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台灣銀行破產危機.pdf---------------download

昭和初期金融恐慌的台銀危機（之一）
書名：台灣經濟史中的台灣總督府
作者：黃紹恆
出版社：遠流出版公司

日治時代的台灣銀行（以下簡稱台銀）於1927（昭和2）年春曾經面臨重大的經營危機，其影響所及，成為戰前日本資本主義「昭和金融恐慌」的導火線。依照當時台灣銀行法的規定，台灣是台銀業務推動的主要地區，其次才擴及華南及東南亞，然而發生於昭和初年的金融恐慌，卻是以日本為主要舞台。究其發生的原因，日本學術界對台銀在當時日本經濟所扮演的角色、大藏省等相關中央機關的應對，已有詳審的研究及成果的積累。相對之下，此金融恐慌與台灣之關聯，仍有極大的努力空間。

第一世界大戰結束後至恐慌發生的昭和初年，日本治台的權力結構正由「六三法」體制的「律令主義」，轉換到「法三號」體制的「敕令主義」階段。1918年成立的原敬內閣在獲得國會的「協贊」與天皇的裁可之後，於1919年8月19日以敕令第393號廢除台灣總督資格的限制，使得文官總督官制的實現，取得法律的基礎。

原內閣接著於1921年1月30日再向第44回帝國議會提出台灣統治法的修正案，此案於同年3月15日以法律第3號（即「法三號」）公布。其最大的特徵在於相對「六三法」強調台灣的特殊性，新法則轉換為日本國內法儘可能在台灣適用。如該法案的第1條所列「欲於台灣施行法律之全部或部分，以敕令定之……因台灣特殊情況而有設置特別命令之必要時，得以敕令另外制定之」。換言之，在無相當理由可支撐「台灣的特殊性」時，日本的法律原則上皆應在台施行。

台灣總督所發布的「律令」堪稱台灣「特殊性」的象徵，經天皇裁可所發布的「敕令」則強調「大日本帝國」法律的普同適用。儘管兩者皆須以天皇的裁可為前提才得以生效，然而台灣總督的權限在新法律的規定下，明顯受到大幅的限制，原敬對台統治權力構造的這些變革，正是其夙論「內地延長主義」的實踐。

如果將台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1920年恐慌期間，台灣總督府對台銀問題的對處併入檢討的範圍，可看出台灣總督府恰好處在兩個不同的權力結構之下。本章認為經由比較大正期、昭和期的經濟恐慌，當可從經濟的層面，較清楚看出1920年代以降台灣總督府在整個「大日本帝國」統治權力架構下，所能獲得施政空間的變化。而此點的解明，應有助於對日治中後期台灣總督府對台統治的理解。

從經濟的角度看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日本經濟的影響，1914年歐陸戰爭爆發至1915年春天，由於戰爭導致以生絲為首的出口，失去主要的海外市場，使得原本已經低迷不振的日本經濟，雪上加霜地更見衰退。
但是1915年春天起持續到1917年的夏天，日本經濟開始反彈，由衰極轉為復甦進而發展。其主要的原因在於大戰的長期化，參戰國開始向其他中立國（包括亞洲各地區）購買糧食及軍需品，日本的出口因而變得極為暢旺。同時，為因應海外的需求及原材料、設備的無法進口，日本的農工及海運等產業皆出現未曾有過的擴張、新設。

然而，大戰結束到1920年4月爆發的經濟恐慌為止的期間，隨著歐美列強戰後的復員及生產力的回升，戰爭期間刺激景氣的因素逐漸消失，日本經濟的步調開始放慢。不過，總的來說，所謂「天佑的大戰」還是使得日本從戰前的貿易逆差國，轉變為擁有20億圓的貿易順差國。

對日本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戰固然進一步促進日本的工業化，使之逐漸具備資本輸出、對外侵略的帝國主義能力，但是無可諱言，其內部亦同時醞釀著各種危機。要言之，戰後日本社會「大正民主」的出現，雖說受到外來馬克思主義等政治思潮、中國辛亥革命成功等種種的影響，然而從1920年至1927年一連串金融危機，導致經濟不安與社會人心動搖，可說更為其根本原因。其中，1920年恐慌及1927年的金融恐慌，台銀皆為重要的當事者。

