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形象與嘉靖大倭寇：談「倭寇圖卷」、「明人抗倭圖」與「太平抗倭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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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倭圖卷，為明朝仇英所繪，此圖卷描繪了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浙江沿海軍民抗擊倭寇侵擾的歷史畫卷。現收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畫面從海面出現倭寇船隻開始，由倭寇登陸、燒殺搶掠、居民避難、明軍出陣、水上激戰、倭寇被殲、報告勝利等組畫面組成。與此相似的另一幅明人繪抗倭圖卷，現藏日本京都大學。圖片所示為“水上激戰”和“報告勝利”兩組畫面。
歷史淵源
倭寇是困擾明朝的一大禍患，所謂“北虜南倭”。元朝時倭寇就已經存在，最初掠奪朝鮮半島，後蔓延到中國沿岸。明永樂年間(公元1403年－1424年)，中日兩國實行“勘合貿易”，在此後的大約100年的時間裡，倭患大為減輕。但到了明嘉靖年間(公元1522年－1566年)，由於實行嚴厲的海禁，驅使一批靠海上貿易為生的中國海商集團鋌而走險，與倭寇合流，亦商亦盜，兼行劫掠，倭患复熾。這期間所謂的“倭寇”，其實大部分都是中國籍的海商，日本籍的“真倭”比例很小，所謂“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為了消除倭患，明廷多次派重兵前往沿海地區剿倭，期間湧現了俞大猷、戚繼光等抗倭名將。這張《抗倭圖》卷所描繪的畫面上有一隻倭船，上面豎立著一面寫著“日本弘治一年”字樣的幡旗。查日本弘治一年為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對照文獻，可推測此圖卷描繪的是當年發生於浙江王江涇的一場抗倭戰鬥，史稱“王江涇大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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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倭圖卷迎接獻俘》的後半部可以看到，有3名倭人在戰敗後被高舉“浙直文武官僚”旗幟的明軍總督的部隊俘獲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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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之亂 大明王朝自欺的謊言？
2016年02月11日 19:01 郭匡超
倭寇之亂 大明王朝自欺的謊言？
明代嘉靖年間畫家仇英所繪《倭寇圖卷》。(圖摘自mingchao.baike.com)
倭寇一般是指13至16世紀期間活躍於朝鮮半島及中國沿岸的海盜，惟歷史上前期的倭寇，確實以日本人為主體；但後期的倭寇，則以中國人為主體，《明史日本傳》有云：「大抵真倭(日人)十之三，從倭者(漢人)十之七」；《嘉靖實錄》裡也說：「蓋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

之所以會產生這種以中國人為主體的「倭寇」，與明代嚴厲的海禁政策有很大關係，其中，1529年停止中日貿易，可以說是一個重要的政策轉折點，正是從這一年開始，「倭寇」愈演愈烈。對此，嘉靖朝官員唐樞，有一句很精闢的總結：「寇與商，同是人也。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寇。」

事實上，在嘉靖年間，身處抗倭第一線的基層將領萬表，就對從地方到中央都在「混言倭寇」的做法非常不滿，萬表說：海賊大頭目王直、徐碧溪的親屬子侄，都住在杭州等地，逍遙法外；王直等賊寇四處荼毒生靈，地方官卻每每上報說是「倭寇」進犯，真是自欺欺人。

因為有這種背景，「倭寇」的行為就常常顯出一種複雜性。譬如，大頭目王直，在地方政府默許其對日通商時，曾一度積極參與抓捕倭寇；而當地方政府改變態度後，王直又轉做海賊，招募日本浪人打出了「倭寇」的旗幟。沿海民心也同樣游移不定。萬表感慨：杭州的店家，明知對方是海賊，仍然「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地方百姓，對待賊寇，也「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甚至，漳州一帶的假「倭寇」回鄉，「皆云做客回，鄰居皆來相賀」。南京刑部尚書王世貞的說法最誇張：「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督撫將帥，所有人都是賊寇。

明朝官方不願承認動亂的源頭是海禁政策；另一方面，把動亂歸因為「倭寇」，又適足以強化海禁的合理性。直到40年代，歷史學家范文瀾在40年代指出，「嘉靖時代的倭寇，明朝應負激成禍亂的主要責任。」50年代，又有尚鉞、吳晗等人，認為嘉靖年間的「倭寇」，其實是一場內亂，乃是「東南沿海工商業實力人物」和「明王朝統治階級」之間的鬥爭。

(中時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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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慶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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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慶元年(1567年)，福建巡撫涂澤民上書明穆宗，「請開市舶，易私販為公販」（私販指走私商，公販指合法商人），明穆宗順水推舟，開放了福建漳州的月港一處口岸，史稱「隆慶開關」。私人的海外貿易獲得了合法的地位，東南沿海的海外貿易再次迅速興起[1] 。但是這項政策只開放了一處口岸，而且只允許泉州和漳州的商人對外貿易[2]，並且仍禁止對日貿易。
影響
白銀流入
中國學者王裕巽經過分析認為，從1567年「隆慶開關」到1644年明朝滅亡的七十多年間，海外流入大明國的白銀總數大約為3億3千萬兩，相當於當時全世界生產的白銀總量的三分之一[3][4] 。並且全球三分之二的貿易與中國有關[5] 。
隆慶開關使得歐洲人在美洲開採到的「廉價」白銀大量流入中國，這一方面使白銀成為中國的流通貨幣，另一方面使中國不必再因擔心貴金屬外流而限制對外貿易，但也為明朝覆亡埋下了隱患。白銀成為普遍流通的貨幣意味著明朝將自己的貨幣控制權拱手讓與他人。當白銀過量流入中國致使物貴銀賤（通貨膨脹）後，美洲白銀流入中國的動力開始下降，1630年以後出現了白銀流入不足的問題，導致中國迅速跌入通貨緊縮。這一問題產生了兩個災難性後果：一是百姓折成白銀的納稅負擔驟然加重，二是政府折成白銀的稅收大幅減少，前者引發農民暴動，後者削弱了政府採取軍事行動的財力，最終導致明朝在內憂外患中滅亡。[6]
收藏熱
隆慶開關之後，海外大量的珍貴原材料，比如黃花梨、紫檀、象牙、犀牛角等進口到中國來，引發中國社會士大夫階層古玩雜件收藏熱。當時，部分中小型靈璧石、太湖石、英石、昆石等流行用硬木代替晉唐宋元的石材製成底座，把奇石「供」起來欣賞之後，「供石」之名稱也漸漸約定俗成[7] 。
評價
隆慶開關是明代繼鄭和下西洋之後對外關係中又一重大事件，標誌著明朝的對外交往從官府層面轉向民間層面。曾經為官方獨占的海外貿易逐步讓位與與之相比遠遠更具活力和發展前途的民間海外貿易[8] 。但也為明朝覆亡埋下了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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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番得勝圖卷係由明初朱元璋外甥李文忠的後代保存,稱“岐陽王世家文物”,是一卷描繪萬曆年間平定西北少數民族叛亂的歷史畫卷。畫面反映了萬曆三年(公元1575年),甘肅西南部西番族攻打洮州

（明） 平番得勝圖卷 - https://goo.gl/eB5vQf

 

平番得勝圖 - https://goo.gl/qP5x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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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博物館與日本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於2010年9月簽署了合作備忘錄，開始了為期三年的合作研究《抗倭圖卷》計劃。國家博物館所藏的《抗倭圖卷》與史料編纂所所藏的《倭寇圖卷》，在題材、內容、尺寸、材質方面極其相似，同為描繪明軍與倭寇作戰、並取得勝利的歷史。而前者為明初的作品，后者為明末的作品。在研究小組中，除中國美術史、日本史、中日關系史的專家之外，還有圖像解析技術專家的參與。2010年9月21日，史料編纂所第一次訪問國家博物館時，訪華團中的兩位技術人員隨身帶來了全套的高清晰度數碼拍攝、紅外線拍攝與圖像分析設備，在現場進行拍攝和圖像分析。
　　實際上，由於在《倭寇圖卷》的畫面中並沒有找到能夠顯示畫卷性質的文字。在此之前，對畫面的解釋眾說紛紜。學者們認定《倭寇圖卷》描繪的是明軍和倭寇作戰的情形，隻不過是依據畫面做出的一種較為有力的解釋而已。上述情形發生戲劇性變化的節點在於2010年5月實施紅外線攝影得到的成果。當時，史料編纂所在學術研究機構中率先導入了高科技的利器，在對《倭寇圖卷》進行紅外線攝影和圖像分析時，發現了3處文字——1、“大明神捷海防天兵”﹔2、“肅清海·倭夷”﹔3、“弘治三年”——分別表示：ロ繪畫描述明朝軍隊﹔ヮ明軍戰斗的對象是倭寇﹔ワ按日本年號，弘治四年為1558年，即后期倭寇的時代，証明《倭寇圖卷》描繪的主題是16世紀中期的倭寇和明軍勝利的情形。至此，塵埃落定，高科技為沒有題跋和其他文字說明的圖卷身份界定提供了難能可貴的証據。
　　2010年10月至2013年4月，史料編纂所在東京召開了連續4屆的國際研討會。第一屆的主題是《抗倭圖卷》和《倭寇圖卷》的異同，第二屆的主要內容是陳履生副館長介紹國家博物館所藏的另一幅抗倭圖——《太平抗倭圖》。史料編纂所助教須田牧子、共同研究員鹿毛敏夫副教授則就與倭寇相關的實物資料——最容易給人留下印象的日本毛利博物館的藏品——“日本國王之印”以及明朝使節的信函等為題材，對明代公文樣式、倭寇中水軍的來源等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國家博物館館刊》在當年用專題研究的形式發表了項目組成員撰寫的論文。日本三大報之一《每日新聞》以“倭寇研究的最新進展”為題對兩屆國際研討會的情形進行了報道。史料編纂所則把論文的日本版登載在該所的研究紀要上。項目組還在2012年11月尋訪了太平縣城，對留存著該圖中出現的諸多風景的老城區進行了實地調研。
　　2013年4月國際研討會主題是國家博物館所藏的《平番得勝圖卷》。題材的選擇理由來自於（台灣）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的副教授馬雅貞。其於2011年12月在第三屆國際研討會上發表了題為《戰勛與宦跡》的報告。據馬氏考証：明代中期以后，官員之間盛行制作宦跡圖。所謂宦跡圖，就是一個人描繪他為官經歷的圖畫，由此派生出一種把為官經歷之中的一部分抽出來描繪的做法。戰勛圖也是其中的一種，主要目的在於彰顯個人，尤其是文官的軍功，描繪特定的某次戰役（比如《胡梅林平倭圖卷》）的場景。其中，馬氏將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平番得勝圖卷》作為戰勛圖的代表作。
　　《平番得勝圖卷》是中國營造學社社長朱啟鈐在1932年發現並組織人員進行過考証的作品。陳履生副館長以資深美術史研究家的眼光揭示了此畫卷的不尋常之處——畫面上使用了宋代以后基本絕跡的“榜題”，即帶有長方形邊框的文字。這種“返祖”的手法說明了人物、地點和事件的內容。此外，國家博物館藏品保管一部研究員朱敏、京都大學助教山崎岳等人的報告則探討了《平番得勝圖卷》反映的民族問題，以及《抗倭圖卷》之畫面的“虛與實”問題。
　　在日方看來，本項目的主要成果在於判定“史料編纂所所藏的《倭寇圖卷》就不再是東亞的孤本了”之后，通過共同研究得到了關於倭寇背后的明代政治、外交乃至貿易的更為形象和充實的結論。而在中方負責人陳履生看來，圍繞《抗倭圖卷》、《平番得勝圖卷》等一系列畫作的研究開辟了明代繪畫史研究的新局面。一直以來，國內外對於明代繪畫的研究以文人畫、宮廷畫為主。而以“紀功與紀事”為目的的歷史畫，用圖像的方式記載了明代重大的社會事件，是明代繪畫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對這部分繪畫的研究能為相關文獻的記載提供批判和佐証，豐富歷史研究的內容，也能為美術史提供新的視點，帶來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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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來，明代嘉靖倭寇的圖像資料，一直仰賴藏於日本的「倭寇圖卷」，在過去的研究中對「倭寇圖卷」所繪之倭寇有很高的評價。然而因近年來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兩幅倭寇圖畫廣泛流傳，改變了舊有對「倭寇圖卷」的看法，這兩圖分別是「明人抗倭圖」與「太平抗倭圖」，其中所繪的倭寇與「倭寇圖卷」既有相似之處，更有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本文對此三幅倭寇圖進行初步的比對，首先以「倭寇圖卷」與「明人抗倭圖」兩圖做一比較，討論兩圖的相關性與出現時間的前後順序，以及所繪倭寇的圖像，推測兩圖繪圖者的目的當與趙文華與胡宗憲的勦倭活動有關，代表了官方的圖像。最後將兩圖與「太平抗倭圖」做一比較，相對代表地方倭寇記憶的「太平抗倭圖」，其所繪的倭寇也許更能表現一時一地之中，當時人所記憶倭寇面貌。最後討論這個地方的記憶，是如何被統一為官方圖像。希望藉介紹此三圖的背後故事的機會，提高學界對此三圖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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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大倭寇真相——反海禁的中國海商與海盜(圖)
2015年11月8日 天朝風雲來源： 看中國

明代畫家仇英的《倭寇圖卷》（局部）（網絡圖片）

這是明代畫家仇英的《倭寇圖卷》（局部）

從旗幟上來看，左邊船上的應是明軍水師，右邊兩條船上的即為倭寇。

浙江沿海歷史上曾有過連綿漫長的“倭患”，被認為是“明朝時日本海盜對中國沿海的一場侵略”。然而，在數百年正統史觀的籠罩之下，諸多史實卻也透漏出無法掩蓋的微光——所謂“倭寇”。

浙江舟山的六橫島，與建設速度日新月異的舟山主島相比，這裡冷落而偏僻，海面的寒風彷彿吹得透骨頭。山坳中坐落着一個名叫漲起的村子，冬天的田野衰敗而空曠，只殘有零星的綠色。

500多年前這地方有着一個聲震中外的名字——雙嶼港，史籍中，這裡中外商船雲集，白銀滾滾，被歷史學家稱為“16世紀的上海”。

這場慘烈的雙嶼港之戰，便是主流史籍中所記載的，最著名的“抗倭”戰役之一。它像是一支錨，被深深拋入大明“倭患”的歲月之海，任何重要的追溯都無法繞過它。而對於這場漫長的戰亂，正統史觀給出的定義是：由日本海盜主導的一場外族入侵戰爭，在時間上幾乎貫穿整個明代，在空間上北起遼東，南至廣東雷州、海南，遍及中國沿海各省。

