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史上最强10位皇帝　秦始皇才排第2名！康熙擠不進前5名 | 新奇 | 三立新聞網 SETN.COM

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發動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戰爭，創立世界上版圖最大國家蒙古帝國，橫掃13世紀整個人類世界的五分之四，統中國、掠歐洲、徵印度、戰埃及、併朝鮮、侵日本、入越南、平爪哇，前後共滅亡了四十多個國家，將軍事藝術推向了「冷兵器時代」巔峰，他是世界歷史階段上影響最大的人物，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成功者，卻也帶來人類史上最大的災難，他的作為讓後人留下最大的爭論，但不可否認，他是中國歷史上最具世界影響力的「世界之王」史上最强10位皇帝　秦始皇才排第2名！康熙擠不進前5名 | 新奇 | 三立新聞網 SETN.COM https://bit.ly/35K8PqU

《成吉思汗法典》推動莫斯科崛起
【文史】《成吉思汗法典》推動莫斯科崛起 | 大扎撒 | 羅斯文化 | 大紀元 - http://goo.gl/4x5YWr

如果說一部法典可以推動一國之興，您是否認為這是天方夜譚？

莫斯科，現今的這個國際大都市，當初只是個只有森林和田野的小鎮，推動莫斯科及羅斯文化興起的重要支撐，今日看來，頗為耐人尋味。

著名史學家哈爾‧達汪（Hara Davan）在其歷史專著《成吉思汗》中提出一個觀點，即莫斯科以及東正教是在蒙古帝國的庇護下逐漸興起的。

蒙古軍隊第一次西征結束後，成吉思汗把開拓出的遼闊疆土分封給四位嫡子，其中長子朮赤的封地在欽察。蒙古大軍第二次西征後，朮赤之子拔都建立欽察汗國（也叫金帳汗國），定都薩萊城（今伏爾加河入里海處），開始了蒙古人對羅斯長達兩百多年的統治。

公元1335年的元朝及蒙古四大汗國圖（公有領域）
根據《成吉思汗》所述，這時的莫斯科—羅斯只是蒙古帝國一個不大的省，僅是朮赤封地的一小部分。東羅斯保持這種藩屬國狀態近三個世紀。因它對蒙古帝國的依賴，使它成為蒙古帝國保護之下的半自治的一部分。《成吉思汗法典》成為統轄所有帝國的基礎。在此影響下，莫斯科—羅斯建立自己的國家，並逐漸成為大國。（注1）

《成吉思汗法典》

《成吉思汗法典》，即《大扎撒》，是世界上第一套應用範圍最廣泛的成文法典，同時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憲法性文件，於1206年由成吉思汗頒布實施。

成吉思汗畫像（公有領域）
拔都在羅斯建立金帳汗國後，大力推行成吉思汗法令，即《大札撒》。《大札撒》律令涵蓋方方面面，包括忽里勒台會議制、宗教信仰自由、教育、驛站、兵役、商貿、賦稅、軍事法、刑事法、怯薛軍（宿衛親軍）、遺產法、訴訟法等等，是蒙古帝國的根本法，它是無論皇族、貴族、官、軍、民都必須統一遵循的大法令。《大札撒》被保存在宗王之首的府庫中，每逢新汗登基、大軍調動或諸王共商國事，諸王宗親就取出卷帙，依律行事。（注2）即使蒙古宗王分統各地，譬如伊爾汗國、金帳汗國，也均以《大札撒》作為治國的根本法。

《大札撒》的每一條法令之前，都有明確的說明，解釋為何制定此法，說理性很強。因此《清代思想史稿》的學者甚至認為成吉思汗在很多方面超過了孔子。

因《成吉思汗法典》帶有神奇的法力，因此一直被保存在蒙古宗王之手，從不外傳。但也有例外。根據阿拉伯人伊本‧塔赫爾所述，埃及埃米爾阿爾塔石（埃米爾：阿拉伯貴族頭銜）就研通了全部的札撒條令，蘇丹巴貝爾亦曾想在埃及實施成吉思汗大法令。事實上，馬木留克王朝的世俗法，就是以《成吉思汗法典》為基礎制定的。（注3）

