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五次遷徙/客家人並沒有來臺較晚，也不是主動選擇類似原鄉地形之丘陵地來居住，早期影響臺灣客家人口分布的因素，主要為閩粵械鬥及樟腦採集/（1830年）台北盆地閩粵二族因爭地盤發生械鬥，客家人人數較少械鬥失敗，被迫遷至開墾較晚、較貧瘠的山麓與丘陵地帶。美濃平原，則是客家人在原漢衝突中，從平埔族手中得來的。新屋區位於沿海平原，原有平埔族及泉州人先後開墾，後因客家移民日增，成為客家地區，永安漁港亦成為臺灣唯一以客家籍為主體的漁港[8]。花蓮縣客家人多為日治時期樟腦業盛行時，自臺灣西部遷居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luTFjK
客家人/廣東西路土客械鬥1854-1866/羅香林集客家學之大成，賴際熙則是客家學的奠基者/世界客屬總會/《崇正同人系譜》是客家研究第一本專著/徐旭曾的《豐湖雜記》是客家學的開山之作/「遷海復界」與「廣東西路土客大械鬥」，引第五次大遷徙/1854年，廣東天地會紅巾軍起兵，圍撲鶴山、恩平等縣。當地的官吏招募客家鄉勇應戰。隨後兩廣總督葉名琛下令鶴山縣令率客家鄉勇追剿殘匪，紅巾軍領袖多是當地土人，得知這個消息十分害怕，便散佈流言說：「客家人想借助官方的勢力鏟平土人。」當地人一聽，急了，於是乘勢協助紅巾軍殺掠客家人，客家人也予以報復，土客之間爆發了大規模的械鬥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Jome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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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旺成1888-1978年日記可謂新竹地區重要地方史料，亦是臺灣史研究最好的參考資料/臺灣臺北府新竹縣竹塹堡赤土崎莊（今新竹市東區建功聯里一帶），社會運動者/黃旺成日記共48本，自1912年至1973年為目前已出版的臺灣人日記中，保存的日記時間最長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IjZC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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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1926年社會台灣日日新報公開稱呼客家人為廣東、客人，正是從粵到廣到客家人的稱呼轉變時期。當時閩南語稱福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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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史話－戰後台灣客家的形塑歷程 從廣東人到客人再到客家（一）
2016年10月23日 04:10 文／林正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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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客家的形塑歷程：清代至戰後的追索》由台大出版中心出版。（出版社提供）
編者按「客家」究竟是什麼？今日的台灣「客家」如何形塑而來？「客家」的形塑是華南與台灣皆同，還是存在不同的歷史脈絡？從林正慧所著《台灣客家的形塑歷程》，上述問題將找到解答。