可是，只要稍微深入地研究一下雙嶼港之戰，便會發現許多疑問和不尋常之處——

首先，這個被兇殘善斗的“倭寇”盤踞了二十多年的大巢穴，竟然於一晝夜間灰飛煙滅，可見並非堅固的軍事堡壘，更像是和平的貿易港。至於其戰鬥成果，根據官方著述《籌海圖編》的記載：“俘斬溺死者數百人。賊酋許六、姚大總與大窩主顧良玉、祝良貴、劉奇十四等皆就擒。毀賊所建天妃宮及營房戰艦。”看名字，這伙海盜首領都是中國人，至於被焚毀的天妃宮供奉的乃是媽祖，更是典型的中國水手信仰。而更令人驚異的是，在這個沿海最大的倭寇巢穴，竟沒有抓到一個有名有姓的日本人。

對於明朝倭患的研究者來說，雙嶼港之戰有着重要的時間意義和反諷意味——朱紈認為雙嶼港乃“正門庭之寇也，此賊不去，則寧波一帶永無安枕之期”。而事實上，雙嶼港的覆滅彷彿拉動了一個巨型炸彈的引線，此後不久，江浙乃至整個東南沿海陷入一場空前的血雨腥風之中，史稱“嘉靖大倭寇”，其侵擾沿海次數之多、程度之烈、規模之大、地域之廣，令其他階段的“倭患”根本無法望其項背——據歷史學者陳懋恆的研究統計，倭患在明初較輕，可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之後的15年內驟然加劇，共計609次，佔到了整個明朝倭寇侵擾記錄的80%左右，及至隆慶與萬曆年間又驟減，平均每年不足1次。可以說，嘉靖倭患乃是明朝倭患最重要、最具代表性、也是最高潮的階段。

為什麼，雙嶼港如同潘多拉的魔盒般，啟動了如海嘯般不可遏制的沿海戰亂？

為什麼，這場紛亂如巨大的黑洞——數位立下顯赫戰功的抗倭將領自殺、下獄，更多的大明官員則視“抗倭”為畏途，避之不及？

為什麼, 在嘉靖皇帝駕崩，隆慶新帝宣詔開放漳州月港後，“倭患”便迅速緩解，甚至銷聲匿跡？

要追溯這場奇特而慘烈的嘉靖倭患，要從明王朝開國時說起。出身農民，對藍色文明無知且反感的皇帝朱元璋於洪武四年（1371年）頒布了一道海禁令——“片板不許入海”，僅剩下一種扭曲的官方朝貢貿易，因其能帶來“君臨天下、萬邦來朝”的感覺而存活下來，為中外交流留下了一道逼仄的門縫。

在中國的海洋貿易史上，寧波是一個重要的地標，它位於中國海岸線的中段，扼南北水陸要衝，洋流和季風條件優越，宋元時與廣州港、泉州港並稱我國三大外貿港。我來到寧波的那天，正是月全食，夜晚散步到三江口附近，遇見一座別緻的建築，三面牆上各敞開一個亭形大門，就像嵌入了一個空亭子。原來這就是著名的來遠亭。海外貿易繁盛時，“凡番舶商舟停泊，俱在來遠亭至三江口一帶”，其“青江相間，夜燃檣燈”的夜色，曾是寧波之勝景。

明嘉靖二年（1523年），寧波先後接待了兩撥日本朝貢船，為爭奪“正宗貢使”的身份，他們之間相互殘殺，殃及平民，釀成了極為惡劣的“爭貢事件”。這讓朝中海禁派找到了一個口實，上疏“禍起市舶”，閩、浙市舶司遂遭廢止。從此，朝貢貿易這道門縫也被封禁了。

然而，繁盛的海上貿易卻無法停止。時值16世紀大航海時代，以海路為連接的世界貿易圈蓬勃發展，中國所在的東方貿易圈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環，蘊含著巨大的財富和商機。很快，如生命力極強的藤蔓般，浙江沿海走私貿易迅速發展，並在雙嶼港紮下根來——此島懸居浙江外海，扼多條航線之要衝，明初時被列為“國家驅遣棄地”，島民內遷，遂成為走私船泊聚交易的風水寶地。不久，以雙嶼港為基地，以許氏兄弟、李光頭為首的幾股勢力較大的海商集團羽翼漸豐，葡萄牙人則在島上修路建房，開闢市鎮。鼎盛時期，雙嶼港還聚集了日本、馬來、琉球、暹羅等國海商，成為遠東最繁華的國際貿易中心。歐洲的自鳴鐘、火器，南洋群島的胡椒、香料，江南的絲綢、棉布、瓷器和數不清的白銀於此匯聚交易。

曾訪問過雙嶼港的葡萄牙人平托在《遠遊記》中以略帶誇張的筆調描述了它的壯觀富饒，稱這裡有“上千所房屋，包括教堂、醫院等；居民3000多人，其中有1200名葡萄牙人”，而同時代葡萄牙人所著的《中國志》一書中，亦稱海商在雙嶼“是如此自由”，“除了絞架和市標外一無所缺”。

在雙嶼港崛起的20多年時間裡，雖然走私嚴重，但浙海堪稱寧靜，海商志在利潤，並不打家劫舍；為了保護貿易安全，往往還剿滅小股海盜。而朱紈在戰後上島勘查時也發現，40餘里長的寬平古道寸草不生，足見人貨往來之多，且由於雙嶼戰事事發突然，外海不知，以至於戰後的一月間，陸續來港商船竟達一千二百九十餘艘之多，其貿易規模之大可想而知。泉州名宦林希元便曾公允地說：“佛郎機（指葡萄牙人）未嘗為盜，且有利於吾民也。”

然而，這份安寧並未維持多久，雙嶼港私商的貿易繁盛，令朝廷日益無法容忍。終於，一樁血案成為了雙嶼港之戰的導火線——餘姚大族謝氏賴了走私海商的賬不還，並威脅要報官，海商實在咽不下這口氣，便洗劫了謝氏莊園並掠殺了謝氏宗族。

謝氏血案觸痛了大明王朝敏感的神經，嘉靖皇帝派遣幹將朱紈前來鎮壓“倭寇”。這位出身進士的官員個性耿直，軍事經驗豐富，乃鐵血的海禁派。臨危受命，他誓以全部的智謀與力量來報答皇帝的知遇之恩。他到任後雷厲風行，“革渡船，嚴保甲，搜捕奸民”，並培養了一支訓練有素的部隊。隨後他顛覆雙嶼港，並揮師入閩，繼續追殺逃跑的海商，攻陷福建浯嶼後又贏得走馬溪大捷，擒殺中葡海商百餘人。

幾次大捷之後，朱紈在奏摺中躊躇滿志地寫道：

“全閩海防，千里清肅。”

然而，他沒有想到，這短暫的勝利，正是巨大動亂之前最後的平靜，當海禁的口袋愈收愈嚴，手段也越來越殘暴之後，被顛覆的海商巢穴卻變成了巨大的馬蜂窩，捅掉之後，不知從哪裡迅速湧出了成千上萬的“倭寇”，“連艦數百，蔽海而至”，使“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掀起了嘉靖大倭寇的滔天巨浪。

嘉靖大倭寇的真相——反海禁的中國海商與海盜

在中國老百姓的普遍印象里，倭寇是日本強盜，戚繼光則是掃蕩倭寇的民族英雄。然而，如果以嚴謹的態度來鉤沉史實，我們很快就會發現，嘉靖倭患的起因似乎與日本人沒什麼關係——雙嶼港的主角其實是中葡商人，而謝氏血案的肇事者則主要是葡萄牙人。最早鬧出爭貢事件的雖是日本商人，乘坐的卻是中國船：嘉靖時期，日本根本沒有能力造出橫渡東海的海舶，抵達中國的那兩艘朝貢船也是早年永樂皇帝贈送給日本將軍足利義滿的禮物。況且，明朝時蒸汽機尚未發明，海船越洋需要依靠季風，一年間往返次數受到極大局限，再加上當時日本正處在戰國時期，各地領主混戰不止，在這重重阻礙下，連基本的交通工具都沒有的日本人想要大舉侵擾中國沿海，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那麼，在嘉靖大倭寇風起雲湧之後，其參與者究竟又是誰呢？

“倭寇”中，到底有多少日本人呢？據《嘉靖實錄》稱：

蓋江南海警

倭居十三

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

這已經是史籍中對真倭的最高估計了，其他文獻的估計更低。

如明代兵部侍郎鄭曉稱：“大抵賊中皆我華人，倭奴直十之一二。”而根據一位被倭寇擄去50多天的崑山人的回憶：“大抵艘凡二百人，所謂倭而錐髻者，特十數人焉而已。”——連十分之一都不到，且根據歷史記錄，梳着倭人髮型的，也很可能是中國人冒充的日本浪人。

而最有意思的，莫過於這幫被朝廷定性為侵略者的“倭寇”，卻在東南沿海地區擁有令人難以置信的民間支持和水土融合——地方百姓“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倭寇深入陸地時“若熟路然”，甚至“與農民雜耕於舟山山阜處”，“或披蓑頂笠，沮溺於田畝，或雲中履，盪游於都市”；連本地官兵也與倭寇裡應外合，通報軍情，“關津不查不問，明送資賊”。種種異狀，讓負責“剿倭”的官員驚呼“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高級官員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若真乃外藩入侵，那真是一幅令人絕望的畫面。

以上這些記錄，皆出自倭寇同時代人的直接觀察，擁有很高的可信度。

可見，從首領到從屬的身份，從其對地方的熟悉程度以及與百姓的水乳交融都可以看出，所謂的“嘉靖大倭寇”其實就是中國人。

解釋這一沿海動亂產生的社會經濟背景並不困難——明中葉以後，沿海地區人口過剩，加之土地兼并嚴重，賦稅繁多，很多農民破產，無以謀生，遂入海經商。可以說，利潤豐厚，“一倍而博十倍、百倍之息”的海上貿易乃是東南沿海的重要經濟支柱，不僅平民以此為生，連許多豪門巨室也踴躍投資。所以，在雙嶼港繁榮的二十多年間，舟山海域風平浪靜，鮮有“倭亂”記載。而雙嶼港覆滅後，喪失生機的眾多“海商”及其從屬只好轉以劫掠為生，商變成盜。

謝傑便曾在《虔台倭纂》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抗倭官員譚綸則用“老鼠洞”的比喻形象地揭示了海禁乃倭患大起的根本原因：比如發現家裡有老鼠，一定要留一個洞，若是都堵上，更多的地方便會被老鼠穿破。嘉靖時邊防政論家唐樞更是洞若觀火地指出：“非倭夷敢自犯中華，乃中國自為寇也。”

這也合理解釋了朱紈的悲劇——他顛覆雙嶼港，斷了普通民眾生路和豪門勢族的財路，很快遭遇到閩浙權貴之朝中勢力的圍攻和彈劾。他不肯接受即將到來的審訊和侮辱，留下了“縱天子不欲死我，閩浙人必殺我”的遺言，服毒自殺。

誘殺王直——浙海再無海商

談到“嘉靖大倭寇”，“倭寇王”王直是必然要提及的重要人物。

官方的《明史·日本傳》里“嘉靖倭亂”幾乎一半全是他的記錄，各種紀略、方誌和相關的民間傳說更是浩如煙海。

王直，徽州人，本姓汪。早期不過是許氏兄弟的僚屬，雙嶼港之戰後，王直收集餘黨，轉移到舟山烈港（瀝港）重振勢力。他讀過書，深謀勇略，思想超前，明白海洋可以富國裕民，其最大的夢想便是朝廷能改變國策，通商互市。

雙嶼港之戰後，走私海商分裂成主張通商的互市派與鋌而走險的寇掠派。前者為繼承雙嶼港傳統的王直集團；後者則為林碧川、蕭顯、徐海等集團。

開始時，王直仍對朝廷抱有極大的期望，在地方官默許“私市”的暗示下，他主動配合官府，十分賣力，平定了陳思盼等多股燒殺掠奪的海盜，維持沿海秩序，逐漸確立了自己“海上霸主”的地位，並試圖在瀝港重建雙嶼港的繁華。然而，面對王直的誠意，官府卻背信棄義——1553年閏三月的一個深夜，俞大猷率官軍偷襲瀝港，王直敗走日本。雙嶼港和瀝港的相繼覆滅，讓浙江的國際海上貿易網絡遭受重創。自此，明清時代的浙海再無和平經營之海商的容身之地。

此後數年，王直居留於日本平戶，他帶來了中外商船，使平戶成為繁榮的國際貿易港，深受當地領主歡迎。在遙遠的東瀛，他自稱徽王，以信義取利，控制了東亞海上貿易，成為了受人尊敬的大海商。其“東方商人”的精神風貌被日本商界視為典範，被尊為“大明國的儒生”。

史料描寫烘托出了王直的赫赫威儀——“緋袍玉帶，金頂五檐黃傘侍衛五十人，皆金甲銀盔，出鞘明刀”，其建造的巨艦可容納兩千人，甲板上可以馳馬往來，而“三十六島之夷，皆其指使”。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海上帝王般的王直，在大海的這邊，在他的故土和祖國，卻被視為“東南禍本”，名列通緝令榜首。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東南沿海的抗倭統帥職位落到了王直的同鄉，徽州人胡宗憲的身上。此人博學深思，文韜武略，面對茫茫大海，他準確地判斷道：“海上賊惟（王）直機警難制，其餘皆鼠輩，毋足慮。”為了招降這位關鍵人物，對徽商心理極為了解的胡宗憲先將王直的老母妻兒放出監獄，優裕供養，並讓其兒子寫下血書，勸王直早降。又派了兩位使者去日本，封官許願，並答應通商互市。

在如此凌厲的招式面前，王直果然招架不住。當其得知親人無恙，他不禁喜極而泣，並謙卑地向來使訴苦曰：“我本非為亂，因俞總兵圖我，拘我家屬，遂絕歸路。”而對於通商互市的承諾，他更加無法抗拒。為了表示誠意，他先派義子毛海峰領軍回國助官軍剿賊，隨後率精銳千餘人，乘“異樣巨艦”回到舟山岑港，大興土木，預備開市。胡宗憲要他來接受官職，他坦然前去，沒想到，一去便被扣留了。