關於1927年的昭和金融恐慌，無論當事者的回顧、證言或學術界的研究論說，皆有相當程度的累積。

例如戰後由台銀改組的日本貿易信用株式會社所撰寫的《台灣銀行史》（1964年），在劈頭處即為台銀辯解其在金融恐慌期間的各種作為，因為當時日本社會咸認台銀抽取鈴木商店的銀根，為恐慌爆發的導火線。另一主角為鈴木商店，由於該商店破產之後的經營資料散佚，因此鈴木商店的史料存世不多，其中白石友治所撰《金子直吉傳》（1950年）為從個人網絡，了解恐慌來龍去脈的著作。作家城山三郎所著《鼠：鈴木商店燒打?事件》（1975年）則以小說的方式描繪鈴木商店的興衰，亦有助於對1927年金融恐慌的理解。在學術研究方面，大概不出桂芳男的研究，桂先後著有《關西系總合商社?原像--鈴木、日商岩井、伊藤忠商事、丸紅?經營史》（1987年）、《幻?總合商社：鈴木商店--創造的經營者?榮光?挫折》（1989年），以有限的史料及資料儘量貼近鈴木商店的經營實態。

然而，本章所關注的焦點，即1927年金融恐慌時期，面臨經營危機的台銀乃至與台灣總督府的關聯而言，由於海內外學術界對日治時代台灣經濟研究積累的不足，加上相關史料及資料的侷限，可說仍處於所知有限的程度。
於1927年金融恐慌進行時期來台實地踏查的東京帝大教授矢內原忠雄，雖然在其返回日本之後，對台灣總督府封鎖日本國內銀行擠兌等與金融危機有關的消息，作了「台灣的專制政治威力最近最為明瞭發揮的事例，便是台銀事件。關於台銀事件，不僅台灣的報紙不予報導，即使是內地發行的報紙，也是將相關新聞記載剪掉後才准進口，因此看台灣的報紙，根本無法理解為何內閣會更迭」的嚴厲批評。但是其集結在台考察所得而成的《帝國主義下?台灣》（1929年），對金融恐慌對台灣社會、經濟的影響，卻未有著墨說明。

f照彥則主張台銀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契機，其金融重點由台灣移往日本，日本企業經營的惡化，意味著台銀亦可能面臨經營的危機。台銀最大的融資對象為鈴木商店，1927年4月16日鈴木商店倒閉時，台銀總共融資3億4,800萬圓。至於對台灣經濟的影響而言，f強調鈴木商店的沒落造成台銀的存續危機，最後招致以台銀為樞軸的砂糖金融機構「破綻」，對1930年代以降的台灣糖業，帶來深遠的影響。

波形昭一在對台灣商工銀行的研究中，首先指出日本學術界對此時期台銀的相關研究，幾乎偏重與日本經濟的關聯，對台銀在島內活動的關注相對薄弱，至於島內「地場銀行」（即地區性銀行）的研究則可說幾近全無。波形指出1920年恐慌爆發後的台灣商工銀行、新高銀行及嘉義銀行合併成為新的台灣商工銀行，主要出於台銀為保全其對該三銀行的債權，才強行主導三銀行的整併，舊的台灣商工銀行並無實際的需要與能力。

另一方面，若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昭和金融恐慌的研究，可區分成「原因論」、「結果論」及「過程論」的切入取徑。就今日可見的研究成果而言，「原因論」及「方法論」的積累顯然超過後者的「過程論」。

「原因論」的討論重點，顧名思義，在於探討一連串金融危機發生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見解為「機關銀行論」。即從事後分析經營出現危機的銀行，可發現幾乎或多或少成為某些企業的機關銀行，當這些企業經營出現問題時，淪為該企業「機關銀行」的銀行受到波及，於是釀成金融危機，台銀與鈴木商店的關係堪稱這類的典型。

「結果論」則強調危機帶來日本金融資本的集中化，即所謂的「銀行獨占論」。上引f研究所指台灣砂糖金融機構「破綻」，可說屬於此「結果論」的一部分。

「過程論」則著重在陷入經營危機的銀行進入整理過程後，如何處理危機以及當事者之間如何折衝之情形。前述波形研究指出新的台灣商工銀行之成立，乃為台銀危機處理的應對之一，將之視為「過程論」應無大謬。
此時期的台銀「作為台灣的金融機關對商工業及公共事業給予資金的通融，以開發台灣的富源，除謀求經濟的發達外，更進一步將營業範圍擴張至華南地方及南洋諸島，成為這些國家商業貿易的機關」，係由日本政府經立法程序所成立的「特殊銀行」。台銀依法同時被賦予島內通行的台灣銀行券之發行權，成為與日本銀行相同的發券銀行，因此常被稱為台灣的中央銀行。台灣總督府對台灣的統治，台銀為其不可或缺的支柱之一。

因此，自1920年恐慌開始，台銀因其業務內容的變化捲入漩渦，陷入不安的營業狀況，台灣總督府基於統治的立場無法隔岸觀火。面對日本經濟危機對台灣經濟可能的波及與台銀隨時可能的倒閉，台灣總督府的應對，顯然成為理解同時期台灣經濟及台銀命運變化的重要因素。

