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十字醫院の一其他題名:日治時期之臺北醫院

1905年1月日赤醫院即辦公廳及門診部竣工,與醫學校毗鄰而居,為台灣最早的教學醫院,地址在目前台大醫院東址新大樓正面處。台灣總督府台北更生院位在台北市日新町3丁目50番地,以現在的地址來說,是涼州街28號。更生院成立於1930年1月15日,為收容鴉片癮者和麻藥中毒患者的矯正治療院所,院長由台灣總督府技師下

赤十字病院

 
日本赤十字社台灣支部病院隸屬於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的慈善醫療事業,提供一般民眾廉價的醫療服務,並作為總督府醫學校的教學醫院。赤十字病院由高木友枝擔任第1任院長,而高木友枝同時亦為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的校長、台北病院的院長以及日本赤十字社台灣支部的副長,赤十字病院即是在高木友枝積極與總督府及赤十字社雙方交涉下,才能由官方提供土地,而與總督府醫學校校舍一併興建,於1905年7月15日正式舉行開院式。

第1代的赤十字病院位於台北市東門町6番地,佔地約1萬7,000坪,與總督府醫學校隔鄰,其土地是由總督府提供,由赤十字社台灣支部以10年為1期與總督府簽約借用,病院的營運也委由總督府辦理,職員多由醫學校兼任,條件為需提供醫學校學生實習之用。病院建築則由總督府官房營繕課小野木孝治技師設計,赤十字社台灣支部自行籌款興建,於1904年2月動工,包括興建本館1棟和病室2棟,病室先於1904年10月完工,本館則在隔年2月竣工,總工程費7萬5,000圓,其中3萬圓由日本本社補助,剩餘部分由台灣支部負擔。

赤十字病院本館為2層樓磚造建築,外型採文藝復興式樣,中央入口設有醒目的鐘塔,斜屋頂上頭開老虎窗,建築基礎抬高以防濕氣,1樓廣間的右側配置有受付室、事務室、外科病者待合室、診療室、準備室、手術室,左側為投藥所、調劑室、內科及眼科病者待合室、診療室、恥室、暗室,2樓則有藥局、應接室、宿值室、院長室、篤志看護婦人室、看護婦休息室、會議室、豫備室。至於2棟病室位於本館後側,為1層樓的平房建築,與本館之間以走廊相連。


▲ 左邊為第1代日本赤十字社台灣支部病院本館,右邊為總督府醫學校
 (圖片來源:臺灣寫真帖,1908年)

而後為了配合台北帝國大學於1936年成立醫學部,同時合併臺北醫學專門學校(前身為總督府醫學校)成為附屬醫學專門部,需要擴大校舍及實習醫院的規模,幾經交涉,決定將赤十字病院原有的本館與病室等建築物,交給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使用,而另外選定鐵道部後方原為台北鐵道工場的土地,無償提供赤十字病院作為遷建之用,總督府再編列預算20萬圓,作為補助赤十字病院新建費用。台北鐵道工場於1935年遷到松山之後,舊工場便空出來,經過官舍遷移及現場清理等工作完成後,於1938年交給總督府官房營繕課興建第2代的赤十字病院。

第2代赤十字病院位於台北市泉町2丁目1番地,基地面積有6,863坪,新醫院為現代化之綜合醫院,工程規模龐大,遂分為3期興建,第1期為本館、診療棟及病棟,第2期為傳染病棟及渡り廊下,第3期為殯堂、看護婦宿舍等。赤十字病院新建工程由總督府官房營繕課負責設計與監造,主體工程由榮興商會承攬施工,自1938年5月16日開工並舉行地鎮祭,歷經3年施工,於1941年6月18日竣工,6月20日舉行落成式,總工程經費為99萬3,643.81圓,其中包括建築工程費52萬25.41圓、建築材料費23萬8,317.09圓、家具設備費1萬9,915.7圓、電氣工程費3萬341圓、電氣材料費5萬2,025.04圓、機械設備費13萬3,019.57圓。


▲ 第2代日本赤十字社台灣支部病院本館外觀
 (圖片來源:台灣建築會誌 第13輯 第3號附錄,1941年)


▲ 本館玄關廣間
 (圖片來源:台灣建築會誌 第13輯 第3號附錄,1941年)

赤十字病院本館為鋼筋混凝土造地上2樓、地下1樓的建築,建築面積為400.89坪,外觀屬現代式樣,外牆貼灰色二丁掛磁磚,於1938年5月17日動工,1940年6月15日竣工,1樓中央區南側為辦公空間,設有事務室、事務長室、應接室、倉庫、宿值室、小使室、湯沸室等,中央區北側為領藥處,設有待合室、現金室、藥局、藥局員室、精煉室、重湯室、注射藥室、洗瓶消毒室等,藥局待合室旁還設有賣店,1樓東側為小兒科,設有待合室、治療室、診療室、隔離室、試驗室及研究室等,1樓西側為放射科,設有待合室、化粧室、太陽燈室、機械室、操作室、暗室、透視寫真室、寫真攝影室等。

本館2樓中央為亦為辦公空間,設有院長室、醫長室、醫員室、會議室、圖書室、看護婦講習室及準備室等,2樓東側為齒科,設有待合室、暗室、技工室、材料室、治療室、手術室及研究室等,2樓西側為試驗空間,設有病理試驗室、化學試驗室、細菌試驗室、培養基室;至於本館的地下室除了藥品倉庫外,大多留作防空避難空間。


▲ 本館2樓會議室
 (圖片來源:台灣建築會誌 第13輯 第3號附錄,1941年)


▲ 本館2樓病理試驗室
 (圖片來源:台灣建築會誌 第13輯 第3號附錄,1941年)

診療棟為2層樓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建築,建築面積為404.59坪,外觀為現代式樣,與本館同於1938年5月17日動工,1940年6月15日竣工,1樓西側為外科,設有大手術室、小手術室、麻醉室、器具材料室及檢查室、準備室、浴室、脫衣室、診療室、消毒準備室、恥室、繃帶交換室、看護婦豫診室等,1樓中央區為內科,設有隔離室、研究室、豫診室、診察室、檢查室治療室,中央區靠東側為皮膚科,設有治療室、手術室、膀胱檢查室,1樓東側為婦產科,設有研究室、豫診室、診察室、檢查室、試驗室及治療室等。