胡宗憲雖扣押了王直，但坦率地說，他最初的確是主張招撫的，並認為朝廷若能善用王直，便可使倭患不剿自平。然而殘酷的現實是，明王朝根本無法容忍這位“海上帝王”，早先為擒斬王直，便曾開出“封伯爵賞萬金授高官”的驚人厚賞。入骨的忌恨很快興風作浪，稱胡宗憲接受了王直巨額賄賂等讒言誣陷如潮而至。在這樣的處境里，胡為求自保，不得不改變了態度。他很快在奏疏中表態：王直乃是禍首，罪在不赦，今自來送死，請廟堂處分，臣當督率兵將殲滅其餘黨。

實際上，將王直視為整個嘉靖倭難的背後總指揮這個說法是十分值得商榷的。中日間距離遙遠，又受季風限制，往返溝通難度很大。又據學者考證，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陷黃岩攻郭巨的主犯是林碧川集團，而次年所謂王直勾諸倭大舉入寇的動亂，也有很多證據顯示乃是蕭顯集團所為。這些海盜團伙本互不統屬，甚至彼此劫奪，遠在日本的王直要全盤操縱如此眾多的海寇集團，指揮成千上萬的海盜效死，也着實難以實現。

就王直本人來說，他至死也不肯承認勾結倭寇入侵之罪，早先面對胡宗憲的指責，他便反駁道：“總督公之聽誤矣！直為國家驅盜非為盜者也！”下獄時亦連聲追問：“吾何罪？吾何罪？”在獄中還寫下《自明疏》，理直氣壯地申辯：“竊臣直覓利商海，賣貨浙福，與人同利，為國捍邊，絕無勾引黨賊侵擾事情，此天地神人所共知者。”曆數自己剿賊的功勞後，他仍祈求皇上開放海禁，並承諾“效犬馬微勞馳驅”，願為朝廷平定海疆。當然，這一切都是妄想，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王直在杭州被斬首。臨刑時他不勝怨憤地說：“不意典刑茲土！”伸頸受刃，至死不求饒。

如此說來，倘若王直真的沒有主使海盜劫掠沿海的話，那麼他最大的罪狀也不過是“要挾官府，開港通市”，而終其一生卑微而終極的夢想，也不過是成為一名海上的“紅頂商人”。

明代倭寇首領名錄

此倭寇首領名錄的出處為上世紀30年代由陳懋恆所著的《明代倭寇考略》，此著作被視為倭寇研究的經典代表著作，彙集了幾十種史料和地方志，可信度高。名錄按照倭寇首領的重要性、影響力、所處時期等為標準進行了排序，可以看出，絕大部分所謂的重要“倭首”都是中國人，即便是在中下級的首領中，日本人的名字所佔據的比例也非常低。也就是說，所謂的明朝倭患，其領導人基本為中國人。

王直之外，其他中國海商和海盜的命運亦十分悲慘——如徐海投降後仍被官兵圍殲，走投無路，在平湖林埭鎮獨山塘投水而死。在當地，《林埭鎮志》的主編陸伯鑫將我帶到一座名叫清溪橋的古橋上，橋下的碧水就是獨山塘，眼前的田野仍是一片青翠。“沒什麼遺迹了，”他說，“原來有座東嶽廟。

老百姓都說，這裡人死太多了，東嶽廟是管鬼的。”那近萬名已經投降卻仍被屠戮的中國海盜，早已化為塵土，年年滋養着稻菽。而在徐海、王直死後，倭患也並未平息——誘殺王直，讓朝廷在海商和海盜中信義盡失，他們由絕望、怨恨而至徹底墮落，王直臨死前所說的“死吾一人，恐苦兩浙百姓”一語成讖，很快“新倭復大至”。在俞大猷、戚繼光等全力攻打下，毛海峰先據岑港堅守，後突圍南下佔據福建浯嶼，進行了瘋狂的報復，閩廣遂成倭患的重災區，沿海縣城紛紛淪陷，天下震驚。古來殺降不祥，就在王直死後不久，胡宗憲也被反覆彈劾並下獄，最終含恨自殺。

可以說，這是一場沒有贏家的戰爭——萬千中國“倭寇”人頭落地，而連綿的動亂和鎮壓也極大地消耗了明王朝，亦使東南沿海富庶之區遭到嚴重的破壞。朝廷逐漸意識到這一點，1567年嘉靖皇帝駕崩後，新即位的隆慶皇帝立即批准漳州月港開放海禁，“准販東西二洋”。鐵幕低垂的大明海疆終於從內部撕開了一道小小的裂縫，依稀透進一線曙光。而諸多找到生機的中國“倭寇”亦很快由寇轉商，“倭患”迅速得到了緩解和平息。從這個意義上說，“嘉靖倭難”實乃一場能避免而又未能避免的歷史悲劇。

一場虛構的異族入侵

綜合以上諸多史實，再參照中外歷史學家的眾多論著研究，從世界史的角度來考察“倭寇”，就會發現，倭寇歷史可大致歸納為前後兩期。前期倭寇指的是14、15世紀進犯朝鮮半島，以掠奪糧食等生活必需品為目的的倭寇，以及元末明初時與方國珍、張士誠余部勾結犯山東的倭寇，這個時期的倭寇基本為來自日本的“真倭”。而後期倭寇，即16世紀的“嘉靖大倭寇”則為“假倭”，確切地說是“中國之寇”。

然而，歷史的詭異在於，既然如此多的史料都證明所謂的嘉靖倭患乃明朝內部民變，為什麼史籍仍混淆是非，不加區分，一概稱之為“倭寇”。而這個巨大的謊言竟然延續了數百年，直到今天仍混淆不清，迷霧重重？

答案是複雜而微妙的。

考察嘉靖朝的社會環境，在殘暴嚴厲的海禁法令下，入海者一旦事發，便可能株連九族，從沿海民眾的角度考慮，冒充“倭”可以保護家人。至於那些沿海官軍，遭遇動亂時，不管是不是倭，只要上報為“倭亂”，就可以把問題“政治化”，失敗了容易推卸責任，贏了則獎賞更高。而對於廟堂之上的統治者來說，將沿海民亂定義為外族入侵，將其極端仇視的海商力量與叛國者畫上等號，鎮壓起來也更為便利與合理。想想看，連高鼻深目的葡萄牙人都能被大明知縣上報為倭寇，又有哪個中國人不可以是倭寇呢？於是，一場因海禁而導致的海濱民眾的抗爭和叛亂，便被各懷目的的幾方，共同虛構、共謀為了一場異族的入侵。

而到了現當代，雖然不少中外學者，如林仁川、王守稼、戴裔煊、山根幸夫、田中健夫等紛紛在研究中指出“倭寇”的真相。可由於上個世紀日本發動了罪惡累累的侵華戰爭，對於“倭寇”概念的釐清和撥亂反正，便又被摻入了諸多複雜的民族情緒，變得更為敏感和艱巨起來。而隨着歲月流逝，當謊言被重複了千萬遍之後，那些曾代表中國走向海洋、融入世界潮流的中國海商，便真的變成了人們心中的“倭寇”，而那場轟轟烈烈的中國沿海民眾的反海禁戰爭，也終被扭曲為一場被“民族英雄”最終擊退的罪惡侵略。

中國錯失大航海時代

王直死後8年，福建月港開放，他的夢想似乎終於實現了，可地點卻不在浙江。另一方面，葡萄牙人在被逐出浙江後，亦輾轉在澳門紮下了根。此後的300多年，中西文化交流以及海上貿易中心遂從浙江轉移到福建和廣東。

就這點上來說，浙江錯失了空前的歷史機遇，不免令浙江人感到遺憾。而從更廣闊的視角來看，這對整個中國而言又何嘗不是一個重大的損失——江南是中國的經濟中心和文化中心，假如雙嶼港“世貿中心”的地位得以保全，假如隆慶開海在寧波，中西交流的廣度和深度應該會是另一番模樣。當然，這也正是統治者害怕的，如果迫不得已要打開一點國門，他們也總是選擇把門開在帝國盡量偏遠的地區。

而那些在大航海時代與歐洲人同時起跑，甚至一度領先的中國海商，在歷經雙嶼、瀝港之殤、誘殺王直、“抗倭”等等殘酷的鎮壓之後，已是元氣大傷。及至明末清初，立足閩台的鄭氏海商集團依賴東亞海上貿易網絡，北拒滿清，東驅荷夷，再度將中國民間海洋力量推向巔峰，卻也在不久之後又被清廷撲滅。明清兩朝的殘酷海禁和連綿不斷的打擊，終於使野性、堅韌、強悍的中國民間海洋力量徹底失敗。中國與大航海時代失之交臂。

終於，在19世紀，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將中國東南海疆變成這個國家最孱弱、最容易受到攻擊的邊疆和肚腹，而那些曾經強悍卻無法復活的中國民間海洋力量，彷彿是一場遙遠而沉默的海嘯，只能徒然拍打着歲月的海岸，卻再也無力蕩滌和沖刷這個老大帝國的百年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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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和倭寇圖像”研究取得重要成果
黃榮光

中國國家博物館與日本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於2010年9月簽署了合作備忘錄，開始了為期三年的合作研究《抗倭圖卷》計劃。國家博物館所藏的《抗倭圖卷》與史料編纂所所藏的《倭寇圖卷》，在題材、內容、尺寸、材質方面極其相似，同為描繪明軍與倭寇作戰、並取得勝利的歷史。而前者為明初的作品，後者為明末的作品。在研究小組中，除中國美術史、日本史、中日關係史的專家之外，還有圖像解析技術專家的參與。2010年9月21日，史料編纂所第一次訪問國家博物館時，訪華團中的兩位技術人員隨身帶來了全套的高清晰度數碼拍攝、紅外線拍攝與圖像分析設備，在現場進行拍攝和圖像分析。

實際上，由於在《倭寇圖卷》的畫面中並沒有找到能夠顯示畫卷性質的文字。在此之前，對畫面的解釋眾說紛紜。學者們認定《倭寇圖卷》描繪的是明軍和倭寇作戰的情形，只不過是依據畫面做出的一種較為有力的解釋而已。上述情形發生戲劇性變化的節點在於2010年5月實施紅外線攝影得到的成果。當時，史料編纂所在學術研究機構中率先導入了高科技的利器，在對《倭寇圖卷》進行紅外線攝影和圖像分析時，發現了3處文字——1、“大明神捷海防天兵”；2、 “肅清海·倭夷”；3、“弘治三年”——分別表示：①繪畫描述明朝軍隊；②明軍戰鬥的對像是倭寇；③按日本年號，弘治四年為1558年，即後期倭寇的時代，證明《倭寇圖卷》描繪的主題是16世紀中期的倭寇和明軍勝利的情形。至此，塵埃落定，高科技為沒有題跋和其他文字說明的圖卷身份界定提供了難能可貴的證據。

2010年10月至2013年4月，史料編纂所在東京召開了連續4屆的國際研討會。第一屆的主題是《抗倭圖卷》和《倭寇圖卷》的異同，第二屆的主要內容是陳履生副館長介紹國家博物館所藏的另一幅抗倭圖——《太平抗倭圖》。史料編纂所助教須田牧子、共同研究員鹿毛敏夫副教授則就與倭寇相關的實物資料——最容易給人留下印象的日本毛利博物館的藏品——“日本國王之印”以及明朝使節的信函等為題材，對明代公文樣式、倭寇中水軍的來源等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國家博物館館刊》在當年用專題研究的形式發表了項目組成員撰寫的論文。日本三大報之一《每日新聞》以“倭寇研究的最新進展”為題對兩屆國際研討會的情形進行了報導。史料編纂所則把論文的日本版登載在該所的研究紀要上。項目組還在2012年11月尋訪了太平縣城，對留存著該圖中出現的諸多風景的老城區進行了實地調研。

2013年4月國際研討會主題是國家博物館所藏的《平番得勝圖卷》。題材的選擇理由來自於（台灣）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的副教授馬雅貞。其於2011年12月在第三屆國際研討會上發表了題為《戰勳與宦跡》的報告。據馬氏考證：明代中期以後，官員之間盛行製作宦跡圖。所謂宦跡圖，就是一個人描繪他為官經歷的圖畫，由此派生出一種把為官經歷之中的一部分抽出來描繪的做法。戰勳圖也是其中的一種，主要目的在於彰顯個人，尤其是文官的軍功，描繪特定的某次戰役（比如《胡梅林平倭圖卷》）的場景。其中，馬氏將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平番得勝圖卷》作為戰勳圖的代表作。

《平番得勝圖卷》是中國營造學社社長朱啟鈐在1932年發現並組織人員進行過考證的作品。陳履生副館長以資深美術史研究家的眼光揭示了此畫卷的不尋常之處——畫面上使用了宋代以後基本絕蹟的“榜題”，即帶有長方形邊框的文字。這種“返祖”的手法說明了人物、地點和事件的內容。此外，國家博物館藏品保管一部研究員朱敏、京都大學助教山崎岳等人的報告則探討了《平番得勝圖卷》反映的民族問題，以及《抗倭圖卷》之畫面的“虛與實”問題。

在日方看來，本項目的主要成果在於判定“史料編纂所所藏的《倭寇圖卷》就不再是東亞的孤本了”之後，通過共同研究得到了關於倭寇背後的明代政治、外交乃至貿易的更為形象和充實的結論。而在中方負責人陳履生看來，圍繞《抗倭圖卷》、《平番得勝圖卷》等一系列畫作的研究開闢了明代繪畫史研究的新局面。一直以來，國內外對於明代繪畫的研究以文人畫、宮廷畫為主。而以“紀功與紀事”為目的的歷史畫，用圖像的方式記載了明代重大的社會事件，是明代繪畫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對這部分繪畫的研究能為相關文獻的記載提供批判和佐證，豐富歷史研究的內容，也能為美術史提供新的視點，帶來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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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解密
大明為何要海禁，倭患由何而來

梁二平的海洋 瀏覽次數：1 2016-07-07 16:17
洪武十四年（1381年），大明奪得南部江山後，朱元璋改明州府為寧波府，取的就是“海定則波寧”之意。此後，不僅明州港的波“寧”了，熱鬧了600年的沿海口岸都“寧”'...

