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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靴子」馬鐙對西方騎士制度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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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國高度發達的文明對世界的影響,絕不限於印刷術、指南針、火藥、造紙術這四大發明,還有包括被稱為「中國鞋」的馬鐙等其它發明、文化等。

馬鐙的發明

事實上,在中國遠古時期,人們騎馬是騎裸背馬的,雙腳也只能懸在馬身兩側,無處擱置。如此騎馬自然是件比較痛苦的事情,因此這應該是用馬來拉戰車而不直接騎馬作戰的一大原因。然而,使用戰車作戰不夠靈活,遠非一人一騎作戰更有效率,是以春秋戰國時期的騎兵的人數不多,主要執行偵察、騷擾、包抄、偷襲等需要快速執行的任務。

大約在秦漢時期,騎兵人數增加,出現了馬鞍。為了防止騎馬者墜馬,又在鞍的前部和後部增設了「鞍橋」,三國時「高橋鞍」一詞出現在《魏百官名》一書中,但此時馬鐙是否出現並無確實證據。根據史書上關於騎兵作戰的一些記載,如項羽使用騎兵衝突敵陣、漢武帝時期騎兵作為主戰兵種大規模投入進攻匈奴的戰爭等,人們推測馬鞍和馬鐙是在漢代出現的,即當時雖沒有後世的金屬雙馬鐙,但至少有類似的替代品,如採用繩帶、皮革或木板作為馬鐙。三國時期曹操手下的「虎騎」之所以有著強大的戰鬥力,極有可能就是裝備了類似的馬鐙。


被譽為「上帝之鞭」的阿提拉塑像(A.Berger/維基百科)
另據西方的《阿提拉的傳奇——匈奴人入侵歐洲》一書的記載,「上帝之鞭」阿提拉率領的匈奴騎兵,裝備有歐洲人從來沒有見過的馬鐙。不過那種馬鐙是在馬鞍上繫上繃帶、皮帶或者用一種亞麻織成的腿帶,讓腳有個可以踩踏的地方。這大概是學自中國。這樣的馬鐙顯然不利於保存,因此我們今天沒有看到實物也就不奇怪了。


漢朝單馬鐙(Zcm11/維基百科)
關於金屬馬鐙,最早的記載在公元4世紀,當時的中國人藉助先進的冶金技術,開始生產鑄銅或鑄鐵馬鐙。根據甘肅武威南灘魏晉墓出土的文物,至遲在魏晚期,就出現了上馬用的單馬鐙。但中國實用單馬鐙的歷史很短,雙馬鐙很快就出現。迄今為止發現的實物雙馬鐙,最早的是遼寧北票西官營子出土的十六國時期北燕馮素弗墓(415年)的三角形鎏金銅裹木質馬鐙;還有一件是南京象山東晉琅邪王氏墓葬群七號墓中出土的一件裝備雙鐙的陶馬,時間是在東晉永昌元年(322年)或稍後。這表明在4世紀初,雙馬鐙的形制已經成熟,並在中國境內已經廣泛使用。

馬鐙的發明者沒能青史留名,但其想法很可能是來自於用皮繩打成套環再踩套環上馬的啟發。馬鐙雖然很小,作用卻很大。騎者可以藉助馬鞍、馬鐙構成的三個支撐點,以保持更好的平衡,從而在馬匹急速奔馳的時候輕易不會掉下來;它同時也使騎者和戰馬很好地結合在一起,把人和馬的力量合在一起,發揮出最大效力。

馬鐙發明後的騎兵

馬鐙發明後大大增加了騎兵在馬上的格鬥能力,重裝騎兵已成為戰場上起決定作用的軍事力量,騎兵的比重也大為增加,而十六國混戰時期是騎兵走向軍事舞台主角的時期。史載,北魏軍隊動輒出動數以十萬計的騎兵大兵團作戰,甚至在450年大舉進攻南朝劉宋時,出動的騎兵居然達到了60萬,營寨綿延3000里。


身戴馬具的「昭陵六駿」之一颯露紫,其左為丘行恭。攝於1920年,現藏於賓州大學考古與人類博物館。(公有領域)
隋唐兩朝同樣重視騎兵。唐太宗就是一位輕騎兵奔襲戰術的積極實踐者。在為唐朝打天下時,很多戰役都是唐太宗親率輕騎兵奔襲、突擊而獲勝的,著名的「昭陵六駿」就是他的坐騎。是以唐代也是皇朝軍隊騎兵的鼎盛時期,盛唐時期全部57萬常備軍中有16萬是騎兵。

馬鐙傳入歐洲

馬鐙發明後,很快就由中國傳到朝鮮,在公元5世紀的朝鮮古墓中就已有了馬鐙的繪畫。歐洲出土的馬鐙,最早的是在公元6世紀匈牙利阿瓦爾人(蒙古高原的柔然人後代)的墓葬中。因此人們推測,大約在6世紀,馬鐙經西進的柔然部落先傳入土耳其,然後傳到古羅馬帝國,最後傳到整個歐洲大陸。這也就是為何馬鐙被一些西方學者稱為「中國靴子」的原因。

馬鐙對西方騎士制度之影響

很多人都知道西方的騎士制度和騎士精神。簡言之,出身於貴族家庭是成為騎士的重要條件;其次,騎士從小要接受嚴格的禮儀和軍事方面的訓練,21歲時方能被正式授予騎士稱號。而獲得稱號的年輕騎士則常常通過馬上比武,顯示自己無愧於騎士這一光榮稱號。在交戰中,騎士們還要遵守某些成文的規則和慣例,如:一個騎士不能對另一個毫無戒備的騎士發起攻擊,而必須讓對方做好戰鬥前的準備。當一名騎士俘虜了另一名騎士後,必須將俘虜待如上賓等。

身為騎士,除了遵守交戰的慣例外,還要遵守基督教的戒律,如幫助幫助窮人,保護教堂、婦女和所有無防衛能力的人等。儘管並非所有的騎士都遵從這些戒律,但騎士精神——彬彬有禮、舉止端莊——仍為當今西方世界所遵從。


封主把劍放平,封一名青年為騎士。(公有領域)
令很多人驚異的是,推動歐洲11世紀至14世紀騎士制度興盛的一個重要原因竟然是中國人發明的馬鐙。

在馬鐙進入歐洲前,西方騎士們騎上馬以及騎在馬上都會遇到困難。當時上馬的主要姿勢為:或左手緊抓馬鬃,飛身上馬;或用手中的矛點地支撐身體而跳上馬;或靠踩住安裝在矛上的橫栓而上馬。而當騎在馬上時,騎士們的雙腳是無處擱置的,奔騰或跳躍時,騎士們必須緊緊抓住馬鬃,夾住馬肚,才能避免被顛下馬背。

這種狀況使騎士們在馬上作戰甚為困難,也因此使騎士制度無法在公元11世紀前形成,而中國人發明的馬鐙改變了這一局面,使騎士制度和騎士精神最終在歐洲形成。

對此,英國著名中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說:「關於腳鐙曾有過很多熱烈的討論,最近的分析研究,表明占優勢的是中國。直到8世紀初期在西方(或拜占庭)才出現腳鐙,但是它們在那裡的社會影響是非常特殊的。林恩‧懷特說:『只有極少的發明像腳鐙這樣簡單,但卻在歷史上產生了如此巨大的催化影響。』」誠如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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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馬 ​​陶俑
西晉(公元265年-316年)
高22-24厘米
1958年湖南長沙金盆嶺出土

湖南長沙金盆嶺西晉墓中出土了20多件騎馬陶俑,令人注目的是有些陶俑馬鞍左側前端係有一隻三角形馬鐙。這些陶俑的馬鐙僅出現在左側,而右側沒有,而且乘馬者的腳也沒有踏在鐙裡,表明這個馬鐙是供上馬時蹬踏之用。馬鐙被西方人稱為“中國靴子”,它的出現在中國騎乘史上具有特別的意義,在人類歷史上也是一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發明。正如英國科技史學家懷特所指出的:“很少有發明像馬鐙那樣簡單,而又很少有發明具有如此重大的歷史意義。
中國騎兵的歷史始於春秋戰國時期,趙武靈王提倡的“胡服騎射”是騎兵日趨重要的反映,但當時騎馬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將士們的兩腿懸垂在馬腹兩側,只能依靠雙腿的力量夾緊馳驟顛簸的馬匹以保持自身的平衡。為了保持身體平衡,西漢中期,中國西南邊陲的滇國騎兵就已普遍使用一種特殊的馬鐙。從雲南晉寧石寨山西漢墓出土的戰爭場面貯貝器蓋上可以看到,一匹戰馬的馬鞍前沿兩側各係有一根下垂至馬腹前側的繩子,繩端結成圓圈狀,騎馬者雙腳的大拇指各伸入一圈,蹬向馬腹前方。這種繩圈式馬鐙的圖像時常出現在滇國的青銅器上,說明這種馬鐙在當地使用比較廣泛,它使人們上馬和騎乘時有了一個很好的著力點。公元3世紀左右,一種更為方便簡潔的上馬搭足用的鐵馬鐙在中華大地上悄然出現,長沙金盆嶺西晉墓騎馬陶俑的單馬鐙正是再現了這段歷史。
馬鐙雖小,卻掀開了人類騎乘史的新篇章,並且隨著騎術的發展而不斷完善:從僅供上馬用的單馬鐙,發展成為騎行過程中支撐雙腳支點的雙馬鐙,騎兵也因此進入到快速發展時期。有了馬鐙,即使沒有經過正規訓練的人,甚至婦女都可以穩穩地騎坐在馬上;有了馬鐙,騎兵不僅能更好地保持身體平衡,還能將雙手解放出來有效地使用兵器;有了馬鐙,騎兵與戰馬能很好地結合在一起,騎士可以輕鬆地在馬上做各種靈活的動作,人類戰爭從此發生了重要變革。而馬鐙引入歐洲後,更是促進了騎士階級的形成,歐洲人正是踩著這項中國人的發明,步入了騎士時代。( 佟春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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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騎兵的沿革與馬具(馬鞍、馬鐙)的演進(上) - yates的創作 - 巴哈姆特 - http://goo.gl/RPdsS5

