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宗教性建築空間和紀念性空間的空間特徵與性格應該有怎樣的不同？
因為自己是無神論，之前對宗教性空間的思考比較少，在自己的理解裡兩者界限實在很模糊的，這次設計課做的應該是一個宗教性的空間（sakral）但是在老師看來我做的是紀念碑式的空間(mahmal)。（關於紀念碑式的空間可以用馬德里atocha的11M 來舉例）所以讓我感到很困惑的是這兩者區別這麼大麼，到底什麼是所謂的宗教性的神聖感呢？同樣是用光線營造神聖感為何會有著“本質上”的區別？是不是說宗教空間是要考慮具體宗教用途的，而不能只是個定義不明的空間，比如要么是祭壇，要么是家族墓室之類的?

這個問題真的特別棒，之前並沒有註意到兩者之間的細微差別。不過沒有深入研究過，只是記錄下來之前的一些思考，拋磚引玉吧。結論：雖然對兩者都缺乏研究。但個人認為大部分宗教強調的是非理性（建築中常常表現為自然，所以無論哪種宗教強調自然總是很少錯的），而紀念性，是對理性的讚歌，是想要在滄海桑田中留下一些人工痕跡。而且宗教建築中主要強調豐富、敏感的感受，搞不好就看到聖靈了呢？紀念性卻常常要求極簡、抽象的表達，比如金字塔，更可能第一眼就鎮住你，而不是給你豐富的感受。其實就是目的不同，宗教建築有時候會產生紀念性，大多也是作為一種工具來用。並不會刻意追求紀念性，繁複的細節反而消解了一部分紀念性。（信徒們常年累月造教堂的行動更多地也是一種感性的堅持）而紀念碑則不同，細節越多，紀念性越少。一個光滑而巨大的漂浮的柏拉圖體，估計是最有紀念性的吧。（就像金字塔剛誕生，表面還覆滿黑色花崗岩的那些年。或者說大體量並不總是有很強的紀念性，紀念性強調的是永恆，而諸如聖家族教堂之類的建築中，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生長。）靈隱寺前導空間設計思考
很好地說明了空間序列和宗教的關係。估計宗教還是空間序列為核心吧，宗教活動需要的空間序列。感興趣的朋友可以試試看這本書，我暫時對宗教還沒有太大興趣哎，還是很期待大家的交流。宗教空間北京城(豆瓣)紀念性估計就是紀念碑、墓地所嘗試表達的了。

教堂：
在古典教堂中是因為高度體量的原因存在紀念性。但是大半也被繁複的裝飾和密柱消解得差不多了。或者說即使很多教堂外部看起來很有紀念性，內部突出的也不是紀念性，而是神聖感。不然大體量、單元重複都可以產生紀念性為什麼水晶宮不適合做教堂呢？金貝爾美術館不適合做教堂呢？
其實現代建築想做出紀念性很簡單的。柯布、密斯做個小住宅都能給你做出紀念性來。
然而怎麼說這些作品以及教堂中的紀念性和金字塔表達出來的紀念性都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答完之後翻了翻古典教堂感覺有些地方可能圓不回來了，不過看到了這個答案20世紀新建的教堂中，有超越前輩們的亮眼設計建築嗎？-井鯉的回答可能還是有教堂需要通過紀念性來強調其莊嚴神聖吧，比如基督海淀堂。稍微有了點兒紀念性尚且這樣，如果活潑一點兒後果簡直不可想像。從建築的整體完整度來看，有哪些落成後的建築物完成使用後，沒能達到原先設定中的完美設計理念？-諾坎普的小芋頭的回答
1、空間原型
比如教堂巴西利卡平面到十字平面的演變。王輝之前關於教堂演變的講座很棒，不過貌似並沒有記錄的樣子。簡單講就是平面的演變和宗教活動是密不可分的，用來放聖物的龕突出形成了十字。巴西利卡兩側的小柱廊的突出用來做懺悔室之類的。2、隱喻卒姆託的樹葉教堂的船底隱喻。這個具體細節就不清楚了。
3、自然
個人認為這部分是現代教堂設計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比如安藤的教堂三部曲外加水禦堂，都是對自然的展現。
最好的圖應該是通道口吹山風看海那張，無奈找不到。
這個書裡的圖要美很多，比較懶，嘿嘿。

現在看來個人認為光之教堂比水之教堂和水禦堂稍弱，可能主要的突破在於對自然的抽象表達吧。這就回到了造園的悖論，最差的是市井地。但是最好的園林往往也在城市之中。因為在沒有自然的地方創造出自然更難麼，創造出來的也往往都是精品。這可能也能解釋為什麼光在大部分城市中的教堂設計中如此重要吧？但是一旦教堂放在了自然中，自然往往就變成了主角。比如柯布朗香教堂、卒姆托教堂、安藤教堂的進入路徑設計。早的相冊-廊香教堂
最後幾張可能是在柯佈設計的環繞路徑上拍的？
這裡有一個很好的例子：朗香教堂。蟹殼、船體原型，光線組織。（試想如果像柯布之前的作品那麼強調紀念性，還會這麼精彩嗎？）可以拿柯布的修道院對比。至少個人認為紀念性的表達對宗教空間的表達多少是會有損傷的。
如果我們看到了理性的強大力量，看到了工業產品的精美和科技的強大，我還信基督幹嘛？
還有卒姆託的那個燒木頭的教堂，以及gmp那個各種自然圖案貼面的教堂（不是基督海淀堂）。
很多對自然的表達，其實提供了一個合適的尺度和具象的紋理。在表達紀念性的建築中很少見到這些。
另外就是各種對光線的應用。這部分就更多了。比如邁耶的羅馬千禧教堂的精髓就在於光線控制。之前一直以為是三道弧，直到後來看到了燈光方案。紀念性：1、圖形以完形為主，柏拉圖體。（話說我一直不清楚這兩個概念）比如康、斯特林、博塔的很多作品。安藤其實也偶爾用完形，不過個人認為紀念性要弱很多，一方面自然是一直存在著的，另外一方面安藤經常用的是長方。即使有圓和三角也在片牆和穿插中消解得差不多了。相反康、博塔、貝聿銘的建築強調的是體塊，並通過單元重複、強烈的明暗對比進一步加強紀念性。最基本的，看起來不變的事物。比如山、海、日月星辰。所以說紀念性主要關於存在感？如果這個假設成立的話古典秩序的紀念性可能歸因於這些秩序在人們意識中的存在感。所以即使安藤使用了軸線，很難產生紀念性，因為形體，秩序在安藤複雜的操作中都很難辨認了。而單元重複，體量，體積（在以上假設的前提下，一塊玻璃的紀念性天然地要低於一塊石頭）也都關乎存在感。大體上看，岩石教堂的紀念性高於混凝土教堂高於玻璃教堂高於木教堂高於紙教堂。可能這個假設有點兒道理吧。突然意識到貌似很少見到金屬教堂？恩，建築是一種關於存在感的學問。( ´_ゝ｀) 2、秩序說完上一部分答案已經比較清晰了。宗教的空間主要的目的是引入自然，回歸原型的虛空，帶來神秘感。紀念性往往呈現的是一種人工的超現實，比如康那個著名的庭院以及達卡議會中心，第一次看到的時候沒有一種超現實的感覺嗎？
超現實秩序方面紀念性建築往往突出對稱、格網，也就是說笛卡爾體系。常常用單元重複的方法。比如艾森曼的猶太人屠殺紀念館。（只是在現代主義初期是這樣，或者說古典時期的人工秩序+現代主義的人工表達才能突顯紀念性，古典時期的植物裝飾之類的會消解紀念性，後現代的混亂/有機秩序同樣會消解紀念性）不過某充滿柱廊的清真寺貌似也有點兒紀念性。
而像伊東的非線性秩序比如分形可能更適合做宗教建築。伊斯蘭的很多清真寺的裝飾就有點兒分形的意思。3、尺度
超大，特大尺度。後現代的建築常常通過材料、尺度來產生紀念性，不過貌似效果還是要比古典秩序+人工表達弱一些。更比不上最簡潔的柏拉圖體。
另外，可以發現的一點是宗教建築常常強調的是室內空間，而紀念性常常發生在室外空間。這也導致了對光線使用的不同，在前者中提供的是焦點和氛圍，在後者中提供的是時間感、和強烈的虛實對比來突出形體。遺留的問題：紀念性到底是什麼。剛反應過來紀念性在柯布這裡又繞回來了，純粹主義，至上主義所強調的，柯布鍾愛的立方體。所帶來的崇高感。紀念性貌似在雕塑或者景觀中更容易出現。（比如博伊斯、還有一個經常做光滑懸浮物的雕塑家忘記名字了，另外就是林瓔的景觀。）畢竟建築的體量太大，牛頓紀念館那個球形的方案最終沒有實現。商業社會估計也很少有值得紀念的事物了吧。還有就是因山為陵以及中國古建中的紀念性的事情。（主要也是因為軸線，空間序列和儀式感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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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定煊：炒房振興經濟？混淆開發與營建差別的誤解

2015/11/25
作者:
章定煊
關鍵字: 經濟成長率 證所稅 稅制改革 富人稅 房地合一稅 居住正義

天下資料，劉國泰攝影。

以振興經濟的名目讓台灣重回貧富差距拉大的老路

台灣近期經濟成長率陷入困境，2015第3季主計處公佈經濟成長率是-1.01%，讓各界開始想一些救經濟的「奇招」。在經濟堪慮的氛圍下，立法院11月17日朝野立委大團結，順勢就把證券交易所得稅廢了。在這次修正案投票中，朝野立委不分黨派的投下87票贊成票，4票棄權票中，包括國內財政權威的曾巨威教授，唯一投下反對票是金融專業學者的親民黨不分區立委李桐豪教授。

曾巨威教授事後痛批這是「稅改受難日」（風傳媒，20151117）。接下卻沒有多少人願意探討廢除證券交易所得稅對振興經濟是否真正有效果，朝野立委所聲稱的股市能上萬點是否能實現。反正廢了就廢了，政治上大家都開心。

學術論文經常使用「事件分析法」（Event Analysis）來探索一個政策的效果，也就是股市的累積異常報酬率（Accumulated Abnormal Return）高低與持續的時間，來看政策或是事件對經濟的影響。

如果是一個有效果的事件，累積異常報酬率不但在事件發生時就有強烈反應，而且還可以持續累積，效果長達數個月。即使不需要統計分析，光是從11月17日至11月20日的股市表現來看，廢證所稅這個事件在台股只有在11月17日的一日行情，接下來立刻陷入盤整，尤其到了11月20日，亞股中日韓香港全部小漲，唯有台股小跌，證明了廢除證所稅對於經濟毫無助益，只是讓我們的稅制改革又倒退一大步。

