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朱舜水/朱之瑜（1600-1682）文武全才第一/朱舜水 : 大明遺民，“日本的孔夫子”，德川諸侯家族墓地唯一外族/他不求功名利祿，而熱衷於行道濟民，關心民生/“我若第一進士，作一縣令，初年必逮系；次年，三年，百姓誦德，上官稱譽，必得科道。由此建言，必獲大罪，身家不保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goo.gl/NVPn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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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那」名稱由來原來源於此民族英雄
2016年06月11日 17:09 莊晁權／綜合整理

朱之瑜，字魯璵，號舜水，舜水是他在日本取的號，意為「舜水者敝邑之水名也」。(圖/人民網)
朱之瑜，字魯璵，號舜水，舜水是他在日本取的號，意為「舜水者敝邑之水名也」。(圖/人民網)
自古到今，對日本最有直接影響的中國人應該就算朱舜水（西元1600-1682）。身處明末亂世的朱舜水被尊為儒學「五大師」之一，隱居田園不願出仕。在1644年清軍入關後，朱舜水則為反清復明奔走。他嘗試向日本和越南借兵被拒絕。幸虧沒有借成，否則他就要背上引狼入室的千古罪名了。後來，他又參加了鄭成功指揮的北伐討清戰爭。戰敗後，已年近六旬的朱舜水定居日本。

朱舜水在日本講學二十二載，培育了許多儒學人才，同時與日本知識份子有過廣泛交流。照理說，他對明王朝忠貞不二，又致力於弘揚中華文化，應該算一個愛國者。然而，從他無意間造成的負面影響看，現代部分中國史學家因此把他冠上史上頭號大漢奸。論起給日本人幫的忙，朱舜水要大於汪精衛百倍以至於千倍。汪充其量只是日本人的走狗。朱舜水則不一樣，他給了日本人最需要的東西：思想武器。華夷秩序、君臣之義、忠奸之辯，這些中國人覺得有些迂腐的東西到了日本人手裡無異於一顆精神原子彈。而且遺憾的是，這顆原子彈被無情的投到了中國人的頭上。

朱舜水曾在日本講學二十二年弘揚中華文化。(圖/讀史悟道)
朱舜水曾在日本講學二十二年弘揚中華文化。(圖/讀史悟道)
「支那」這稱呼、明治維新、靖國神社等，這些給中日關係帶來決定性影響的事項，其背後都深深的烙著朱舜水的痕跡。而日後常被提及的「支那」稱呼就與朱舜水有很大的關係。朱舜水在日本做的最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指導德川王國的水戶藩編纂《大日本史》。他視明朝為中華，指滿清為蠻夷，自己是因為復明失敗而棲身日本。這個處境本身就告訴日本人，中國已經成了夷狄統治的天下。這就促使日本一些知識份子對「中國」或「中華」產生了懷疑：蠻夷統治下的中國還是「中國」嗎？

朱舜水還有更直接的評論，他說：「日本天皇傳了一百代還是藤原家的天下，而中國幾經改朝換代，已不再是純正的中華民族了，日本在這方面優於中國。」與朱舜水有過往來的日本學者山鹿素行寫了一本《中朝事實》，公然提出了日本才是「中國」的論點，他說的「中朝」就是「位於世界中心的王朝」之意。山鹿更進一步把「中華」和「中國」的稱號加到日本頭上，而將中國貶為「外朝」將「支那」稱呼扣在了中國的頭上。

甲午戰爭後，日本無視中國的再三抗議，把「支那」這個稱呼用了長達半個多世紀，山鹿素行可以說是此事的幕後推手，而他的理論和歷史依據卻都是從朱舜水哪裡得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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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朝事實是山鹿素行寫的一本漢文歷史書，全二卷，並有附錄一卷。寬文九年（1669年）成立。該書以日本朝廷為世界中心，稱日本作「中華」或「中朝」，認為清代中國並非「中國」以及日本是「中華文明」的繼承者[1][2]。