騎兵在我國歷史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其演進與馬具的改革息息相關。之前看了一些網路文章,然而看來看去就一直是那六、七篇數年前的文章轉過來貼過去。因此個人參考了世界軍事百科,中國軍事百科,匈奴通史,中國兵器戰具史並擷取那六七篇先學同好們文章精華部分,並佐以圖片,重新撰寫了一篇『中國騎兵沿革與馬具演進』。

在兵種建制上,世界上最早出現的兵種,主要是步兵和騎兵。在農耕民族那里,最早出現步兵,在遊牧民族那里,最先形成騎兵,戰車兵出現還要較晚。《恩格斯》

在進入中國之前,我們先聊聊世界最早使用騎兵的國家。

位在兩河的亞述王國 (公元前3000年左右)是在世界上最先開始大規模使用的騎兵軍種的國家,特別在追擊敵人時起重要作用。後來,隨著軍事的發展,騎兵的作用日益重要,已明顯超過了戰車兵。騎兵。在亞述的早期,直至薩爾貢二世時代以前,騎兵的作用和地位都位於戰車兵之後。在亞述,騎兵早就存在,但很少在戰場上使用。在提格拉特帕拉沙爾三世時,只有少數騎兵作為傳遞國王敕令的信使,急馳在驛道上。直到薩爾貢二世(統治時期:前722年-前705年)和辛那赫里布時代 (公元前704-681年),戰車兵和騎兵的消長才有明顯變化,戰車僅限於國王乘用,而騎兵經常大量出現在戰場上。薩爾貢二世以前,亞述人還沒發明馬鞍和馬鐙,騎兵乘馬沒有鞍子,乘馬時不是讓雙腿自然地垂於馬的兩側,而是彎曲著雙膝緊夾住靠近馬頸的背部,以便在馬背上坐穩,不致由於馬匹的奔跑被顛簸下來。這一時期騎兵的主要武器是弓箭,他們也很可能佩帶劍和盾牌,但在浮雕中沒有發現使用這些武器的實例。騎兵一般成雙成對出外行動,一名是弓箭手,另一個是不帶任何進攻武器的夥伴。戰鬥中,弓箭手在奔跑的馬上或馬停下來時向敵人發箭,其夥伴則為之牽引馬,配合弓箭手作戰。隨從衣著簡單,頭戴頭巾,身穿過膝短袖束腰外衣。而弓箭手則要頭戴頭盔,身穿繡花緊身衣,紮著腰帶。由於騎兵的馬上沒有馬鞍,騎兵的沖擊力不強,所以在早期,騎兵的地位和作用遠遜於戰車兵。直到薩爾貢二世時代以後,亞述人發明了馬鞍,騎兵的作用才日益巨大,充分顯示出戰車兵所不具有的沖擊力和機動靈活性。

從薩爾貢二世時起(統治時期:前722年-前705年),亞述的騎兵和步兵有了重大發展。以後,亞述人發明了馬鞍,騎兵沖擊力大大增強,戰車兵的重要地位逐漸被騎兵代替,戰車最後只有國王乘用。這時的馬鞍實際只是一塊簡單的布或皮革,被剪成方形。在馬的腹部兜上一條腹帶,把馬鞍固著在馬背上(a simple cloth fastened onto the horse with a surcingle)。馬鞍的發明。可以使騎兵在馬背上更加活動自由,從而不再需要夥伴的幫助就可以獨立作戰了,但這時還沒有馬鐙。
(亞述騎兵,世界最早騎兵,連馬鞍都沒有)

(古亞述國王阿蘇班尼達日浮雕還原圖)

一般歷史學家比較傾向中國正式有騎兵獨立編制,是由前307年,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所始,這畢竟是史家立論要根據正史記載來做佐證。然而,以人類考古學或軍事學來看,在中國可能早從上古三代就已騎馬從事軍事活動。從卜辭中有記載,以騎乘做為先導或斥侯,或追捕奴隸的內容。如『馬其先王兌比』和『以三十馬允其執羌』《甲古文合集》。加上『前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第十三次殷墟發掘中,發現一座人馬合葬墓(M164),包括一人一馬,一套兵器,此外還有保護、裝飾之用的馬飾,配備比戰車士兵要輕型的武器,其中有精工製作的戈、玉本及玉末,皆與戰車兵有所不同,應是騎乘兵所專用的。據此,有人認為死者生前為騎士。如果真的如此,則騎兵之制不是始自戰國,可能商代可能已出現了騎兵。但考慮到當時的社會條件、自然條件,騎兵的規模與用途不會很廣泛《殷墟發掘》。』

在西周與春秋時,戰爭主要還是以車徒制為主(步兵加戰車),騎兵僅有初步發展,為輔助之用,只能說是半獨立的兵種。然而時至戰國時期,隨著戰爭的發展,騎兵得以興起。騎兵不但兼有車兵迅疾的特點,且比較靈活,少受地形的限制,加之裝備簡單,耗費少而戰鬥力強,故能適應多種戰術需要。編制上,根據 《六韜 均兵》以五騎一長,十騎一吏,百騎一率(帥),兩百騎一將。但各國是否都如此,尚難核實。然而不同於史家的看法,從軍事考古學的證據來說,最早已編制大量騎兵進行戰爭的國家,應該是春秋時的中山國。中山國在燕南趙北之間,即在今河北省中南部,為白狄鮮虞建立的國家。鮮虞是一個遊牧民族,春秋以前一直過著居無定所的遊牧生活,這造就了後來的中山國善於騎射的風習。鮮虞之名,顯現於史籍為周幽王八年(公元前774年)。周敬王十四年年(公元前506年),中山之名始見於史籍。中山國初建都於中人(今唐縣境內),立中山城為都。後遷都於顧(今定州市境內)。魏文侯四十一年(公元前406年),魏滅中山。公元前381年前後中山桓公率鮮虞余眾驅逐魏國統治者,中山復國,遷都於靈壽。此後,擊燕破趙,其國力很快達到了鼎盛時期,公元前323年,與趙、韓、魏、燕同時稱王。到趙惠文王三年(公元前296年),被趙國所滅。從鮮虞最早見於史籍至中山國最終亡國,歷時478年,幾乎綿亙於春秋、戰國時代。

(周代戰車,一人馭馬,一人張弓,一人執戈)

(周代車馬坑)

在中山王罺墓的陪葬墓中出土了一件殘玉閣,白玉制,無紋飾。形似近長圓,偏上部有一孔可穿食指,下部外凸內凹。內面下部向孔處有斜面便於指握與指面相吻合。上部有尖端,偏里側有一供勾弦的棘齒。《說文》:“閣,射決也,所以拘鉉,以象骨韋系著右巨指。"吳大羋解釋:"用棘,用象骨,士大夫通用之閣,惟天子佩白玉,因此,白玉為閣,非諸侯以下所得僭用,故傳世絕少。"[7]這件玉閣應屬中山王所有,可見,中山王罺生前亦愛好騎射。中山之民是遊牧民族的後裔,騎射之風由來已久。另外,中山國相率兵作戰、文武合一,兼領軍事,與中原各國文武相分之制不同,這也是中山國軍事制度的一大特色。而顧炎武的《日知錄卷二十九》也指出:『騎射之法,必先武靈(趙武靈王)而有知者。』而此卷中還有更詳細的論證,由此可推,在許多夷狄後裔所建的國家,可能弓騎早已是大量運用在戰場上了。

然而,若論戰國七雄中最早建騎兵者,首推趙國。公元前 307 年,趙武靈王(公元前 325—前 299)『胡服騎射』,效法蠻族,著短裝、束皮帶、穿皮靴,以利騎馬射箭,建立了正規騎兵,曾『率騎入胡,辟地千里。』此後,他國先後也建立了騎兵部隊。騎兵機動性強,『能離能合,能散能集』,孫臏曾指出其有『迎敵始至』、『迎敵擊後』、『絕其軍糧』、『出其不意』、『燒其積聚』等十利,故發展較快。戰國七雄的騎兵,各有數千匹乃至萬匹,成為僅次於步兵的第二大兵種。值得註意的是,戰國中後期,不僅用騎兵單獨作戰,也用它與步、車協同作戰,如趙將李牧(公元前?—前 228)曾以騎兵 1萬三千,與步、車聯合,斬匈奴 10 萬余騎。不過從各文獻如戰國策、吳子與司馬法中可知,凡論述各國戰力時還是以戰車數量為主,如千乘、萬乘之國,此外敘述時,騎兵必然是放在步、車之後,甚至是完全不提。然而再看孫臏的用騎十利:『一曰迎敵始至;二曰乘虛背敵;三曰追散擊亂;四曰迎敵擊後;五曰遮其糧食,絕其軍道;六曰敗其關津,發其橋梁;七曰掩其不備,卒擊其未振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燒其積蓄,虛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弟。此十者,騎戰之利也。』與《六韜 犬韜 戰騎》中載『十勝與九敗』來看。戰國時的騎兵在戰爭中的角色雖然逐漸吃重,但仍以偏師為主,以騎兵主宰勝負的戰爭尚屬罕見。