洪武十四年（1381年），大明奪得南部江山後，朱元璋改明州府為寧波府，取的就是“海定則波寧”之意。此後，不僅明州港的波“寧”了，熱鬧了600年的沿海口岸都“寧”了——“片帆不得下海”——大明開始“海禁”。朱元璋對於“禁海”的熱愛超過了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一位皇帝。據《明太祖實錄》記載，他每兩三年就要重申一遍禁海:
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朱元璋宣布“仍禁瀕海民不得私出海”。
洪武十四年（1381年）十月又宣布“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十月，因兩廣、浙江、福建人民以金銀、銅錢、緞匹、兵器等交通外番，私易貨物，再次詔戶部“申嚴交通外番之禁”。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由於沿海走私活動頻繁，朱元璋又下令：“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鬻。其見有者，限以三月銷盡”。
洪武三十年（1397年），他再次“禁申人民，無得擅出海與外國互市”。
關於禁海原因，朱元璋只是說：“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嘗禁其往來。”此後200多年，大明就在嚴格禁海和有限開禁之間，徘徊反复。每到禁海嚴格的時候，便是海盜最為猖狂的日子。從王直到鄭芝龍都發跡於日本，都曾控製過東南沿海大面積海域，後來又都被朝廷招安，遂後又都被殺掉。
大明海防的重中之重即是倭寇。“倭”不是一個古文字，甲骨金文都沒有，大纂小纂中也沒有。這個字的早期應用是在《詩經·四牡》中,其“周道倭遲”的“倭”，在此不單獨顯示意義，“倭遲”作為一個詞，有逶迤之態。用“倭”來指稱日本或朝鮮等中國東方的古代部族，大約始於戰國。《後漢書》中有“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光武賜以印緩”的記載。更巧的是1784年日本志賀島農民在農田裡，真就挖到“漢委奴國王”金印。印證了東漢光武帝賜日本倭奴國金印的歷史事件。
從漢賜金印看，印上的“委”或者“倭”，沒有貶意。史料也能證明，當時的日本也接受這樣的稱呼。南朝劉宋（420年～479年）時，日本貢使來華，自稱為“百濟、新羅、任那、秦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直到唐代，這一“國名”才發生變化。咸亨元年（670年）日本派遣使者，祝賀平定高麗。使者說，學習中國文字後，不喜歡倭的名字，改名為日本，因為國家靠近日出的地方。但很長一段時間“倭”之舊稱仍在日本使用。連聖武天皇（701年—756年）的宣命書裡，仍用“大倭國”自稱。
正史裡出現“倭寇”一詞是從《明史》開始的。最初“倭寇”中的“寇”字，是作動詞使用的，表示“侵犯”。如，“倭，寇福州”。如此往復“倭寇”終於作為名詞而被使用，成為“日本侵略者”的意思。“倭”也由此成為蔑稱。
大明代替蒙元之後，以華夏正統自居的朱姓王朝，拒絕承接蒙元發展起來海外貿易聯繫，實行嚴厲的海禁政策。雖然，永樂曾有過鄭和下西洋的壯舉，但那也只是大明王朝的“形象工程”，為的是“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而非為了開放海上貿易。當然，朱元璋的海禁，有著海防的意思。大明初立，“倭寇”多為流亡海上的蒙元軍水師舊部，如張士誠、方國珍等殘餘軍隊。東南沿海的島嶼與大陸之間，海防任務艱鉅。所以，明代在東南沿海建立了有史以來最為密集的海防。
《大明律》為海禁規定了嚴酷的禁懲處辦法。這一制度本想是鞏固海防，結果不僅沒成為海防的有效手段，反而在沿海地區激化了矛盾。商人不許海上貿易，漁民“禁民入海捕魚”。結果是“海濱民眾,生理無路,兼以饑饉薦臻,窮民往往入海從盜,嘯集亡命”，“東南諸島夷多我逃人佐寇”。在長崎，明時曾住有二三萬華人。可以說，明代的海禁從一開始就不得人心。但明朝廷，不僅沒有調整這一制度，相反又不斷升級海禁政策，倭寇非旦沒受到多少控制，相反越禁越多，至嘉靖年間，倭患達到高峰。
明王世懋在《策樞》中說：“商貨之不通者，海寇之所以不息也”，“貨販無路，終歲海中為寇，曷能已也。”隨後，王世懋建議說：“莫若奏聞於朝，修復舊制。沿海凡可灣泊船處，及造船出海處，各立市舶司。凡船出海，紀籍姓名，官給批引。有貨稅貨，無貨稅船，不許為寇。若是國則利其用，民樂其宜，皆唯利而不復敢為寇矣”。
但這些批評與建議，並未被明朝廷所採納，海禁未止，倭患未絕。再後來，真正的海盜葡萄牙人、荷蘭人越洋而來，海禁更加有理。轉眼200多年的太平日子過去了，大明的海防應當說沒有大問題，中國的海疆和中國海上版圖，似乎沒有什麼變化。如何面對大海的問題，都留給下一個朝代——大清去面對。

圖：《倭寇圖卷》中的大明正規軍海上抗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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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倭圖卷》、《倭寇圖卷》和大友義鎮、大內義長
2012-01-15　 （日）鹿毛敏夫黃榮光彭浩譯　 《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2年第1期
【內容提要】《抗倭圖卷》與《倭寇圖卷》兩幅畫卷在中國繪成，記錄了中國擊退於“弘治”年間來襲的日本大倭寇的戰功。畫卷中被明軍鎮壓的“弘治”倭寇船，是由大有義鎮、大內義長等在西日本具有雄厚實力的戰國大名派遣出的。
【關鍵詞】抗倭圖卷倭寇圖卷日本弘治年間大有義鎮大內義長

前 言
在中國和日本的有關機構中，分別珍藏著一幅描繪16世紀倭寇侵擾和明軍抗倭主題的“倭寇”圖卷。近年來，隨著對兩幅圖卷研究的加深，其描繪內容和製作背景等逐漸浮出水面。
孫鍵、朱敏和陳履生都曾對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的《抗倭圖卷》作出解讀，考察了圖中所描繪的戰斗場面。其中，孫鍵認為該圖反映的是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王江涇之戰的場景，並推測其繪製年代應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以前，即總攬中國沿海地方軍務的工部侍郎趙文華與實際督率防倭明軍作戰的胡宗憲二人事業的巔峰時期。朱敏也認為，該圖描繪的是王江涇之戰明軍獲勝的情景，但推測該圖為總督張經的部下或家屬為追思其戰功而委託畫師所作，因為張經就是該戰役的指揮，因未逢迎趙文華而遭貶官。而陳履生從美術史的角度得出該圖屬於吳門派文人畫的結論，同時指出該圖描繪的場面不同於王江涇地區的地形和風貌特徵，由此認為：與其說該圖是描繪一場特定的戰鬥，不如說是期待還朝的趙文華為記錄“嘉靖大倭寇”告終的事實和自己的功績而請畫師繪製的。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珍藏的《倭寇圖卷》一直以來備受關注，並有諸多研究積累。其中引人注目的新成果是須田牧子所作的內容解說及論證。須田從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抗倭圖卷》中倭寇船旗幟上標記的“日本弘治（一年）”年號（圖一）切入，借助紅外線攝影的成果，找尋出更多文字信息，確認了《倭寇圖卷》卷首處由遠而近駛來的倭寇船旗幟上有“弘治（四年）”的年號（圖二）。而《抗倭圖卷》中的另一艘倭寇船旗幟上也有“日本弘治（三年）”的年號（圖三）。而正是在弘治三年（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浙江總督胡宗憲從日本九州誘使倭寇頭領王直至浙江舟山並將其擒獲。其後，又在弘治四年（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將王直囚於杭州按察司。須田認為這兩個年份象徵了“嘉靖大倭寇”的終結，繼而作出推論：《倭寇圖卷》和《抗倭圖卷》並非描繪某一特定戰役，而是像徵性地描述了“嘉靖大倭寇”事件中明軍的獲勝。畫師選擇了弘治三年和四年作為其代表年份。
如上所述，中國學者結合明朝的社會狀況對《抗倭圖卷》進行解讀，在內容分析和歷史定位方面取得了進展；之後，中日雙方學者又著手對兩幅圖卷的畫面本身進行比較研究。共同研究取得了一定進展，論點主要聚焦於繪畫的主題和動機，然而在兩幅圖卷的繪製目的是描繪某場特定戰役還是像徵明將戰功這點上仍存在分歧。
為深化研究，本文將從新的視角對兩幅圖卷加以分析。以上列舉的各項研究側重揭開畫師和繪製意圖之謎，更多關注鎮壓倭寇以恢復東南沿海地區穩定的明朝一方。如果我們轉換一下視角，從被鎮壓的倭寇一方來分析兩幅圖卷，會有什麼發現呢？作為“嘉靖大倭寇”的日方主體，被趙文華、胡宗憲指揮的明朝官軍所剿殺的倭寇船隊從何而來？另外，《抗倭圖卷》描繪的被明軍擒獲押走的倭人又是些什麼人？針對這些問題，本文將從兩幅圖卷的倭寇船上只標“弘治”年號的旗幟入手，進行考察。