當天投下贊成票的立委會對這個錯誤立法決策道歉嗎？道歉不但不可能，而且還磨刀霍霍尋找下一個「振興經濟」的標的。張勝和部長認為下一個標的是「富人稅」（20151119 風傳媒），個人則認為更大的下手標的應該是修正「房地合一」稅與重起購置住宅利息補貼政策。

因為有心人士早就開始散播支持這種政策的說法，為接下來顛覆居住正義路線進行鋪路。台北市柯市長10月23日早就說「他是不會打房的，台灣營建業是台灣經濟重要產業，亂打房會影響台灣經濟，這不是我們承擔得起，打房的話，營造業會垮掉，台灣會完蛋」（20151023聯合報）。以柯市長的專業來看，很難讓人相信這樣的政策調整是他自己發想出來的，應該是有「專業人士」向他進言，並被柯市長採納才是。隨著國內經濟不景氣擴大，不斷有人透過各式管道醞釀出「炒房振興經濟、補貼防堵危機」的氛圍，所以個人認為修正房地合一稅與購屋住宅利息補貼政策很快就會被端上檯面。

以下我們就來探討「炒房可以振興經濟」與「房價下滑釀成經濟風暴」是否成立。

供給住宅主要是開發（投資）行為無特別經濟帶動效果

很長的一段時間，大家朗朗上口的「營建業是火車頭工業」的說法，各界人士用以作為炒房正當性與抗拒房市改革的藉口。最近連台北市長柯文哲都端出這個說詞，做為政策轉向的藉口。房市改革會拖垮經濟，這是真的嗎？在這裡做個簡單的分析，火車頭工業的說詞根本只是內行人唬弄外行人的說法。

過去價格炒得如火如荼的建商推案市場，商業運作叫做「開發」（Development）；大家認為有經濟帶動效果的「營造」（Construction），只是「開發」環節中的一部分而已。再進一步的說，所謂的「建設公司」，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建商」，在國外是稱之為「開發商」（Developer），在香港則稱之為「地產發展商」，主要在從事的是土地開發行為，而「開發」行為是以「投資」為主體。所以過去台灣行業分類將建設公司分類為「建築投資業」。當進一步的去分析住宅的「開發」行為，很快就能了解熱炒住宅對於總體經濟的帶動效果有限。

土地開發案的源頭，就是尋找土地素材，也就是找到適當的投資機會。在處理土地素材時，第一個環節就是投入資金承擔風險。這部分的資金來源不見得來自建商本身，可能以土地抵押自金融體系融資，或是以工程合約承諾換取，所以我稱它是承擔風險，而不是單純的資金投入。

第二個環節，建商就是有一大段必須去「喬」的過程。就處理土地素材本身而言，要去與其他權利人去「喬」複雜的產權關係；在取得興建許可上，更得去跟主管官署去「喬」各種的細如牛毛的法令規定。除此之外，聞風而來要分一杯羹的黑白兩道勢力，建商更是得動用各種關係來「喬」。

要「喬」這一些事情，不但需要很長的時間，也需要非常高度的專業技巧。自力社區造屋經常失敗的原因，通常問題出在權利人間彼此「喬」不平，不然就是在「喬」的過程中付出太多的成本。平心而論，「喬」的過程既然如此困難，批評建商不勞而獲是不太公平的說法。但是這一段「喬」的過程，真的對其他經濟部門沒有太大的帶動效果。土地開發必須進行到取得建照、進行設計、營造、行銷企劃，才會對其他經濟部門有比較顯著帶動效果，然而這些有帶動效果活動在整個開發行為到底占了比重？我們從建商的財務報表可以略見一二。

目前上市櫃建商財務報表中，營業利益率大多許多落在20%-30%。如果我們把銷貨收入當作產值，其中20%-30%是落在股東的口袋。由損益表下方往上推，銷管費用大約佔總銷貨收入的10%，拆開來看，大約5%是管理費用，也就是水電租金等管理營運開銷；另外5%屬於行銷費用，也就是廣告、行銷、企劃、媒體等行業只能分到產值的5%。扣除30%營業利益與10%銷管費用後，銷貨成本只佔銷貨收入60%。以目前住宅的成本結構來看，土地大約占70%，房屋則是30%（這個成本結構會隨著城鄉差異而變化，越都市化的地區土地成本比重越高，在台北市土地成本可以佔80%以上的成本。即使是土地供給比較充裕的區域，土地成本也要占銷貨成本50%以上）。以這個比例拆算，大家認為有經濟帶動功能的營造，只占開發總產值18%（60%*30%）。

這是很基本的入門經濟學常識，要刺激經濟的作法，通常都是推動大型公共工程。最經典的代表，就是1933年美國總統羅斯福所推動的新政（The New Deal），在公共工程部分，創建了公共工程局，在1933至1935年間短短3年間，發包3萬多個大小公共工程給私人公司。一般我們說營建業是火車頭工業，通常採用的是大興各種公共工程，根本就沒有炒房可以振興經濟這種說法。

台灣住宅開發業者自稱為經濟火車頭工業的謬誤說法，居然長期一直被反覆傳播，政府首長、大小民代、各式媒體不斷的去洗腦民眾，這算不算是另一種台灣奇蹟？我的意思是住宅開發在經濟體系雖然有一定的重要性，尤其與金融業脣齒相依，但是還沒有到可以自稱為火車頭的程度。

房價下滑是否釀成經濟風暴　端視金融監理與金融業風險管理

如同上一段所分析，土地開發時的資金端相當程度仰賴金融機構（土地建築融資），即使到了最後的交易的階段，大多數的購屋者還是要靠相當成數的長期房屋貸款，才能買下心目中的家。

台灣的金融機構非常高的放款比重集中於房地產相關放款，當然導致金融業與房地產業的風險緊密相連。但是認為房價下滑會引發金融風暴，此一印象應該來自2000年時，台灣房價下滑，造成銀行擔保品價值大幅滑落，而彼時台灣銀行風險與金融監理並沒有很上軌道，超額放貸嚴重，授信調查也非常草率。所以當房價下修到一定程度，過度信用擴張或是以人頭借貸者，乾脆不繳貸款，將手上的擔保品的斷頭給銀行。銀行體系不但須提列大幅呆帳損失，更嚴重的是銀行體系喪失流動性而瀕臨崩潰，銀行股價狂瀉不止。

台灣政府當局終於2000年11月通過金融機構合併法，規定金融機構呆帳可交由資產管理公司（Asset Management Corproration，AMC）處理。2007年美國金融海嘯與2000年台灣金融危機幾乎如出一轍，美國也是因為金融體系過度曝險於次級房貸市場，故美國房價反轉時，信用不佳的貸款戶斷頭時，金融體系完全承受不住。

就如美國聯準會前主席柏南克在其《行動的勇氣》這本回憶錄所述，明明產金融海嘯是華爾街金融業者的惡行生，卻拿納稅人的錢去彌補。結果華爾街業者不但未受懲罰，反而大幅獲利。柏南克其實也對金融業者的不負責任憤怒不已，但是為了大局，仍是啟動量化寬鬆。

我們回顧2000年台灣金融危機與2007年美國金融海嘯，表面上房價下滑必帶來金融風暴的印象。但是不要忘了，金融危機的真正成因，還是來自金融業者的道德風險、放款授信的風險管理制度不足、與政府金融監理的鬆懈。各國都有記取這些教訓，台灣早就在金融海嘯之後，不斷強化金融監理制度，要求銀行做好風險管理，加上大家所熟知的對房地產的選擇性信用管制。如果以上的措施，如金融管理單位所宣稱的如此落實有效，此次房市不景氣應該只會損及銀行的獲利能力與貨幣創造能力。

所以，只要房價是不以激烈的方式短時間暴跌，金融業是可以承受的，不會有甚麼金融風暴發生的。當然這些金融監理、管制與風險管理的落實程度，檢查資料都在央行與金管會手上，只有金融監理單位自己心知肚明，外人很難評估。

進一步想，我們真要跟2000年一樣，再一次拿全民的錢，為不負責任的金融業與地產業者買單嗎？以目前立院處理廢除證所稅朝野「團結」氣勢，恐怕答案是肯定的。這就是為何我認為下一個要以振興經濟為藉口拿來祭旗的，有可能是居住正義。即使如本文前段所分析，炒房振興不了經濟，房價下滑也不見得會引發金融風暴，當經濟緊迫到病急亂投醫，應該也沒人在乎真相到底是甚麼。由目前態勢來看，我想居住正義在立法的反轉，要不了太久就會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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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公藝術畫義賣　聖賢宮籌建廟經費

NOWnews今日新聞
2015年 11月 21日 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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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知名手機零件公司董事長劉仁靜（左一）買下兩幅關聖帝君藝術畫，與聖賢宮創辦人徐雙惠（右一）及嘉義縣文化基金會執行長趙麗娜（左二）開心合照。
圖說：知名手機零件公司董事長劉仁靜（左一）買下兩幅關聖帝君藝術畫，與聖賢宮創辦人徐雙惠（右一）及嘉義縣文化基金會執行長趙麗娜（左二）開心合照。
記者邱嘉琪／嘉義報導
嘉義大林聖賢宮主祀關聖帝君，從事精品業之信徒蕭旭志，為協助聖賢宮籌措建宮經費，自掏腰包買下大陸一級畫家曾誠聰關公藝術畫作贈予聖賢宮，21號上午廟方所屬的慈善會舉辦的慈善公益活動，特別安排關公藝術畫作義賣，其中兩幅由一位知名手機零件公司董事長各以八萬八千元買下，義助聖賢宮關聖帝君建廟。

慈善公益活動舞台上一幅幅展開的關聖帝君藝術畫乃出自於中國大陸一級畫家曾誠聰之手，其亦是中國關公畫像藝術第一人。日前曾誠聰來台開展，精品公司董事長蕭旭志因篤信關公信仰，當時買下數幅關公畫像並贈與聖賢宮，並在21日聖賢宮所屬的慈善活動中義賣。其中兩幅關公藝術畫作由知名手機零件公司董事長劉仁靜一家四口，兩人一組各買下一幅，總義賣價格17萬6千元整。
劉仁靜表示，他們一家從新北巿來，是經朋友介紹因緣際會與聖賢宮關聖帝君結緣，才短短3個月時間，感受到關聖帝君靈感，不僅順利度過事業瓶頸，也得到心靈上的平安，得知聖賢宮要建廟，義不容辭認購藝術畫幫忙，她說：「我有困難時關聖帝君來幫我，現在換我來幫祂，也是感謝祂。」
聖賢宮創辦人徐雙惠表示，聖賢宮原在溪口鄉，101年8月移遷至大林鎮，但4年多年仍是臨時行宮，目標要興建永久廟宇，但需上億經費，會積極籌措，感謝蕭旭志推崇關聖帝君忠勇忠義精神，捐畫義賣，也感謝信徒劉仁靜董事長慷慨認講，抛磚引玉為聖賢宮建廟目標盡一份心力；