(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

至於秦到西漢的騎兵發展,我們必須先插開一小段,談談這一斷代的騎兵驕子。他們不僅僅是真正的騎兵王者,對騎兵裝備的改進,甚至是中原人的先驅,其勢力橫跨歐亞大陸,縱貫古今七百年,捲千騎,跨革囊的勁旅~~『匈奴』。

為何要要提匈奴呢?因為根據考古學的發現,在世界歷史上率先使用新型馬鞍與簡易馬鐙的民族應該是『匈奴』。這邊我們先說說『馬鞍』與『馬鐙』對騎兵的重要性。馬鞍是人、馬完美結合的關鍵,綜觀馬鞍的沿革,正好反映出因應人的需求而完善化的過程。最原始的馬鞍只是一塊布或是皮革,讓騎士在馬背上較為舒適,也有些許的穩定作用,接著馬鞍下增加了墊料,使馬鞍與馬背間更為吻合,但最重要的是『木質(硬質)馬鞍』的誕生,這樣可以讓騎士的整個體重平均地透過馬鞍分散到馬背上,不但更安全,對戰馬的健康也有顯著的改善,然而,匈奴人最讓人驚訝的是,他們最早發明了『高橋馬鞍』,即兩頭是很高的木制船型托架,因為其兩頭較高,這樣馬匹在奔馳時,騎士前可倚,後可靠,在縱向上可以保證戰馬衝刺與減速時,都不會輕易摔下來,並且能夠雙手放開韁繩,完成搭箭,張弓,放箭而不至摔下馬匹(我國可能在魏晉才出現此種馬鞍)

(典型的高橋馬鞍)

匈奴人另外一項偉大的發明『馬鐙』。他們的早期馬鐙一般用皮革或亞麻制成,直接綁附在馬鞍上。這畢竟不同於後來金屬制的馬鐙,但分析其功能與原理上,完全可說是金屬鐙的雛型。一位羅馬歷史學家——阿米亞諾斯,形容匈奴人的馬鐙是『用山羊皮裹住他們多毛的腿』。有了馬鞍、馬鐙,士兵就可以在必要的時候從馬上站起來甚至180轉身。相反,漢人的馬鞍並沒有這樣的構造。這是基於長期以來始終沒有在考古中發現秦漢有高橋馬鞍的實物和雕塑、繪畫等方面的證據,傳統觀點是這樣認為的:秦與西漢時,高橋馬鞍、馬鐙仍未出現,這必然大大地影響了騎兵的戰鬥力,也導致士兵征戰時不僅要躲避敵人的砍殺,還要時時提防從馬上摔下來,更別提以騎兵直接衝撞蹈踐敵軍,事實上一旦發生碰撞,可能騎士自己就先從戰馬上跌落,要知道急馳中墜馬可是會摔死人喔。

而馬鞍和馬鐙是全套馬具中繼馬嚼 (馬啣)和韁繩之後最重要的發明。在沒有鞍鐙的時代,人們需要騎跨於裸馬的背上,僅靠抓住韁繩或馬鬃並用腿夾緊馬腹使自己在馬匹飛馳的時候不致摔落。但這種方式是很不可靠的,首先是長時間騎馬容易疲勞,同時在奔跑的馬背上也難以有效地使用弓箭,而在近戰中,騎手無法隨心所欲地使用刀劍和長矛,劈砍或刺殺落空、雙方兵刃的撞擊等都隨時會令騎手從馬上滑下。因此這一時期騎兵除速度占優外,其戰鬥力是遠不如腳踏實地的步兵。

馬鞍的考古最早發現在俄羅斯阿爾泰山西麓巴澤雷克(Pazyryk) 大墓(屬公元前4~5世紀),這是目前出古最早的馬鞍。漠北諾顏山匈奴6號古墓(屬公元前一世紀至公元一世紀)有殘破的木馬鞍;米努辛斯克地區有屬於公元一世紀初的木質馬鞍。灃西客省庄(漢長安城南上林苑中)140號墓(可能為匈奴使臣墓,時間大約在 戰國末期到漢武帝之間)中,有一長方形透雕銅飾,上有兩匹騾子,都轡鞍。在米努辛斯克地區發現的公元一世紀至二世紀的小型金屬馬鐙,是我們現實所知最早的馬鐙實物;又如顏山6號墓中的殘破木馬鞍,有穿馬鐙的孔洞,說明當時的墓主已使用馬鐙。這些都是匈奴人的遺物。(米努辛斯克位於今日俄羅斯西伯利亞東部,葉尼塞河上游)。因此,馬鐙有可能是由匈奴人這支騎馬民族首先發明的(內蒙古博物館編《走向世界》,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4頁;《遊牧文明史論》,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頁)。

而我們從秦兵馬俑來還原秦騎兵裝備。騎兵俑的裝束與步兵、車兵俑有著明顯的不同。它頭戴圓形小帽,帽子兩側帶扣緊系在領下。身著緊袖,交領右襖雙襟掩於胸前的上衣,下穿緊口連襠長褲,足登短靴,身披短小的鎧甲,肩無披膊裝束,手無護甲遮掩。衣服短小輕巧,鎧甲簡單明快。這一切無不表明完全是從騎兵的戰術特點而考慮和設計的。由於騎兵戰術所顯示的是一種迅猛、突然、出其不意、抵之不及的特殊殺傷功能,這就要求騎士行動敏捷、機智果斷。假如騎士身穿重鎧或古代那種寬大的長袍,則顯然違背了騎兵戰術的特點。事實上,也只有穿著這種貼身緊袖、交領右襖的胡服才更能自由地擡足跨馬、挎弓射箭,馳騁疆場。

(秦陶馬)

秦俑坑騎兵軍陣,完全是模擬現實的藝術再現,每個騎兵的身高都在180公分以上。從體型的修長勻稱、神態的機敏靈活,以及身材和面部顯示的年齡特點,完全符合兵書所言:『選騎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七尺五寸以上,壯健捷疾,趨絕倫』的要求。那些站立戰馬身旁,擡頭挺胸,目視前方,一手牽韁、一手提弓的騎士,真實傳神的造型姿態,成攻地揭示了秦代騎兵待命出擊,壯健捷疾的強大風貌。有研究者認為,古代騎兵使用馬鞍當是在西漢時期,在此之前尚無先例。秦俑坑陶馬的出土,為這種理論作了徹底的否定。現實使我們看到,每個陶馬的背上都雕有鞍韉,鞍的兩端微微翹起,屬於低橋鞍(未見高橋鞍),是鞍的雛形,然而它的出土證明了秦王朝已有了低橋鞍。鞍面上雕有鞍釘,使皮革質套固定在鞍面。同時韉的周圍綴有流蘇和短帶,下有肚帶,遺憾的是未配馬蹬。這些實物的出現,完全可以證明早在秦代甚至戰國後期騎兵就已使用了馬鞍。馬鞍的使用可以使騎兵的雙手進一步獲得解放,有效地發揮和增強戰鬥能力。

(秦代騎士的身長似乎和戰馬等高)

然而,就算是只配備低橋鞍的秦漢騎兵,在此階段中不但躍身成為戰爭主力,在漢代時,更是動輒以三萬、五萬甚至十萬以上的騎兵,遠征匈奴,並且立下了赫赫戰績。特別在武帝時,以騎制騎的方針,讓騎兵的地位進一步上升:『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高闕。』『其明年春漢複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余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余里,擊匈奴,得胡首虜萬八千余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將軍複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余里,擊匈奴,過屠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⑾『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出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夏五月,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與右賢王戰與天山,斬首虜萬余級。』『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於甘泉宮。發天下七科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六萬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因杼將軍公孫敖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雁門,遊擊將軍韓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強弩都尉路博德步兵萬余人與貳師會。』由此可知,在對游牧民族的戰爭中,騎兵明顯已經取代步兵而成為戰鬥主力,相反步兵則下降到『踵軍』即跟隨在後助戰的地位。

(西漢彩俑)

(西漢騎兵還原圖)

此外,騎兵在兩漢似乎多了個角色,就是在兩漢史料中出現了『突騎』這一叫法:『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橈亂也。』『會上谷太守耿況、漁陽太守彭寵各遣其將吳漢、寇恂等將突騎來助擊王郎。』『賊追急,短兵接,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光武,光武撫其肩而上,顧笑謂耿弇曰:幾為虜嗤。』對於《漢書》中『突騎』一詞的含義,顏師古註為:『突騎,其言驍銳可用沖突敵人也。』教育部網站:『突騎為衝鋒陷陣的優秀騎兵。』康熙字典中有一註為:『突,惡馬也。』即桀傲難馴,性情兇暴之馬。但突騎一詞應該是指此騎兵團的戰法剛猛衝突,銳不可當。此外,光武北擊群賊,(吳)漢常將突騎五千為軍鋒,數先登陷陳。可見得東漢初年,騎兵已經能夠擔當站在頭排正面沖鋒,『先登陷陣』的任務了,利用騎兵的衝擊力衝破敵陣、步兵隨後跟進決定勝負的作戰方式已經確立。這也許間接說明東漢之後的騎兵可以直接衝撞敵陣,也許該歸功於除了護具上的進步,連同馬具的部分也有所演進,使得騎士能更安穩的駕馭戰馬,這樣才能說明東漢『突騎』衝鋒陷陣的可行性。

(東漢騎兵,馬鞍前後兩端有出現上翹的形狀喔)

(從平鞍到低橋)