蒙古帝國雖然保持原始的敬天信仰和強悍的軍力，但其草原文化因遊牧的關係，難以形成固定的學校教育，也缺少啟蒙書籍，因此草原文化一直遜色於中原文明。

蒙哥汗畫像（公有領域）
但從中外史料記載來看，蒙古帝王並非野蠻無知之輩。譬如蒙哥汗為人剛毅寬厚，不僅會說多國語言，還精通數學與幾何學，並對東西方諸學都有廣泛的了解。（注4）旭烈兀大王醉心於天文建設；忽必烈幕府智囊團，囊括了中原、蒙古、穆斯林等文化經濟英才，包括精通梵語、漢語、蒙語的宗教事務專職人才。

在蒙古帝國統轄之下，分布在波羅的海和黑海流域的羅斯公國和部落逐漸合併，大小公國融合後，形成莫斯科王國，繼而發展成為日後的俄羅斯帝國。對此，學者承認道：「這不是牽強附會，不是臆想，而是歷史的事實。」

閃爍在羅斯的中華人文

據史學專著《成吉思汗》敘述，蒙古帝國統轄羅斯，採用中國傳統方式「分封而治」。為確保國家秩序、立法和福利，蒙古人像建立自己的國家一樣，組建羅斯的方方面面。
拔都通過任命授權羅斯大公，管理金帳汗國。譬如，1242年弗拉基米爾大公雅羅斯拉夫一世晉見拔都，領取封誥。拔都命他治理東俄，委派蒙古將官聯手加里西亞大公丹尼爾治理西俄。此後，分封大公佐政成為定制。

蒙古軍隊所到之處，必推行成吉思汗律法。根據行政和財務管理，蒙古在羅斯組建大型郵政系統、登記人口、整頓軍制、徵收賦稅、改善東歐平原的信息交通。

元太宗窩闊台時的稅率為十分之一，蒙古帝國在羅斯徵收的賦稅也同樣是十分之一。

弗謝沃羅德‧伊萬諾夫講到：在蒙古的統轄之下，東方傳統以勢不可擋的氣勢席捲羅斯，帶給當地新的文化、新的生活方式。並從根本上改變了衣服的樣式，改變了白色的斯拉夫式長衫；改穿金色的卡夫坦長衣及彩色的褲子。

克里姆林宮城牆很像北京的宮牆。（網絡圖片）
細心的人們會發現，克里姆林宮城牆很像北京的宮牆；今日克里米亞海濱之城蘇達克的城牆遺址，由遠而觀，酷似中國長城的縮版，這都是羅斯受東方文化衝擊留下的痕跡。

羅斯的東正教教堂和修道院本不使用鐘鈴，蒙古建立金帳汗國後，把中國的鑄鐘工藝帶入當地，進而影響了日後的東正教教堂。哈爾‧達汪（Hara Davan）說：「當時的中國掌握著發達的鑄鐘工藝，羅斯教堂的鐘鈴隨著蒙古的遠征進入羅斯，而不是通過西方的希臘。」（注5）

羅斯文化的興起

哈爾‧達汪（Hara Davan）講述道：「莫斯科大公國起始於伊凡一世和他的子孫。他們用金錢購買土地、修道院和一些沒有自己部落的小公爵。當然，再多的金錢也無法買到莫斯科王國的崛起。莫斯科在崛起的過程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來自蒙古金帳汗國的大汗對莫斯科大公的強有力的援助。很多史學家認為這些援助是偶然的、無意識的，這是因他們不理解成吉思汗及其後裔的世界觀所致，不理解蒙古的戰爭文化，也不理解《成吉思汗法典》何以能夠統轄整座蒙古帝國，其中包括莫斯科—羅斯。」（注6）

俄羅斯的形成，正是「蒙古之軛」（韃靼之軛）的結果。蒙古治下不允許各地領主因紛爭而破壞經濟、危害國家信息交通。他們鼓勵羅斯形成強權的莫斯科大公，使其順從蒙古。

1328年，在蒙古大汗的授權下，伊凡一世取得大公之位。圖為伊凡一世畫像。（公有領域）
1328年，在蒙古大汗的授權下，伊凡一世取得大公之位，「從此，韃靼人對莫斯科公國的入侵停止了，並開始了長達四十年的和平、穩定。也因此，莫斯科公國開始強盛起來。」

在蒙古帝國的保護下，名為「從維京人到希臘人」的大商道再次出現繁榮景象。蒙古治下的商道非常安全，在哪兒都不會像在歐洲一樣遇到打劫或強盜。蒙古世界的交通驛站安全而又便利，適用於馬車駕駛。（注7）蒙古對商路的重視和保護，使商隊可以安全地往返於從欽察通往中亞的商道之間，並進入蒙古、中國和印度。