另外，21日舉辦的慈善公益活動，當初為彰顯關聖帝君忠義及濟世救人精神，聖賢宮已連續辦理六年，今年正式向社會局立案，首次以『嘉義縣聖賢忠義慈善會』名義舉辦，有寫生比賽與頒獎、捐血、大林鎮與溪口鄉共137戶低收物資發放冬令救濟，鄰近鄉鎮社區及國小，如柳溝、大崎、沙坑、大林、秀林、中林、平林等國小及永慶高中等皆共襄盛舉，現場歡欣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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磺田福佑宮　土地公保廟地　叫林瑞圖找上帝喬

時報周刊
2015年 11月 21日 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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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期《時報周刊》。
▲1970期《時報周刊》。
記者許怡雯／台北報導
台北巿北投區磺田福佑宮，是許多地產開發公司最常拜的土地公廟，舉凡遇上釘子戶、亂開價、土地買賣問題時，來求土地公都能順利解決。有趣的是，就連土地公廟侵占到隔壁天主教堂的地時，祂也能以不到市價1/4的價格向上帝買地，讓信徒再度見識到土地公喬土地的好功力。
磺田福佑宮成立於清光緒年間，至今已150多年歷史，卻在4年多前發現，廟地竟然是屬於隔壁天主教堂所有；林文西指出，磺田福佑宮雖然成立較早，但都是信徒發心捐贈及主動前來幫忙的義工，沒有管理人及委員會，自然不懂產權登記這種事，後來，這塊土地就被捐贈給天主教堂。
天主教的地被道教的土地公廟侵占，這下不只是土地糾紛，可能還會變成宗教紛爭；聽聞土地公廟可能得拆廟還地，信徒們很緊張，主動聚會討論解決之道，還組成臨時的廟方代表團，與天主教堂方面協調，前後3次沒有結果，雙方還鬧上法院。
福佑宮總幹事林文西說，當時有3位信徒同時夢見土地公指示，去找民意代表幫忙。他們擲筊把台灣所有民意代表都問過一輪，只有林瑞圖允筊，過去宮裡跟林瑞圖並無任何交集，沒想到接洽後，他竟然慨然答應做一個甫上任就被告的主委。
之後林瑞圖親自拜會天主教台北總教區總主教洪山川，雙方會談多次後，終於達成協議以500萬元的價格，將土地賣給磺田福佑宮。林瑞圖說，洪山川十分體諒信徒的用心，願意以不到巿價4分之1的價格賣地，也是達成宗教之間的和諧。（欲知後續詳情，請看最新出刊1970期時報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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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有五百年的樟公廟地基滑動　立委顏寬恒爭取搶救

NOWnews今日新聞
2015年 11月 12日 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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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委顏寬恒勘查霧峰樟公巷地基滑動。（圖／林重鎣攝）
▲立委顏寬恒勘查霧峰樟公巷地基滑動。（圖／林重鎣攝）
記者林重鎣／台中報導
台中市霧峰區錦榮里一帶的樟公廟，日前出見地基滑動下陷的情形，居民向立委顏寬恒陳情，經召集相關單位會商後，確定要在當地興建大型的擋土牆，並在近日內動工，以保障當地民眾生命財產的安全。
位於霧峰錦榮里樟公巷內，有一株據傳有五、六百年歷史的老樹，地方鄉親都尊稱為「樟樹公」，當地居民特地集資建造了現在的樟公廟，平日香火鼎盛，是當地居民的信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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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華天贊助佛乘盃圍棋賽　高手棋聚淡水緣道觀音廟

NOWnews今日新聞
2015年 10月 08日 18:05
▲每屆「佛乘盃」台灣圍棋女子職棋幾乎全數到齊，組成「美女隊」共襄盛舉。
▲每屆「佛乘盃」台灣圍棋女子職棋幾乎全數到齊，組成「美女隊」共襄盛舉。
記者王郁淳／新北報導
2015年「佛乘盃」圍棋大賽盛況空前，不僅邀約世界棋王周俊勳參加開幕外，參賽陣容更是歷屆最強！台灣職棋天王陳詩淵、蕭正浩、王元均等名手皆組隊參戰；業餘菁英賴宥丞等高手亦領軍出戰。由國際精品集團香華天GP DEVA贊助的第七屆「佛乘盃」圍棋大賽，2015年的賽事將在雙十佳節連續假期舉辦（10月9日到11日），在新北市淡水區緣道觀音廟展開，本屆共計32參賽隊伍，力爭「佛乘盃」冠軍榮耀與30萬元獎金！
自成立以來，香華天除了以回饋社會為使命，「慈悲喜捨、回饋社會」是香華天念茲在茲的企業社會責任。已參與多次意義非凡的跨界活動，如：在美國比佛利與義大利知名時裝品牌MaxMara合作，共同贊助ProVisors、BroadsCircle兩大團體所舉辦的婦女聯誼慈善義賣；贊助台灣奧比斯基金會發起的「愛要累積，EYE才長久」活動，幫助多達120個尼泊爾、孟加拉等國孩童們進行白內障手術；贊助「佛乘盃全國圍棋大賽」、2013年克拉術亞洲青年暨青少年錦標賽，以及弘音藝術、寶勝國際文化共同主辦的慈善音樂會，在國家音樂廳盛大演出， ART新藝術博覽會等讓更多人感受到藝術的美好……。除此，對於台灣藝術、工藝等文創產業及棋奕活動的推動，不遺餘力。自舉辦「佛乘盃」圍棋大賽以來香華天始終大力支持及連續七年的贊助，期望能將促進台灣棋界發展，為培養台灣棋界菁英盡一份心力。

▲「佛乘盃」全國圍棋大賽共計36隊近200名台灣職業、業餘棋手共同參與。
第七屆「佛乘盃」圍棋大賽由財團法人佛乘世界文教基金會、緣道觀音廟主辦，香華天集團贊助，是台灣圍棋界年度盛事，今年最大特色是與海外棋手交流的一大亮點，包括來自大陸、韓國的棋手—大陸業餘四大天王的胡煜清、王琛；同樣來自內地的業餘強手趙炎、隋澤翔，以及來自韓國的姜知勳、魏太雄、玄智龍等業餘好手！
主辦單位表示，千年古剎「杭州靈隱寺」隊，是由三位大陸美女職棋毛昱衡、張越然、袁衛紅等棋士，加上五位法師的組成，其中題岸法師、自愚法師、萬寶法師及美女職棋毛昱衡，曾經在2010年「東南佛國．杭州」第一屆佛教文化節，與佛乘宗緣道觀音廟代表團及佛乘盃成員，進行圍棋交流友誼賽，這次組團前來，將再續圍棋交流之緣，十分令人期待。
「佛乘盃」圍棋賽，一向受到棋界各方的重視，這一屆不僅台灣圍棋界高手傾巢而出，同時，外援棋手也是歷屆最多、參賽陣容歷年最強，處處都是吸睛焦點。除了台灣職棋手，業餘棋手更是歷屆最強，多位準職棋、超過半數的業餘七段高手的參賽。此外，主辦單位傳統特邀由台灣女子職棋組成的「美女隊」，除黑嘉嘉、王景怡外，台灣的女子圍棋強手幾乎全員到齊！
除了摩拳霍霍、緊張的賽事氛圍外，參賽隊伍中，也隱藏著感人故事：由李維領軍的「棋跡世代隊」，為了讓好友—台大高材生，同時也是脊髓性肌肉萎縮症患者的李冠霖棋士，圓滿參賽夢想，特地號召同儕組隊參賽。
去年奪冠隊伍綠星棋院隊，今年希望達成三連霸目標，其餘傳統強隊：鈺德科技隊、台北市體育總會圍棋協會隊及台灣棋院隊，也嚴陣以待；另外，自鈺德科技隊分出成立的大樂司隊，及名人兒童棋院隊、中華道場隊、萬芳高中圍棋隊、北士圍棋文化協會隊等，皆全力角逐「佛乘盃」的龍形冠軍獎盃！

▲香華天GP DEVA連續七屆贊助「佛乘盃」齊聚台灣圍棋界職業與業餘高手，是台灣圍棋界重要賽事之一。
主辦單位表示，大會將在比賽第一天（10月09日）邀請世界棋王周俊勳老師參加開幕式並為棋手加油打氣。相關賽事即時報導，請鎖定「佛乘盃」圍棋大賽官方網站或「財團法人佛乘世界文教基金會FB」以及棋城對弈網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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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道教研討交流　道廟宏偉建築讓人驚艷

NOWnews今日新聞
2015年 11月 27日 23:12
兩岸道教研討交流，台灣道教界與威海市官員在約二千年古廟的聖水觀拍照留念。記者陳榮昌／攝
兩岸道教研討交流，台灣道教界與威海市官員在約二千年古廟的聖水觀拍照留念。記者陳榮昌／攝
記者陳榮昌／台中報導
台灣道教界宮廟三十八人，赴大陸山東做兩岸道教研討交流，受到當地官員熱誠接待，參觀已屆二千年歷史的聖水觀等數座古廟，威海市台辦副主任劉新亭不但五天中一路陪伴，對全真道教發源介紹甚清，然對如何讓廟火旺盛一事，頻頻向無極三清總道院執行主席鄭銘輝請益。
一行由外埔無極三清總道院執行主席率領，由威海市台辦多位官員陪同，除參觀甲午戰爭，太平洋戰船被日本軍船打得全軍覆沒的劉公島史蹟，並到威海市大陸道教全真派的發祥地之一的聖水觀、古時名東華宮，青島嶗山太清宮及天后宮等古蹟古廟，並參觀從德國要回的五四紀念公園，五天的行程，所見的都是古蹟、琳瑯滿目千年銀杏、百年茶花等幽靜美極的景色。