然而,在中國所發現的最早表現類似高橋馬鞍的文物是
東漢末年作品,如雷台漢墓出土的騎俑和鞍馬彩繪木雕;而真正的高橋馬鞍可能要到(魏)晉才有出土文物證據。而到了晉朝,由於高橋馬鞍與馬鐙的普及化,緊接著中國歷史上真正重量級裝具騎兵,也要躍上舞台了。(待續)

(安陽孝民屯晉墓,不過馬鐙還只是單邊的,純粹只是幫助上下馬之用喔)

(北燕馮素弗墓~桑木鑲銅片,我國目前出土最早雙馬鐙)

(南北朝重騎兵~從人到馬都披上鐵甲,馬鐙是必定要的配備)

(南北朝壁畫,戰馬披上全套戰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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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自http://www.春秋戰國全球中文網2004-07-07

漢代是中國古代歷史的第一個黃金時期,其初步奠定了中國后世2000年的大致疆域,從此使“天下一統”的觀念深入漢民族的內心深處,并且在經濟、政治、文化上對周邊地區甚至遠至中西亞都產生了巨大影響,第一次使中國作為一個穩固強大的帝國登上世界歷史的一級競爭舞臺。漢朝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強有力的軍事力量,這一力量的最重要來源就是它能征善戰的騎兵部隊。而對于騎兵來講非常重要的馬具,其最關鍵的馬鞍和馬鐙在兩漢時代、尤其是西漢是否存在的問題也就成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事情

對于這一問題,由于長期以來始終沒有在考古中發現西漢馬鞍和兩漢馬鐙的實物和雕塑、繪畫等方面的證據傳統觀點是這樣認為的:“西漢時,馬鞍、馬鐙仍未出現,多少影響了騎兵的戰斗力”⑴、“……(西漢)但馬鐙仍未出現,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騎兵的戰斗力。”⑵而需要強調的是,這里及本文所說的“馬鞍”并非指其廣義上所含概的所有用于隔開人體和馬背的物體,而是指其狹義,即兩端上翹的“高橋馬鞍”。那么事實真的是這樣嗎?這里就要對此進行一下粗淺的討論。

馬鞍和馬鐙是全套馬具中繼馬嚼和韁繩之后最重要的發明。在沒有鞍鐙的時代,人們需要騎跨于裸馬的背上,僅靠抓住韁繩或馬鬃并用腿夾緊馬腹使自己在馬匹飛馳的時候不致摔落。但這種方式是很不可靠的,首先是長時間騎馬容易疲勞,同時在奔跑的馬背上也難以有效地使用弓箭,而在近戰中,騎手無法隨心所欲地使用刀劍和長矛,劈砍或刺殺落空、雙方兵刃的撞擊等都隨時會令騎手從馬上滑下。因此這一時期騎兵除速度占優外,其戰斗力是遠不如腳踏實地的步兵的,所以在騎兵到達目的地后,往往下馬作為步兵投入戰場,亞歷山大時代的馬其頓騎兵就是如此。

第一個革新(這只是一般性的看法,但其實際的發明順序不一定是這樣)是高橋馬鞍的出現,馬鞍兩端從平坦轉為高翹,限制了騎手身體的前后滑動趨勢,提供了縱向的穩定性。第二個則是馬鐙的使用,它通過固定雙腳提供橫向穩定性,同時在馬鞍的協助下將人和馬結為一個整體,使騎兵利用馬匹的速度進行正面沖擊成為可能。西方學者這樣評論進入歐洲的匈奴人攜帶的新裝備:“馬鞍是人與馬完全結合在一起的關鍵。匈奴人獨特的馬鞍引起了羅馬人的驚奇。他們的馬鞍不像羅馬人的那樣由裹住馬肚子的皮革制成,匈奴人的馬鞍的特別之處在于它有一個兩頭高的木制托架。這樣不論馬怎么跑,騎士們都能穩穩地坐在馬背上。……相反,羅馬人笨拙的騎術使不少騎手經常在戰斗中失去平衡,而從馬上掉下來,這通常很危險,有時甚至是致命的。……除了馬鞍,匈奴人還從亞洲帶來了一項在當時具有革命性的創新:歐洲人從未見過的馬鐙。為了防止腿在長距離的騎馬后會疲勞,人們在馬鞍上系上了繃帶、皮帶或者用一種亞麻織成的腿帶。這樣,腳就有了可踏的地方。……盡管當時這**鐙還不完善,但它給騎手們一種安全感,同時也能讓他們在馬上站起來向各個方向轉身。由于有了木馬鞍和馬鐙,匈奴騎手們能在騎馬的過程中朝每個方向射箭。”⑶鞍鐙的引進,在歐洲來講是一件大事,正是它使騎兵取代步兵成為中世紀戰爭的主力,“一旦馬鐙成為8世紀的法蘭克人通用之物,馬匹不僅能用于迅速集中力量,并且也能用來作戰了。速度可以轉化為突擊。”⑷“馬鐙使中世紀穿戴沉重的鎧甲的封建騎士得以產生。”⑸由此可見其重要的程度。

始皇陵兵馬俑中具有表現細致的馬具,卻惟獨沒有高橋馬鞍與馬鐙

既然馬鞍和馬鐙是以騎兵為主力的作戰方式產生的前提,從中國古代騎兵運用的情況中就大致可以發現一些端倪了。可以認為,在中國至遲到秦代,馬鞍和馬鐙仍未產生。作出這一判斷不僅是由于始皇陵兵馬俑中具有表現細致的馬具,卻惟獨沒有高橋馬鞍與馬鐙(圖1),而且還因為在兵馬俑戰陣的布局上,騎兵數量相對很少,且被布置在遠離主陣的側面角落里,這說明在秦代以前,騎兵的作用只是偵察、側翼包抄、騷擾遮斷、偷襲和追擊,并不能成為作戰主力,更不用提獨立承擔整個戰役了。

能夠為此提供佐證的是孫臏對騎兵作戰的敘述:“用騎有十利:一曰迎敵始至;二曰乘虛背敵;三曰追散擊亂;四曰迎敵擊后;五曰遮其糧食,絕其軍道;六曰敗其關津,發其橋梁;七曰掩其不備,卒擊其未振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燒其積蓄,虛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弟。此十者,騎戰之利也。”⑹可見這一時期騎兵擔任的只是輔助任務,擁有鞍鐙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歷史記載中漢朝騎兵的作戰情況又是如何呢?

文帝時,“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卬。上乃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于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威侯赤為內使,欒布為將軍,擊匈奴。匈奴遁走。”⑺可以看出,此時漢軍的騎兵在單場戰役中的參戰規模和所占兵力比例明顯增大,已經不再僅僅擔任輔助作用了。

自武帝以后,騎兵的地位進一步上升:“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高闕。”⑻“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⑼“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余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⑽“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余里,擊匈奴,得胡首虜萬八千余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余里,擊匈奴,過屠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⑾“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出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⑿“秋,蝗。遣浚稽趙破奴二萬騎出朔方擊匈奴,不還。”⒀“夏五月,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與右賢王戰與天山,斬首虜萬余級。”⒁“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發天下七科謫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六萬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因杼將軍公孫敖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雁門,游擊將軍韓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強弩都尉路博德步兵萬余人與貳師會。”⒂“冬,遼東烏桓反,以中郎將范明友為度遼將軍,將北邊七郡,郡二千騎擊之。”⒃在這些戰例中,可以看到兩個趨勢。一是騎兵在總兵力中所占份額不斷增大,隨著車兵的逐漸退出戰場,騎步兩兵種在數量上的比率關系從十萬比數十萬,上升到七萬比十四萬,騎兵明顯已經取代步兵而成為戰斗主力,相反步兵則下降到“踵軍”即跟隨在后助戰的地位,致于只由騎兵獨立參加的戰役更是屢見不鮮。二是往往一次戰役就長驅奔襲數百里乃至一兩千里進行會戰,長時間騎馬帶來的疲勞問題愈發突出,如果騎手不能以充沛的體力投入戰斗,取得河西、漠北等大規模決戰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在沒有鞍鐙的情況下,這樣的戰役幾乎無法想象。

另一方面,從具體的戰斗方式上看,早在楚漢戰爭時期,“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于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⒄能夠采用此種在敵陣之中沖突的戰斗方式,說明騎者在馬上已經具備了相當的穩性,否則極易摔下。

西漢時期,弓箭是匈奴和漢軍騎兵最重要的作戰武器,它的使用受到馬具的嚴重制約。沒有馬鞍的時候,在奔馬上射箭極為困難,因為騎手一邊要雙腿使勁夾住馬腹并保持平衡,一邊還要雙臂用力拉開弓并盡量使射出的箭命中目標,即便是自幼生活在馬背上的游牧民族,這一作戰方式也是非常低效且難于實行的,這時候最好的辦法是停住馬射箭或干脆下馬發射;當高橋馬鞍投入應用后,它給予騎手一個縱向的穩定作用,使其可以在飛馳時向前方射箭,但由于橫向上無有效支撐,朝左右方向甚至轉身向后射箭時仍然容易跌落,是很危險的,前面引用西方學者的評價中就可看出這一點。但是,在史料中卻有這樣的記載:“匈奴追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⒅這種轉身后射的情況,說明此時應已有馬鞍和馬鐙的使用。況且在漢代的史料中,除個別故意表示輕蔑漢軍者外,從未見到有關匈奴下馬作戰的記錄,假如沒有鞍鐙的應用,這不能不說是個非常奇怪的現象。