該書為乃木希典所愛讀，殉死之際，以他所親自所書的朱注之本，贈與昭和天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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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朝事實是山鹿素行寫的一本漢文歷史書，全二卷，並有附錄一卷。寬文九年（1669年）成立。該書以日本朝廷為中心，稱日本作中華。宣揚中國在1644年被滿洲人滅亡，滿族人建立的清朝並非中國，認為日本是中華文明的繼承者。該書為乃木希典所愛讀，殉死之際，以他所親自所書的朱注之本，贈與昭和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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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鹿素行（元和8年8月16日（1622年9月21日）－貞享2年9月26日（1685年10月23日）），江戶時代前期的儒學者和兵學者。父親為浪人山鹿貞以。古學派始祖。本名高祐。字子敬、又稱甚五右衛門。
山鹿素行汲取了中國儒家思想的養份，對日本的武士道精神，進行了全面的闡述。著有《武教全書》、《武家事記》、《兵法問答》等書，在日本被稱為「國人道德的權威，武士道精神的真諦」。

出生於陸奧國（後來的岩代國）會津（福島縣會津若松市）。1628年（寬永5年）、6歲離開江戶。1630年（寬永7年）9歲之時拜入大學頭林羅山門下學習朱子學，15歲開始在小幡景憲和北條氏長處學習兵學、在廣田坦齋處學習神道，此外還學習歌學等各種各樣的學問。
1656年著《武教小學》、《武教要録》、《武教全書》，開創了山鹿流兵學。膾炙人口的「山鹿流之陣太鼓」也是從山鹿素行的兵學中衍生出的。1665年他批判朱子學對儒家經典的詮釋，提出了直接向周公、孔子學習的聖教，著《聖教要錄》。書中大肆批判孔子以後的宋儒為異端。此時雖然林羅山已過世，其說仍被奉為幕府官學，且由林羅山子孫主宰。因此山鹿素行被人怨恨，自以為犯下死罪，而向當時擔任安房守一職的北條氏長寫信道：
蒙當二千歲之今，大明周公孔子之道，猶欲糾吾於天下，開板聖教要錄之處，當時俗學腐儒，不修身、不勤忠孝。況天下國家之用，聊不知之，故於吾語，無一句之可論，無一言之可糾。或假權貪利，或構讒而追蹤，世皆不知之，專任人口而傳虛，不正實否，不詳其書，不究其理，強嘲書罪我，於是我始安，我言之大道無疑，天下無辨之。夫罪我者，罪周公孔子之道也，我可罪而道不可罪。罪聖人之道者，時世之誤也。古今天下之公論不可循。凡知道之輩，必逢天災。其先蹤尤多，乾坤倒覆，日月失光。唯怨生今世，而殘時代之誤於末代，是臣之罪也，誠惶頓首。
1666年他被信奉朱子學的會津藩主保科正之流放到播磨國赤穗藩，教導赤穂藩士。元祿赤穗事件中的大石良雄也是其門人之一。1675年（延寶3年）被准許回到江戶教授兵法，影響了吉田松陰等人。松陰自稱「自幼就以山鹿氏之兵學為業，以武士道為心要，以死為常心。」 其著《武教全書講錄》，一開始就說：如果希望懂道，就請接受山鹿先生的教導，自古至今，該讀的書有那麼多，而我特別信任素行先生。
1685年山鹿素行去世、享年63歲。墓所為位於東京都新宿區辯天町1番地的曹洞宗宗參寺。
名言：「常の勝敗は現在なり」（有上下文）
古學思想[編輯]
山鹿素行早年祖述宋學，晚年宣揚尊信儒家古典的古學，形成『儒學道統論』，主張儒學始於伏羲、神農，次則天生仲尼以身立教，是儒道之宗、綱常之主。「孔子沒而聖人之統殆盡。」孔子之後如曾子、子思、孟子於孔子已不可企望。批評宋程朱等道學為陽儒陰異端，主張回歸孔子之前儒學，並自命是繼孔子之後的道統正傳。[1]山鹿素行自稱「以周公、孔子為師，而不以漢、唐、宋、明諸儒為師。」[2]