國府遷台後，台灣戶籍體系中由於大規模人口遷台所造成的問題，在幾年之間陸續解決之後；政府於1956年9月16日在台灣舉辦了中華民國歷史上第一次戶口普查，普查的範圍僅止於台灣省及福建省金門與連江兩縣。
日治時期，雖然已有部分台灣客方言人群知道自己也可以被稱為「客家」，但是對「客家」一詞，似乎較從外來語的角度看待。也因此，戰後台灣的本省客方言人群，不僅經歷了從日本人變成中國人的國籍轉換，也經歷了從廣東人變成客家人的調適過程。本章旨在瞭解這樣的過程，以及本省客方言人群在接受了以中原形塑為內涵的「客家」定位後，如何轉換為今日所認知的台灣客家。
台灣的客方言人群在日治時期被殖民政府標誌為「廣東人」或「粵族」，而民間也通用自清代以來的「客人」稱謂。在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前，台灣的客方言人群很少自我定位為「客家」。1945年8月之後，台灣的客方言人群可能就在國家的分類框架，或是與戰後來台的外省或半山客家接觸的過程中，逐漸將自己由「廣東人」、「粵人」或「客人」，重新定位為「客家」。以下分3部分說明之。
國家視角沿用舊制
1946年間，國民政府責成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在台施行戶口清查，此次清查雖有失誤，但執行上堪稱確實，成果較之大陸各省更不可同日而語。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根據日本台灣總督府所移交的大量資料，擇要編撰《台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在這些種族別人口資料中，其類屬名稱被根據大陸通行的籍貫區分及新的政治主權觀念逐一轉換之後，直接以人口「籍貫」稱之。
國府遷台後，台灣戶籍體系中由於大規模人口遷台所造成的問題，在幾年之間陸續解決之後；政府於1956年9月16日在台灣舉辦了中華民國歷史上第一次戶口普查，普查的範圍僅止於台灣省及福建省金門與連江兩縣。
戰後台灣戶籍體系的建立，由於上承日本殖民政府遺緒，國府自能在台灣遂行有效的統治。就行政體系的立場來看，沿用既有的人口分類架構有其行政執行上的技術考量，一者不必為了符合新訂類目的內容而重新計算各項數據；二者將新的「解釋架構」加諸舊有的「分類模式」就能符合政權轉移後全新的統治策略，在行政效率上更是單純而「合理」的作法。
事實說明，日人在台留下的龐大遺產，包括各類制度法規、調查資料、行政規畫與組織網絡，在戰後重建人口管理體系的過程中確實展現了高度的效能。研究者甚至認為，戰後台灣人口管理機制的建構，可以「挪用」、「轉化」稱之。
王甫昌則認為，此一分類範圍的繼承與轉換意味著「兩個系統的遭遇」，其結果足以長期影響戰後台灣人口統計的分類模式。
行政院戶口普查處在規畫1956年戶口普查時，曾為訪員準備「戶口普查疑難問題解答彙編」，當中針對「不明祖籍者」做了下列登錄規定：「自大陸來台之本省籍人口，多係來自福建，或來自廣東，可依其家庭之日常用語填記，如常用閩南語者，祖籍為福建，常用客家語者，祖籍為廣東」。
在行政院正式發給普查人員的手冊中，也說明：「如申報義務人不能答覆時，由普查員就其語系判別之」。因此，在實際操作上，普查員被指示必要時可以用受訪者家庭使用語言來斷定其「祖籍」。
戶口調查法規問答
由提問與答案看來，幾乎與日治初期《臨時台灣戶口調查諸法規問答錄》所載「其一以父方種族為準，若種族系統不詳，則依現狀的風俗習慣推知；其二，若已改變風習語言，則以改變後的狀態認定之，如雖然有廣東人的歷史，然而其特徵不存在，且已福建化，則以福建人視之」的說法如出一轍。
1968年陳紹馨與傅瑞德曾以1956年台灣省人口普查資料進行台灣姓氏分布之研究，以全省全部1,638,673戶卡，與9,311,312張口卡的十分之一作為樣本，按鄉鎮別依姓氏分類，再依祖籍分類加以統計。（待續）
兩岸史話－戰後台灣客家的形塑歷程 被直接挪用的漢人身分（二）
By 中時電子報, www.chinatimes.com查看原始檔十月 23日, 2016