古代弓箭的使用還受到天氣影響,弓弦如果被雨水澆濕,作用將會大減,而假若遇上嚴寒天氣,威力也會嚴重下降。宋人就曾記載:“契丹將耶律遜寧號于越者,以數萬騎入寇瀛州。都部署劉廷讓與戰于君子館,會天大寒,我師不能彀弓矢,敵圍廷讓數重。”⒆而在著名的白登之圍中,“于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圍高帝于白登。”⒇“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后罷去。” (21)在如此寒冷的境況下,匈奴和漢軍的弓箭很難說還會保持威力,雙方一旦接陣就會爆發激烈的白刃戰。在短兵相接的戰斗中,沒有鞍鐙的騎兵戰斗力不可能趕得上步兵,如果匈奴下馬迎擊,也不會是歷來擅長步戰的漢軍的對手,要阻止漢軍突圍便是件困難的事情,那么長達七天的輕松圍困就變得難以解釋了。更何況此戰匈奴的兵力雖據《史記》所稱有四十萬,卻很可能是個虛數,因為在《史記》中原本就提到冒頓時期的匈奴有“控弦之士三十余萬”(22),扣除留守草原的兵力,又何來如此之多的人馬?再說縱使“四十萬”之數是準確的,由于游牧民族參加出征的人數中經常要包括大量婦女、老人、兒童等非戰斗人員,其真正的作戰兵力也遠不會有那么多,加上前面所述近戰中的質量劣勢,應付起漢軍的突圍來更加捉襟見肘了。既然如此,不懼戎馬的劉邦為什么還遲遲不敢突圍呢?對此只能有一種解釋,就是當時的匈奴騎兵已經裝備了馬鞍和馬鐙,對步兵具有強大的近戰優勢和沖擊力,冒險突圍只會導致全軍覆沒。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在兩漢史料中出現了“突騎”這一叫法:“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橈亂也”(23)“會上谷太守耿況、漁陽太守彭寵各遣其將吳漢、寇恂等將突騎來助擊王郎”(24)“賊追急,短兵接,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光武,光武撫其肩而上,顧笑謂耿弇曰:‘幾為虜嗤。’”(25)對于《漢書》中“突騎” 一詞的含義,顏師古注為:“突騎,其言驍銳可用沖突敵人也。”(26)顏師古是唐人,其注釋未必就能代表漢代“突騎”的真正意義,那么在漢代史料記載中它的作用又是什么呢?“光武北擊群賊,(吳)漢常將突騎五千為軍鋒,數先登陷陳。”(27)“劉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余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28)可見至少在東漢初年,騎兵已經能夠擔當站在頭排正面沖鋒、“先登陷陣”的任務了,利用騎兵的沖擊力沖垮敵陣、步兵隨后跟進決定勝負的作戰方式已經確立。如果說在同匈奴的近戰中僅僅是用騎兵對抗騎兵,雙方彼此處境相同,對騎手穩性的要求不一定很高的話,那么在此要面對的則是以步兵為主力的敵軍,若想正面沖擊其陣,只有同時裝備了馬鞍和馬鐙才有可能辦到。

盡管有這么多的文獻證據證明漢代鞍鐙的存在,缺乏考古方面的實證卻是不爭的事實。在中國所發現的最早表現高橋馬鞍的文物是東漢末年作品,如雷臺漢墓出土的騎俑(圖2)和鞍馬彩繪木雕;而最早具備馬鐙的雕塑作品是長沙西晉永寧二年墓中的騎馬樂俑(圖3),因這批俑中有馬鐙者只是在馬身左側鞍下有一個三角型鐙具,僅及小腿一半高,而右側則沒有,且騎者的腳也未踏于其中,所以被認為是馬鐙的雛形,即用于上馬的器具;致于最早的實物雙馬鐙,則是遼寧北票十六時期北燕馮素弗墓的鎏金銅裹木質馬鐙(圖4)。但迄今為止,對于西漢和東漢初年的高橋馬鞍及兩漢馬鐙,卻始終沒有發現其實物和能夠證明它們存在的藝術作品。

未發現不等于沒有。既然通過史書可以推測出它們的存在,就應該從“為什么這些東西沒有出現”的方面去思考。

鞍鐙產生于東亞是肯定的,但它們的發明是否來自中原漢地呢?從需求促成發明的角度上講,很難想象一個以稼穡為生的農耕民族會比終年騎在馬背上的游牧民族對此有更急切的需求。從而可以推斷,最早發明鞍鐙的榮譽更應該屬于匈奴等北方民族。這樣,尋找其實物證據為何不存的方向就應轉向匈奴。

如前面所說,公元4世紀入侵歐洲的匈奴人使用木制的馬鞍,而他們所使用的原始馬鐙也只不過是繃帶、皮帶或者用一種亞麻織成的腿帶。由于無論是原來居住還是西遷途中經過的地域,多半是稀樹草原和沙漠,缺乏樹木,這必定會限制制作高橋馬鞍的數量而僅供貴族和作戰士兵使用;同時在需要將供應不足的木材用于制造馬鞍和弓的情況下,也不大可能再改進制造木質馬鐙,致于主要用于打造武器的金屬則更加缺乏,用其制造馬鐙更加不可能。因此4世紀時的軟式原始馬鐙應與兩漢時代的匈奴馬鐙無大差別。反觀馮素弗墓的雙馬鐙,已經是很成型的東西,自然不會是后世馬鐙的祖先。那么在此之前,必定經歷過一個相當長階段的原始狀態。因為西方記載中匈奴的“繃帶”狀軟式馬鐙已具備了后世馬鐙固定雙腳的功能,因而與長沙西晉墓騎俑僅用于上馬的單鐙相比,它更可能是真正意義上的馬鐙的祖先,而上馬用的鐙具只不過是為真正的馬鐙提供了外型上改進的榜樣而已,因雙鐙也有幫助上馬的功能,所以在它改進之后單鐙就被取代了。說到這里,一看便知,原始純木質馬鞍和用皮革、麻纖維制作的馬鐙(或者說只是一種“綁帶”而已),甚至是后來使用木制而無金屬外皮的馬鐙,都是極易腐朽而難于保存至今的,即使能夠保留下來,那些外表僅僅是一條麻布、皮帶的物品,要準確判斷它們的用途也是難上加難。這就是為什么始終沒有發現漢代馬鞍尤其是馬鐙的原因。

除去這些,還有一些國外考古發現和國內存在爭議的藝術作品。如上世紀初蒙古匈奴墓地的發掘,“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諾音烏拉山脈一座陵墓墓室中的隨葬品,這座陵墓是1912年一位蒙古采金工程師偶然發現的,1924年對它進行了科學性發掘。……幸運的是發現了一只中國漆杯,上有兩段銘文,因此得以確定六號墓的年代:公元一世紀初左右。事實上,這是匈奴單于烏珠留的墓。……主要的運輸工具是備鞍的馬匹。馬勒、馬嚼和馬鞍類似于斯基泰時代阿爾泰地區的同類物件。馬鞍通常由填以毛料的兩塊皮墊構成,不過少數馬鞍配有一個木框,前后裝有鞍頭,并且配備馬鐙。配有馬鐙的馬鞍象征了一大進步。”(29)烏珠留單于死于東漢初年,如果能夠證實這真是烏珠留的墓,無疑是給漢代鞍鐙的存在增加了一個有力的證據。另外據稱大英博物館藏有一個貴霜(公元1~5世紀)銅壺,壺壁浮雕花紋上有兩個手持長矛的騎馬騎士,馬上均有繩索狀腳鐙。(30)而云南石寨山發現的處于西漢時期的古滇文化青銅戰爭場面貯貝器的頂部,也有一個騎無鞍馬者的鎏金塑像,其雙腳拇趾套在鞍前垂下的繩圈中,起到馬鐙的作用(圖5),雖然其形制決定了只能用于跣足民族,但它的存在至少說明馬鐙的早期形態應近乎于此,而不是由上馬用具發展而來,同時也表明了高橋馬鞍的發明不一定早于馬鐙。西漢霍去病墓前的石雕群中,有一頭橫臥的石牛,在其背部即有線刻的鞍鐙,是歐亞大陸能見到的最早騎鐙,但其制成年代受到懷疑,原因是有人認為其上騎鐙系后人所刻。而證據確鑿的反映西漢馬鞍和兩漢馬鐙的文藝作品一直都沒能找到。鞍鐙的實物不易保存是客觀現實,可為何漢代的雕塑、繪畫等藝術作品中也沒有它們的影子?這個問題比較令人費解,但至少有一種解釋可以初步說明其緣由,那就是審美方面的原因。在歷史傳統中,一件新物品投入應用后,經常可能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才在美學上被人們——尤其是藝術工匠——所接受,在此之前制作的很多作品都仍然會保留它出現前的樣子,即藝術創作上的“慣性”。如果仔細觀察的話,中國晉代以后也不乏表現沒有鞍鐙或有鞍無鐙之騎手和馬匹的作品。比如圖6中的持槊騎兵和圖7的披鎧騎士,皆無鞍鐙的痕跡,而使用長槊的作戰方式與加劇騎手不穩定性的重甲騎兵的產生,都是以鞍鐙的使用為基礎的。再如在唐朝,馬鐙的使用已經很普遍了,昭陵六駿”身上的鐙具就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圖8),但圖9中的騎馬隊伍卻都未裝備馬鐙,如果說是平民百姓缺乏財力倒還罷了(其實一副馬鐙也不見得是什么很貴的東西),而這里卻是堂堂王家的盛裝出行,且其所行路程也不會很短,否則規模如此浩大、擎著眾多旌旗就沒有意義了,那為什么所有的人還都讓雙腳空垂在那里受累呢?這只能說明繪制這幅畫的人無視馬鐙的存在,也許他是感覺不美觀,或是有其他什么原因,但終歸是未將其畫上去。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不僅中國,在西方中世紀以后的美術作品中,也往往出現忽視馬鞍和馬鐙的傾向,如圖10中的匈奴王阿提拉,既無馬鞍又無馬鐙。眾所周知,正是匈奴人的三棱椎箭、高橋馬鞍和原始馬鐙打敗了羅馬人的大盾、投槍和短劍。此種“疏忽”如果不是故意的,很難說得通。這種東西方藝術創作中共有的“慣性”對鞍鐙進入藝術作品起到了相當大的阻礙和遲滯作用。

