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台灣人要認同「雞蛋」還是「高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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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雞蛋砸向一座高牆，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是的，不論高牆多對，雞蛋有多錯，我會站在雞蛋這邊；對錯就留待他人、他日、或歷史來決定。如果一位小說家站在高牆那邊，不論理由是什麽，他的作品還有何價值可言？
——節錄自村上春樹，「永遠站在雞蛋這一邊」，耶路撒冷，2009-02-27
我愛看小說，尤其愛看政治小說，如果要問我最崇拜哪個作家的話，答案是日本的村上春樹。不過我並不是被他的小說迷上才崇拜他，就拿他的長篇《1Q84》為例，最初是因為書名像有某種政治影射——難不成是歐威爾《1984》的日本帝國版？讀完3大冊，怎麽都回味不出任何政治意涵，倒像魔幻、又像科幻，有點哲學、加上浪漫，結尾則像是沒有破案的推理小說，如果要給個「亞馬遜」書店的星評，很難給5顆星。好在小說不是我把他當偶像的原因；我永遠不能忘懷的是那篇「永遠站在雞蛋這一邊」，是他2009年「耶路撒冷文學獎」的得獎演說。在以色列部隊才屠殺近千名在加薩 （Gaza）的巴勒斯坦平民之後，一個受邀的外國人膽敢站在耶路撒冷的領獎台上，對著滿場的以色列人侃侃而談：「一個國家選擇鬆開狗鍊，以舖天蓋地的武力對付脆弱的敵人」，他不會替「高牆」背書、他永遠站在「雞蛋」這邊，否則他的作品「有何價值可言？」
這樣一個人，就算寫的小說再怎麽難看，也沒什麽可計較了。
我的意思是，村上春樹「雞蛋與高牆之間」的抉擇所以令人動容，不僅僅是他說會永遠和弱者站在一起——這一點我們綠營很多人都做得到，更是因為他就站在虎視眈眈的高牆面前開口這樣說，沒有因為主人可能的反應而有所保留，也不耽心以色列政府會對他不利，他只知道一件事：以卵擊石的抗爭儘管毫無勝算，絕對沒有理由旁觀、絕對沒有理由沈默、絕對沒有理由容忍。
台灣面對中國的霸凌與國際社會的漠視已非一朝一夕，在我們質疑為什麽沒有別人站出來仗義執言之前，應該先問問台灣人自己做了些什麽努力？不要提有多少雞蛋奮不顧身地砸向高牆，就算是遠遠對高牆比出一個中指都只是少數中的少數，更多的人只差沒有對高牆豎起大姆指。在中國國民黨2度執政的期間，馬英九帶頭傾中賣台的作為下，這種認同錯亂還可以理解；但到現在民進黨也已2度執政了，情況依然，就不得不令人痛心。
尤其上個月中共「十九大」的召開，給了我們一個檢視的機會。習近平一口氣3個半小時的「強國夢」演說，引起許多國際媒體一陣訕笑，在台灣卻激發各式人等的唱和認同。日前台北市商業會的理事長王應傑不是公開說：「商人無祖國，只要有錢賺，商人就會去。中國目前已經成為世界第2大的經濟體，很多台灣的愚民、賤民沒去過中國，根本不知道中國這30年來的進步。奉勸蔡英文政府不要『去中國化』，要阻止立委提出涉及《反分裂法》的修憲案。」另外如政論家孫慶餘認為中共已經不只是「大國崛起」、而且是「強國崛起」，因此就蔡政府方面而言，「接受九二共識」乃是目前台灣唯一的「自處之道」，因為台灣學會「以小事大」、「不去冒犯強者」，才能如《孟子》說的「畏天者，保其國」，否則中國可能會收回對台灣的「善意」。
王應傑以「賺錢至上」迷惑國人，孫慶餘以「強國崛起」嚇唬國人，至於一般台灣民眾又是如何？「台灣民意基金會」日昨發表的11月民調中，調查了在台灣20歲以上成年人對蔡英文總統的滿意度，結果有38.6% 贊同蔡英文總統領導國家的方式、9.6% 沒意見、39.8% 的人不表贊同，所以負面意見略高。但該警惕的是，該民調同時再以中國習近平主席為調查對象，這次有29.0% 的人對習近平有好感，39.9％ 的人對他沒感覺，19.9% 的人對他有反感。對比之下，不到5成的台灣人對自己國家的領導者表示滿意，但有近7成的台灣人對「匪酋」沒有惡感。近10多年來中國佈署了千餘枚飛彈對準台灣、派遣機艦繞航台灣示威、以總統府作為假想目標演練對台「斬首行動」、封鎖台灣的國際參與、收買台灣的邦交國家、片面更改台灣在「亞銀」的名稱、仿效港澳人民的台胞證卡式化措施、無故拘捕台灣社運人士、強迫「柴可夫斯基獎」主辦當局宣布首獎台灣的曾宇謙來自中國，這種種惡形惡狀，以村上春樹的比喻堪稱是「萬丈高牆」，任何有正義感的人絕不能容忍。結果呢？大部份台灣人民卻顯示「無感」、甚至「好感」，習匪居然比小英的「人緣」還要好。或許台灣的「賤民」與「愚民」真的不在少數？