高雄美濃客家村。（本報系資料照片）
各國志工來台學習台灣客家文化。（本報系資料照片）
台北客家義民祭舉行主祭大典。（本報系資料照片）
臺灣客家的形塑歷程
然據相關資料可知，原本的「客人」自稱，到了戰後，似乎也直接轉化為自稱「客家」。
或如一則1947年5月刊於上海《申報》的〈台省一葉〉中言：
這裡的老百姓，除了極少數的土人──高山族之外，大都的同胞都是來自閩粵二省，全省人口號稱650萬，高山族人約30萬到40萬，客家人百餘萬，其餘都是福建的閩南人……客族人聽說亦因來台較遲的緣故，聚居的地方也比較是山僻的鄉間，但是他們富於刻苦和耐勞的習性，能憑其天賦性能與大自然鬥爭，所謂「人傑地靈」，在他們不屈不撓英勇努力之下，同樣也有他的偉大成就，許多的荒山開闢了，許多的野原變成了稻田，他們造成了另一種局面，和生活的根據地。看吧那個村子的客家民族，不是都過著愉快安逸的農村生活呢。
如上可知，一如國家直接將日治時期的「廣東人」直接等同於「客家」，當時中國方面對台灣漢人的認識，也是採取直接挪用、轉化的方式。
本省客人的採納
台灣客方言人群在清代多被官方以「粵人」表述，到日治時期，則被殖民政府以「廣東人」稱之。然清至日治時期，台灣客方言人群在民間通用的自稱則為「客人」，以方言之異同，與「福老」對稱。然據相關資料可知，原本的「客人」自稱，到了戰後，似乎也直接轉化為自稱「客家」。
據溫送珍回憶表示，戰後初期，何禮謙即召集徐傍興、陳重灝、林昌福、張昌廣、宋霖康、張芳變、周東郎、張心淵、黎傳金、陳新壬、陳新春、潘德青、彭雲鵬、何禮棟、曾坤燈、張木生、溫送珍等在台北發展的客方言人群，籌組「客人會」，但後來即改名「客家會」。此外，我們也可以由一些日記內容的自我表述方式來加以印證。
日記書寫的目的是私密而非公開，較能夠反映作者內心真正的想法與感受。加上，日記所記載的內容是事發當時的心情，不會因事過境遷記憶零落，或因時空變化而加以美化、扭曲，導致失真。
因此由日記的書寫可以比較如實地了解書寫者當時的想法，或比較出其心理的轉折。故有研究者認為，日記做為一種史料，最能反映時人對局勢的態度。目前所能涉獵的客方言人群的日記不多，以下以《吳鴻麒日記》為例，再參以非客的觀點加以佐證。
吳鴻麒（1908-1947），原籍福建汀州府永定縣，父親原為茶商，後來遷至中壢。目前得見之《吳鴻麒日記》僅1945-1947年，但已足以看出戰後台人適應局勢的心情轉折。由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到，1945年9月，吳鴻麒曾應李瑞漢之邀，至某校教授官話（北京話）及客音漢文。我們也可以看出本省客方言人群當時即與外省或半山客方言人群頻頻接觸，如1945年3月1日的日記寫到，「邱琮先生回台，招待台北市各方面有力者，余亦被請之一人」，以及1946年6月19日提到「丘念台先生、鄭長英先生來訪」。
除了丘念台之外，李翼中亦為本省客人多方接觸的對象。一則寫於1945年10月31日的日記，提到「明日客家人要訪李翼中先生」，有意思的是，由日記中塗改的痕跡，我們可看出日記中原本寫的是「客人」，但之後被改成「客家人」。可能由於對「客家人」一詞不甚適應，在隔日1945年11月1日的日記中，又直接以「客人」書寫，不再改成「客家人」：
1945年11月1日，早朝客人等聯袖訪李翼中先生及其同伴者多人。
以上是以客方言人群的角度觀察，若以本省福老的角度，亦可看出此種轉折。目前可見本省福老在日治時期的日記中，多將本省客方言人群書寫為「粵人」或「廣東人」。如《灌園先生日記》中提到其在大肚女子訓練所講演，題目是「女子對國家應盡之義務及修養訓練」，言及「漳泉女子不作田，粵人惟女子作田，偏則不好」，或如《水竹居主人日記》在提到友人林良鳳時，言「公，粵人也，生長宗邦，性勤儉」。
主張大客家主義
黃旺成的日記亦然，如1912年4月15日的日記提到，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位新來的「廣東人」巡查補。同年10月7日，日記寫到因北風太強，草帽掉到水裡，一位「廣東人」親切地幫他撿起。1915年4月3日的日記，則提到當天下午2時有衛生講話，「集福建人於講堂，廣東人於大成殿前」。