以上述理解為基礎，本章基於1927年金融恐慌的遠因肇始於1920年恐慌的學界共通見解，先從1920年恐慌期間台灣總督府的對應開始考察，以助理解該府於1927年昭和金融恐慌期間的作為。在可收集的史料、資料的範圍內，以「過程論」的論法，經由對台灣總督府應對的檢討，嘗試說明在新舊的統治權力架構下，台灣總督府在經濟層面的施政空間。

-------------
昭和初期金融恐慌的台銀危機（之二）台灣總督府在1920年反動恐慌期的應對
書名：台灣經濟史中的台灣總督府
作者：黃紹恆
出版社：遠流出版公司

台銀雖為日本政府立法設立的特殊銀行，然而一般商業銀行的業務亦在允許範圍，因此隨日本經濟因「戰爭特需」出現開始好轉及進一步的發展時，台銀來自日本國內的存款亦隨之增加，連帶對日本的貸放金額亦有明顯的成長。其中，台銀對日本國內的放款，又以鈴木商店為最大宗。

當時人認為鈴木商店能夠在日後發展到媲美三井物產的綜合商社，其出發點為1909年以650萬圓的代價，將位於九州的大里製糖所轉讓給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有關，鈴木商店當時所投入的資金不過150餘萬圓而已。不過，歐戰爆發後，主要經營者金子直吉憑著膽識及運氣，開始囤積鋼鐵之類戰爭物資，然後進一步延伸到海運業及造船業的投資，才是將鈴木商店推舉成為一流商社的主要原因。

鈴木商店的財務狀況受到1920年恐慌的波及，於1921年開始出現問題，台銀本身的經營立即受到影響，開始陸續對鈴木商店抽銀根以求自保。台銀的危機集中在貸放資金的固定化，鈴木商店的部分則為其中最大者。

然而台銀經營問題的影響，卻不止於台銀本身而已。當時台灣重要的產業，諸如米穀、製糖、製茶資金皆仰賴台銀的融通，因此發生於日本國內的經濟危機，無可避免地經由台銀的業務網絡如骨牌效應般地對台灣經濟造成打擊。當然，與台銀業務有關的大藏省及台灣總督府無法坐視事態的不斷惡化，而必須有所行動。

另外，因台灣總督府自1899年下半期台銀開業起，便不斷以各種名目向台銀調度資金，因此真正能貸放給台灣產業的額度其實不多。其他諸如三十四銀行之類商業銀行，由於本身資金有限，加上台灣社會客觀條件的限制不易獲得存款，亦無法充分提供島內民間所需的資金。因此自兒玉源太郎以降歷任台灣總督，便不斷要求大藏省對台灣提供長期資金。1903年底在台灣總督府答應對日本勸業銀行提供損失補助金等條件下，台銀才獲得日本勸業銀行委託代辦對台貸放這類資金，可說是最初的重要成果。

然而，特別是製糖會社對長期資金的需求，並未因此獲得滿足，因此要求台灣亦設立日本國內各縣以長期資金提供為業務的「農工銀行」的聲音不絕於後，大藏省則回應政府的方針依舊以台銀為台灣主要的貸放機關。大藏省對台銀的態度於1913年的內部討論，亦未見有明顯的變化。1914年2月的第31回帝國議會，日本政府再度提出修改台灣銀行法的議案，以擴大對製糖會社的貸款額度，然而仍明確表示無在台灣設置農工銀行的必要。由於上述歷次提案的具體過程已於第五章說明，因此不再贅述。
爾後，台銀的貨幣發行額度於1918年再由1,000萬圓擴大到2,000萬圓，1919年9月再將資本金額增加至6,000萬圓。如前所述，台銀如此的擴張與其說是肇因於台灣經濟活動的熱絡與成長，毋寧有部分是來自整個日本經濟因「戰爭特需」及戰後對經濟的樂觀評估導致景氣的持續而來。

不過，必須留意的是這種因應日本資金需求的增資行為，並非台銀獨有。實際上，從1918年下半年日本國內便已有許多銀行增資或合併。1918年下半年除台銀之外，橫濱正金銀行、第一、三井等大銀行亦行增資，加上日本政府鼓勵銀行的合併，皆使得日本金融機構的規模變大，資金提供能力增強。因此，包括台銀在內的特殊銀行與一般金融機構，可說都是將日本經濟推到極熱而後重跌的重要因素。

根據當時日本銀行的調查，「戰爭特需」所帶來日本出口暢旺及巨額的外貿盈餘之情形，在1918年9月已可見到轉變的端倪，1919年開始出現貿易赤字，僅1到6月間便累積了2億2,000萬圓的逆差。儘管日本銀行屢次警告並且兩度提高利率水準，然而日本社會對景氣依然充滿持續的樂觀氣氛。自1919年秋天起日本經濟開始出現今日所謂「泡沫現象」的經濟過熱現象，翌（1920）年達到極點，然後同年3月以東京、大阪股市的崩盤為始，發生日本經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經濟恐慌。