但我們認為，對這種情況，蔡總統本人也需要負相當責任。她選前與選後至少兩次公開表示「認同無罪」，對台灣社會傳達出一種息事寧人的態度。用她自己的話說：
對立的時代應該結束，這一代的人不應該再為他們的個人認同，彼此爭論、攻擊；沒有人需要為自己的認同自責。
有可能蔡總統是在呼應稍早柯文哲選台北市長時的白色夢囈：
藍綠對立，造成整個台灣社會的內耗，我們要超越藍綠，推倒意識型態對立而豎起的冰冷高牆。白色代表純潔以及無限的想像，追求的是公平正義。
如果我們沒有誤解的話，小英和柯P是認為台灣社會的衝突對立，主要出於國家認同或意識型態上南轅北轍，所以呼籲大家放棄各自的意識型態、尊重他人的國家認同，對立、內耗自然而然就消失。我們認為這種「自然療法」是典型的「把嬰兒隨洗澡水一起倒掉」，避談意識型態不是純潔，是天真，多元國家認同不是公平、是鄉愿。國家認同又不是「阿公阿嬤、煮鹹煮淡」之爭，隨人高興就好，國家認同的爭議事關全體國人的命運，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嗎？支持獨裁政權，不需要自責嗎？認賊作父、為匪作倀，不應當譴責嗎？在台北街頭遍插匪幫5星旗，嗆聲的路人反而被追打，警察則裝聾作啞，合理嗎？國家領導菁英不但不知啟發人民正確的國家觀念，反而率先不問是非、鼓吹各說各話，豈能不自食惡果？豈能激勵台灣人民學習村上春樹，堅持人性基本尊嚴與普世價值，誓言永遠站在霸權的對立面，即使站在霸權面前依然挺直。
每每見到國際媒體上，一些外國人對中國霸凌台灣表達同情之意，讓我們感受到「德不孤必有鄰」；但近來有不少外媒的評論報導在支持之餘，可以讀出一絲不解與不耐，因為台灣對中國的畏首畏尾，讓人家有「恨鐵不成鋼」或甚至「熱臉貼冷屁股」的感受。例如：前些時川普總統亞洲訪問期間，台灣好像深怕「川蔡電話」的記憶猶存，會引起中國把統一台灣當做「川習會」的議題，又擔心川普會投其所好出賣台灣，所以台灣官方外交人士被形容「在躲避鎂光燈」（shies from spotlight），當其他亞洲國家都在極力設法引起川普的注意時，台灣卻瑟縮在陰暗角落自哀自怨。另一篇報導勸告蔡政府—特別是外交部長李大維—不能「呆呆坐視」（sit idly by）中國向美方施壓，到現在還夢想苦苦哀求之下，中國就會賞給平起平坐的恩賜，其實再等下去，也只是更多的「受辱與受傷」（insults and injuries）。更有人主張台灣也應該提出台灣版的「六個任何」（six anys），強力回擊習近平的版本。
台灣固然不必學美國國務卿提勒森，在中共「十九大」同日嚴厲批評中共，表示「雖然美國尋求與中國的建設性關係，但面對中國挑戰國際規範與秩序、破壞鄰國主權，不利美國與盟友，我們不會退縮。」但台灣也沒有理由在高牆的陰影下連話都不敢說。「川蔡電話」不是我們詐騙而來，如果中國不爽，去他的！我們何必像小偷僥倖得手似的，再也不敢嘗試？美國依《台灣關係法》軍售台灣，是美國對台灣人民做的承諾，如果中國要反對，先答應放棄武力犯台；台灣要爭取參與國際事務是我們應有的權利，如果中國要收買台灣盟邦，請便！「亞東關係協會」更名為「台灣日本關係協會」是日本主動表態的，中國越是生氣，我們越是要設法在其他國家複製......。總之，台灣在外交上的努力都應該顯得理直氣壯、任何成果都是應得的，「會招惹中國」不應該成為苟且偷安的藉口。
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紀錄（圖／陳師孟提供 Tweeter by Mark Bergfeld）
中國這堵高牆是台灣必須面對的現實，就像當年的柏林圍牆，是西方民主陣營必須面對的現實。柏林圍牆最後倒塌了，不是因為投奔自由的人被嚇阻了，圍牆不再有需要，而是圍牆最後無法扺擋砸來的雞蛋，導致圍牆與興建圍牆的東德共黨政權，一起走入歷史的掩埋場。