1925年12月14日的日記中提到，「廣東部落以硬飯待上賓，反受其苦」。1928年1月11日，日記中提到午後到民眾黨支部聽一日人參與的共謀詐欺案，受害者是「兩母女，兩粵人」等等，不一而足。但我們由1951年1月20日的日記中可看出，黃旺成已將本省客方言人群稱為「客家」，即「聞鄒清之昨來竹開座談會，極力主張大客家主義，縣長、議長客人都要爭取」。
另外一個例證是戰後初期保密局台灣站的一則情報資料。1947年4月1日保密局高登進提供關於彭德之情報時，稱「查新竹市黨部指導員彭德（本省客人，現住新竹中正路……）」，由此也可看出「客人」一稱是日治時期以來的習慣稱謂。而這些不論是自稱或他稱的「客人」，到了戰後，皆一律改稱為「客家」。
綜上可知，台灣客方言人群，在戰後不僅經歷了由「日本人」變成「中國人」的身分轉換，與此同時也由「廣東人」或「客人」變成了「客家人」。
黃旺成1888-1978年日記可謂新竹地區重要地方史料，亦是臺灣史研究最好的參考資料/臺灣臺北府新竹縣竹塹堡赤土崎莊（今新竹市東區建功聯里一帶），社會運動者/黃旺成日記共48本，自1912年至1973年為目前已出版的臺灣人日記中，保存的日記時間最長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IjZC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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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壢望族吳鴻麒出征狀行會
中壢望族吳鴻麒（揮手者）、吳鴻煎應徵出征的送行
1950年台北入伍遊行
虎山神社出征送別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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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認同」是如何形成的？
一月 31, 2016|分類：全部文章|作者：張家綸
作者：張家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什麼是客家？問起這個問題時，大家腦中可能浮現硬頸精神、克勤克儉、客家小炒、客家粄條、擂茶等各種特性或元素，只是，這些乃是歷史演變後的結果，我們只是參與了或正在參與這個歷史形塑的過程。因此，應該要問的是，在甚麼樣的背景下，是甚麼樣的力量引領了這個過程。換言之，客家如何形成，或者在甚麼情境下開始，這個提問，應是更好的問法。
當然，不能以現在對於客家的論述或印象套用於過去，以「客」此詞而言，兩百年前的「客」和今日的「客」涵蓋不同概念，也非指涉相同範圍的人群，更遑論紛雜多元難以捉摸的認同問題。那麼，該如何解決這樣的問題？林正慧和陳麗華分別用兩種不同的視角提供了一些線索。
1
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的林正慧博士，甫踏入研究以來，即關注臺灣客家族群之議題，在本書《臺灣客家的形塑歷程：清代至戰後的追索》出版之前，已出版根據碩士論文改編之《六堆客家與清代屏東平原》。
這次她跳脫地域，從國家分類族群的角度談論臺灣客家之塑造，旨在說明「方言」是確認族群認同的顯性標誌，然而在國家力量的介入下，混亂了以方言為中心的族群分類，進而影響了族群的自我認識。
這樣的結果，若追溯起源頭，必須回到明清年間的華南一帶。
嘉慶13年（1808）年，身處「邊緣客域」的文人徐旭曾，在當時廣東土客械鬥的背景下，發表了一篇〈豐湖雜記〉，擬構出一幅以方言為界線的客人分布圖。開港通商後，外國傳教士以Hakkas稱述客方言族群的用法也影響客方言族群，促使「客家」變成自稱。與此同時，廣東也於同治年間發生土客大械鬥，其中「客家」也用以指涉客方言族群，這些便成為同治6年（1867）林達泉〈客說〉的論述資源和形成背景。