在蒙古帝國的保護下，名為「從維京人到希臘人」的大商道再次出現繁榮景象。蒙古治下的商道非常安全。（網絡圖片）
在俄語的詞彙中，保存了大量的蒙古語，包括箴言、俗語，以及來自金帳汗國的姓氏等。這些語言涉及到國家行政、經貿用語、建築、紡織等領域。作為歷史的事實，可以肯定蒙古在亞洲和歐洲的統治，沒有使文化消亡，而是促成了羅斯文化的興起。

由於成吉思汗對所有宗教信仰保持平等對待，蒙古進入羅斯後，對宗教也同樣採取寬容的態度，蒙古沒有銷毀東正教教堂和修道院。這成為俄羅斯文化保存下來的一個重要因素。

除此之外，蒙古帶給古羅斯，還包括外交談判禮儀原則。蒙古帝國對俄羅斯文化的影響不應被放大，但俄羅斯文化受到草原文化、中華文明的影響而興起成為大國也確是不爭的事實。（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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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司王約翰」的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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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洲中世紀羅馬宮廷中流傳著一個傳說：在遙遠的東方有一位英雄，他的名字是「祭司王約翰」。他不斷地與伊斯蘭教作戰，還占領了他們的首都。人們翹首期盼這位東方英雄的出現，以拯救和回教軍隊苦戰的基督徒。「祭司王約翰」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12世紀的一本著作《後期大記》中。

在敘利亞西南方的要塞，堅守此地的十字軍，在回教軍隊的攻擊下陷入苦戰。由基督徒組成的十字軍和回教軍隊已經苦戰了一百多年。

一天，十字軍聽說「祭司王約翰」率領十多萬大軍打敗了回教強國波斯，不到十天就能攻抵巴格達。此消息讓十字軍精神一振，他們重整軍隊，開始攻打敵軍基地。在伊斯蘭強大的兵力下，十字軍再次慘敗，他們臨死之前都在期盼著「祭司王約翰」的援軍。但是，援軍始終沒有出現。

歐洲人一直認為他們等待的祭司王總有一天會出現，會為他們挺身而出。也有人認為「祭司王約翰」只是人們對伊斯蘭教過度恐懼而產生的幻覺。

不過在當時的背景下，確實有一支來自東方的大軍正在襲擊中亞最大的伊斯蘭教國家，即花剌子模。大軍進攻的時間正和十字軍一心苦等祭司王援軍的時間吻合。這支大軍就是由成吉思汗率領的遠征大軍。因此，後人認為成吉思汗就是「祭司王約翰」傳說的原型之一。

一段傳說，牽引中世紀的歐洲把未來的希望寄予遙遠的東方⋯⋯而承載著歐洲人希望的東方，此時又是甚麼樣？

當時的東方，中原處於分裂狀態，宋、金兩朝處於王朝末期，彼此戰亂不斷，此時的宋金兩朝有著共同的表現，奸臣當道，朝政不振，綱紀鬆弛。二者南北對峙，把人傑地靈的中原蘊藏的巨大龍脈，分裂成兩半。在分裂中兩國國境的那道壁壘生生地阻斷了神州文明的發展。當時，沒有一個帝王有能力承擔一統中原的大業。

而當時東方的蒙古各部，為求生存互相之間搶奪劫掠，彼此攻伐已成常態。遼闊的草原，曾經孕育出多少勇士英雄的大地，被部族的戰爭撕裂得千瘡百孔。為結束草原上的亂局、為接上中原斷裂的龍脈，需要一雙力挽狂瀾的巨手。「分久必合」的歷史規律，也在等待迎接時代的英雄，收拾這個殘局，打破宋金對峙的壁壘，以彌合中土大地上的裂痕。