通過對以上文獻和考古文物的資料觀察,可以看出,盡管至今為止尚沒有實物和藝術作品來證明它們的存在,高橋馬鞍和馬鐙這兩項對騎兵來講至關重要的發明,在兩漢時代仍然應該是已經投入應用的。正是它們使匈奴成為草原霸主,也正是它們推動了漢帝國在政治、軍事上的大幅度擴張,為將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穩固帝國的政治和文化影響擴散到北亞和中亞奠定了基礎。相信隨著漢代考古的進一步發展,兩漢時期的馬鞍和馬鐙最終會揭開它們朦朧的面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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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人入侵歐洲,他們的武裝,有何獨特之處?
匈人的小孩子是知道如何騎馬後才學會走路。 所以 匈人到了成年時,騎馬就像呼吸一樣自然。
匈人優秀騎術,被形容成人馬合一,像神話中「半人馬」的程度。
在馬背上的匈人速度更快,比他們的敵人更容易操作馬匹。
高橋馬鞍與馬鐙
(重建的5世紀初的匈人高橋馬鞍)
匈人優異的騎術不用馬鞍,也可以穩健的坐在馬背上。
儘管如此,匈人的高橋馬鞍,也令歐洲人驚豔。西方學者這樣評論進入歐洲的匈人攜帶的新裝備:「馬鞍是人與馬完全結合在一起的關鍵。」
匈人的馬鞍兩頭是很高的木製船型托架,因為其兩頭較高,這樣馬匹在奔馳時,騎士前可倚,後可靠,在縱向上可以保證戰馬衝刺與減速時,都不會輕易摔下來,並且能夠雙手放開韁繩,完成搭箭,張弓,放箭而不至摔下馬匹,騎手身體的前後滑動趨勢,提供了縱向的穩定性。
而羅馬抄襲凯爾特四角(four horn)馬鞍,還必須以肚帶裹住馬匹肚子,防止馬鞍在馬背上向前或向後移動。
匈人簡易馬鐙的使用,由繩帶、皮革或木板構成的類似馬鐙的踏具。
它通過固定雙腳提供橫向穩定性,同時在馬鞍的協助下將人和馬結為一個整體,使騎兵利用馬匹的速度進行正面衝擊成為可能。
羅馬歷史學家阿米亞諾斯,以「用山羊皮裹住他們多毛的腿」形容匈人的馬鐙。
匈人有這樣簡單的馬鐙,腳就有了可踏的地方,衝鋒起來更有威力。
儘管當時這種馬鐙還不完善,但它給騎手們一種安全感,同時也能讓他們在馬上站起來向各個方向轉身。
由於有了高橋木馬鞍和簡易馬鐙,匈人騎手們能在騎馬的過程中朝每個方向射箭。
歐洲古裝戰爭電影電視劇的拍攝中,在匈人入侵前有馬鐙都是錯誤的,在匈人入侵後至6世紀初其實也沒有鐵製的「馬鐙」。
歐洲認為後來的6世紀末時,一支稱為阿瓦爾人(Eurasian Avars)的高加索的遊牧民族才正式將「馬鐙」傳入歐洲。
複合弓與弓弰
主要武器複合弓,弓是不對稱 ,長度超過120釐米。
考古學家認為匈人最先使用「弓弰」(ears/siyah 弓的兩端末梢),弓弰增強弓弦的蓄勢及減低需要拉弦的力,因此匈弓的威力更強。
匈弓的上弓臂及下弓臂長短不一,上弓臂比下弓臂長,目的是方便騎射。
當時這些弓箭可以比任何的羅馬或歐洲弓射擊更遠的距離,有效射程可達200米。
匈人箭帶裝了60支箭。
先是看見遠方的地平線上升起一片烏雲,那是匈人騎兵行軍時掀起的塵埃,在看清敵人真面目之前,已經大雨傾盆,那是匈人遮天蔽日而下的箭支,這就是著名的「死亡之雨」。
匈人還善於在暗夜、雨雪、暮靄等能見度差的氣象條件下發動突襲。
在4世紀,大部分與匈人交戰的歐洲人至死都不知道,送自己見上帝的敵人究竟長什麽樣。
少數見過匈人的歐洲人,也會被對方的容貌嚇得魂不附體:他們古銅色的面孔上布滿了臉上留下很多可怕的疤痕,五官小得讓人難以分辨。
不過臉上的可怕的傷痕讓人有些誤會,因為匈人有親人死亡或領導者死亡時,悲傷的哀悼標誌是臉頰的划痕。
匈人男子並不為死者哭泣,而是放聲高歌,贊頌死者的功德的同時,用刀在臉上劃出一道道傷口,使自己血流滿面,不讓死者看到自己像個娘們似的淚水,因此每個匈人成年男子都會在臉上留下很多可怕的疤痕。
匈人不在戰場上抓男性戰俘,凡是進行過武裝抵抗的對手,一律格殺勿論,即使這些戰俘可以換取贖金和變賣為奴,但是有需要奴隸做苦力時會用套索抓人。
前線匈人有2個補給團,每一團約1000人(如果需要的話包括女性匈人也會上戰場),而在他們身後站立數10個馬拉機動的弓箭補給車,裝有幾百個備用的弓和超過10萬支箭,保持箭雨源源不絕。
其作戰方式跟「帕提亞回馬箭」類似,匈人都是佯裝撤退,疾馳撤退時回身射擊敵人的戰術。儘可能避免與敵人硬碰硬肉搏戰,而用弓箭折磨敵人。
如果敵軍高速移動時戰鬥隊形混亂的話,匈人弓騎兵又會折回再次攻擊。
戰斧、劍、長矛、長柄刀、套索、標槍
主要武器為弓箭外,匈人具備的武器,有戰斧、劍、長矛、套索、標槍。
當敵人已經被箭頭的射擊被削弱後,匈人會靠攏戰斧進行短兵相接的戰鬥。
其中使用戰斧最流行的武器是「西徐亞人斧頭」或「匈式戰斧」。
匈人與 最早與歐洲戰鬥得西徐亞人前輩有許多習俗很像,使用得武器也很類似。
用戰斧砍殺是匈人肉搏戰時首選,接下去匈人才會使用標槍和劍殺死了剩下的敵人。
匈人在馬上的長兵器除了長矛,還有一種長柄刀。
他們像之前的西徐亞人與薩爾馬特人,匈人也用套索作戰,如歐洲的「西部牛仔」。
套索可以用來卸除或纏住敵人或拖累他,直到他被勒死。
套索也可以用來捕捉活著的敵人,為了在以後讓敵人用錢贖回或賣為奴隸。
匈人之間的護甲是不同的,往往取決於所屬領袖的富有程度。
許多貧窮的匈人只需輕輕配備了真皮胸甲,匈奴士兵身著厚重的皮革潤滑加上不洗澡分泌脂肪,使他們的戰鬥服既柔軟又可防雨。
其他還有穿著由骨,角,或馬蹄製成的盔甲。
而裝備精良匈人穿著金屬薄片或羅馬鎖子甲製造的盔甲。
(重武裝匈人兵)
戰鬥後匈人收集敵人的頭骨掛在馬匹做裝飾。
匈人首領有時會從特別強大的敵人的頭骨作成飲杯,以表達對敵人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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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鐙:中國軍事史上的偉大發明
2015-10-19 00:00:00來源: 中華刀劍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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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鐙對騎兵發展的意義毋庸贅言,在馬鐙發明之前,騎兵射箭時要么減速,要么下馬拉弓射箭;交戰雙方騎馬格鬥時也不能竭盡全力大幅度擺動,否則會失去平衡而落馬;馬鐙則使戰馬更容易駕馭,人與馬得以連接為一體,騎在馬背上的人解放了雙手,騎兵們可以在飛馳的戰馬上且騎且射,也可以在馬背上左右大幅度擺動揮刀劈砍,騎兵威力由此倍增。如果沒有馬鐙,很難想像騎兵能夠在歷史上發揮那樣巨大的作用,以至於屢屢改變歷史進程,因此,馬鐙也可以說是一種劃時代的發明。英國科技史學家林恩·懷特曾如此評價:“很少有發明像馬鐙那樣簡單,而又很少有發明具有如此重大的歷史意義。馬鐙把畜力應用在短兵相接之中,讓騎兵與馬結為一體”。 