不同於徐旭曾，處於「中心客區」的林達泉完成橫跨多省的「客家論述」，促使「邊緣客域」論述回流到了「中心客區」。其中基督教巴色會（Basel Mission）對客家的溯源，以及「中心客區」中其他的客人論述，不僅促使林達泉接受了「邊緣客域」論述中的客家稱謂，並豐富了客家論述，進而有利於凝聚客家人的認同，甚而有之，形成客家意識進而其他地方傳播。
到了1930年代，客家不僅在進化論下被模塑成優良特性之種族，加以民初以來客家在黨政軍方面漸具實力，已可掌握我族論述的話語權，在一切水到渠成之勢之時，1933年羅香林出版了《客家研究導論》，將原本備受排擠與鄙視的客家族群請進了學術廟堂。
圖片說明：羅香林。圖片來源：http://goo.gl/pSYafp
相對於華南客人論述之發展，清初臺灣文獻雖然已經出現「客」的書寫，但卻有不同發展。以往研究大多從「閩主粵客」之土地承租關係，或者閩粵分別的科學名額分配制等官方劃定的界線，闡述客家認同的形成，但這忽略了方言問題，亦即：雖然「粵人」和「客人」代表的人群意涵可能大部分重疊，不過，由於南部有大量的粵籍福佬，因此「粵」和「客」並不等同於客方言族群。
那麼該如何解決此問題？作者認為，方言是認同的標準。她先透過嘉慶到道光年間分類械鬥之分析，說明粵人有逐漸聚攏之勢，重要的是，粵省福佬潮州人與閩人之結合較為少見，反而閩省汀人附粵之現象頗為顯著。
在這樣的觀察下，她分析各類「客」移民之發展，其中閩籍汀州客，以跨省方言認同出現「汀附粵」之情況，相較於華南以汀州視為客家祖源地，臺灣由於有閩主粵客之行政框架，加以汀、粵都是外來者，其中粵又多於汀，因此汀州人僅能因應時勢選擇依附。位處客話和閩南交界地帶的閩籍漳州客，因語言差異性大，加以「閩主粵客」之框架，故少出現「漳附粵」。
而處於雙語言交界地帶的粵籍潮州客和粵籍海陸豐客，皆因應語言和拓墾環境之差異產生不同的人群結合。相較於語言歧異較大的上述客群，粵籍的潮惠嘉客，由於方言互通，加以開墾環境之惡劣，促使其形成凝聚力強的移民社會。
1895年日本統治臺灣後，或許受到華南和西人的論述，以方言為標準調查當時的客家，並賦與「哈喀」、「喀家」或「客家」等稱謂，當時紛雜多陳的客家論述，伴隨舊慣調查之展開而定著，其根據清朝閩粵分籍之概念，並以近代人種學給予「廣東人」稱謂。結果，原本以方言分類的客家，遂與省籍界線疊合，影響所及，其一，日後以「粵即客」、「閩即福」之標準進行戶口調查、國勢調查和鄉貫調查時，無論是以方言或祖籍為分類基準，均促使溢出此定義之外的閩籍客方言人群和粵籍福佬落入身分選擇的窘境，然而，也在國家力量的介入下，已有人自稱為「廣東人」或「客人」。
其二，相對於當時仍強調我群為漢人之華南客方言族群，日本殖民者已將臺灣客方言人確定為漢人，並將「客」稱之緣由，定論為閩粵移民來台先後之不同，於是「閩主粵客」成為臺灣「客」稱之主要說法，影響直至戰後。此外，在福佬人優勢之情況，加以殖民者壓迫下，客家人陷入了雙重疏離的狀況。
戰後，不僅國民政府承襲了日本時代的分類基準，原本中國的客家人也隨政府遷台，與本土客家結合，繼承了華南「中心客區」的位置，並參與中華民族的建構工程。其以羅香林的客家論述為中心，嫁接起臺灣客家的源流，不同於清朝到日治以方言為中心的族群意識，形塑出具中原文化的客家意識，其中包括《苗友》、《中原》雜誌之創刊，以及同鄉會之創設，均參與了這次的國族建構運動。
雖然臺灣客家因此提升了地位，不過，這卻使其過往歷史只能任由負面評價，夾處於福佬人和中國客家之間的臺灣客家，因此讓自己陷入進退兩難的窘境。直到1980年代以降之民主化浪潮下，本土族群的反抗意識甦醒後，才終於選擇與中原客家論述道別。
由上文觀之，林正慧嘗試以國家分類族群的視角，配合方言為認同基準之出發點，提供了影響客家認同的另一種可能。這樣的國家介入甚至擾亂了後來客家的記憶，使得族譜上出現「福建省潮州府饒平縣」或「福建省漳州府饒平縣」（作者按：饒平縣應該是位於廣東省）等記憶錯覺的狀況,，而此處無疑是書中最精彩的一段論述。