台銀受此影響，面臨貸放資金無法收回導致營運資金膠著的問題，尤其是鈴木商店經營情形的每下愈況，成為台銀經營危機的最大原因。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華盛頓軍事會議結果，日本軍事預算的刪減對鈴木商店及其相關企業再度造成致命的打擊，台銀卻不得不繼續對鈴木商店給予資金融通。不言自明，如果這時台銀對鈴木商店完全撒手不管，極有可能本利無法收回，成為十足的壞帳。

於是前述長年存在的台灣長期資金供給的問題，在依然未獲得根本解決的情況下，台灣總督府又再面臨台銀受鈴木商店牽累的新問題。

由當時台灣總督田健治郎的日記內容可知，以1920年3月15日東京、大阪股市暴跌為開端的經濟危機，台灣總督府關心的焦點在於如何使這種危機不致波及台灣，主要的應對則是責成台銀設法在資金方面對島內企業紓困。

不過，若是仔細檢視1920年全年田日記的內容，可說此時台灣總督府的施政重心在於地方官制的變革，即將1909年的12廳制改變為5州2廳制。相反地，如上表所示，1920年11月7日田仍要求台銀承受台灣總督府計畫發行的事業公債，似乎未考慮到台銀已經受到鈴木商店影響面臨業務重整，不得不接受日本銀行資金救助的現實。對台灣總督府而言，台銀對其發揮提供資金的功能，並未因此有太大的改變。
另一方面，台灣島內長期資金供給問題，卻從台灣總督府要求台銀承受公債的問題，再度浮出政策的檯面，大藏省不僅拒絕台灣總督府事業公債發行的要求，亦明白反對台銀再像從前充當台灣總督府的資金來源。惟台灣總督府並未因此放棄這項要求，除重新檢討在台新設台灣拓殖銀行的可行性外，亦繼續與大藏省等中央機關進行交涉。1922年4月14日台灣總督田健治郎再度向日本政府提出低利資金的要求，島內外亦同時屢有要求設立新銀行的聲音，儘管如此，日本政府最後還是決定以日本勸業銀行在台設立分行的作法回應各方面的要求，依舊不允許新銀行的設立。

1922年7月22日台灣總督田健治郎赴首相官邸祝賀加藤友三郎上任，順便討論日本勸業銀行在台設立分行等事宜，田所提出的要求，雖然著眼於解決台灣長期低利資金的老問題，不過亦可視為日本政府處理台銀於1920年恐慌所遭遇問題的一個環節。換言之，田所提出為台銀紓困的3,000萬圓的要求，日本政府以日本勸業銀行為媒介，動用「預金部」資金回應。
----------------------
昭和初期金融恐慌的台銀危機（之三）台灣總督府在1927年昭和金融恐慌期的應對
書名：台灣經濟史中的台灣總督府
作者：黃紹恆
出版社：遠流出版公司

1927年春天所爆發的金融恐慌，為戰前日本規模最大的經濟事件，論其成因，從最早有系統檢討此金融恐慌來龍去脈的高橋龜吉開始，皆將其原因追溯至上節所述的1920年恐慌，亦成為今日理解此恐慌的標準見解。

高橋主張第一次世界大戰雖然促使日本經濟在質與量的發展，但是銀行制度卻仍未脫離「前近代」的體質，因而才有1920年爆發所謂的「反動恐慌」，「反動」指的是對大戰結束後依然旺盛的投機熱潮之反彈。雖然日本朝野在恐慌爆發後極力補救，但是1923年9月發生的關東大地震，對尚未完全復原的日本經濟，造成雪上加霜的打擊，而後日本政府的政策失當、匯率變動、企業利潤率大幅下跌，銀行受波及使得資金失去流動性，終至昭和初年爆發金融恐慌。

高橋所指的「前近代性」，若依當時日本銀行調查到昭和金融恐慌期間為止，被迫關閉銀行的經營問題，以放款方針失之「無謀」者居多，其次為融資對象過於偏向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新興卻基礎薄弱或是受震災最深的東京地區企業，而且金額多屬龐大。其三為對銀行董事個人的企業作過當的貸款，其四為信用貸款甚多，擔保品的價值不穩定。其五為銀行面對存款減少、放款固定化等問題，未能作出果斷而徹底的改革，且其大部分營業資金必須依賴外部周轉。上述5點除對銀行董事過當貸款一項外，其他各點皆頗能說明鈴木商店與台銀之間的情形。

