德說,舉例來說,如果我不了解國民黨如何鞏固他的威權,對我來說,我的行動的意義就不同了。

後記2:學者首先要「熱情」,做一個熱情的政治行動者,一輩子孳孳不倦的研究都屬於他改善社會的熱烈行動的一部分,可是學者第二要「誠實」,坦承自己的研究幾乎完全不會對社會有真正的幫助。如果你不幸地又熱情又誠實,你怎麼去做一個學者?然後你又這麼認真地去做一個學者,在熱情和誠實的夾縫中,你有轉身的餘地嗎?但是乃德老師還是繼續做研究,他做研究的動力是什麼?


2018年05月30日 04:11 中國時報 文/瓦歷斯‧諾幹
我曾經有過兩段文字用來表述曾祖父接觸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經歷,文字的體例一則是微散文,一則是微小說,兩則文章共同的地方是書寫歷史上的微小事件,期望可以做到見微知著的力度。
一、走海的房子
那一年的五月尾,可能是我曾祖父登上了雪山頂,眼前必定是晴空萬里,這樣才能以2.0超視力察覺到北面遠方海上船艦冒出的灰煙,經過每一座山敲擊鏤空樟樹發出的信號,曾祖父已經知道矮小的倭軍帶來走海的房子登上了陸地,那肯定行走陸地的房子也會出現,這小小的驚奇並未能驚動我的曾祖父以及那個時代的族人,他們還是如常舉行小米祭、夢占、編織與狩獵,直到抽象的軍政具體化為砲火與槍彈,緊接著,就是延續著半個世紀的驚奇之旅。
二、〈夢〉北白川宮親王
1895年5月30日下午,年輕的曾祖父的雙腿被想像中的海洋催動著,跨越了幾座大山,終於來到能夠看見(口傳中仔細的區別「遙望」與「看見」)海洋的緩坡地,也是首次見到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泰雅人。
一百年後我也看見了傳說中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他坐在一張椅子上,就在今日新北市貢寮區鹽寮之北二公里的澳底海邊。那天的陽光應該不至於過分強烈,大約是下午三點多鐘,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手指燃菸氣定神閒的樣子我是通過照片「看見」的。不料曾祖父腰際番刀的刀刃攪動了陽光與日軍的脾氣,以致於他幾乎以鳥飛的速度奔回雪山山脈南端的部落,並描述海洋是我們無法想像的藍色大帽子。
重拾這兩件關於「看見」的故事,都讓我恍如夢境。我武斷地認為「夢」總是關於過去,不論是你也許夢見了未來總總。當時,以出任台灣徵討近衛師團長的名銜,接收戰利品台灣島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好夢並不長久,日本官方說法稱,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得到瘧疾,1896年10月28日台灣全境平定之前在台南逝世,不久「臺灣民主國」亡國。近人台灣史學研究者黃榮洛先生花了兩年的時間,尋找文獻考據,發現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確實在新竹中彈死亡。在台北的樺山總督接到惡報,認為如果實情洩漏,日軍顏面盡失,決定隱瞞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之死,樺山總督以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弟弟伏見宮為替身,繼續南下。北白川宮能久親王被殺後,日軍展開大報復,不論男女老少,見當地人就斬殺,屍體拋入河中,一時血流成河,估計數千人被殺。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死亡的日期為10月28日,被日本人定為「國祭日」,全台灣放假一天。日本政府還決定在台灣建立神社,將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作為神來祭祀。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臨終時曾說:「如果,我在仙台繼續成為東武天皇;如果,我在出征華北時繼續攻佔北京;如果,我接收台灣一如當初輕易接收遼東半島一般──事情會不會變得很不一樣?我從沒料到,這座蕞爾小島(台灣),竟有如此強大的反抗能力,使得單純的接收,成為一場場血淋淋的戰爭,甚至即將命喪此地。我不甘心,真的很不甘心……」我想,這也許只是一則夢的預言,殺戮的果實總是奔向死亡,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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