公元1162年，在這樣的「天時」之下誕生了一個天生手握血塊的男嬰——鐵木真。鐵木真的父親被宿敵毒殺，部族成員也背信棄義，揚長而去。在鐵木真的成長過程中，伴隨著眾多的苦難和磨礪。這個「除了影子沒有別的伴當，除了尾巴沒有別的鞭子」的人，在經歷眾多的大難後崛起，並在艱苦的征戰中，最終以少勝多，以弱制強，統一了大蒙古。鐵木真被世人尊稱為「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帶領部眾邁入擁有文字、書籍、曆法、律法、商貿等制度的龐大帝國，《成吉思汗法典》的頒布，使草原社會發生巨大變革，也直接影響了日後的歐洲格局。因此，成吉思汗成為13世紀標誌性的歷史人物。此後，成吉思汗祖孫三代，在13世紀的歷史舞台上演出了雄壯威武的劇目。在保留了草原文化精華的同時，也全力吸收中原文明，締結出蒙古帝國、大元王朝的輝煌篇章。

今天，站在全球化的角度，重新審視13世紀的歷史，回顧時代變遷、東西方文明交融的時刻，一幅波瀾壯闊的畫面也會令世人驚豔。

成吉思汗祖孫三代，一方面通過大軍西征開闢通向中亞、西亞、歐洲的線路，建立起為保障貿易、情報、政令傳遞暢達的站赤制，形成當今郵政體系的原型；另一方面，學習中原的農耕經驗，採納中原王朝法治，任命漢人官員和將領治理中原各州各路，保護中原文化和名士，最終建立了大元王朝，又一次實現了中土大地上的大一統。

在他們完成上天交與的使命後，就迅速地走下歷史舞台。而他們留下的帝國遺產，卻散落在歐亞的不同國度中，至今仍閃耀著灼灼的光芒。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時的安條克之圍（The Siege of Antioch）。出自中世紀的泥金裝飾手抄本，Jean Colombe作品，約1490年。（公共領域）
回首流傳於羅馬宮廷的傳說，在羅馬教皇的命令下舉兵東征的十字軍，面對伊斯蘭軍隊的強大兵力，在各地節節敗退，也正是此時，東方存在救世主「祭司王約翰」的傳說，隨著十字軍的東征，得到廣泛傳揚。那時的歐洲人，真的深信東方有位救世主，一定會為他們挺身而戰。

關於這一傳說，或許是限於當時語言表述的差異，使「成吉思汗」的名號，幾經輾轉傳到歐洲後，經過眾人的附會和加工，形成了便於歐洲人理解的「祭司王約翰」的傳說。

限於時日久遠、文獻的缺乏，今人無法考證傳說的真偽。不過有文獻記載，在12世紀、13世紀很長的一段時間中，這位帶領東方軍團和伊斯蘭大戰的統帥，曾經被中世紀的歐洲人當作「救世主」，成為當時國際社會大眾，包括羅馬教皇在內，等待和期盼的希望。@#

參考資料：
1、日本NHK特攝大型歷史紀錄片《大蒙古·文明之道》，杉山正明監製
2、《元史》
3、《影響世界的人：成吉思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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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遺產】 意大利教堂壁畫上的中國元素 | 忽必烈 | 文化脈絡 | 文藝復興 | 大紀元 - http://goo.gl/hdcT5q

意大利教堂壁畫上的中國元素

在今天的意大利北部，有一座古老的文化名城帕多瓦（Padova），這座城市之所以馳名歐洲，因為它擁有舉世聞名的聖安東尼奧教堂（Basilica di Sant’Antonio）以及著名的帕多瓦大學。中世紀時期，富庶的帕多瓦吸引了許多藝術家、文學家長期居住於此，從事創作。帕多瓦擁有濃厚的藝術氣息，曾被莎士比亞稱讚為「藝術的搖籃」。

斯克羅維尼禮拜堂壁畫上的元朝文字

除此之外，被譽為「歐洲繪畫之父」、文藝復興第一個偉大畫家的喬托（Giotto di Bondone，約1266年-1336年）在此留下了神來之筆，即斯克羅維尼禮拜堂的環形壁畫。根據介紹，這座禮拜堂是為了紀念慈恩聖母（Santa Maria della Carità）而建造的。在這座教堂中，喬托繪製出表現聖經新約全書和舊約全書故事的大型壁畫。

在這座教堂的壁畫中，「不僅禮袍是採用蒙古人的樣式和布料製成，而且其金色邊紋也是蒙古文字（實為元朝八思巴文）來描繪」，「『不貞的罪惡』中，畫中有一個戴著遮陽帽的婦女，這種帽子又是忽必烈汗所喜愛的款式。在畫中，《聖經．舊約全書》中的先知們，捧著多卷展開的古書，上面的正文雖難以辨認是否是蒙古原稿，但字跡和衣服卻是來自於忽必烈汗朝廷（元朝）。這就暗示我們：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和蒙古帝國之間的關係是不可否認的。」——《成吉思汗與今日世界之形成》