診療棟2樓西側為病房空間,最多可收容患者31人,設有病室、看護婦室、配膳室,中央區為耳鼻喉科,設有機能檢查室、聽力檢查室、豫診室、檢查室、診察室、傳染病患者診察室、手術室、準備室、暗室、研究室等,2樓東側為眼科,設有治療室、豫診室、診察兼治療室、診察室、手術室、準備室、暗室、研究室等。至於地下室則設有冷房機械室,其餘空間大多作為防空避難室。


▲ 診療棟南側外觀
 (圖片來源:台灣建築會誌 第13輯 第3號附錄,1941年)


▲ 診療棟1樓內科診療室
 (圖片來源:台灣建築會誌 第13輯 第3號附錄,1941年)


▲ 診療棟1樓內科處置室
 (圖片來源:台灣建築會誌 第13輯 第3號附錄,1941年)


▲ 診療棟1樓外科大手術室
 (圖片來源:台灣建築會誌 第13輯 第3號附錄,1941年)


▲ 診療棟1樓外科手術準備室
 (圖片來源:台灣建築會誌 第13輯 第3號附錄,1941年)


▲ 診療棟2樓眼科手術室
 (圖片來源:台灣建築會誌 第13輯 第3號附錄,1941年)

病棟為2層樓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建築,建築面積為635.37坪,是病院中面積為最廣的建築,最多可收容病患160人,與本館同於1938年5月17日動工,1940年6月15日竣工,1樓配置有6床病室6間、3床病室10間、看護婦室、配膳室、產婦人科手術室、消毒準備室、產室、產湯室及手洗場、產婦人科內診室、外科處置室、洗濯室、浴室、洗面室、便所、污物處理室、賣店、食堂、炊事講習室、炊事場、炊事事務室、炊事夫宿直室、野菜冷凍室、魚肉冷凍室、倉庫、機關室等。2樓配置有6床病室5間、3床病室16間、內科看護婦室、小兒科看護婦室、牛乳調理室、配膳室、內科試驗室、醫直室、洗濯室、浴室、便所、污物處理室等,至於地下室除冷房機械室、配管配電盤室外,其餘為避難室。


▲ 一等病室
 (圖片來源:台灣建築會誌 第13輯 第3號附錄,1941年)


▲ 二等病室
 (圖片來源:台灣建築會誌 第13輯 第3號附錄,1941年)


▲ 三等病室
 (圖片來源:台灣建築會誌 第13輯 第3號附錄,1941年)

傳染病棟亦為2層樓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建築,建築面積為223.7坪,於1940年2月25日動工,同年10月31日完工,1樓為普通傳染病患者病房,配置有看護婦宿直室、醫直室、檢查室、看護婦室、豫備室、更衣室、配膳室、消毒室、1床病室3間、3床病室7間、浴室、洗面室、便所、污物處理室等,2樓專供為結核病患者病房,內部空間配置大致與1樓相同。

殯堂為1層樓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建築,外型採東洋樣式,建築面積58.81坪,於1940年9月25日動工,1941年4月20日完工,內部配置有祭場、祭壇、湯沸室、解剖室、死體冷凍機械室、通夜室及便所。


▲ 殯堂正面外觀
 (圖片來源:台灣建築會誌 第13輯 第3號附錄,1941年)

看護婦宿舍共分為甲、乙、丙3棟,其中丙棟並作為洗濯消毒室之用途。看護婦宿舍甲棟為日本式木造平房,建築面積124.9坪,於1940年9月5日動工,1941年3月15日完工,內部配置有婦長室、婦長事務室、看護婦室、修養作法室、洗面所、便所、洗手場等。看護婦宿舍乙棟為2層樓日本式木造建築,面積135.5坪,於1940年12月28日動工,隔年4月20日完工,1樓內部配置婦長室、看護婦室、面會室、休養室、事務室、食堂、配膳室、浴室、洗面所、結髮室等,2樓則為看護婦室、作法室、茶室、集會室等。

至於看護婦宿舍丙棟則是由原來的民家改建而成,是2層樓磚造建築,面積98.19坪,1樓為消毒室、洗濯室、乾燥室、整理室、事務室、藁布團再製室、倉庫等,2樓則為婦長室、婦室、洗面所及便所。


▲ 看護婦生徒寄宿舍外觀
 (圖片來源:台灣建築會誌 第13輯 第3號附錄,1941年)


▲ 日本赤十字社台灣支部病院配置圖,紅色字是林小昇標註
 (圖片來源:台灣建築會誌 第13輯 第3號附錄,1941年)


▲ 美軍於1945年6月17日拍攝的航空照片,林小昇用紅色畫出赤十字病院的範圍
 (圖片來源: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 - 海外歷史圖資徵集與典藏


▲ Google Earth 衛星圖,現在是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赤十字社台灣支部病院先是改為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但於1947年1月第二附屬醫院改歸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管轄,改名為台灣省立台北醫院。而後為配合台北市於1967年7月1日升格為直轄市,台灣省政府將位於台北市內的台灣省立台北醫院,於1968年5月1日移交給台北市政府管轄,並改名為台北市立中興醫院。至於原本的台北市立醫院,為避免名稱混淆,也配合改名為台北市立仁愛醫院。


▲ 中興醫院改建前的照片,本館建築已長高為3層樓且外牆拉過皮
 (圖片來源:洪致文教授提供)

因中興醫院建築物日漸老舊,台北市政府於1983年即開始規劃改建,不料工程卻連續六次流標,拖延數年無法完成招標作業。直到1993年才完成發包,隨即開始拆除舊有醫院建築,改建工程於1993年8月7日開工,興建地上9層、地下2層的新醫療大樓。至1997年10月13日硬體設施大致完成後先行啟用,新醫療大樓2樓為內、外、骨、婦、兒、眼等各科門診,3樓為洗腎室及復健科門診,5樓則是手術室、燒燙傷中心及內、外科加護病房,6樓以上為病房共有600床,全部改建工程於1998年3月31日正式完工,工程總經費約24億元。