他宣揚武士要明心術，盡忠主君，自覺實踐人倫之道，嚴守日常生活禮儀，以儒學道德倫理解釋武士道。山鹿素行認為武士的職分就在於輔助君主統治農工商三民：「士不可不備文武之德知。然則形為劍戟弓馬之用，內務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婦之道，文道為心，武備調外，三民自然以是為師，以是為貴，從其教而知其本末。」他認為武士道的最高準則是「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他強調「常把死放在心上」。在《山鹿語類•士談》中他這樣說道:「能勤而安命乃大丈夫之心也。匹夫在於常將死放在心上，盡職盡分，勤而安命。如果常把死放在心上，就不會受任何事的干擾，在各種場合履行其職分，不把死放在心上就是膽小鬼。」他提倡「以人倫之道的自覺為根本，進而以在天下實現人倫之道為武士職分的思想」。
他認為君臣上下的差別「非以力而成，乃天地自然之儀則」，主張「主君之惡縱如夏桀殷紂，而下無蔑上之道。」山鹿素行將日本稱為「中朝」或「中華」，要日本以「中國心」來立國。其依據為《日本書紀》，書中言道：本朝正當天之正道，得地之中國。中國，北據高山，南窺大海，山海之間，平原開闊，河海可用。因此，中國漕運便利，往來如一家，沒有互相敵對，制度文物發達，沒有必要像支那那樣設長城而防夷狄，也不可能為夷狄所征服。而外朝，就是在支那，王朝更迭頻繁，有幾次還是夷狄入侵為王。春秋時代二百四十餘年，期間，臣下起而弒君者，竟有二十五次。唯有我中國，自開國以來以至於今日，天之神以來的皇統未曾變過，弒天皇之叛逆沒有幾次，被夷狄入侵之事，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有。他主張日本天皇「可至萬世而為君」，「神神相生、聖皇連綿」，「與天地無窮」以便維護萬世一系的「國體」。他在《中朝事實》中主張皇統一貫『日本主義』，認為日本比萬國優越，對後世影響很大。[3]
山鹿素行主張「誠」是從內心中湧出的不可抑制的「情」，而且認為「誠」須力行。他認為「道」是「人人不得已而須力行之誠。」「予吁已之謂誠，純一無雜，古今上下不可易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聖教未嘗不以誠，道也、德也、仁義也、禮樂也。」他認為"誠"也不是只求情之"誠"、"實"、"直"或放於情而行，行要守禮，受禮制約的「不得已之誠。」朱舜水曾與山鹿素行有過交往，其經世實用之學對山鹿素行有所影響。[4]朱舜水在送給他的《子敬箴——為山鹿素行軒作》中稱讚他說：
問學如何？徵乎素行。素行如何？希賢希聖。匪敢僭逾，勉承來命。堯舜可為，人皆此性。儒道非難，善至德盛懿美。內涵聞望，外會文武張弛。維人無竟，溫恭誠允，端莊彰正，不在他求，是在子敬。
為子敬山鹿翰史、藤姓高興其名也，別號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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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鹿素行（1622-1685，Yamaga Sokou，やまがそこう） 日本江戶前期學者、儒學家、兵法家。名高佑，字子敬，號素行，通稱甚五右衛門。生於會津（今福島縣）若松，在江戶（今東京）長大，自成一家，以“山鹿派兵學”而聞名於世。山鹿素行在《中朝事實》一書中透露了他的日本中心主義思想。他42歲前後基本上樹立了他的古學觀點，貶斥中國漢、唐、宋、明諸儒的學說，宣稱孔子逝世後聖人的道統到宋朝就已經泯滅，斷言朱子學是異端，提倡直接攻讀孔子的經書，以求聖​​教。山鹿素行還運用儒家的學說試圖建立一個闡述士(武士)道的理論體系。
山鹿素行- 基本內容