台銀在1920年恐慌之後，陷入必須追加貸款給企業，以避免陷入壞帳的窘境。這種情形於關東大地震之後情況更加嚴重，昭和金融恐慌爆發前的1924年底，台銀的放款金額已高達7億1,600萬餘圓。受融資的對象，以鈴木商店及其關係企業為最大宗，1924年底台銀總共貸給2億7,500餘萬圓，其中單筆超過30萬圓之貸款，就占全筆數的4成以上。1927年4月金融恐慌爆發時，台銀對鈴木商店貸款達3億5,200餘萬圓，其中3億2,200餘萬圓，即9成以上屬於難以收回的帳款。

鈴木商店所提供的抵押品，1924年估計為2億300萬圓，比總貸款金額少5,200萬圓。其中，又以不動產9,500萬圓最多，占全部的43％，其餘有價證券或是支票，幾乎全出自於鈴木商店系統的企業。換言之，若鈴木商店經營出現狀況，這些有價證券或票據的價值極可能重跌，進而波及台銀。

台銀面對鈴木商店經營問題的波及，確實亦從1922年開始著手業務的整理，1923年除獲得政府的資金援助外，日本勸業銀行在台設立分行，分擔長期低利貸款的業務，對東南亞橡膠業的融資業務，則部分轉由東洋拓殖株式會社承接，諸此種種皆為台銀減輕相當程度的業務負擔。
同時期的台銀，如前所述，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日本經濟空前的發展，台銀的貸放業務雖然隨之擴大，然而所能獲得存款的成長依舊有限，加上鈴木商店巨額貸款的固定化，很快就面臨到資金不足的問題，因此自1919年起，開始在貨幣市場裡收集call money應急。

call money的運用及業務負擔的減輕，使得台銀的經營狀況看似有好轉的跡象。然而，突如其來的關東大地震再度重擊日本經濟，使得台銀被迫減資與動用公積金應變，雖然因此消除2,800餘萬圓的呆帳，卻仍未能解決鈴木商店的壞帳。反而隨著該企業經營狀況在震災之後的持續惡化，繼續地追加貸款，使得台銀營運資金趨向枯竭，進而更加依賴同業間的短期資金及其他的借款。

日本的短期資金市場於1902年成立，與1901年的經濟恐慌有直接關係。此年的恐慌係對日本政府引進外資帶來經濟景氣的反動，加上1900年中國義和團事變導致日本對中國出口不振等因素，使得恐慌於1900年底從熊本第九銀行的暫停支付存款開始，跨年蔓延至全國各地，受波及銀行高達59行之多。

就銀行的經營而言，此次的恐慌暴露出業者汲汲於存款的獲得，而疏於充實償付準備金之問題，1899年底日本全國商業銀行的總準備金，占總存款金額不過13％而已。於是支應金融機關日常營業活動所產生準備金過與不足的問題，即同業之間相互調度短期融通的call money討論亦隨之而起。正巧1902年日本對外貿易收支好轉，加上外債發行帶來外國資金的流入，使得日本國內資金充裕。另一方面，日本國內資金需求未見成長，各銀行或多或少擁有若干遊資，成為其資金運用的額外成本，於是作為短期資金的調度及遊資處理的機構，日本的短期市場便於此年成立。

進入大正期（1912年以降）之後，東京地區短期資金主要的提供來自第一、第三、十五、三井、三菱、川崎、安田等大銀行，需求以橫濱正金銀行、台銀居首位，其次為朝鮮銀行及日本興業銀行，可說以「特殊銀行」為主。昭和金融恐慌前的東京市場，則由台銀及朝鮮銀行掌握大部分的短期資金，而且以無抵押品的信用貸款居多，如表6-3所示，1927年金融恐慌爆發前，台銀不只從東京、大阪等大都市，甚至日本各地方中小銀行，皆成為其調度資金的對象，總金額高達3億1,368萬5,000圓。因此，一旦台銀經營發生問題，其影響範圍將不止於台灣，對日本造成的打擊無法小覷。

上述為1927年昭和金融恐慌發生的結構性因素，而其直接原因為1927年1月26日若槻禮次郎內閣為解決所謂「震災手形問題」，向議會提出「震災手形損失補償公債法案」及「震災手形善後處理法案」。前法案希望發行1億圓的公債補償日銀貼現「震災手形」所遭受的損失，後法案亦要求發行公債協助仍背負「震災手形」的銀行整理行務。
1923年9月1日直接衝擊日本政治經濟中樞的關東大地震，造成受災戶高達70餘萬戶，財物約45億圓的損失。當時日本政府的一般財政規模也不過20餘億圓，可見其損害規模之大。除了企業的生產設備受到重創，銀行更處於既難以收回貸款，又得面臨現有存款被大量提領的窘境。日本政府為恢復並促進金融的流通，特別就地震造成無法兌現流通的金融票據，以敕令第424號「震災手形割引損失補償令」，命令日本銀行以再貼現的方式融通資金。