台灣人要認同「雞蛋」還是「高牆」呢？

丟雞蛋後…

推文到plurk
2016-03-15 06:00

◎ 方瑋立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的袁姓同學，今年已達大學修業年限，因為必修課沒通過而無法畢業，憤而在教室內向老師丟雞蛋抗議。消息傳到各大新聞台，一時輿論四起，多數認為世風日下，現在的大學生毫不懂得尊師重道。單就報導看來，確實會認定這位學生的道德上是有嚴重瑕疵的。
然後呢？
事實上，記者所沒有繼續追蹤下去的是：這顆雞蛋，讓高牆產生了裂縫。

日前北教大傳出丟雞蛋的師生衝突。（圖片擷取自民視新聞）
袁姓同學「以卵擊石」以來，多名有相同經歷的學生，陸續在Facebook「黑特國北」的粉絲專頁上發言，指出自己也曾經在相同教授的課堂上，遭到非常具有爭議性的評分和對待。批踢踢（ptt.cc）的八卦版，更有當事人舉出相關事證、錄音檔，認為該系陳、邱姓兩位教授為不適任教授。還有畢業生與在學學生組織「國北教大文創系Spotlight」Facebook粉絲頁，以「對抗教授霸凌，還我正常受教權」和「改善文創系最根本體質」為訴求，準備整理所有「受害者」的經歷、兩名教授不適任的事證，向學校和教育部等提出集體的申訴和抗議，並將於三月十五日中午在國北教大的行政大樓進行陳情的集會。
的確，在少子化的時代，滿街都是大學生，多數已經不如從前競爭激烈的聯考時代，那麼珍惜自己所擁有的教育資源。不用功的、品行不良學生，絕對有。但是，如果是不適任的教師、教授呢？誰來監督？
村上春樹曾說：「是的，無論高牆多麼地正確，和雞蛋多麼地錯誤，我也還是站在雞蛋這一邊。正確不正確是由別人決定的，或是由時間和歷史決定的。」至於媒體記者、閱聽大眾要站在哪一邊？至少，先看看相關資料再說吧！（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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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寫作30多年，著有多部膾炙人口作品的日本小說家村上春樹，堪稱是全世界最受歡迎的小說家之一，也是最神秘的小說家，他不但不上電視、極少接受採訪、深居簡出極少露面，旅居國外的時間很長，連出現在日本的時間也不多

以色列政府空襲迦薩，獲頒耶路撒冷文學獎的日本知名小說家村上春樹受到國內外壓力，猶疑是否該出席頒獎，結局是，他去了，並掀起了比小說更為震動世人的餘波。
現年六十歲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樹，被《時代雜誌》喻為當代最具國際影響力的日本作家。
村上春樹三度問鼎諾貝爾文學獎，被媒體形容為繼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之後，「離諾貝爾文學獎最近的日本人」。他包括《挪威的森林》在內的多部長篇小說作品，陸續被翻譯成四十多國語言，全球銷售超過兩千萬冊，近年陸續獲得捷克「卡夫卡文學獎」、愛爾蘭「法蘭克．歐康納國際短篇小說獎」等多項國際文學獎項肯定。
今年二月初，村上春樹獲頒耶路撒冷文學獎。該獎項每兩年頒發一次，表彰對人類自由、社會公平、政治民主具貢獻的作家。歷屆得獎者包括西蒙波娃、羅素、米蘭昆德拉等。
諷刺的是，頒發獎項的以色列政府，近來空襲迦薩，備受國際和平團體批評。日本輿論因此要求村上春樹為避免被認為支持以色列近來的軍事行動，應拒領該獎項，否則將抵制其作品。
但二月十五日，村上春樹在國內外壓力下，仍選擇赴耶路撒冷出席頒獎典禮。他更出人意料地，在以色列總統佩雷斯面前，公開批判以色列的軍事行動，同時一吐作為文學創作者，希望透過描寫微不足道的個人，對抗既有權力和體制的深層意義。
村上春樹於耶路撒冷的英語演講辭「永遠站在雞蛋的那方」，道出個人應有的道德勇氣、與對體制霸權的深刻反省，隨即被國際媒體競相轉載，更超越文壇，在國際政治、人權組織間引起廣大迴響。以下是村上春樹演講辭全文翻譯。

今天我以一名小說家的身分來到耶路撒冷。而小說家，正是所謂的職業謊言製造者。