山鹿素行（1622-1685） 日本江戶前期學者、兵法家。名高佑，字子敬，號素行，通稱甚五右衛門。會津人。幼年在江戶（東京）入林羅山之門習儒學。後又兼習武藝和兵法，1652年受聘於赤穗城主淺野長直。年著有《兵法神武雄備集》、《武教全書》等兵法書。1662年開始對朱子學產生懷疑，辭職回江戶，開設私塾講學，弟子多至四千。1666年刊行《聖教要錄》，攻擊朱子學，被視為“異端”，流放到淺野領地赤穗十年之久。在此期間，一面專心著述（著有《武家事紀》、《中朝事實》等書）。宣揚儒教的尊王思想和神道的日本中心主義；一面講授兵學，宣揚忠君的武士道，成為用儒家思想創立“武士道”理論的鼻祖。1675年將江戶的私宅稱積德堂，對門人講授兵學和儒學。在反對官方朱子學的過程中，呼籲從孔孟的原著中去探索儒學的真意，被稱為日本古學派的開山始祖（也有人稱其為古學派的先驅）》著述甚豐，多達六百餘卷。後刊有《山鹿素行》全八卷。
山鹿素行- 人物成就
山鹿素行
山鹿素行圖冊
山鹿素行一生著述很多。他42歲前後基本上樹立了他的古學觀點，貶斥中國漢、唐、宋、明諸儒的學說，宣稱孔子逝世後聖人的道統到宋朝就已經泯滅，斷言朱子學是異端，提倡直接攻讀孔子的經書，以求聖​​教。在宇宙觀方面，他認為天地是無窮的，而且“生生不息”。他反對朱熹的理先氣後說，主張理氣合一論，認為理和氣是不可分離、無先後差別的。他針對宋儒所謂天地有始有終的說法，提出了關於天地是理氣合一的觀點，肯定天地既無先後也無始終。在人性問題上，他認為天命之性就是氣質之性，否定了宋儒區別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的見解。他的古學實際上是一種新學或民間學問，它以復古的名義力圖從朱子學中解放出來。
山鹿素行還運用儒家的學說試圖建立一個闡述士(武士)道的理論體系。他主張，士應當是人倫的衛士，農、工、商三民之中假如有人不守為人的本分，士就應該迅速加以處罰；為了履行這方面的職責，士平時必須文武並重。
山鹿素行在《中朝事實》一書中透露了他的日本中心主義思想。他所說的“中朝”，指的是日本,認定日本是世界的中心。他從古學的觀點出發，追溯了日本皇統的起源，揚言政治理想早在日本古代已經完美地實現。他的軍事學說後來在幕府末期被長州藩士吉田松陰繼承，對明治維新時期的一些日本勤王志士影響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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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鹿素行（元和8年8月16日（1622年9月21日）－貞享2年9月26日（1685年10月23日）），江戶時代前期的儒學者和兵學者。父親為浪人山鹿貞以。古學派始祖。本名高祐。字子敬、又稱甚五右衛門。
山鹿素行汲取了中國儒家思想的養份，對日本的武士道精神，進行了全面的闡述。著有《武教全書》、《武家事記》、《兵法問答》等書，在日本被稱為「國人道德的權威，武士道精神的真諦」。

經歷
出生於陸奧國（後來的岩代國）會津（福島縣會津若松市）。1628年（寬永5年）、6歲離開江戶。1630年（寬永7年）9歲之時拜入大學頭林羅山門下學習朱子學，15歲開始在小幡景憲和北條氏長處學習兵學、在廣田坦齋處學習神道，此外還學習歌學等各種各樣的學問。
1656年著《武教小學》、《武教要録》、《武教全書》，開創了山鹿流兵學。膾炙人口的「山鹿流之陣太鼓」也是從山鹿素行的兵學中衍生出的。1665年他批判朱子學對儒家經典的詮釋，提出了直接向周公、孔子學習的聖教，著《聖教要錄》。書中大肆批判孔子以後的宋儒為異端。此時雖然林羅山已過世，其說仍被奉為幕府官學，且由林羅山子孫主宰。因此山鹿素行被人怨恨，自以為犯下死罪，而向當時擔任安房守一職的北條氏長寫信道：
蒙當二千歲之今，大明周公孔子之道，猶欲糾吾於天下，開板聖教要錄之處，當時俗學腐儒，不修身、不勤忠孝。況天下國家之用，聊不知之，故於吾語，無一句之可論，無一言之可糾。或假權貪利，或構讒而追蹤，世皆不知之，專任人口而傳虛，不正實否，不詳其書，不究其理，強嘲書罪我，於是我始安，我言之大道無疑，天下無辨之。夫罪我者，罪周公孔子之道也，我可罪而道不可罪。罪聖人之道者，時世之誤也。古今天下之公論不可循。凡知道之輩，必逢天災。其先蹤尤多，乾坤倒覆，日月失光。唯怨生今世，而殘時代之誤於末代，是臣之罪也，誠惶頓首。