一日本“弘治”年號旗幟倭寇船的派遣者
在《抗倭圖卷》和《倭寇圖卷》中，各有一艘倭寇船，懸掛著寫有日本“弘治”年號的旗幟。既然如此，且不論是繪畫是為表現特定戰斗場面還是像征戰功，都可以肯定一點：圖中描繪的這兩艘船是日本船隻，在弘治年間來到中國。所幸，日本弘治年間只有元年至四年，相當於明嘉靖三十四年至三十七年，即公元1555年至1558年。處於戰國時代末期的日本社會，誰會有力量派遣一支船隊橫渡東海駛向奉行海禁的明朝呢？
首先需要關注的是下文所述的日本戰國諸侯與明朝往來的一系列記錄。
為對付嘉靖年間違反海禁、肆意在中國沿海進行走私貿易的倭寇，浙江總督楊宜在嘉靖三十四年（弘治元年、1555年）派遣鄭舜功至日本。鄭舜功同年四月從廣州出發，經福建、琉球至日本，北上九州東岸在豐後地區登陸。他向室町幕府派出使者要求禁制倭寇，本人則留在豐後，後於嘉靖三十五年（弘治二年、1556年）回國。在他回國之際，統治豐後的戰國諸侯大友義鎮（宗麟）令使僧清授與他同行，並對要求禁制倭寇一事發出了回函。《明世宗實錄》中記載：“前總督楊宜所遣鄭舜功，出海哨探夷情者，亦行至豐後，豐後島遣僧清授附舟前來，謝罪言：前後侵犯皆中國奸商潛引小島夷眾，義鎮等初不知也。”
楊宜派遣鄭舜功登陸豐後的目的在於了解日本形勢。對此，大友義鎮派遣使僧，就倭寇的罪行向明朝致歉，並聲明近年來在中國沿海違反海禁進行走私貿易乃中國奸商勾結日本人所致。中國的史料記載大友義鎮就倭寇活動“謝罪”。而“謝罪”一詞顯示：明朝政府認為日本戰國諸侯大友氏應對勾結王直等奸商干犯海禁進行國際走私貿易負責。從鄭舜功在豐後登陸後一直留在大友氏處一事可看出，明政府視大友義鎮為日本一方可以節制倭寇的關鍵人物。
弘治年間可謂豐後大友氏在西日本地區發展的黃金時代。這一時期，大友義鎮將勢力從豐後擴張至九州北部地區，而在統治周防的諸侯大內義隆逝後，隨之將其弟大友晴英（即大內義長）送至大內家族繼承領主之位，結成大友—大內聯盟。當時，西方人繪製了許多能夠反映日本情況的地圖。葡萄牙耶穌會士路易斯·特謝拉（Luis Teixeira）在1595年繪製的日本地圖中，將本州標為“IAPONIA”，將整個九州標為“BVNGO”（豐後）。又如，荷蘭地理學家彼得魯·波提斯（Petrus Bertius）在1610年繪製的亞洲圖中將本州標記為“Iapan”，將整個九州島標記為“Bungo”（豐後）。可見16世紀後期接觸日本的西方人將九州誤認為是從“IAPONIA”（或Iapan）中獨立出的豐後即“BVNGO”（或Bungo）國。實際上，以大友—大內聯盟為起點的豐後大友氏的黃金時代，其兩次高峰期合起來也不過20年。然而在接觸他們的外國勢力看來，大友氏已將勢力擴張至九州全域，正可謂“九州大邦主”。為宣諭禁止倭寇而來訪的鄭舜功和下文中將提及的蔣洲兩人，在日本逗留期間都將主要精力放在與豐後大友義鎮的談判上。另據《日本一鑑》記載：鄭舜功不僅見到了身為領主的大友義鎮，還與臼杵鑑續、吉岡長增等大友政權中的7位核心人物也有過交涉。由此可見，無論葡萄牙人還是明朝，都視大友氏為九州地區實質上的統治者，能夠節制盤踞在九州島各地的倭寇。
第二個值得關注的是翌年即嘉靖三十五年（弘治二年、1556年）的形勢。取代楊宜任浙江總督的胡宗憲在同年九月派遣蔣洲和陳可願至日本。當時的記載如下：“浙直總督胡宗憲為巡撫時，奏差生員陳可願、蔣洲往諭日本，至五島遇王直、毛海峰，先送可願還，洲留諭各島，至豐後阻留，轉令使僧前往山口等島宣諭禁戢。於是，山口都督源（大內）義長且諮送回被擄人口。諮乃用國王印，豐後太守源（大內）義鎮遣僧德陽等具方物奉表謝罪，請頒勘合修貢，護送洲還。”
胡宗憲派遣的蔣洲和陳可願先到達日本五島，在這裡見到了王直等人。而後陳可願為報告與王直會見的內容先行返明，蔣洲則留在日本向各地宣諭禁制倭寇。蔣洲在豐後時曾派遣使者至山口地區宣諭禁制。山口戰國諸侯大內義長在收到宣諭後決定將被倭寇擄掠的中國人送還回國，同時要求憑藉“日本國王之印”而獲准朝貢。另外，豐後的大友義鎮也在送蔣洲回國時，派遣使僧德陽同行並獻上貢品。他在表文中就倭寇之事謝罪，並請求頒布勘合准許朝貢。
蔣洲在嘉靖三十五年（弘治二年、1556年）十一月三日發給統治對馬地區宗氏的咨文中說明：“近年以來，日本各島小民假以買賣為名，屢犯中國邊境，劫掠居民。”即日本人以經商之名入侵中國沿海，劫掠民眾。又聲明：“自舊年十一月十一日來至五島，由松浦、博多，已往豐後大友氏會議，即蒙遍行禁制各島賊徒，備有回文，撥船遣德陽首座等進表貢物。”通知對馬宗氏：自己從五島經由松浦、博多來到豐後，在豐後與大友氏交涉禁制倭寇一事，已得到了大友氏的同意及回函，並由德陽攜表文、貢物陪同他自豐後出發回國。
讓人感興趣的是大內義長和大友義鎮收到蔣洲宣諭後的反應。首先，大內義長使用的日本國王印現藏於毛利博物館，印面為邊長10厘米的正方形，櫻桃木製，上書“日本國王之印”。附有一張義長出具的證明，寫著“日本國昔年欽奉大明國敕賜御印壹顆”，說明其由來。其落款日期是弘治二年（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十一月，正是日本“弘治”年號。同時，大友義鎮奉上表文請求明朝頒布新的勘合符。
上述大友義鎮、大內義長與明朝的往來正反映了“弘治”年間西日本地區最有實力的戰國諸侯對明外交政策的特徵。眾所周知，明朝和日本之間的勘合貿易在後期實際上是由大內氏以日本國王的名義派船朝貢。明朝方面想來也深知大內氏作為貿易繼承者之名字，而從大友家過繼到大內家的義長也試圖仰仗大內氏的權威從朝貢貿易中分一杯羹。《明世宗實錄》的記載為“豐後雖有進貢使物，而實無印信勘合，山口雖有金印回文，而又非國王名稱”。即分別以大友義鎮和大內義長未持勘合和不用國王名義拒絕了其朝貢請求。而此文提供的重要信息在於：在明朝看來，大內義長在“回文”中所捺木製“日本國王之印”（仿造印）的印文符合永樂二年（應永十一年、1404年）永樂皇帝賜予室町幕府將軍足利義滿的正規“金印”的印跡。沒有記錄表明室町幕府的將軍封存在幕府倉庫中的明朝御賜“金印”是如何轉至大內氏之手，又在何時遺失。實際上，在義長繼承大內家戶主地位的天文二十一年（1552年），真正的“金印”已經遺失。蔣洲在嘉靖三十五年（弘治二年、1556年）十一月三日遣使者至大內義長處，交送了一封與前述發給對馬宗氏的咨文內容相同的咨文。對此，大內義長回文表示要在當月之內將被倭寇俘虜的中國人送還回國，並加蓋仿造的木製“日本國王之印”。為了不讓蔣洲的使者察覺敕賜“金印”遺失之事，義長在出示仿造印文的同時，還附上了“金印”的證明，註明“日本國昔年欽奉大明國敕賜御印壹顆”這一由來，並附上自己的簽名，然後將其放入殘存的敕賜金印盒中向使者展示。
本文關注的第三點，是從嘉靖三十六年（弘治三年、1557年）到翌年明軍鎮壓倭寇過程中，日本戰國諸侯派遣的入明使節的行動。為誘使倭寇的首領中國人王直歸順，胡宗憲撫犒其母子，免除其前罪，並傳遞政府將寬海禁、許貿易的消息。史料表述為：“宗憲與直同鄉，習知其人。欲招之，則迎直母與其子入杭厚撫犒之，而奏遣生員蔣洲等持其母與子書往諭以意謂，直等來，悉釋前罪不問，且寬海禁、許東夷市。直等大喜，奉命即傳諭各島如山口、豐後島，島主源義鎮（即大友義鎮）等亦喜，即裝巨舟遣夷目善妙等四十餘人隨直等來貢市，以十月初至舟山之岑港泊焉。”
從胡宗憲處得知明朝欲寬海禁的消息後，王直立即與山口、豐後等西日本各地的領主聯絡。大友義鎮獲悉明朝將開互市後，立即建造“巨舟”，派使僧善妙等40餘人隨王直回國，並於十月初在浙江舟山島的岑港靠岸。但本該獲准入港的貿易船隊在岑港受到的待遇如下：“岑港倭凡五百餘人於（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隨王直至求市易。及王直被擒，見官兵侵逼燒船……（毛）海峰遂絕與倭目善妙等列柵舟山，阻岑港而守，官軍四面圍之。”船隊成員雖在岑港登陸，但由於王直被明政府逮捕，其麾下的毛海峰就與大友氏使僧善妙等分別設置防守柵欄以阻止從四周圍攻的明軍進入岑港。胡宗憲提出的緩和海禁、開放互市原來只是誘捕倭寇頭目王直的計謀。同行而來的大友義鎮船隊也被明朝政府視為海盜船隊的同夥（即倭寇）而遭到攻擊。在岑港攻防戰中，大友氏船隊因部分船隻被燒損，故在舟山內陸“上山據險屯駐”。至次年嘉靖三十七年（弘治四年、1558年）七月，“攜帶桐油鐵釘，移駐柯梅造舟”，即收集造船所需的物資後轉移至岑港背後的柯梅，開始建造新船。對此，明朝方面屢次發動猛攻，但“浙江岑港倭徒巢柯梅，總督侍郎胡宗憲屢督兵討之，不能克”。同年，使節團“至十一月舟成，於十三日開洋去”。據史料記載，“浙江柯梅倭駕舟出海，總兵俞大猷等自沈家門引舟師橫擊之，沉其末艘，稍有斬獲，各賊舟趨洋南去”。當時明朝官兵攻擊的戰果僅僅是擊沉其殿後的船隻，其他船隻得以逃脫並駛往南方海面。
但是，因談判受挫從舟山柯梅出發的大友氏船隊並沒有就此踏上回國之路，而是沿中國海岸南下出現在福建浯嶼。史料記載：“浙江前歲舟山倭移舟南來者，尚屯浯嶼”，“福建浯嶼倭始開洋去，此前舟山寇，隨王直至岑港者也”。他們在受到明朝官軍的猛烈攻擊後仍能成功逃脫，並駛至華南海域伺機進行貿易。這一事實一定程度上顯示了16世紀倭寇的組織形態。
在尚未統一、只有地方割據政權的日本戰國時代，被明朝政府視為可節制、統馭倭寇的日本的最高首領，一定是像大友義鎮和大內義長一樣的戰國諸侯。掌控地方政權，佔有環中國海之一隅（日本的九州和中國地區）的領地，具有建造大船的技術和財力，且有以直轄的水軍為軸心的政治和軍事力量，足以統治領地內沿岸的海上勢力。
大友義鎮的船隊從舟山轉移至福建浯嶼，此舉顯示出日本戰國諸侯對貿易態度的轉變。在明確無法從明政府取得繼續勘合貿易的許可後，他們就改變戰略，轉移至戒備鬆弛的華南海域，尋找走私貿易的機會。這種轉變後的貿易態度，真實地反映了冊封體制下日本地方領主（日本史所謂戰國諸侯）對亞洲外交的真實心態。從日本史的角度來看，16世紀的大友義鎮和大內義長都是位於日本列島邊緣地區的戰國諸侯，他們在以中國為中心的環中國海地區的世界秩序中，一方面立足於冊封體制的外交秩序與明朝往來的一面；而一旦斷定無法實現其利益訴求，他們作為倭寇的一面便顯現出來，也就是說他們具有兩面性。
而明朝方面，在工部侍郎趙文華和浙江總督胡宗憲看來，在嘉靖年間的倭寇活動中，這些日本戰國諸侯頗具實力，與王直相勾結，圖謀從事貿易，他們派遣的訪明船隊中基層將士的活動才是可能動搖冊封體制這一國家根基的真正外患（即倭寇）。可以想見，以回應禁制倭寇並陪同到訪官員鄭舜功、蔣洲回國為形式，來請求明朝准許其朝貢，大友義鎮和大內義長遣明船隊的行動給明朝帶來了相當大的衝擊。接到蔣洲要求禁止倭寇的咨文後，大內義長將家族所傳木印“日本國王之印”的印文與日期為“弘治”二年十一月、注有“日本國昔年欽奉大明國敕賜御印壹顆”的證明一併交於使者，令其入貢（即所謂偽使入貢），而明朝方面核對“金印”和“回文”時並沒有發現問題。後來，因表文簽名與國王名稱不符而被拒絕了朝貢要求。大內氏船隊轉而在近海進行走私貿易獲利，這激怒了負責剿滅倭寇的趙文華和胡宗憲，在明朝官民的心中也深深烙下了日本“弘治”倭寇這一印象。而大友義鎮的船隊隨同王直至中國，於嘉靖三十六年（弘治三年、1557年）十月在舟山島岑港登岸，請求朝貢。《明世宗實錄》中特意用“巨舟”一詞來描述，表現了船隻巨大這一特徵。位於杭州灣入口處的舟山島周圍，有頻繁往來的朝貢船隻穿越東海。但眾多的船隻中，獨有大友船隊的船被稱為“巨舟”，不僅構造巨大，而且規模巨大，給人的印象就是一支與王直勾結、伺機進行走私貿易的倭寇船隊。
《抗倭圖卷》和《倭寇圖卷》的畫師特意在倭寇船隻的旗幟上註明“弘治”這一日本年號，不言而喻是要表現“弘治”年間從日本渡海到中國沿海進行走私貿易和掠奪的倭寇船隊。《明世宗實錄》、《日本一鑑》以及日本殘存的有關日明往來的史料表明：這一期間數次至中國進行大規模活動的正是日本戰國諸侯大友義鎮和大內義長派遣的船隊。其船隊擁有“巨舟”、持捺有“弘治”年號的“日本國王之印”的印文到明朝請求朝貢，對於明朝的海防官兵構成了極大的威脅。實際上，在朝貢遭到拒絕時，他們馬上就暴露出倭寇的本來面目，輾轉防衛薄弱的地區，與王直等勾結進行走私貿易，並在交易被拒絕時轉而為盜。於是，為了對付日本的“弘治”大倭寇，工部侍郎趙文華和浙江總督胡宗憲在嘉靖三十六年（弘治三年、1557年）將中方的倭寇頭目王直捕獲，又於翌年成功地驅逐了與王直勾結的大友義鎮使僧德陽和善妙等人。《抗倭圖卷》和《倭寇圖卷》這兩幅圖卷描繪的內容都是明軍擊退日本“弘治”年間的來犯倭寇，終結“嘉靖大倭寇”的豐功偉績。雖然由此無法判斷其製作人是趙文華還是胡宗憲或是其他人物，但至少可以斷定：為明軍所鎮壓的“弘治”倭寇船隊屬於大友義鎮和大內義長等當時稱雄西日本地區的戰國諸侯。

二 戰國諸侯的水軍與倭寇
如果前文的結論成立，《抗倭圖卷》和《倭寇圖卷》中描繪的懸掛“弘治”年號旗幟的倭寇船隊為日本戰國諸侯大友義鎮和大內義長所派遣，那麼圖中從中國沿海村莊登陸掠奪並與抗倭明軍作戰的，就應是日本戰國諸侯麾下的水軍。
西日本地區的戰國諸侯們在自己的領地擁有諸如長門赤間關和豐後佐賀關之類的良港，把自古以來生活在此的海民編入自己的家臣團，用以組織訓練有素的水軍。這一史實已經為許多前輩學者所證明。
以下筆者舉16世紀後期被稱為大友氏的水軍大將若林一族為例進行說明：
若林氏是豐後國海部郡地區成長起來的海上領主，自古有海部（古代大和朝廷編制的部民之一，掌握海航技能，向朝廷貢奉水產——譯者註）歷史和傳統。在中世後期被編入戰國諸侯大友氏的水軍。其原籍是佐賀關半島南部面向臼杵灣的海部郡佐賀鄉一尺屋。黑潮北上經由豐後水道，在伊予佐田岬和豐後佐賀關半島對峙的豐予海峽（古稱“速吸瀨戶”）處突然變得非常狹窄。半島最尖端的佐賀關和位於其南面的一尺屋都是位於外洋航路和內海航路分界線處的港口城市。
若林氏能夠成為當地領主，與靠海為生的海部郡歷史傳統密不可分，這一點在傳世的史料中隨處可見。例如：16世紀初期，若林源六和越後太守送給大友氏的贈品幾乎都是“鯛、醃鯛、烏賊”等海產品。收到這些豐後水道的特產後，大友親治在感謝信中感嘆道“最近東西甚好”。另外，大友政親曾催促若林源六供應“敷網之絲”。還有，天文（1552－1555）末年，真那井地區的渡邊氏“漁網”用盡之時，大友義鑑曾幾次試圖從海部郡的上野氏和若林氏處調集“漁網”。上述史料均表明若林氏的生產活動很大程度上依賴海的恩賜。從若林氏領主若林鎮興大概於元龜三年（1572年）寫給同族成員的信函得知：若林鎮興除“領地”和“住宅”之外，還從父親那裡繼承了“敷網船”。對繼承海部傳統的領主若林氏來說，海上船舶是和陸上的土地、房屋同樣重要的財產。除了繼承船舶之事，信中還提到若林仲秀15世紀後期以“水居船”為住宅，為大友氏的“海上所需”奔波效命。“水居船”又稱“家船”，是一種水上生活用船。由此可以確認：若林氏領有豐後水道沿岸的土地，同時備有可以長期在海上生活的船舶，船舶和土地、住宅一樣也代代傳承。
大友義統大概於天正十四年（1586年）或次年（1587年）給若林越後入道的信函中寫道： “特發此信者，為至口津須告知之詳情。雖接連辛勞無盡期，然須派舟一艘以為奔波之用，務必切實安排押運、水手、武器等事”。信函內容為派遣“舟一艘”從豐後國至肥前國的島原半島南端的港口城鎮“口津”（口之津）。值得注意的是，在派船之際，義統命令若林氏安排船上的“押運”和“水手”。
大友氏向各地派遣的船隻中，乘船者和操舵者是何種人等已無法依據史料確認。但從下文給大友義統的一篇軍功報告中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推測出大友水軍若林氏的“警備船”的船員構成。大友義統（簽名）天正八年八月二十日，[毛利氏的]兵船從北部襲來，[與我軍]會戰於安岐切寄（又稱安岐城、安岐鄉），[若林水軍]展開防禦戰。挫敗敵軍後，[若林水軍又]追擊至海對面之室富（今山口縣光市室積港）。諸警備船在歸航後不久，於同月二十二日，若林中務少輔（即若林鎮興）捕獲敵船一艘。鎮興親自斬殺敵將建功，其同族親屬、家臣等亦多有斬獲。已收到論功請賞之報告，請一一閱之。野田彌右衛門首級一顆若林中務少輔討之小田原丹後首級一顆若林因幡守討之首級一顆若林九郎兵衛尉討之首級一顆幸野勘介討之首級一顆丸尾野新五兵衛尉討之首級一顆合澤市介討之負傷者首藤源介三郎右衛門五郎兵衛太郎左衛門如上。