當然，不只小說家會說謊。眾所周知，政治人物也會說謊。外交官、將軍、二手車業務員、屠夫和建築師亦不例外。但是小說家的謊言和其他人不同。沒有人會責怪小說家說謊不道德。相反地，小說家愈努力說謊，把謊言說得愈大愈好，大眾和評論家反而愈讚賞他。為什麼？
今天，我不打算說謊

我的答案是：藉由高超的謊言，也就是創作出幾可亂真的小說情節，小說家才能將真相帶到新的地方，也才能賦予它新的光輝。
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我們幾乎無法掌握真相，也無法精準的描繪真相。因此，必須把真相從藏匿處挖掘出來，轉化到另一個虛構的時空，用虛構的形式來表達。
但是在此之前，我們必須先清楚知道，真相就在我們心中的某處。這是小說家編造好謊言的必要條件。
今天，我不打算說謊。我會盡可能地誠實。我在一年之中只有幾天不會說謊，今天剛好就是其中之一。
請容我告訴你們真相。
在日本，許多人建議我不要來這裡接受耶路撒冷文學獎。甚至有人警告我，如果我堅持前來，他們會聯合抵制我的小說。主要的原因，當然是迦薩正在發生的激烈戰鬥。
根據聯合國調查，在被封鎖的迦薩城內，已經有超過千人喪生，許多人是手無寸鐵的平民、孩童和老人。
我收到獲獎通知後，不斷問自己：此時到耶路撒冷接受文學獎，是否正確？這會不會讓人認為我支持衝突中的某一方，或認為我支持一個發動壓倒性武力攻擊的國家政策？老實說，我也不想看到自己的書被抵制。
經過反覆思考，我還是決定來到這裡。原因之一是，太多人反對我來。我和許多小說家一樣，總是要做人們反對的事情。如果有人對我說，尤其是警告我說，「不要去」、「不要這麼做」，我通常反而會特別想去、特別想做。
這就是小說家的天性。小說家是特別的族群，除非親眼所見，親手觸摸，否則他們不會相信任何事情。
我來到這裡，我選擇親身面對而非置身事外；我選擇親眼目睹而非矇蔽雙眼；我選擇開口說話，而非沉默不語。
但是這不代表我要發表任何政治訊息。判斷對錯，當然是小說家的重要責任，但如何傳遞判斷，每個作家有不同的選擇。我個人偏好用故事、尤其用超現實的故事來表達。因此，我今天不會在你們面前發表任何直接的政治訊息。
不過，請容我在這裡向你們傳達一個非常私人的訊息。這是我創作時永遠牢記在心的話語。我從未將這句話真正行諸文字或貼在牆壁，而是刻劃在我心靈深處的牆上。這句話是這樣的：
「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
無論高牆是多麼正確，雞蛋是多麼地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
誰是誰非，自有他人、時間、歷史來定論。但若小說家無論何種原因，寫出站在高牆這方的作品，這作品豈有任何價值可言？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轟炸機、戰車、火箭和白磷彈就是那堵高牆；而被它們壓碎、燒焦和射殺的平民則是雞蛋。這是這個比喻的其中一層涵義。
更深一層的看，我們每個人，也或多或少都是一枚雞蛋。我們都是獨一無二，裝在脆弱外殼中的靈魂。你我也或多或少，都必須面對一堵名為「體制」的高牆。體制照理應該保護我們，但有時它卻殘殺我們，或迫使我們冷酷、有效率、系統化地殘殺別人。
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我寫小說只有一個原因，就是給予每個靈魂尊嚴，讓它們得以沐浴在陽光之下。故事的目的在於提醒世人，在於檢視體制，避免它馴化我們的靈魂、剝奪靈魂的意義。我深信小說家的職責就是透過創作故事，關於生死、愛情、讓人感動落淚、恐懼顫抖或開懷大笑的故事，讓人們意識到每個靈魂的獨一無二和不可取代。這就是我們為何日復一日，如此嚴肅編織小說的原因。
我九十歲的父親去年過世。他是位退休老師和兼職的和尚。當他在京都的研究所念書時，被強制徵召到中國打仗。
身為戰後出生的小孩，我很好奇為何他每天早餐前，都在家中佛壇非常虔誠地祈禱。有一次我問他原因，他說他是在為所有死於戰爭的人們祈禱，無論是戰友或敵人。看著他跪在佛壇前的背影，我似乎感受到周遭環繞著死亡的陰影。
我父親過世了，帶走那些我永遠無法盡知的記憶。但環繞他周遭那些死亡的陰影卻留在我的記憶中。這是我從他身上繼承的少數東西之一，卻也是最重要的東西之一。