蒙古人崇尚白色和青色，他們的民族喜好，催生了東西方兩大藝術結晶，一個是青花瓷製作的成熟和暢銷；另一個是文藝復興的開創者喬托，大量採用藍色為背景進行教堂壁畫創作，取代了歌德藝術慣用的金色，比如意大利斯克羅維尼禮拜堂及聖方濟各教堂的壁畫都體現出這一點。

方濟各受到禮遇（公共領域）
蒙古人喜歡精美的錦緞，並把這一高檔的絲織品作為禮物送給歐洲的國王和教皇。在喬托描繪聖方濟各的壁畫群中，在展現方濟各成為修士之前的故事時，常會看到無論是他的房間布置，還是僕人為他鋪飾行路，很多的生活場景布滿華麗的絲織物，以絲綢的大量運用描繪這位富二代沒有修行之前的生活。聖方濟各出身於富豪之家，自幼市儈紈褲，在他悟道之後，終生以謙卑、感恩之心守貧和行道。

最早出使歐洲各國的元朝使者——列班．掃馬

「歐洲藝術家從蒙古人引進的中國、波斯藝術中借鑒題材和手法，他們也很可能是從列班．掃馬本人帶來的禮物中借鑒的。」——《成吉思汗與今日世界之形成》

列班．掃馬出生於元大都（今北京）的一個維吾爾的富豪之家，後來成為基督教修士。1287年，元朝的藩屬國伊兒汗國阿魯渾汗派遣列班．掃馬出使羅馬教廷及英、法等國。此行掃馬會見了法國國王腓力四世、英國國王愛德華一世和教皇尼古拉斯四世。尼古拉斯四世厚贈掃馬，遣其回國。掃馬帶著教皇的信件和厚禮，於1288年底（一說1289年7月）返回伊兒汗國晉見阿魯渾汗，並匯報出使之見聞。

1887年，一部以敘利亞文書寫的手稿《主教長馬．雅巴拉哈三世及拉班．掃馬傳》被人偶然間發現，列班．掃馬的生平與偉績得以彰顯於天下。後來，大英博物館購買了這一手稿，最早的譯本由法國出版。

承載歷史文化和藝術價值的八思巴文

在斯克羅維尼禮拜堂內，共有66幅濕壁畫，分別包含了三個主題「聖母瑪麗亞」、「耶穌傳」以及「最後的審判」。而創作於1303至1305年之間的《耶穌受難圖》是其中的第35幅壁畫。在這幅圖中，點綴耶穌腰間圍布的圖案，是元朝的官方文字「八思巴文」，由忽必烈帝師八思巴創製。

八思巴文字（公共領域）
史載，八思巴（公元1235—1280年）是藏傳佛教薩迦派第五代祖師，因他三歲就能善講喜金剛修法，令聽眾歎為觀止，於是稱他為「八思巴」（藏語，意為「聖者」）。

忽必烈入主中原後，認為西域之地廣袤而險遠，民獷而好鬥，因此有意隨其俗而柔遠人。忽必烈封八思巴為國師，命其以總制院事身份掌管全國佛教和藏族地區事務。為保障八思巴能夠順利無礙地往返於吐蕃和中原，沿途設置驛站，在西藏派駐官員。沿著往返的驛道，八思巴將藏族建築技巧、雕塑等引進內地，又將內地印刷術等傳入西藏。

八思巴奉世祖之命創製蒙古新字。他依照藏文30個字母創製出由41個字母構成的一千多個新文字，其語音拼讀均依照蒙古語。文字製成之後，大元境內於1269年開始使用。至元六年，忽必烈詔頒天下，凡是詔書及各地方公文等均需用蒙古新字。但此文字不合漢、蒙、藏人的書寫和閱讀習慣，所以此文字推廣也頗費周章。

八思巴文蒙古語詔書（公共領域）
八思巴文字作為元朝的官方文字，使用了一百多年。自1399年北元消亡後，八思巴文也正式退出了歷史的舞台。至今，在出土的文物錢幣、碑刻、印刷製品等文物中，依然可見八思巴文曾經承載的歷史文化和藝術價值。