鄭銘輝表示，威海市坐山觀海，環境幽雅，海產豐富又極為出名，建築除有鄉土式，還有英國式、韓國式及日式等建築，民風純樸、好客又勤勞，因景色優異，尤其出名的道家先祖張三豐、邱道人等都是在此修道得真、寶山靈地，確實是值得觀光旅遊之地。
劉副主任在參觀之際，向鄭銘輝請教，指台灣的道廟創立最多數百年甚至數年，但一般可見香火鼎盛，香客林立、大陸千年以上古廟不少，也 熱衷於活動，辦得也不少，但為何一些總是無法與台灣一樣興旺?鄭銘輝說，古蹟有其難得的價值觀，祗是位處高頂山中很難到達之外，欲拜神就得花錢，很難吸引當地信眾興趣，如沒有外來香客當然無法增加熱況，不過有這次兩岸宗教交流，台灣道教界 對全真發源古廟有所認知後，今後廣傳下，相信台灣道教界及遊客，會相邀而致，以威海市台辦的真情服務下，往後的觀光發展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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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因反對宗教極端分子而陷入宗教衝突 (2015-11-17 12:29:08)轉載▼
思想上反的所有的宗教，行為上今天的重點是反極端的原教旨主義 法國總統奧朗德【說出這一現實很殘酷：這是法國人殺害法國人】法國擬修憲配合反恐。修改憲法把恐怖分子拒之國門之外，不過是隔靴搔癢。他將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和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會晤。現在改變對俄國的態度還不夠，需要改變對敘利亞政府的態度了。 法國總統奧朗德"法國處於戰爭狀態"，巴黎恐怖事件前，法國會不明白，在中東的軍事行動就已經是處於戰爭狀態了。希望不要如911事件後的反應過度，從阿富汗打到伊拉克，最後把中東弄到一團糟。這次巴黎事件和入侵伊拉克和茉莉花都脫不開干係。 宗教戰爭和人類有文字的歷史一樣古老，為恐怖事件譴責伊斯蘭教的必需知道，基督教等其它宗教和伊斯蘭教一樣的邪，今天基督教國家之所以越來越文明不是因基督教，而反而是因他們擺脫了宗教；宗教被文明擠出舞台是漫長的過程。反恐反的是原教旨主義，以基督教反伊斯蘭教是火上澆油。 今天世界的戰爭，仍然沒擺脫宗教戰爭的陰影。911後的攻打阿富汗和入侵伊拉克，都是不同程度的在普世價值的掩飾下的宗教戰爭。 基督教的所謂人必需謙卑，但一神教的排他性對異教徒就不可能謙卑；先不談行為上的 ​​血淋淋的征服和屠殺，只談基督徒的內心就不可能謙卑。面對異教徒和無神論者，自認找到了真理，找到了上天堂之路的人，其內心對異教徒和無神論只能是高高在上俯視，好一點的是憐憫，壞一些的是鄙視。而小布什以美國白種人的傲慢加上基督徒的傲慢。以上帝的使者的心態去拯救中東異教徒，把潘多拉盒子打開，是今天世界亂局的之一因素。 基督教的聖經比伊斯蘭教的可蘭經如說是不一樣血腥，只能說是聖經更血腥。伊斯蘭教和猶太教，基督教三教同源，一神論的宗教更具有排他性，當年基督教和現在的伊斯蘭教極端勢力同樣暴力血腥。基督教能弱化，世俗化伊斯蘭教當然也可以。問題在因勢利導而不是為淵驅魚。 強調基督教對人類的正面影響，伊斯蘭教同樣有，譴責伊斯蘭教血淋淋的宗教戰爭，屠殺異教徒，基督教也同樣殺。今天發達國家越來越文明不是宗教的功勞而是因擺脫了宗教的控制。以小布什在中 ​​東發起的新十字軍戰爭是今天中東動亂的重要原因之一 【基督教改革後，新教徒可是敢大膽承認的】？新教和原來的舊教打的你死我活，法國八次宗教戰爭打了30年1562－1593，歐洲的新教和天主教宗教戰爭也打了30年1618年–1648年，幾乎歐洲所有的國家都參與了戰爭。這場戰爭使德意志各邦國大約被消滅了百分之六十的人口。 【殺人的話白紙黑字的寫著還一個字不准改，你叫其他人怎麼可能放心】？基督教的聖經上白紙黑字寫的殺異教徒的話還少了？聖經：祭祀別神，不單單祭祀耶和華的，那人必要滅絕。如果你的同胞弟兄、兒子、妻子或有過命交情的朋友引誘你信別的神，你要大義滅親，先下手把他們統統殺死。 【可曾見過伊斯蘭自己的變革和反思】？土耳其凱末爾的宗教革命服飾革命文字改革的世俗化成功，在今天伊斯蘭教和種族合二為一的前提下，只有獨裁的政治強人凱末爾納賽爾甚至是薩達姆等才可能控制原教旨主義，搞世俗化；美國輸入革命輸出的民主化只能製造穆斯林兄弟會和IS的極端穆斯林勢力 中國伊斯蘭就不能世俗化？泉州回族是阿拉伯或波斯人的後裔，他們也是漢化最深的回族。他們現在使用漢語語言，幾乎全部吃豬肉、燒香拜佛，而且幾乎沒有人信伊斯蘭教了。回族原有的禮拜、封齋，以及宰牲等重要的“祖教”禮儀和節日，已全然消失而完全漢化。 當年“文明”人以野蠻的方式征服了“野蠻”人，今天“野蠻”人用文明的方式征服“文明”人。我這句話說的是：殖民地歷史和今天的歐洲難民問題。如今天文明人仍然可公開使用野蠻方式，如日本的三光政策，美國早解決伊拉克問題了。但對不起，野蠻現在也只能偷偷摸摸的野蠻了。 恐怖分子以宗教和種族號召聖戰，就說明同一種族和同一宗教的絕大多數人並沒有加入他們。而一些人把維吾爾人或伊斯蘭教徒都視為敵人，就是在幫恐怖分子招兵買馬。恐怖事件就是要挑起民族和宗教衝突；貌似大義凜然的把和極端分子的鬥爭擴大化為種族和宗教戰爭的都是恐怖分子的幫兇。 無宗教傳統的中國人別陷入宗教戰爭的陷阱，別因痛恨疆獨而陷入基督教狂熱者鼓吹的宗教仇恨；宗教只能是先溫和化，世俗化再向無神論轉化；把所有穆斯林所有維族都視為敵人，只能是把溫和世俗化的伊斯蘭人趕到宗教極端分子一邊。被只顧嘴痛快做親者痛仇者快的蠢事情。 看巴黎連環襲擊，竟然說無視當初美國情報部門早已經明確地對全世界發出了ISIS會派恐怖主義分子混入難民之中並伺機行動的警告。為什麼就不能等事實真相弄清楚後再下結論》這次連環襲擊，是法國本土的可能性更大，新來的移民很難在不同地點同時進行如此規模行動，而不被覺察。 至今已經被法國警方確定和披露的巴黎襲擊案攻擊者共有4位，均是法國人。只因恐怖分子身邊的一本敘利亞護照，而嘲笑我的【是法國本土的可能性更大，新來的移民很難在不同地點同時進行如此規模行動，而不被覺察】這句話，事實將進一步證明誰是誰非。 【就如同混淆醫生給中槍者鋸腿和無端把人腿鋸掉，怎麼能叫濫殺、犧牲平民呢？】?難道認為被恐怖分子佔領地方的平民就可以被炸死？炸死平民不得不道歉的美國怎麼會沒請比美國政府發言人還牛的@胡釋之。 【一個不安全社會的運作成本，居然能高到這個樣子】？今天的巴黎回答了你的問題。 @葉檀 不說好壞，講事實。進合肥市中心火 ​​車站，站外廣場周邊鐵欄杆有人檢票，站門口有一排窗口驗身份證和車票，最裡層還有安檢。三道關口，那麼多工作人員，驗身份證和火車票還不看臉，純屬多餘。不要說無圖無真相，邊上穿黑衣的、似乎是武警在虎視眈眈。一個不安全社會的運作成本，居然能高到這個樣子。 不肯付出安檢的影響個人方便自由的代價，付出的代價更大。巴黎就像一個“死城”，連巴黎周邊郊區也一片死寂.所有學校在周末關門，所有體育比賽也暫停，各種文娛活動也被迫取消，就連電影院也暫時停止放映電影。平常在家裡可以聽到外面汽車的行走聲音，但今天連絲微車聲都沒有。 【儘管巴黎恐襲真相尚未明朗，很多漫畫家已經開始嘲諷穆斯林和對之同情氾濫的人】。@李佳佳Audrey開始攻擊歐洲左派，默克爾還不是左派，她在移民問題上的確處理不當，但移民問題，穆斯林極端份子等成為問題要怪先要怪極右派 巴黎事件後【點蠟燭，悼念亡者，我們與你同在】的@鐘宜霖：昆明事件中說【執政不當才導致如此傷亡。此類事件如果發生在歐美國家，第一件事就是首相道歉，媒體控訴執政黨無能，最多一兩個月，首相就會下台】 再重複一次； 無宗教傳統的中國人別陷入宗教戰爭的陷阱，別因痛恨疆獨而陷入基督教狂熱者鼓吹的宗教仇恨；宗教只能是先溫和化，世俗化再向無神論轉化；把所有穆斯林所有維族都視為敵人，只能是把溫和世俗化的伊斯蘭人趕到宗教極端分子一邊。被只顧嘴痛快做親者痛仇者快的蠢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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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對經濟發展有影響嗎？
看到有文章說，印度發展部分程度上收到了印度教的製約，因為印度教不追求現世，這有道理嗎？
不同的宗教信仰是否會阻礙或者促進一國的現代化進程或者經濟發展程度？
經濟學或者社會學是否有過這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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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問題：基督教能否促進經濟發展？-經濟學伊斯蘭教會阻礙經濟發展嗎？-發展經濟學