又台北市政府於2005年1月1日將所有市立醫院整合為聯合醫院,台北市立中興醫院改制為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新醫療大樓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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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總督府台北更生院位在台北市日新町3丁目50番地,以現在的地址來說,是涼州街28號。更生院成立於1930年1月15日,為收容鴉片癮者和麻藥中毒患者的矯正治療院所,院長由台灣總督府技師下條久馬一兼任,並由杜聰明博士擔任醫局長,實際負責院務,最初假中央研究所瘧疾患者治療室開辦,收容治療鴉片癮者20名,為擴增收容人數,另以每月350元的租金,向台灣商工銀行租賃位於大稻埕新媽祖宮後方原宏濟醫院建築,並耗資2萬元,分3期重新整修,自1930年4月1日新會計年度開始正式遷入新址。


▲ 台灣總督府台北更生院建築,其前身為宏濟醫院
 (圖片來源:臺灣阿片癮者の矯正,1931年)

宏濟醫院為台灣人開設的第一家之私立綜合醫院,院長林清月於1905年自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本身為內科醫師,曾先後服務於赤十字社台灣支部病院及台北病院,1910年在大稻埕建昌街創設宏濟醫院,因前來看診人數眾多,院務不斷擴張,另擇於新媽祖宮後方的日新街,興建全新的現代化綜合醫院,於1917年12月22日已先行遷入,並聘請多位專科醫師,皮膚科主任為洪我爵,眼科耳鼻咽喉科主任為林傑卿,外科產科婦人科主任為周宗源和劉崇崑,內科、小兒科則由林清月自己擔任,新建築於1918年5月11日正式竣工落成。

宏濟醫院為2層樓磚造建築,建物有400多坪,各科擁有獨立的診療室,新式醫療設備齊全,病房區分為一、二、三等,共有上百個床位,還設有圖書室、打球室等休閒娛樂設施;醫院內外有大小庭院7處,廣植花木,景致優美。林清月醫師交遊甚廣,宏濟醫院新建築落成當天下午的御披露會,由各地而來祝賀的賓客多達五、六百人,煙火燃放不絕,現場供應各式料理,數十名自酒家請來的藝妓忙著穿梭會場接待賓客,並有劇團接力開演,一齣戲接著一齣,直到夕陽西下,賓客盡歡。

林清月以個人之力要經營大型綜合醫院並不容易,除了須要償還龐大的醫院建造費用貸款外,各種平時開銷及聘請醫師、護士的人事成本亦高,宏濟醫院終究不堪沈重的利息壓力,無力償還貸款,用來抵押的土地建物遭台灣商工銀行收回,林清月只好將宏濟醫院搬到日新町1丁目207番地,回歸小診所型態看診,卻已醉心於音樂,而將心思全都放在台灣民間歌謠蒐集與歌曲創作上,有「歌人醫生」之稱。位在日新町3丁目50番地原宏濟醫院建築,經過幾年閒置後,由台灣總督府向台灣商工銀行租下,供更生院使用。

台灣總督府自1930年3月開始更生院的修繕工程,共分為3期,第1期於3月28日完成,可收容鴉片癮者50名;緊接著進行第2期修繕工程,完成後收容人數為100名,並設置網球場,修建娛樂室,庭園重新栽植花卉;第3期工程於1930年9月底完成,全院收容人數可達150名,自10月1日起,為了因應收容人數倍增,更生院同時開設看護婦養成所,招募見習員,入學前需先通過學科測驗及口試,授業期間為2年,在院內教授必要之學科與技術,並提供見習生宿舍,畢業後可取得正式看護婦資格。

杜聰明於1914年畢業於台灣總督府醫學校,隔年進入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深造,1921年返台擔任台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助教授,兼任台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技師,隔年4月升任教授,並於12月16日正式取得京都帝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是第一位拿到醫學博士的台灣人。杜聰明在更生院與楊慶豐等人,共同研究出由尿液中檢驗微量嗎啡成份的定性定量方法,檢查是否有吸食鴉片,至今仍為世界各國普遍用來檢驗吸毒者的方式;此外,杜聰明博士以促進交感神經緊張的藥物,加進少許嗎啡,用來緩解鴉片癮發作時的戒斷症狀,成效卓著。

除台北更生院之外,台灣總督府自1930年起,陸續在全台灣各地公立醫院設置更生科,矯正吸食鴉片者,至1934年初,光台北州矯正鴉片癮者人數就達15,000人,全台其餘各地矯正人數合計亦約1,5000人,成效卓著,吸食鴉片的惡習已獲得控制,便逐步裁撤各醫院更生科,鴉片矯正機構僅留下台北更生院,而台北更生院也縮小編制規模,收容原額減少三分之一,自原本150名減為50名,每年編列的鴉片矯正經費也逐漸縮減。


▲ 美軍於1945年6月17日拍攝的航空照片,林小昇用紅色標出更生院的位置
 (圖片來源: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 - 海外歷史圖資徵集與典藏)


▲ Google Earth 衛星圖,更生院現為停車場,有一部份已改建大樓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台北更生院被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衛生局接收,1945年11月改制為台灣省立戒煙所,繼續由杜聰明擔任所長,所址則遷至台灣大學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內,但隔年6月就裁撤。1949年國民黨軍自中國敗退到台灣後,當局為了安置大批冗員,增加其官銜,方便巧立名目領取津貼,於1954年11月1日成立光復大陸設計委會,直接隸屬於總統府之下,會址就設在原台北更生院,名義上是要設計研究光復大陸之方案,但僅能紙上談兵,毫無任何實質作為。