文末，作者留下了一個伏筆，足供後來者繼續研究，相對於依附中原客家論述的《苗友》和《中原》，1970年代起六堆地區的客家論述卻強調本土客家的特徵，究竟為何如此，實是值得探究之處。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的陳麗華博士，亦長期關注臺灣客家議題，近年從客家塑造問題轉而深入探討客家認同之問題，《族群與國家：六堆客家認同的形成(1683-1973)》一書乃是以六堆客家為分析個案，勾勒出清代到戰後其認同的轉變。
六堆位於現今高雄、屏東境內，乃清代以客家族群為中心的自衛組織，自清代六堆地域社會形成以來，其透過嘗會、忠義亭祭祀、語言和風俗文化聚合，並以粵籍和義民身分表達群體認同。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不僅以廣東人之種族觀念，重新分類了客家族群，並透過調整行政區域、安撫地方仕紳、改變祭祀對象、消滅大租權，消解原有的閩主粵客承租關係，最後將六堆地域社會整合進國家。
之後，從傳統邁向近代化中，六堆呈現幾個近代化的面向：教育上，孕育出新式菁英，得以進入城市浸染近代社會的變化；經濟上，將六堆社會引領入資本主義的浪潮中；宗族上，追溯傳統並參與同姓仕紳階層合族組織；信仰上，忠義亭功能弱化，並演變成祭祀明治天皇的場所，代之而起的是內埔天后宮和昌黎祠，促使當地居民重新演繹了六堆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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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後期，又有一些變化。六堆經濟實力增強後，培養出新興的中產階層，在地的他們建祠堂、修族譜，並且強調地方廟宇與華南一代悠久之傳統聯繫，以及其與日本帝國之間的關係，結果不僅創造出新的地方文化，並且以運動會取代傳統拜祭活動，表達包含地方意識和帝國認同的六堆地域認同。至於不在地的那些人也透過同鄉會等組織強化客家人的同種族意識。
然而，進入戰時體制後，由於皇民化運動之推行，六堆地域認同被壓抑。到了戰後，在中華民族的建構工程中，六堆透過運動會和聖火形式，以及忠義亭改稱忠義祠之轉變，喚起地方民眾對於新國家的熱情。那些日治時期的菁英持續改造地方文化，並透過強調與中原客家血統之關聯，將地方意識融合進新的國家意識中，進而得以延續其地域認同。
陳麗華不僅以其歷史學訓練，建構出六堆地域社會的歷史，並以人類學訓練，從時代背景中分析田野經驗，以拼湊出其認同演變之圖像，給予讀者另一種觀看客家的視角。然而，談論認同並非易事，且認同是甚麼認同，各種認同之間是否相互影響，又，認同之中是否有階層、性別、年齡或教育程度的差異，在在都是不好回答的問題。書中雖然運用了一手文獻，並走訪鄉間，以人類學訓練觀察認同之形成，但是因史料之限制，以及認同定義不明，導致論述有些混亂。
首先，就史料來說，例如第二章提到，清代六堆客家地域社會的客語群體，以籍貫和義民身分表達群體認同，而祭祀中心忠義亭，乃是表達語群意識的場所。但是，文中僅描述忠義亭之祭拜過程，並無充足一手史料印證六堆客家如何透過籍貫、義民或祭拜表達認同。
到了日治時期，作者又指出，「地方領袖階層熱心參與後堆內埔天后宮及昌黎祠的重修活動，便是這一認同的再次演繹」，然而，從文中引用證據來看，僅是一段重修過程，讓人無法理解「認同」要如何「再次演繹」，如此論述過程，書中並不少見，反而讓人感覺這樣的論述需要一些想像力。
整體而言，雖然為了適切論述認同之演變，作者用心描述六堆社會的歷史背景，及其影響認同的各種因素，但由於史料之缺乏，導致相較於認同議題，本書其實比較偏向六堆地域社會史的研究。
其次，就認同而言，從題目「六堆客家認同」看來，會有兩種談法：一是「具有六堆特色的客家認同」，二是「六堆客家人對六堆的認同」。從文中論述看來，作者比較六堆客家與其他地方客家，讓讀者了解到六堆客家之特色，應屬於前者。不過，當談及後者時，卻有語言、國家、祖籍等各種認同，其都涵蓋於地域認同，或許這些認同相互影響，惟由於無一主軸清楚地說明其形成，導致閱讀起來不免有些混亂。