謝謝@Krau Alan邀請。這方面的研究太多了，稱汗牛充棟毫不過分。但是這個問題離全面的解答還很遠，因為這個問題非常難。首先是我們很難界定宗教是什麼。有的宗教會約束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的則相對寬鬆；有的宗教有高度的紀律性和集體主義傾向，有的則允許相當程度的自由。從極端到溫和，從緊密到鬆散，把宗教的界限定在哪裡可能會顯著影響研究的結果。其次，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教義，而不同的教義對經濟的影響很不相同。從非洲叢林的薩滿教到美國的基督教，宗教主張千差萬別。前面有知友提到伊斯蘭教禁止利息，這顯然會對經濟的組織和運行有影響，但沒有這一規定的宗教就不會有這些特點。最後，宗教對經濟的影響隨著經濟體的特質而變化，曾經助推經濟起飛的教義，到另一個時段又可能成為社會的桎梏。基於這些事實，我們還沒有辦法下完全的判斷，只能對已有的研究做一些綜述。因為自己見識所限，所敘述的研究多是經濟學的，社會學方面的研究的期待專業人士來補充。研究排列的順序總體上是先排出概覽的研究，然後是針對特定宗教的分析，主要是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最後是一些小的專題。理論上，宗教有多種影響經濟發展的途徑，這方面全面的綜述仍然是Barro和McCleary的工作(Barro and McCleary, 2006)。首先，有一部分教義會直接影響經濟的發展，像伊斯蘭教中的齋月(Ramadan)，朝覲(Haji)，都會因為擠出了工作時間而直接影響GDP。其次，宗教會通過影響個人的信念和態度影響經濟發展。不同的宗教信徒之間相比，還有信徒和非信徒之間可能持有非常不同的信念。許多宗教中都會有關於救贖(Salvation)，天罰(Damnation)和涅槃(Nirvana)的內容，這些教義會影響人們看待世界的方式，也會影響他們實際的行為。從已有的研究看，具體的分歧可能出現在以下方面，比如對工作的態度、儲蓄、風險觀念、誠信、互信、對陌生人的善念，等等。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針對這些信念對經濟發展和個體行為的影響已經有了許多研究，結論是比較一致的，其中很大一塊內容都和近年來興起的概念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直接相關。不過，宗教在這些方面的影響不一定是正面，舉個簡單的例子：伊斯蘭國家內部，同一教派之間可能信任程度非常高，社會資本豐厚，但同一國家內部可能有相互分歧，並不友好的數個教派。此時宗教對信任程度的影響就未必是正面的。最後，宗教還可能直接影響一個國家的製度。雖然許多世俗的力量，比如經濟增長、人口增長會影響國教和政教合一體制國家的數量，但宗教力量有很強的自我維持的傾向和能力(Barro, McCleary, 2005)。這一方面相當突出的研究來自Blaydes和Chaney，他們主張：雖然穆斯林文化在公元8-9世紀高度繁榮，但過於依賴馬穆魯克（武裝奴隸）的政府讓伊斯蘭世界的政府陷入不穩定，領導人任期縮短，影響了經濟發展。相反，基督教文明政府相對穩定，領導者任期相對較長，這對經濟發展是有利的。基督教文明和穆斯林文明的大分流在中世紀就已經開始了(Blaydes and Chaney, 2013)。下圖中，時間分界點兩邊的趨勢是很明顯的。

上面是理論基礎。全面實證宗教對經濟增長影響的文獻中，最著名的仍然是Barro和McCleary的成果。儘管他們的研究受到了非常劇烈的批評，不過，因為他們的結論很符合直觀，且確實影響力很大，還是要加以介紹，後面也會介紹相應的批評。Barro和McCleary主要是利用GDP增長的時間序列數據，對世界價值觀調查(WVS, World Values​​ Survey)和國際社會調查計劃(ISSP, International Society Survey Programe)中的數據做回歸。其中主要的和宗教相關的自變量包括每個月參加宗教活動的次數、是否相信天堂、是否相信地獄、印度教、伊斯蘭教、猶太教、天主教、新教、東方宗教（包括了佛教及許多其它東亞地區的民間信仰）及其它宗教（這也是一個變量）等。回歸的結果顯示：除了對天堂/地獄的篤信外，其它所有變量的回歸結果都是負的。不過，除了參加活動次數這一變量外，其它負相關關係都很微弱或者乾脆就不顯著。此外，他們還發現，較低的GDP和更強的對天堂/地獄的信念以及更高的宗教活動頻率相關。因此，他們得出了主要結論：宗教和較低的經濟發展水平相聯繫。宗教對經濟的影響主要取決於下面兩個因素，相信天堂/地獄的存在有積極影響，參加宗教活動的次數則有消極影響(Barro and McCleary, 2003; Barro and McCleary, 2006)。下圖顯示了這兩個結果。這樣的結論很直觀，但他們使用的數據和方法受到了非常猛烈的批評。首先，有學者發現，他們採用的計量模型非常不穩健。只有宗教活動頻率能夠在穩健性檢驗中保持顯著的影響，其它係數都不顯著，原文中的計量模型可能經過了篩選(the kitchen sink method)(Durlauf, Kourtellos and Tan, 2006)。普林斯頓大學的Young在2009年對這篇文章提出了更加劇烈的批評，指出其中的錯誤包括：遺漏樣本；挑選變量；使用弱的工具變量；錯誤解釋回歸係數標準差(Young, 2009)。實際上，如果把被遺漏的幾個樣本加進回歸，幾個好的結論就都不存在了。是是非非難有定論，但在利用這篇文章發表意見之前，應該保持足夠的謹慎。 

雖然Barro和McCleary的研究爭議很大，但他們的研究不是唯一的。Sala-i-Martin等學者在2004年用更大的國家樣本和更有說服力的估計方法重新檢驗了這個命題，他們的研究基本上控制了當時能夠得到數據的所有可能的因素。他們發現，相對來說，持儒家思想(Confucianism)的地區和伊斯蘭教地區更可能有更快的人均GDP增長率(Doppelhofer, Miller and Sala-i-Martin, 2004)。Noland在2005年嘗試著用更精細的分析來回答這一問題(Noland, 2005)。在全球範圍內的回歸係數很小，顯示宗教和經濟增長的關係可能很微弱或者根本不存在。作者接下來重點檢驗了伊斯蘭教會阻礙經濟發展這一假說，他發現在，在控制其它變量之後，穆斯林人口的份額上升反而導致全要素生產率（以下簡稱TFP）上升了。為了區分開不同的穆斯林國家，Noland還控制了各國首都到麥加距離這個變量，結果仍然成立，穆斯林人口份額的上升會導致TFP的提高。因此，傳統的有關伊斯蘭教會阻礙經濟發展的說法是有待商榷的。他還利用馬來西亞做了個案檢驗，結果顯示：伊斯蘭教對經濟的負面影響只在特定的時間段和部分地區存在，在總體上不明顯。也就是說，宗教對經濟的影響可能和趨勢以及地區特質有關。此外，作者還利用加納的比較研究進一步佐證了自己的觀點。加納內部有六個比較大的族群，其中Akan族信仰穆斯林，Hausa族信仰天主教，兩個族群在其它方面十分相似。在控制了其它變量之後，作者發現，伊斯蘭教對TFP的正面影響仍然在5%水平上顯著，而天主教的影響係數為負且不顯著。更複雜的是;宗教可能會影響貿易格局和貿易量。控制其它變量以後，相同的宗教背景對雙邊貿易仍有促進作用。同宗教國家之前還存在顯著的網絡效應(Lewer and Van den Berg, 2007)。總之，宗教對經濟的宏觀影響還需要更多，更細緻的檢驗。以上是一些在宏觀層面檢驗宗教對經濟影響的研究，在微觀領域檢驗宗教對經濟的研究就更豐富了。西方經濟學家長期以來關注的一個重點是韋伯的論點：新教倫理促進了資本主義興起和西方國家經濟發展。按照韋伯的說法，新教增強了人們工作的動力，促使人們儲蓄和投資，從而促進了經濟發展。早期文獻多支持這一假說，簡單回歸顯示新教勢力與國家發展程度以及經濟增長呈明顯的正相關(Grier, 1997)。Tabellini和Guido兩位學者利用世界價值觀調查數據發現，在控制了歷史上的識字率和製度更迭等因素之後，新教仍然和正面的文化特質，如信任、尊重等顯著相關，而這些因素又和經濟發展程度高度正相關(Tabellini and Guido, 2010)。然而，這些研究往往存在遺漏變量問題。利用新研究方法，學者們針對韋伯的看法陸續提出了許多反對的觀點，且目前看來，反對的觀點佔了上風。Blum和Dudley發現，與其說是新教本身促進了新教發展，不如說是優越的地理位置導致了經濟發展。新教城市總體距離大西洋更近，能夠更好地利用海外的市場、技術和信息，新教城市之間也有著更優越的交通網絡(Blum and Dudley, 2001)。不過，這個研究沒有能夠很好地解決內生性問題。真正有力的證據來自Becker和Woessmann在2009年的研究。威騰堡在歷史上是宗教改革的起點和中心，也是新教擴張的重要陣地。因此，他們利用各城市到威騰堡的距離作為工具變量來估計新教的影響，發現新教的影響並不顯著，真正重要的是教育的發展和識字率的提高(Becker and Woessmann, 2009)。其他學者利用德國內部更精細的272個城市的數據和類似的方法佐證了他們的結論：新教本身對城市化和經濟發展並沒有顯著的影響(Cantoni, 2014)。得到類似結論的的還有白營和龔啟聖兩位教授在中國的檢驗：新教的傳入確實促進了經濟發展，但發展的原因是新教促進了教育和醫療機構的建立以及知識和技術的傳播，而非新教本身(Bai and Kung, 2014)。另外一種解釋則是新教倫理促進了個體對社會地位的追逐，從而促進了經濟增長(Michael, 1997)。此外，還有研究顯示大批胡格諾從法國向普魯士的遷移也同時促進了科技的擴散和經濟的進步，這也算是另類的影響吧(Hornung, 2014)。

伊斯蘭教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也是許多學者關注的重點。首先，伊斯蘭教的部分教義會直接影響經濟發展。其一是朝聖(Hajj)。按照伊斯蘭教教令，每個信徒在一生中都應當到麥加朝聖一次，這一義務是神聖的。研究顯示朝聖對經濟有正面的影響。Bose在2006年的論著指出，朝聖促進了大範圍內穆斯林的交流，促進了科技、文化思想的傳播，對區際貿易也有正面作用。不僅如此，有朝聖經歷的個體相對來說更加能夠忍耐，對他人的態度也更加友好，這意味著朝聖制度促進了公共品的提供，每一有朝聖經歷的個體都為當地社區提供了正外部性(Bose, 2006)。David, Khwaja和Kremer等三位學者在2009年嘗試著實證這一觀點。他們發現，Bose的論點大體上是成立的，有朝聖經歷的穆斯林顯著地更能容忍，他們對他人更為友好，對女性更為尊重，宗教立場也更加溫和(David, Khwaja and Kremer, 2009) 。這意味著Bose所指的正外部性確實存在，並且通常的觀念其實是有偏差的，朝聖和極端之間是負相關的關係。但是，朝聖經歷對個體的社會經濟地位沒有顯著的影響。另一為經濟學家所關注的教義就是齋戒，集中體現為齋月(Ramadan)。在齋月中，按照伊斯蘭教律法，信徒在日出到日落這一段時間範圍內不得進食和飲水。由於齋月的開始結束完全由日相決定，不同國家每天的齋戒長度會有區別。Campante和Yanagizawa-Drott注意到，由於日長純粹是自然現象，在控制了其它因素之後，這就類似於一個實驗，可以定量估計齋月習俗對經濟的影響。結果顯示，齋戒確實對經濟增長有負面作用（見下圖）。當穆斯林人口比例較小時，齋月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大，但影響程度隨著穆斯林人口比例的上升而上升。他們也發現，齋戒本身可以用宗教的公共品理論來解釋。雖然經濟增長減緩了，但穆斯林的幸福程度確實因為齋戒得到了提升(Campante and Yanagizawa-Drott, 2015)。下圖中，橫軸是穆斯林人口的比例，曲線上的紅點及對應灰色連線代表了控制其它變量後，齋月平均日長對經濟影響的負面程度。