這項應急的措施，最大的問題發生於原本在1920年恐慌當中，理應整理或關閉的企業，因而獲得喘息的機會，鈴木商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所設立的企業，有許多屬於這類企業。而日本銀行所作的融資，到1924年3月受理結束為止，亦以鈴木商店的7,189萬圓為最多，占總金額4億3,081餘萬圓的16.6％。

然而震災後的日本經濟並未因災後復興而好轉，反而因日圓匯價變動帶來物價水準下跌，進而導致景氣蕭條，企業的經營狀況普遍未見改善，鈴木商店與台銀的經營狀況亦復如此。台銀作為「特殊銀行」，倚仗政府在背後的支撐，容易取得其他銀行的信任，輕易地在貨幣市場借得短期資金。

然而，台銀對鈴木商店的融通金額在關東大地震之後，假借「震災手形」的名目益形擴大，成為當時社會的批判標的，日本政府所提出的法案，因此也被認為只是替少數特定「政商」（即特權商人）解決問題而已。1926年底台銀所持「震災手形」金額為1億3萬5,000圓，占同年這類票據的48.3％；此後至1927年4月16日被迫歇業為止，台銀仍有9,900餘萬圓，其中近7成為鈴木商店及其關係企業的「震災手形」，如此的事實便成為昭和金融恐慌直接的導火線。

前引高橋龜吉將1927年春爆發的金融恐慌區分成3波，第一波大致從年初日本政府提出「震災手形」兩法案開始，中間經過大藏大臣片岡直溫在議會的「失言」，使得1925年以降因日圓匯率變動，日本經濟及社會已然醞釀的極度不安一舉爆發，造成各地中小銀行的擠兌風潮及銀行的臨時歇業，最後經日本銀行極力的資金援助及兩法案的通過，才平息此波的動搖。第二波雖然自3月23日之後才開始，然而在「震災手形」兩法案的審議當中，台銀與鈴木商店的關係遭到暴露，廣為世人所知，已然伏下第二波爆發的原因。

台灣總督府在藏相片岡直溫引起的「失言風波」之後，已然警覺到台銀與鈴木商店問題的嚴重性。3月20日在東京折衝此事的總務長官後藤文夫，在拍發給台灣總督上山滿之進的電文中，明白表示「震災手形問題的命運如何，情勢上皆使台銀陷入明顯的窮境，其對台灣所及之影響與對內地經濟界有所不同，台灣全島經濟界將因此受到等同根本性破壞的大衝擊，如果不即時斷然施行敏速而且周到的對策，將會陷入根本破壞帝國統治台灣的威信，無法不預測台灣將陷入無可名狀的混亂」。由此電文內容可清楚看出，台灣總督府當局對台銀與鈴木商店的問題，伊始便定位在事關日本對台統治的層次。
後藤對日本政府忙於法案的通過，未能留意此問題事關日本對台殖民統治的安危，表示不滿，因此在同電報表明在「震災手形」問題告一段落後，將敦促日本政府正視台銀問題對台灣的重要性，並且請上山發電給首相及大藏大臣提醒此事。

不過，值得留意的是台灣總督府關心的焦點，主要在於台灣金融秩序的維持，至於台銀與鈴木商店的存亡興廢，相對之下，反而不是最重要。同一天，後藤發給上山的另一份電報，具體建議台銀發生不測危機的對策，即確保台灣銀行券在台灣的流通、確保台銀存戶的利益、台銀在台的一般銀行業務應設法全部或部分繼承下來、防止對其他台灣金融機構造成影響，便可看出如此態度。

就第1點，後藤建議萬一台銀的銀行券發行權被取消，已發行的台灣銀行券不僅有義務換成日本銀行券，台銀的發行準備亦必須同時移交給日本銀行，日本銀行則必須在台灣各地設立分行。如果時間來不及，可先由三十四銀行台北分行暫充日本銀行的代理店。至於台銀及其他銀行的存款者權益，則要求日本銀行給予資金上的融通。另外，萬一台銀被迫關閉，後藤建議以緊急敕令的方式，設立討論已久的「台灣拓殖銀行」，以繼承台銀的債權及債務。

3月21日，台灣方面發給後藤的數通電報，首先說明經與台銀理事久宗董商議，為防止東京地區銀行擠兌或歇業的消息引起台灣人心的不安，已要求島內各大報社停止這類新聞的刊載。而島內報社亦體諒此情形，除表示將慎重處理台銀新聞外，將再以社論的方式緩和人心。更重要的是上山接受後藤上述建議致電首相及大藏大臣，大藏大臣在回電中明白表示政府將極力援助台銀，因此無須憂慮。此外，台灣總督府獲此明確的態度後，已立即對所屬州廳發布訓令，以安定人心云云。實際上，台灣總督府與台銀之間始終維持相當程度的聯絡，同時亦各自摸索應對的策略。