今天，我只希望能向你們傳達一個訊息。我們都是人類，超越國籍、種族和宗教，我們都只是一枚面對體制高牆的脆弱雞蛋。無論怎麼看，我們都毫無勝算。牆實在是太高、太堅硬，也太過冷酷了。戰勝它的唯一可能，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每個靈魂都是獨一無二的，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靈魂彼此融合，所能產生的溫暖。
請花些時間思考這點：我們每個人都擁有獨特而活生生的靈魂，體制卻沒有。我們不能允許體制剝削我們，我們不能允許體制自行其道。體制並未創造我們：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這就是我想對你們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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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身為職業小說家》中，村上將首度揭幕自己22歲就結婚，為了生計曾經長達三年時間和太太到處兼差，以微薄的創業存款和借貸開了一家咖啡店，也曾為了還清債務，軋三點半的機會頻繁；而初入文壇就像進入一家新公司一樣，有同儕壓力(其他小說家的評論和看法)、績效評估(每年一次的文學獎飽受侵擾)、和菜鳥的辛酸，而為讓自己作品和別人的不一樣，他曾深刻地研究說故事的方法，其創造出獨特的小說語言，也是舉世肯定的成就。(VOGUE)

哈金曾評村上春樹，一個有踏實活過的小說家才寫得出這樣的作品，從村上春樹在半自傳新書《身為職業小說家》描述的生命歷程中，正好也證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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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站在蛋這一邊》 - 村上春樹
今天我作為一個小說家來到耶路撒冷，也就是說，作為一個職業撒謊者。 當然，並不只有小說家才撒謊。政治家也做這個，我們都知道。外交官和軍人有時也說他們自己的那種謊，二手車銷售員、肉販和建築商也是。但小說家的謊言與其他人的不同，因為沒有人會批評小說家說謊不道德。甚至，他說的謊言越好、越大、製造謊言的方式越有獨創性，他就越有可能受到公眾和評論家的表揚。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的回答會是這樣：即，通過講述精巧的謊言——也就是說，通過編造看起來是真實的虛構故事——小說家能夠把一種真實帶到新的地方，賦予它新的見解。在多數情況下，要以原初的形態領會一個事實並準確描繪它，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把事實從它的藏身之處誘出，將之轉移到虛構之地，用虛構的形式取而代之，以試圖抓住它的尾巴。然而，為了完成這點，我們必須首先釐清在我們之中真實在哪兒。要編造優秀的謊言，這是一種重要的資質。 不過，今天我不打算撒謊。我會努力盡可能地誠實。一年裡有幾天我不說謊，今天碰巧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讓我告訴你們一個事實。很多人建議我不要來這兒領取耶路撒冷獎。有些人甚至警告我，如果我來，他們就會策劃抵制我的書。 此中的原因，當然是肆虐於加沙地區的激烈戰爭。聯合國報導，有超過一千多人在被封鎖的加沙城內失去了生命，其中不少是手無寸鐵的公民——孩子和老人。 收到獲獎通知後，我多次問自己，是否要在像這樣的時候到以色列來，接受一個文學獎是不是合適，這是否會造成一種印象，讓人以為我支持衝突的某一方，以為我贊同某國決意釋放其壓倒性軍事力量的政策。當然，我不願予人這種印象。我不贊同任何戰爭，我不支持任何國家。當然，我也不想看見我的書遭到抵制。 然而最終，經過仔細考慮，我下定決心來到這裡。我如此決定的原因之一是，有太多人建議我不要來。