朝聖和齋月算是個例，我們更關注的是伊斯蘭教作為一個整體，對當地經濟產生的影響。單純依靠計量，大而化之地來檢驗這個問題很困難，也容易為人詬病。也有很多學者嘗試直接從伊斯蘭教法出發，直接分析教義和經濟發展的關係。其中有精通伊斯蘭教的經義學者，也有掌握現代方法的經濟學家。能打通兩者界限，最好地結合兩者的，應該就是Kuran了。下面的內容大部分都基於他常年不懈地在這一領域進行的研究。從主流觀點來看，伊斯蘭律法(Sharia)與現代經濟的關係，衝突是佔了上風的。一個特別新穎的例子是伊斯蘭國家針對信用卡發生的爭議，這一撕裂在土耳其尤甚。(Cokgezen and Kuran, 2015)。按照古蘭經記載，任何收取利息的借貸都是會被詛咒的。無論是藉款人、貸款人還是公證人，甚至只是路過的旁觀者，都會遭遇不幸。而在土耳其，由於凱末爾推行的世俗化，伊斯蘭銀行和非伊斯蘭銀行可以並存。並且，在2005年之前，由於嚴格的世俗化法令，伊斯蘭銀行也沒有發行信用卡的計劃。不過，在2005年法律修改之後，伊斯蘭銀行也可以發行信用卡了。這是利潤豐厚的生意，就算是伊斯蘭銀行，也按捺不住要參與。但是，信用卡業務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利息，所以，土耳其（其實不僅是土耳其，各國都如此）的伊斯蘭銀行內部都設有律法委員會，由德高望重的經義學者組成，專門為銀行的業務提供合乎古蘭經涵義的解釋。按照2012年的數據，伊斯蘭銀行信用卡業務的費用和世俗銀行的費用基本是相等的。在實踐中，伊斯蘭信用卡業務一般是托庇在古老的回購(murabaha)和恩惠借款(qard al-hasana)條款下的。前者意味著當客戶刷卡購物時，在法律上是銀行先代表客戶購買了商品，再用更高的價格把商品賣給客戶，這為信用卡收取利息提供了理論基礎。銀行收取的高於名義本金的費用不叫利息，叫做利潤費(karpayi orani)。後者則使得客戶可以提現，客戶不是從自己的賬戶中提取本金和利息，而是接受銀行一筆等額的恩惠借款。以上只是概述，在實際操作和法律規程上還有更多的微妙之處，不同國家的伊斯蘭銀行主張也不同，大的分支就有亞洲派(the Asian School)，也叫馬來派，主張更靈活的處理，和阿拉伯派(the Arab School)，主張一切都要按照基本法來。即使是派別內部也有爭端，像土耳其主體就屬於阿拉伯派，但內部也有開明派和保守派。前者主張即使是世俗銀行發的信用卡也可以用，只要別逾期就可以了(Karaman, 1998)。後者則連目前的格局也不滿意，認為所謂利潤費就是變相的利息，只要這樣的費用和逾期長短相關，就是非穆斯林的。此外，伊斯蘭銀行發行的信用卡應該加強監管，防止有信徒用這些信用卡購買豬肉、酒、不潔宰殺的牛肉等物(Aktepe, 2010; Yilmaz, 2001)。每年僅僅因為這一類爭端導致的開支就不在少數。信用卡只是一個側面，但卻非常典型。Kuran在2004年綜述了導致伊斯蘭國家經濟發展乏力的原因，傳統律法制度是其中的重要一環(Kuran, 2004)。禁止收取利息雖然影響廣泛，但通過回購等方法可以迂迴。另外一些制度的影響則更為深遠。首先，伊斯蘭教對於現代企業的創立和發展是相當不利的。在傳統的律法中，雖然允許個體通過契約，共同從事商業，但這樣成立的組織沒有法律人格。這個企業（我們姑且把它叫做企業）不能擁有自己的財產，不能訂立自己的章程，也不能簽訂契約、提起訴訟。其他商人如果在和這家企業的生意中產生糾紛，他/她只能起訴這家企業的一個或幾個合夥人，而不能起訴這家企業。這樣的安排在公元1000年左右是合理的，靈活而又方便，但在1000年以後就十分不合時宜了。其次，在近代之前，伊斯蘭世界並沒有建立起強有力的財產權制度，徵稅也是任意的。直到19世紀，第一個議會才在土耳其建立起來，而在大部分時間裡，領導者都可以比較自由地決定稅率。雖然理論上，穆斯林需要納的稅比非穆斯林少，但領導者同樣可以對他們徵高額的稅收，或者發配他們去服公共勞役(corvee)。再次，穆斯林律法中的繼承製度也不利於資本積累和經濟發展，這一點和現代之前的中國有類似之處，但伊斯蘭教走得更遠。在安排身後事時，個人至多只對自己三分之一的財產的去向有自主權，可以在遺囑中分配。剩下的三分之二已經在《古蘭經》中作出了裁決，父母、子女、配偶、兄弟姐妹，以及有時一些更遠的親戚都有定好的份額。Kuran指出，這個規定最嚴重的後果是導致了金融資產的快速分散。另外一個阻礙發展的點是複雜的伊斯蘭信託(waqf)。信託的出現，與前面幾點相比，晚了一個世紀，出現的主要原因就是保護財產，抵禦剝削。但是，很快這樣的安排就出現了兩個問題。伊斯蘭信託要求個人把資產捐作公益用途，一旦經過捐獻，理論上，這樣的財產就是神聖的，可以免予各類徵斂。但律法並沒有對信託的管理和收益作出明文規定，個人可以安排自己的家族成員安排信託，並將幾乎所有收益留在家族中。於是，陸續又出現了一些規定，要求信託必須拿出特定的比例，從事有意義的公益服務。即使如此，關於信託的法律仍然是十分微妙的。另一個問題是現代之前，伊斯蘭世界的政府過於依賴這種安排方式，Hodgson把這叫做“支撐穆斯林社會的金融支柱”(Hodgson, 1974)。統治者麾下的政府缺乏完善的公共財政體系，完全依賴形形色色的信託來提供公用品。當現代化來臨之時，這樣的安排效率很低，不能適應時代的要求。Kuran指出，在近代化初期，伊斯蘭世界內部諸如路燈、道路養護、仲裁等基礎的公共服務都十分缺乏。最後，伊斯蘭世界的法律管轄也是模糊的。穆斯林必須在伊斯蘭法庭處理爭端，而基督教徒和猶太教徒則可以根據情況靈活選擇。Kuran觀察到，因為審判比較公正且比較尊重婦女的所有權，基督教和猶太教商人在早期偏好在伊斯蘭法庭處理糾紛。然而，到18世紀以後，由於法律嚴重滯後於時代，其他教派的商人都選擇地中海地區先進高效的法律體系，而穆斯林商人依舊要忍耐臃腫和低效，而伊斯蘭法庭要一直等到19世紀才開始改革。強大的傳統和落後的知識導致改革十分混亂，腐敗和裙帶關係盛行。Kuran認為，以上所有因素共同促進了伊斯蘭世界和基督教世界在中世紀後的大分流，而腐敗等惡果一直蔓延到今天。關於這一部分的研究，還有許多有待發掘之處，怎麼讓伊斯蘭文明中古老的部分和現代經濟相適應，確實是十分複雜而困難的問題。也有學者從不同的角度來思考問題。像Rubin就主張，政治權威的合法性依賴於宗教權威的程度才是基督教世界和伊斯蘭世界出現大分流的關鍵(Rubin, 2012)。當教權最鼎盛的時候，毫無疑問，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都是各自勢力範圍內世俗政權合法性的重要來源。然而基督教本身就是在羅馬政權下艱難成長起來的(Stark, 2005)。雖然基督教後來成為國教和信仰支柱，但歐洲世俗政權可以為自身提供合法性。儘管基督教權力在中世紀臻於頂峰，但世俗權力和教會權力之間的爭吵就從來沒有停止過。相反，伊斯蘭教在一開始就致力於將政權的合法性建立在宗教的基礎上，作為政教合一國家的最高首腦的哈里發只是因為和穆罕默德的血脈連接才得以享有權力(Greif, 2006)。這意味著基督教社會和伊斯蘭教社會世俗政權合法性依賴於宗教的程度不同。Rubin據此建立了一個模型，其中假設依賴宗教的政權統治會更加穩固，不過，一旦這樣的政權嘗試重新解釋教義，它們受到的削弱也更大。這樣的假設是有現實意義的，伊斯蘭教社會中改革的嘗試常常面臨巨大的阻力。以利息為例，如前文所述，我們今天看到的伊斯蘭教社會是禁止名義上的利息的，但歷史上，曾經有統治者做出過這方面的努力，像在16世紀初期的奧斯曼帝國，適度地收取利息是被允許的，雖然高於%15的年利率會被視為重罪(Imber, 1997)。Jennings翻檢當時的法庭記錄發現，20%的年利率是被法庭認可的(Jennings, 1973)。不過，這樣的改革始終沒法踏出最後一步，用Rubin的理論可以很好地解釋這一點。在他的模型中，如下圖所示，政權對宗教依賴程度低的政府，面對新的生產力改進能更容易地重新解釋教義以適應進步，這樣的良性循環是可持續的，反過來的惡性循環也是可持續的，這就是大分流的根源(Rubin, 2011)。傳統學者往往喜歡用“十世紀後，創制(ijtihad)之門關上了”這一說法來解釋伊斯蘭的停滯，Rubin的理論則解釋了創制之門關閉的經濟根源。Platteau在2007年發表的文章同樣指出：伊斯蘭傳統律法為改革設置了極高的障礙，使整個伊斯蘭世界陷入了製度陷阱(Institutional Trap)。當伊斯蘭國家陷入政治經濟危機時，這一機制使整個國家反而更加依賴於宗教，這使得解決問題變得更加困難(Platteau, 2007)。