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的委員人數多達1,883人,成員包括所有逃難到台灣的國民大會代表及候補代表、原行政院設計委員會的委員、行政院各部會首長,及一些所謂的專家,並由副總統兼主任委員,每年僅召開1次全體委員會,由於該會委員人數實在太多,開會時連發言討論都有困難,更遑論能設計出什麼鬼名堂。該會委員雖對外宣稱為無給職,但實際上每個月都領取交通通訊費,每年召開全體委員會時,有出席報到者,就可多領2個月雙倍的交通通訊費,這批萬年委員一直領錢,直到1991年6月30日該會裁撤為止。


▲ 林小昇於1994年拍攝的更生院照片

台北更生院建築及土地,在戰前因產權為台灣商工銀行所有,戰後被省屬的第一商業銀行接收,而後被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霸佔長達37年,直到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裁撤後,第一商業銀行於1991年9月26日才拿回管理權。中國國民黨於1994年4月11日凌晨偷偷拆了原日本赤十字社台灣支部建築,引發極大爭議,社會各界紛紛呼籲必須保留歷史性建築,台北市政府民政局隨後提出20處台北市歷史性建築物之建議名單,其中包括了更生院,經邀學者專家多次勘察,原定於1995年1月25日舉辦提報為古蹟的公聽會,公營的第一商業銀行卻趕在前一天晚上拆了更生院,被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斥為「文化敗類」。


▲ 原更生院建築拆除後,目前為停車場,一部份已改建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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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樂迪錢櫃 去年獲利飆高
2016年01月12日 04:10 記者劉馥瑜/台北報導

好樂迪錢櫃 去年獲利飆高
KTV雙雄近2年營收、獲利
KTV雙雄好樂迪(9943)及錢櫃(8359)去年營收儘管都較前年衰退,但獲利不減反增,好樂迪去年前3季EPS達5.79元,錢櫃前半年EPS達5.54元,雙雙超越2014全年獲利,法人估好樂迪全年EPS可望超過7元創新高,錢櫃亦有機會改寫新紀錄。

好樂迪去年營收30.8億元,年減4.72%,惟受惠於成本費用下降,及業外轉投資中國錢櫃處分利益挹注,獲利增加,去年前3季EPS達5.79元,已超越2014全年的4.4元,法人估2015全年EPS可望超過7元。

錢櫃去年營收39.1億元,年減13.3%,但因關閉大陸虧損嚴重店面,加上本業獲利持穩,光是去年前半年每股獲利就達5.54元,已超過2014全年的5.08元。過去錢櫃全年EPS最高點落在2005年的6.15元,法人估,錢櫃去年獲利有機會改寫新紀錄。

法人表示,KTV主要以包廂及餐飲收入為主,近幾年消費習慣改變,逐漸走向平價與高端的消費型態,好樂迪與錢櫃分別主打這兩種不同型態消費;好樂迪主打形象「健康、安全、歡樂」,錢櫃主打「高端、商務、高品質」作為差異區隔。

法人指出,好樂迪目前全台共51間分店,錢櫃16家,由於公司持續針對對營收狀況做閉店與展店的調整,且展店幾乎都是買下產權,而非租賃,無須負擔高昂的租金費用,且近幾年房地產增值,由此可推測公司資金充裕。

股價方面,KTV雙雄受益於獲利增加,市場追捧,好樂迪近一年股價漲幅25%,去年第3季股價更一度衝上67.7元,創下歷史新高,此後逐漸回穩,近4個多月來股價盤旋在50~60元間,昨天收49.15元,小跌1.31%。錢櫃近一年漲幅高達53%,去年第4季一度衝上67.05元,昨天均價59.95元,上漲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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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樂迪的「爆料」,掀出國民黨不為人知的冰山一角,這筆帳可能要重算,從而愈見馬英九之醜行。
 一則商業糾紛的司法官司,無意間透顯中國國民黨主席馬英九還在搞無恥的「黨營事業」,變賣黨產到連合夥人都怕權益受損,馬英九所說的「合法、合情、合理」全面破功不說,馬英九「黨國之子」的真面目全然現形。

 好樂迪KTV原來是國民黨的「投資」事業,兩者合組迪廣公司,國民黨占4成股權。中廣做為股東的卻未依合約共同償還貨款一億八千萬;原本雙方仍持續協商,但因國民黨近來積極變賣黨產,好樂迪擔心權益沒有了保障,向台北地院聲請假扣押,要求查封中廣資產及銀行帳戶獲准,而且迪廣公司每月應支付中廣的房租五百四十萬元也遭凍結。

 到底中廣與好樂迪的司法訴訟如何判決,不在我們關心之列。重要的是:1國民黨還在經營事業,投資好樂迪是「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掩人耳目手法;287年黨主席連戰始到今天的馬英九都繼續用黨產做生意;3國民黨每月從迪廣公司坐收540萬的不當利得;4國民黨在馬英九出任黨主席後,變賣黨產到快「歸零」的地步,連合作賺錢的生意夥伴都看到怕!

 號稱「改革」的馬英九,其實與連戰同一肚腸,連戰的惡行,馬只有多沒有少,在黨產的微逐上,連規馬隨,後更勝前。2000年大選,連戰公開示眾:「政黨不得經營事業」、「黨產交付信託」,信託公然跳票,原來還偷偷的經營,偷偷的賺錢,偷偷摸摸拿租金,可見全是騙人的伎倆,馬英九不但變本加厲,比連戰厲害的是,一面繼續抵制「不當黨產條例」付委,一方面脫手賤賣,連屬於全民所有的「中廣」與「中視」兩頻道,都想連骨頭帶肉全部變現,馬英九宣稱2008年大選前處理完黨產,看這樣子,一定可以提早完工。

 好在,國民黨已然下台,若而仍然「黨國」在握,偷偷摸摸行狗屁倒灶的勾當,好樂迪敢吭氣嗎?更重要的是,好樂迪會擔心嗎?