以第五章為例，作者談到運動會取代傳統拜祭，成為貫穿地方意識與帝國認同的主要活動，乃表達六堆地域認同延續之主要手段，接著又說，在外地的六堆客家參與了都市等地客家人傳播客家自覺意識之潮流。換言之，這段的客家認同不僅包含了帝國認同和地方意識，同時也被廣泛的客家自覺意識影響。雖然這同時也顯示出影響認同的多種因素，但不禁讓人想問，究竟是要談論六堆客家的什麼認同？還是，這樣的認同係其特色？
從兩書皆試圖談論影響認同的可能性看來，證明「認同」乃是族群史的重要議題之一。近幾年，施添福在《全球客家研究》連續發表了數篇文章，清楚地用本貫主義和方言主義勾勒出通用名詞「客家」如何變成專有名詞的客家，在官方史料的輔助下，可以了解國家對於一個族群分類的影響。
只是，客家人如何自稱客家，乃至其認同之形成，是一個可以持續追問的問題，目前其正持續關注此課題，讀者可以拭目以待。
“Lei cha" by Ren Kuo from Taipei, Taiwain – fUploaded by Diádoco. Licensed under CC BY 2.0 via Commons.
文末，用一個例子結束這篇文章，如果各位到具有代表性的客家庄時，或許會體驗客家傳統飲食擂茶的活動，擂茶的同時，你可能不知道自己也正在參與中華民族的建構工程。細究起來，「客家傳統飲食擂茶」這樣的認知沒有錯，但不夠精準。維基百科說「客家擂茶隨著客家移民傳入台灣的客家地區」，只不過，到底是何時的客家移民，並未明言。
研究者黃智絹發現，擂茶很有可能是戰後隨著外省客家人進入臺灣，在地化後，從鹹口味成為甜口味的臺灣客家擂茶，商業化後，從家庭飲食變成大眾消費飲食。換言之，這是一種被外省客家傳統嫁接於臺灣客家的飲食文化，透過政府的宣傳和廣告，讓我們以為這是臺灣客家的傳統飲食。這一段過程展現了國家力量的影響，其創造出來的符號，透過各種管道，成為我們習以為常的常識。
據此，光以擂茶一例，便牽動出影響臺灣客家文化之部分因緣，那麼具有百年以上歷史，並擁有我們以為的各種客家常識之臺灣客家，其形成過程又何嘗不是比此更加地複雜呢？
＊參考書目：
施添福，〈從「客家」到客家(一)：中國歷史上本貫主義戶籍制度下的「客家」〉，《全球客家研究》，第1期(臺北，11)，頁1-56。
施添福，〈從「客家」到客家(二)：粵東「Hakka．客家」稱謂的出現、蛻變與傳播〉，《全球客家研究》，第2期(臺北，5)，頁1-114。
施添福，〈從「客家」到客家(三)：臺灣的客人稱謂和客人認同(上篇)〉，《全球客家研究》，第3期(臺北，11)，頁1-110。
黃智絹，〈遠渡重洋的美食：臺灣客家擂茶的流變〉，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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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至日治時期，客家一詞並非臺灣客方言人群的自稱，清代習以粵人，日本殖民政府習以廣東人稱之。而客方言人群本身則習以「客人」自稱。
清代「閩主粵客」的框架，讓以客方言人群為主的粵人從一開始的渡臺、墾殖，到參與科舉，都必須遭遇比閩人更多的差別待遇，也預示了臺灣客方言人群居於少數地位的必然性。日治的國家力量讓人群的分類，從實到名，一致採取方言的界線。戰後，國家帶來了「客家」之名，臺灣客方言人群在已有的認同基礎上，很快就接納了來自省外的客家及其族群歷史。
從清至日治乃至戰後，漢人人群的分類多採方言邊界。戰後華南形塑已成的客家自稱被引入臺灣，且嫁接起中原南遷的族群歷史，以及中華民族主義之意涵，而成為有人為建構色彩的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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