儘管宏觀層面上的研究可以帶給我們許多新的觀點，但除非做實微觀機理，否則無法真正地回答答主的問題。我們先從企業的層次來看宗教對決策的影響。許多這方面的研究都用美國數據來做，原因是其宗教氛圍相對與其它經濟發展水平相近的國家，如斯堪納的維亞諸國濃厚許多，而各地區之間又有比較明顯的異質性。其中比較典型的是Hilary和Hui嘗試利用全國宗教檔案(ARDA, American Religion Data Archive)來考察宗教環境對企業經營決策的影響。其中，各地企業所在地區宗教氛圍強度的指標可以通過地區教徒人數以及個人平均每月前往教堂的次數來衡量。他們發現：所在地區宗教氛圍較強的企業相對來說更加厭惡風險，企業投資和研發費用都更少。因為這部分企業經營戰略更保守，它們的資產收益率標準差更小，但均值更高，相應的就是企業增長比較慢。以上特點對新教和天主教占主導的地區都成立(Hilary and Hui, 2009)。此外·，另一項同樣基於美國數據的研究顯示：總部設在宗教氣氛比較濃厚的企業不端行為相對較少。這部分企業支付給高管的離職補償金相對較少。這樣的企業更少地發行回溯期權，更少地操縱企業收入，也更少地捲入·集體訴訟案中(Grullon, Kanatas and Weston, 2009)。另一項研究則顯示：坐落在宗教氛圍更濃厚的地區的企業更少出現類似的財務欺詐事件，重述財務報表的概率也更低(McGuire, Omer and Sharp, 2011)。Dyreng, Mayew和Williams的研究同樣發現更濃厚的宗教氛圍與更少的財務報表重述相關聯，此外，這樣的企業對未來現金流的預期更準確，現金流常常更加充裕。它們更少運用避稅手段，也更少在閉市期間傳出不利消息(Dyreng, Mayew and Williams, 2009)。此外，宗教對企業員工的個人選擇也有影響，如果一位CEO有宗教背景，那他職業生涯的最後一間企業更可能是一間同宗教的企業(Hilary and Hui,2009)。另一項在德國進行的針對宗教背景對員工的影響的研究也相當有趣。儘管前面我們已經總結了：韋伯的新教會引致更好的工作倫理的論點在宏觀層面並不成立，但在微觀層面上的檢驗似乎又支持他的觀點。由於1555年《奧格斯堡和約》中允許德意志各諸侯國自由選擇宗教信仰，對在當地經營的企業來說，今天德國各地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分佈可以視作是外生的。基於這個工具變量，結合德國企業層面微觀數據，Spenkuch發現：即使在控制了人力資本等一系列個體特徵後，新教徒仍然選擇比天主教徒工作更長的時間，並因此取得更高的收入，這意味著新教倫理可能仍在微觀上發揮著作用(Spenkuch, 2011)。宗教還會影響企業家精神。一方面，宗教可能營造更好的創業環境。Hull和Bold發現，在美國，更濃厚的宗教氛圍意味著更低和犯罪率和更好的財產權保護措施(Hull and Bold, 1995)。另一方面，宗教本身也可能影響個人的創業意願，各色宗教駁雜的印度是檢驗這一假說的合適之處。如下圖所示，研究發現：印度教和錫克教抑制了個體的創業意願，而基督教、佛教、耆那教信徒的創業意願相對較高，即使在控制了個體特徵後也是如此(Audretsch, Werner and Pawan, 2007)。最後，還有一項關於伊斯蘭教的研究值得一提：雖然我們可能主觀上認為伊斯蘭教教義約束下的借款更可能違約，但實際並非如此。在巴基斯坦，控制其它特徵後，伊斯蘭教貸款違約率顯著低於普通貸款，且在齋月期間或伊斯蘭宗教氛圍濃厚的大城市會更低(Baele, Farooq, Ongena, 2011)。 

最後一點，宗教還會影響個人的經濟決策，以及個體之間的信任、交往和組織等等。落到個體層面，宗教的影響更複雜，相關研究之間未必一致，這一話題還需要更好的實驗設計和更多的努力。首先，宗教會影響個體的風險態度。像我們前面提到的Hilary和Hui的研究，就認為無論是新教徒還是天主教徒都比較延誤風險(Hilary and Hui, 2009)。然而，也有許多研究在這一點上持不一致的看法。傳統理論認為天主教對賭博更加寬容，甚至有縱容教徒賭博的傾向(Hoffmann, 2000)。相比較之下新教徒顯得更加保守，這一點也得到了美國數據的支持。Kumar，Page和Spalt的研究顯示：在控制其它特徵之後，投資機構持有者中天主教徒比例越大，則這個機構越傾向於持有高風險的投資組合。他們還考慮了位於不同地點的企業IPO溢價的情況，發現IPO企業所在地天主教徒越高，對股票投機需求就越大，相應的溢價也就越高(Kumar, Page and Spalt, 2009)。其次，宗教會影響個體之間的信任程度，而信任程度又與公共品供給及社會資本存量密切相關。一般的觀點是宗教會增強社區之內的信任程度，並同時提高公共品供給的數量(Putnam, 1993; La Porta et el., 1997)。不過，新教徒之間的信任和天主教徒之間的信任可能表現出細微的差別：新教徒更強調人與陌生的新教徒之間的信任，這更有利於有匿名性的現代市場經濟；天主教更強調與熟人的信任，所以他們更容易形成小團體，簽訂小範圍的契約。此外，新教徒表現出更強的強互惠性(Arrunada, 2004)。平均而言，新教徒之間信任程度比天主教徒之間要高(La Porta et el., 1997; Inglehart, 1999)。不過，無論是基於拉丁美洲數據的實證研究，還是規範的實驗室實驗，都認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表現出較平均水準而言更高的信任程度，實證研究還顯示天主教徒對政府、銀行、軍隊、法庭以及市場也顯示出更高的信任程度，這也與前面的結論相呼應(Rossi and Zaclicever, 2006; Tan and Vogel, 2005)。這樣的研究被反复施行，教徒在合作博弈、最後通牒、公共品提供等實驗中均表現出了更高的信任程度(Chuah et. el, 2005; Ruffle and Sosis, 2007; Anderson, Mellor and Milyo, 2008)。唯一一項反對的研究來自Alexander，他發現社會資本的存量（按Putnam的方法定義，包含了社團、社區及政治 ​​活動參與情況）與教會成員資格之間呈顯著負相關(Alexander, 2007)。最後，Benjamin, Choi和Fisher在2010年完成的實驗考察了更加微妙的情況：是否強調宗教認同也會影響個體的決策。他們將接受實驗的學生分成兩個組，實驗組拿到的問卷上有諸如“上帝是神聖”的這樣的句子，對照組不作處理。諸如新教徒更信任他人，提供更多公共品這一類特徵在提示宗教身份時會更加明顯(Benjamin, Choi and Fisher, 2010)。還有一些零散的研究，在這裡簡單列舉一下，比如說有宗教信仰的個體在慈善捐助方面尤其慷慨(Batson, Schoenrade and Ventis, 1993)。有新教或天主教信仰的家庭更偏好儲蓄且天主教家庭在投資方面更保守（注意這與前面的研究不一致）(Renneboog and Spaenjers, 2011)。宗教勢力越強的國家，福利支出比例越小(Scheve and Stasavage, 2006)。政府福利支出會擠出教會提供的福利，控制其它變量之後，跨國研究顯示政府福利支出比例與教會參與人數有明顯的負相關關係(Gill and Lundsgaard, 2004)。還有一些存在內生性的研究結果也可以參考，結果普遍顯示在美國，信教家庭有更高的人力資本存量。像英美猶太家庭（以母語界定，只包括母語為意第緒語、希伯來語和拉迪諾語的家庭）子女教育回報率顯著高於非猶太家庭，且這一結果對各族裔猶太家庭都是穩定的(Chiswick, 1983)；美國猶太家庭（定義同上）平均而言更注重孩子的教育質量(Chiswick, 1986)；美國有宗教信仰的家庭孩子在學校表現更好(Freeman, 1986) ；這樣的家庭平均健康程度更高(Ellison, 1991)；宗教氛圍濃厚的社區犯罪率更低(Hull and Bold, 1995; Evans et el., 1995)。總體來說，這些個體層面的研究略顯凌亂，儘管已經有一些文獻嘗試著做出綜合，但其中仍有一些爭議。至於將這些微觀行為傾向整合到理論中，與宏觀實證成果構成完整的體系，那就更困難了。結尾留給Guiso, Sapienza和Zingales的經典研究。這篇文章可能也是經濟學領域裡研究宗教對個體行為影響最全面、最系統的的文章了。值得一提的是，Zingales是 ​​美國金融學會(American Finance Association, AFA)上一任主席。在控制了一批個體特徵變量的基礎上，他們設計了一系列問題來刻畫個體的態度，共有4個大的組別。首先是關於女性的，相應問題包括：“你是否認為當工作機會稀缺時，男性更應該享有優先權？”“大學教育對男孩更重要嗎？”等5個問題。接下來是關於法律和規則的，其中包括“你相信政府嗎”“在使用公共交通設施時逃票正當(justified)嗎？”“接受賄賂正當嗎？”等7個問題。接下來是關於市場的，考慮個體對“不平等分配vs激勵”“公有製vs私有製”“競爭有利vs競爭有害”這3組選擇的看法。最後一組是細化對市場的看法的，其中包括：“個人奮鬥是否值得鼓勵？”“財富增長會使人人受益嗎？”“奮鬥能夠提升生活質量嗎？”“窮即是懶，你怎麼看？”等5個問題。總體結果顯示：篤信宗教的個體在第一組問題中更傾向於認可男性的優先權。在第二組問題中更傾向於信任他人，並譴責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在第三組問題中更傾向於認可私有製和市場，並在第四組問題中更偏好努力奮鬥。需要注意的是，從小在宗教環境中長大的個體和後來改信的結果有輕微差異，但總體一致。他們還討論了宗教自身的特色：伊斯蘭教和印度教有更低的信任程度；佛教和猶太教對女性的偏見相對較輕；印度教徒更厭惡競爭，新教徒更重視奮鬥，等等。更加精細的結果可以參見原文，同樣應該注意的是宗教居於多數/少數地位可能會對結果造成輕微的影響(Guiso, Sapienza and Zingales, 2003)。雖然這篇文章使用的方法很簡單，後來的爭議也很大，但確實是全面地討論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這篇文章和Barro還有McCleary的一樣，也是做這個題目必須引用的。這個領域還在發展。也是前面提到的Zingales他們，在2006年的一篇綜述開頭提到：“有一位著名經濟學家曾經說過，永遠不要用下面兩個因素來解釋經濟問題，文化差異和無知。”(Guiso , Sapience and Zingales, 2006)正是他們徹底地打破了這個界限，把文化經濟學帶入了主流經濟學的視野中。我們都期待簡單明晰的研究，但文化本身複雜微妙，我們也很難把頭埋進沙子裡，然後說這些困難不存在。不停地觀察，探索，思考，整合可能是最好的辦法，下任何定論都還為時過早。最應該警惕的，就是偏見和刻板印象。 