 民進黨台北市議會最近替馬主席算黨產的帳,結果「不當黨產」只還了1.3%。然而,好樂迪的「爆料」,掀出國民黨不為人知的冰山一角,這筆帳可能要重算,從而愈見馬英九之醜行。馬英九口口聲聲叫嚷「把台灣贏回來」,老實說,先「把台灣人民的產業還回來」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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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賺6億! 「嘟嘟房」竟是國民黨金雞母

2016-03-12 22:31
 
 
「嘟嘟房」停車場一年賺入6億元,竟是國民黨「金雞母」。圖為苗栗市的嘟嘟房收費亭。(資料照,記者彭健禮攝)

「嘟嘟房」停車場一年賺入6億元,竟是國民黨「金雞母」。圖為苗栗市的嘟嘟房收費亭。(資料照,記者彭健禮攝)

〔即時新聞/綜合報導〕國民黨黨產議題近來備受討論,近日公布的黨產現值卻只剩約166億元,引發外界議論。今有媒體報導更指出,全台有174個據點的「嘟嘟房」停車場,光台北市就有84個,年賺6億元,但它其實是國民黨黨營事業中興電工轉投資所持有。

據《三立新聞》報導,全台有174個據點的知名停車場「嘟嘟房」,光是台北市就有84個據點,一年可以賺入6億,收入驚人。而嘟嘟房背後其實是國民黨黨營事業中興電工持有,可說是國民黨的金雞母。

報導指出,嘟嘟房為中興電工轉投資。中興電工早期享有特權,打著董事長蔣孝勇名號,承攬國內所有大型冷氣設備安裝。中興電工屬於黨營體系,過去爭議也不少,不僅在84年曾因115億財務虧損,讓國民黨出錢收爛攤子,85年還爆出焚化爐工程弊案。

對此,民進黨立委吳思瑤表示,國民黨應該自己開誠布公那些特權營運行業,清楚告訴國人。民進黨立委蔡適應也說,各行各業都有國民黨的影子在裡面,「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提的不當黨產條例裡面,有說要成立一個調查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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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14_22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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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破數字—從漢生病看殖民的邊緣治理(下)

 

郭文華(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

 

上一篇文章回顧殖民邊緣的「現身政治」與日治時期一直沒數清楚的漢生病患。相對於官方的保守調查,專家與官僚則不斷估計,推估數字之間的差距也很驚人。

 

估計者

青木

大勇

宮原敦

光田

健輔

戴仁壽

石井保

上川豐

推估時間(年)

1,901

1,919

1,926

約1,926

1931

1,931

預估患者數(人)

28,800

超過

20,000

2,000

4,000

3000

約5000


表1 1901年到1931年之間漢生病醫師與官僚的漢生病患數估計

 

在處理過估計最多與最少的兩個數字後,本文繼續從估計數字的動態,看殖民官僚如何想像與處理漢生病患。

 

一、愈加愈多

在青木大勇與光田健輔之間是一連串的估算。其中,一貫質疑官方調查,認為漢生病患數遠超過於此者,可以用臺北醫專教授,赤十字醫院皮膚科主任宮原敦為代表。他在1919年發表的〈臺灣ノ癩人〉長文不但繼〈癩院設置の必要を論ず〉後開啟另一波漢生病治理的議論,也是公衛官僚,甚至是戴仁壽與官方互動的參考。

 

圖1 宮原敦

圖1 宮原敦
(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

 

圖2 赤十字醫院

圖2 赤十字醫院
(圖片來源:「臺灣回憶探險團」網站:http://www.twmemory.org/?p=5721

 

〈臺灣ノ癩人〉主打漢生病問題的猖獗,論證上與青木有許多相似之處。不過當時在臺日人已多,因此宮原可以將日本人資料分開,得出在臺日本人的漢生病發生率比國內還高的觀察。他也將籍貫納入分析,指出日臺患者都是以新竹、桃園兩廳最多,這兩個地區是來自閩粵的移民。

但〈臺灣ノ癩人〉最引人注意的論點還是漢生病的「都市」特質。宮原認為漢生病不但是傳染病,而且是都市病,因此推估不只是門診人數的放大,而要依可能傳染方式與對象來加以修正。這樣推出的病患數雖不如青木大勇多,但也十分驚人—臺灣的漢生病患不止一萬六千人,可能超過兩萬人;臺北更以東京的18倍、京都的三倍、福岡的2.5倍的高盛行率,躍升為盛行率第一的漢生病都市。

宮原的推理有政策效果。以台北來說,1920年代是其脫胎換骨,成為現代都市的關鍵年代。不但總督換上文人的田健治郎,當局也重新規劃臺北市,全面採用町制,打造公共建築,逐步從空間與社會生活改造這個都會。在宮原的描述下,漢生病可以如傷寒一樣成為「內地人(日本人)的恥辱」,更是殖民地文明教化的最大諷刺。

在這個想像下宮原鋪陳他的防治策略,指出中國來的短期製茶工因與本地人雜居,是可能的傳染源。而臺北人口稠密,即使日本人與當地人沒有住在一起,還是有生活上的接觸,是得病的主因。基於這條「中國疫區—臺灣殖民地—日本本土」的傳染路徑,宮原認為當局必須實施防堵,將漢生病列入海港檢疫。

這個說法固然不脫「發現傳染路徑,阻絕疾病傳染」的學理,但其令人驚駭處是都市衛生的邏輯:他竟將「見不得人」的漢生病與日本人連在一起。然而漢生病真得這樣棘手?對當局而言,他們是隱憂,但並非急務;看似「有害」,但似乎不影響社會運作。但也正因為如此,讓宮原敦有操作空間,用數字建構他的「漢生病威脅論」。他不但呼籲建立機構,而且還要強化警察訓練,以便執行篩檢,查察人口,強化海關檢疫。

宮原的論調有市場。〈臺灣ノ癩人〉由於作者的廣泛人脈,得到不少迴響,宮原也受邀去官民聯誼組織「番茶會」報告,引發熱烈討論。名律師中村啟次郎大受感動,臺銀副董事長中川小十郎則號召出資二十萬圓,請宮原主持療養院興建。之後臺北廳參事林熊徵主動捐款,將建院基金加碼為三十萬圓。與此同時宮原諮詢臺北醫專堀內次雄校長、臺北醫院院長倉岡彥助後將經費再上修到五十萬圓,並陸續得到日本政府的鼓勵。這樣一路「愈加愈多」的結果,是每間七十五萬圓,在臺北、臺中與臺南各設立三百床療養院的巨大計畫。對參與的仕紳與官僚來說療養院是公共事業,也可以妝點殖民門面。它凸顯統治成效,也讓首善的臺北城更加衛生,方便各行各業生計。