這一史料是關於毛利氏“兵船”與大友氏“警備船”海戰的軍功報告。天正八年（1580年）八月二十日，面對毛利氏“兵船”的進攻，大友氏的水軍官兵在豐後國國東郡安岐鄉展開防禦戰，將毛利軍擊退後，又追擊敵船至周防國熊毛郡“室富”（室積）。兩天后的二十二日，若林中務少輔鎮興的船隊於返回豐後途中，在周防海面與敵遭遇，交戰後捕獲敵船一艘。
上述軍功報告中記錄了以若林氏領主中務少輔鎮興為首的“其外親屬家臣家臣”的名字，真實地反映出這一時期大友氏“警備船”的船員構成。在領主若林中務少輔之後列舉的若林因幡守等九人為若林家同族成員以及若林家的封建侍從。
由此可知，若林氏警備船隊是以領主為核心、由“同族親屬”和“家臣”構成。繼而可以推論，若林氏領主根據大友氏的指令安排乘坐“警備船”的“押運”和“水手”就是那些“同族親屬”和“家臣”。
而他們之中會有一些人作為“押運”和“水手”乘上戰國諸侯的遣明船隊，承擔護送諸侯使節、使僧或貿易商人到中國的任務。而當其朝貢要求被明朝拒絕時，他們就搖身一變成為走私貿易船的“押運”和“水手”，攜帶日本刀、弓箭、長槍，與明軍作戰（即倭寇）。
從《抗倭圖卷》的後半部可以看到，有3名倭人在戰敗後被高舉“浙直文武官僚”旗幟的明軍總督的部隊俘獲帶走。在凱旋的明軍軍船上還載有手腳被縛的4名倭人俘虜以及明軍所斬獲的八九顆倭寇首級。這一畫面與上述引文中的景像極為相似：大友氏的水軍大將若林鎮興親自斬殺敵將建功，屬下將士也斬獲許多敵軍首級，並作為論功行賞的資本被報告給大友義統；只是形勢恰好相反，這些人昨日殺敵建功，今朝遇襲喪命。從中日雙方的這些文字及繪畫史料中可以感受到，無論是在日本瀨戶內海還是在中國東海沿岸，獻身海戰的戰國諸侯水軍的下層將士總是經危蹈險、命懸於生死之間的。
一些倭寇在明軍的猛烈攻擊下被俘或被斬，但也有不少人在逃脫後從走私貿易中獲利。上文中提到作為財產繼承下來的“敷網船”和“水居船”，足見他們之中不乏具備造船技術和知識之人。而這些技能也會在海外建造船隻的過程中得到發揮，如嘉靖三十七年（弘治元年、1558年）倭寇船隊在舟山島柯梅建造船隻回國。

結 語
雖有畫蛇添足之嫌，筆者還想在此對嘉靖三十六年（弘治三年、1557年）大友義鎮派遣至中國浙江舟山島岑港的“巨舟”作一研究展望。這艘巨大的貿易船受到明軍攻擊後在岑港沉沒。
筆者曾於2005年和2008年兩次到這一“巨舟”曾停泊的岑港及岑港所在的舟山島考察。岑港外面有里釣山、中釣山、外釣山三個小島。這裡並不呈灣狀，是利用舟山本島和三座小島之間形成的狹窄彎曲的海峽作為港口（圖一七、一八）。居於中心的岑港鎮正對著裡釣山，被用作碼頭的海峽彎曲且最為狹窄。岑港和里釣山之間綿長彎曲的海峽最窄處不足100米。下到裡釣山，在面向岑港的海濱進行探尋，就會發現由於舒緩的海流的推動，很多陶器、瓦片、木片等被沖到海邊沙灘上。還能看到岑港碼頭的海濱有幾塊繫船石。當然，這些繫船石是現代的，但該港的特徵在於利用天然海峽地形靈活佈局，故而碼頭位置應與古代沒有太大變化。由此可以推斷：史料中記載的嘉靖三十六年十月進港的大友義鎮派遣的“巨舟”也曾在此處停泊。
舟山博物館位於舟山島的中心城市定海，這裡收藏著很多有價值的文物。有從外釣山海岸出土的明代鐵銃、火槍子彈、大砲砲彈、銅水注、銅香薰以及岑港出土的明代鐵權等。根據《明世宗實錄》中“阻岑港而守，官軍四面圍之”的記述可知：在岑港和里釣山對峙的海峽中心地區，善妙等大友氏的使節負隅頑抗，明朝官兵在外側對其進行包圍。外釣山位於岑港海峽南側出口，可以推測攻擊岑港的明朝官軍曾在此佈陣。雖然尚未進行詳細的科學調查，但是外釣山海岸出土的鐵槍和火槍彈藥等極有可能就是明軍當年使用的武器。另外對於沉沒於岑港的大友義鎮的“巨舟”， 如果今後能在有明顯泥層沉積的岑港海峽碼頭附近進行水下考古，肯定會發現有燒毀痕蹟的大型木製船體和貨物的遺存。
值得期待的是，如果有了這些水下考古成果，我們不僅可以依據文獻和繪畫史料，更能利用考古遺物立體地證明“嘉靖大倭寇”時期倭寇船的實際形態。這會在很大程度上幫助我們把關於16世紀活動在中日兩國間的倭寇的研究向縱深推進。

《倭寇圖卷》：日本人打仗都不穿褲子

Posted on 2016-09-08 in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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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王直怎樣變成倭寇？
樊繁

2005年02月15日09:44 【字號 大 中 小】【留言】【論壇】【打印】【關閉】
　　日前，安徽歙縣境內由日本長崎縣福江市政府和一些日本人捐助修建的“王直墓”及其“芳名塔”，被兩名大學教師砸毀，在國內引起一片爭議。王直是什麼人，兩名教師為什麼要砸掉其墓碑，這得從明朝說起。

　　明代中期，倭寇成為明政府的重要外患。前期倭寇是“真倭”，絕大部分由日本人和少數朝鮮人組成，后期大多數是“從倭”，即參與倭寇之亂的中國人。王直，就是其中的重要頭目。

　　明初，朱元璋因江浙等地百姓曾協助方國珍、張士誠與其爭奪天下，嚴禁百姓出海。永樂三年（1405），市舶司恢復，海禁有所鬆弛，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明朝出現了一個相對自由的貿易時期，人們互通有無，各取所需，海上貿易相對繁榮。

　　嘉靖后期，由於賦稅過重和官吏、豪紳的盤剝，江浙一帶民不聊生，大批流民前往海外謀生。沿海海防官員故意夸大其辭，使明中央政府錯誤地認為“海上奸民武裝掠奪我轄內良民”，將出海經商的全都稱作“通番奸民”，進而加緊海禁。

　　當時，日本上上下下都垂涎於從對華貿易中獲得巨額利潤，向中國大陸派遣了大批商船。由於沒有正式手續，這些商船都遭到了明朝政府的拒絕。日本人被拒絕后，有的並不急於回國，而是與在沿海漂泊的“通番奸民”勾結，佔據沿海島嶼。加之1517年葡萄牙侵佔澳門后，也開始與沿海中國居民進行貿易活動，這也進一步加劇了沿海一帶官民對峙的緊張形勢。

　　王直本是安徽歙縣人，日本史料稱他為“五峰船主”，因其外祖家姓汪，也有史料稱其為“汪直”。他最早靠與同鄉徐惟學合伙販賣私鹽起家，失敗后又到浙江、福建沿海地區從事其他走私活動。明嘉靖十九年（1540），王直又在廣東私造雙桅大船，從事硫磺、硝石、生絲和棉布等政府禁運物資的走私活動，頻繁來往於日本及中國東南沿海，甚至暹羅（今泰國）一帶。

　　嘉靖初年，活躍在海上的閩浙商業集團主要有兩支，一支以閩人李光頭為首，另一支以徽州府歙縣許棟為首。許棟的商業集團最初與葡萄牙合作，后來又有日本私商入伙。王直與許棟是同鄉，便加入了他的商業集團。許棟和李光頭因從事海盜活動相繼被明軍剿滅后，王直迅速成為流民商業集團的首領，先率眾北上屯居定海縣偏北約50裡的浙東屏障烈表山（又名烈港），后又隨一直賴在中國沿海的日本來華貢使壽光到日本躲避風頭。

　　王直不斷設法與明朝的海道、衛所官員接近，利用自己的力量代其剿除其余海盜團伙，以換取明官員的好感和支持，從而實現開市交易的目的。

　　經過不斷征戰和與明朝地方官員的私下勾結，王直逐漸獲得了中日之間的海上壟斷地位，新入海通番的船隻都隻有懸挂“五峰”旗號才敢在海上行駛。但王直的行為始終與明王朝中央政府的“禁海”政策相違。

　　王直集團的行為引起了明中央政府的注意，政府相繼派朱紈等人清剿浙江沿海流民武裝。他們派兵兩路夾擊王直，王直隻好將活動基地遷至日本。

　　日本各諸侯的對外貿易政策為王直提供了客居的良好條件。王直善於拉攏、結交朋友，取得了日本人的信任，他定居日本平戶（今屬日本長崎縣），挂起“徽王”旗號，在平戶深山中建起巨大的中國式房屋，追隨其定居在平戶、福島一帶的中國人至少也有3000人左右，海港中也時常可見供300人出海的大海船。王直以此為基地吸收反明勢力，並利用日本浪人向中國沿海地區發動多次跨海攻擊。

　　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明朝政府任命胡宗憲為浙江總督。嘉靖皇帝決心一定要剿除匪患，對賊首絕不輕饒。

　　當年三月初，王直派人傳話給中國政府，表示願意聽從命令，協助剿除鬆江各處流民，並希望以此換得明政府開放沿海貿易的許諾。胡宗憲故意制造出一種雙方議和的氣氛，將王直誘捕。

　　由於當時沿海形勢緊張，胡宗憲不敢貿然殺掉王直，把他軟禁在杭州兩年多，希望流寇因為失去首領自行解散，但效果不大。嘉靖三十八年（1559）十二月二十五日，王直被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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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之亂 大明王朝自欺的謊言？
2016年02月11日 19:01 郭匡超
倭寇之亂 大明王朝自欺的謊言？
明代嘉靖年間畫家仇英所繪《倭寇圖卷》。(圖摘自mingchao.baike.com)
倭寇一般是指13至16世紀期間活躍於朝鮮半島及中國沿岸的海盜，惟歷史上前期的倭寇，確實以日本人為主體；但後期的倭寇，則以中國人為主體，《明史日本傳》有云：「大抵真倭(日人)十之三，從倭者(漢人)十之七」；《嘉靖實錄》裡也說：「蓋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

之所以會產生這種以中國人為主體的「倭寇」，與明代嚴厲的海禁政策有很大關係，其中，1529年停止中日貿易，可以說是一個重要的政策轉折點，正是從這一年開始，「倭寇」愈演愈烈。對此，嘉靖朝官員唐樞，有一句很精闢的總結：「寇與商，同是人也。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寇。」

事實上，在嘉靖年間，身處抗倭第一線的基層將領萬表，就對從地方到中央都在「混言倭寇」的做法非常不滿，萬表說：海賊大頭目王直、徐碧溪的親屬子侄，都住在杭州等地，逍遙法外；王直等賊寇四處荼毒生靈，地方官卻每每上報說是「倭寇」進犯，真是自欺欺人。

因為有這種背景，「倭寇」的行為就常常顯出一種複雜性。譬如，大頭目王直，在地方政府默許其對日通商時，曾一度積極參與抓捕倭寇；而當地方政府改變態度後，王直又轉做海賊，招募日本浪人打出了「倭寇」的旗幟。沿海民心也同樣游移不定。萬表感慨：杭州的店家，明知對方是海賊，仍然「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地方百姓，對待賊寇，也「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甚至，漳州一帶的假「倭寇」回鄉，「皆云做客回，鄰居皆來相賀」。南京刑部尚書王世貞的說法最誇張：「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督撫將帥，所有人都是賊寇。

明朝官方不願承認動亂的源頭是海禁政策；另一方面，把動亂歸因為「倭寇」，又適足以強化海禁的合理性。直到40年代，歷史學家范文瀾在40年代指出，「嘉靖時代的倭寇，明朝應負激成禍亂的主要責任。」50年代，又有尚鉞、吳晗等人，認為嘉靖年間的「倭寇」，其實是一場內亂，乃是「東南沿海工商業實力人物」和「明王朝統治階級」之間的鬥爭。

(中時電子報)

國號「宋」
史上最強海賊
明代「海上闖王」
遭明朝ECFA毒招誘降被斬~
中國倭寇王- 王直 (Wang Zhi)

王直是明朝徽州商人，又名五峰，日本史料稱為五峰船主。長期從事對日本的貿易。強烈要求廢止明朝鎖國“禁海令”，追求貿易自由化的海上走私貿易集團的首領。

明朝“禁海令”只給海外貿易留下了一條窄得不能再窄的門縫：「朝貢勘合貿易」。

不懂得中國獨特大頭症天朝文化的外國人，很難理解這種ECFA式朝貢勘合貿易的運行模式。

「朝貢勘合貿易」ECFA模式，就是來明朝當"龜孫子"臣屬般“朝貢”的時候將商品以“貢品”的名義， “朝貢”給中國老大。

而中國方面，則把中國商品以“回賜”的名義，“賞賜”給這些“仰慕天朝威儀”的番邦夷狄之外國人。

主要就是必須當中國的"龜孫子"般的臣屬國，天朝有了面子，中國皇帝高興了，恩賞之下，兩國才能做貿易。

例如，日本室町幕府第三任將軍足利義滿為貿易被明廷冊封為「日本國王」，自稱「日本國王，臣源義滿」後，簽訂了《勘合貿易條約》與中國貿易，但其子足利義持感到如此對明朝裝"龜孫子"般來朝貢中國，深感受辱而取消。