台灣總督府基於統治的立場，深恐台銀問題不可收拾，因此始終就最壞的情形，作各種評估及策劃，同時仍舊對台銀提供所需要的協助。台灣總督府試算台銀問題在島內引起各銀行的擠兌金額規模約在2,000萬圓左右，被領取出來的金額預估一半會被窖藏，另一半則以郵政儲金的方式回流金融體系，因此照會台銀應事先取得大藏省允許1,000萬圓的額外發行。

而台銀內部亦開始重新檢討與鈴木商店的關係，儘管兩法案通過使得日本經濟呈現一時性的小康狀態，然而鈴木商店的問題已然政治化並且成為社會注目的焦點，加上台銀本身的資金周轉亦陷入極度困難，因此台銀高層決定終止對鈴木商店的資金融通。但是，台銀這項自衛的措施，似乎為獨斷的決定，事後才取得後藤的認可，更重要的是此舉造成日本國內認為台銀捨棄鈴木商店的理解，於是引起前述高橋所指的第二波恐慌。

-------------

我今天才知道天海祐希演的「鈴木商店的頭家娘」，其中的鈴木商店原來跟台灣大有關係。
1920年代日本發生的昭和金融危機，其震央就是當時三大商社之一的鈴木商店宣告破產了。
說起來，鈴木商店的底子並不算殷實，在明治時代也不過就是神戶地區的一個砂糖批發商而已。為何能在大正時代，短短不到20年的時間，就能而當時的老牌商社三井、住友和三菱，並駕齊驅，甚至超而越之呢？
原來鈴木商店的靠山居然是台灣。這個賣糖的雜貨店雖然小，但卻很早就看出台灣的潛力，所以深耕甚早，幾乎壟斷了台灣樟腦的貿易。後來又和當時的地下總督，也就是頂頂大名的後籐新平搭上了線，從此一飛沖天。全盛時期，當時的台灣銀行甚至把70％的錢都借給了鈴木商店。
當然鈴木商店宣佈破產，台灣銀行也等於垮了。不過台灣到底離日本本土是天高皇帝遠，可能也用上了類似現在希臘政府搞的資本管制措施，這樣撐了好些年，才把台銀的爛攤子收拾了。
那天看到辜大少捐了新舞台做為文藝表演場所，也不要容積率，等於價值是10億，然後就跟後籐新平一樣是醫生的柯P，大握其手，捧得不肉不麻的，不禁感嘆，真不愧是日治時代就是大商賈的百年家族阿，一出手就打通任督二脈了！眼光短淺的暴發商人，可能到現在都還看不清風向在那邊胡鬧著呢，而真正的百年大賈，卻早在暗地裡已經下好重注了！
-------------
民國16年(昭和2年,西元1927年)的日本大恐慌,是日本資本主義經濟史上的大事件,而恐慌的高潮是由臺灣銀行與鈴木商店的關係激發出來的.民國8年(1919年)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全國景氣上昇之頂點,翌年漸趨下坡.彰化銀行在民國9年(1920年)的營業報告書有記載臺灣的經濟概況,可推測當時之情形.民國11年(1922年),大阪石井定七(名滿天下之借金大王)倒閉,鈴木商店被牽連,信用大為動搖,間接影響台灣銀行的信譽.民國12(1923年)年09月01日,東京發生大震災,政府施行戒嚴令、暴利取締令、支拂猶豫令,經濟界經此打擊一蹶不起.鈴木商店的虧空拖垮台銀,矢內原忠雄教授在其大作《帝國主義下之臺灣》對臺灣銀行越軌的行為有所感嘆;後來井上準之助為首組織委員會,痛烈非難台銀不守本份.民國16年(1927年)政府提出「震災支票損失補償公債法」及「震災支票善後處理法」,於03月23日通過議會.在議會中將台銀與鈴木商店的內幕暴露無遺,遂引起擠兌現象;台銀無餘力支援鈴木,03月28日停止對鈴木的融資,臺灣銀行於04月18日亦告停業,牽連之大已影響整個日本金融經濟.04月25日,日本決定發布三週間支拂猶豫緊急敕令,除了臺灣外,日本全國、朝鮮、關東州等地均見實施.臺灣金融之可以平穩無事,原因是:1.距日本本國遠,人心不安影響較少.2.臺灣人對資本主義認識淺薄,感覺較為遲鈍,減少無謂混亂與犧牲.政府在05月04日提出「日本銀行特別融通及損失補償法案」及「臺灣融資法」,維持臺灣金融機構的機能,在二億元的限度內融通其資金.根據該法而受融資者有臺灣商工銀行及華南銀行.彰化銀行拒受此法救濟,證明本身根基之堅實.