 

圖3 堀內次雄

圖3 堀內次雄
(圖片來源:「臺灣記憶」,http://memory.ncl.edu.tw/tm_cgi/hypage.cgi?HYPAGE=image_photo_detail.hpg&project_id=twpt&dtd_id=10&xml_id=0000362003&subject_name=%E6%97%A5%E6%B2%BB%E6%99%82%E6%9C%9F%E8%87%BA%E7%81%A3%E5%9C%96%E5%83%8F%E5%AF%AB%E7%9C%9F

 

圖4 林熊徵

圖4 林熊徵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E%97%E7%86%8A%E5%BE%B5#/media/File:Lin_Hsiung-cheng.jpg

 

但這個官民協力的大計畫最後並未奏功。雖然計畫書已經付梓,但卻因1920年的經濟惡化,再加上倉岡彥助奉派赴歐美考察而胎死腹中。對此,中村不羈兒有以下檢討:如果先建小一點的療養院,或者套用管理不良少年的「成德學院」模式,先接管某個機構再慢慢整建都會比較務實,不致於一錯過就延誤十年。中村的感嘆或有其道理,但實際上不見得會發生;畢竟宮原的方案是用都市病邏輯堆疊出來的,不做可以不說,但要改動時不但要說明原因,而且可能引發政治效應。此後,歷任總督都說要蓋大型療養院,都只止於宣示,如何做則不見下文。

而宮原敦依舊堅持都市治理。1931年他受邀發表〈臺灣對癩策管見〉一文,重申他對漢生病治理的立場。宮原在文章前半重述漢生病的傳布路徑,點出臺北的關鍵位置。他特別指出一到某醫院的治療日,人力車就拉著漢生病患在市內到處跑,是與東京截然不同的鬆懈態度,更不用說雇用可能病患對輸出產業的影響。文章後半宮原回到〈臺灣ノ癩人〉,指出樂生院是他的主張的實現。他不但認為他推估的病患數正確,更指出因故無法興建的多家大型療養院必須推動,好收容沒搜出來的輕症患者。他最後直言臺灣不能滿足於一家國際級的樂生院;必須要有第二、第三家樂生院,才能將病患一網打盡,一舉隔離,將此病逐出島外。

 

二、愈估愈少

當樂生院因為馬偕醫院的戴仁壽的層層進逼即將定案之際,漢生病患數竟愈估愈少。乍看之下這個趨勢很奇怪,因為如果漢生病患數不多,代表問題不大,當局也就沒有介入的必要。因此,要瞭解這個「愈估愈少」邏輯,還是得回到母國與殖民地互動的脈絡來看。

事實上,從日本政府開始漢生病治理,到國家療養院的設置,朝向全面隔離政策,療養機構的收容量與患者數一直存在落差。比方說,1920年保健衛生調査會的「根本的癩予防策要綱」計畫管制一萬人,將「浮浪癩」以外的漢生病患納入收容對象。但實際上內務省提出的第一期增床計畫無法收容全部病患,只期望十年內能增加五千床。1926年內務省宣示「民族淨化」,但實際上既有床位依舊缺乏,而且直到1930年時內務省宣稱要完成的五千床也只達成2610床,收容率僅23%。即便如此,內務省還是配合隔離政策,再推出「十年內將病床增加到一萬床」的第二期增床計畫。

這些落差反映漢生病治理的根本問題:隔離需要時間,需要經費。政府一方面宣示處理,顯示其效率,但一方面又因為經費限制,無法全面收治。於是,在隔離的大方向下病患數與床位數呈現連動的算計:作為政策對象,病患數估得愈多代表問題愈嚴重。但隨著收容可行度變高,病患數就不能估太多,以免屆時無法處理。同樣的,床位數愈多代表政策執行決心愈大,但或有無法實現的困難。於是,隨著政策可行度床位數也會配合調整,讓實現有所可能。

從這個角度看,在母國打出隔離政策後,臺灣與朝鮮這兩個殖民地的執行能力愈差愈遠。之前說到為了防賭教會勢力,朝鮮總督府早已興建官方的小鹿島慈惠醫院,1933年更起用前衛生課長周防正季擔任院長,將原先定員七百五十人的小鹿島擴增為三千人,並強化院長的權限。相較於此,臺灣十分被動。不但相關法律遲遲沒有制訂,收容設施也顯然不足。

先不提殖民地比較,在此我們從官僚的角度思考以下狀況:如果不需要像朝鮮這樣跟教會競爭,但又要提醒漢生病的重要時該怎麼做?對此,病患數成為臺灣當局在政策論述上的緩衝。誠如上川豊指出的,漢生病初期症狀不明顯,幾年一次的普查常錯過疾病的發病時間。此外,負責調查的警察並非專業醫師,沒有足夠經驗掌握早期漢生病的多樣症狀,這些都會造成漢生病患不易統計。但這些困難並非臺灣所獨有,也不是沒有辦法可以解決。因此,要理解這個「算不清楚」的論述,必須同時考慮「床位數—病患數」的連動。

 

圖5 1936年擴建中的小鹿島療養院

圖5 1936年擴建中的小鹿島療養院
(圖片來源:「小鹿島の半世紀」網站,http://www.eonet.ne.jp/~yokati/hanseiki/syourokuto.htm

 

圖6 周防正季

圖6 周防正季
(圖片來源:http://www7a.biglobe.ne.jp/~takio/photo/13.html

 

以宮原敦的〈臺灣對癩策管見〉來說,他指出1929年總督府採取傳統方式只找出637位病人,但才隔一年就因為有所準備而搜出近兩倍的病患,可知如果準備充分,警察不會錯過這樣多病患。但檢討方法其實不是〈臺灣對癩策管見〉的重點。在這段話後宮原又回到病患數,指出重症病患可被警察搜到,但慢性病患與初期病患則需要醫師鑑定。換句話說,宮原不在乎漢生病患要不要算清楚,而是有了療養院之後,才有「算清楚」的可能。