意大利斯克羅維尼禮拜堂的耶穌壁畫留下的歷史痕跡，或許也可以從側面說明，當時元帝國打通了歐亞諸國海、陸通道，以及元朝的帝國風貌在當時對歐洲的影響。

文藝復興共有的精神從喬托開始

元朝於1368年滅亡，而《耶穌受難圖》創作於1303至1305年之間，即在八思巴文創造出來三十多年後，遠在意大利帕多瓦的畫家喬托，就已經熟練地運用到他的繪畫創作中。

喬托的雕像，烏菲茲美術館（Frieda／維基百科）
喬托出身卑微，其貌不揚。佛羅倫薩的名畫家契馬布埃在前往韋斯巴納諾途中，發現了這個在石板上畫羊的牧童，便收他為徒。喬托自身的人文素養深厚，詩人但丁在《神曲》中，多次提到喬托，他讚美喬托自然的畫風，不以刻意的筆調製造抽像的神聖，也不採用一般的公式化方式呈現樣板化的宗教人物。

在藝術史中，喬托被稱為文藝復興的開創者。對於喬托的藝術成就，藝術傳記家瓦薩利所說，這是「上帝的恩賜」。

現代美術史家貝倫森（Berenson）曾說：繪畫開始流露出熱情、生命的自由以及對神對聖的皈依，這些作為文藝復興所共有的精神，是從喬托開始的。@#
參考資料：

1、《忽必烈的挑戰》【日】杉山正明
2、《元史．八思巴傳》
3、日本NHK特攝大型歷史記錄片《大蒙古． 文明之道》
4、《成吉思汗與今日世界之形成》

責任編輯：張憲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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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赤制度
元代驛站稱作「站赤」。元代有相當完備的驛站制度，《遊記》記載，汗八里（大都）有通往全國各地的驛道。驛道上設有驛站和旅館，接待朝廷信使和各地商旅，提供信使需要的馬匹和生活必需品。各驛站有驛馬二百到四百匹不等，全國驛馬不下二十萬匹，均由鄰近城鎮、村落負責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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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
站赤 -- 站赤，蒙古、元朝驛傳的稱謂。蒙古語的譯音，源於古阿爾泰語，意為掌驛站者。元代文獻中，通常指驛站或站官。蒙古驛傳制度初建於成吉思汗時。元朝建立後，開始推行於全國。據《經世大典‧站赤》記載，全國驛站多達一千五百餘處。元朝驛站設置範圍很廣，東連高麗，東北至奴兒干，北達吉利吉思，西通伊利汗國，西南抵烏思藏、南接安南、緬國。驛站有水陸之別，陸站用馬、牛、驢、狗；水站用船。驛站由站戶服役。各站所置站戶及交通工具數額不等，依據繁閒而定。大站置驛令，小站置提領，關會之地置脫脫禾孫(查驗人員)。各地驛站歸地方官府提調，統隸於通政院、中書省兵部。乘驛人員以朝廷所發的圓符、鋪馬驛旨為信物。元朝後期，驛站管理混亂，站戶不堪勒索虐害，逃亡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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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元朝時候，郵驛有了很大發展。元朝建立了歷史上疆域最大的帝國。為了適應廣大領域的統治，元朝統治者在郵驛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改革，把驛路範圍大大擴展了。早在成吉思汗時代，就在西域地區新添了許多驛站。著名的長春真人丘處機在興都庫什山覲見成吉思汗時，即曾經過這些驛站。成吉思汗大軍佔領遼西後，也立即在當地建立起有效的郵驛設施。《元史》記載，1215年，元軍佔領遼西，有人向政府報告義州（治所在今遼寧義縣）將要反叛，鎮將準備以屠城手段進行武力鎮壓，觀察使王榮祖“馳驛”向成吉思汗報告，才制止了這次血洗。