或許，就像許多其他小說家，對於人們要我做的事，我傾向於反其道而行之。如果人們告訴我——尤其當他們警告我——“別去那兒，”“別做那個，”我就傾向於想去那兒，想做那個。你們或許可以說，這是我作為小說家的天性。小說家是異類。他們不能真正相信任何他們沒有親眼看過、親手接觸過的東西。 而那就是我為什麼在這兒。我寧願來這兒，而非呆在遠處。我寧願親眼來看，而非不去觀看。我寧願向你們演講，而非什麼都不說。 這並不是說我來這兒，是來傳達政治訊息的。當然，做出是非判斷是小說家最重要的職責之一。 然而，把這些判斷傳達給他人的方式，要留給每個作家來決定。我自己寧願把它們轉化為故事——趨向於超現實的故事。因此今天我不打算站在你們面前，傳達直接的政治訊息。 但請你們允許我發表一條非常私人的訊息。這是我寫小說時一直記在心裡的東西。我從未鄭重其事到把它寫在紙上，貼到牆上：而寧願，把它刻在我內心的牆上，它大約如此： “在一堵堅硬的高牆和一隻撞向它的蛋之間，我會永遠站在蛋這一邊。” 對，不管牆有多麼正確，蛋有多麼錯，我都會站在蛋這一邊。其他人會不得不決定，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也許時間或歷史會決定。如果有一個小說家，不管出於何種理由，所寫的作品站在牆那邊，那麼這樣的作品會有什麼價值呢？ 這個隱喻的涵義是什麼？有些情況 ​​下，它實在太簡單明白了。轟炸機、坦克、火箭和白磷砲彈是那堅硬的高牆。蛋是那些被碾碎、被燒焦、被射殺的手無寸鐵的平民。這是該隱喻的涵義之一。 可這不是全部。它有更深刻的涵義。這樣來想。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是一個蛋。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特的、無法取代的靈魂，被包裹在一個脆弱的殼裡。我是如此，你們每一個人也是。而我們每個人，多多少少都面對著一堵堅硬的高牆。這堵牆有個名字：它叫體制（The System）。體制應該保護我們，但有時，它不再受任何人所控，然後它開始殺害我們，及令我們殺害他人---無情地，高效地，系統地。 我寫小說只有一個理由，那就是使個人靈魂的尊嚴顯現，並用光芒照耀它。故事的用意是敲響警鐘，使一道光線對準體制，以防止它使我們的靈魂陷於它的網絡而貶低靈魂。我完全相信，小說家的任務是通過寫作故事來不斷試圖釐清每個個體靈魂的獨特性---生與死的故事，愛的故事，使人哭泣、使人害怕得發抖和捧腹大笑的故事。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日復一日，以極其嚴肅的態度編造著虛構故事的原因。 我的父親去年去世，享年九十。他是位退休教師，兼佛教僧人。讀研究院時，他應徵入伍，被派去中國打仗 ​​。我是戰後出生的孩子，經常看見他每日早餐前，在家裡的佛壇前長時間虔誠地祈禱。有一次，我問他為什麼這樣做，他告訴我他是在為那些在戰爭中死去的人們祈禱。 他說，他為所有死去的人祈禱，無論敵友。我凝視著他跪在祭壇前的背影，似乎感到死亡的陰影籠罩著他。 我的父親死了，他帶走了他的記憶，我永遠不可能了解的記憶。但潛藏在他周圍的死亡氣息卻留在了我自身的記憶裡。這是少數幾樣我從他那兒承繼下去的東西之一，其中最重要的之一。 今天我只希望向你們傳達一件事。我們都是人類，都是超越國籍、種族、宗教的個體，都是脆弱的蛋，面對著一堵叫作“體制”的堅硬的牆。顯然，我們沒有獲勝的希望。這堵牆太高，太強---也太冷。假如我們有任何贏的希望，那一定來自我們對於自身及他人靈魂絕對的獨特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信任，來自於我們靈魂聚集一處獲得的溫暖。 花點時間想一想這個吧。我們每個人都擁有一個真實的、活著的靈魂。體制沒有這種東西。我們一定不能讓體制來利用我們。我們一定不能讓體製完全失去控制。體制沒有造就我們，我們造就了體制。 那就是所有我要對你們說的話。 我很榮幸獲得耶路撒冷獎。我很榮幸我的書正被世界上許多地方的人們閱讀著。我也很高興今天有這機會向你們演講。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