編輯於2015-11-21 37 條評論 感謝 分享 收藏 • 沒有幫助 • 舉報 • 禁止轉載

一個直接的例子是伊斯蘭教信仰。該宗教的教義禁止借款人因其提供的本金而接受任何利息，無論該利息的計算是基於固定利率還是浮動利率。因此，整個伊斯蘭世界的金融系統都跟其他世界有所不同。至於其經濟發展如何被這一教義影響，應是一個比較大的學術研究領… 顯示全部

宗教某些程度上影響了經濟的發展，或是製約或是促進。印度經濟現在發展勢頭好與中國，並且在幾年內預期也強過中國，最起碼從現在來看，和中國這個所謂不太受宗教影響的國家相比，不能說印度宗教對印度發展扯了多少後腿。放眼世界，確實有些經濟學家對宗教… 顯示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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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能否促進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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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陽，政治經濟學，量化歷史研究
畢旋、知乎用戶、知乎用戶 等人讚同
感謝@趙宣子邀請。好問題，從目前實證角度看，答案是能，也不能。至少在中國的語境之下，基督教本身教義的傳播並不能顯著的促進經濟發展，但是基督教傳播會通過教育和醫療這樣的渠道對經濟發展產生顯著的促進作用。Max Weber的著作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1930)毫無疑問是最負盛名的闡述宗教與經濟關係的學術研究。 

經濟史學界對於Weber理論的具體作用機制有著大量的研究，比如我的專欄以量化角度看歷史-知乎專欄曾經介紹過的Julia and Rueda (2014)的文章人窮就該多讀報——新教與印刷機的長期效應，就具體介紹了新教通過掃盲和閱讀習慣對於經濟的長期影響。

對於宗教與經濟影響的實證研究普遍需要面對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如何解決宗教傳播和經濟發展的內生性問題，即對宗教傳播和經濟發展這對互為因果的變量進行因果推斷。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文章來自Bai and Kung (2014)，通過發生在中國的一個自然試驗，討論了新教(Protestantism)在中國的傳播對於中國經濟的影響及其具體機制。

在18世紀，耶穌會士跟隨著利瑪竇的足跡，曾經大量出現在中國，並在朝廷任職，擔任天文和宮廷繪畫職務。自康熙朝與羅馬教廷的“禮儀之爭”後，天主教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開始減少。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戰敗的清廷被迫開放五口通商並允許傳教士在中國活動，西方傳教士開始重新在中國活躍起來。新教得以(Protestantism)快速在中國傳播，到1920年，92%的中國縣有記錄到傳教士的出現，84%的縣有新教信徒，78%的縣建立了新教教會或相似機構(Stauffer 1922) 。

新教傳教士並不僅僅『傳遞上帝的信息』，中國當時相對落後的現狀使他們堅信需要引入西方文化和科技對民眾進行啟蒙。因此他們在傳教的同時，積極建立自己的學校並且使用西方的課程體系，教授數學、天文學、英語、歷史、地理等近代基礎學科。同時，他們還將西方醫療體繫帶入中國，建立了眾多西醫醫院。

隨著清廷鴉片戰爭的戰敗，國內矛盾急劇升溫，日益湧入的外國傳教士成為了國內矛盾的的一個火山口。中國北方義和團運動的爆發使得身在北方的外國傳教士面臨著巨大的威脅。與此同時，不顧清廷扶持義和團並向十一國宣戰的命令，鐵路大臣盛宣懷等聯合南方各省大員與列強簽訂“東南互保”協定，他們稱皇室詔令是義和團脅持下的『矯詔、亂命』，在東南各省拒不執行支持義和團的命令，並對拳民進行清剿，對外國人和財產提供保護。

義和團運動和東南互保無疑為我們研究宗教傳播和經濟發展提供了一次良好的自然試驗。

本文作者使用來自Stauffer(1992)的調查數據，樣本包括長城以南14個省的1175個縣，共計230萬平方公里，占到清政府統治疆域的17.7%，但是卻涵蓋了清廷近80%的人口。
本文以城鎮化率和洋務企業數目作為經濟繁榮程度的代理變量。Stauffer的數據中包括超過25000居民的大城市人口數據，因此可以計算出每個縣的城鎮居民人口比例。另外使用1841到1915年各地興辦的洋務企業數目作為另一種經濟繁榮程度的度量。
對於新教傳播，作者使用各個縣每萬人新教教徒人數和新教傳教士開始傳教的時間作為代理變量。

新教傳教士在中國建立了大量的學校和醫院。其分別在樣本中的173個縣建立了220所西醫醫院（圖A2-4），729個縣建立了初級學堂（圖A2-1），314個縣建立了高級學堂（圖A2-2），分別有在讀學生​​122089和30067人。同時，在107個縣建立了254所中學（圖A2-3）。具體分佈參見下圖。

其中Y表示城鎮化率，由於城鎮化率數據僅有一期，因此基準回歸採用橫截面(cross-sectional)回歸；P表示新教的代理變量；W表示一系列控制變量，包括西方滲透、初始經濟條件、政治地理要素和義和團相關變量。具體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請參考下表。
基準回歸的結果毫不意外，在控制了一系列影響經發展的變量後，作為新教傳播的代理變量在統計學意義上顯著與經濟發展相關。

面板數據回歸

上式簡化形式的回歸存在一個問題，即由於數據的限制僅能夠進行單期橫截面回歸。為了進一步控制不可觀測的地點固定效應，作者使用各地洋務企業數目隨時間的變化構建面板數據。作者將1841-1915年分成15個時間段，每個時間段5年。由於新教信徒人數也只有一期，所以作者使用新教傳入當地的累積時長進行代理P_{it}^d=min\left\{ 0,1836+5t-A_i \right\}，然後進行雙向固定效應面板數據回歸。

Y_{it} =\rho P_{it}^d +\sum_{\tau=2}^{15}\phi_{\tau}I_{\tau}B_i + \varphi Z_{it} +\sum_{\ tau=2}^{15}I_{\tau}W_i\Phi_{\tau}+ \alpha_i+\lambda_t+\epsilon_{it}

作者為了確保回歸的結果並不是有不可觀測的增長趨勢驅動的，在面板數據回歸中加入了虛擬變量B_i(1920之前是否記錄到了新教傳播)與所有時間區間I_{\tau}的交互項；同時，對另外兩個隨時間變化的變量進行了控制，即成為通商口岸和鐵路沿線的時長；為了排除某些我們認為不隨時間變化的變量實際上隨時間變化的可能性，作者又將所有這樣的變量W_i與所有時間區間I_{\tau}的交互項也加入其中。面板數據回歸結果如下表。

如列7所示，當我們控制所有變量時，新教傳播的代理變量仍然顯著影響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

工具變量回歸

關於經濟發展與新教傳播的關係，即可能是由於宗教通過普及教育促進了當地的經濟發展，同時我們目前還無法排除另一種可能，即傳教士們會有意的的在經濟發達地區傳教，因為當地的人口密度較高，或者生活條件較好，傳教的成本比較低。這種雙向因果關係應該如何排除呢？

作者利用北方義和團運動和南方江南互保這一外生歷史事件，以距離義和團爆發地點的距離D和距離東南互保區域的距離S的交互項作為工具變量。史料表明，大量北方傳教士的的逃亡都希望盡力遠離義和團運動區域，當對與起事地點距離相等時，傳教士也會選擇向南逃跑而非向北方。新教在這一歷史事件後在南方的傳播與工具變量強相關，但是卻與其後當地的長期經濟發展無關。2SLS回歸結果如下

工具變量回歸的結果支持了本文的因果推斷，即新教的傳播對當地的經濟發展有顯著的促進作用。那麼這種促進作用究竟是通過什麼機制產生的呢？
回到我們的基準回歸，作者將一些新教傳播對於經濟發展影響的可能渠道加入到回歸之中，比如不同等級的新教學校數量及醫院數量。

Y =\rho P +\gamma K+\beta W+\epsilon

然後神奇的事情發生了

當加入具體的渠道之後，所有新教傳播的代理變量均失去了統計顯著性，相反，一些具體的渠道變量，比如高級初等學堂、中學和醫院卻變得顯著，這說明實際上在中國，新教傳播對於經濟的促進作用主要(90%)是通過教育和醫療這樣的渠道來發揮作用的，而非單純的傳播教義。通過建立大量的學校和醫院，新教傳教士為當時社會提供了對現代經濟發展有利的『有用知識』儲備。

Reference: Bai, Ying, and James Kai-sing Kung. 2014. “Diffusing Knowledge While Spreading God's Message: Protestantism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in China, 1840-1920.”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3(4): 669–98.

-完-
編輯於2015-11-20 13 條評論 感謝 分享 收藏 • 沒有幫助 • 舉報 • 作者保留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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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匿名用戶
說到這個問題，可能大家首先的反應都是馬克思.韋伯（Max Weber）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的觀點，即中北歐地區的（加爾文宗）新教直接從財富積累以及精神的層面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這裡想補充的是美國經濟學家本傑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 顯示全部
30
知乎用戶，志張性弛，輕薄無威
馬克斯韋伯在他生活的年代，用基督教新教和其他文化對比。等出的結果是認為能。但是我們要看他生活在一個什麼時代。那個時代的人和今天的人有沒有可比性。那個時候信新教就要先識字。那時候中國的識字率只怕10%都沒有。而讀中文，在那個年代，是幾乎學不到… 顯示全部
基督教能否促進經濟發展？ - 楊陽的回答- 知乎 - http://goo.gl/h9jA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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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友獻愛心　認養633盞路燈 | NOWnews 今日新聞 - http://goo.gl/9MQf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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