官逼民反 海賊起義

明朝嘉靖後期，依據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禁海令，“片板不許入海”，更由於賦稅過重和官吏、豪紳的盤剝，江浙一帶民不聊生，大批流民前往海外謀生。

沿海海防官員故意誇大其辭，使明中央政府錯誤地認為「海上奸民武裝掠奪我轄內良民」，將出海經商的全都稱作「通番奸民」，進而加緊海禁。

在明朝皇帝的眼中，這些從事海外貿易的商人，個個都是不安分守己的刁民，必先除之而後快。正是這種“逼商為寇”的海禁政策，使無數個類似王直的人被逼上了“武裝商人”的走私道路。

一開始王直加入徽州府歙縣同鄉的許棟海賊集團，召「誘佛郎機夷，往來浙海，泊雙嶼港，私通貿易。」許棟和李光頭相繼被明軍朱紈剿滅，王直遂另起爐灶，自立為船主，自稱徽王。

根據鄭若曾「籌海圖編」書中記載王直的海賊艦：「所造巨艦，聯舫一百二十步，可容二千人，上可馳馬。」

1548年、密貿易を取り締まった朱紈らが双嶼を攻撃すると逃れて海賊集団を組織し、浙江省舟山諸島の烈港を本拠に徽王と称し、徐海と並ぶ倭寇の頭目となる。

王直不斷設法與明朝的海道、衛所官員接近，利用自己的力量代其剿除其餘海盜團夥，以換取明官員的好感和支援，從而實現開市交易的目的。

經過不斷征戰和與明朝地方官員的私下勾結，王直逐漸獲得了中日之間的海上壟斷地位，新入海通番的船隻都只有懸掛“五峰”旗號才敢在海上行駛。

但王直的行為始終與明王朝中央政府的“禁海”政策相違。王直借著自己“平定海上”的功績，獲得明朝政府的承認，歸順朝廷，並屢次請求：希望朝廷使海外貿易合法化。

然而，傲慢的嘉靖皇帝永遠只有一個答覆—“片板不許入海。”

日本建國

王直集團的行為引起了明中央政府的注意，政府相繼派朱紈等人清剿浙江沿海流民武裝。他們派兵兩路夾擊王直，王直只好將活動基地遷至日本。

1540年には日本の五島に来住し、1542年に松浦隆信に招かれて平戸に移った。王直海盜事業做得太強大，竟然在日本「建國」。日本九州諸侯的對外貿易政策為王直提供了客居的良好條件。

王直在今天日本的平户(長崎縣)定居，立國號「宋」，稱“靜海王”。王直的武裝軍隊就已經近萬人，而且擁有當時歐洲高科技火炮，如果加上王直可以調度的海盜軍團，總共將近五萬人之多。當時明朝政府記載「海上之寇，非受（王）直節制者，不得存」。

由於王直在此「建國」，小小平戶島變成了與京都那邊的堺市並駕齊驅的大商貿都市，取得了“西京”的號稱。王直成為威振亞洲東海、南海的東亞最大的國際武裝貿易商。

王直不是勾結日本人來打劫商船，而是日本人受制節於他。一些“真倭”，是受王直集團雇傭的。其真正的武力幾乎是大量中國沿海居民，由商、民轉為海賊團。

所以明朝倭寇大部份根本是官逼民反與反海上貿易限制的中國漢人。日本人在這時期被稱「倭寇」，其實蠻冤枉的。

這些所謂「倭寇入侵」實屬中國內亂，而非外患。王直在中國歷史上很長時間內背負著“倭寇”、“漢奸”的駡名。這真是天大的誤會。

這群追求自由貿易的"假倭寇”中國海賊之亂可謂是明朝中期的一大禍亂，給沿海一帶的居民造成了十分慘痛的傷害，至今在浙江的臨海市還留有當年明將戚繼光抗倭時所修造的「江南長城」。

明朝ECFA毒招誘降

朱紈の死後に倭寇の取締りは一時的に弱まるが、兪大猷らが新たに赴任し、56年には胡宗憲が浙江巡撫に就任する。

1556年4月，胡宗憲受命出任浙江巡按監察御史，官至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總督南直隸、浙、福等處軍務，負責東南沿海的抗倭重任，

1557年胡宗憲抓了王直在徽州的妻兒老母，關進監獄，後來又改變策略，把王直的母親、妻子放出來，給她們優厚的待遇。

與此同時，胡宗憲還在“色”上下功夫，讓南京歌舞女郎、王直的愛姬少華去勸降，讓她直接去詢問王直，「君在海島稱王能百年嗎？」結果，王直心動。

胡宗憲派人送去大量金帛物品，對王直說：「若降，封為都督，置海上互市。可去杭州與母親、妻子團聚。」

遺使蔣州和陳可願至日本與王直養子王滶（毛海峰）交涉，並以官位誘降王直，以類似今日中國ECFA對台統戰毒招，讓利互市。

王直表示願意聽從命令，王直將蔣洲留在日本，命毛海峰護送陳可願回國面見胡宗憲，具體商量招撫和互市事誼。

胡宗憲厚撫毛海峰，使王直消除了疑慮。

海上武裝巨商-王直之死

1558年王直回歸祖國至杭州遊玩，被明國巡按御史王本固於2月5日逮捕下獄。朝廷三司集議時說王直勾引倭夷，惡貫滔天，神人共怒。遭明世宗下詔處死。

1559年12月25日，一代偉大的爭取自由貿易的海上武裝巨商-王直被斬首於杭州省城宮港口。

王直在宮港口臨刑前大呼：「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兩浙百姓！」

而王直之妻，據鄭若曾《籌海圖編》卷9《大捷考•擒獲王直》的記述—“妻子給功臣之家為奴”。

不守誠信的明朝政府將王直被處死後，由於群龍無首，倭寇之患重又嚴重起來。王直養子王滶(毛海峰)固守舟山岑港，聲稱要替王直報仇。明朝官軍多次進剿，均不利，戰火不斷，中國東南大亂。

日明貿易船旗-明朝泉州商船標誌

日明貿易船旗，是16世紀日本戰國時期諸侯毛利氏與明朝進行貿易的重要證明。

明朝隆慶元年(1567年)，明穆宗朱載垕宣布解除海禁，准許百姓到東、西二洋經商，這就是著名的「隆慶開關」，這表明中國的對外關係，已經從官方層面完全的轉移到了民間。

這是毛利氏家臣，擔任赤間關（即下關）代理官的高須氏(高洲)與中國福建泉州府晉江縣進行貿易時，船隻所掛的入港許可旗。

這面旗由兩枚麻布組成，長167公分，寬95公分，上部有高須氏的剣三巴紋家徽，下部有三名明朝官員聯署的文字，該旗製作於1584年10月，隆慶開關17年後的事情。

能夠準確具體地體現當時中日貿易情況的文物，在日本全國只此一件。

大明国泉州府
晋江縣有商船
隻候来年六月
到此港口看旗
号比對一同斎
来買賣余事無紀
萬暦十二年十月吉日書
　　　　　　　　　　　知鉦人王禄（花押）
　　　　　　　　　　　船主　蔡福（花押）
　　　　　　　　　　　立字人李進（花押)

後來豐臣秀吉侵朝鮮，明國與日本再度絕交，只有走私貿易。日明貿易船旗 : WTFM CLAN 風林火山文部省 - https://goo.gl/4OjQ6c

2010日本國家文化審議會做出決定，將“日明貿易船旗”認定為日本國家重點保護文物。

 

 日本國廣島縣立歷史博物館有幅高洲謙三氏舊藏的明日貿易船旗，旗帛質，保存完好。上部墨繪三極轉動圖，下部豎墨書61字及3個畫押。文為“大明國泉州府晉江縣有商船隻，候來年六月到此港口，看旗號，比對一同齊來買賣，餘事無紀。萬曆十二年十月吉日書。知鉦人王祿（畫押），船主蔡福（畫押），立字人李進（畫押）。”旗高167厘米，寬95厘米。萬曆十二年為公元1584年，距今421年。由此可證，明朝萬曆年間，泉州尚有商船到日本貿易，並有遺物流傳至今。

毛利氏日明貿易関係資料
指定年月日 ： 昭和57年11月5日
所有者 ： 高洲孝次
所在地 ： 萩市土原
員数 ： 3点
船旗：1流
船旗文写：1通
天正十二年椙原元兼証状写：1通
毛利氏日明貿易関係資料 　毛利氏日明貿易関係資料は毛利氏の対外貿易(対明貿易)に関する資料である。
　船旗は縦167cm、横95cmの麻製の布で作られ、左端に棹さし用の鹿革の吊り手が13個配されており、黒色の太糸で縫い合わされている。上部には竹棒をさすための折返し縫いが残っている。

　船旗文写は縦30cm、横45cmの、船旗の墨書銘を写したもので、返り点や送りがな等が付されている。

　天正12年椙原元兼証状写は、縦16.5cm、横39cmの船旗に対応する文書で、貿易のありかたを詳しく記したものである。

　高洲家に残るこれらの資料は天正期(1573～91)毛利氏の対明貿易が赤間関(下関市)を拠点に行われたことを伝える貴重な歴史資料である。

首博《直掛雲帆濟滄海-海上絲綢之路特展》之九 - https://goo.gl/54ls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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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已明確出現紅色圓形圖徽的官方旗幟

 

http://183.63.54.166:8082/info/4737.j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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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有國旗嗎？是什麼樣子的？
2015年10月8日 天朝風雲來源：

明朝國旗是什麼樣子的？在問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還得問一個問題，明朝有國旗嗎？眾所周知國旗的概念是在清末才出現，明朝那時壓根沒有國旗的概念。但現在又出現很多證據，我們發現明朝好像是有國旗的，只是這個國旗是非官方的。

（清末出現的大清龍旗，這是中國的一面真正意義上的國旗）
此話怎講呢？明朝的隆慶皇帝1567年宣布解除海禁，允許民間出洋貿易，史稱“隆慶開關”。那時真是一個貿易好時期啊，全球白銀總量的1/3都湧入了中國，而且全球2/3的貿易都與中國有關。

因為出洋貿易便接觸了歐洲人，明朝的商船看到葡萄牙人、荷蘭人的商船在船頭都掛了一面國旗，這樣在海上有利於區別。於是明朝商船也在船頭掛一面“國旗”，表示是大明的商船。可是明朝沒有國旗啊，怎麼辦？這難不倒大明商人們，他們覺得大明、大明，太陽就象徵著“明”，而且太陽在中國人心中總是無限尊貴並充滿敬意的，於是掛一面旗幟上面畫一個太陽就代表明朝了——這再合適不過了。

明朝一些商船上懸掛的非官方國旗。現在在南洋打撈起來的一些明代船隻，就有類似於這種太陽旗幟，正好佐證了明朝船隻用太陽旗作為大明“國旗”的證據。

但是前面也說了這是非官方的，所以太陽旗並沒有嚴格的標準。我們會發現有些太陽旗畫的並不一樣，可以說五花八門。只是中心沒有脫離，那就是無論如何旗幟上是個太陽的。比如明朝仇英版本的《清明上河圖》中就有一些“國旗”，畫的就簡單多了，只一個紅太陽而已，周圍的“金光”就沒有了。

清朝國旗

 

明朝仇英版本的《清明上河圖》商船懸掛的大明國旗

商船懸掛的非官方大明“國旗”，因為是非官方的，標準就不清楚，所以你會看到旗幟的底色一面是綠色，一面是黃色。可見大家也只是意思意思而已，不會講究百分之百準確（首先也沒標準啊）。

此外還有謠傳說大明的國旗是這樣的——日月旗，剛好是一個“明”字。按理說這面“國旗”想象力十足，也最符合大明，但事實上這真的只是謠傳而已，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大明商船使用過這種國旗（這麼複雜的圖案，商船們也懶得畫吧）。

看起來明朝仇英版本的《清明上河圖》中所畫的“國旗”是最靠譜的，表明那時候很多商船達成某種默契，使用太陽旗作為明朝的“國旗”。同時強調一點——是非官方的，官方從來沒有國旗。唯一不好的是有點像日本國旗……

明朝已明確出現紅色圓形圖徽的官方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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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早的國旗：明朝國旗日月旗
2016-04-22 12:08:07

 
中國自秦朝以來直至清末，絕大多數年代是沒有國旗的。

歷朝歷代都有朝代旗，當時講究朝代五行之德輪轉，每個朝代有各自的標誌顏色，比如宋朝尚木德、服飾以綠色為主，元朝尚金德（金克木）、服飾以白色為主，明朝尚火德（火克金）、服飾以紅色為主，清朝尚水德（水克火）、服飾以黑色藏青色為主等等。

朝代旗以各自朝代的標誌顏色為底色，旗面中央一個白色圓形被稱為白月光，周圍用裝飾色飾以飛火焰，白月光內用黑色隸書寫明本朝名號。例如明朝，紅旗，黃飛火焰，白月光，中間斗大的黑色「明」字。

中國第一面號稱國旗的旗幟是清末的黃龍旗，明黃底色，藍邊白色龍鱗，龍頭向左，龍頭前方一顆紅色龍珠，四種顏色的搭配象徵滿清皇帝是八旗之共主；這是面臨近現代外交現狀而設計的。嚴格地講，黃龍旗應該算滿清皇帝旗，而不能算國旗，因為滿清的標誌性顏色是藏青色。

中國最早的國旗應該是漢人政權的明朝國旗。

日月旗是明朝的國旗，由明朝的國號「明」字的意義演化而來，明朝最初沒有國旗，隆慶開關以後，由於對外貿易的迅速發展，明朝船隻按照國際上的標準懸掛了一種旗幟以區別於葡萄牙、荷蘭等國船隻的國旗，成為當時事實上的中國國旗。近年來，南洋一些明代船隻被打撈，這種旗幟也重新面世。

日月旗的象徵和含義：

旗幟由紅日、黃月重疊的圖案和藍底組成。藍底代表青天，象徵著我大漢民族光明磊落、崇高偉大的人格和志氣。

日月重疊即是「明」字，代表大明，位於旗幟的正中不偏不倚，是取中國位於四方之中之意。

旗幟中央的黃色又代表著漢人的膚色，象徵著大明是漢族人建立和統治的國家，黃色位於中央，意指大明將漢族的利益視為核心利益。

紅色的光芒是太陽的光芒，又象徵大明屬於火德，亦指統治大明的朱姓皇族。十二道光芒即指一天十二個時辰，一年十二個月，光芒位於青天之上，表示大明光輝時刻都在普照萬方。

紅色光芒中四個尖銳的大角，分指上下左右四個方向，即「際天極地，罔不臣妾」之意，又表示著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是大明世代遵守的道德規範。