唐昭陵六駿之颯露紫——配有馬鐙也許是因為馬鐙最初的發明者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發明將會怎樣深刻地改變歷史吧,也許是這個最初的發明者本人不識字,反正結果是如此重要的發明,其最初的發明年代卻在歷史學界多年爭議不休。北燕馮素弗墓出土馬鐙上世紀前半葉,英國學者李約瑟在其《中國科技史》中提出“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早發明馬鐙的民族”的說法,並在文字旁邊配上了一幅敦煌壁畫作為證據。這幅敦煌壁畫的內容是一個騎馬人的馬背上吊下來一條繩子,繩子末端拴個銅環,騎馬人的大腳拇指塞進銅環此銅環即為中國早期的翔實可考的馬鐙。李約瑟的著作發表後在世界上引起了爭論,西方馬文化研究界由此將馬鐙稱為“中國靴子”。在解放後的實地考古發掘中,歷史學界數次提前了馬鐙的發明時間。起初確認在東晉時期馬鐙已經得到了應用,根據是《世說新語》提到謝玄有玉鐵鐙,還有封氏墓中挖出的兩個木製馬鐙。後來較為人們廣泛接受的觀點是將馬鐙視為游牧民族的發明,發明者為南北朝時期的鮮卑族燕國,其立論基礎是1965年發掘遼寧北票西官營子北燕馮素弗墓的結果。北燕是公元四世紀初遷至遼西的漢族統治者馮氏在前燕、後燕基礎上建立的鮮卑族國家,馮素弗是北燕王馮跋的弟弟。這是一座時代明確的北燕墓葬,墓中出土了一副馬鐙,形狀近似三角形,角部渾圓,在木芯外麵包鑲著鎏金的銅片。但沈從文先生50年代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從事文物工作的時候就依據館藏歷史文物提出,馬鐙至少在西漢末就已經發明,並舉出了3個材料:一是湖南博物館藏西晉青釉俑上兩個馬都有馬鐙;再就是西漢王莽時代石寨山墓貯貝器上面站著騎馬武士,腳下分明踏著鍍金馬鐙;再上戰國時期的剌虎錯金銀銅鏡,雖然看得不太清楚,但騎馬 ​​人腳下踏著個圈圈,下面飄著三條帶子,很可能就是馬鐙(丁大華:《我所認識的文博大師沈從文》,《文史精華》)。後來的考古發掘成果進一步確認了沈從文先生的觀點,目前基本上可以認為,馬鐙是西漢時期中原漢族的發明。 

北齊婁睿墓壁畫中騎士坐騎配有馬鐙的馬匹關於馬鐙的主要考古發掘成果如下:1965—1970年,南京象山發掘了東晉瑯琊王氏族墓群,7號墓中出土了一件裝雙鐙的陶馬,墓葬年代為東晉永昌元年(322)或稍後。這件陶馬的雙鐙是已知馬鐙的較早實例。吉林市郊帽兒山墓地是20世紀80年代發現的,其年代大致相當於西漢中晚期至南北朝。1993年在帽兒山墓地18號墓中出土了一副馬鐙,用銅片夾裹木芯,以鉚釘綴合加固。這是我國出土年代較早的馬鐙。2001年3月發掘的一座三國時期東吳墓中,考古專家們找到了3只完整的陶牛、陶狗和一匹陶馬,那匹馬背上配有馬鐙,馬鐙的使用歷史由此提前了幾十年。2004年11月,西安南郊出土了西漢大型宮廷壁畫,經過文物學者辨別,畫中人物已經使用了馬鐙。 

1995年金代古城半拉城子出土銀質馬鐙馬鐙發明後,很快就由中原傳到今天的朝鮮半島,在公元5世紀的朝鮮古墓中已有了馬鐙的繪畫。歐洲出土馬鐙中年代最早的來自公元6世紀的匈牙利阿瓦爾人的墓葬,以窄踏板直柄金屬馬鐙為主。阿瓦爾人是來自蒙古高原的柔然人的後代,柔然人當初曾經是大漠霸主,突厥人那時是他們的鍛奴。但後來柔然人先是於宋文帝元嘉六年(西元429年)遭到北魏國主拓跋燾御駕親征的毀滅性打擊,後來又被起而造反 ​​的突厥人徹底打垮,其餘部於6世紀沿歐亞草原之路西遷到匈牙利定居。因此,有些西方考古學者認為是柔然人從中國北方把馬鐙傳播到歐洲,並認為阿瓦爾人的馬鐙就是中國傳統的直柄橫穿金屬馬鐙,或者有中國工匠直接為阿瓦爾人製作馬鐙,馬鐙之所以被稱為“中國靴子”,原因就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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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早的骑兵--亚述骑兵

始皇陵兵馬俑中具有表現細致的馬具,卻惟獨沒有高橋馬鞍與馬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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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鐙對於騎兵發展史的深遠影響是眾所周知的。有了馬鐙人可以更好的協調身體控制平衡,馬鐙使人在馬背上長時間騎乘而不會很勞累,而馬鐙最重要的作用在於使騎兵衝刺的威力更為顯著,並催生了騎兵向高度重裝方向發展的趨勢。但是就在人們不斷的頌揚馬鐙的時候,無形之中已經把馬鐙神話了,不論中外的學者都不同程度的誇大了馬鐙的影響力,各種偏激的理論不斷湧現,比如《西方戰爭藝術》的作者美國人阿徹·瓊斯,他甚至認為沒有馬鐙的騎士甚至無法在馬上完成揮刀動作,因為揮空後可能失去平衡從馬上掉下來。
馬鐙對於騎兵發展史的深遠影響是眾所周知的。有了馬鐙人可以更好的協調身體控制平衡,馬鐙使人在馬背上長時間騎乘而不會很勞累,而馬鐙最重要的作用在於使騎兵衝刺的威力更為顯著,並催生了騎兵向高度重裝方向發展的趨勢。

但是就在人們不斷的頌揚馬鐙的時候,無形之中已經把馬鐙神話了,不論中外的學者都不同程度的誇大了馬鐙的影響力,各種偏激的理論不斷湧現,比如《西方戰爭藝術》的作者美國人阿徹·瓊斯,他甚至認為沒有馬鐙的騎士甚至無法在馬上完成揮刀動作,因為揮空後可能失去平衡從馬上掉下來。還有更多的人認為無馬鐙的騎兵無法做持矛衝鋒,也有認為無馬鐙時代是沒有重騎兵的、沒有馬鐙就不能完成騎射,更有甚者認為無馬鐙的時代沒有真正的騎兵… …無馬鐙時代的騎兵在他們看來儼然都是一群糠皮,馬鐙在他們眼中彷彿已經成為了比火藥還偉大的發明

面對這些論斷我真的是目瞪口呆,我們偉大的學者們,你們有多少是真正騎過馬的,有多少是像游牧民族那樣從小就呆在馬背上的。真正會騎馬的人都知道,馬鐙是不可能把人固定在馬背上的,馬鐙是搭在馬背兩側的,是會來回晃的,如果不是用來作戰,馬鐙最大的作用在於可以減少顛簸感和人的勞累程度。而一個優秀的騎手是完全不需要馬鐙的。

那個說揮空刀就會掉下馬去的美國學者,我想說如果你不是一個熟練的騎手的確可能會因此墜馬,但你要知道古代那些游牧民族的武士哪個不是從小就呆在馬背上的,這點平衡能力都沒有怎麼去打仗。要是連揮刀都完成不了的話那些無馬鐙的馬薩革特騎兵是怎麼打敗波斯人的,這種論斷是不是有些無腦。

好了,個人的一點感觸就說到這裡,我們再看一下史實,看看無馬鐙時代的騎兵是不是就全是蝦皮。

最早大規模配備騎兵的文明古國是亞述,他們在經過巴尼拔二世軍事改革後使騎兵完全代替了步兵,並擁有相當數量用於近戰的重騎兵,重騎兵的馬只有前胸擋甲,騎手也是身披戰甲的。

亞述之後另一個在騎兵上見長的是呂底亞,他們自稱佛里吉亞人,希羅多德在《歷史》中記載:在整個亞細亞,沒有哪個民族比呂底亞人更加勇武好戰,他們習慣於在馬上作戰,他們手持長槍,駕馭戰馬技術精湛。注意,這裡是手持長槍,長槍是用於刺穿的武器,證明當時的騎兵已經懂得發揮騎兵刺穿的威力。當時居魯士害怕呂底亞人的槍騎兵,因此不敢與之正面遭遇,最後還是用駱駝騎兵打敗了呂底亞。這時的時間是公元前6世紀。

但是呂底亞人還不是公元前6世紀最偉大的騎馬武士。在公元前6世紀,歐亞大草原是游牧民族的天下,這其中最著名的是斯基太人和馬薩革特人。馬薩革特人分佈的區域在鹹海北岸,這些游牧民族十分的凶悍,他們從不種地,以放牧牛羊和狩獵為業。馬薩革特人的騎兵是人馬俱甲的,馬的鎧甲是頸甲和擋胸,這種防護顯然是針對步兵攻擊的。馬薩革特人在與波斯人的一戰中大敗波斯,波斯著名的居魯士大帝在這場戰役中陣亡,馬薩革特騎兵一戰成名。馬薩革特騎兵的防護程度可以看做是早期的重騎兵,他們所使用的武器主要是弓箭,但當箭射完後就會開始近戰肉搏,近戰的武器也是用於刺穿的長槍,此外戰斧也是他們常用的武器。

斯基太人在西方史中則比較著名,他們的分佈範圍十分廣大,從南俄羅斯草原一直到黑海里海北岸,而他們的原住地可能在阿爾泰山北部,他們是受馬薩革特人的驅逐而遷徙至南俄草原的。斯基太人以弓騎兵為主,但是他們也有相當數量的重騎兵,人們通過考古發掘在南俄羅斯草原發現了很多斯基太人的遺物,其中有鎧甲,長矛、標槍、斧、劍。斯基太騎兵以輕騎兵為主,貴族充當重騎兵角色,重騎兵騎兵手持長槍,作戰會以密集隊形衝鋒,這種戰術已經比歐洲中世紀的重騎兵戰術提早了一個多世紀