事實上,這種論調不僅出現在〈臺灣對癩策管見〉,也可以在其他官僚的論述與報導中看到。在統計與估計之間「調查不力」成為一個藉口;不需要這樣多的病患數時則用前者的數字,但如果要爭取重視則使用後者的推測,中間的落差則用「調查不完整」來呼弄。

 

圖7 石井保

圖7 石井保

圖8 《社会事業の友》「癩問題號」封面

圖8 《社会事業の友》「癩問題號」封面

 

以統籌1930年全島調查的石井保來說,在《臺灣警察時報》裡他指出樂生院是衛生行政的創新,希望將總數約三千位的漢生病患有散佈病菌之虞者納入管理。這裡石井沒有使用前一年調查出來的1084人,也不是青木大勇或宮原敦的高超估計,而是不高不低,但在可處理範圍之內的三千人。同年石井在《社会事業の友》再度回顧漢生病政策。不同於光田健輔,石井沒有情緒語言,只指出過去因為鼠疫與霍亂猖獗等問題需要經費,漢生病專責機構的拖延是必然結果。此外他提及專家對病患數的各種推測,但重申1930年時只有1084名病患,而且療養院可以解決問題。

在同一特輯裡中村不羈兒則從社會福利角度提供另一種說法。他指出從1918年以降的病患數膠著不前,確定者約有千人上下,同時他也提到樂生院床位不夠,無法全面照顧這些人,因此需要建立法制強制檢查可疑病患,嚴選最需要隔離的病人。有趣的是,雖然這篇文章的開頭以「警察調查不力」做引子,指出當局對漢生病的放任,但最後中村竟認可官方的病患數,還據此統計說臺灣可以在二十年內用不到四百萬日圓撲滅「不體面」的漢生病。

雖然「調查不力」的藉口方便可用,但母國的隔離政策下來,能否執行還得看樂生院怎樣辦。對此,上川豊以〈台湾には癩病人が果して幾千人あるでしょうか〉與〈癩豫防根絕事業と社會的運動〉兩篇文章,在理念與現實之間找出自圓其說之道。首先,即便在日本要馬上處理所有病患也有所困難。因此所謂「撲滅」漢生病的計畫是以「隔離後十年內患者會逐漸死亡」為前提,衡量床數規模,分成「二十年撲滅方案」、「三十年撲滅方案」與「五十年撲滅方案」等作法。床數愈多,所需要的時間愈少。作為政策執行者,上川選擇的是自然是所需床數最少的「五十年撲滅計畫」。

其次,動輒上萬人的病患估計不能當成治理參考。上川運用專業,結合臨床觀察與門診資料,推估漢生病患約有3098人,稱之為「最正確的數字」。他的推算方式如下:他親自診察臺北州某地的所有住民,從六千餘人中搜出七名患者。之後他從這個發生率,根據之前宮原敦所指出漢生病的都市性,加上馬偕醫院門診中臺北人與非臺北人的比率,將放大後的全島病患數向下修正,得到這個數字。

最後從床位入手,上川論證樂生院何以能處理這些病患。他以五千人當做病患數的基礎,優先收治對象限縮在醫療界認為比較有傳染力的結節癩患者,再加上神經癩中比較有嚴重的三成病人,得出首要隔離對象的2350人,這也是樂生院的發展目標。接下來上川引用內務省統計,指出日本漢生病的盛行有下降趨勢,十年來約少一成。把這個推測加進去,他認為只要在十年內擴建樂生院到兩千床,當可收容所有需要隔離的病患,並在五十年內讓漢生病在臺灣絕跡。

這個符合政策又兼具可行性的論述在1935年由臺灣癩予防協會出版的《台湾の癩根絶策に就て》裡更加清楚。針對樂生院人滿為患,這個說帖希望能將樂生院擴充為一千床。主事者知道這不是上川先前要求的兩千床,因此他們跟病患分成所謂的「輕症」與「重症」;輕症患者較多,算進去就是專家推估的兩萬餘人,但需要隔離治療的「重症」病患其實是警務處搜出的一千餘人。有趣的是,經過一番推演後這個說帖才表示之所以用警務局的病患數當標準,是因為療養所收容數必須超過病患數,才會讓人相信隔離可行。

對此論述搖擺,戴仁壽在寫給倫敦痲瘋救治會的信中有所批評。他指出當局只會擺弄數字,遠不及他的樂山園具體可行。其中他特別點名上川豊,指出他一下說臺灣至少有五千名病患,一下又說接近七千人,只有告誡卻拿不出辦法。而計畫更是天馬行空,一會說拿五千人當作目標,但馬上改成只要能將兩千多名患者隔離就算撲滅,還煞有介事地拿統計表來推算。戴仁壽因此總結:「漢生病不會隨著這個空談的統計表而根絕。」

戴仁壽的批評固然有道理,但卻罔顧殖民治理的官僚本質。事實上,夾在政策與經費之間,擺弄數字正是他們唯一的選擇,這也是隔離的算計與計算。

 

三、數字並非遊戲

大選已過,勝負已定。我們當然可以學名嘴作事後諸葛,臧否成王敗寇的是是非非。但看完這兩篇文章後,或許我們該捫心自問:是我們在操弄選舉數字,還是被這些數字所操弄?在數字之間,我們是否與社會脫節,在把玩民調之際誤以為數字代表所有人民?