日月旗的演進

日月旗使用之初，底色採用玄色，圖案為正方形，因為玄色自古以來是象徵漢族的顏色。但因為玄色太暗不易看清，故改為藍色。後來又根據國際慣例，將旗幟的形狀改為大多數國家通行的長方形，成為我們現在見到的樣子。

日月旗的使用

以反清復明為宗旨的洪門，曾經使用過日月旗，反抗清廷。洪門中有《大明旗詩》云：「日月旗中第一枝，會合洪英創洪基。為人須要存忠義，不可外頭說是非。」

 

朝鮮半島百年曆史明朝是中國的朝貢屬國[組圖] - https://goo.gl/4iYG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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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走私猖獗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誰才是走私主力？
Posted on 2016-08-19 in 歷史

海禁和朝貢貿易，是明代對外政策的兩大支柱。不過，古人說得好： 「利重之處，人自趣之，豈能禁民之交通乎？故官法愈嚴，小民寧殺身而通番之念愈熾也」即使是在朝貢貿易鼎盛的明前期，私人海外貿易也未能完全禁絕，只不過是以走私貿易的形式存在：洪武年間，明太祖朱元璋頻繁發布海禁沼令，恰好說明禁而不能絕，譬如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距離第一次發布海禁詔令的洪武四年（1371年）已經過去了23年，朱元璋再次重申海禁，原閃仍然是「緣海之人，往往私下諸番，貿易香貨」：永樂年問，I蜀為鄭和下兩洋，官方對外貿易十分興盛，而鄭和龐大的武裝船隊對於私商來說也是巨大的威懾，所以私人海貿易未見明確記載、張維華在其《明代海外貿易簡論》中指出，永樂年間，南於經濟繁榮，對外弛禁， 「所以這時私人海外貿易必然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不過由於專制政權控制下的海外貿易（按：朝貢貿易）大大發展起來，私人海外貿易活動不免相彤見絀而居於次要的地位」 當然，這只是後人的推測而已 不過，宣德年間，鄭和匕下西洋之時，已經有「近歲官員軍民不知遵守，往往私造海舟，假朝廷幹辦之名，擅自下番」，以至明朝廷不得不以嚴厲的口吻再次發布海禁令，說明這時的走私貿易已經形成一定規模，而且有朝廷官員和軍隊人員的參與 正統至弘治年間，走私貿易更趨活躍。弘治六年（1493年）兩廣總督都御史閔珪的奏摺巾稱「廣東沿海地方，多私通番舶，絡繹不絕」 這一時期，已經有不少豪有大姓為謀取厚利，投資海外貿易，參與海上販運 。

 

明中葉以後，私人海外貿易開始蓬勃發展。正德年間，朝貢貿易愈加衰落，廣東以充軍餉為由開始對海外番舶實行抽分制，這就給民間的私商貿易帶來了契機。中國的民間商船也混跡于海外番舶之中， 「遂使奸民數千，駕造巨舶，私置兵器，縱橫海上」：同時，由於海外番舶紛沓而來，為逃避抽分而進行的走私貿易也在福建和浙江沿海發展起來。與此同時，葡萄牙人在廣東叩關失敗，遂轉移到閩、浙沿海活動。以浙江寧波的雙嶼和福建漳州的浯嶼為據點，頻頻與中國海商進行走私貿易，雙方都從中獲取厚利：一些沿海大姓也參與其中，與官府相勾結，甚至連海防官兵都不敢查問、東南沿海的走私貿易於是呈現一派難以遏阻之勢。

這些海商集團大都與嘉靖時的所謂倭寇有密切關聯。倭寇中的很多首領都是活動在東南沿海的中國海商（寇），如盤踞在浙江雙嶼的許二、李光頭，橫港的陳思盼，以及後來的王直、徐海、陳東、毛海峰、洪迪珍、張維、吳平、曾一本等。他們都是一方面到日本、暹羅、南洋等地做買賣，另一方面又「於沿海兼行劫掠」，進行海盜式的海上貿易活動。前期以盤踞在雙嶼的許棟（許二）為海上「最稱強者」，雙嶼覆滅之後，以王直為首的海商集團，人數最多，勢力最大，影響最廣。王直，綽號「五峰船主」，後稱靖海王、徽王，為眾海夷所信服，勢力最盛時擁兵二十萬，船艦數百艘， 「海上之寇非受（王）直節制不得自存」，日本的三十六島之夷都受他調遣，連葡萄牙的商船也「俱請五峰旗號，方敢海上行駛」『。因為名氣過大，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王直被明軍追捕，避往日本，仍被視為是「嘉靖倭患」之罪魁禍首，後被胡宗憲誘殺。實際上，王直雖然是最大的海商（寇），但也曾幫助地方官府剿滅其他海寇，條件只是開放通商互市而已。從王直的悲劇，再次證明嘉靖所謂的倭寇大多是朝廷厲行海禁政策之下的犧牲品。正如王直所言， 「倭圍缺絲棉，必須開市，海患乃平」。嘉靖倭患之所以聲勢浩大，也是因為「大抵治海中之寇不難，而難於治窩引接濟之寇；治窩引接濟之寇不難，而難於治豪俠把持之寇，蓋山海淵藪，視為表里；衣冠劍戟，相為主賓」。正是嘉靖時期厲行海禁，才導致走私貿易如火如茶，而海防廢弛，社會動亂，最終才會倭禍四起，演變成一場大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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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山真之 丁字戰法

「本日天気晴朗ナレドモ波高シ」

日本海戰英雄- 秋山真之

e0040579_2323257.jpg秋山真之(，あきやま さねゆき，1868-1918)，愛媛人，生於日本明治元年3月20日。東鄉平八郎譽其為“智謀如泉涌”的戰略家。

父親是松山藩士，哥哥是有「日本騎兵之父」之稱的陸軍大將秋山好古。

秋山真之自海軍兵學校畢業。1892年升少尉，作為炮艦築紫號的大副參加中日甲午戰爭，從事偵察與後援任務。

1897年赴美國留學，就讀於美國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導師是著名的海權論發明人馬漢，回國後成為海軍大學的教官，教授海軍戰略、戰術、戰務等，此後成為日本海軍兵學的基本理論。

1905年日俄戰爭時秋山真之任第一艦隊參謀兼聯合艦隊參謀，提出「沉船閉塞旅順港」、「丁字戦法」、「敵前大轉向」、「七段擊」等方案，成為日本聯合艦隊擊敗帝俄波羅的海艦隊拼湊而成的第二太平洋艦隊取得勝利的保證。

稍微知道日俄戰爭歷史的人都以為日本海海戰是海軍司令東鄉平八郎的功勞，其實從編隊到戰法到戰略都出自秋山真之之手，東鄉之所以是名將就在於徹底放權，完全信任他的作戦參謀長-秋山真之。

有名的Z旗信號文「皇国ノ興廃此ノ一戦ニ在リ、各員一層奮励努力セヨ」也是出自秋山真之所作。

秋山真之於日俄戰後赴海大執教，教授《海軍基本戰術》、《海軍應用戰術》、《海軍戰務》、《海國戰略》等課程。

丁字戰法

e0040579_2324082.jpg1905年5月27日日俄戰爭日本海海戦之「丁字戦法」（ていじせんぽう,T字戦法ともいう；Crossing the T），秋山真之參考英國戰列艦在炮艦時代側面最大火力T字並行的海戰的戰術之一。

「丁字戦法」屬於秋山真之「七段擊」(七段構えの戦策)之第二段部份，以擋住敵艦隊行駛方向，集中火力炮擊敵艦隊的前頭艦以圖謀對敵艦隊的各個擊破之戰術。

5月27日14:02 - 日本聯合艦隊（航向西南）與俄國第二太平洋艦隊（航向東北）平行相對航行。 

俄國艦隊戰艦新舊混雜，性能差距導致全隊列最高航速只有11節；日本艦隊主力全隊列最高航速可達16節，機動能力佔有絕對優勢。 

可是如果從當時的海戰的常識看，在敵前的回頭是把軍艦置於危險境界的蠢事。但秋山真之戰前反覆模擬認為可以製造出俄艦試圖硬衝的盲點。

*採取對敵艦隊平行交錯的航線「敵前大轉向」(14:05 - 兩艦隊相距8,000米、日艦開始左舵調頭，進行「Ｕ」字形的轉彎。)

俄羅斯艦隊官兵把先導旗艦「三笠」的「敵前大轉向」，炮轟了48發，都認為東鄉八成不正常了，俄羅斯勝利已在眼前。

*先堵塞敵艦隊的前頭，轉動我艦隊側面火炮進行齊射。(14:07 - 兩艦隊相距7,000米、日先導艦三笠號調頭完成，14:10 - 兩艦隊相距6,400米、全部日艦調頭完成。 )

日本艦隊速度依靠從斜後方遮蔽敵艦隊先頭前進的路線，實際上比較像「イ」字型。

14:18 - 兩艦隊相距4,600米、日艦齊射俄先導艦蘇沃洛夫公爵號。 

14:35 - 日本聯合艦隊（航向東南偏東）將俄國第二太平洋艦隊前進路線完全封鎖，形成「Ｔ」字射擊陣活靶。

經過30分鐘砲戰，秋山真之的丁字戰法完成，戰局已決定俄國第二太平洋艦隊的覆滅。

秋山真之於1904年出任海軍軍務局長，1916年3月，派往歐洲視察第一次世界大戰，歸國後任第2艦隊水雷司令官，1917年授中將軍銜。 

秋山真之晩年得腹膜炎在箱根療養，後來病情悪化在1918年2月4日於小田原山下亀三郎別墅中死去。享年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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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倭圖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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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武將最厲害的武器是自己的家丁、家將，生死關頭替主人擋刀箭

Posted on 2016-09-23 in 歷史

（之十二）：李成梁剛死，努爾哈赤就自稱「英明汗」，其間關係耐人尋味

李成梁（之十三）

大哥李如松督師前往朝鮮參戰時，李如柏被任命為署都督僉事，率軍同行，表現還不錯，幾年之內升為總兵官。李如柏兄弟們從小富貴，身上不免沾染了許多紈絝風氣，《倖存錄》中說他們「恣意聲色婦人，出遊騎若雲錦，而功名衰矣。」

遼東人對於李成梁和他的兒子都有直觀的認識，李成梁和大兒子李如松說話思路清晰，言語精當，到了李如柏、李如楨等人這裡就完全變了樣，「既弱且蠢，與言皆潰，而其父兄之風，無一存者。一見而知其必敗也。嗟乎！李氏之盛衰，即遼事之興壞系焉，豈非天哉！」

萬曆二十五年四月，寧夏總兵官李如柏因病乞歸，明神宗准許。從那時候到萬曆四十六年，算起來李如柏已經在家裡玩了二十多年，況且他本來就不是一員好武將，能順利地做到總兵官，完全是藉助父兄的光環，一切都是父親李成梁為他打拚出來的。

李成梁父子疆場逞威，最重要、最厲害的一樣武器就是家丁、家將。明代武將都有自己的家丁，類似於私人警衛，但數量一般都比較多，形成一支特殊的警衛部隊。

（《平番得勝圖卷》局部）

《萬曆野獲編》中專門有「家丁」一條，認為家丁最早出現在晚唐的節度使。明代邊鎮的武將都有家丁，「其廩餼衣械，過額兵十倍，每當大敵，用以陷陣，其善戰者多以首功自奮，間至登壇。」

就是說，這些家丁的軍餉比普通士兵要高出許多，兵器、戰馬都更精良，戰鬥力當然更強大。家丁們也格外忠誠，格外賣命，有些還當上了將軍。家丁的來源，大部分是本鄉的子弟，也有俘獲的蒙古或者女真將士，騎術射術都不錯。上陣打仗時，這些家丁是武將身邊最核心、最可信賴的力量，可以為武將擋刀擋箭，替武將去死。

萬曆二十九年，大學士沈一貫推薦李成梁二度出山的時候，其中一個比較奇特的理由就是家丁。前任遼東總兵官馬林是山西人，身邊的家丁都是山西人，跟隨馬林背井離鄉，戍守遼東，馬林管束不嚴，這些人常常四出攪擾，引起遼人的不滿。

沈一貫認為，遼東鎮總兵官的可選人物還有麻貴。老將麻貴是山西大同人，做過延綏總兵，和李成梁家族一樣，麻氏也是武將世家，當時人稱「東李西麻」。問題是麻貴也有馬林一樣的缺點，他身邊的家丁也主要是山西人，如果不允許麻貴自帶家丁，「則無手足」。而李成梁的家丁都是遼東本地人，沒有麻貴一樣的麻煩。

按照沈一貫的說法，麻貴不帶自己的家丁，就如同去掉了手腳。這種說法在當時一點都不誇張，每個明軍的武將都非常倚重自己的家丁，比如後來薩爾滸大戰中死去的杜松就養有一大群死士。另一位老將劉綎，是武將之後，作戰勇武，擅長的兵器是一柄鑌鐵大刀，重達一百二十斤，馬上輪轉如飛，天下稱其為「劉大刀」，無人能敵。劉綎徵募了許多同鄉健兒，帶著這些子弟兵四方征戰，久經戰陣，穩步升遷。

李成梁、李如松父子馳騁疆場幾十年，身經百戰，自然也要組建自己的鐵血團隊，其中比較有名的李平胡、李寧、李興、秦得倚、孫守廉等人，在許多大戰中表現勇武。

比如萬曆十年三月，速把亥率軍進犯義州，李成梁在鎮夷堡伏擊，參將李平胡射傷速把亥，速把亥翻身落馬，蒼頭李有名上前將其殺死，明軍大勝。戰鬥中發揮關鍵作用的李平胡、李有名都是李成梁的親隨。

萬曆十四年的二月，士蠻等部三萬餘騎騷擾遼陽。李成梁率領副將楊燮、參將李寧、李興、孫守廉等人輕騎出襲，晝伏夜行，疾行二百多里偷襲，冒死陷陣，取得大勝。這也是一次典型的李成梁式的戰法，就是率領子弟兵親自上陣，將士們自然願意賣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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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定準部回部得勝圖郎世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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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650年 明朝大航海時期船隻，槳帆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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