可見當時驛馬奔馳十分迅速。成吉思汗的兒子窩闊台即位後，下令整頓地區驛鋪，命令稱：“諸牛馬站每百戶置漢車一具，各站俱置米倉，站戶每年納米一石。”可以看出，那時已有周密的驛站制度。窩闊台和成吉思汗的孫子拔都，更把蒙古的驛路一直橫貫到歐洲，形成聯絡歐亞大陸的一條長長的驛路。元世祖忽必烈統一中原後，在遼闊的國土上，建立了嚴密的“站赤”制度，使郵驛通信十分有效地發揮效能。所謂“站赤”，是蒙古語“驛傳”的譯音。專家們考證，這個“站赤”原是指人，指管驛傳的官員，後來也就通稱驛站和驛傳了。嚴格地講，“驛站”這個詞，是從元代才開始的。根據波斯史家拉施特在《史集》中的記載，元朝的驛路分為三種：一稱帖里幹道，蒙古語意為車道；二稱木憐道，蒙語意為馬道；三為納憐道，蒙語意為小道。從地區講，帖里幹和木憐道，多用於嶺北至上都、大都間的郵驛；納憐道僅用於西北軍務，大部分驛站在今甘肅省境內，所以亦稱“甘肅納憐驛”。　　站赤制度，是一種系統而嚴密的驛傳制度。廣義地說，應包括驛站的管理條例、驛官職責、驛站設備以及對站戶的賦稅徵收制度等等。元世祖忽必烈時，曾制定了一份《站赤條例》，這是當時有關驛傳的基本管理條令。基本內容有10多項，諸如驛站組織領導、馬匹的管理、驛站的飲食供應、驗收馬匹和約束站官、檢驗符牌、管理牧地、監督使臣和按時提調等等。元朝時各驛站設有驛令和提領導驛官，他們的職責是：如數供應良馬，檢驗驛使憑證，清點驛站設備等。這些對驛站管理和對驛官考核的具體條例，對元代郵驛發展起了保證作用。　　元朝的驛路四通八達。史家認為，元朝驛站制度之盛是我國歷史上少見的，它是“元朝政府的神經和血液網絡”，對維持政府在全國廣大地區的統治具有重大的作用。尤其對發展我國邊疆地區的交通，起有重要促進作用。今天東北三省，屬於元朝的遼陽中書行省，有南北兩大驛路幹線，向北延伸到黑龍江入海處的奴爾干城，南抵高麗王都開京（今朝鮮開城），共轄有135個驛站，管理驛馬6515匹，驛車2621輛，驛牛5259頭，驛狗3000只。今甘肅地區，是元朝通西域、中亞的必經之路，有驛站47處，有的驛站擁有驛馬300匹左右，最少的也有30匹（《經世大典·天下站名》）。　　元朝通過驛路和西方有頻繁的往來。當時中西國際驛路共有三條：一條從蒙古通往中亞；另一條是通往葉尼塞河、鄂畢河、額爾齊斯河上游的驛路；第三條為經過甘肅走廊通往中亞、歐洲的傳統絲綢之路。對當時中西驛路的暢通，史家交口稱讚。清初史家萬斯同說：“元有天下，薄海內外，人跡所及，皆置驛傳，使驛往來，如行國中。”意思是：元朝在凡有人居住之地都設置了驛站，往來世界，就像在自己國內一樣。在今呼和浩特和武川縣，曾先後發現波斯銀幣和金幣，可以說是元朝中西經濟文化交流頻繁和驛路暢通的物證。　　元朝的驛站都備有驛舍。這和宋朝的館驛一樣，是招待使臣住宿的房舍，其陳設之華麗也和宋館驛相近。當時，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曾描寫說：“有宏偉壯麗的建築物，陳設華麗的房間”（《馬可·波羅遊記》），來往官員住宿條件是舒適的。驛站負責給使臣配備交通工具，陸行有馬、驢、牛，水行有舟，山行有轎，東北邊遠地區更有特殊用於冰上的驛狗。據統計，元朝全國1119處驛站共約有驛馬45000匹。在東北的哈兒賓（即今哈爾濱）地區則有狗站15處，供應驛狗3000只。南方一些水運發達地區，主要是水驛運輸，有水驛420多處，備驛船5920多艘。這些交通設施，構成了元朝在全國的一個很大的驛路交通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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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時候，郵驛有了很大發展。元朝建立了歷史上疆域最大的帝國。為了適應廣大領域的統治，元朝統治者在郵驛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改革，把驛路範圍大大擴展了。早在成吉思汗時代，就在西域地區新添了許多驛站。著名的長春真人丘處機在興都庫什山覲見成吉思汗時，即曾經過這些驛站。