------------------

1927年昭和金融恐慌台灣銀行危機並非單一放款授權不當造成，由於日本富國強兵殖產興業，資本主義興起，扶植私人產業，一次戰後又遇到不景氣，日本金融界也一片休業...

-=============================

西原借款pdf---------------download

西原借款是1917年至1918年間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簽訂的一系列公開和秘密借款的總稱。 因日方經辦人是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寺內正毅摯友西原龜三而得名。

1916年6月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病逝，由副總統黎元洪繼任，由國務總理段祺瑞掌握實權。同年10月日本大隈重信內閣辭職，原朝鮮總督寺內正毅組閣上台。寺內內閣調整了日本對華政策，停止支持中國南方革命黨人，唯一支持段祺瑞政府，增加對華經濟援助，力圖維持和擴大日本在華利益。而段祺瑞感到自己麾下的皖系軍閥不易控制，故需要借款編練效忠自己的軍隊。[1]自寺內正毅1916年10月上台之後，立刻派其私人幕僚西原龜三多次前往中國秘密訪問，並以日本興業銀行、台灣銀行、朝鮮銀行三行的名義，於1917年1月20日與中國交通銀行（隸屬於中國政府交通部）總裁曹汝霖簽訂了第一批借款500萬日元的合同。之後又有第二次交通銀行借款2000萬日元；有線電信借款2000萬日元；吉會鐵路借款1000萬日元；黑龍江吉林金礦森林借款3000萬日元；滿蒙四鐵路借款2000萬日元；山東濟順、徐高二鐵路借款2000萬日元；參戰借款2000萬日元。總共八項借款，合計14500萬日元。貸款的抵押物包括中國山東和東北地區的鐵路、礦產、森林等。

中國接受借款後，日本加強了在山東的存駐，1917年9月29日在青島設置了民政署（1918年中日山東秘約協議廢除但機構依然存在，直至1922年中日簽訂《中日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後正式廢除）[2][3]。也在濟南駐軍[4]，並且控制了膠濟鐵路以及滲入了中國軍械製造[5]。

西原借款所得款項日後用於財政性支出占65.22% ；軍費占總支出占25.40%。[6]曹汝霖表示有這筆錢之後，政府財政壓力得到緩解，「官員無欠薪，軍警無欠餉」。[7]當時的財政部官員周叔廉表示日方對借款的條件並不苛求[8]，1925年，國民政府成立後以「賄選總統之下的北京政府所借的外債概不負責償還」而停付本息，日方還因此血本無歸[9]，日本政府必須發行債券以救濟日本興業銀行。日本國內指責該項借款實乃賣國之舉，勝田龍夫也認為西原借款是無效的「泡沫借款」。[10]

西原貸款的失敗，造成日本對中國的不滿（日本給中國鉅額優惠貸款，中國仍故意賴帳），是日本侵略中國的遠因之一。

臺灣銀行各店 成立時畫面
西元1899年（日本明治32年）株式會社臺灣銀行正式營運後，除在臺北設置本店之外，同年與次年又分別在淡水、新竹、臺中、臺南、宜蘭、澎湖島、基隆與高雄設立支店，建立臺灣北、中、東、南各區的營業據點。
1910年代，株式會社臺灣銀行又逐步增設嘉義、南投、屏東、花蓮港、臺東、桃園等支店，也顯示日本在臺灣的經濟經營，逐步向內深入。1934年（昭和9年）設立的彰化支店，是株式會社臺灣銀行在臺最後一家設立的支店，至此臺灣本島與澎湖，共有十六個株式會社臺灣銀行的分支據點。
http://museum.mof.gov.tw/ct.asp?xItem=3772&ctNode=42&mp=1
唯淡水及彰化沒有圖片
新竹沒有舊照用戰後代替
臺北州（4）
新竹州（2）
臺中州（3）
臺南州（2）
高雄州（2）
花東澎湖（各1）

​​

很喜歡這張日本時代BANK OF TAIWAN的照片。設在新加坡的台灣銀行，門面像是國際名牌精品店。
台灣銀行於1899年9月發行的臺灣銀行券，我對這段歷史好奇卻也不是很懂，所以提出金融方面的兩個問題，想請教有較多涉獵的朋友：
一、台灣被納入日本領土後，為何發行「臺灣銀行券」，不從日本輸入日元作為通貨使用？
二、當時日本是金本位國家，假設日本境內的黃金庫存量不變，發行「臺灣銀行券」，會不會導致日元的貶值，日本是否有自行註銷部分的日元，以容納等值的「臺灣銀行券」？
photo@台灣回憶探險團