1666年他被信奉朱子學的會津藩主保科正之流放到播磨國赤穗藩，教導赤穂藩士。元祿赤穗事件中的大石良雄也是其門人之一。1675年（延寶3年）被准許回到江戶教授兵法，影響了吉田松陰等人。松陰自稱「自幼就以山鹿氏之兵學為業，以武士道為心要，以死為常心。」 其著《武教全書講錄》，一開始就說：如果希望懂道，就請接受山鹿先生的教導，自古至今，該讀的書有那麼多，而我特別信任素行先生。
1685年山鹿素行去世、享年63歲。墓所為位於東京都新宿區辯天町1番地的曹洞宗宗參寺。
名言：「常の勝敗は現在なり」（有上下文）
古學思想
山鹿素行早年祖述宋學，晚年宣揚尊信儒家古典的古學，形成『儒學道統論』，主張儒學始於伏羲、神農，次則天生仲尼以身立教，是儒道之宗、綱常之主。「孔子沒而聖人之統殆盡。」孔子之後如曾子、子思、孟子於孔子已不可企望。批評宋程朱等道學為陽儒陰異端，主張回歸孔子之前儒學，並自命是繼孔子之後的道統正傳。[1]山鹿素行自稱「以周公、孔子為師，而不以漢、唐、宋、明諸儒為師。」[2]
他宣揚武士要明心術，盡忠主君，自覺實踐人倫之道，嚴守日常生活禮儀，以儒學道德倫理解釋武士道。山鹿素行認為武士的職分就在於輔助君主統治農工商三民：「士不可不備文武之德知。然則形為劍戟弓馬之用，內務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婦之道，文道為心，武備調外，三民自然以是為師，以是為貴，從其教而知其本末。」他認為武士道的最高準則是「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他強調「常把死放在心上」。在《山鹿語類•士談》中他這樣說道:「能勤而安命乃大丈夫之心也。匹夫在於常將死放在心上，盡職盡分，勤而安命。如果常把死放在心上，就不會受任何事的干擾，在各種場合履行其職分，不把死放在心上就是膽小鬼。」他提倡「以人倫之道的自覺為根本，進而以在天下實現人倫之道為武士職分的思想」。
他認為君臣上下的差別「非以力而成，乃天地自然之儀則」，主張「主君之惡縱如夏桀殷紂，而下無蔑上之道。」山鹿素行將日本稱為「中朝」或「中華」，要日本以「中國心」來立國。其依據為《日本書紀》，書中言道：本朝正當天之正道，得地之中國。中國，北據高山，南窺大海，山海之間，平原開闊，河海可用。因此，中國漕運便利，往來如一家，沒有互相敵對，制度文物發達，沒有必要像支那那樣設長城而防夷狄，也不可能為夷狄所征服。而外朝，就是在支那，王朝更迭頻繁，有幾次還是夷狄入侵為王。春秋時代二百四十餘年，期間，臣下起而弒君者，竟有二十五次。唯有我中國，自開國以來以至於今日，天之神以來的皇統未曾變過，弒天皇之叛逆沒有幾次，被夷狄入侵之事，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有。他主張日本天皇「可至萬世而為君」，「神神相生、聖皇連綿」，「與天地無窮」以便維護萬世一系的「國體」。他在《中朝事實》中主張皇統一貫『日本主義』，認為日本比萬國優越，對後世影響很大。[3]
山鹿素行主張「誠」是從內心中湧出的不可抑制的「情」，而且認為「誠」須力行。他認為「道」是「人人不得已而須力行之誠。」「予吁已之謂誠，純一無雜，古今上下不可易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聖教未嘗不以誠，道也、德也、仁義也、禮樂也。」他認為"誠"也不是只求情之"誠"、"實"、"直"或放於情而行，行要守禮，受禮制約的「不得已之誠。」朱舜水曾與山鹿素行有過交往，其經世實用之學對山鹿素行有所影響。[4]朱舜水在送給他的《子敬箴——為山鹿素行軒作》中稱讚他說：
問學如何？徵乎素行。素行如何？希賢希聖。匪敢僭逾，勉承來命。堯舜可為，人皆此性。儒道非難，善至德盛懿美。內涵聞望，外會文武張弛。維人無竟，溫恭誠允，端莊彰正，不在他求，是在子敬。
為子敬山鹿翰史、藤姓高興其名也，別號素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