殖民邊緣的書寫是大問題。在眾多喚起漢生病苦境的研究裡,本文採取科技與社會(STS)的研究取徑,反省在現代化進程中殖民者如何想像與操作這群邊緣者。同時,透過數字論述的分析,本文也反省研究者如何發掘「被殖民者」的聲音。漢生病不是一般的被殖民者;他們的發聲過程需要從更細緻的「現身政治」理解。對此,本文認為抹煞個人的統計是建構均質化生命的第一步,也是殖民現代性的本質。數字不騙人,「騙人」的是自己。

最後讓我們多想一點,看數字後面的血肉之軀與生命故事。保險業務員常說「一張保單終身關懷」,政治人物常說「一張選票一世情」,但交易後有有幾人得能信守承諾?確實。經濟學家常因此懷疑投票是否符合效益,但人類學家卻往往用感性描述,穿透數字看到後面的人與人性。

 


圖9 精神科醫師與人類學者凱博文(Arthur Kleinman)

圖9 精神科醫師與人類學者凱博文(Arthur Kleinman)
(圖片來源:http://www.internationalnegotiation.org/about/faculty/arthur-kleinman/

 

圖10 The Illness Narratives封面

圖10 The Illness Narratives封面
(圖片來源:http://books.lk/product.php?productid=3495

 

在樂生院建立四十年後,精神科醫師與人類學者凱博文(Arthur Kleinman)生動描述初次造訪樂生院,實際面對病患的震撼經驗:

我想探訪小木屋裡的患者時,還記得一位年老臉部變形,沒有手指的女人對我掉頭離去。...。她拒絕出院,因為她無處可去。她告訴我,她不為外界所接受。...。其他患者看起來和她一樣殘缺,而她也像他們一樣是漢生病人。這裡是她的歸宿。醫院主任告訴我這類患者不可能重返社會。社會對漢生病的恐懼太大,家屬會因此受苦。患者也瞭解這一點,因此放棄離開的想法。...。他告訴我,這些病人罹患他們認為最可恥的病症。

「邊緣」不見得是空間的遙遠或者是人數的多少,而必須考慮權力關注的範圍與這些人被關注的方式。凱博文的經驗,多少也是同一時期去樂生進行社區服務,或是1990年代關心樂生命運的醫學生與社會運動者初次與漢生病患互動的深刻體會。

這是數字政治的弔詭。是數字將一個個的病患透過專家形成力量,促成樂生院的成立。樂生院固然將病患隔離,但也讓他們以集體而非統計數字的方式出現在論述的地平線上。八十年過後,這個機構又因為它的拆除再次喚回這些即將逸散的身影。當然,歷史學家關懷社會,秉筆直書,是「歷史柑仔店」成立的原因。但在數字與現實之間,我們看到的殖民邊緣,是數字,是病患,還是連接兩者,隨時空流轉的生命政治呢?

 

四、後記

本文史料取自郭文華,〈看見殖民社會:從漢生病看邊緣治理的算計〉(收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從社會排除與底層社會思考日本帝國與殖民地》論文集,即將出版)。雖然本文與這篇文章在論點上不完全相同,在此仍感謝催生此出版計畫的陳姃湲研究員與首爾大學社會系鄭根植教授,並向邀請我關心漢生病患的邊緣史研究群的朋友與論文集審閱者致上謝意。

  


 

參考資料:

郭文華,2016,〈看見殖民社會:從漢生病看邊緣治理的算計〉,《從社會排除與底層社會思考日本帝國與殖民地》論文集,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

- See more at: http://kam-a-tiam.typepad.com/blog/2016/01/%E7%9C%8B%E7%A0%B4%E6%95%B8%E5%AD%97%E5%BE%9E%E6%BC%A2%E7%94%9F%E7%97%85%E7%9C%8B%E6%AE%96%E6%B0%91%E7%9A%84%E9%82%8A%E7%B7%A3%E6%B2%BB%E7%90%86%E4%B8%8B.html#sthash.oJ5l0OVB.dp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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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門町透天店面 3億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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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萬華區漢中街的透天店面,日前以3億元賣出。黃競鋒攝
進場卡位
【鄭婷方╱台北報導】距離新政府上任只剩2個月,房市前景尚未明朗,店面交易卻逐漸升溫,近5個月台北及高雄市成交不少億元店面,日前北市西門町商圈透天店面以3億元出售。業者分析,買方是逆向操作,想進場卡位。


台北市萬華區漢中街2樓透天店面,釋出僅1個月就以總價3億元成交,售出該屋的台灣房屋敦北民生特許加盟店店東李源豪表示,該透店土地坪數11.5坪,位西門町徒步區,目前為日式餐廳承租,月租金約50萬元,報酬率達2%,具收租效益。

開價3億不給砍

據了解,賣方是全銓租賃股份有限公司(8913),該案開價3億元,銷售期間有2組買方議價,曾出過2.5億元的價格,但賣方對價格相當堅持,最後以開價3億元成交,獲利了結。
永慶房屋中華店襄理張育賢表示,該案是特例,現在西門町商圈店面釋出不多,近期成交案例也少,若是以過去的行情出售,買方都能接受也願意出價,但目前屋主大多惜售,除非以天價成交,屋主才會想賣。
「現在會買的買方,都是危機入市、逆向操作,買方也會考慮到,目前市況,競爭者較少,價格可能會好談一些。」住商不動產台北遠企加盟店店長吳國源則說,市場上仍不乏好物件,但價格沒便宜到讓買方認為物超所值,最近出現部分把定存或股票的資金,轉到買店面的買方,都是打算長期持有至少5~10年的,短期收租,未來有自用打算。
除了收租效益,大馬路旁的店面因有開發價值,不論在台北或高雄市,經常都是2、3億元起跳,近期成交的北市南京東路一段店面,沿路兩旁透店大多由開發商取得,去年12月成交的高市成功一路店面,同樣具備改建條件。


具改建條件加分

高雄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張永義表示,一直以來都會去找這種具土地開發附加價值的物件,尤其是希望能靠大馬路,價錢能增加不少,公會一直都有在推動這種商用不動產,希望公會600多家的會員有機會可以整合開發成大型的商用不動產空間,「高雄熱鬧一點的地段,店面土地只要有100~200坪的大小,價格很容易破億元,總價比較高。」
永慶不動產中華藝校加盟店店長郭銘揮指出,總價超過1億元的超高總價店面,多半是有自用需求的特殊買方,若總價5000萬元以下,屋主又持有較多物件,有意獲利了結及重新資產配置,今年以來讓價空間比以往多8~10%,目前屋主對利潤已不抱太大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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