薩爾瑪提亞人是一個和斯基太人相近的部落,傳說是斯基太人和亞馬遜人的後裔,他們擁有更誇張的重甲,人和馬是全部披甲的,騎士墜馬後會因為盔甲過重而無法憑自己的力量站起來,這已經儼然是中世紀的重裝程度了。

而在無馬鐙時代最典型的重騎兵當屬波斯的鐵甲騎兵。對於波斯重騎兵,不多說了,看圖大家就知道了,這些都是沒有馬鐙的重騎兵,並且都是使用刺穿類武器。

 

羅馬鐵甲聖騎兵,薩珊波斯鐵甲騎兵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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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以上的幾個例子我們看到了在沒有馬鐙的時代也是有重騎兵的,其重裝程度不亞於中世紀的歐洲重騎,並且當時已有同中世紀一樣的手持長槍密集衝鋒戰術,。現在網上大量的帖子持有一個觀點就是沒有馬鐙的支撐騎士無法完成刺穿動作,人會被頂下馬,可是卻沒有人去想那些騎兵衝擊的並不是一堵牆,而是一個人,一個可以倒下去的人,別告訴我重騎兵衝過來後地上被刺中的人原地沒動反而會把身披重甲的騎手頂出去。那些騎手也不是如某些學者所說的一揮刀就失去重心跌下馬去的白痴,他們都是訓練有素的騎兵他們幾乎是整天都在馬背上的。

通過歷史和考古發掘我們就會發現在馬鐙出現前騎兵大量配備刺穿類武器,如果他們在馬上無法完成刺穿那長槍長矛這種武器怎麼可能長期被騎兵使用。那些說無馬鐙不可能完成衝鋒的人,你們你們如何看待這些鐵證。

馬鐙出現後受影響最大的是農耕民族而不是游牧民族在無馬鐙時代所有擁有重騎兵的這些民族都是擅長騎馬的民族,或者就是以馬背為家的游牧民族。也就是說這種重騎兵必須是騎馬技術十分精湛的騎手。這就是無馬鐙時代重騎兵比較稀少的重要原因。

馬鐙出現後使農耕民族可以快速的掌握騎馬技術,騎兵開始在農耕民族的國家蓬勃發展起來,他們不必是從小就在馬背上長大,只要接受訓練就可以在一定時間後能夠駕馭馬匹,馬鐙無疑提升了騎兵的威力,尤其是對重騎兵的影響。

不過重騎兵真正用於固定騎手的裝置其實是高橋馬鞍,這種馬鞍可以把騎手牢牢的兜住,加上馬鐙的輔助支撐,騎手很難掉下馬去,這樣重騎兵不再需要十分高超的架馬技術。重騎兵在高橋馬鞍和馬鐙的影響下向一個極端發展,並最終止步於火器時代。

綜上所述,我想說我們是不是在高估了馬鐙的同時又低估了無馬鐙時代的騎兵,我們是不是更低估了自幼就在馬背上長大的游牧人的架馬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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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馬拉車繩索怎麼綁?古人苦惱千年——科學史札記(十) - PanSci 泛科學 - http://goo.gl/2Rsvdk

用馬拉車繩索怎麼綁?古人苦惱千年——科學史札記(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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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兒用來乘騎並不難,只要膽子夠大,懂得馬術,就可以騎在馬背上馳騁。但用來拉車就不那麼簡單,人類大約經歷了三千五百年,才把拉車的問題徹底解決。


馬的身體構造。圖/By Owain Davies – Own work, CC BY 3.0, wikimedia commons.
馬的體型不像牛,不能用牛的方式拉車。牛的背部隆起,像天造地設似的,剛好可以套上用彎木頭做成的「軛」,用來拉車十分方便。馬就不行了。馬兒的背部是平的,用來拉車,只能把繩子綁在馬身上。但要怎麼綁呢?這裡面的學問可大了。

「輓馬法」的演變

把繩子綁在馬身上的方法,稱為「輓馬法」。最初的輓馬法,可能把繩子直接套在馬的胸部。這種方法雖然方便,但馬兒跑起來繩子會上下移動,很容易勒住喉嚨。於是人們加以改進,在胸部和腹部各套一條寬帶子,胸帶和腹帶在馬背上交會,輓馬的繩子就綁在交會點上。胸帶被腹帶牽扯著,不容易滑到頸部。這就是第一種可以使用的輓馬法──胸輓法。


胸帶和腹帶在背上交叉的胸輓法。圖/pixabay
不論中西,最初使用的輓馬法都是胸輓法。這種輓馬法雖然不會勒住馬兒的喉嚨,但因力學的關係,效率不高。古埃及、古西亞、古希臘或古羅馬的馬車,車子都很小,通常只坐兩個人,卻要用兩匹馬或四匹馬來拉。中國春秋時的戰車,一律用四匹馬來拉,也只能坐三個人。這時的馬車看起來威風凜凜,其實效率都很低,根本就跑不遠。

胸輓法大約使用了兩千年,人們才發明了胸肩法。新的輓馬法將胸帶降低,肩帶和胸帶在馬腹的兩側交會,輓馬的繩子和胸帶連在一起,這樣就可以降低馬兒胸部受到壓迫,使效率略有提高。在中國,大約到了西漢,舊有的胸輓法就被這種新的輓馬法取代了。

到了魏晉南北朝,中國人又發明了一種高效率的輓馬法,使馬兒的力量提高五倍!過去要用五匹馬拉的車子,現在只要一匹就夠了。新的輓馬法稱為護肩法,只在馬的肩部套上一條寬軟的護肩,輓馬的繩子直接綁在護肩兩側。馬兒拉車的時候,不論怎麼出力氣,都不會壓迫到胸部。


護肩法。圖/pixabay
這種理想的輓馬法於十世紀傳到歐洲,對交通、運輸發生了深遠的影響。從此歐洲有了長程馬車,人與人的距離拉近了,國與國間的互動增加了,貨物可以運到遠地出售,一些貨物集散地因而發展成城市。有些學者甚至認為,中國人發明的的輓馬法,是促成歐洲興起的原因之一。

「馬鐙」使雙手空下來

除了有效率的輓馬法,馬鐙也是中國人發明的。沒有馬鐙,騎士雙腳懸空,不容易使力,若非騎術特別精湛,很難騰出手來做其他的事。有了馬鐙就不一樣了,人和馬的力量結合在一起,無論馬跑得多快,在馬上掄槍舞劍,或是挽弓射箭,都變得容易得多。

那麼馬鐙是什麼時候發明的?這個問題至今尚無定論。秦始皇陵出土了許多騎士俑,各種馬具齊備,但沒有馬鐙。漢代的出土文物也沒發現馬鐙。目前出土最早的馬鐙,可考的年代為東晉永昌元年(322)或稍後。但也有人認為早在兩漢就有馬鐙,不過缺乏直接證據。


巴約掛毯,作於1070年,圖為其局部。顯示其時騎士皆腳踏馬鐙。
馬鐙發明後,很快就傳到朝鮮,在五世紀的朝鮮古墓壁畫中,已有了馬鐙的記錄。至於馬鐙傳到西方,可能先傳到突厥,大約八世紀輾轉傳到東羅馬,繼而傳播到整個歐洲。有了馬鐙,騎士的馬術可以盡情發揮,也可以穿著厚重的盔甲騎在馬上,為中世紀的騎士制度創立了條件

英國著名中國科技史學者李約瑟博士評價馬鐙說:「關於馬鐙曾有過很多熱烈的討論,最近的分析研究,表明占優勢的是中國。直到八世紀初期,在西方(指東羅馬)纔出現馬鐙,但是它們在那裡的社會影響是非常特殊的。林恩‧懷特說:『只有極少的發明像腳鐙這樣簡單,但卻在歷史上產生了如此巨大的催化影響。』」李約瑟又說:「我們可以這樣說,就像中國的火藥幫助摧毀了歐洲封建制度一樣,中國的馬鐙卻幫助了歐洲封建制度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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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馬俑博物館世界前25 亞洲蟬聯第一
2016年09月14日 21:01 李鋅銅

大陸西安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不但是大陸民眾旅遊熱點,更是外籍遊客到大陸旅遊必去的超級景點。在最新出爐的調查中,兵馬俑博物館在亞洲各博物館中名列第一。台北故宮則排名第七。

秦兵馬俑坑發現於1974-1976年,1979年向國內外開放,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蹟、20世紀考古史上的偉大發現。1979年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開館以來,一直超級受歡迎,已吸引9000多萬遊客及200多位國家領導人或政府首腦前往參觀。

依據TripAdvisor(貓途鷹)最新公布的2016年「旅行者之選」全球最佳博物館榜單。在全球被列入的619家博物館中,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位於世界榜首,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則蟬聯大陸及亞洲第一。

榜單是根據TripAdvisor網站和APP上全球用戶,在過去一年內對博物館的評分、點評內容與數量綜合計算評分,反映了世界各地的博物館在過去1年受全球遊客歡迎的程度。此次全球共619家博物館獲獎,分布在55個國家和地區,涵蓋科技、藝術、文化、歷史、建築、軍事等各個領域。

西安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此次再度入選全球前25,較去年上升2名,並連續兩年位於亞洲和大陸榜單第一,主因是在貓途鷹上的評分高達4.5分(滿分5分),擁有來自世界各地遊客超過9200則評論,語言覆蓋漢語、英語、西班牙語、義大利語、法語、日語等20多個語種,並在西安市333家景點中排名第一。

兵馬俑博物館位於陝西省西安市臨潼區城東,是大陸第一位封建皇帝秦始皇嬴政陵園中一處大型從葬坑,陵園面積218萬平方公尺,既是世界文化遺產,更是世界八大奇蹟之一,和大陸國家5A級旅遊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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