成吉思汗大軍佔領遼西後，也立即在當地建立起有效的郵驛設施。《元史》記載，1215年，元軍佔領遼西，有人向政府報告義州（治所在今遼寧義縣）將要反叛，鎮將準備以屠城手段進行武力鎮壓，觀察使王榮祖“馳驛”向成吉思汗報告，才制止了這次血洗。可見當時驛馬奔馳十分迅速。成吉思汗的兒子窩闊台即位後，下令整頓地區驛鋪，命令稱：“諸牛馬站每百戶置漢車一具，各站俱置米倉，站戶每年納米一石。”可以看出，那時已有周密的驛站制度。
窩闊台和成吉思汗的孫子拔都，更把蒙古的驛路一直橫貫到歐洲，形成聯絡歐亞大陸的一條長長的驛路。
元世祖忽必烈統一中原後，在遼闊的國土上，建立了嚴密的“站赤”制度，使郵驛通信十分有效地發揮效能。所謂“站赤”，是蒙古語“驛傳”的譯音。專家們考證，這個“站赤”原是指人，指管驛傳的官員，後來也就通稱驛站和驛傳了。嚴格地講，“驛站”這個詞，是從元代才開始的。根據波斯史家拉施特在《史集》中的記載，元朝的驛路分為三種：一稱帖里幹道，蒙古語意為車道；二稱木憐道，蒙語意為馬道；三為納憐道，蒙語意為小道。從地區講，帖里幹和木憐道，多用於嶺北至上都、大都間的郵驛；納憐道僅用於西北軍務，大部分驛站在今甘肅省境內，所以亦稱“甘肅納憐驛”。
站赤制度，是一種系統而嚴密的驛傳制度。廣義地說，應包括驛站的管理條例、驛官職責、驛站設備以及對站戶的賦稅徵收制度等等。元世祖忽必烈時，曾制定了一份《站赤條例》，這是當時有關驛傳的基本管理條令。基本內容有10多項，諸如驛站組織領導、馬匹的管理、驛站的飲食供應、驗收馬匹和約束站官、檢驗符牌、管理牧地、監督使臣和按時提調等等。元朝時各驛站設有驛令和提領導驛官，他們的職責是：如數供應良馬，檢驗驛使憑證，清點驛站設備等。這些對驛站管理和對驛官考核的具體條例，對元代郵驛發展起了保證作用。
元朝的驛路四通八達。史家認為，元朝驛站制度之盛是我國歷史上少見的，它是“元朝政府的神經和血液網絡”，對維持政府在全國廣大地區的統治具有重大的作用。尤其對發展我國邊疆地區的交通，起有重要促進作用。今天東北三省，屬於元朝的遼陽中書行省，有南北兩大驛路幹線，向北延伸到黑龍江入海處的奴爾干城，南抵高麗王都開京（今朝鮮開城），共轄有135個驛站，管理驛馬6515匹，驛車2621輛，驛牛5259頭，驛狗3000只。今甘肅地區，是元朝通西域、中亞的必經之路，有驛站47處，有的驛站擁有驛馬300匹左右，最少的也有30匹（《經世大典·天下站名》）。
元朝通過驛路和西方有頻繁的往來。當時中西國際驛路共有三條：一條從蒙古通往中亞；另一條是通往葉尼塞河、鄂畢河、額爾齊斯河上游的驛路；第三條為經過甘肅走廊通往中亞、歐洲的傳統絲綢之路。對當時中西驛路的暢通，史家交口稱讚。清初史家萬斯同說：“元有天下，薄海內外，人跡所及，皆置驛傳，使驛往來，如行國中。”意思是：元朝在凡有人居住之地都設置了驛站，往來世界，就像在自己國內一樣。在今呼和浩特和武川縣，曾先後發現波斯銀幣和金幣，可以說是元朝中西經濟文化交流頻繁和驛路暢通的物證。
元朝的驛站都備有驛舍。這和宋朝的館驛一樣，是招待使臣住宿的房舍，其陳設之華麗也和宋館驛相近。當時，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曾描寫說：“有宏偉壯麗的建築物，陳設華麗的房間”（《馬可·波羅遊記》），來往官員住宿條件是舒適的。驛站負責給使臣配備交通工具，陸行有馬、驢、牛，水行有舟，山行有轎，東北邊遠地區更有特殊用於冰上的驛狗。據統計，元朝全國1119處驛站共約有驛馬45000匹。在東北的哈兒賓（即今哈爾濱）地區則有狗站15處，供應驛狗3000只。南方一些水運發達地區，主要是水驛運輸，有水驛420多處，備驛船5920多艘。這些交通設施，構成了元朝在全國的一個很大的驛路交通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